张成觉：反右干将剪影文字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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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总管胡乔木——反右干将剪影

张成觉


数反右干将，当然少不了胡乔木。因为他是中共文宣总管，地位在‘文艺沙皇’周扬之上。其受毛宠信的程度，亦大大超过周扬。

然而，在此前的整风鸣放初段，他并未摸准毛之心意，以致其主管的《人民日报》，一再受到毛的严厉批评。

4月9日，毛召见胡与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责备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倒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毛说到兴起，语气凌厉斥责道：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句重话，在他次日召见邓拓为首的人民日报编委时，又重复了一遍。不过，受过者不再是在场的胡乔木，而变成邓拓。

对此，奉召一同晋见的王若水回忆道：‘其实，这事不能怪邓拓。《人民日报》曾写了一份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传计划送上去，被胡乔木压下了。实际情况是，当时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情绪，胡乔木就是一个。但胡乔木也有借口；文革结束后，他在一次会上说，毛在离京之前告诉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暂时不要宣传。后来胡乔木一看形势不对，才赶紧在四月十日（即毛批评的当天）发表了社论《大胆放手，贯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267页）

显然，胡是9日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该文由王若水执笔，毛阅后‘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王称胡‘作了不少修改’。（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77页）由此，胡脱了干系，仍然继续受毛之命领导《人民日报》。邓拓成了替罪羊，此后不久即被吴冷西取代总编辑的位置。

几天后，毛‘将4月13日的香港《大公报》批转胡乔木：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该文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毛之称赞，‘大概出于文章概括地指出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177页）

又过了十天，毛把4月24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上写下一段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同上，177页）

4月30日，毛将《光明日报》前一天见报的一篇文章，批转胡要其安排转载于《人民日报》，文章原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者是北京大学李汝祺。毛亲撰按语，改题作《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变为副标题。胡当然遵嘱照办。

此后，‘胡乔木开始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同上，178页）在毛的一再督促下，他必须行动起来。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撰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

6月7日，毛写信给胡，‘要他将《文汇报》上刊登的《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在北京报刊上转载。’（同上，199页）当晚，毛召见胡与吴冷西二人。

吴回忆道：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同上，200页）

接着，毛‘解释了4月9日那次严厉批评，说当时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指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当时批评你们死人办报，是想猛击一掌，使你们清醒过来。毛接着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实际，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胡乔木接受了毛的批评，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最高国务会议后，《人民日报》曾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没有说更多的话，大概是太忙的缘故。他顺手拿起那篇修改过多次的社论稿《这是为什么》，又翻开改了几处，交给胡乔木，要胡安排报纸和广播8日同时播发。’（同上，200页）

显然，‘毛对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最近一段工作是不满意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证实。’（同上）

6月13日，胡收到毛派人送来的一份《北京日报》，其上有毛两段批语：

乔木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导，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
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导。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阅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边，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
有些八股味，例如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胡阅此后‘如坐针毡。他连夜赶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次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发表了。’（同上，201页）但比同日同版刊登的毛所撰《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明显的相形见绌。甚至赶不上同时见报的姚文元那篇《录以备考》（转载）。

到6月下旬，胡才‘总算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他写了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刘少奇`毛泽东先后作了修改，是一篇著名的重头文章。

7月8日起，胡撰写了四篇《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深入》（8日）；《党不能发号施令吗？》（10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18日）；《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23日）。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半个世纪过去，反右运动虽未平反，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的右派都获改正了。胡的这些大作自然也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倘用‘各为其主’的角度，对胡当年的作为似无需深责。没有胡乔木，也有张乔木，李乔木写这些‘檄文’的。从1941年2月起就担任毛的秘书的胡乔木，必然要充当这场政治运动的第一号干将。其功罪是非，历史自有定评，笔者不打算多说。

但有一件事应当补叙一下：1938年5月初，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师生们高唱冼星海谱曲的校歌。歌词开头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 词作者是时任该校教务长的胡乔木。

当时中共总书记是张闻天，毛尚未成为第一把手。但以上歌词已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味道。由此看来，胡搞毛的个人崇拜，实在王稼祥`刘少奇提出‘毛思想’之前。

转自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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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的无情、无奈与无辜——57干将剪影之二

     毛在施展阴谋/阳谋方面，确有其出神入化之处。抓住‘民主人士’卢郁文那匿名信事件作契机，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反击右派’，这固然是高招；用另一个‘民主人士’吴晗冲锋陷阵，点章罗储之名，发马列毛之矢，射‘右三论’之的，堪称擒敌先擒王之举。

     诚然，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反过来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也是对的。6月8日《这是为什么？》发表，工人老大哥马上紧跟，6月10日《工人说话了》见报，配合不可谓不紧凑。但大知识分子悠悠之口，到底要出动大知识分子对付。所以，发表《工人说话了》的同日，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吴晗谈话，题为：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
   
     他是6月9日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表态的，‘因为他们（指章罗储--张注）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6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头一天吴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的长篇谈话，并冠以四行黑体标题：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污蔑
   
     真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吴文一出，全国响应，右派诸人，悉被噤声。面对如斯景象，我们吴教授的心情，大概与当年李陵初战告捷相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
   
     不过，由于伟大领袖自言他的心‘与鲁迅想通’，故吴教授也遵奉‘费厄泼赖必须缓行’，继续‘痛打落水狗’。于是，7月7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晗又登台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明白晓畅铿锵有力’地慷慨陈词：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鼓掌）
   
     （6月6日）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历史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长时间的鼓掌）（以上转引自李辉编著《书生累 也说吴晗》，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163-165页）
   
     这里不妨借曹植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943年加入民盟的吴晗，抗战期间与章罗同样争取民主自由，同是大知识分子，为何14年后如此绝情，对于坚守民主自由理念的章罗口诛笔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非但如此，吴与章罗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农村，并非大户人家出身，都是通过自身顽强的努力，苦读成才的。以毛的划分，均属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理说，应有不少共同语言，何以一下变得你死我活般水火不容？
   
     回顾吴晗早年走过的路，或者可以找到他内心世界的某些影迹。
   
     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家道中衰，经济拮据。他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由时任该校校长的胡适推荐发表于《大公报》，就凭所得80元稿费赴北平报考北大，两次均因数学零分而落榜。其间胡适请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为之谋职，吴遂于该校图书馆工作，栖身之余完成《胡应麟年谱》，获学界重视，次年清华破格录取之，并直接进二年级。在学期间，又是胡请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安排吴晗任整理清室大内档案工作，月薪25元，从而将其学杂费生活费全部解决。1934年顺利毕业。另自1930年起，吴即多次致函胡适求教，胡曾回函予以指导。所以，说胡乃其恩师，是十分确切的。
   
     中共建政后，于53年狠批胡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吴晗也曾参加，但他向几位密友流露过：‘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煞的。’（同上书，159页）可见被迫批胡之无奈。
   
     可能正因为与胡适的这段因缘，吴晗在整风鸣放期间保持缄默。而后来开始反右，他突然变为最先亮相的左派干将，是否包含表明心迹---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考虑？笔者无意对此深究，只想就毛与他的关系再说几句。
   
     49年毛还在西柏坡村时，吴曾进呈其所著《朱元璋传》，毛阅后极表赞赏。北平‘和平解放’后，吴出任市军管会副主任，负责接管清华，就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旋又当选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时年40岁。可谓春风得意，宠幸甚隆。59年因胡乔木授意，吴迅即大写海瑞，直至完成剧本《海瑞罢官》，投毛所好，不遗余力。不料拍马屁派到马的屁股上，竟被认为意在给彭德怀翻案，于是大祸临头，文革中全家遭殃。
   
     说吴为彭翻案，实在无辜。更无辜的是其家属。
   
     吴妻袁震，是‘大革命时期’（1927年）的中共党员，患病30余年，盛夏不离棉衣，文革中被关进‘学习班’，在冰冷的水泥地睡了一年多，两腿瘫痪。69年3月17日被放回家，当晚病发，急送医院，因其为吴妻，院方虽勉强予以抢救，‘却未给必需的药，拖至18日凌晨，她只丢下一句话：“妈妈就想。。。喝点稀粥。”随即，停止了呼吸，却未能闭上含泪的眼睛。
   
     同年10月10日，在一边吊针输液，一边突击审讯的阜外医院的病榻上，吴晗也撒手人寰。。。’（同上书，177页）
   
     吴死后尸骨无存。‘过了很久以后，吴彰才听说，当时“爸爸带着手铐被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想爸爸是不会向江青`姚文元一伙低头的，所以他们采用这样的手段杀死他。”’（苏双碧`王宏志《文革第一冤案》，天地图书，2000年，253页）
   
     吴彰是吴晗养子。袁无生育，从孤儿院领养了两个孩子，小家庭曾经很温暖幸福。但浩劫降临，顿时苦不堪言。养女吴彦尤其惨绝人寰。她是在75年‘批邓’时被捕入狱的，当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吴彰回忆道：‘他们又给她戴上脚镣，。。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许多医务人员看了为她落泪，甚至连被派去看守她的公安人员也掉下了眼泪。’（《文革第一冤案》，254-255页）76年9月23日，她含冤而死，以死抗争，终年22岁。
   
     据说吴晗死前在狱中高喊：‘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书生累》，176页）
   
     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吴晗，也跟邓拓一样属于书生。但邓比较清楚毛的横暴本质，吴却至死无所觉察。49年夏天，毛在北平接见从香港经海路来的高级民主人士时，曾开玩笑说，你们上了贼船了。吴晗不在这批人之内。但事实上他也上了贼船，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发人深省？
   
     （0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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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班头心窍迷——记郭沫若（反右干将剪影之六）/张成觉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这是76年10月郭沫若填的‘水调歌头’前半阙，曾在大陆传诵一时。尤其经过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的演唱，迹近家喻户晓。被中共封为‘文化旗手’的郭氏，无疑确属才子。
   
     然而，这位49年以后直至78年的大陆文联主席，其人格品德遭人诟病之处，真是不可胜数。57反右期间的表现，尤令人齿冷。
   
     当时郭氏身兼多项要职，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但他又是所谓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是不少有分量的批判发言，都出自其口中或笔下。
   
     5月27日，即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10天，《光明日报》记者问他‘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就答称：‘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其时郭是否已获悉《事情正在起变化》（黄秋耘是5月18日晚在邵荃麟处得知，周扬来电告曰风向‘转了’，即整风‘转’为反右；郭同时亦获周打招呼大有可能）。不管怎样，郭以科学院院长`文学大师之尊如此回答，无异于公然替当局违背‘言者无罪’的承诺找借口，也可视为给毛‘引蛇出洞’的‘阳谋’预作辩护。
   
     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一日，毛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对因言获罪的右派作这样的分析：‘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也就是说，言与行之间的区别也不承认了。这种强词夺理，和郭的上述答记者问，堪称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而郭本人在反右正式拉开战幕后，非但主持多次高规格的重大批判会，更以斗士的身份直接上阵。例如对冯雪峰的清算，他就当仁不让地亲自出马，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抓住冯的历史旧账做文章说：‘二十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的作怪，今天被揭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人民日报》，57年9月28日）
   
     冯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曾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周扬则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两者发生争论，而冯周早有过节。因毛已封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旗手，周扬‘不好说他什么’。若将冯打成右派，便可‘由他来承担蒙蔽鲁迅的责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就容易写了。’（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478页）郭很清楚个中原委，又知道毛对冯‘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极力偏帮周扬，打击资格更老并且参加过长征的冯雪峰。
   
     在反右高潮中举行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郭作了大会发言，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是针对民盟中央五月份的一份文件而发的，该文件名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意见》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和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的一个工作组草拟，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一共提了五个问题。而郭竟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可谓小题大做。
   
     对于第一条意见，即‘保护科学家’问题，郭驳斥曰：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郭这番话确有分量。只是他所引的那句知识分子遭浩劫的话，并无出现于《意见》中，乃郭移花接木‘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而且，原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520页）何况，这层意思其实‘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71页）周说就行，民盟跟着提出就不行。这是什么逻辑？
   
     第二条意见提出，‘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郭称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科学工作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堂堂科学院院长如此立论，‘这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同上，520-521页）
   
     第三条主张‘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郭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他用下面这段话阐述‘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同上，521页）
   
     四是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郭反驳称，‘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五是指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郭在此次大会发言中未予批判，因为‘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同上，522页）
   
     两个多月后的9月18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人民日报》，57年9月19日）
   
     意见书上有的，郭要批判；意见书没有的，也要批判。郭在人代会的发言称：‘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郭的话意味着，‘没有提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同上，522-523页）
   
     郭总结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人民日报》，57年7月6日）
   
     非但如此，在7月14日中科院召集的座谈会上，郭以主持人的身份，质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人民日报》，57年7月15日）曾`钱二人欲辩无从，后来都被划右派，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中罕有的罹祸者。
   
     相比之下，郭对社会科学方面的异见者凶狠十倍，因为中共有意识地保护一些自然科学家，周`邓都为此特别发出指示。而‘社会科学界可没有这样幸运了。’（《反右派斗争始末》，530-531页）
   
     他在中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诬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人民日报》，57年9月19日）
   
     他还批判了北大教授陈振汉，说陈‘秉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把这位经济学家在五`六月间和另外五名学者教授，集会座谈后写成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说成是旨在夺权的大毒草。尽管该文没有最后定稿，从未发表过。而且第二稿还‘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不了关。’（《反右派斗争始末》，538页）
   
     9月16日，郭在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对著名学者叶公绰`宋文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也都进行了批判，说什么‘革命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为中共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辩护。另一方面则把提出善意批评者推入泥潭。（《人民日报》，57年9月30日）
   
     今天看来，郭的批判发言完全经不起推敲。但当时被批判者根本没有自辩的机会。他当年是大获全胜了，其实在历史上留下污点与笑柄。
   
     有论者指出，郭打压异见者，吹捧当权者，尤其对斯大林`毛以及江青的阿谀奉承，简直匪夷所思。诸如：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斯大林’俄语意为‘钢’---张注）；机舱内外有两个太阳（为毛摄于飞机上的照片题诗）；江青同志，我们向您致敬（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当面向江朗诵）。如此等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其目的为求自保，却未能完全如愿。批林批孔中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当面羞辱他。他要一再向毛写诗认错忏悔。更可悲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在67年和68年，因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其第三任妻子于立群亦于他死后的1979年自缢去世。他和他的至亲落得此种下场，莫非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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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即属真豪杰？——记史良（反右干将剪影之四）/张成觉

    记得还是在广州读小学六年级时，刚改朝换代，某日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些时事政治资料，让我们抄下来。其中有一则，题为‘中枢四女杰’，后面是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和许广平四人的名字。宋`李`许分别为孙中山`冯玉祥和鲁迅夫人，均以其夫知名，于我而言并不感到陌生。老师介绍说，史良是大律师，任司法部长。她和担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是政务院仅有的两名女部长。
   
    放学回家，讲起这事，本身也是律师的父亲便说：史良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6年因主张抗日，被当局逮捕，举国瞩目，轰动一时。
   
    历史往往会出现某种重复。21年后，史良再度成为受人瞩目的人物，那是因为她在反右之初的6月14日，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一招把老练的政治家章伯钧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章本来就是因看了社论‘气不顺`想不通’，‘想找个人说叨说叨’，而前来这位多年挚友家里的。听了史的问话，他不但没有产生警觉，反而大发议论，宣泄不满。如同‘竹筒里倒豆子’，‘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之后，才无比畅快地回家。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以上引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4页）。
   
    他万万想不到，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也像‘竹筒里倒豆子’一般。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说：‘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那是史良发言的第三段，也是震撼力最强的一段。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同上书，21-22页）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同上书，22页）
   
    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李健生阅后，为之目瞪口呆。愤懑之余她责怪丈夫之不智道：‘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章未置答。但其后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接受良心的考验。’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同上书，23页）
   
    我们无从知道史良此次发言之前的心情。但有两个事实不妨补充一下。
   
    一是反右之后，司法部撤销，不知与史良上述发言的第一段有无关系。在该段她给司法工作提了意见。章诒和认为，‘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同上书，17页）但在此前后，毛对刘少奇提出要抓紧制定法律的回答是：要法律干什么，那么多年没有它我们不一样过来了？（大意）史良对本职工作的热心，可能适得其反。即所谓‘冷面贴上热煎堆’了。结果，史良的部长当不成，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她的发言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按说，如此旗帜鲜明，‘功在党国’，理应更加给予信任与重用。然而实际并非如此。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情况与卢郁文有某种相似。
   
    63年6月11日，沈钧儒病逝。人皆以为史将接任民盟主席，不料被起用的是中共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看来，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不是自己人，到底不放心。
   
    ‘据说，自那以后史良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同上书，24-25页）
   
    1967年8月22日，杨明轩病逝。民盟主席空缺。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时在79年10月，她已高龄，望八之人（79岁半）了。
   
    史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57年与知己老友章伯钧和亲密朋友罗隆基一刀两断，但她并非无情之人。文革时期的66年冬，她被批斗，有人将其早年写给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原先她的腰被‘弯得低低的’，这时，她‘直起腰回答：“我爱她。”’
   
    对此，目击者章伯钧认为：‘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章诒和评论称：‘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1957年以前。’（同上书，25页）
   
    啊，1957，1957！如果没有1957，史良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又会是什么样？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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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恶狗姚文元——反右干将剪影之五/张成觉

    80年代初江青在大陆应审时说过：‘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就咬谁。’这真是一句大实话。

    在‘四人帮’中比她低一辈的姚文元，同样是毛的一条狗，但可谓后来居上，连毛没吩咐他咬的，也乱咬一通。所以，应名之曰一条恶狗或疯狗。其咬人，始于55年反胡风。
   
    当时他撰写长文，题为《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极力‘夸大胡风的罪名，并教训上海文艺界人士不要存温情主义，要投入反胡风的行列。’（丁望《姚文元毛远新评传》，明报月刊社，1979年，40页）而资料显示，‘姚文元同胡风也早有来往。还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受姚篷子（其父--张注）之命，来往传递稿子信件`赠送土产，充当胡凤同姚篷子之间的联络员。’（《衣钵相传 同出一源》，《人民日报》77年5月21日）
   
    既然对于父执好友也如此绝情，则对非亲非故者更加心狠手辣，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在57年的崛起，首先归因于抓文汇报的小辫子。
   
    事缘当年5月25日，共青团八大（即青年团三大）闭幕，毛接见与会全体代表时讲话，点出坚持中共领导与社会主义这两条。对这同一新闻稿，几家报纸编排迥异。‘《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430页）
   
    姚文元‘独具慧眼’。他为此写了短文《录以备考》，发表于6月10日的《文汇报》。文中‘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然后评论道：‘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同上）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它，并且借这个由头，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毛还夸奖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同上书，430-431页）
   
    应当指出，姚之受毛青睐，不自《录以备考》始。此前的3月10日，即在毛亲自号召整风之际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时，谈到宣传的片面性问题，毛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9年，400页）
   
    对此，徐铸成接着写道：‘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同上）
   
    尽管徐铸成不解其故，但这位忠厚的老报人事后如实告诉姚：‘毛主席还提到你，说你的杂文比李希凡`王蒙写的较少片面性呢！’姚闻此‘红着脸微微一笑’。（同上）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得到‘最高’的嘉许，姚文元自然气壮如牛，凶猛如虎了。于是，他在反右中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积极‘参加各种“声讨右派”的集会，在上海的《文艺月报》`《萌芽》半月刊，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月刊，发表了大量文章。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下列几篇：
   
    《驳施蛰存的谬论》，载《文艺月报》十七期（九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人民文学》九月号；《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艺月报》十月号；《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十一月号；《论‘探索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十二月号。
   
    这些论文罗列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教条，任意给作家捏造罪名。他总是挑选作家的一两句话大兴文字狱，大翻旧帐，把许多小事都牵扯到政治上去，只求增加罪名扩大罪责，而不管是否言之成理。’（《姚文元毛远新评传》，43-44页）
   
    例如他批判时任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的许杰，针对许50年参加土改时的诗句：‘月夜泛舟搞土改，手扶栏杆过小桥’说：‘好一个“手扶栏杆过小桥”的许杰，在那样一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他只消在“月夜”轻舟之上就参加了土改，这究竟是自述其才华盖世？还是表现了他超然世外的闲情逸致？实际上这只是一纸寄给蒋介石的很好的备案文章，看吧！对共产党的土改运动，我是这样搞的！’
   
    ‘这段话真是蛮不讲理，这也正是姚文元的最大特色，难怪许多作家都称他为“棍子”了。’（同上书，44页）
   
    说实在的，当年姚文元抡起棍子，就像金庸《飞狐外传》里的苗人凤，‘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有毛作后盾。一批延安时代的老作家，诸如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人，甚至还有冯雪峰，黄秋耘，巴金，方纪都成了运动的靶子。据说，周扬曾向毛汇报，讲丁玲，艾青等鸣放中没什么言论。毛答称，那就翻老账。于是，根据毛的指示，《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刊出专辑，名为《再批判》，对丁玲等大张挞伐。姚文元充当了很重要的打手。
   
    他先后在《文艺月报》和《收获》双月刊上发表长文，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早期作品，前者用了毛的话做标题：《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割裂历史，横加罪名。他率先清算方纪的《来访者》，在《文艺报》发表《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指其为‘丑化社会主义社会和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作品’。方纪时任天津文联兼作协领导，和丁玲`艾青都被打成右派。
   
    姚文元用笔向艾青宣判。他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结束了。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358页）
   
    上述《人民文学》九月号批何直（秦兆阳笔名）与周勃的文章，是姚一大力作，长达三万余言。跟批艾青一样，没有逻辑论证，形同判决书。文中举了李国文的《改选》为例，指其受了修正主义思潮影响。李即被划为右派。
   
    他还对巴金发起攻击，企图将时任上海文联兼作协主席的巴金轰下台，以便改组文艺机构，使自己得以升迁。但未得逞。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篇著名的《录以备考》中说：‘这回好在文章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可见其早以‘棍子’臭名远扬。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就说过姚‘简单粗暴’，是‘棍子’和‘框框’。老作家夏衍`巴金也对之深恶痛绝。（《姚文元毛远新评传》，54页）
   
    不过，由于张春桥`柯庆施的支持庇护，更由于毛的偏爱垂青，姚文元的政治行情一直看涨，文革时期更臻于高峰，一度排在第十一位，仅次于九名常委和江青。他主管舆论宣传，犹如纳粹的戈培尔。不过，树倒猢狲散，毛一命呜呼之后，名列‘四人帮’之末的姚文元，迅即与其同伙一起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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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霸天’陶铸的升沉——反右干将剪影之三/张成觉


     ‘广西剿匪四十五万，杀人四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广西应该杀。’

     这是1951年初陶铸与毛的来往电报。见于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天地图书，2000年，122页）。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一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
   
     当年11月，陶被毛调至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位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之下。其后陶重用赵紫阳，结合镇反`肃反，在土改中大开杀戒，并整肃本地干部，受到毛的肯定与支持。未几，叶剑英被调离广东，陶铸正式登上南天王宝座。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5月15日，省委制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此前的14日和隔天的16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党内指示，表明就要进行反右的意图。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引蛇出洞’。
   
     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中文系教授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
   
     政治经济学教授林楚君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
   
     中文系教授詹安泰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该进行检查。’
   
     陶铸一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着，甚至插上一两句话以示鼓励。会议结束前，他特地添上几句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他还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他是不会报复谁的。’‘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
   
     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引文及资料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6年，204-205页）
   
     与全国一样，民主党派被列为反右重点。‘到运动结束时，全省的民主党派中共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当时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8076人的百分之二十。据统计，全省共错划了36610名的右派分子。’（《古大存沉冤录》，149-150页）
   
     如果说，上述成绩未必足以使陶铸成为无人能及的反右干将，那么，他所策划的反地方主义，便绝对是举国只此一家的独创另类反右。‘为了对提意见者`对‘地方主义’言行进行反击，广东省委在反右派过程中，交叉地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一次“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实质上是在划右派之后，又划了一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地方主义分子。如，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长征老红军卢伟良被划为极右，检察长`久经考验的长征老红军干部云广英，仅仅因为对省委某些领导干部有意见，就被作为‘地方主义’撤了职。’（《古大存沉冤录》，150页）
   
     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同上书，156页）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而古大存`冯白驹两位中共老干部，则成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受到严厉处分，直到1983年2月9日才获中共中央彻底平反。
   
     应该说，陶与古`冯等人的矛盾，实质是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矛盾。而陶本人，最终也在这种派别斗争中落得十分悲惨的下场。
   
     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引致江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1999年，461页）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一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昏昏迷迷地睡着就讲谵语，有时听到在叫亮亮。’（陈直刚 黄从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9页）
   
     亮亮即其女陶斯亮，是个医生。1978年12月陶获平反后，她写了一篇悼念亡父的文章，长达一万多字，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新华社与各报分别予以播发，颇为轰动。看来，她继承了乃父的若干文学细胞。
   
     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略有文才，曾出过两本书：《松树的风格》和《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分别以其两篇散文作书名。前一散文收入大陆中学语文课本。他也会写旧体诗，69年10月遣送安徽，与其妻生离死别之际，留下一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此前，67年8月写过一首《满江红》词赠给他女儿，颇见父女情深。
   
     纵观其一生，无疑属于毛的忠实信徒与走卒，毛昵称他为‘我们党的一头牛’。因他的牛劲--蛮横固执，且不说前述剿匪`土改`镇反滥杀无辜，之后历次运动中亦害人无数。而其遭毛抛弃则引人深思。伴君如伴虎，皇权专制下此类事例层出不穷。故陶诗自称‘心底无私天地宽’，实质并不确切。中共标榜‘立党为公’，纯属欺人之谈。说到底，无非维护一小撮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已。工人农民不依然受苦受难？何来‘无私’？
   
     末了还要提一下陶妻曾志。此人一表人才，知名女诗人柯岩1965年在广州慕名求见，还有竞艳之感。她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上过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加入中共，时年15岁。初上井冈山时她‘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96页）当时毛贺尚未结合，但两人常闹着玩。一次曾见到他俩正逗乐，毛竟招她过去，‘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她气得转身就走。因为她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是毛的学生，正在袁文才部队任党代表。她觉得毛‘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同上书，97页）
   
     后来贺怀孕，毛要上前线，特地托她照顾贺。由于这个渊源，延安时期毛对曾志很客气。1964年底毛生日家宴摆了三桌，她和陶铸夫妇俩应邀出席。69年陶死后，毛对曾仍网开一面，特准她回京享受离休待遇。
   
     她结婚三次，首任丈夫夏明震，是中共著名烈士夏明翰的胞弟，1928年遇难。第二任丈夫蔡协民，1932年被中共中央认定为‘社会民主党’而‘甩了’，34年调回厦门后被捕遇害。但曾本人倒得享天年，1998年6月逝世，终年87岁。上帝慈悲，不因其为陶铸之妻而使受株连。在这点上，毛说过的一句话并不错：‘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大意）’。（同上书，506页）可惜，毛时代株连成风，许多受害者无曾志之幸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