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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军歌是怎样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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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21:4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军歌是怎样变迁的( l! c( l8 n$ t! S

4 h+ Q8 u5 x2 E, ]  {4 \/ x  从“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军歌歌词的变化轨迹,也是大时代变迁的缩影,记录了包括军歌歌词作者公木在内,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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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杨敏, p+ `' _! g7 V/ j

; @$ \; r, B8 p/ H  2008年,财讯传媒集团常务副总裁杨浪花七百块钱在潘家园淘得数册歌本,其中一个歌本名为《大众歌集》,1949年由北平书店出版。歌本的主人叫张川忱,封面上仍有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名字。杨浪喜好历史收藏,十余年来流连于潘家园、报国寺等旧货市场,常常能在一堆破旧物什中有惊人发现。曾经参过军的杨浪对于军歌有着特殊的记忆与情感,他发现这本《大众歌集》中的第一首歌——《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型为创作于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与现在广为传唱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事实上,这个1949年版本的歌词也并非是真正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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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9 f4 k  c8 M$ {- n( `( \  那些“飘扬的旗帜”8 G' y4 X5 |: c6 @

+ W) I1 Y4 U( s+ k2 P  2010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创作者公木的百年诞辰纪念。公木本名张松如,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是著名诗人、学者。公木曾参与修订《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并先后出版诗集《十里盐湾》《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 b5 Y* o/ r! V9 a, E$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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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公木夫人吴翔在赴公木家乡河北辛集市参加纪念活动之前,先行来到北京,与公木的学生们相聚。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供了公木创作于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歌词,以及公木1960年代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手稿,同一首歌,但歌词相异,吴翔提供的这两份歌词均对改动的地方作了标识。8 V) P$ P8 ~$ V

$ ]( ?0 h: v/ G; c8 L+ W  改动最多的一句歌词,是1939年原始歌词版本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的版本中变成“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脱口唱出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人们熟知的军歌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2 ^  K" h1 k6 ~; l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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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版本中,歌词最后一句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词是“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G6 u$ L; H3 f  P. t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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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歌词乃形势所需0 t" {+ N$ x4 E+ U/ 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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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军歌歌词何时被修改,又因何被修改?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军乐史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这些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十多年前,李诗原便去总政档案馆搜寻史料,但所获甚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期间曾与解放军档案馆联络,但被告知1950年以后的军事档案还未解密,需请示中央军委批复之后才能查阅。! L  V, O: w9 u& @: [1 h% t(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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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各地部队都在修改这首歌的歌词,不一样的版本很多。”作为公木的夫人,吴翔对于军歌歌词的变化比常人更为敏感,“那都是国家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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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8 ^& X8 J- W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军歌的歌词也与时俱进。譬如杨浪所藏的军歌版本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军歌版本就大不一样。前者据杨浪分析,应该是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时,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时所用,而后者为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时所唱。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都将抗日的号召改为“讨蒋”的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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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m( P+ A; }; W  至于“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如何改编成“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吴翔回忆:“应该是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歌词就立刻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这一说法得到了李诗原的认同:“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这首歌的歌词就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 V+ _9 N) o! @  c4 {

# u" g' G1 a1 T% C: B0 j  不过,“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什么时候成为统一传唱的版本,记者至今仍未找到公开史料可以考证。, H) w1 O) M  c! ~0 U

' C! u+ a! p3 `- _  自由创作的军歌/ D8 h! O$ f9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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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的延安,燃烧着自由与民主的圣火,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这种精神被斯诺写进《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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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一年,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后,他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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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中的延安,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正如《延安颂》里写的那样——“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唱歌,早已不是单纯的娱乐,而被寄寓了热切的革命理想和战斗豪情。毛泽东曾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规定:“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 }3 y9 U" `# ^: q: d1 ~" {$ ~- h+ x

* Y2 u* {# L. U# r  据高昌《公木传》记述,1939年1月,公木结识了作曲家郑律成。郑律成有心与公木合作,写一组大合唱的歌。一个星期之内,公木一口气完成了《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八首歌曲的写作。公木每写完一首,郑律成就拿去编曲。10月,《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始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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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k% V4 v& R) K# g# X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很快,这些刚劲嘹亮的歌曲在战士中流传开来,尤其是《八路军进行曲》,铿锵有力,气势恢宏,深得战士青睐。" I+ g, Y/ p- P3 D4 n8 j/ r

7 @/ c7 I5 K" t; d0 P. [1 O8 T% w* ^  《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唱得响亮,甚至在抗战后期连国民党的部队也爱唱。国民党陆军上将孙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写道:“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由此可见《八路军进行曲》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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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b( `; A1 q  t  “当时没有人给他们派任务,他们都是自发的创作。”吴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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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自由的思想氛围里,公木的诗人才情如电光石火般热情迸发。" d* D, r# k4 |! C"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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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足者”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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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 p5 ^( S5 d6 Y) f  《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完成之后,公木被派往新成立的抗大三分校宣传科。后在军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邀请下担任军直文艺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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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g- R7 K4 h  1942年4月底,公木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柬”,邀请他参加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令他自豪的是,他是唯一一名在编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合影至今仍悬挂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毛泽东后面的第三个人便是瘦瘦的年轻的公木,微低着头,眼里闪着光芒。他如何能想到半年后,他竟率先成为鲁艺抢救运动中的“失足者”。+ b! N* G+ 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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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那年10月,公木调往鲁艺任教。此时,反自由主义运动已在鲁艺的校园弥漫开来。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因为有“讽刺首长之嫌”,被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曾由他主编的《部队文艺》《蒺藜》墙报,以及由他参与组建的文艺团体——鹰社,被作为特务集团挖了出来。鲁艺反奸反特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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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 p  k8 [  i" g  之所以取名“鹰社”,在高昌的《公木传》里记述,是因为陕甘宁边区23 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关中分区是它伸向八百里秦川的一只利爪,整个边区被称为“鹰形地带”,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但批评者质问他们:“德国法西斯的党徽标志中就是鹰,你们为什么叫鹰社?”1 e, H3 h& D5 N7 x2 m5 q/ u( @9 v

. I9 s+ {. C9 v( Q: }1 Q  随后,公木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两次被捕入狱的经历被重新提了出来:为什么那么多革命同志都死在监狱里,你能活着出来?5 V" k' U& O+ `

3 J6 Q3 G1 w' _  e' V  时隔三十多年,1979年的一天,据公木的学生王小妮回忆,公木在课堂上对着台下年轻的面孔讲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没有人知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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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的公木,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他戏称自己为“老运动员”。; z  I1 I. K& b  H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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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4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远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让他紧急回国的通知。“一下飞机他就感觉不对,来机场接他的,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办公室的人。”公木夫人吴翔回忆。等回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只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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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Z: `0 f1 t; g' S+ u4 }! ~  被划为右派的公木再一次陷入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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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1 l5 S8 g3 A/ f6 o- ^+ i  1963年5月,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在此之前,他已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工作。高昌的《公木传》中提到,后来有人曾问公木还写不写诗,公木说:写诗是要有一定的心情的,现在没有这种心情。/ J3 n7 n- R$ v8 V$ t6 H5 G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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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公木再次遭遇批判,被关押在吉林大学数学楼的一间教室。每天除了打扫文科二楼的走廊,领取大字报纸、印刷纸、油墨,还要摘录《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并写学习心得体会,动不动就会被挂上大牌子、用黑墨水涂脸拉出去游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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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8 D3 M5 k1 F2 `9 _  a  1981年,公木在《公木诗选》的后记中写道:“自1958年以后,便再不曾真正写过诗。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即或‘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也多半用些隐晦的语言。好在写来只供自读,顶多送给一两个挚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嘱咐右叮咛:‘看过交火君’。”, a- h$ D! K5 L6 v1 L+ a

) |; ~" s9 M! h4 X; u: K8 u+ V, E  自由创作的美好年代,在公木的生命里渐渐褪去了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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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词”  ~7 G& g7 k. y

. s2 K% m2 ^) J5 n3 X& T8 w  “音乐作品被修改,这在共和国音乐史上很常见。”2009年,杨浪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关于<歌唱祖国>作者的一段隐衷》,文中提到,1968年9月,江青在钓鱼台会见《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江青告诉他,田汉是叛徒,她想对由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而根据杨浪的考证,《歌唱祖国》的原始词作者应该是鲍昌,但如果当时署鲍昌的名字,也许最后会影响《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传播,因为鲍昌在反右运动的一开始便被打倒。杨浪认为,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遇批斗,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面临的就是“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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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江青发动群众对实际上是代军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进行修改(1965年,原《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件事情在2007年吉林大学出版的《向前向前向前:追忆军歌诞生怀念公木郑律成》文集中,一位名叫乔迈的老作家有所提及。当时吉林省革委会在省委党校专门成立了修改军歌的工作小组,认为现行军歌歌词虽然写了“向太阳”“毛泽东的旗帜”,但是没有提“党的领导”。乔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公木作为摘帽右派也参与其中,但从始至终,都坐在最后一排,不说一句话。“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公木夫人吴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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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军科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回忆,文革之后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词作者的署名,但印象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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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命人修改军歌歌词,以及公木的署名被抹去,这些是否与公木受冲击有着某种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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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李诗原认为,军歌词作者个人的命运当时已经无力影响到军歌的变迁。而对于公木署名被抹掉一说,李诗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军乐向来都不重视歌词作者,后来之所以恢复公木的署名,一是因为他确是作者,二是因为歌曲需要署名。而在《公木传》中,特地记述了老作家朱子奇在1978年给公木邮寄《解放军报》的故事。书中说,那一期的《解放军报》刊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重新标有公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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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 \# [* n& `; N0 m& ?  军歌1949年版本的收藏者杨浪,虽然曾提出过创作者命运与歌曲变化的逻辑关联,但他也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之变与公木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首歌的影响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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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 K( y# ]7 S2 z2 S1 \& k  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军歌最终的歌词与公木最初的创作相去甚远。对于后来多个版本的歌词,公木曾向夫人吴翔表示:“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词,但改词是国家需要,我服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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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 o+ a- c. J# \3 D! M  1998年,公木去世,他的墓碑上甚至没有生卒年月,但工整地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原始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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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07-16/24068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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