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新革命史”: 由来、理念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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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编者按：

　　近几十年来，解构中国革命的言论甚嚣尘上，其中不乏学术研究的参与。这些声音中固然有翻案、抹黑的成分，但并非所有言论都带有恶意。应当承认，某些观点的确暴露出了传统革命史叙述的局限。因此，革新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问题、理论，对于理解、保卫中国革命的成果是必要的。在这个方面，南开大学的李金铮老师倡导的“新革命史”研究做出了范例。保马今天推送李金铮老师的文章《“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该文详细阐述了“新革命史”的产生背景、理论内涵及相关实践，对这一研究的详尽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思考这一研究潮流，并在此基础上“再出发”。


　　“新革命史”: 由来、理念及实践

　　李金铮

　　中国近代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之重要性，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毋庸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所谓“重提革命史”，如果放在七八年乃至十年以前尚有必要的话，到今天恐怕已经不是什么重提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推进研究了。只要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动态多少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到，近些年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 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之中，尽管仍有不少出版物 老调重弹，重复劳动，但更要承认一些成果取得了 显著的进步。这些成果，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也 有宏观的方法论思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革命史的认识，乃至引起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虽不专门耕耘革命史，但也算得上革命史领域的一员，而且由于较早以 1949 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而受到学界的关注。经常有同行尤其是年轻朋友问我: 你是经历了怎样的研究过程才想到这个提法的? 新革命史作为一种理念，与传统革命史观究竟有什么区别? 新革命史有哪些具体方法能够深化革命史的研究? 新革命史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研究实践? 应该说，以上问题在我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以上追问，仍然促使我对此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思考，并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述。① 本文仍以1949 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在以往研究之基础上，继续对此做一阐释，希望得到相关学者的批评。

“新革命史”的提出

　　我对新革命史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当然，我的研究经历恐怕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革命史学术发展的一个见证。将这个自我解剖的个案呈现出来，或许对年轻学者有些微启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始起步，这一选择与我出身农村的经历和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影响有关。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近代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和延续》，硕士论文题目为《论近代冀中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两篇论文的时间下限都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与中共革命史没有关系。此后又做过中国近代企业家卢作孚等人的研究，与中共革命史同样无关。但我偶然翻阅到期刊《中共党史研究》，却为我增加了一个研究领域。此前在学习名家论文时，我最关注的史学期刊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当我看到《中共党史研究》时，了解到这是一份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刊，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近代史专刊本来就很少，发表文章不易，如果能关注一下中共党史，或许能多一条出路。何况，我的老家河北是中共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从这里面大概不难找到有价值的课题。1991年《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读了魏宏运先生发表的一篇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综述，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是很功利的动机，但在当时的确促使 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1990年初，我开始搜集和阅读晋察冀边区的资料，1992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这是我研究中共根据地史的处女作。此文虽然对以往所谓“直线上升”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边区农业生产呈曲折上升的趋势，也谈到农业生产的失误和教训，但总体上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政策—贡献”框架，所谓失误和教训只是在“贡献”之后一种轻描淡写的“但是”表述，既没有详细探讨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更缺乏呈现其间的矛盾、冲突、艰难和复杂性。此后，我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 4期发表了第二篇党史文章《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与上一篇一样，其价值只能说以往学者关注较少，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仍一如既往。读博士之前，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1期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一文，意在呼应社会史复兴的潮流，提出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抗日根据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史，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不过，更多仍是领域或课题范围的扩大，并没有触碰传统革命史的思维方式。

　　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迎来思想转变的契机。我的毕业论文是《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不仅研究传统借贷方式和现代金融机构的借贷，也涉猎中共根据地的革命式借贷。我在梳理中共减息废债政策及其实施的过程时发现，农民既有减轻高利贷负担的欢欣，也有政策执行后借贷停滞的痛苦。更没想到的是，共产党为此做过借贷政策上的妥协，甚至宣布新的借贷利率自由。看来，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比以往所谓雷厉风行要复杂得多，我由此开始了对传统革命史观的反思。博士毕业后，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以及《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3 期相继发表了《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论 1938 ～ 1949 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都比较注重革命政策实施过程的描述，并将“绩效与问题”并列起来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多少改变了传统革命史思维。

　　而后，两年多的博士后是我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空档期。我的博士后报告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继续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的借贷关系，但没有涉猎中共革命借贷问题。出站后，在原来的基础上接续中共革命史研究，在《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先后发表了《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 以 1937 ～ 1949 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这两篇文章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革命与传统、革命与乡村、革命与农民关系的曲折和复杂性，是我用“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共革命史的标志。与此同时，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目标也是用新的理念和方法来探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

　　不过，至此我仍然只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了较新的理念和方法，还没有正式提出新革命史的说法。2008年10月，山西大学主办“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此提供了契机。我决定借此会议，将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此文重新阐释了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价值、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的问题以及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的思路，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的《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的雏形。不过，当时论文的标题为《何以研究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并未突显“新革命史”四个字，只是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向新革命史视角转型”。翌年9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全国社会 史研究生暑期学校，由我主讲一次，我对上文的内容进行了充实，标题也改为《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之后，又对标题和内容做了进一步修改，投稿《中共党史研究》，正式发表。

　　文章发表后，一些中共革命史、社会史、乡村史学者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理念…… 可谓对中国革命史研究学科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的重要贡献”。“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构架。”“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对于今后切实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和普遍的指导意义。”②以上评论显然为过誉之辞，但的确使我深受鼓舞，大大增强了信心。

　　也有学者指出，应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以便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史的内容，这一建议推动我继续思考。特别是经过数年的研究实践，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指导博士、硕士研究，我发现《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主要强调中共革命史与乡村史连接、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 两个路径有其局限性，至少还应该增加几个方面， 即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全球史 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和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这一进展以《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为题，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以上就是我进入中共革命史的学习历程、研究历程和心路历程。由此表明，新革命史的提出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渐进的思考过程。这里面，主要是对中共革命史研究进行学理性的反思，但也有对中共执政机制进行历史溯源的目的。不能不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其他领域相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步伐 是较慢的。思考无止境。发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仍在琢磨如何更好地回答同行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问题: “新革命史”是如何提出的，如何继续完善“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如何梳理比较成功的研究经验和不足? 本文即在以往基础之上，对这些问题分别阐释，也是我自以为更加合理的表述。

“新革命史”的涵义与理念

　　如前所述，我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为例讨论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其实，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一段，也是整个中共革命史的一段。完整意义的革命史并不限于近代，而是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鉴于此，在界定新革命史的涵义和理念之前，先讨论什么是中国革命史?

　　众所周知，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其变化之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一个世纪的变化，大多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波及范围极其广泛，它不仅表现为工业革命、知识革命、技术革命，也表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然而，在所有的革命领域，最能引发社会震荡、最能影响历史转捩也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革命”，它与传统的农民暴动、改朝换代有着根本的区别。

　　就中国历史而言，如果按照现代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革命是指近代以来尤其是1851～1978年一百二十余年间，中国人民为了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依此判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都属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

　　这一时间断限，打通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间隔，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以“1949 年”为止的界分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战争年代革命的思维、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继续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效果暂且不论，总之革命仍在进行之中。当然，仍不能不说，1949 年还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节点。如果进一步划分，大致可以说，1851～1949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后半场。③

　　不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否为现代意义的革命，学界是存有较大争议的。胡绳认为，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史上有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④ 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前两个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果是否定的，则中国革命史的起讫时间1911～ 1978年，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场现代意义的革命没有任何疑义。在此期间，仍以1949年为分水岭，1911～1949年为中国革命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的后半场。如果将中共革命史独立出来，则是指1921～1978年中共革命的历史。⑤ 它同样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前半场即1921～1949年，后半场为1949～ 1978年，各有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的研究已经涉及中共革命史的前半场和后半场，但更多精力仍是放在1921～1949年前半场。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共革命，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共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着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结局，也与中国当代革命、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在论证新革命史的看法时所举之例，仍然是 1949 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

　　如果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而简洁的界定，我想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

　　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考察人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不夸大也不缩小。所谓常识、常情和常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情 理以及形成的行为习惯。诸如“人之常情”“岂有此理”等，都含有此等意味。无论是历史现象还 是社会现实，我们仅凭此“三常”就大致能够做出一个不太离谱的判断。当然，“三常”毕竟更多是基于感性的认识，要想对社会事物进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需要比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⑥ 所谓“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是新革命史所要达成的一个基本目标。至于“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尤其是“概念和理论”则是更高一层的追求，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难度是相当之高甚至很 难实现的。

　　“新革命史”中的“新”，并非像某些“新××”“新××”那样唯新而新，哗众取宠，而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提出的一种必要的“新”。如果没有传统革命史观这个前提，或者说如果传统革命史观不存在任何问题，那就没必要提出什么新革命史。正是因为传统革命史观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与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有一些距离，已经阻碍了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所以才有纠偏、革新和提出新革命史之必要。

　　那么，传统革命史观的问题是什么? 笼统地讲，其突出的表现有四点：一是将革命时期的理论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混为一谈。革命时期的理论是当时的革命宣传，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在后来和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则已经变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了。如上所述，历史学者应该用 学术的理论和方法对革命史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提高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是与上一点相联系，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革命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理论、政治话语的宣传者。革命史学者不是不可以宣传革命理论、宣传革命史的重要性，但不能替代实际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有其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是对中共革命的理解简单化。其实，革命时期的领袖对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往往是有深刻认识的，⑦ 但后来的革命史学者尤其是传统革命史著述没有很好地继承，反而为了抬高中共革命形象，将此遮蔽了。

　　四是所关注的对象更多限于“革命”本身，而且主要突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英雄、反帝、反封建，而忽略了革命史的其他面相。⑧ 中共革命本来是一场轰轰烈烈、多姿多彩的运动，革命内容可谓相当丰富，但传统革命史著述，总给人一种干瘪枯燥之感。新革命史就是一种试图改进这种史观的视角和方法⑨ ，将原本属于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将某些政治宣传意义的历史与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历史区别开来。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史研究与其他历史领域的确有一定的区别，它本来就有比较强的政治性，受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⑩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革命史、党史学者面临的极大难题。可能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和冲突，但我们能否寻求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性，以便于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我以为，即便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着眼，从维护和建立中共革命史的合法性出发，也不能仅仅靠口号式的宣传、说教，否则就很难产生应有的效果，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为什么不少年轻学生不愿意听公共政治课程、革命史课程，为什么历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从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比例很小，其道理即在于此。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得使人信服的解释和权威性力量，这才是今天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应有的担当，也是“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对于某些中共革命史的戏说尤其是极端“妖魔化”言论，我是坚决反对的。的确有人带着有色眼镜，专门盯问题，挑毛病，以“阴谋论”来裁决革命史。这种以偏概全、信口雌黄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过，稍作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往往不是严谨的学者。这些离谱的言论原本是不值一驳的，但由于影响广泛，也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但如上所述，真正有力的回应办法，不是靠高喊“政治正确”的口号，更非以骂对骂，而是要用经过史实考证的、真正有说服力的成果，以正视听。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一些严肃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有人将一些学者呈现的中共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解为负面甚至是给共产党抹黑的说法，就言过其实了。我认为，应该将革命中所出现的“问题”看作中共政权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难题，经过从问题到难题的思维转换，所谓抹黑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进一步说，只有实现这种 转换，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真正维护中共革命的合法性。

　　我还要强调的是，新革命史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不意味着革命史本身有什么问题，革命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因任何人的喜恶而发生变化，也即新革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上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当然，在具体内容的取向上，可能偏重于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领域，但最大的变化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瑏瑢其实，也不仅仅是革命史，几乎所有史学领域都是如此，学术进步往往是由于新的视角和方法的推动才实现的。可以说，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直到今天，无一例外。

　　我再强调的是，在学术史谱系中，反思不是苛责前人，而是避免事后重陷已有之误; 变革不是造反，不是“革命”，不是终结，而是改良，是扬弃，是超越。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更多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而言的，并不否定其具有解释力的部分。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就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除了这一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有某些吻合之处，也因为中共革命本身就与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密切的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在许多方面与其他理论方法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也许传统革命史观的更大问题在于排他性，也即将此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唯一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

　　针对传统革命史观及其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并用我熟悉或研究过的例子作出说明：

　　第一，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政策—效果”模式，是我概括的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如果通俗一点，也可以称之为“两头”模式，即：一头是中共政权的路线政策演变，另一头是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由此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了艰难、曲折、复杂的革命过程，从而削弱了革命史立论的根基。在此模式之下，我们不清楚革命的路线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哪些人主导或参与了讨论，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哪些矛盾和斗争。更不知道路线政策是如何进行具体实践的，其间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解决的。尤其是农民面对一个陌生的党和政权，对革命的路线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无犹疑和挣扎? 这些反应对革命的路线政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结果，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中共革命与广大民众之间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挥手—跟随”关系; 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农民的革命认同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逻辑。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俨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神话，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中共领袖及其政权的正确性、权威性。

　　以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钱粮征收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著述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典型的“政策—效果”模式。无论是合理负担还是统一累进税的征收，都是先叙述共产党的征收政策、征收办法之后，然后就是农民负担减轻，积极缴纳钱粮与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从这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钱粮征收政策的制定过程，更不清楚是如何征收的，尤其看不到农民以及地主、富农对征收政策的反应。事实上，在征收钱粮过程中，既有农民的讨价还价，也有地主、富农的抵制行为，为了少纳钱粮而隐瞒“黑地”的现象一直存在。而从农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常理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再参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社会博弈论的方法，就更能理解中共革命政策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明白钱粮征收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复杂 关系。中共政权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才完成征收钱粮任务的。正因为此，才彰显了共产党的能力和光辉，也证明了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反之，如果像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之下“一呼百应”式的称颂，是否可以理解为降低了中共革命的形象了呢?

　　第二，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历史创造的主体，既有英雄人物，也有普通民众，但传统革命史著述更多表现了上层权力和英雄人物，而忽略了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我认为这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一惯性作法之下，我们不清楚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也不清楚普通民众参加或支持中共革命的动力来自何处?应该说，这一问题与上一方面有某种程度的重合，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角度。这一现象虽然在整个史学领域都存在，但在中共革命史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以1946～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的农民参军为例，对于中共革命来说，它与钱粮征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传统革命史论著认为，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实行土地改革后，大批青壮年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暂且不论这一认识是否正确，关键是在这种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农民个体是如何看待参军的，更看不到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农民的心态及其行为完全被后来者代言了。其实，只要我们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出发，只要打破为农民“代言”的惯性思维，就不难发现：农民的参军动机是相当复杂的，有的农民的确是为土地改革“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而自愿参军，但更多农民的自愿参军，是出于获得房地、衣食、钱财、解决个人和家庭困难等个人私利动机。而有一些农民不仅不领土地改革的恩情，反而以逃跑、装病、自残以及公开对抗等方式对参军进行躲避与抵制。还有一部分农民，是被迫参军的。在那样 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农民的以上表现其实是完全符合常识常情常理的，试问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冒生命之险呢? 此外，如果我们学习和借鉴新政治史、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则更能加深对中共革命中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心态及其行为的理解。

　　小农经营方式下的农民，天生不是革命者。共产党的能力就在于不仅能动员他们参军，还能够通过政治宣传和思想改造等方法，使他们在参军之后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差别，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传统革命史观为了肯定革命政策的正面效果，更多地突显了农民土改报恩自愿参军的光辉一面，而遮蔽了农民参军的其他面相。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到底是提升了中共革命的形象，还是降低了共产党的作用呢?

　　第三，革命史与乡村史相结合。对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乡村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从而影响了对中共革命史的深入解释，是传统革命史著述的第三个问题。中共革命根据地在乡村，革命队伍绝大多数也来自乡村，中共革命带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因此称之为中国乡村史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正因为此，传统乡村社会极大地制约着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也往往与乡村社会基础有关。但不能不说，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基本上是“纯牌”的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就革命史论革命史，就党史论党史，对乡村史的了解和研究很少，由此缺少纵向的时间视野，缺乏连续性思维，这就使得中共革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以根据地的民间借贷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观的表述之下，中共革命的减息废债政策一以贯之、所向披靡，对传统借贷特别是高利贷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解决了长期困扰在农民头上的高利贷剥削。在此情况下，减息废债政策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但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即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般简单和顺利，这一点是传统革命史学者所忽视或者难以理解的。一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借贷政策表示过不理解乃至不满。他们发现，在高利贷剥削减轻乃至废除的同时，有余钱余粮者不敢再向外出借，因此面临着借贷停滞的困难。另一个是，面对农民借贷的困难，中共政权对民间借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自1942年以后实行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办法，而不是像传统革命史论著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减息废债政策。当然，在革命氛围愈益激烈之下，新债利率能否做到完全自由是另一回事。

　　其实，只要对传统乡村史有所了解和研究，就不难明白，借贷调剂对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是多么的重要，这早就是乡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和常理了。而农民对中共减息废债之后借债困难的埋怨，恰恰就是乡村农民的正常反应。中共政权对借贷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反映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农民的客观需求罢了。可见，革命与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革命史研究与乡村史研究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忽视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四个问题。忽视这些“关系”的结果，就是革命史研究变得比较孤立、隔膜、自说自话。譬如抗日战争时期，暂且不谈中共根据地与国统区、敌占区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仅就根据地内部而言，它就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以往 从多面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探讨是极为有限的，即便那些称为中共抗日根据地或华北抗日根据地一类的研究，也多是不同根据地叙述的叠加，而对以上所说的各种关系都未曾给予应有的注意，这就削弱了历史的复杂性。

　　以中共中央和地方根据地之间的关系为例，传统革命史学者之所以忽视这一关系，大概是基于一种不言而喻的认识: 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是指挥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无需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一认识确有一部分道理，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共革命政权与中国历史上的集权制有显著的区别，它是一个在“正统”政权统 治之下的“局部执政”。如果说中共中央政权是一种“割据”性存在，那么它下面的地方根据地就更非铁板一块了。一旦我们有意识地强化“关系”史的视角，就能发现，在交通工具落后、敌人封锁严密的恶劣环境下，中央不可能对地方根据地实行完全的控制，这就为地方的独立性、自主性提供了空间。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在国共合作和承认国民政府领导的情况下，中共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外，并未像苏区时期那样建立一套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这似乎是一个以往极少注意的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虽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其重要领导岗位也主要是由中共领导干部担任的，但名义上仍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地方政权，不可能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对地方根据地发号施令。正因为此，中共中央对地方根据地的控制主要是党和军队，而对于政务则更多是负政策指导之责， 地方根据地在经济、金融乃至土地政策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自主性，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步调一致，而是具有统一与分散的对立统一性。在此情况下，地方根据地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甚而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可见，只要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就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五，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对中共革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生过革命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缺乏了解和研究，是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五个问题。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不能将中共革命仅仅理解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场革命，而应将其作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员，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以往传统革命史学者很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多只就中共革命谈中共革命，从而难以看到中共革命的特色、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革命的联系与区别。要想跳出这种单一的“地方”革命局限，可以借鉴全球史视野，即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边界，强调相互之间的联系、交往、互动和比较。立足于此，可以尝试从两个角度对中共革命进行考察:

　　一是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这些国家既包括与中共革命具有密切关系的苏联，也包括欧洲、日本、美国以及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既包括支持过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反对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最值得关注的是，诸国家和地区对中共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反过来中共革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尤其是，革命信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如何传播和交流的，如何构成了世界性的革命?

　　二是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共革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进行比较，以突显其特性。比如关于革命的背景与革命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中共革命就有自己的特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苦大众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组织，但为什么很少像中共革命那样获得了成功，中共革命一定有其特别之处。又如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一般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能够从战时民族主义中获益，但在中国，日本侵华战争的得益者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而是敌后游击区的共产党。

　　可见，全球史视野有助于理解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当然，从全球史视角对中共革命史进行研究，所要求的外语程度较高，知识结构更加复杂，研究之难不言而喻。恐怕单凭革命史学者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有待多科学的交流与合作。

　　第六，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研究论题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而对其他丰富面相有所忽略，是传统革命史著述存在的第六个问题。这些面相，既是革命史本身已有的内容，也是当今国际学术潮流所关注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话语、符号、象征、形象、想象、认同、身份、记忆、心态、时间、空间、仪式、生态、日常、生活、惯习、节日、卫生、身体、服饰、影像、阅读等等。诸此之类，在新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等领域都多有探讨，但传统革命史学者仍鲜有涉及。譬如: 我们特别熟悉中华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人民、群众、农民、自由、民主、平等、富强、革命、解放、共和、社会主义、道德、封建、阶级、五四、敌人、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一战线、根据地、游击战等话语、概念和名词，问题是：它们在中共革命进程中是如何建构和演变的，与革命之前的历史有何关联，与革命之后的政治、社会关系又是如何? 话语实践对中共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

　　历史学者很注重挖掘历史记忆，但这里不是指革命亲历者的历史记忆，而是共产党如何运用历史记忆服务于革命的目标。进一步说，就是对中华历史、民族英雄史、农民战争史、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如何通过加工服务于革命的宣传和动员之中? 这些历史记忆与革命需求有无冲突、如何解决的? 新的民族集体记忆对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们是否可以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中共革命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革命根据地多名之为“边区”，本身就表明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环境对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 反过来，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 影响?

　　任何时期任何人都离不开日常生活，那么，中共革命下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与革命前有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一般都想象，士兵就是打仗的，其实士兵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疾病、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

　　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象征物，都可能为政权所用。那么，服饰、旗帜、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遗址等象征物是如何被中共革命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对民众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

　　可以断言，开拓以上每一个视点或者说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增加革命史研究的角度和内容，都能深化革命史的认识，颇令人期待。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六个方面或维度只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不过，这些问题不一定都在革命史范畴，也在其他历史领域或多或少地存在，“新革命史”的研究取向同样是适用的。

“新革命史”研究的实践

　　任何学术理念、方法与具体实践的关系，都不是先后、切割，而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互动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的提出本来就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思考的过程，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开始运用这一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共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借贷关系，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等问题。2010年正式提出之后，除了《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之外，还发表了六篇或大或小与中共革命史有关的文章：《从“问题”到难题：“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强调只有体现中共革命过程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这一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问题”，不能理解为“抹黑”，而是中共克服的难题。《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梳理和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共革命与农民之间关系的论争，强调重视农民的主体性、能动性，打捞被遮蔽的农民的声音。《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以抗日根据地为例，强调研究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改变中共革命研究的孤立、隔膜状态。《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2016年第2期) ，通过无党无派的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述，比较客观地呈现局部执政时期中共的理念、行为、绩效和精神面貌。《“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93期)，提出农民参军除了与土改报恩和保卫胜利果实有关，更多的是出于自利动机，也有躲避乃至抵制的现象，但共产党有能力将他们变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历史教科书中的“红军长征”》(《苏区研究》2016年第5 期) ，以红军长征为例，指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教科书中对中共革命史的描述有诸多不统一乃至矛盾之处，教科书如此，其他著述更可想而知。此外，我还将触角延伸之后的革命时期，发表了《问题意识: 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劳动、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男女的“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等文章，不赘。

　　以上成果，尽管有的不一定完全具有我所界定的新革命史的意味，但大致能够反映出我的努力和追求。迄今，我还积累了数十个题目，有的自己正在进行研究，有的建议博士生、硕士生作为论文选题。此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开设了“新革命史”课程，博士生招生设立专门的“新革命史”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开设“新革命史研究”课程。培育相关人才，也算是我倡导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指导的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与新革命史相关者已有十数篇，主要有：《中共革命、工作队与华北乡村(1946～1949)》《利益、制度与信仰： 抗战以来华北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1937～1949)》《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中共党员与乡村革命：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农业建设研究(1937～ 1949)》《革命与传承——晋西北互助合作运动之研究(1940～1949)》《中共革命与太行山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共革命政权与烟毒治理研究——以华北乡村社会为中心(1937～1949)》《流动的革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此外，还有中共革命后半场时期的《中共政权对天津的接管研究》《1949～1966年天津的疫病及其防治》《水利与民生：“根治海河”运动与流域乡村社会研究》《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等。硕士论文也有涉猎如家庭手工业、民间文化、陋俗改造、社会流动、英雄模范、堡垒户等。有的论文出版后，获得学界同行的高度 评价。如齐小林的博士论文《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以《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为题 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学者认为该书“回答了前人没有关注或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新观点”

　　以上成果，大多以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为研究区域，讨论的主要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还鲜有探讨中共革命区域与其他统治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共革命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没有触及新的革命史研究视点，诸此都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相关学者也或早或晚地发表了在我看来属于新革命史的论著，当然作者是否认可是另一回事。仅以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史特别是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为例，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结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版;丸田孝志《革命の仪礼——中国共产党根拠地の政治动员と民俗》，(东京)汲古书院2013年版等。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应星《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 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 年第5期;孙江《革命、土匪与地域社会——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二十一世纪》2003 年第12月号;黄文治《山区“造暴”：共产党、农民及地方性动员实践——以大别山区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3～1932)》，《开放时代》2012 年第8期;孟庆延《“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社会》2016 年第4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胡永恒《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1期;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黄道炫《洗脸——1946 年至1948 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徐进《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岳谦厚、黄欣《“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七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豪《象征的革命与革命的象征：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李军全《肖像政治：1937～1949 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以上所列显然还不能涵盖所有相关学者，而且有的学者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此处仅择一篇。这些成果具有多学科色彩，不仅有历史学者，也有社会学者、人类学者、政治学者，他们都冲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用较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尤其是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看法。当然，也不能不说，与我和我的学生一样，仍有诸多方面尚未论及。

　　总之，既有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对话的基础，而没有触及的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革命史”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既要在“写什么”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怎么写”上有所作为，由此形成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新高度。

　　注释

　　①  近几年王奇生、应星、韩晓莉、常利兵也或多或少涉及“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给人不少启发。(参见王奇生《高山滚石: 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 年第4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常利兵《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中共历史与历史研究》总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笔者以往有关文章以及本文，则专门阐述“新革命史”研究理念、方法和实践。

　　②  如朱文通、把增强《“新革命史”范式提升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9日;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李晓蔚、朱汉国《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曹守亮《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 期;黄正林《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评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 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韩晓莉《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突破与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把增强《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满永《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朱文通《新生代史学家的崛起与卓越追求——以李金铮教授及其新著〈传统与变迁〉为例》，《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魏宏运《读书与治学：李金铮教授学术研究散评》，《历史教学》2016年第9期。

　　③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仍是中共革命的延续，这点与王奇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

　　④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序言及目录。

　　⑤  也可往前适当追溯，毛泽东就讲过：研究党史，“只从 1921 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02页]。

　　⑥  所谓理论和方法更多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研究过去的社会的学问，而社会是包罗万象的存在，要想深入解释这个存在，就不能不需要相关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然而，历史学科本身难以“生产”理论，不用说专深的研究仅凭历史学的资源很难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便是史实考证也可能依赖相关学科的支撑。历史学者无论直觉能力多强，谁也不敢说完全靠历史学方法就能完成研究任务，甚至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启示比自己从事的历史学科还多。就革命史而言，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 西达·斯考切波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革命研究著作，就特别值得我们中国革命史学者借鉴。这是我们历史学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雇工”而使用，而不是变为“东家”控制我们、消解我们。即便吸纳了外来智慧，仍应强调历史学包括革命史领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应有发现革命史的问题、概念乃至理论的雄心，并使它们成为相关学科的知识资源。

　　⑦  譬如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05～510页。

　　⑧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革命史领域，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乃至古代史领域同样存在。

　　⑨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些年一些学者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提出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以为，“现代化范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缺陷，有其进步意义，但不能不说，它仍然是一种线性史观，未能脱离“目的论”的逻辑，并遮蔽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丰富面相。

　　⑩  在国家学科设置上，中共党史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涉猎革命史的学者就是在此学科之内。在历史学科之内，真正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者并不多。在我看来，中共党史、革命史既可以独立为一门学科，也可以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存在。不过，它无疑是一门具有政治学色彩的学科。

　　⑪  参见李金铮《从“问题”到难题: “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一解》，《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

　　⑫  2016 年 5 月 17 日，XJP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按此而言，“新革命史”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⑫  不是全面阐述，譬如史料，在“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指导之下，相关史料范围一定会扩大，此为应有之义，不赘。另外，中共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乡村，所举例证中多为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但并不否认中共革命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这一层关系同样值得研究。2017年10月14日晚，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做“新革命史”讲座，有一学生提出此问题，谨此致谢!

　　⑭  参见庞金友《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⑮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⑯  参见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 (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

　　⑰  参见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 年第3期。

　　⑱  参见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

　　⑲  参见夏继果《全球史研究：互动、比较、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⑳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35～ 536、610～611页。

　　21  它决不意味着完全了、结束了，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一切能够反思传统革命史观、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者，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譬如社会学者应星提出的“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给人颇多启示，他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献和组织结构入手，将那些原本被视为意识形态的术语及规则如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转化为学术分析对象，由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以往革命史学者对这些研究对象不是没有注意，而是缺乏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的视角。当然，从我所理解的“新革命史”来看，以上问题也需要结合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以及各种“关系”等视角才能进行透彻的研究。

　　22  把增强:《探寻中共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的多维面相——读齐小林〈当兵: 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抗日战争研究》2017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