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廷宪：高中生活片段回顾 (天津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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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活片段回顾

汪廷宪   2008年12月10日于天津

        我是天津一中1966届高三五班的学生，由于文革68年才毕业。
        我在一封寄给同学的信中说过：
        回想起咱们在一起五年多的高中生活，有趣的事真是太多了。正如毛泽东所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　
        曾记否；三年高中寒窗苦。
        曾记否；校办工厂学车工。
        曾记否；校园树下学"九评"。
        曾记否；河北宾馆修台田。
        曾记否；曙光影院看电影。
        曾记否；民园绿茵演刺杀。
        曾记否；国庆游行举红旗。
        曾记否；小站农场结腰子。
        曾记否；天津东站扛大个儿。
　　曾记否；天津郊区搞四清。
　　曾记否；预防02禁回家。
　　曾记否；步行串联多劳累。
　　曾记否；市委门前大辩论。
　　曾记否；教室门前论时事。
　　曾记否；红旗二办出小报。
　　曾记否；一九六八各东西。
　　"曾记否"的事太多了，姬立占的棉袄到唐山一游，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天津大学广场看露天电影，光明影院看"风雪大别山"回来就送去一张批判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多姿多彩、回味无穷、感慨无限。跟年轻人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可咱们觉得，青春无悔。
　　这些"曾记否"，老高三五的同学都看得懂，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的能看懂一部分。以后的学生根本看不懂。我们有义务把那个时代的学生的生活，学生的精神风貌和政治热情记录下来，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段成长史。解读这些"曾记否"也是对那最宝贵的学生生活的怀念。
　　那时我们太革命太正统了。正像《接班人之歌》中的詩句所说：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我们从懂事开始就一直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正面的传统教育。不知道社会是复杂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阴谋、狡诈和欺骗。我们是那么的单纯、善良、正直，充满爱心；我们是那么的革命，坚信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无限崇拜共产党和毛泽东，相信毛泽东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正是这样的一代年轻人在那样的年代才会有这样的生活。
　　"曾记否；三年高中寒窗苦。"
　　这话谁都懂。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高中上了五年，后两年是文革，推迟毕业两年，而推迟上大学12年，笔者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3月才入学。荒废了宝贵的十二年的青春岁月。
　　"曾记否；校办工厂学车工。:"
　　1958年全国实行勤工俭学，各校都建了校办工厂，三年困难时期陆续解散或下马了，在韦力校长的坚持下，我校是当时唯一有校办工厂的中学。我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在校办工厂上劳动课，由有技术又懂点原理的工人师傅当老师。上课时，先简要地讲点技术要领，特别强调注意安全，然后就上机操作，一人一台车床。大家都很喜欢上劳动课，一来可以缓解枯燥的学习造成的脑力的疲惫，二来可以学点技术，享受劳动的喜悦，体验工人的生活。虽然开始免不了报废点原料，但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车简单的螺栓、螺母，还学会了卡钳的使用。
　　"曾记否；校园树下学‘九评'。"
　　六十年代，中国和苏联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实际上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世界共运的领导权。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写了九篇名为《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当然是痛恨"苏修"的。只要"九评"一出，学校的广播喇叭就播放，我们就走出教室聚精会神地听，当天的报纸肯定加印，我们就到校门口花两三分钱买一份。团支部就会组织学习讨论。那时我们往往在校园的大树下开会。我们当时读"九评"觉得很解恨、很过瘾。不光是"九评"，只要是重要的社论，我们都会这样做。而这一切都是自发的。
　　"曾记否；河北宾馆修台田。"
　　那是1965年（也许是1964年）的六月初，上级交给我校一项政治任务。当时往往用"政治任务"来强调其重要性。河北省貧代会在河北宾馆召开，与会代表对宾馆旁的一片空地闲置着很有意见。（当时那里是近郊。）贫下中农的意见可是不得了的，于是调动我们这支生力军去修台田。我们排着队步行到河北宾馆，每人领到一把捅锹。所谓修台田就是在30来米见方的地块周围挖一条深沟，把挖出的土摊在那地块上，形成一个土台，上面的土很疏松，周围的沟里有水，如果再施上肥，我想种菜会很不错的。我们都脱光膀子，大干起来，谁也不肯落后。三天后，几乎所有的同学后背都晒脱了皮，我由于小时在青岛洗海澡，扛晒，五天后才脱皮，是全班最后一个。挖土的活，城市的学生哪干过，都是用脚往下踩着锹挖，又苯又慢，挖到出水时，就和了稀泥。领我们干活的一个年轻社员，给我们做示范，他的鍬刃飞快，鍬头上面又用铁丝编了个框，光用臂力，一锹捅下去，20厘米宽半米多长的一块土齐刷刷地切了下来，又利索地甩上去。谭峰不服气，也下去照样干起来，家什不如人家的好使，但干的也很像样。大家都学着这样干，速度大大加快了。每天都是步行来回，大概是十来天才完成任务。
　　"曾记否；曙光影院看电影.。"
　　这没什么可说的。曙光影院是离我校最近的甲级影院，文革初期停课后我们没少在那里看电影，当然是学生票，很便宜。我记得，看《攻克柏林》是夜里12点的那场，把我睏得够呛。
　　"曾记否；民园绿茵演刺杀。"
　　这是1965年给我们下达的政治任务。六月一日要在民园体育场开庆祝国际儿童节大会，我们要在会上做民兵刺杀表演。区武装部负责我们的操练。从五月中旬开始，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我们便在操场上集合，一人一桿"三八大盖儿"，一直练到该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以前打过靶，也用木枪练过刺杀，但用真正的"三八大盖儿"（十来斤重呢）刺杀，还得从"预备用枪"开始学。最后我们练得还挺像样。我记得练"以刺杀队形散开"时花了很大力气，几百人（具体是多少人我已忘记）的方队必须有节奏的散开，每人前后左右的间隔是三米，要记住往前走多少步，往左走多少步，还得用眼的余光注意队列的整齐，步调的一致。这一套刺杀动作挺好，有防左刺、防右刺、防下刺、连续刺、防后砍连续刺等，伴随着几百男生"杀！"、"杀！"、"杀！"的吼声，很是威武雄壮。。六月一日那天的会上，先是幼儿园和小学儿童的有关军体方面的舞蹈和表演，然后是小学的木枪刺杀表演，最后是我们的表演。表演后，小朋友们佩服得不得了，纷纷说："哟！是真枪呀！""你们怎么练的？那么齐，那么好。"我们也觉得很自豪。
　　"曾记否；国庆游行举红旗。"
　　这更是每年例行的"政治任务"。每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地都要游行以示庆祝。提前10多天就要练队。我校分在体育大队，曾经考虑我校出游泳队，但我校是男校，没有女生，太单调了，这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二中的头上，要知道十月一日穿泳装通过主席台既冷又尴尬。结果我校是体育大队的仪仗队，身穿红色短袖衫、白色的长裤，脚穿白球鞋，双手擎着红旗，正步通过主席台。参加游行是很辛苦的，每天下午练队不说，提前两天还要在民园体育场彩排。市领导就坐的主席台在海河边的中心广场，十月一日那天早晨六点钟就得集合，近12点才能散，真是又饿又累。但这是"政治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地积极参加。衣服是临时发的，用后洗净还回，球鞋得自己准备，有一年，我没有白球鞋，穿我姐姐的，太小，穿小鞋的滋味我可尝到了，过后脚疼了好几天。国庆游行真是劳民伤财，现在取消了改为放长假，这就对了。
　　"曾记否；小站农场结腰子。"
　　那时的学生除了临时的劳动任务（例如修台田）外，每年农忙时都要下乡劳动。我们曾经在工农联盟农场、小站农场（还有哪个农场我忘了）劳动过。在小站农场干的活是打腰（在这里读"要"的音）子，就是把两绺稻草结在一起，用来捆稻捆。农场职工教我们打果子扣，不要打张飞扣。在劳动中，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争前恐后地干。在农场学生们吃住在一起。文革中我们还去沧州地区的南皮县支农劳动，那里很落后，是农村，却大半年都吃救济粮。那次是分到老乡家吃饭，我们才知道有的（其实应是大部分，我们当时不知道）农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那时学生的义务劳动很多，例如民园体育场有比赛我们去当服务员和把大门；市里在水上公园举行游泳比赛和武装泅渡也是我们当服务员，这都是要停课的，但同学们都没有怨言，认真地去做。
　　"曾记否；天津东站扛大个儿。"
　　那时候，我们遵照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要和工农相结合的指示，由团支部和东站货运站联系，在周六的晚上和装卸工人一起值班，装货和卸货，一直干到后半夜和工人一起下班。那时没有双休日，只有周日不上课，只能值周六的班。装卸的货多为大木箱，内装机器零件，火车停车有时间限制，所以很忙碌，我们去了工人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能为工人帮点忙，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是我们的心愿，虽然失去了半天宝贵的休息时间，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没有车的间隙可以和工人们聊天，我们觉得只有接触工人，才能向他们学习，才能和他们结合。总之，我们那时总是千方百计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有一回，姬立占干活热了，把棉袄脱了下来，不知怎的被放到了火车上，下班才发现棉袄没了，工人一猜，就是被火车拉走了。我们走后，工人们通过铁路电话沿路追踪，终于在唐山站把棉袄拿了下来。三天后棉袄回来了，工人在兜里还发现了姬立占记俄语单词的小本本。
　　"曾记否；天津郊区搞四清。"
　　那时的大学生，要抽出一年的时间，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这也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的指示，中学生没有这个规定。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我们，岂能甘心，于是通过*子弟与天津市四清总队的领导联系，请求参加一个寒假的四清工作，得到了批准。于是1966年的寒假我们来到了小淀公社的某大队。那段时间无非就是白天与社员同劳动，晚上，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我们经常做会议记录。
"曾记否；预防02禁回家。"
我记得好像是64年的夏天，进口的伊拉克蜜枣带来了霍乱菌，天津市发现有几个人得了霍乱。霍乱是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在传染病中的编号为02，我国已消灭了霍乱多年。这一下，全市总动员，人人化验粪便，打防疫针。天津市进来可以，出去非得打防疫针才能放行。有一天发现晚上在我班教室上课的一个建工业大的学员得了霍乱，这一下可热闹了，我班教室彻底消毒，全班同学中午不许回家，观察有无拉肚子的。与几十年后我国对待"非典"很相似。
　　"曾记否；步行串联多劳累。"
　　四十五岁以下的人（63年后出生的人）不知道大串联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个情景。是毛泽东指使红卫兵小将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精神传播到全国的有效途径。8月中旬，京津的中学生就开始了串联，我校部分干部子弟就参加了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对红卫兵的检阅。从9月份开始，学生坐火车不花钱，车站和车上拥挤不堪，厕所都挤满了人。铁路难以承受。10月份，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步行到京，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受到林彪的表扬。我们当然会紧跟而上，决定步行去井冈山。放着火车不坐而要步行，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而当时我们这些激进的热血青年就是要学红军的长征，自找苦吃，锻炼自己。于是分头准备，自制了幻灯机（用大手电筒做光源）、缩小一半的油印机、用玻璃画的幻灯片、上千张纸，还学习打快板，编节目，甚至编歌、谱曲。为的是一路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李桐欣画幻灯片，王维正编节目，冯兆民谱曲，胡绍华快板打得最好。12月4 日我班11人和初一的两人共13人的长征队就出发了。我们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挎着军用水壶。打绑腿和打背包是跟解放军（是支左还是军训的？）学会的，我记得打背包是三横压两竖，胸前的背包带用毛巾一勒，背包就牢牢地贴在背上了。我们的背包里除了被子外还有毛选四卷（大本的，很沉）和上述分散开的宣传工具和纸张。简单说吧，我们最多的一天走了110多里路，每人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一直走到武汉，行程2000多里地。在武汉收到王文锦的信，说学校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猖獗，我们都义愤填膺，当然有部分人也是想家心切，于是坐火车回到了天津。
　　"曾记否；市委门前大辩论。"
　　这当然是文革中的事了。我们是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而投身其中的。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发表，我和宿舍里的几个同学就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韦力是课大毒草》，那时这一类的文章很少写，不知道鲜花和毒草是专指作品的。那时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市委是我们文革初期经常去的地方，那里贴满了大字报，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大字报。经常有成群的人在市委门前开辩论会，不同观点的人抢着上台，抢着发言，很热闹，我们只是听众而已，听到相同观点的发言，就鼓掌，表示支持。
　　曾记否；教室门前论时事。
　　曾记否；红旗二办出小报。
　　那时我们天天在教室门前谈论我市文革的形势，抒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然后将议论的内容写出来，油印成小报。红旗二办是当时我所参加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的小报，很受欢迎，很快被抢光，我们还每期都给市图书馆寄去两份，他们曾派人向我们索要。关于文革我不想再多谈。
　　"曾记否；一九六八各东西。"
　　1968年8月我校（当然也有我班）第一批同学赴内蒙开鲁县插队落户，9月第二批同学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开始了毕业分配。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和边疆，只有少数留城就业。从此我们难忘的高中生活结束了。
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真实的高中生活，没有丝毫的夸张和虚构。这样的学生生活是前无古人的，我坚信也会是后无来者的。

　　以上的往事已过去了40多年，难免有记忆上的错误。请高三五的同学们纠正、补充和充实。本人将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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