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共和国第三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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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三代》


            作者  杨 帆


内 容 简 介


50年代的少先队，


60年代的红卫兵，   


70年代的知识青年，


80年代的中青年，


90年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


共和国的同龄人，实现中国跨世纪过渡的一代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一代人。


——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三代人。


本书以一个小学班集体成员的经历为线索，以激进主义与稳进主义两种思潮的矛盾为理论主干，叙述了新中国第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变迁过程。本书力图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描述出第三代人幼年时期形成的特殊心理结构;少年时期出现的“血统论思潮”和“造反派思潮”(这是盛行于中国社会的激进主义思潮在当时第三代人中的两大表现)；中青年时期出现的激进主义与稳进主义两大思潮。本书并且预测了中国的末来，主张中国第三代人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殊途同归”，产生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担负起领导中国定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此书献给培育我们成长的党和人民!


献给我的老师、同学和同龄人!


        献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


祝贺与希望
——代  序
                           袁  木
再过十年，人类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纪元，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新起点。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纪转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的青年，都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本世纪最后十年乃至下个世纪，我们将如何捕捉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经受新的考验，开拓新的未来!
在80年代，对于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尽管前进的道路仍然是很不平坦甚至是荆棘丛生的，但毕竟就总体来说成功多于失误，兴奋多于沮丧，骄傲多于遗憾。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确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确在中国人民包括青年的手中开创了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创造出80年代的新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开拓，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如果说，我们丝毫也不能低估中国人民在80年代取得的卓越成就，那么，在90年代，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成就，在总结经验、纠正失误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使拥有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跨入21世纪，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其意义将更加伟大，其影响将更加深远。正因为这样，本世纪最后十年对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现实的斗争，更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是跨世纪的宏图大略。当代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是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我相信，本世纪最后十年和新世纪的曙光，必将映照着我国青年奋进的征程。
青年又是社会中最敏感的一群。他们面对既丰富多彩又极其复杂的现实，展望既充满光明又变化万千的未来，不禁会经常发问：究竟如何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的主要特征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改革开放，究竟如何界定它的目标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悠悠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究竟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前进的轨迹?所有这些当今时代和跨世纪的课题，都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的回答。用青年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思想中的闪光点需要用科学理论的光环放大、凝聚。剖析，他们思想上的困惑需要由深思熟虑的理性力量来释疑。
据《跨世纪》丛书的同志们告诉我，中国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中的许多人，他们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段剧烈的碰撞和自觉的反思之后，激发出了探索深层次理论问题的更大热情。这无疑是一件值得人们欣喜的好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也就是《跨世纪》丛书的作者，决心大胆切入实际，不回避尖锐问题，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进行探索。不论这种探索的成绩如何，也不论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将对这种探索的成果如何评价，但他们由此而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勇气是值得称道和鼓励的。
因此，对于《跨世纪》丛书的出版，特别是对于丛书是由我国跨世纪一代中的许多有志者自己来主编和写作这一点，我仅表示由衷的祝贺!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那么，同以往的时代相比，当代中国的理论思维应该具有什么样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特色?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三言两语的简单回答解决不了问题，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武断有害无益，不求甚解地追逐时髦辞汇是不负责任的和肤浅的，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包括青年理论工作者深刻思索的问题。但是，不论怎么思索，恐怕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我们进行理论思维，进而形成文字，写出文章，出版书籍，都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向理论思维提出的问题。这是在对《跨世纪》丛书出版表示祝贺的同时，我又不能不对丛书和丛书的作者们提出的一点希望。
当今世界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不仅没有证伪马克思主义，相反地更加证明了它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魅力在于：它一经与各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创造伟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和创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理论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应该而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一切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包括青年，应该有胆略有勇气准备回答对它的各种挑战，为它在与时代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发展而付出艰苦的劳动。
中华民族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目标的确定和执著不移，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来源于对本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每当历史的发展面临总结过去、思考未来任务的关键时刻，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分析和认识国情必然会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我们只有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才能在艰苦的思考和探索中取得接近真理的共同认识。
我们的民族在呼唤理论，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在呼唤理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都绝对离不开社会实践。希望广大青年包括青年理论工作者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实践中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部已经打开的教科书中，努力领会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这世纪之交即将到来的时刻，回顾20世纪人类创造的不朽文明，展望21世纪人类的崭新未来。希冀着中华民族的更加繁荣昌盛，不能不令人深感当代青年任重而道远。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启迪青年，塑造一代新人，是党、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青年一代自身的光荣使命。
开辟未来之路需要青年的勇气与锐气。丛书的作者们立志大胆创新，难免观点不成熟，不妥贴，不正确，相信他们会以同样的勇气修正错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跨上新的高度。
我们国家的命运如何?我国青年的命运如何?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国家的命运，决定于青年的成熟程度，决定于他们能否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芳林新叶摧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老年扶持青年，青年接替老年，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希望新叶能够胜过陈叶，后波能够高于前波。我坚信，这个希望是一定能够成为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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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杨帆 《共和国第三代》(二)
                                   前  言
    在中国现代化中，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充分认识国情，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近来的国情教育材料，侧重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描述：人口如何、资源如何……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国情?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国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国情作为一个被人们所认识、所改造的实践的对象来研究，不仅要研究被认识、被改造的自然国情和制度国情，也要研究认识者和改造者—人，研究中国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从广义上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他们的实践活动，也是国情的一部分。把中国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作为国情研究的一部分，就是强调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在认识国情中的重要意义。而对于国情的正确认识，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是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的统一。
本书选择第三代人即共和目的同龄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改造过程，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首先是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经历。“第三代人”，特指现在32岁到47岁之间的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大、中、小学生们，他们出生于1943年到1958年，基本是同新中国一道成长的，而在青少年时代遭遇到“文化革命”，并在青壮年时代亲身参加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他们的经历中，充满了挫折和波折起伏、动荡不安，他们普遍在工农兵基本群众中工作和生活了10年之久；他们之间许多人是努力学习、刻苦奋斗的。研究第三代人对国情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挫折、时间、实践、学习等因素对于国情的重要意义。第三代人宏观意识和民族意识较强，他们认识国情，主要是为了改造中国、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厌弃和逃离。研究他们对国情的认识，可以看出正确的立场和动机对于认识国情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第三代人的特殊地位。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研究他们自身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内部关系，直接反映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国情状态。特别是在近年之内，第一代(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第二代(指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现在48岁到65岁的一代人)，将相继退出政治舞台，第三代人将全面“接班”，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因此本书试图把国情研究和对第三代人的研究结合起来，尽管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但仍值得一试。
    由于时间的仓促，我只能结合本人的经历，以自己的小学同学及其他一些朋友为主，有重点地研究第三代人中的一小部分人，主要是五六十年代重点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与知识分子子女，这就使本书对第三代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难免以偏概全。但是由于这两部分人在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方面的优势，又由于他们在工农中生活了10年左右(他们实际上早已工农化了)，因此不能说研究他们就是脱离了第三代人的大多数。特别是由于本书以研究思潮变化为主，因此我觉得虽有缺陷，但仍有写出来的意义。最终效果如何，要由读者去评价。我只是想把自己和自己同龄人40年来的经历，我们的追求和努力，我们的错误和痛苦，我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中目末来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向社会诉说出来而已。正如卢梭写《忏悔录》时所说：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在此书中描述的第三代人中的主要思潮，首先是激进主义，在“文化革命”中分为“血统论思潮”和“造反派思潮”。激进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发展为“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复古怀旧思潮”。1988年“抢购风”后，两股思潮合流，激进主义鼎盛。与此同时，随着第三代人的成熟，另一股与激进主义对立的思潮一一稳进主义发展起来。本书所探索的是，我们能否在稳进主义和中国目情基础上，达成共识，实现“殊途同归”，担负起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在1990年写作此主题，自然有许多困难。十分感谢北京团市委强卫、姚望、周英、肖培等同志，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能够在中国现代化事业遭到挫折、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关键时刻，在一场动乱过后的思想混乱、理论萧条时刻，能够着眼于跨世纪的未来，以可敬的创造力和胆魄，支持我们做新的理论探索。我也由衷地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和老师，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写给了我。与中国现代化历史长河中无数丰功伟业相比，本书中没有什么有名的人物，没有什么轰动的事件，没有什么值得猎奇的新闻，也没有什么称得上“理论创造”的东西，如果读者能够像读故事那样把它一口气读完又不感到厌烦，如果读者能从中体会到第三代人的某种生命力和追求，从而对中国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这就是本人最大的满足了!
                                                                               作者
                                                                          1990年6月13日于北京



                           第一章  金色的憧憬——童年时代


新中国的第三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本章以我的小学班集体为例，回忆第三代人童年的美好时光、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心理结构、性格特征。这些特点对第三代人的整个一生都具有奠基的意义。这时的国情，与第三代人所形成的理想，是基本统一的，第三代人的内部也是团结的。理想与实际的一致，教育与国情的一致，代际关系的和谐，代内关系的融洽，这一切都构成一幅金色的图画。也许是太美好的缘故吧，在金色的童年中，也孕育着日后矛盾的萌芽。


                            第一节  25年后重逢


1989年夏天，张晨----是我在幼儿园和小学时代的挚友，来到我家通知：我说：“咱们小学80年校庆，校长找到薄熙成，无论如何让我们这个班把校友找齐，给校庆做点贡献。”作为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忠实校友，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想到能够见到阔别25年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心中不禁暗暗激动。从幼儿园到小学9年的同窗生活，同学们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笑脸，那一颗颗纯洁友爱能心灵，那时的一幅幅美好生活图景，曾多次在我的梦境中重现。童年时代一一人生的金黄色时期，天真无邪的时期，是多么令人难忘啊!
为了寻找童年时代的同窗，我们从北京找到全国，从国内找到国外，全班48人，到场者25人，海外留学者5人，在外地工作来信者5人，还有13人没有找到。作为东道主的薄熙成，自幼思维敏捷，性格活泼。“文革”期间曾遭受监禁长达数年之久。现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已是一位知名人物。多年的丰富经历，使他处事老练。但在小学同学聚会之际，却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讲道；经过多年的磨难和曲折，才深深感到童年时代的难忘和可贵，大家经历虽各不相同，而如今却是“殊途同归”。在场的每个人都深有感慨，许多人回忆起童年的美好和后来的辛酸，不禁暗暗伤感。
许多同学远在千里之外，也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在宁夏任教的宋迁来信说：“接到同学的来信，心情非常激动，25年前童年时的情形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转眼25年过去了，我们已经长大步入中年者的行列了。25年来我们虽未再相见，但我经常想念着儿时的同学、朋友和伙伴，不论是中学时代、文革时期，还是这改革的l0年当中，我每次有机会回北京，总要去学校看看，看看我们的校园，看看我童年走过的路，1988年6月我还去过一次，几乎转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当年的六三班教室几乎还是老样子，当年的情景仍然依稀可见。面对那一切，诸多感慨涌上心头，心中有许多话要诉说，但又不知向谁去说。——25年来，我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音讯了。这次接到你们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使我几日夜间都久久不能入睡。”
在汕头大学教外语的王行，母亲是“三八式”老干部，文革时任北京师大附属女中校长，竟被自己的女学生们殴打致死，王行为此曾屡次上诉，后流落外地，一直没回北京。他来信说：“这次母校80年校庆，真想和大家一起去那度过了我们童年时光的校园，看望我们的老师们，更想和你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各自的25年。上小学时，我并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做过什么使班集体和学校光彩的事，所以当时对母校和老师们并没有特别在意。毕业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回京、探亲，乘车路过长安街，总会向手帕胡同多望几眼。
留学美国的张帆来信说：“一位四中校友曾对我讲，四中学生并不一定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有更多的知识，更强的能力，四中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不停地向上奋斗的精神。我想，这也适用于实验二小。 ‘向上奋斗’远不限于当官，而是在各个领域中永不休止地力争上游的精神，要和别人不一样的精神。这也许就是‘尖子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同的地方。当然一般学校给人的自卑感在一定情况下也会从相反方向给人以同样的刺激(我现在正在亲身体验这种刺激)。这种出人头地的精神，有积极也有消极方面，不过它对我的一生有过并还将有重要影响。据我观察，这种精神对我的许多同学也有重要影响。凭着这种精神，我在做工10年后，以‘高小文化程度’考大学、研究生，35岁又来美读博士，从语言到开车、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一切从头学起，有时每天打工十几个小时，工余还要准备考试，虽然常常感到厌倦，但总有一股精神暗地里支持。
“实验二小还给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教育。例如，不说谎话，使得我们在那样一个说谎的时代，总是不能彻底学会说谎这一护身的本事。为此，当我离开中学，初进社会时，陷入一场‘文字狱’。这使我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也是我一生中最长见识、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实验二小还给了我最基本的科学文化教育。虽然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现在仍能熟练地运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简直可以在睡梦中梦见，可见其牢固的程度。相比之下，上大学、当研究生，在美国学的大部分东西，都没有这么牢固。几十年来读书的体会是，大部分学过的知识都会忘掉，实际运用的知识只是学过的知识中很小一部分牢固掌握的知识。没有牢固掌握接近于没学。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文化程度实际上是‘高小毕业’。凭这点东西我考上了大学，每当运用这些知识解决有关问题时就感到得心应手(包括在美国)。感谢给我这些知识的老师们!
“人们都说童年是一生最美好的时代，而小学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一部分。小学生活给我带来无数甜蜜的回忆。不止这些，它还给了我几件一生受用不尽的东西。如果我能再活一遍，我还上实验二小。”


                      第二节  优秀人才的摇篮一实验二小


我们的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一所多年来闻名全国的重点小学。教育词典中有一段关于它的介绍：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位子西单手帕胡同。前身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两等小学堂，1909年创立。校址在石驸马大街。只招女生。1913年改为男女兼收，同年迁至现址。1919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7年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小学校。1931年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师资水平、设备条件、教学质量均高于一般小学。20世纪50年代，教师中大学毕业占1／3。1955年起，先后担负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教育科学研究实验任务，改为现名。“文化大革命”期问曾用过延安小学，手帕胡同小学和新华小学等校名。1979年恢复现名。进行过“汉语拼音教学”、“五年一贯制”、“数学程序教学”，及“集中识字"等多项实验。有“安于其业、乐于其业、日新其业”的教风。注重“激发兴趣，教给方法，培养能力，养成习惯，全面打好德、智、体、美、劳的基础，发展学生的特长”。有陶淑范、汪琪、霍懋征、关敏卿、马英贞等知名校长和特级教师。
为了了解小学教育对每个人的影响，我们向每人发了一张调查表。从表上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严格的小学教育，给一个人的品质、知识、性格、习惯、特长和爱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干部张末生写道：“我的小学生活是在一个良好风气、积极进取的集体中度过的，而且是在‘学习雷锋’的教育下成长的，特别是班上的同学政治敏感性在同龄人中较强，比如树立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理想等都使我在不自觉中从只知游戏的孩子转向逐步成熟。因此，到中学以后，能很快加入共青团组织，不能不说得益于小学教育。另外，小学教育还给我打下了很强的语言文字基础，以至现在仍受益不浅，几年以来的自学过程中，感受更深。
“同学们的再次相聚，使我感觉到虽然大家都已步入中年，都显得成熟老练多了，但每个人的性格却都好像没有变，因此，我想我的性格的形成也是受益予小学的校风，老师的教导以及同学们的影响。”
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白兰分公司工程师赵建民写道：在小学的6年中，在当时国家正统的教育路线下，我们这个优秀班集体的同学们，受到的教育是很正统的，当时就有很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自豪感对我以后走入社会直到现在，都是一种鞭策和激励。不管是在学校、部队还是工厂，总认为做什么事都应该努力向上，不能辜负了实验二小的培养。另外，小学对我语文、历史方面的知识积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工厂我取得过知识竞赛第一名。还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对一些知识性的书籍，如文学、历史等一直比较喜爱。小学6年，我一直住宿，这对我的生活自理能力，特别是在讲卫生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直到现在不抽烟、不喝酒，这和现在的一些中学生开始抽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画研究院编辑张晨说：“我认为小学比较注意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老师、热爱同学的品德，这在我以后的学习及生活中受益颇深。”
北京西城财贸干部学校教员王立群写道：我认为得益于小学的东西太多了，一生受用无穷，在小学的6年学习生活中，我们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小学教育我们要有理想、有追求，认准了目标就要坚持不懈地努力，积极向上，不怕困难，这对我们品德的培养至关重要。在后来的生活历程中，尽管曲折坎坷，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困难和逆境并没有使我悲观失望，更没有颓丧、沉沦。相反，我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尽自己的努力，干得很出色，有时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艰辛。是什么力量激励着自己，就是这样一种向上的精神，这个巨大的动力是金钱、名利等任何其它所代替不了的。再有，我们在小学学到的各方面知识以及良好的学习方法也使我们受益匪浅。老师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十分重视培养我们的自学能力，语文课上经常让我们自己归纳段意和中心思想，很少让我们死记硬背，数学课也是以启发性教学为主。这样，我们不仅掌握了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思维能力，脑子更灵活了，思维电更开阔了。老师在教学中，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有了错误从不迁就，从小培养我们认真的学习态度、不马虎、不凑合，注重基本功的训练，这对以后的工作确实大有好处。
北京158中教师韩蕾认为，素质好包括德育素质，也包括智育素质，这主要有赖于小学期间打下的基础。小学教我们如何为人正直，如何爱祖国、爱集体、爱他人、爱长辈，教我们办事认真、有礼貌、努力好学。所以至今工作事业心强，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由予小学期期我一直做干部，锻炼了自己的魄力，到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另外，在工作中争强好胜，不甘落后，做什么都想干出个样子来，这同小学自尊教育分不开。
从以上同学们的感受看，小学教育对我们这些在初二就荒废了学业的“老三届”学生来说，是关键性的。实验二小作为历史悠久的名牌小学，对人才的抚育自有其神奇的力量。我们这个班集体，1958年“大跃进”时入学，当年是就近录取，没有考试，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挑选了一批学生，编成我们这个“尖子班”，并委派优秀教师加以辅导。作为精选出来的48人，多数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连续6年获得“优秀班集体”称号，这就使小学教育尤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小学时代的校长陶淑范，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们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是特级教师一一全国政协常委霍懋征。这祥的校长、教师，简直是爱的化身，本身的修养、气度、知识和风范，就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至于教学方法更是闻名全国。作为小学生，与其说是向书本学习，不如说是向老师学习，与其说是按老师的教导去做，不如说是按老师的行为去仿效，“身教重于言教”，更加适合于小学教育。小学生往往是出于热爱老师才热爱学习，尊重老师才尊重知识的。而学生热爱老师的前提，则是老师热爱学生。当时实验二小的教师，有许多是闻名全国的老教师，许多是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真正地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请看王申林同学的回忆：“我现在已是快40岁的人了，追忆我的成长历史，可以说我的性格、品质、习惯等均受益于我的启蒙学校，我的启蒙老师。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有知识的少年，从无知幼稚走向用自己的头脑反映事物，这点点滴滴的进步，不能不和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小学班集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点，我的语言文字水平是在小学打下的基础。记得在小学时，班里写字写得最好的是小李琪，我曾把她的作业本借过来，仔细模仿她的字体，以至差点以假乱真。霍老师问我作业本上的字是我写的吗?我坦率地点点头，心里很高兴也很得意，霍老师也表扬我的字有进步。记得霍老师对同学们的朗读要求很严，要求我们念到逗号时停一拍，念到句号时停二拍，所以直到现在我念文章时，仍习惯于这样去做。
“第二点，好胜心强。这是我们小学班集体的一个特点，我们班的同学集体荣誉感很强，处处事事都好胜，都要争第一。唱歌比赛、卫生比赛，我们班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先进班集体，的奖状时常非我们班莫属。打扫卫生时，谁也不愿因自己擦的玻璃不合格而影响了集体荣誉，所以大家总是用手去擦玻璃，擦出的玻璃又干净又明亮，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擦玻璃的。在工作事业上我也时时好胜，别人能干的工作，我暗自比着干，而且要干得比别人更好，别人干不了的，我也要干。
“第三点，热心助人。这是小学班集体同学们普遍的优点。小学时我的功课并不太好，班里同学们经常帮助我，使我至今难忘。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也愿热心助人，只要别人需要，我就尽力帮
“第四点，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这是霍老师言传身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一次，有一道算术题我做错了，霍老师把我留下来，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好几遍，直到搞懂为止。霍老师看到我的手脏了，就端了热水，拿了肥皂，给我洗手，她那慈母般的关怀和强烈的责任心及高度的工作热情，给我留下了终身的记忆，以至于我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愿像霍老师那样满腔热情地去工作。”
这样的老师，会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是可想而知的。这和近年来那些仅有高中学历，就不愿教小学的青年教师们真有天壤之别。我曾亲眼目睹过两位年轻貌美的师范院校毕业的小姐，如何使尽浑身解数逃离了教育界。她们的经验就是： “能好好教也不好好教，好好教就不让你走了。只要拖一两年不好好干，把这个班搞成最差的班，学校没办法只好放你走。”这样的小姐真是够聪明的，但是小学教育却后继无人了。
事隔多年，实验二小早已改成了就近录取，老教师们都退休了，但作为名牌学校的传统，仍旧保存下来。现在的校长姚尚志说；“我校办学思想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对学生不仅要看知识，而且要垒而看素质。教书怎么教法?不是单纯地给予，把学生当作教育容器，而且要让学生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又能学好，这比单纯储存知识要好，教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教，让学生自己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样到社会上就不会停步，离开了老师也能学习。我们要求学生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现在实验二小的教学质量不如以前了，但还是与其他许多学校不一样。学生出去精神面貌好，无论是春游还是集会，学生们不乱扔东西，离开时地面上没留什么垃圾，而且还留下专人打扫。
“有人说实验二小的学生爱拔尖，这实际是一种积极的进取意识，有人说，实验二小的学生有贵族意识，实际上学生们并没有想成为‘人上人’。学生之间提倡‘爱’，主张同情、友爱、容忍。实验二小的学生的确老实，不会欺负人，宽厚待人，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过去讲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又加上一个‘美’，包括音乐、美术、体育、书法、作文、语言。”
现在任实验二小副校长的史老师，是我们25年前在校时就任教的老教师，她回忆了当年是怎样艰苦度日，将心血献给学生的。
“中年教师热爱工作的想法没有动摇，虽然工资低，但感到自己工作重要。有一个学生上了高中，每次考完试带着成绩来看我，得到学生的信任，也感到有责任。
“对学生从小开始就要全面教育。首先是爱国教育，不爱国别的都谈不上，只有爱国才能为国家努力。第二，要诚实，以诚待人，不搞虚假。第三，勤奋，许多人并不很聪明，主要靠后天努力。第四，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让孩子养成心里装着别人的习惯。
“要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要尊重孩子，少当面批评孩子。孩子拿了别人的东西，也不用‘偷’字。有个学生现已30多岁了，小时拿了老师的钢笔、同学的钢笔、铅笔盒，当时可以翻书包，但没那样做。每人发了一个条子，没拿就写：我是好孩子，拿了就写：我要做好孩子。结果没有公布，为的是尊重孩子。有个学生受过处分，问我‘能不能毕业?’我说：‘你好好听话就能毕业。’我当时住校，他经常给我带些吃的东西去。无论什么孩子都对老师有一定感情。
“教学上，老师所讲的不能有错，模棱两可不行，知识要准确。课堂上有活跃气氛是一种艺术，教学艺术十分要紧，要理解教材、知识、语言、表情。讲司马光砸缸，问学生‘你在场怎么办，。学生答：‘将石头扔进去，拿木头放进去，把缸推倒。”要先肯定学生的意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艺术好可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师负担重，早7点到校，中午看学生吃饭、午睡，下午两节课，还有辅导班，等家长接孩子才能走，我到现在也没睡过午觉。男女双方是教师就更苦。我爱人工资长期37元，我42元，有父母，两个孩子，我给全家人做鞋和衣服。有一次孩子在商店看到一个小绿铲，价钱是l角4分，孩子闹着要买，我打了孩子一顿，以后路过那儿，孩子就说：“妈妈，我就看看，我不买”，现在一想起这事心里就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孩子。两个侄子从郊区来，只能给6分钱门票钱，走着去中山公园。外宾听课，我只有一身衣服，回去洗干了再穿。虽然这么艰苦，还是愿意干，有一种责任心。”
前不久，我们当年的班主任霍老师身患癌症。我们全班同学去看她，她仍念念不忘自己筹款办的“义学”——在北京郊区办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子弟的小学。她十分着急地说：  “你们要向社会呼吁，提高教师待遇啊!要不然没有人愿意做教师，要误人子弟啊!”像这样身患绝症仍不忘教育事业的教师，连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感到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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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杨帆 《共和国第三代》(三)
                               第三节  “有教无类”


小学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智力方面，一实验二小注重语文、算术的基础知识训练，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方法的培养，二小的学生一般都有比较强的好学精神和自学能力、有比较顽强的学习毅力和灵活的学习方法。在考中学时，24名男生竟有13名考上了北京四中—一当时最好的男子中学，而四中在全市范围招生，总数不过260人。这就是说实验二小一个班竟占去了四中1／20的名额！就学习的紧张程度而言，我们感到在四中竟比在小学轻松得多，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小学，同学之间的竞争远比在中学激烈。
在德育方面，学校更为重视。首先是热爱党和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强制教条式地进行的，而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爱心”的培养达到的。比如说，爱同学、爱老师、爱公物，爱护祖国一草一木等等，．因此我们接受起来十分自然。其次是讲公德、守纪律。在学雷锋的年代里，大家都积极地“做好事”再次，是诚实不说谎，等等。




实验二小由于其教育质量而闻名于北京市，吸引了许多名人的子弟，有的是兄弟几个，有的是一家几代。虽然干部子女、社会名流子女成群，但是这个学校却一直坚持“有教无类”，不以出身高贵捧人”也不以出身低贱压人，一切以“三好”为标准，这就是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在我们班里，将军、部长、教授子女不少，但大家互相竞不知道，直至25年后，我采访同学们，写回忆录时，才知道原来同学中干部子女是如此之多!同学8年中，几位家住中南海的同学先是住校，后是坐儿童车上下学，从没有专门小汽车接送。有一次他们迟到了，原来是忘了带月票，跑来的。他们当时身上竞连买汽车票的5分钱也没有。有些干部子女比较淘气，学习也不大用功，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记得有一次，一位高干子女把一条猪尾巴放在回民同学桌上，霍老师大发雷霆，让他用水把桌子洗了3遍。大队长、中队长都不是高级干部子女，毕业时获北京市优秀学生奖状的5个人：张帆、李彤，邱红标、邵公寅和我全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说实话，当初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在班里真比高干子女要“吃香”呢！这就养成了我们一种“平等观念”，在以后的岁月里，谁议论起“×××是谁的儿子”时，我们总是不以为然，自以为什么高干子女也见过。这种“有教无类”的思想也影响了大多数班里的高干子女。小学毕业时，霍老师曾将班里13名高干子女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今后要独立，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这种教育对日后他们在社会中身处逆境时，的确有极大的好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小学班集体中，同学之间是真正平筹、和谐的。这是本书中描写的干部子女和社会中间阶层子女(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关系的第一个阶段：亲密无间、有教无类的黄金时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校在当时都是如此，比如说某些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小学生互相比谁的父母官大的事情就经常存在。而我们这个班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都是太优越了。


小学教育对我们性格的形成，几乎是决定性的。当时虽然有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但学校影响显然比较大。大概社会影响只有两次对我们的小学生活发生反面的影响。一次是1960年左右，几名幼儿园时的好友突然离开了班集体，随父母到外地去了，现在同学们议论起来，大概是因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吧。一次是3年困难时期，社会经济生活极端紧张，同学们日子也不大好过。不过大多数家庭境况较好，父母们勒紧腰带，许多人患了浮肿病，而我们大多数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段体会在25年后被我用来维护教育传统，反对商品经济的冲击。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大学生说，学生一边上学，一边经商，是历史的进步，商品经济应该冲击一切。我反驳说，日本战后生活极端困难，许多妇女被迫卖淫，存下钱来供孩子上大学，日本政府是在1949年把义务教育从6年改为9年的，而且3年之内不设中专，防止优秀人才为了谋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国家3年困难时期那样艰苦，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让我们为谋生去伤脑筋。难道现在出现的教师到课堂上卖冰棍，学校摊派学生拾麦穗的事情，是正常的吗?


25年后重逢，给我两个突出印象：一是除个别高干子女已身居要职以外，大多数同学年近40，竟很少有人达到处级干部，．获得中等职称，多数人的学历是自学得来的。这分明是受到10年文革的影响，使我们这一代大受摧残。目前，许多单位已经出现了中年人才奇缺的状况。中央某部委，司局长职位54个，在职者只有35人，而且有20人是57岁以上，正处级职位60个，在职者只有20多人。在边疆重地的军垦农场中，人才奇缺已经造成危机。在中国历史上有过100多次屯垦戍边，多数只持续一代人。每逢开国皇帝，雄才大略，实行屯垦戍边，但过不了几十年，后一代贪图繁荣，屯垦瓦解。我国解放后，数十万大军在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地屯垦戍边，开荒6000万亩，现在人口达1100万人，确是丰功伟绩。但自从80年代以来，新疆建设兵团人才以每年3万人的速度外流。10年来已流出20多万，年轻人基本不肯务农，如此下去，再过5年，边疆将无屯垦之人!这就是第三代人受摧残的结果。


第二个突出印象是：每个同学虽已成人，但仍带有小时候的风采，骨子里一点没变。使人感到尴尬的是，同学中大部分是干部、编辑、记者、教师，没有一个经商发财的，这就使我们对母校的校庆，连捐款也不可能。究竟向母校贡献些什么呢?我提议给母校写一篇文章。不久，由我和邱红标执笔，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就以薄熙成所说的“殊途同归”为题。这也就是今天这本书的由来。



                               第四节  时代背景


50年代的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共产党的确培养出了自己下一代的接班人。迄今为止，支撑着国家建设的中青年骨干，不正是35——45岁的人么?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历经“l0年文革”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社会成就和社会地位。尽管如此，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仍旧默默无闻地在各单位肩负着主要的业务工作、组织工作。教育的成功固然与当时的教育状况有关，如经费的充足，教育的优秀，社会的尊重、领导的重视等等，但最根本的因素是，50年代的社会，正处于新中国刚刚诞生的革命光彩之中，百年理想的实现使全党全民热情无比高涨，这就有可能去实现那种主要靠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基本动力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由3个条件支撑的：


第一，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人物。作为“第一代人”即新中国的缔造者，由于其丰功伟绩，已赢得了人民的绝对信任。人们相信，毛泽东既然能把红军从绝境中挽救出来，共产党既然能把日本人、蒋介石打败，那么就一定能领导好经济建设。无论出现何等结果，人们总是相信毛主席是对的。
第二，以“人民公仆”为标准的干部队伍。将干部称为人民公仆，保持清廉，严惩腐败和贪污，不断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这在50年代还是基本做到了。
第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批判个人主义，提倡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不断树立“大公无私”的典型人物让人们学习，树立了比较好的道德风尚。   


领袖、干部和群众高度一致地统一在革命精神的氛围中，这在历史上的确是比较难得的时期。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实际上是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解决了中国近百年来，无数精英为之奋斗的4个基本问题，因而使中国出现了空前鼎盛的时代。这四个问题是：   
(一)近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使中国沦为只在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在19世纪中叶，中国成为最后一个面临帝国主义灭亡威胁的具有悠久文明的大帝国。继荷兰、葡萄牙殖民侵略后，1840年，英国以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强迫中国开放的商埠已达34处，还在上海等地划出一部分地区作为它的直接管辖的“租界”。西方列强还掠取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权、关税控制权，并直接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其中沙皇俄国侵占的即达153万多平方公里，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面积。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也发展到以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后几年内，列强7次强迫清政府举借外债，其中3次各达白银l万万两，而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还不到9000万两。举借外债均以中国的海关、铁路和矿山做担保，从而使中国的财政逐渐控制在外国金融资本手中。
和经济侵略相适应，列强在政治上加紧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后出现了列强割地狂潮，划分了大致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但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实际上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历史最长、最野蛮、最残暴的敌人。继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后，在1927年至1928年3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1931年侵占中国东三省；1933年建立“满洲国”；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的一半国土被践踏，大部分富庶地区和930余座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47％以上)被占领(其中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人民伤亡2100余万人，其中死亡1000余万人，损失财产约600亿美元。日本侵华战争成为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上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却在《中美商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向另一战胜国出卖了大量主权。诸如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经济权力，对美国任何商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全面开放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等。当时南京政府驻美大使公开说，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只有新中国，才彻底废除了以往历届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赢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1971年，中国加人了联合国，到1989年4月，已与13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必然使中国长期陷人封建军阀割据和混战。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彻底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所能做的，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帝国主义看到无法彻底灭亡中国，也转向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并暴死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于是转而扶植各自的新走狗。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分别投靠美、日帝国主义。此外，各省还有晋系、滇系、桂系、湘系、粤系等小军阀，它们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割据一方，“相互问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毛泽东)。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 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
以“打倒军阀”为主要口号之一的北伐战争，其结果却是蒋介石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以后又爆发了新军阀之间蒋桂(李宗仁、自崇禧)战争、蒋冯(玉祥)战争(1929年)，蒋冯阎(锡山)中原大战(1930年)。各省小军阀之间也连年混战不休。新军阀的混战，其次数的频繁和规模之巨大，都使北洋军阀望尘莫及。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厮杀混战，使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实际上也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国家统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从根本上结束了分裂状态，统一了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


(三)百年内乱外侮，人民灾难无穷，社会动荡不已。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社会安定。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大批破产，日益贫困，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他们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土地日趋集中。1929年浙江平湖占农村户数3％的地主占有土地80％。1933年广东2％的地主占有52％的土地，74％的贫雇农只占有19％的土地。
苛捐杂税繁多。全国捐税名称不可胜数，一县一乡就常有几十种。1928年，食盐税比清末增加7倍，印花税比1927年增加5倍。1917年河北地租占到收获量的60一80％。许多地方预征田赋，四川梓潼在1926年就已预征到1957年。连年内战使各地军阀的军事摊派高得惊人，1930年河南东部的军事摊派高达田赋的40倍。
战乱损失严重。1929年蒋冯、蒋唐(生智)战争使豫西、豫南45县所受兵灾损失占农业常年产值的20.4％，1930年中原大战，使洛阳等27县的兵灾损失高达农业常年产值的160.2％。1918年军阀张敬尧占领湖南平江，竟“三日不封刀”，血洗老百姓。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仅有案可查的遇难者即达34万人。1937年6月人口101万的南京市，到1939年只剩下1 7，万人。
自然灾害频繁。1917年湖南、河北发大水，10个月不退，灾民达6300万。1931年长江大洪水，受灾人口2800万’。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灾区530余县，灾民4000余万。1929一l 930年，华北遭水，西北受旱，灾区发展到800余县，灾民达50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仅1929—1932年，豫、陕、黔、甘、川、晋等省饿死的灾民就有1620万人。
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濒于崩溃，物价上涨85101亿倍。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两头牛，到1949年只能买两粒米。
丑恶丛生。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滋生种种丑恶的温床，娼毒赌盗匪乞遍于中国。解放前，北平有公开妓女2万人，重庆3万人，占青年妇女的1／13。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仅用8个月即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到1952年，全国生产基本恢复，使全国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四)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的。
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英贸易中本来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18世纪100年间，英国因贸易逆差输入中国的银元高达2．89亿。为了满足大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需要，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出鸦片。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达到40200箱，咸丰八年(1858年)达到7．8万多箱，中国遂由顺差转为巨额逆差。仅19世纪30年代，每年平均外流白银500本的制度国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比较成功的对青少年的教育。“第三代人”的基本素质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和严格的教育中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热爱，对领袖的忠诚；
——对英雄主义、英雄行为的向往和仿效；
——理想主义强烈，愿意为理想而献身；
——对传统美德、历史英雄的崇敬和继承；
——道德心与正义感强烈，不会走“歪门邪道”；
——事业心与上进心强，准备凭本领获得成就，做出贡献；
——纪律性与忠诚心，能够控制自己而服从上级和集体；
——学习和行动上的毅力与刻苦精神，勤奋、俭朴、勤于思考，愿意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等等。  
无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接班人，还是作为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培养这样一批优秀分子，并不错。当然，这种素质和性格特征，正如5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样，自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也掩盖着某些严重的缺陷。在“文化革命”时期，这种性格特征走向反面极端，既危害了国家人民，也危害了自己。第三代人作为一代人的整体，亦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组织上的不同派别，过激的口号、过火的手段，使他们在感情上互有伤害。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第三代人重新团结起来投身于改革事业，但幼年时代形成的素质又遇到西方观念和心理结构的全面冲击，不仅其负面效应被彻底抛弃，其正面效应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是第三代人所遭遇到的真正的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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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年时代的分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第三代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过早地冲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激进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第三代人以“革命动力”面貌出现，先是大造社会的反，随后分裂为“血统论”与“造反派”两股思潮、“红卫兵”和“造反派”两支派别。第三代人对于中国国情不仅毫无所知、而且全然不顾，企图在最高权威指挥下，以思想和权力的力量随意改变国情、加速历史发展，结果适得其反，走到了反现代化的错误方向。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发展起政治才干、理论才干和组织才干，特别是某种“策略”思想，对于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权威人格”的弱点


50年代的教育是基本成功的，它所培养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分子，所具备的人格，对于国家是有用的，对于个人也未曾不高尚。对于这点，无论后来发生过什么错误，经历了多少挫折，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不能否定，并不是说在理论上死不认错，而是说这种素质和人格在幼年形成，作为一种定型的心理结构，很难改变。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现实，才能去肯定它或批评它。
第一章所述第三代幼年教育的特征及其人格特点，的确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先从反面做一分析。
“文革时期”实验二小办了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览，将我们这个班做为批判典型，批判的主要内容是：
——“智育第一，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张帆同学笔迹工整的作文，王立群同学全年无错题的算术本，全都拿来批判。说我们“智育好”是真的，但说我们“不突出政治”是假的，实际上如第一章所述，学校对我们的德育和政治教育是很强的，我们也真正接受了这种教育，并在后来的“造反”中化为行动。只不过在“文革”中谁的功课好，谁就被认为是“白专”。因为“政治好”有时很难在操作上予以定量判断，于是分数就成了反面的判断标准。高分学生往往被认为“不突出政治。”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精神贵族，不想做普通劳动者”。这种批判有点道理。小学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长大后想要做什么”，全班竟无一人想做普通的工人、农民，全部是：科学家、医生、工程师、运动员等等。但是，相形之下，似乎并不比后人差，至少想当官的不多，想当解放军和教师的也不少!所谓“精神贵族”，是指这些人无论干什么都想拔尖，都有一种“要比别人干得好”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称为“个人名利思想”，还是有一点准确性的。
——“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这个帽子几乎在每个同学头上都戴了几十年。由于家庭优越，教育优越，使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处世本领太差、性格脆弱敏感，难以承受打击，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以后的实践证明，大多数人都成功地在工农兵基本群众中经受了锻炼，成为优秀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只不过多承受了一些精神上的磨难和痛苦中形成的高尚的理想、纯洁的心灵、献身追求精神，这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在政治斗争中被利用、被欺骗、被践踏。以致在后来，连这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本身，都似乎连其在特殊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一起，被历史、社会和第三代人自身所抛弃。这既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历史上是不多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种悲剧性的经历对第三代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作为害人者，他们将永远为此而自责和内疚，作为受害者，他们又被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第三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熬炼之中度过了1／4世纪。同时，痛苦出真知，痛苦出人才，这种精神折磨也成为第三代人注定要为中国现代化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力量源泉。


                     第二节  表现在出身上的两类社会问题
人生的黄金时代是幼年时代。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一起，在光彩照人的幼年时代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50年代共和国也发生过失误，如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等等。但是，比起整个建设的成就来说，是次要的。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凭着党和政府的威信和组织力量，“正确的调整政策，大大压缩了消费，使经济得以调整和好转。
但是与此同时，极“左”的思潮却日益抬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立竿见影。”，“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毛泽东主席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提出一系列观点，从“利用小说反党”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党的基本路线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4年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也渗透到教育界。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在政治教育方面，也体现在学生的出身方面。60年代初，在大学生的录取中已经十分看重出身，只在1962年有所放松。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中，  “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在“文革”的派别中，如北京地区大学的“天派”，“地派”，虽然纷争激烈，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长矛，但主要是一种政治性斗争，你要打倒这个干部，我要保护那个干部，你以江青、陈伯达为后台，我以康生做后台。而在中学则大不相同。当时北京中学分为“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表面上是对军训的态度不同，实际上是以出身划分的派别，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问题。这种问题在“文革"前已经出现，而在“文革”中则公开爆发。
第三代人出身问题的大背景，是社会的剧烈变迁。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了，而且是被暴力革命所打倒的，他们的家庭子女往往受到连累。许多国民党人士跑到了台湾，留在大陆的亲属就产生了“海外关系”问题，而“海外关系”多年来被视为反常，甚至与“特务嫌疑”有关。记得我在工厂时有一青年工人叫王长江，表现很好，就是因为其父在香港经商无法入团。他本人申辩说，他父亲是国内某部门派到香港去的，是为国家工作的，但是工厂团组织终因无法外调而不能吸收他入团。这种受出身牵连而在政治上不受信任，不能入党、入团、提干、上大学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其大背景实际是新社会建立初期所遗留的，旧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必然性。当然在中学生中公开地大讲出身，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加以歧视，确是太过分了。但即使没有过火的行为，出身问题与第三代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与第四代人大不相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四代，其父母正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在第一代人作为最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下，第二代人几乎无法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其父母几乎是相同的级别，相同的收入。级别高的无非是科长、处长，当局长的很少，而做工人、农民的则以其10年改革中的高收入弥补了社会地位和“体面上”的不足。在第四代的年轻人中，许多人认为第三代的最大缺点在于不团结，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三代人的分裂的种子，来源于自己的“血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条件，这是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特别是在极“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这种分裂就显得更为严重。
第三代人的出身问题，究其根源是两种矛盾的互相交织。第一种矛盾是“红五类”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矛盾。这是旧社会对抗性阶级矛盾的遗留，在80年代已基本获得解放。“黑五类”子女已经获得了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海外关系”成为对外开放的渠道，为他们出国、经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本上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旧中国与新中国外部矛盾的遗留。在新中国第三代人的内部关系中并无特殊意义，虽然在“一国两制”的实践活动中，第三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种矛盾是高干子女和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反映了新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因而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种矛盾反映的是要不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新社会建立后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新社会建立初期的外部冲突；那么第二种矛盾反映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新社会建立以后的内部冲突。本书主要是以第二对矛盾为根源，来研究第三代人内部的思潮变迁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的。
当然，就“权利平等”，不以出身歧视人这一点来说，两种矛盾可以归到后一类中去，它们反映的都是新社会建立以后，能不能实现革命理想主义的平等，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这种平等的问题。因此，书研究的第二类出身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即：新社会建立后革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冲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这类思潮性质的冲突，长达30年来一直困扰着第三代人，成为他们之间矛盾的特殊表现。


                         第三节  第一思潮——“血统论”思潮
60年代初期，两类出身问题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兴起的第一社会现象，是“血统论”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专政论”，它表现了“红五类”子女要压倒社会中间阶层子女特别是知识分子子女。在表面上，“血统论”是直接反对“黑五类”子女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好办，“黑五类”子女很容易地就服从了，在当州、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不敢不服从。而社会中间阶层子女就不大好办。一是人数多；二是学习成绩比较好，在学校中对干部子女有相当的竞争力，不是那么容易就服气的。因此，“血统论”仅仅对“黑五类”子女比较有效，而干部子女欲对社会中间阶层子女占优势地位，除“血统论”以外，还必须加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道线”，批判“白专道路”和“智育第一”。
我把60年代上中学的第三代人中兴起的第一社会现象的内容概括为“血统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它是代表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女利益的一种思潮，它以鼓吹“出身好，就革命性强”为特征，是第一个代表第三代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现象。
从60年代初到1965年底，是“血统论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当时有组织地在学校中执行阶级路线”，北京市委曾全面地解释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更“左”一些。除1962年放松了一下以外，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被大学录取；这在一篇对遇罗克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当时遇罗克学业虽然优秀，但因出身问题未被大学录取，一些初中老师已经在劝说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要上高中，而去上中专，因为被大学录取的希望渺茫。
在中学中贯彻“阶级路线”的另一种办法，是在选拔积极分子入团的时候，出身占了很大的份量，这与小学生大不相同。在小学的积极分子、少先队员、中队长、大队长、班长中，主要选拔那些学习好、纪律好、有组织能力的孩子，而到中学，气氛突变。每发展一名团员，都优先考虑出身，学习成绩好坏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记得我们在1965年刚满15岁上初二时，班里第一个团员是一位老红军的儿子，他不仅做了学“毛著”讲用报告，而且他的父亲还亲自到校做了革命传统报告，这在无形中就使这位同学威信大增。随后一年中，发展了10名左右团员全部是“红五类”子女，每个人入团都要回忆家史。
1964年学校也开展了“四清"运动，一些干部子女作为享有政治运动优先权的人，参与了学校的“四清”运动。在许多班级中，开展了对老师和同学的批判。记得一位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因为比较娇气，中午吃白面包，而被贴了满墙的小字报。另一位同学，父亲有些历史问题，本人性格比较特殊，就长期被认为是一位“自私”的人物。当时，在“红五类”子女中有一种情绪，即在道德上藐视他人，把他人看作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小市民，死扣书本的“书呆子”，为个人争名利的卑鄙小人，没有教养的“痞子”，而自己因继承了革命的传统，是胸怀大志的、大公无私的人物。
1966年全民批判“三家村”是“血统论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中学中，每个同学都要写批判稿。但是，“红五类”子女很快地利用了自己的出身优势，在批判中加入了忆苦和革命传统回忆。当工农子女们回忆自己的父辈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打骂，当干部子女们回忆自己的父辈为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行为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相比之下，其他出身的同学只能写一些纯理论的批判文章，即使写得再好，终因“不联系实际”而显得苍白无力。
“红五类”子女的另一项最起劲的事情，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智育第一”，这就有效地将学习较好曲知识分子子女压在自己下面。在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将平时因学习成绩差、不遵守纪律而受到的批评说成是老师的“阶级偏见”，“打击迫害红五类”子女。1966年取消高考制，改为从工农中推荐大学生，彻底地堵死了知识分子子女的社会阶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促使“红五类”子女很快组织起来，“血统论”思潮发展到第三阶段。到8月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支持，因而在全国必起。红卫兵的行为，主要是“破四旧”，抄家，批斗教师、校长甚至出身不好的同学，武斗之风随之兴起。“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也出现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座右铭，到处念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随即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开始阶段只准“红五类”子女外出，将造反推向全国。
在当时的某些干部子女中，有一种说法：“工农子女缺乏文化，资产阶级子女政治上不可靠，将来接班的只有干部子女。”红卫兵作为接班人的革命组织，就是按出身标准，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而共青团组织，虽然一直是优先吸收“红五类”，终因不够“纯粹”，而作为“修正主义全民团”被抛弃了。
作为“干部子女要接班’，的核心思想的外化，就出现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在许多次大会辩论中，对联拥护者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辩论中，他们往往诉诸以革命历史。有一位对联拥护者曾经激愤地说：
“我们‘革干’子女，在解放前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搜捕，这叫作‘斩草除根，(全场低头，悲愤万分)，现在我们党对于剥削阶级子女，不仅让他们正常地生活，而且还让他们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当干部，还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全场热烈鼓掌，欢呼)。”
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反对，干部子女的红卫兵运动很快衰落下来。此后，一些干部子女连同他们的父母一同受到打击。老干部成为“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他们的子女就成为“黑帮子女”。“血统论”所宣扬的“出身第一”，反过来打到了干部子女自己身上，其他出身的同学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对他们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绝望之中，一些干部子女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冲击了公安部。“联动”随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许多干部子女被抓了了起来，后来在毛主席亲自干预下获得释放，这是1967年4月份的事情。干部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革命”的首批参加者变成首批反对者。


                     第四节  第二思潮一“造反派思潮”
以干部子女率先造反所表现的“血统论”思潮，虽然开文化革命之先驱，但从理论体系来讲，是与反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红五类”子女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并不知道“文化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斗争的锋芒是针对被打倒的旧阶级的残余(地富反坏及“资产阶级右派”)，针对“封资修文化”(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但“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不能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时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像苏联那样，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是凭借权力变公有财产为私有的。
第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五，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探索一种方式，自上而下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不是靠法制、纪律、民主防止特权，而是靠发动广大群众打倒这些当权者。
第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在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教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级、脑体差别等等。
真正体现这个理论精神的，是“文革”期间的第二思潮——“选反派思潮”。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组织全国大量出现，发展到1967年1月全国夺权，打倒丁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并冲击到军队、机要部门。当时上海提出要仿效巴黎公社，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加以一定调整，指示：要以革命派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参加，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叫做“革命委员会”。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代议制机构，让群众代表直接加入政府执行机构。
“文化革命”中叫喊得最响的，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共产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众运动自然合理”，“造反有理”，等等。但是在操作性上却有问题，10亿群众如何“自己管理自己”，如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这就需要一个最高权威，作为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以群利益讲话，所以往往在最吹捧“群众运动”构时候，也就是崇拜权威最狂热的时候，广大群众与最高权威，好像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是一回事。真正倒霉的，是社会中间阶层：
革命干部，被称为“走资派”，除打倒者外，大搞“精兵简政”，一律下放劳动。
企业家，根本没有。只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厂长”。
知识分子，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既然群众可以在最高权威领导下“直接管理”自己，那么中间阶层就是多余的，因此凡把“群众”捧上天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是反对科学管理反对职能分化的时候，是无秩序、无政府、反文化、无文化的时候。
出于“直接依靠群众”的作法，缺乏操作性，于是，要将军队调出来，实行“三支两军”。但军队往往是分成两派，和群众组织的对立两派相结合，使全国陷入武斗和混乱。此时毛泽东才决定遏制“造反派思潮”，经过几次批判极“左”思潮，清理阶级队伍，抓了一些“坏头头”。1968年8月，工人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年底学生大批下乡，“造反派”运动垮台。
但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另一个新的极“左”集团即“四人帮”又很快地占了上风，像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反“左”，突然转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一样；1973年的“四人帮”，也把林彪的极“左”路线硬说成是“分裂党、叛党叛国——“极右性质”的。于是在批判林彪的幌子下，极“左”思想愈益发展，并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中日益系统化、理论化，终于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6—1979年，“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作为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没有被清算。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结束了长达10年的极“左”思想的统治。
“文革”时期，社会上不时出现一些更加激进的思潮，企图连最高权威也加以摆脱。比如1968年湖南出现一个“省无联”，鼓吹“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省无联”几乎立刻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在中学影响大的则是“出身论”。其作者遇罗克的手笔的确不错，他彻底批驳了“血统论”。
文章首先提出了几个命题：
——出身不等于成分，唯成分论不对，唯出身论就更不对；
——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
——出身论和表现关系甚小，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等等。
从逻辑上看，这些命题并不错，但是《出身论》中对于现有制度的抨击却是比较激烈的：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
“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种态度和立场，在当时许多人(包括反对“血统论”的许多人)看来，并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主张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掌握政策，而是要鼓励出身不好的青年自己起来斗争，因此虽然在逻辑上不错，但在立场上不能接受。《出身论》很快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克随即被逮捕、并枪毙了。在10年改革中，遇罗克及《出身论》得到了平反。
《出身论》所抨击的问题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新社会的发展所展开的矛盾中没有典型意义，不能成为第三代人中的代表性思潮。


                               第五节  激进主义的两颗苦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讲，是一场倒行逆施的悲剧，无论是“血统论思潮”还是“造反派思潮”，都是错误的。在表面上它们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它们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
——对中国国情完全错误的理解，否认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企图超越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
——主张“只要目的合理，可以不择手段”，在“善良目的”、“远大理想”的幌子下，干出了许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
——对基本法律、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无数过火行为中，不仅没有顾忌，反而标榜为“政治觉悟高，阶级感情深，斗争精神强。”
——宁“左”勿右。认为“左”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运动高潮到来时，盲目崇拜甚至煽动自发行为，贬低、排斥理性思考和策略思想。
——绝对的“斗争哲学”。把社会发展完全理解为是斗争的结果，特别是对抗性斗争的结果；重视革命而轻视改良，重视飞跃而轻视渐进；重视轰轰烈烈大搞运动，忽视科学分析与操作。
——把政治单纯理解为对抗性的斗争，而忽视在政治斗争中的规则，忽视谈判、妥协。调和、容忍、共识和共同利益，把这些视为“中庸之道”、“折中主义”。
——不注意团结中间群众，甚至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对于对立面只知斗争和不知妥协和联合，在自己占优势时，也不知给对方以出路，报复心多而宽容心少。
——“自我崇拜”。在绝对崇拜最高权威时，认为自己是最高权威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唯一最正确的执行者；这就在崇拜权威时产生自我崇拜，自认为绝对正确。
有人对我讲起“文革”中3位青年的事迹，典型表现出这种近乎疯狂的狂热。这3位青年一个是满清贵族的后裔，一个是国民党将军的儿子，一个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搞得家破人亡。于是这3个人就“投身世界革命”，去缅甸当了人民军，打游击。结果一位战死；一位成为缅共党员，回国后不被承认，流落四方；一位负伤后赢得一位干部女儿的爱情，算是结果最好的。在那革命热潮极为高涨的年代，中国青年们在国内造反、串联还嫌不过瘾，要杀上国际舞台。至于那些家庭出了问题的青年，更把这种行为看作是表明革命心迹的机会。
在激进主义思潮下，出现了广泛的“文痞作风”，随便把什么都可以批倒批臭。记得有一次批判电影《怒潮》，里面有一首歌：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我们批判道：“这是给大军阀彭德怀树碑立传，以个人恩情代替党的恩情!”
……“那有利刀能劈水，那有利剑能斩愁。”
我们批判道：“看!多么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气焰!”
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冠以：“其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比如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当时谁也没看见过，后来看到了也无法批判，只好说：“抓住大跃进中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批判，一点逻辑也不讲，才是真正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口号下，一切友谊、感情和同情都被“横扫”，学生可以批判老师，子女可以批判父母，同学可以互相批判。我们这些霍老师当年的得意门生，竟然在1966年回小学造反，联名给霍老师贴大字报，说她“用资产阶级母爱式教育毒害了我们”。当时霍老师脸上那种苍白而痛苦的表情，深深印在我们心中，直到25年后向她公开道歉，才算了却一桩心事。我们这些自幼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在中学也分成两派互相厮杀，至今感情上的创伤仍难以愈合。我本人做为班里的造反派小头头，也对某些同学施加了压力，组织过批斗，由文弱书生变为“争斗勇士”，至今想起来仍旧十分内疚。这样的教训真是永生不能忘记。
令人欣慰的是，在当时普遍的非理性行为中，也有某些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理性的萌芽，这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五类”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反对“血统论”的。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北京四中里，高干子女多，但相对来说，“血统论”反而较轻，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素质高，斗争的双方比较讲究文明、讲究策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他们虽然把信任、信仰完全交绐了毛泽东，但是他们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赞成武斗和各种过火的斗争方法。据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他们就曾经由于父亲的劝说而停业了抄民主人士的家。张末生同学回忆说：“我父亲(当时是统战部副部长)在家中痛骂我们的打人行为是“小法西斯”，并且非常痛心地说： “我们有责任，我们党有责任，没有教育好你们!”许多干部子女都有这样的回忆。
一部分平素学习好、思想水平高的干部子女，一直比较注意掌握策略。在l 966年“红卫兵”武斗盛行时，他们组织了“纠察队”，企图维持秩序。红卫兵运动衰落后，他们能够认真反思，认识到自己的某些错误。纠察队一位创始人李之友，曾提出一个向题：  “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承认红卫兵犯了错误，提出了过于激进的口号，没有注意团结大多数，把本来是属于自己阵营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
在造反派中，出身状况比较复杂。见当年广州红卫兵的一张统计表：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划分表
阶级出身         学生人数   造反派     保皇派     消遥派
                            红卫兵%    红卫兵%    红卫兵%
                                   

革命干部             285       19         73       8
工人阶级             537       34         40      26
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664       61          7      32
中间阶层非知识分子   302       40         10      50
反动阶级             299       36          4      60
   

时我校“造反派”一位领导人王祖锷，就坚决反对“四三派”的对抗军训的作法，为此对立面贴出大字报，欢迎王祖锷加入他们的组织。两种策略派也有共同的特点：
——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
——比较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注意自己的形象；
——主张文斗、说理，反对阴谋和武斗，这里面已经暗含着在斗争中遵循一定规则的思想，承认无论多么对立的双方，总有共同点可寻、共同利益可寻、共同规则可循。
——有一定的理解对方沟能力。有与对方对话、谈判、妥协乃至联合的愿望和能力。
——对自己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对于对方的伤害，能够不计前嫌，不报私仇。
这些品质对于第三代人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特别在10年改革中表现出来并成为稳进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时，由于社会上激进思潮泛滥、痞子作风猖獗，批斗、围攻、武斗、阴谋流行，这样的品质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真正的“文革混乱时期”，只限于1966至1968三年。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部成为接受改造的对象。第三代人从“革命动力”，一下子变为改造对象，从而开始了认识国情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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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患难与共识


在经历了3年的“革命造反”以后，第三代人被赶到工农兵基本群众之中，经过了长达8年的痛苦磨炼。这是一个真正接触中国国情，融于中国国情的时期，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由狂热转为悲观的时期，第三代人经历了思想上，生活上、性格上全面的锻炼，真可谓“脱胎换骨”。本章列举了我班一些同学的真实经历。可以看出，在真正的劳动生活中，第三代人较远地离开了改治漩涡，摒弃了因出身和政治观点而产生的分裂，在患难中达成了共识，走向团结。这是第三代人认识国情的第一次大危机，第三代人在认识危杨中改造自己，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第一节  出身大灾难


说起出身大灾难，我在书中首先要悼念我们班集体的李奇女同学，下面是王慧治同学的一篇悼词，追念我们童年时代朋友的亡魂!
“李奇，咱们班的同学们近来又开始聚会了。20多年了，自从文化革命始，咱们就再也难得见面了，可现在，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大家总要提起你，为你惋惜，为你不平。李奇，你怎么能自杀呢?那时，你要能咬咬牙挺过来，现在不也能和我们坐在一起了吗?那我们该有多快活!
“咱们是八年的同学，从幼儿园中班咱们就在一起。这可贵的八年，是咱们最美好，最无忧无虑的八年。还记得吗?在小学时，我们曾是朋友。那时你是班上绝顶聪明的孩子，每次班上做速算练习，你总是算得最快、最好的。那次全市小学速算比赛，你还得了第一名；你的作文总作为范文读给我们听，你的文章是那样流畅，那样幽默，经常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可你又是班上绝顶任性的孩子，一年级时，只要不如意，你就躺在地上打滚，老师说你父母把你惯坏了，她经常去你家家访，帮助你克服毛病。后来你懂事了，不再那样任性了，但你的性格已形成，你是那样敏感，那样好胜。
“你的父母真不该太惯你呀，那使你的内心过于脆弱，以至没能顶住十年逆境的折磨，自己了结了自己才十几年的生命。
“其实这怎么能怪你呢?我们都过于突然地被扔进那险恶的激流里了。小时候，我们总被告知，我们是生活在蜜糖罐里的，我们为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而骄傲，为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荣幸。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幸福的花朵，我们所向往的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未来。我们哪里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竟是那样残酷的现实，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一切都要打倒、要批判、要横扫、要斗，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时我们才十四五岁呀，我们是那样热切地投入到破四旧的洪流中，可不久，我们自己也进入被“破”之列。
“我听说你的父母是属最早被打翻在地的那一批，你也成了“黑五类”，在学校强迫“劳改”，那些曾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同学们，此时都反目为仇了，那些曾是那样文弱的女学生们，此时都丧失理智了，变得冷酷无情了，她们往你背上吐痰，凌辱你，折磨你。你完全茫然了，你那样可亲可爱的父母，成了“三反分子”，而你自己也受到株连，你所受到的教育要求你无论什么时刻，都应一心跟党走，你站起来造父母的反了。可你是多么地爱他们呀，你心灵深处，怎么能相信他们是敌人呢?当你在遭受折磨时，你以为自己是在赎罪，可何为罪呢?矛盾呀，对党的绝对忠实和信任，迫使你向父母开战；对父母的爱，又啃噬着你的心，鞭笞着你的灵魂，你如落进无底深渊，茫然无措。
“我听说了这一切，我托人带信给你，请你来找我，我想给你一点朋友的帮助。可你没来，我太糊涂了，也太懒了，我本应主动上门去找你的，可我却只知等着，我实在没想到事态竟如此严重。我插队去了，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在我走的第二天，你到我家来了，我赶紧往你家赶，想找你，没找到，你们家已变成大杂院了，他们都不认识你，只说你们家已搬走了，也不知搬到哪，我错过了。再也没能见到你，等我经历了一番农村、部队的磨炼，重又回到北京时，七八年过去了。一天，有人找到我，给了我一张小纸条，那是一首词，他们告诉我，是你临死前写给我的，你自杀了，继你父亲自杀后，你就一直在寻死，最后终于抛下一切，走了。
“噢，李奇，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在，我总想，如果我早点去找你，而不是漫不经心地等着你来；如果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能在你身旁，你也许不会死。我们是小学时的朋友呀!那时我崇拜你的聪明，而你不知为什么，总喜欢模仿我的行为。我上课总是踩着铃声进教室，其实实践是动作太慢，紧赶慢赶，才勉强做到不迟到。你却以为这是我的绝技，硬要将此招学到手，方肯罢休。可惜，你老踩不准铃，总是在铃声响过之后才进教室，你可是迟到喽，老师找你谈话了，你说是学我，这下，我们可都挨批评了。还记得这些事吗?多有意思，多可笑，可惜呀!我们再没有机会一起回味往事了，也许这些童稚的回忆，能给你带来快活，能使你重新体会生活活的乐趣。
“李奇，这一切全过去了，我多想你；多为你遗憾，为什么你不召唤我呢?你明明是在怀念我，有你留下的诗词为证，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噢，一切全过去了，我后悔呀，我听说那时，你妈妈找人看着你，不让你自杀，却没能看住。如果我在，我会把你从沮丧、绝望、矛盾中救出来，我会让你勇敢地面对人生。
“是呀，小学时，我们都太理想化了，我们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还记得咱们班的诗朗诵吗?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那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都太天真，太无邪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中，又被一记闷棍打懵了头。我听说他们把你送到疯人院去了，因为你无法将现实和幻想扯平，你本是才能出众，可以大有作为的，却什么也没做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其实那10年只是一场恶梦，恶梦过后又是早晨，如果你能坚持到现在，不就能和我们一起，投身于改革，投身于事业了吗?你走了，还没来得及施展你的才华就一去不返了，只留下了你那可悲的经历。……”
看了这篇悼词，我们不仅为李奇及无数死于非命的人落泪，也为王慧治同学的感情所感动。自从否定“文革”以来，我们听到了无数控诉，都说自己是受害者，连那些“文革”时期提干、入党、整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么谁是害人者呢?有谁像王慧治同学那样带着内疚的心情去追悔往事呢?有谁承认自己也害过别人呢?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是这样没有责任感、没有忏悔意识，那将是多么可悲啊!这是题外一点感想，让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叙述“出身大灾难”。   
上山下乡，现在往往被形容为极其苦难的折磨，但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如此。在第一年，知识青年不习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要过劳动关和生活关，但斗志高昂。以后斗志涣散了，但生活劳动也习惯了。对于那些在城市中受尽出身牵连苦难的青少年来说，下乡还有一种解放和逃避的作用。王觉非兄弟4人，自幼生活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中。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外交人员，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解放后只能在协和医院当挂号员。母亲多病长年在家，生活极其艰难。虽然破落，父亲仍决心让4个孩子上大学。但上山下乡运动将4个孩子全部赶到了农村。王觉非在内蒙干了6年，最后一个离村，被推荐到内蒙古大学学外语。在大学期间表现优秀，也找到了称心的女友，但终因出身问题未能入党。此人后留学美国，现在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做一个研究人员。
高及春是原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的女儿，他的父亲既是知名民主人士，也是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文革”中为康生陷害，入狱半年即惨死。高及春那年16岁，领回来的只是父亲的一件血衣和极其肮脏的饭碗。上山下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至少在农村中她获得了他人平等的革命权利。知青内部十分团结，陕北老乡对他们又非常之好，劳动虽累，生活虽苦，但决没有北京“文革”那种血腥气。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中感到了宁静，感到了人民的亲切朴实，他们是在陕西的黄土地中汲取了民族的生命活力的。高及春现在在北京太极计算机公司搞技术工作，生活得非常乐观充实，“干部子女”对她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张末生的父亲是原统战部副部长，她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情况：
“我父亲多次被批斗，家也多次被抄。有一次造反派抓我父亲出去批斗，我们姐妹几个死抓住汽车不放，汽车径直开动起来，把我姐姐拖出了100多米。我父亲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这样要出人命的!’汽车才停下来。他们拉开姐姐，抓走了父亲。后来我的姥姥瘫痪，姐姐也疯了。姐姐的疯是由于她自尊心太强，特别想革命，在家里也造父母的反，在外边又受歧视，终于她的精神崩溃了。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每天只能买一毛钱的肉吃。后来全家7口，分到全国各地，天涯7处。我父亲终于活到了平反昭雪，但身体已坏得不能工作，没几年就死于癌症。我从插队到干校，回京后又上学，还自学了一门法律，考上了律师。”现在的张求生，在某大公司做企业管理部的负责人。
如果说农村为家庭遭受灾难的孩子们提供了“避风港”，那么兵团和工厂却仍然歧视他们。齐玲玲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延安时期就挨整，她自幼好强，跑到最北边的中苏边境上的农垦兵团，没想到家庭问题的阴影仍然缠绕着她，她不能当基干民兵，没有持枪的权利。为了争得平等做人的资格，她一怒之下迁到了内地的另外一个农场。几年之后，她独自跑到武汉长江大桥上，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如果出身问题要影响一个人一辈子，那么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自幼养成的奋发上进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她顽强地活了下来。齐玲玲现在在中央某部门做财务工作，很有一些权力，到处被奉为上宾，但事隔25年，回忆起当年做‘人下人’的滋味，她仍忍不住要落泪。是什么东西使第三代人终生痛苦呢?应该说不是困难、挫折、不是失败，更不是生活艰难，真正使人终生难忘的精神刺激，就是那种人间天生的不平等和歧视。正是因为第三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了这种歧视，所以才有那样顽强的奋斗，那样强烈的平等追求。
事过境迁，那种以出身取人，株连九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青少年时代所受歧视的伤痛却仍隐隐作痛，它在第三代人的成长经历中既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动力。所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幼年的优越感，少年的受歧视，从两个极端给第三代人提供了奋斗的激励因素。


                 第二节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代人在8年中所受的磨难，更为严重的一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我们的教育与社会实际，本来就有一定脱节，在“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革命理想”极端膨胀，唯意志论盛行，第三代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完全脱节。不止是脱离国情，而且是无视国情，想用自己的理想去创造一切，他们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是“象牙之塔”中塑造出来的，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几乎没有。特别是那些“优等学生”们，所受的思想冲击就更大。
一位出身高级干部的同学谈了他在惊心动魄的大波大澜中搏击的思想轨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也当过‘左派’红卫兵。但是，风云突变，父亲被打倒了，我的厄运也接踵而来。最初，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被人理解。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真诚，我扒军列过了中越边境，打算战死沙场。后来被遣送回来。社会上对老干部的摧残一步步升级，母亲含恨而死，我的思想变为愤怒和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孩子气的，甚至是带破坏性的。被驱逐出原来住房时，我们兄弟几个把门窗玻璃打得粉碎。
“1968年，我被抓进监狱。监狱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思考的问题已从个人的家庭遭遇转变为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与此同时，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数理化知识、中外历史和马列著作。1973年出狱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和思考上。受当时青年思潮的影响，找到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共产主义运动史》、《斯大林秘史》等，同时写了很厚的读书笔记。这书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1975年，父亲出狱后与我的长谈，使我开始了回归的思想过程。父亲出狱后的8个月中，我每天下班陪父亲散步，他给我无保留地讲述了党的历史、个人的经历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党经常在曲折中前进、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错误地整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确最终会战胜错误。父亲讲到了毛主席的错误，也指出了应该客观全面地评价毛主席。散步中的长谈给我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我感到，父亲对问题的解释更客观、更令人信服，父亲的看法比我更深刻。渐渐地，我从迷惘、摇摆重新回归到相信党，相信党的事业。”
这位同学最后说：“我们在小学时有种‘禾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最高水平’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在鼓舞着我。”
如果说政治灾难给干部子女造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那么思想折磨则给知识分子子女造成了痛苦的内在压力。文化革命开始时，强调家庭出身、下厂下乡，废除了高考制度，挫伤了这些人的自尊心和知识优越感，使他们走向了“造反派"和“逍遥派”的行列。一位硕士毕业生回忆道：“当时我是很希望加入红卫兵的，但由于父亲入党年代较晚而未获批准，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知识分子阶层的‘平等’追求，在当时不可能走向商品经济观念，于是就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对特权阶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期望在最高权威领导下斗私批修、改变人性，使中国超越商品经济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当时我们追求的目标。为此，我参加了许多‘大批判’，批判母校，批判老师，批判同学、同时也批判自己。
“在文革年代里最为痛苦和可悲的，是我们不断自觉地扼杀自己的生机。当时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在单位中往往是改造对象，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劳动、自我批判，总是甩不掉那个‘知识分子’尾巴，也许是我们真有那么一条尾巴，如大批判发言水平高、不盲从、不会说谎、爱看书，反正每次上大学的名额来了，总没有我的份。在那些年代里真是苦闷到了极点。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后，我一口气连续7年读完了研究生，整个思想迅速复苏和反省，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大学期间，我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的名言‘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组织参加了多次讨论会，彻底清理了自己信奉过的‘继续革命理论’，认识到它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农民乌托邦式的民粹思想。我的思想迅速向改革开放方向转变，成为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者。
“研究生毕业后，我希望有一个亲身参加改革开放实践的机会，从北京调到了天津开发区。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引进外资的积极尝试。当我经过两轮选举成为区内民主评议会主席的时候，我由衷地感到，经过文革中的非理性狂热、2年待业、8年工厂、7年大学，外加3年毕业后的实践 ，我终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找到了实现自身才能的合适位置，找到了个人理想与群众意愿、历史进程的认同。这种社会实践，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也是出于对自己少年时代愚蠢行为的内疚和忏悔。
“近年来，处于对中国国情日益深入的认识，我逐渐从激进改革主义转向深刻保守主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感到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采取一种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稳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
一位同学回忆说：“毕业分配时我分到京西煤矿做了10年矿工。我一直没学会说脏话骂人。有一次晚上开露天大会，领导说：‘有的青年工人什么都好，就是缺少群众语言！’当时所有探照灯一下子朝我照过来。艰苦劳动之余，我和几位插队，参军的同学不断通信，共同学习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我们的方法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当时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其他的方法。但是当我们经过一系列严密的推理之后，吃惊地发现，我们竟得出了与德热拉斯相同的结论，虽然我们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书。当时我们懂得结论是，中国也有一个新阶级。这些通信被一位同学的姐姐发现并交了上去，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我被隔离审查50天，一位工厂的同学团内记了处分，以为插队的同学险些判刑，另一位同学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学籍、军籍，送到首钢做最重的劳动。直到1978年我们才彻底得以平反。我们这种激进的观点是怎样纠正的呢？主要是通过思维方式的改变，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而从文化变迁、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功能结构等其他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方法可能是离‘正统’理论远了，但结论是温和了。我们实际上ijing默认了某些新的不平等，而放弃了那种极端‘革命’，要打倒一切的类似托派的极‘左’理论。
从他的思想变迁中，可以看到实践和世界观方法论，在认识国情中的重要意义。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的真正认识，正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的探索，经过许多错误和波折，才比较正确起来的。
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第三代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发现社会实际与书本上说的不一样。高及春回忆道：
“有一次我们请一位老贫农忆苦，他说，他们村的地主还不错，实际上最苦的时候是3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听吓了一跳，几乎是下意识地跳起来反驳：你应该从本质上看问题，地主阶级是剥削你们的? ……
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刚刚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战场上冲杀下来，身上的硝烟气还没有散尽，带有一腔改造社会、改造农村的抱负，遇到社会冷酷的现实，不可能不出现巨大的心理危机。这种心理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理想太高太空，与中国实际相差太远。这是第三代人认识中国国情过程中的一次大危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前，是屈服于现实而放弃理想呢?还是坚持理想而否定现实呢?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人出现了新的分野。这次不是依出身或政治观点分野，而是依第三代人的自身素质分成了积极的和消极的。
当理想在现实前碰壁的时候，持消极态度的人很多。“知青”的共产主义小集体迅速瓦解，大家分开“单过”了：随后通过各种关系，一个个离开了农村。“扎根一辈子改造农村”的理想不到一年，烟消云散。许多人不好好劳动，整日游荡、抽烟、打牌，甚至出现了颓废、堕落的倾向。第四代青年中近年来出现的“麻将派、出国派、跳舞派、搞对象派”，不过是10年前第三代人中颓废思潮的重现，只是比较“洋气”罢了。这是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的一部分人。
另一部分人是坚持理想而不顾现实的。就态度来讲是积极的，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除在实际中碰壁无数以外，在理论探索上也误入歧途。但是多数人经过刻苦的社会实践和彻底的反思，逐步使自己的认识接近了中国国情。

在“文革”时代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中，生活的艰苦还在其次，更大的苦闷是精神压抑。那是一个歧视知识文化，鼓吹“大老粗”精神的时代。社会舆论容不得有知识、有个性、有奋斗精神的人，无论你怎样努力，怎样改造，总摆脱不掉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其实我们这些人，初中都没有毕业，算什么知识分子?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也不该把我们划为知识分子。在土改时期规定，按解放前3年的经济状况定阶级成份，1945年的地主如果破落了，1949年就可算贫农。我国企业福利待遇条例规定，3年学徒可以转为正式工人，8年工龄是老工人，公费医疗可以50％变为100％。如此说来，第三代人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而是正经八百的老工人、老农民、老战士！但在那些年代里，你是工人也不行，因为你有思想、爱学习，不喜欢串领导家的门，就总是要背一个“小资产阶级”尾巴。当时我们最大的苦恼，就是不断歌颂那些压迫自己、歧视自己的势力。明明有文化，却要歌颂无文化；明明是文明，却要歌颂野蛮愚昧；明明是有个性，却要变成无个性；明明有生机，却要扼杀生机，而且是自觉地、经常地扼杀自己的生机。即使如此，还是得不到信任！据我在工厂8年的体会，要与工人打成一片并不难，只要你踏实肯干、尊重他们，他们就喜欢你，他们是真正纯朴善良的。真正不容人的，是那些文化素质低下、有野心、有一定职权的人，他们本能地嫉妒、排斥、反感、厌恶我们这些人。
记得有一次班组学习，我提了几个理论问题，车问主任解答不了，恼羞成怒，居然在干部会上说：“学习时有人给我出难题，凭我这点水平还能对付得了!”在工厂“以工代干”后，我曾在干校劳动半年，一边劳动一边读《资本论》，当时大家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又不敢说我不对，于是在鉴定时就要多考察一下，“这个人爱看书，不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否?”多亏我已有了经验，在各种场合发言辅导，都十分注意通俗、幽默，于是在鉴定中给我加了一句：“理论能够联系实际。”这看起来是一句好话，实际上是一种额外负担。别人不读书，就没有“实际不联系理论”的问题，你爱读书，就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如果联系不好呢?读书就不如不读书!在这种氛围下，我只能加倍努力，“动心忍性”，又读书又联系实际，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讲演大有帮助。无论是讲什么问题，我总能变成口头语式的群众语言，不出几句话就能引人发笑。至于自己心里是哭是笑，我早已分不清楚了。
在我们那个小工厂里，车间主任以上干部一是转业军人，二是随军迁入北京的军人家属，他们把住了天堂的大门，无论你怎样虞诚、怎样忏悔，就是不让你进去。即使你表现再好，也很难入团入党提干，即使你学习再好，也很难被推荐上大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才削弱了他们手中的生杀大权，给予我们这些“贱民”以一条平等竞争的出路。为此这些低文化、高嫉妒心的人颇为不满，还要在政治条件年龄、履历、身体各方面挑你的毛病。直到大势已定，才不得不认输。
在那些沉渣泛起，反文化反文明的“文革”年代里，我们的最大悲剧是既要歌颂压迫自己的势力，又得不到宽容，而最大收获是培养了自己的韧性。有时几乎是毫无出路，我就拼命地读书，有时抬头凝视着屋顶，默念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周围是多么黑暗，我总是相信奇迹、相信物极必反，记得当时对我最有影响的书，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牛虻》，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支持我们奋斗的精神力量。直至今日，我还能背诵出不少格言。比如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屠格涅夫的诗：
“我衷心把自己献给新的感情，
在心灵上我如婴儿又重生，
我所膜拜的我今皆销毁，
我所销毁的我今又崇敬。”…
无论遇到何等挫折，我们还是相信真、相信善、相信美，这大概就是被世俗舆论称为“精神贵族”的东西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精神所奠基的中华民族精英的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已被第三代人所继承。当然，传统文化有其局限性。有一个阶段，我吃惊地发现：屈原、岳飞、文天祥，只能在死后成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专制皇权和外族入侵的条件下，只能从负面表现出来。而像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开创基业的人物，却总是在道德上受到贬低。这就是说、传统美德必须经过改造和转化，才能真正促进历史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志士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又必须继承下来。第三代人中的优秀分子，无论在极“左”的“文革”冲击下，还是在商业经济冲击下，都没有放弃幼年时形成的基本人格和心理结构。


                           第三节“峣峣者易缺，曒曒者易污"


中国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又云：“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种话既可理解为批评传统社会僵化保守、压抑人才；也可以理解为批评优秀分子脱离群众。更大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告诫世人，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国情的某些规律，至于从中汲取的是积极的因素还是消极的因素，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第三代人从中汲取消极因素者不乏其人，其实任何时代的多数人，都不免如此。相比之下，第三代人采取积极进取态度的，还是相当的多。
8年中，除了政治上的冲击和思想上的思虑以外，第三代人更多地是在艰苦的生活、劳动和工作中磨练，这种时间极长的扎根于最基层的生活，几乎消磨了整个一代人的青春。不仅是政治观点、思想方法发生改变、甚至连语言、性格、音容笑貌都发生很大变化，真是“脱胎换骨”了。现在有些人对第三代人总是不大看得惯，说他们是“知识分子气”，实际上恰恰说反了。8至10年的工农兵生活早已改变了他们的成份。在他们的语言中也经常夹杂着各种粗野的骂人脏话，仿佛不如此就不痛快，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丰富经历似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后来上了学、又回到文化教育界或做了干部，但基本上可算“工农兵回炉”的。至于幼年时代培养的上进心没有消失，正是他们可宝贵的地方。
被批评为“肩不能的挑，手不能提”的知识青年们，都经历了5到8年的艰苦劳动。一位东北农垦兵团的知青回忆说：
“早上3点起床，一干就是12个小时，一眼望不到头的野草，比人还高出一头，大家谁也看不见谁，只是一个人拼命地干。
“知识青年在东北、新疆、内蒙、云南的农垦兵团有数百万人，对当地的生产、技术、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出现了许多作家。在各连队的生产管理、会计、机修、技术科研部门和教育系统，知青占了大部分，还有许多文艺宣传队，把歌舞、版画、摄影和科学文化知识带给了边疆。这是我们贡献了最纯洁的理想和青春的地方。后来有政策可以返城了，大家心情十分矛盾，不回去又想家，回家后又怀念北大荒。回北京后心情也不痛快，一无房子、二无合适工作，现在40好几了，在单位里地位很低、收入也低，真是觉得很窝囊。”
第三代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心情往往十分痛苦。历史上有过几个时代，如孙中山同盟会推翻清朝、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50年代数十万军队转业屯垦戍边，少则3年4年，多则10年8年，总能干成一番事业，死者千古留名，生者建功立业。独有第三代人这10年青春年华，算是白白浪费了。拿数百万知青屯垦戍边来说，本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能有正确的政策，能使他们长期留在边疆，对国家的建设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想而知。但偏偏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去的，去时一窝蜂，回来一窝蜂，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波动。如果在回城时加以限制，同时给留在边疆的人以特殊政策，从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正是由于下去时太“左”了，一旦“拨乱反正”就控制不住，数百万知识青年只留下3万多人。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领域出现，几乎成了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国情吧，从根源上仍与“激进主义”有关。
王慧治同学的当兵经历更带有戏剧性。她生长于革命干部家庭，自幼天真、善良、娇气，在小学的集体中如鱼得水，一上中学就显得特殊。老师对她父亲说：“王慧治说话和别人不一样，走路和别人不一样，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下乡插队她感到轻松自在，到部队当兵后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为了入党、提干，人际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在讨论她入党的会议上，人们说她：“学生腔，大城市作风”，理由是她在小学学会的三句话： “对不起”、“谢谢”和“请”。有些以“工农作风”自居而自豪的人大言不惭地批评道：
“大家都是阶级姐妹，还用道谢吗?”
她自己是这样回忆往事的：
“有时我想，我们是幸运的一批人，因为我们有着最幸福的童年，我们曾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接受过早期正规教育，我们的校长和老师都是极杰出的教育家。可有时我又想，我们是不幸的一批人，因为我们所被告知的世界和真正的世界相差太远，我们所受的教育应付不了它。
“我太怀念我的小学了。小学的一切都牢记在我心间，还记得我们所用过的最后一间教室，它虽显破旧，却宽敞、明亮、干争，墙上贴着8个大字，诚实、好学、礼貌、卫生，那是陶校长为我们立下的做人准则，她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我把这8个字记在了心间，要求自己为人友善、宽厚、彬彬有礼，更要求自己勤学、上进、听党的话。我盼望着掌握高深知识，为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力量。那时的大人常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亲手建设共产主义。”当时，我对这话深信不疑。然而离开小学还不到两年，我们就掉进了“文革”10年的漩涡，迎面扑来的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它把一切都推翻了，它在我的心中画出了一个个的大问号。
“我的哥哥，曾是模范学生，他不仅在学校是优秀，在我们所住的大院里，也被所有的家长引为自己孩子的楷模。文革初期，他以义不容辞的态度，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然而事态的演变，又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他开始怀疑中央文革的“正确”，他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发牢骚了，可他又想到毛主席教导大家“应该相信群众，应该相信党”，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更是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他以极大的信赖，将自己的怀疑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群众大会上‘暴露活思想’，他以为能够得到群众的帮助，他渴求党组织能将他从迷惘中救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被打成反革命了，他被隔离审查了，更可悲的是，他也诚实地将所有和他一起发牢骚的朋友端了出去，这些人自然也得到了和他一样的下场。所有的朋友都开始指责他，唾弃他，连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也将他视为陌路人，因为我们不能容忍出卖朋友的告密者，可在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和告密，孰是孰非!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正面的教育，我们所被告知的都是真、善、美的、纯洁、道德的。可文革开始了，那些最残忍、最冷酷、最丑恶的现象一下子全暴露在我们面前，满街“最高指示”的“红海洋”，和污秽、下流的“漫画”，混杂在一起，父母说你们别看，怎么可能呢?
“那时我刚刚15岁，文革10年我25岁了，这正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时期，也正是需要正面引导的时期。可我走入迷津，昏昏然然，一个疯狂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到处是揪斗、游街、凌辱和谩骂。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只有斗争，说是要斗出个红彤彤的世界，因此人人都要显示出斗争性，拿出誓死战斗到底的气派。
“我到底是实验二小教育出来的学生，即使在文革中，也没忘记‘请，谢谢’‘对不起’等文明语言。那时霍老师教得多细呀，她告诉我们，当你有求于人的时候，要说‘请’，当你碰撞了别人，要说‘对不起’，当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时，要说‘谢谢’，她甚至连如何给别人递剪子都教给了我们。可谁又想到，这在文革中是不能容忍的，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大城市作风，甚至连讲卫生也是错误的，那时是以讲卫生为耻，不讲卫生为荣的。似乎只有脏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只要你说‘我们大老粗’，你就真理在手了，‘大老粗’已成了战无不胜的武器，是所有一切不讲公德的行为的挡箭牌。
“我在部队时，是卫生兵，那时正是学习‘老三篇’的年代，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赞扬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也决心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努力钻研医学知识。部队的老同志告诉我，要想深入掌握医学知识。三理一剖(生理、病理、药理、解剖)，是必要的基础。那时市场上只有‘红宝书’，业务书籍几乎没处买，老同志将他视为珍宝的解剖、生理书籍借给我，让我好好学习。部队条件差，我们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晚上点的是油灯，为了给老乡省油，更为了遵守部队的作息时间，我总是打着手电钻进被窝里看书，结果成了‘单纯业务观点’的典型，连借我书的医生也挨批评，因为他鼓励新同志走白专道路，我也成了野心家，因为我要做医生。我真诚地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白专道路’在那时早已被‘批倒批臭’，我无意中竟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确实中毒不浅，于是我就抽时问读马、列、毛的原文，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想着既学政治，又学业务，当然应该算又红又专了，可我又成了‘空头政治家’，我无所适从了。学业务是白专道路，学马列是空头政治，最后我终于悟出来了，只要学习就是犯忌，因为那时不需要有头脑的人，文化理论水平不必有，只要会背语录就行了。她现在在出版社当编辑，非常达观，乐天知命，全部心血都用到了教育子女身上。但是她仍然改不了善良的本性，每逢评职称，提级这类大家拼命争抢的事。她还能先考虑别人，说：“要是评了我，别人怎么办啊?”有一位知心朋友对她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心眼儿太好，现在哪儿有像你这样的人啊?了解你的说你傻，不了解你的说你自命清高。”在世俗偏见面前，王慧治仍取一种超然态度，她不愿意为了蝇头小利去追逐，活得安闲自在。
第三代人在多年磨练中，每个人都做过多种工作，他们的专业学习受到损害，但综合能力却大大发展起来。请看张晨同学的经历：
“山西浑源县插队8年，做过各种农活，担任过生产队长。
在农村参加‘一打三反’专案组，作为非党群众参加了整党建党。
在县城小学当教师，从一年级到初二，教过八个年级的课，有语文、算术、体育、美术、音乐……
回北京后，在东城区人造金刚石厂当车工。
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
在中国画研究院编学报，组织画展，是一个中级编辑。”
师范大学学报上，报道了另一位同学：
“孙晓华，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理科电大毕业后调到图书馆学系搞教育。仅有一张大专文凭，却靠自己的勤奋站讲台数年，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博得师生普遍好评和信赖。去年学校破格提拔她为实验师。几年间她辅导并主讲了‘130程序设计’、‘图书馆现代技术’两门课，其中一门课代表系里参加了学校1987年理科教学评估，在受学生好评这一项中名列第四。
除教学工作，她还积极为系里建起了实验室，设计机房，购置、安装仪器，制订制度，甚至仪器维修，她都承担下来。她还是系工会主席，曾被评为市教育工会积极分子。去年又开始兼任系办公室主任。
从课堂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办公室，她可谓一个‘全才’。”
孙晓华已分居12年，爱人至今在外地工作。她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上述成绩的。
王立群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向女儿，自幼家教严格，典型的书香门弟。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到百货商场里做了10年售货员。但既然做了，就要尽全力做好。她打破了女职工不蹬平板三轮的惯例，与工人师傅一起搬运货物，有时洒一身墨汁，有时粘一身浆糊。她就是这样一直干到业务经理。但是在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年代里，她却回到商业财贸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她没有去“挣大钱”，而选择了一条能使心绪宁静的道路。
高中的父母是医生，本人头脑聪明、处世圆通，很有一些政治家的才干。但他知道自己缺乏政治背景，毅然走上了从商的道路。他从外贸学院毕业，在“中信”工作两年，随后自费出国留学，先后在德国、瑞士学习，终于以优秀成绩考上了英国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派回中国经营，成为一位  “买办”。他不无自豪地向国内朋友们讲述自己收入高，同时又表示自己是“给鬼子干活”，心理不大平衡。我问他：“你们在国外关心中国的前途吗?”
他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表示大部分海外华人是关心祖国的。
我又问他：“如果有朝一日，国内组织一些大公司聘你当经理，你会来吗?”
他说：“我恐怕国内公司养不起我。”
不过我相信，只要得到充分信任，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士应聘的。
刘鹏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只此一子，视如掌上明珠，从小就不让他出大门一步，不让他与胡同里的“野孩子”们玩。小学五年级他患肝炎，休学半年，几乎要留级，但是他终于没有留级。25年后他回忆道：
“当时没有留级主要是靠荣誉感和意志。首先是霍老师不愿意她的学生中有人留级，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了信心。”
中学毕业后，刘鹏幸运地没有下乡，分配到工厂做汽车司机。他拼命地干，不仅开车，而且兼做搬运工，厂里无人不夸他老实肯干。但是他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练。汽车队里人员复杂，每逢工休就凑到一起谈笑，说一些极其下流肮脏的话。刘鹏实在听不下去，就远远地躲在一边。这就难免被人说成“自视清高，脱离群众”。这一段时间是难熬的，正像毛主席所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这种磨炼不是靠奇迹，而是靠“修行”，时间要久，功到自然成。’《西游记》中所说唐僧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后才经历了80难，于是还要到通天河让老乌龟掀进去再受一难，才得正果。小时我常想：唐僧取经走十万八千里，多么难啊!让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过去取回来不就行了吗?后来才悟出，欲取真经，取到经典是假，悟出真谛是真，就是要你经过长期磨炼。
刘鹏像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这段遭世俗非议的时光，他到底没有学会说脏话，也终于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后来他人了党，升任车队队长，亲自管理这些工人师傅们了。现在他在北京市某贸易公司做经理，从事出口贸易。
在重点学校高干高知子女群中，也有一部分出身于贫寒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天资聪颖、或靠刻苦奋斗上来的。他们的奋斗史，另有一番滋味，不仅要兼做家务，还要忍受周围的歧视。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高艳洲，就是这样一位从拣煤核小孩到重点中学学生，从工人到文学教师，最后成为香港商人的。下面是他在赴香港之前对我讲的话。
“我的父亲17岁从白洋淀农村中出来，到北京做小贩，解放后拉过平板车，母亲没有工作，养了6个孩子。在我的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家长统治，在外边受了气就回家来耍威风。他喝醉了酒就打老婆孩子，家里经常出现母亲和6个孩子反对父亲的场面。
“我的母亲受苦最多，婆婆、丈夫都欺侮她。她是绝对的善良，以善报恶。她主张无论自己怎样苦，也不能反抗、不能偷盗，不应恨别人。她多次教我们说：在外边不要和人打架，挨打也不要还手，赶快跑回家。我家虽然十分贫困，但比起解放前仍然是好多了，主要是生命有了基本保障，全家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朴素的感情，认为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这是真话。我父亲就是这样报恩报了几十年。他在废品收购站工作，处理了几十年废品，偶尔发现一两个值钱的古董，就给单位赚一笔钱，但他从来没想过单干。这几年退休开始单干，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很能赚钱，以前几十年是只知报恩，没想赚钱。
“我们哥儿几个自幼学习都好，贫穷使我们非常团结。贫穷也不断挫伤我们的自尊心。我在小学是中队长，白天管同学，晚上随大哥大姐上街捡煤核(我们家穷得几十年没买过煤，全是拣煤核)，每逢此时，我都十分紧张，生怕让同学看见。中学考上四中，班里高干子女极多，我就更感到受歧视，有人说我‘一分钱能攥出油来’这话也不假。但我的精神追求却越来越高，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吧。
“有一次父母为了两块钱打架，我在学校吃饭时哭了。王老师知道了，给了我两块钱。后来在毕业分配时我被留在北京，算是幸运了。在工厂中我的热情到达极点，一群青年人拼命干活，那股献身精神真值得留恋，当时大挖防空洞，我当队长，腰砸坏了，在家躺了4年，我爱人更是一个拼命干活的人，当时和我在一个工厂，为救火把脸、手都烧坏了。当时我们想牺牲，巴不得有个机会为革命而牺牲，为此两个人都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这次我要去香港了，我女儿一天晚上问我，‘爸爸，我妈妈为什么烧伤的?’
“我说：‘厂里着火了，她为了救别人。’
“那别人为什么不救?
“‘别人也救了，你妈妈最英勇。’
“妈妈烧得那么难看，你为什么还和她好!
……
“当孩子听到妈妈被烧伤的经过时，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我爱人当时烧得真是极为可怕，脸肿得像一个脸盆那么大，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了。浑身淌着黄水，我们在一边用棉棍不断地吸着……现在想起来，这种感情极为深厚，乃是由于当时我们的全部青春和热血，都在真诚地献身于某种事业。
“她的脸烧坏了，我的腰砸坏了，这并不影响我们关系的发展。但思想分歧却险些使我我们分开。我这个人性子直，看不惯弄虚作假的一套。最初的反感是厂里干涉我们谈恋爱，说是‘资产阶级情调，过早考虑个人小家庭’，后来我就越来越反感报上说假话，社会上不正之风越来越厉害，一切都使我愤怒。她却仍旧是那么虔诚，一加班就连干36个钟头，两天两夜不睡觉。烧成那个样子还问别人怎么样了。有一次工厂要推荐她上大学，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去找她求情，她居然把名额让给他去了。这些行为，我先是崇敬，后是反感。心想娶这么个老婆，家都得让她让给别人。两个人经常争论，常常不欢而散。
“我的腰砸坏以后，两年没有见她，心想趁此机会，一吹拉倒。两个人确实是已经吹了，都分别谈对象了。但是谈不成，对新谈的对象一点印象也没有。最后又重归于好。结婚后她工作仍然积极，但也是一位贤妻良母。现在看来，还是十七八岁共患难那段，虽然有许多愚蠢、糊涂的地方，但那毕竟是最真诚、最纯洁的一段，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热情、忠诚、身体健康。在这时建立的感情仍旧是珍贵的。
“这10年别人都发达了，我也拼命拿下了两个大学文凭，在学校讲文学。我是喜欢文学的，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这次我哥哥让我去香港帮他搞公司，我脑子还是想文学。但是我不得不去，在内地我什么也发挥不出来。”
从穷孩子到港商，他是在40岁时离开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内地大陆，告别了他80岁的父母和妻子女儿，放弃了他喜爱的文学，独自一人两手空空走向世界的。如果内地能够发挥他的才千，他也许不会走。因为他的心理结构太传统，正义感太强烈，他在大陆看不惯低效率和走后门，在香港也不一定看得惯“金钱关系”，他走上经商这条路是迫不得已。这是第三代人性格另一方面的悲剧，本书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予以评述。
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是从学校到社会的最初几年。从“改造世界的革命先锋”，到“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反差太大了，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也太大了。第三代人终于从幼年的“黄金梦”中苏醒过来，从青少年时代的“红色理想”中跌落下来，一直跌落到中国最偏僻，最贫穷的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次可不是“下马看花”，也不是“走马看花”，也不是“下放锻炼”，而是准备在农村、农场安家落户，过一辈子，由于接触到实际生活，社会阴暗面在他们眼中一览无余，特别是他们不是作为“钦差大臣”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而是毫无能力地要去适应这一切，要在其中生活。这对第三代人的理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真正的国情面前，他们有共同低下地位，受到共同的社会压力，有共同的患难生活，他们不再以出身或政治观点分派，而是在患难中走向团结。我有两位中学老大哥，一位叫李三友，是“老红卫兵”，一位叫任智，是“造反派”。后来两个人同时到内蒙插队，经过长谈，发现彼此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方面，有许多共识。而在中学时期那种“水火不容”式的对立，只不过是在一个十分肤浅层次上的、十分幼稚无知的。一种孩子式的“斗殴”。在真正的国情面前，第三代人面临着一次深刻的认识危机，使他们最终渡过这场认识危机的，是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唯心主义认为人可以随意创造环境，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创造的，解决这个矛盾要靠“革命的、能动的实践”。新中国第三代人认识能力很强、革命理想过高，而中国社会又是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数千年缓慢地进化、停滞、循环，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矛盾，在第三代人那里显得极为突出，即使经过了长达25年的实践，也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第三代人实践的第一阶段，是l968～1976年长达8年的社会磨炼，主要体现在社会基层的长期生活，体会到社会的真实情况，真诚地改造自己；第二阶段则是在10年改革中能动地改造社会。在“改造自己”这一阶段，第三代人真正像孟子所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进取态度；顽强的精神和毅力，渡过了这漫长的艰苦岁月。在长达8年的艰苦磨炼中，他们极大的改变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环境，他们到底没有向环境屈服，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同时改造了环境和自身。在这种人与环境的相互改造中，第三代人与国情融为一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第三代人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中国国情的真正体验，成为后10年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改造中国的思想基础和经验基础。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9-3-31/168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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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76年打倒“四人帮”，特别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第三代人被压抑多年的生机重新焕发出来，表现在理论探索、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家庭生活改观、从事改革开放等各个方面，真好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这个春天对于第三代人来讲，毕竟有些姗姗来迟。他们考取大学时，已经是25—33岁的“老龄学生”，记忆的衰退、家庭的负担，学业的中断，使他们很难精通外语、数学等学科，很难涉足尖端科学领域。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不幸，使许多人无法摆脱。同时，压抑过久，其发必速，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也孕育着激进主义的种子。但从主流来讲，第三代人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头5年中，迅速医治创伤、反思“文化革命”；他们再次团结起来，在理论创造和实践创造中，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  思想理论的创新


1977年恢复高考制，使各单位中那些改造多年而又坚持自学的第三代中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一举考取大学。半年以后又录取了一批1977年因政治问题和出身问题牵累而未被录取的学生。头几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有一部分考取了研究生。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趋于活跃，但其集中的代表在大学之中。第三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拥护者。过去那种因出身和政治派别不同而造成的分裂已经弥合。在改革开放中，第三代人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首先表现在他们勇敢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彻底否定“文革”，积极解放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方面。
当时我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上学，班里一些“老学生”们，如党支部书记李步青，是山西省某公社副书记、张兴昌是公社干部、肖正富是四川某县民办教师，组织委员宋晓录，是吉林省委书记的女儿，插队多年，公社干部。我当时26岁，在班里当学习委员。这些人都曾是“文革”积极分子，上学后不免凑在一起有所反思，认为“文革”搞错了，刘少奇、彭德怀应该平反。
在1978年的东北，思想仍然僵化，“反特权阶层”的思想很广泛，不少同学同意否定“文革”。某些“钻牛角尖”的同学还死死地固执着说：“文化革命失败，是由于没有搞彻底。比如‘斗私批修’就做得不够，没有能把人的私心斗掉。因此有必要再搞，直到‘人人为公’为止!”
在辩论中，要反驳维护“文革”的观点，就不得不触及以“毛主席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第三代人不啻为一种解放，这实际是肯定了他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第三代人先后在几个层次上获得了进展。
首先是以自身经历控诉“四人帮”的迫害；
其次是在思想上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我驳斥那种“‘文革’效果不好不是由于其理论不对，而是由于其理论没有贯彻到底”的观点时，说这是一种类似德国古典军事学派的“唯理论”的荒谬思想方法。按这种观点，理论总是对的，一切总是执行者不对；统帅总是对的，他从不会命令将军打败仗，所以一切败仗都是将军们自己打的。或者叫做“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歪了”。这种说法，掩盖了制度方面的缺陷，把错误归于个别人的“破坏捣乱”，是不能深刻反思“文革"的失误的。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包括第三代人在内，也正是从总结“文化革命”血的教训中才彻底地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改革开放的。
再次是追溯“文革”的历史根源，这就把继续反对封建余毒提上了日程。大家认识到，我们在“文革”中起劲地反对资本主义，表面上是为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自觉地站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某些口号虽然“纯粹、革命”，但起到了开历史倒车的作用。一位近代史教授孔经纬讲课时说道，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后期而没有末期，好像一个人不是活到七八十岁自然衰亡的，而是在四五十岁尚且年富力强时，由于外力打击而提前灭亡的，因此我们虽然进入了新的社会形态，但封建残余将长期存在。当时我们接受这种思想时，是以纠正极“左”思想为出发点的，即我们要把反封建作为主要任务。到了后来，才又增加了“反封建也不能急于求成”的思想，这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总之，认识到封建主义在中国存在的长期性，这是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否定“文革”之后，第三代人的思想继续发展，表现为积极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
当时理论最为活跃的是在北京。我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搞了一系列研讨会，总题目是《中国现代化讨论会》，每周举行1次，每次1人主讲，讲后大家讨论，各系学生轮流主讲。所讲的题目有：
经济系：《剪刀差与农村改革》
《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哲学系：《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论爱情的利己主义原则》
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
《中西历史之异同》
中文系：《现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等。
在讨论中最有效果的突破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发言者列举了《资本论》；马克思说：“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列举了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承认革命者犯了错误，想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利用革命热情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原则和“人的自私心”。大家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有人提出疑问；这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回答者说：这是“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些人则更加干脆地回答：中国生产力落后，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
组织多学科的交流和讨论，是第三代人的特长。他们在专业方面已经失去了特长，主要的优势在综合分析社会问题方面。用现在观点看，当时的讨论并不是句句都对；也不可能要求句句都对，我们现在思想观念的发展也早已超过了当时，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肯定的，那就是多学科讨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问题，使大家从单一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接近了辩证思维方式。在讨论中，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的学生，多从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考虑问题，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凡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就是好的；而哲学、中文系学生则往往用更为抽象的“真、善、美”的标准去判断问题，他们很难肯定那些虽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但并不道德的东西。我和一位至交戴士和的争论生动地表现出这种矛盾。戴士和是一位画家，对于理论社会问题甚为关心。
我说：“我们学经济的不少人想当企业家，要大胆裁减多余人员，提高效率。”
他说：“我们搞艺术的，就要用艺术语言批判你。”
这样的思想，实际就是著名的“二律背反”思想。这种“二律背反’，在5年后竞成为社会现实，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理失落感。在现代化初期，只有在思想上把握了“二律背反”的规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后话。
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从国外引进大量的新学科、新概念，令人目不暇接。大家像反刍的牛一样，拼命地吃，没有消化又吐出来。等你理解了那些新名词后，才发现它们不一定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疑难问题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重新研究一遍而已。青年文学家秦晓鹰曾批评，这些年培养出一大批“玩概念”，“玩深刻”的“名词批发商人”，实在不假。但在走马灯式的新概念背后，隐藏着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
——实证性分析流行，逐渐代替了价值判断，人们比较多地谈“是什么”，“为什么”，而较少地谈“应该是什么”。
——相对主义流行。人们承认“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理未必只是一个。对于不同观点，比较能够容忍了，并不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对，对方是百分之百错，更不愿将“阶级斗争”引入学术争论。
——绕开意识形态，直接进入操作性研究。类似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种实证性思维方式，实际上成为改革的方法论基础。它表现在：
避开意识形态争论、抛开阶级斗争理论，提倡实用性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而突破了各种束缚和框架，能够以生产力为标准实行新的改革措施。
淡化宏观意识，强化微观意识。代表性的观点是广东的“灯论”：“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赶紧走”，提倡钻政策法律空子发展自己，而不受道德束缚。
不做长远规划，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摸索边调整，这就是“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
这样的思维方式转变，在日本战后也发生过。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官厅学派”政策专家就是抛弃了理论派的争论，采用欧美实证性方法的。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第三代人，也决定了10年改革的某些特点。就积极一面讲，它避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义”之争，为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理论方面的两种极端，一种是顽固坚持极“左”的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问题；另一种是崇拜西方民主。从民刊到“西单民主墙”，到学生“竞选风浪”，西方民主思想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在1980年波兰事件冲击下，政府采取了遏制手段，逮捕了魏京生等人，限制了西方民主思潮。


                    第二节  参加改革的实践活动


第三代人真正认识中国国情并以正确的态度参与改造国情的实践，是在10年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第三代人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社会经验，都处于顶峰，尤其是多年的磨炼，使他们意志坚强又能灵活地掌握策略。他们要尽力在社会上拼搏，以夺回损失的10年时间。他们是一种“放射性人才”，能够向四面八方放射能量。在一个方面受阻，马上又会转到另一个方向。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不怕困难，因为他们自幼就是在大起大落中长大的，这种大起大落，不仅是生活和社会地位上的，也是在思想意识上的，尤以后者更为重要。这样的基础，使得第三代人不仅仅在书本上，而主要在实践中参与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中许多创新活动，主要是第三代人干出来的，当然是在第一，二代人的领导和支持下干出来的。
第三代人参与改革，主要经过3条途径。
第一条是学术、理论。首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仍是第一、二代人，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清理极“左”思潮，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第一，二代人进行的。但以后的几年之内，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出丛书、编杂志、写剧本、拍电视、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组织艺术展览、办报纸、搞出版社、写小说，等等，其中多数对活跃和繁荣文化艺术起了重要作用，并开创了大量的新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数万人出国留学，掌握了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经验。
第二条是“智囊团”。仿效西方“兰德公司”、“顾问委员会”，第三代人中某些从政的人物以各种渠道接近了中央决策圈，先是帮助领导机关调查研究、搞改革方案，如农村改革、承包制、价格改革等许多方案，都有中青年参加。后是争得经费和名额，搞起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这种类型的研究所，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新型机构，它有自己的“主办单位“，但实际上未必受其控制；它有自己的编制名额但吸收大量兼职人员；它有自己的拨款，但主要或部分靠自己创收或争取外国资助；因为亦官亦民，使它既能直接与中央决策层发生联系参与决策，又能不受正式行政事业单位的种种束缚，从而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灵活性。
第三条是企业家。某些干部子女办起了很大的公司或在各种公司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打通关系”方面独具优势。我曾问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女，在经营中究竟有多大程度是靠他父亲．他说：“直接的一次没有，间接的也不多，只有一次是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碰巧管贷款，贷了一笔很快就还了。真正起作用的，是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大家在一个大院长大，现在多在各单位当处长、经理，大家互相支持的事情是很多的。”这就是说，干部子女在企业界特别是“搞活经济”中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干部子女在“文革”时期的“走后门”、回城、参军，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经商、提干现象，社会上颇有非议。在中国国情现状下，干部子女的确有比较丰富的政治资源、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在政治、企业界占有优势，这是一种起点的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在“海外关系”户和知识分子子女中也存在，使他们在对外开放和考文凭中占有优势。改革开放不能解决这种“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只能默认这种起点不平等，首先建立平等的规则。规则平等了，加入竞赛的人越来越多，就会逐渐冲淡起点的不平等。要求大家一开始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不现实的。用强制手段把优势削平，只能把事情搞糟。实际上，优势者只是先走几步而已。比如出国，不管开始谁先出，后来变为谁都可以出。经商也是如此，一旦经济搞活，干部子女并不能垄断一切。实际上第三代中很大一批平民子女，都在经营中发了财。我曾认识一位王利民，从部队复员后在北京市某机关开车，有感于行政部门效率低下，自己开办了一个旅游公司，开始靠原单位支持，后来也不知赚了多少钱，就不知去向了。再如一位叫徐健的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深圳司法局工作，后承包一个律师事务所，6个人贷款10万，成就显著。因而被提升为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在天津开发区还有一位好友甄志，年近40未曾婚配，多年郁郁不得志，后终于谈成一家合资皮鞋厂，做了经理，像这种人真是不计其数。虽有不平等的起点存在，但10年改革毕竟给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奋斗的权利和基本平等的规则，再没有10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出身和政治条件的限制，第三代人基本上能够充分发挥才干，许多人取得了成功。
许多干部子女，在改革开放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我班同学刘源，大学毕业后到河南农村做一个公社副书记，后到郑州市做副市长，因政绩卓著，被省人大代表推举而成为河南省副省长。另一位同学薄熙成，是薄一波同志的儿子，“文革”期间被监禁数年，后在革制品厂当工人。1981年从哲学研究所申请到北京景泰蓝厂做副厂长，后被选为厂长。在任职期间不仅能够联系群众，同甘共苦，而且敢于大胆改革。l 983年，中央领导批转了一份《企业整顿简报》，称“北京景泰兰厂在企业整顿中动了真的!”
薄熙成随后升任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经理，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他的工作特点是：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作敢为。他脑子里经常转一些新点子，走到哪里，就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在景泰蓝厂搞整顿、民意测验，对敢提意见的职工发放“支持厂长工作特别奖”，医治“精神亏损”，大搞环境卫生，建立生产日报制度。在工艺美术公司，他提倡“企业文化”，提倡“团结、自尊、顽强、有效”的工作精神。
——事业心强，有奋斗精神，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绩。
在北京市旅游局。他试行旅游事业的行业管理，与各个有关部门合作，制订北京地区旅游规划，整顿旅游市场，通过旅游带动了北京市的经济繁荣和卫生文明。天安门城楼开放，是他出的点子并四方奔走，一手办下来的，很费了一番周折，把一个原来只供领导人检阅的地方变成谁都可以去的旅游场所，总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也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旅游点修建像样的公共厕所，是又一件大事。原来的公厕又脏又臭，外国人不肯去，有的为此中断了参观，对中国的形象极为不利。薄熙成主持了一项计划，改建修建了一批公共厕所。他还设立一批旅游定点餐馆、旅馆、商店。这些措施，既是为旅游，也是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对外开放就是这样去推动着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逐步按国际标准，克服自己的贫穷、愚昧、不卫生、不文明、不礼貌等陋习。
薄熙成提出的口号是“争快节奏、奔高目标，练严作风，创文明局”，经过几年努力，北京市旅游局获得“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城市竞赛活动”的流动奖杯和金杯，评为“北京市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局，他本人因倡导“北京国际旅游年”，获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的奖状，表彰他“为中国旅游的宣传发展做出的积极的、公认的、宝贵的贡献。”
——头脑清醒，掌握政策，善于审时度势。有一个时期企业改革，实行经理高奖金，工人低奖金，薄熙成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仍坚持干部、经理奖金要低于工人，并保持为政清廉。
——能够忍受社会的不理解和非议，坚持自我努力。作为高干子女身居要职，社会反映是比较大的，总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自己，是靠父母。薄熙成甚至经常收到一些匿名信，对他进行漫骂、威胁，也有人匿名向上级各机关写信告他的状。有一次北京市开人大，许多委员收到了匿名传单，攻击薄熙成，经市委组织部专门调查才予澄清。“六•四”期间，由于薄熙成及旅游局党委的坚定领导，全局200名干部无一上街，旅游局并组织干部慰问军队、开展宣传等，为此薄熙成又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做些事情就更不容易。薄熙成也感到不被人理解是一大苦闷，他只能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人们的理解。
在第三代人中，有一少部分人卷入了“六•四”事件，走向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立场。这些人的发展变化有一个过程。他们在早期大都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加者，也做出过一些促进改革开放的事情，对此应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可以后来的问题否定其全部活动。他们中间也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是一贯自由化，有的是从态度偏激发展到自由化，有的是观点并不偏激，而在实际活动中介入“六•四事件”。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出于学者偏激的“道义感”，虽不赞成学生过激，但学生既已绝食，就应表示“道义支持”；另一种则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有些人是赞成“硬政府、软经济”的，但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动乱。第三代人中出现一批这样的人物，确实值得研究和反思。他们是第三代人中一种倾向的代表，但并不是第三代人的主流。事实上，第三代人中的多数人是反对自由化、反对动乱、遵守组织纪律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平素也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但在六•四事件前后都自觉地采取了反对动乱的态度。决不应该因为第三代人中出现了一批“动乱精英”，就全盘否定第三代人。有些人散布对第三代、第四代人的不信任感，说他们基本上是自由化倾向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受这种论调的影响，忽视中国国情和党的教育对第三、第四代人的影响，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


                                第三节  家庭婚姻的困境


80年代西方思潮大量传入中国，在青年中出现了“西方思潮热”，如上海“萨特热”、北京关于潘晓的讨论：“客观为自己，主观为别人”；哲学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讨论，蛇口风波关于“淘金者”的讨论，核心是一个承认个人主义、个人价值的合理性问题，个性解放潮流汹涌而来。
80年代中国青年，包括第三代、第四代在内，都广泛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三代的心理结构变化不大，仍然是出于“振兴中华”的目的去接受西方事物的，尽管其中有许多人接受了西方各种观点、方法和概念，许多人也曾激烈地批判过传统文化，但作为主体来说，传统式心理结构并未改变，他们仍在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屈原、岳飞、文天祥。这种状况同时反映到家庭问题的处理方面。
正如各方面都特殊一样，第三代人在婚姻家庭方面也是极为特殊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在超常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在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解决婚姻问题的。有些城里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农场，感到孤立无靠，嫁或娶了当地青年，后来有了回城政策，搞得进退两难。有的一方回城，另一方进不来，长期两地分居。有的就永远生活在当地，只是在近年，某些大城市如北京，接纳当年下乡知青的子女回京上小学，这些人的子女都已经13岁左右了，他们的父母却永远不能再回来。有些人因出身或政治问题挨整，或长期在很小很差的单位工作，处于十分压抑的状态中，偶遇到一些同龄异性青年，感于他(她)们的理解或同情，结为夫妇。几年后重新平反、或考上了大学，恢复到原来的社会地位上，就感到与当年的爱人格格不入。这种情况想要摆脱尤其困难。在学校中，有些学生因为离婚和“第三者”问题被记了处分。记得当年吉林大学有一位优等生，上学前曾有女友并发生了关系，上学后要“吹”，此女友的单位出面来校告状，学校即威胁此生，如果不结婚，则要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不让他考研究生，毕业不分配去北京。在压力下此生结了婚，后考入北京做研究生，也不知婚后是否幸福。至于有些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更难摆脱。社会上专门设立了“道德法庭”，来制裁这些“陈世美”。在强大的压力下，婚后感到不幸福的多数人，都放弃了离弃的念头，继续凑合下去了，社会上称之为“维持会”。
第三代人的婚姻中像这种“凑合”的有多少?没有统计。但就一般常识而言，不能说为数极少、极为偶然，否认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当然，不能因为有些人的婚姻是感到“凑合”的，就一定鼓励他们非离婚不可。实际上多数人是选择了约束自己，而为爱人、孩子谋幸福的道路。这种选择从总体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婚姻的不幸是历史时代的错误造成的，当历史时代变迁了，婚姻往往是相对牢固、难以改变的。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第三代人乃至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文革”浩劫中付出了牺牲和代价。有些代价只好永远付出了。
作为特殊幸运的，有些人在患难中仍能坚持理想，不为世俗偏见所束缚，找到了满意的爱人。由于婚姻基础好，基本素质近似，能够长久美满幸福。以我一位小学同学薛丽婷为例，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们这一批在社会上被称为‘老三届’的人们，如今都已经是40开外人到中年了。
“在我们的记忆中只有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欢乐幸福与友爱。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猛地撞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城市来到了农村，从荣誉的顶峰跌到了苦难的深渊。那光辉的口号，险恶的用心，社会的压力，内心的扭曲，善恶与是非的颠倒，人生与前途的迷惘，除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又有谁能想象得出来呢?但我们毕竟是熬过来了，虽然我们失去了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学校课堂，却炼就了我们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目光。顽强的生存，不断地进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回首往事，有得有失。而最值得我庆幸的是，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找到了我的知音和归宿。命运之神把我和我的丈夫紧紧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并将共同愉快地走完我们生命的历程，而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那是1969年，上山下乡的巨浪把我们卷到了一起。我18，他20，比我们的父母还早一步跨进了‘五七’干校的大门。来到了大西北。
“他说，第一天报到，举目无亲，忽然见到知青中的3名代表上台表决心，其中的姑娘虽身着一件半旧的军棉袄，但俊秀的脸庞，修长的辫子，聪慧的双眼，大方的仪容令他无法忘怀。也许真是天意，他居然在第一瞥中已经断定这就是他要寻找的终身伴侣，是可以从心灵上相互沟通的知音。这就是他的一见钟情，而我却浑然不知。
“我们一批去的知青共有400多人，男女参半，又正豆蔻年华。奈何当时崇尚革命雄风，鄙视男女纯情，正常的感情流露绝对禁止，只能冷眼旁观，暗自留意，却不得越‘雷池’一步。
“他是当时少数高中学生之一，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一付书生气。然而在修水坝的劳动中他却是推小车破纪录的人。在马班里，他又是牧马人中最强悍、最辛勤且又最多情的一个。野马在他手下变得驯服，个个膘肥体壮。朝霞里他为马饮水，夕阳下他为马洗澡。吹着口琴放牧更是别有一番情趣。他还是马班里能干的‘接生婆’，一年就接生了五匹小马，两匹小骡，许多的小驴、小牛。刚出生的小动物娇嫩、可爱、天真、活泼，他爱它们，像母亲一样照顾保护它们。在那人与人之间只有残酷斗争的年月里，他把那一份爱寄托在了那些小牲灵身上。这一切自然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看到了他的内心是那样纯朴善良。
“后来我们进了工厂，而且分到了一个车间，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我们接触得更多了，了解得也更深了。这大概又是天意。后来他‘坦白’说，当知道了我们分在一个车间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合法’的机会可以相会，谈天说地，交流感情，而且正大光明，像贴了护身符一般。
“一个车间，各色人等，从工读学校毕业生到聚众斗殴的祸首，居然都被他调教得规规矩矩，令行禁止。在春节联欢会上，他们一起表演的诗朗诵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最卖力气的恰恰是全厂最出名的捣蛋鬼，竟像换了一个人，令我们个个瞠目结舌，真不知这小子施了什么魔法。
“我当时是工厂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能歌善舞，活泼快乐。他却没有多少文艺细胞，但我还是把他拉进了宣传队，为的是他能解决我的难题，不论是朗诵词没人写，还是布景没人做，道具搞不到，只要我求他(脸上却是宣传队长的威严)没有办不到的。
“当我因干农活时戴了一顶草帽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时候，是他出来主持公道。在我的宿舍被洪水冲垮之后，是他奋力进行抢救。在我思想苦闷思家心切之时，是他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安慰。正是在这种同甘苦共患难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闪闪发光之处，也互相看清了对方身上的弱点。我们彼此了解得越深入，两颗心就越来越接近。彼此的爱慕之情也来得那么真实那么自然。
“1976年，他调回了北京，3个月之后，我们就结了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北，从此开始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多少年，我们天各一方，全靠鸿雁传书，却又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靠的是我们深深的爱的基础。
“1977年高考，当时连教科书都找不到，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去参加高考，是我给他打的气，鼓的劲儿，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他以语文98，数学97的成绩名列榜首，考入大学。
“1979年我们的小宝宝呱呱落地，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1980年几经周折我才调回了北京。1981年开始我上了电大的英语单科，1985年又上了电大的档案专业。同一年他考取了教育部的出国进修生，在国外一呆就是2年多。这期间我负担了一切家务，又当妈妈又当爸爸尽了教育孩子的义务，并最终完成了电大的学业。
“到今年我们已经整整结婚14年了，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不过才六七年。正所谓‘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但我们之间的爱，反倒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烈。就像名人比喻的那样，如果说初恋可以比作喷薄的朝阳加上绚丽的早霞那样美丽清新，那么中年之恋正如日上中天，炽烈火热而光芒四射，它所发出的光和热是朝阳所不能比的。经过努力，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成绩，而我们体会到的爱的含义也在生活的磨难中逐渐丰富起来。
“不论在那精神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两地分居的艰难生活中，还是80年代所谓的性解放潮流冲击之下，爱情首先必须是信任，相互尊重，自我牺牲，同甘共苦。还需要双方的培养和爱护，并且随着人生与社会的发展，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爱情更要每个人自立自强，不能一味地索取，也不能一味地给予。取长补短，齐头并进，共同走完我们的人生历程。”
另一位女同学马小英是在东北军垦兵团中找到知音的。
“1966年文革的风暴首先使我最敬爱的爷爷含冤去世，一位为中国京剧艺术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深受人民喜爱的著名艺术家，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却被诬说成是‘资产阶级艺术权威’，‘戏霸’，我们家当然也被横扫了，家被抄，父亲进了干校，我这第三代人也成了‘资产阶级狗崽子’，‘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在社会上忍气吞声抬不起头来，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这时听说东北农场来北京招工了，我心想：在那遥远的地方，也许没有歧视；没有‘黑五类’‘红五类’之分，人人平等吧。带着这个幻想我报了名，毅然决然离开了故土，离开了‘资产阶级’家庭，离开了父母身边，随着上山下乡知青的洪流，奔向了北大荒，那年我才16岁。
1967年12月，北去的列车把我们这数百名知青载向了那个广阔的天地——北大荒。望着车窗外那一闪即逝的田野，听着车厢里欢快的手风琴声和热烈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仿佛燃烧起一股炽热的火，觉得这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奔驰。
“出发前，我们每人分发了一身棉衣裤，棉被和棉鞋。再往北天气就越来越冷了，列车驶到哈尔滨，每人又发了皮帽子。经过了火车、汽车两天两夜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临近中苏边境的绥滨农场(以后改称兵团)。北大荒用它特有的暴风雪迎接了我们，那是真正的风雪弥漫，‘大烟泡’一刮，铺天盖地地卷来，像万条银龙在天空中飞腾，干冷干冷的。不知我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但当时我最初所感到的只是新鲜和能一展宏图的喜悦，因为北大荒这片广袤的土地，把我深深迷住了。经过3个月的试工，我被分派到机务排开拖拉机。北大荒的土地真是辽阔无边，刚到连队，组织我们参观连里的田地，竟坐着车溜溜看了一天。正因为大面积耕作，所以农场的生产基本上是机械化。在城市长大的我，开着拖拉机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黑褐色土地上翻地、播种、除草和收割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豪迈与激动，我高兴地想，我终于能和大家一样了，在北京时的那种压抑心情，也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干什么也不愿落在别人后边。记得每年在松花江解冻后，要将一年所用的煤运来，从船上卸在码头上，‘卸煤’是一场既紧张又脏又累的活，要将一袋袋的煤用人扛到岸上堆起来。那一次正赶上我得急性阑尾炎开刀后刚拆线没几天，大家又要去卸煤了，连长知道我刚出院，就告诉同志们别让我去，我就偷偷地藏在卡车上，等车一开他们也没办法了，就这样，我带病参加了这次卸煤活动。
“当时对世界观的改造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每个人行动的指南，时刻用来鞭策自己。那年在我当机务保管员的时候，经常要到团部去领机器零件。每到农忙季节，尤其是收获的时候，几十台机器一起上，故障时有发生，不是拖拉机的火花塞、油圈、制动盘坏了，就是康拜因的齿轮牙子掉了，皮带轮碎了等等。因为交通工具紧张，步行往返十五六里外的团部领零件，是经常的事。有一次麦收的时候，为了领一些急需的零件，我顶着烈日用了半天的时间往返团部物资库，领回零件已热得头昏眼花，几乎虚脱。在我当保管员那段时间，从来没有因为零件供不上而使机器停转。想到这些，即使自己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滋滋的。我就这样忘我地工作，从没有怨言，因为在工作中大家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心情很舒畅。
“但是在当时全国性的浩劫中，北大荒又怎能是世外桃源，容我逃避呢。不久农场成立武装连队，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泼在我的头上。因为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兵团都发了枪。整日军训、站岗、拉练，全民皆兵。我作为一名兵团战士，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应该拿起武器。可万万没有想到，在发枪时，其它的排都发了，唯独我们排没有发，原来在我们排的人除了几位老师傅外，就都是些有问题人的子女了，XX家原来是资本家，X×家原是小业主，×××家的前辈还是清宫里的什么官，总之都是“黑五类”子女，我们觉得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人，我们好伤心呀，大家坐在一起相对无言，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们又与别人不同了，我们是出身不好的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无不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
“××原是与我同来北大荒的，他是我们家邻居的儿子，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举目无亲，虽然我们没分在一个团，但有时我们会通通信互相勉励，告诫对方要正确对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我们之间纯同志式的友谊，却给他带来了不幸。本来，因为他很能干，积极要求进步，团里准备提拔他当连长，他也正积极要求入党，但竟因他与我这‘黑五类’子女有所谓朋友关系而告吹，他很伤心，但没有埋怨，我却觉得是我害了他。从那以后，我虽仍积极努力去工作，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望的，后来的一些上调团部，选送工农兵学员和返城机会，我也想都不敢想，我比以往更加沉默了。这时的国家仍是‘四人帮’当道，哪有公理可讲，路漫漫兮何时是个尽头啊。
“1971年的冬天到了，这年冬天虽然亦是如以往一样的寒冷，我的心却因为一个人而正自热乎乎的。他是连部的司号员，平日里不见他怎么说话，总是独自一个人默默的工作，可是他的小号吹得却特别动听。从同志们的闲聊中，我了解到他的出身很好，可是他为什么那么沉默呢?真是个谜。平时同在一处干活，他待我没有丝毫的嫌弃，我很感激他，也更加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了。这年冬天我和他正好都被分派在宿舍里烧火炕，原来光烧火炕要费许多煤和柴草，不知兵团里哪个能人发明在烧火炕时，屋外垒个小砖窑，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在这个工作中，他经常主动帮助我，重活、累活抢着干，我也终于有机会和这个“孤僻’的人得以接触。这时我才知道，他很小就没有了父母成了孤儿，从四川来北大荒投靠姐姐。从小就没有什么家庭温暖的他，养成了这种孤僻、寡言的性格。渐渐地我发现他说话不多，却颇有些才气，干什么像什么，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比较突出的，他先后当过拖拉机手、机修工都干得很好，吹小号还全师闻名呢。他的踏实、能吃苦和才气，更重要的是藏在他沉默的外表下的一颗忠厚、老实的心打动了我，我开始爱他并依赖他了。我这样一个黑五类子女，在当时根本就没想能再调回北京，我们结婚了，这时已是1975年的春天。没有热闹的婚礼，没有像样的家具，我们只回北京看望了父母就匆匆回北大荒了。第三年我因疾病和怀了女儿又回北京家里休养，而此时正是返城风刮得正猛。我仍然觉得我必是回不来的了，又何必到处去拜菩萨，烧香上供呢。只当是个局外人，当女儿一岁时我准备带她回北大荒了。可我不知道，他只身在北大荒，得知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消息，在前后45天里到处奔走，使我最终搭上了返城的末班车。我后来问他，你就不怕两地分居，咱们最终会分手的吗?他沉思了片刻说：‘我知道你也思念家乡，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只要你和孩子能幸福我在那儿都行。’多么真诚朴实的回答。让我觉得体贴入微，我们彼此沉默了很久，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1979年，我终于回到故乡，这时的中国已不再是‘四人帮’的天下，古老的北京城张开他那宽阔的胸怀再次接纳了我这离乡几年的人，我也不再是“黑五类”子女。回来了，天空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暗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畅，随着拨乱反正一切走向正轨，爷爷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要大干一番，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由于学业的荒废，年龄太大，学习对我来说十分吃力，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仍然坚持学习。招工分配到××印刷厂工作，我曾拿出了全部精力学习、工作，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这段时间，家庭给了我许多温暖，帮我解决后顾之忧。父母在经济上救济我，弟妹帮我照看孩子，使我能把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那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在工厂，我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印刷业务，因为我是生产调度，必须对各项工作了如指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问的努力，我成为一个业务熟练的调度员，后被提升为生产副厂长。几年后，我又调到出版社工作。更可喜的是，几年的奔波努力，我爱人终于在1983年调回了北京，在一家驻华使馆工作。我们三口之家五年的分居，最终又团圆了。
“我的前半生是平凡乏味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是北大荒培养，教育了我，我要感谢北大荒。这也是用我的全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在那种艰苦特殊的环境中，我的毅力得到了磨练，不仅仅是吃苦耐劳，而是在精神上经住了打击甚至摧残，在逆境中也能奋发向上。正像一本书里所写到的：‘这是北大荒所给予的，虽然交织着血与泪的痛苦，却是得天独厚的。’在12年的北大荒生涯中，我觉得自己真正走向成熟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北大荒的一幕幕在脑海里总会渐渐淡忘的，但是那逝去的永不复返的青春却成了永恒的纪念，无论我们这一代人的遭遇，世人将如何评价，但我坚信，我们的教训会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的贡献，国家和人民不会把它埋没。1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
另有一些个性突出、敢于冲破束缚，最后获得幸福的人。我有一位画家朋友就是如此。他曾在某街道工厂工作7年，与当年的一位小学同学发生恋爱关系。经推荐上中央美术学院后，又在美术天地中遇到知音。出于正义道德感的考虑，他再三强制自己维持原来的关系，直到登记结婚，但婚后仍不幸福。这种痛苦，社会舆论根本不予承认，认为对象是你自己找的，又不是别人包办，有什么勉强可言?另一位朋友则从事业角度劝阻他，希望他不要为个人感情而牺牲了天才和前途。但是这位画家从此却一蹶不振，不仅再也画不出画来，而且长期卧病不起了。后来终于离了婚，又找到志同道合者，现在已是美术系副教授，出国进修后仍回到了祖国，虽然可以移居国外，但他认为他的事业还是在中国。似这样的处理方法，在当时是大大触怒了社会舆论的，但一旦做了，也未出现什么大的恶果。
作为第三代婚姻纠葛的文学表现，就是轰动一时的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人人纷纷咒骂，当初为了转户口回京利用丈夫，后来又借口“感情不合”而离异，实在太不道德。而她列举的“感情不合”的例子，无非是“丈夫听收音机，每天声音很大，但却不理解内容”，“两人去逛香山，她欣赏红叶，而他丈夫却关心‘黄花鱼多少钱一斤’”，等等。遇罗锦后因出国不归，经常在国内报纸上被作为嘲讽对象。但平心而论，遇罗锦的离婚事件闹出来后，各地法院至少对双方都自愿离婚的不再多加限制了。至于一方要离另一方不离者，仍要拖上很长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因女方执意不离，离婚案已拖了10年。法院几次要判，都因女方大闹，威胁法院“要判离婚就自杀”，而拖了下来。双方早已成为一对仇人，小孩夹在中间也受了无数痛苦。
第四代人的生活，显然比第三代要轻松得多。他们的心理结构已发生变化，几乎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他们肩上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包袱，不去为国事烦恼；甚至对自己的事，他们也不烦恼。当第三代人为入党、提干苦苦追求而不得时，他们却连入党申请也不写。要“自由”而不要名利，也不要事业，是第四代人比较普遍的状况。在性关系上，他们比第三代要“自由”得多，普遍的早恋、婚前同居，比起第三代一些人苦苦追求爱情而不得，想要离婚又不能的状况，真是无比轻松自在。后几年社会舆论对第三代的婚姻痛苦有所理解，谴责减少了，恐怕是与第四代的解放程度太过而有关系吧!第四代人遇到的最大压力，恐怕是就业一关。当许多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真正没有了铁饭碗，国家不再包分配、需要自己联系单位的时候，他们才真正从虚幻的世界中摔下来，看到世态炎凉，体会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已不是在学校中的自由生活，而是意味着就业没有保障，自己有自由找工作，而各单位领导人也有自由选择他们，这时候第四代人才真正面临着“自由”的考验。当然，正如第三代人能够经得住“文革”的考验，最终成材一样，第四代人也一定能经得住“竞争”的考验，最终成为能适应中国国情又改造中国国情的新一代人物。
1979～1984年，是中国现代化新时期的开端，是继50年代以后中国又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党和全国人民饱经了10年“文革”的苦难，真正认清了中国前进的方向，理论的革新、政策的落实、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出身障碍的彻底抛弃，各种措施都是得人心的。
改革的头5年，成就也是令人鼓舞的。这5年价格调整幅度不小，但基本上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其主要原因是，通过农村承包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军工转民用，加上对外开放的效果，使原来受到束缚的部分空闲生产能力焕发出来，收效甚大而弊病很小。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第三代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有了正常发挥的条件，他们的道德感、事业心也可以得到满足。在改革开放中，出身和政治观点分歧已经显得很不重要，因此第三代人是达到了真正的团结。在这个时期中，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这就是认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方向；中国也要经历商品经济，也要实现现代化并改革开放。特别值得指出的，他们认识国情已经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就是毛主席所说，不仅是从实践到认识，而且是从认识到实践；不仅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且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由于引入了实践这个范畴，就使第三代人能够在对国情的认识上产生飞跃。当然在改革时期第三代人也有忽略国情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多吸收西方思想，而急于改造中国。这种缺点在后5年中暴露无遗，并引起了新的分裂。但是在改革头5年中，作为一个整体，第三代人是团结的，是拥护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点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9-3-31/168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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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的认识危机与实践危机


1985年以后，改革中出现了各种问题，社会发展处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中，中青年思想界也陷入逻辑怪圈。对待改革和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发生社会性的分歧意见，第三代人再一次陷入分裂，产生了失落感。这是第三代人在对待国情上新的认识危机和实践危机。


                                 第一节  改革受挫


10年改革，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79—1984年，成就较大、弊病较小。首先是农村改革成果显著，到1983年底，全国有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获得空前的农业大丰收，1978年粮食产量30477万吨，1984年为40731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这一时期的物价改革是“以调为主”，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2．1％，三类农产品和完成收购任务后的一二类农产品价格放开。1984年比1978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上升了53.6％，其中粮食类上升98.1％，经济作物类上升50．9％，棉花上升59．4％。同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调高。但总体来说，物价总水平上升不大，1980年上升6％，其余年份均在l一3％以内：1979—1984年物价总水平上升17.7％，年均上升2.7％。同时人民收入明显提高，1984年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4元提高到974元，扣除物价因素后，人均实际收入提高34．7％。
在城市改革方而，进行了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利改税的试点，并未全面展开，更未触动原经济体制的根基，农产品提价幅度虽大，但国家大量补贴粮食的城市销售价，城市居民的生活未受明显影响。收购价格的提高明显刺激了农业生产，大量军工企业改为民用消费品生产，一时间供给明显增加，生产生活迅速提高而物价趋于稳定。
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思想解放、政治空气活跃，大量青年上大学、出国留学，新事物层出不穷，到处充满了生机。这是继50年代后中国又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是，中央路线正确，改革迅速调动了空闲生产力，同时也由于改革尚未深入，各种深层矛盾尚未表现出来。过去30年长期低消费，对人民欠帐太多，因此大批落实政策，并提高了消费水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一些特殊因素存在，助长了改革初期的繁荣。
1984—1989年，为改革第二时期，这后5年的日子显然没有头5年好过。就客观因素来说，首先是“浮财”吃光了，再发展就要实际去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特别是要进行新的积累和建设；其次是改革的深入，触动了原体制的根基，牵扯到各种利益矛盾，产生了新的社会弊病。就主观因素讲，也有两条。一是决策失误。头5年改革的成果使全国上下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新的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二是人们的消费和期望值一下子提得太高，出现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改革的实际进展远远跟不上人们观念的发展，结果是越改革人民越不满意。
据一份社会心理报告反映，1985年以来社会公众不满的方面迅速增加，顺序排列如下：
以权谋私，物价上涨，任人唯亲，法制不健全，政策多变，质量低劣，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收入不平等，平均主义，在改革的政策和方向上对群众交底不够，挣钱机会少，收入不稳定，等等。
同时期望也越来越高，包括参与期望，社会期望，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会)，经济期望等等。公众对机会和机会均等的追求日益强烈。“希望改革能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的人数，1985年6月为68．8％，1986年2月为60．6％，1986年6月为68．1％。在1986年6月的调查中，86．2％的人认为“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较快地增加收入”，66．2％的人认为“同他人相比，我的收入算低的。”
而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仍然偏低。调查结果表明，有41．2％的人选择风险小的生活方式，38．4％的人选择风险中等的生活方式，只有20。4％的人选择风险大的生活方式。
1985年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有一著名报告，叫做《发展的主题》，认为农业超常规发展已经结束，今后中国发展主要靠产业结构变化的带动，应大力发展耐用消费品作为带头产业。这一时期工业发展速度极快，1988年达到22％，人民生活提高也快，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整个社会颇有一些“现代化"的繁荣景象。
但在繁荣背后，各种矛盾却在积累。投资消费双膨胀，企业承包后负盈不负亏，地方财政包干后加快发展长线产品，把亏钱的短线产品留给中央，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收入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
在这一时期，物价改革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国家直接定价部分越来越少，在农副产品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只占l／4，在生产资料价格中占60％，但由于实行了双轨制，很大一部分平价物资经多次转手才转到生产者手中，价格极高。在双轨制条件下，存在价格双轨、利率双轨、汇率双轨及收入双轨，每年漏掉的财富有上千亿之多。这样巨大的财富就是数十万个流通公司的财源，这样就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在改革第二阶段出现的各种矛盾，最后都积累起来，表现在财政赤字、信贷扩张和国际收支逆差方面，造成货币量超发行，到1988年，货币量竟超过10年前10倍以上。这就给我国经济造成以下的问题：


1．物价大幅度上涨。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1985年上升8．8％，1986年6％，1987年7．3％，1988年竞达到18.5％，在这种条件下又不适当地开始了“价格改革攻关”的宣传，它忽视了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也忽视了价格改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当时居民存款有3000亿元，现金1000亿元，当物价上涨率明显高于存款利率时，存款就存在大批投入市场购买的可能。特别是不适当地宣传，给居民造成严重的“涨价心理预期”，即认为物价还要大涨，于是抢购终于变为现实。1988年夏天，30亿现金冲击市场，从1000元一件的裘皮大衣，到不能转的洗衣机，全都成为抢购对象。“抢购风”是一件改革史上的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治理整顿’的实行即经济政策的转换，也标志着改革第二阶段以受挫而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短暂混乱的时期。
2．经济环境紧张，使改革的条件恶化。
改革需要宽裕的社会经济条件，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市场长期供不应求，企业任何低劣产品都可以卖得出去，除了尽全力“打通关系”，寻求优惠政策或钻政策空子外，企业并不可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开展正当竞争方面；通货膨胀还使政府财政补贴增加，无力继续推进改革。在价格剧烈变动的情况下，以“包死基数”为特征的承包制陷入困境，企业无法执行承包合同。
3．部分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就收入总水平来看，改革第二阶段增加快于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相对来说，一部分靠固定工资收入而又没有额外收入的社会阶层，如政府机关、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收入明显降低。1986年城镇家庭中，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户数占10％，1987年扩大到21％，1988年扩大到34.9％。
4．政府政策变化不定，威信受损。
l988年的经济方针，竟然“刮了四季风”。第一季度宣传“按价值规律办事”，一大批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四种主要副食价格涨上去了；第二季度宣传“价格闯关”、“长病不如短痛’’；第三季度上边忙于讨论改革方案，居民忙于提款、抢购，第四季度宣传“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至于社会舆论变化更大，甚至产生社会心理危机。
5．从长期来看，改革第二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短期行为。
改革受挫，也使第三代人认识国情、改造国情受挫，因为就整体而言，第三代人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其中某些精英人物还直接参与了改革方案的制订，他们不能不对改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另一部分经商的人物，其行为又不为社会舆论所容。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这一阶段集中表现在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的纲领上，整个社会特别是第三代人，都陷入逻辑怪圈中不能自拔。我在1988年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逻辑怪圈》，是这样说的：
“改革十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也使经济走到了某种危机的边缘。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都要走到这一步，那么中国则是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东欧国家20年的路程。作为经济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理论表现，就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系列逻辑‘怪圈’。
“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优先还是所有制改革优先?价格派的价值取向是宏观优先，要先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开展企业竞争，其空想色彩十分明显。所有制派的价值取向是微观优先，认为先有市场主体，才能形成市场价格。但是在不平等竞争的宏观环境下，企业放活即出现‘官倒’和各种垄断，又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人们倡导了多年的竞争，原来是幻想着在乌托邦桃花源里的‘公平竞争’，而不是在中国现实基础上的“非公平竞争”。‘少数人先富’也被加上了限制词：‘靠正当手段’。什么是‘正当手段’呢?是指法律上的不违法?还是道德上的不欺诈?恐怕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经济发展。要就业还是要通货膨胀?有人计算，“按目前的群众心理承受力”，年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两位数，但就业压力和财政压力，又使年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10％，在我国低效率的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实际上就是什么牺牲都不要，什么好处都要。如此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在抢购风面前，人们慌忙收起价格改革而寄希望于所有制改革，但是，难道几千万人的‘在职失业’、年几百万人的就业压力，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吗?难道失业不是比物价上涨更加难以忍受吗?在改革受挫后，人们又提出‘发展优先’，但是难道不是由于不改革使我们经济无法发展，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吗?在‘打破铁饭碗’的问题上，就连最向往民主自由的大学生也望而却步，他们所希望的‘择业自由’原来是要求别人为他们清除了一切后门和关系网以后的理想的自由，而当各单位掌权者也有自由选择他们时，他们就宁肯退回‘计划分配’去!
“经济学家们终于认识到自己负担太重，本来有许多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却非要说成是经济问题。政治学家也提出“经济学家的滑铁卢”的命题，主张政治改革优先。很明显，经济学家们走入‘怪圈’，政治学家登场了。
“但是，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的‘怪圈，更多。先选举呢?还是先教育选民呢?民主意味着多数决定，但是如果多数人决定不要民主，又奈何之?一方面是要求民主的慷慨陈词，一方面是对群众民主意识的失望，政治学家们最终不得不变成文化学者，提倡‘教育救国’了。但是文化界‘怪圈’更多。‘教育救国’论者在商品经济面不得不‘经商自救’，何况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现行体制，于是改变人的观念主要就应靠政治经济改革，而不是靠文化教育——文化学者们运用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将球踢回政治、经济界!
“经济搞活。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润渭剂，但是思想理论界对于“腐败”，道德抨击者多，历史分析者少。对于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失望，使他们转向政治文化改革，但是，政治民主不是需要企业家阶层支持吗?经济改革不是企业家产生的必要条件吗?10年改革开放，刚刚产生一批企业家，又被称为官商和买办，加以贬斥。群众无民主意识，企业家又多为官商，有人提出从‘精英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又有‘幻想明君’’之嫌，民主建设显然无望了。但是民主却偏偏又是思想理论界最响亮的口号!知识分子们骂官本位、骂官商、骂买办、骂道德沦丧、骂群众、最后骂自己，——不是有人已经在写“丑陋的知识分子”了吗?不是有许多改革志士已经在后悔10年改革‘为他人作嫁衣裳’了吗?
逻辑上的怪圈是实际中改革陷入困境的表现。在无出路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随之而起。在各个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中，第三代人都争吵不休，而整个社会舆论，则与第三代人的倾向发生偏离，广大群众集中火力骂腐败、骂官倒，没有人关心改革方案、改革操作和历史必然性的说教。第四代人开始超越第三代人，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政治活动。第三代人特别是其中的“温和改革派”，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时那种“曲高和寡”、两边不讨好的境地，这是第三代人在认识和改造中国国情方面的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比下乡时期更为严重，这是因为：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第三代人年纪尚轻，他们的认识水平大都是学校灌输的，责任不在他们。而10年以后，则是第三代人自己学得了新的知识，自己去分析中国国情；
——过去的第三代人，完全是被动的改造对象，现在则是主动地去改造中国，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影响力，都已大大增加了；
——过去对国情的认识危机，停留在认识的低级阶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即如何把书本上学的和实际存在的一致起来；现在的认识危机，则发生于认识的高级阶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阶段，即改革纲领在实践中受挫，这次的危机，不仅是认识危机，更是实践危机，其深度、广度极其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第二节  “二律背反”中的心理失衡


记得上大学时上马列主义课，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道德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老师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才是符合道德的。有些同学问道：原始积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也符合道德吗?老师到底没有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是列宁的《哲学笔记》，给大家新的启发。黑格尔有一段话说：“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的杠杆。列宁给予极高的评价，批道：黑格尔这个大唯心主义者，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经过多年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并在实践中反复体会，我终于对“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个主题有了自己的体会，认为这是把握历史发展，特别是把握社会大飞跃时期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所谓“恶”，是指那些在道德上不良的东西，如剥削、掠夺、奴役，残杀、欺骗等等，而“善"则指同情、仁爱、友谊、和平、互助、诚实等等。历史唯物主义不讲抽象的善恶，而讲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善恶。所谓“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不是指个人品德，而是指集团利益，特别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阶级利益。各个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但是只要促进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就可以起进步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某些新兴的势力初登历史舞台，他们的形象往往不佳，一是他们触犯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二是他们的某些品德和行为，也破坏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这就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恶”，推动着历史发展。
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专制代替原始民主，“家天下”代替“公天下”，在道德上不可谓不“恶”，但促进了历史发展。尧、舜、禹以德禅让，何其美好，但禹传位给儿子启。当启又要传位给儿子时，一场战争发生了，“私天下”战胜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酋长制，剥削社会取代了无剥削社会。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内部的民主虽然消失，外部的联系却扩大了，脑力劳动得以独立，出现了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样的大帝国，人类优秀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如果考虑到原始公社的“美德”只是建立在狭小的血缘圈子内，而在各氏族之间则是野兽一样的斗殴与血族复仇，那么奴隶制度无论多么残酷，毕竟是进步得多了。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这个“肮脏的、从头到尾都滴着鲜血”的东西，居然征服了整个世界。而许多反对资本的东西，都颇有道德根据。当年李鸿章修中国第一条铁路，被顽固派阻挠了10年，其理由就是：“与民争利”。修了铁路，赶毛驴跑运输的农民岂不是要失业吗?
人类的活动推动历史发展，是通过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同时进行的，但社会的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往往无道德、无文化。如果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死保住“传统美德”不放，就往往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当然我们肯定“假恶丑”的进步作用，并不是否定“真善美”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人类精神上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加广泛地推动历史前进。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道德的创造，也表现在对进步的社会阶级进行批判，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道德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时虽是空想，但它指出了现存新秩序的新的不合理，表达了人类对更高级社会的理想追求。
这就是我们当年在大学期间组织的讨论会上，经济、历史系学生与哲学、中文系学生表现出来的不同倾向，双方各自有理。思想家、艺术家往往从更高的“真善美”角度，对现实进行批判，甚至对现实中起进步作用的东西进行批判，它的意义是使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实，是让我们知道，历史的进步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同样，经济学、历史学家也不能因为某些事件在道德上不那么纯洁，就否定其进步作用。
这样的道理初讲起来，人们往往没有异议，但是在实际中，“叶公好龙”者却大有人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的国情，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由程度的增加，人的价值得以充分肯定，人的发展机会大大增多，许多一文不名的小人物，几年时间就能成为有名的企业家、文学家和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道德在同时发展。但是就通常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传统美德”来看，确实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趋于崩溃。
首先是“忠孝节义”的消失。忠于领袖、忠于祖国已很少有人讲，代之而起的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民对于政府已经不是绝对说好，而是对他有利时说好，对他不利时就不说好。“孝”字在青年人中几乎荡然无存，代之以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报纸上多次惊呼“不要宠坏了中国的小皇帝!”现在的父母所担心的是独生子女生活太好，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谁还指望儿女将来能孝顺自己呢?“节”字亦然。人们的“贞节”观念发生变化，性关系是大大松动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卖淫问题和“第三者”问题。“义”的下场更为不幸。如今是“一切向钱看”；等价交换和合同代替了朋友义气。不仅是个人讲钱，就是公有制下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都在拼命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而“照顾既得利益”也成了各项工作的方针，谁也不敢触动别人的既得利益，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家普遍不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拼命追求眼前利益。
另外一些“社会公德”性质的准则也不再被人尊敬和遵守，“舍己为人’，往往被人嘲笑，认真严肃、奉公守法地工作，被视为“无能”，在公共场合不照顾老幼孕妇、不遵守公共秩序，已成家常便饭，而在同时，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都在大讲文明，不随地吐痰、高效率和友好服务！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将改善管理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二律背反”最为突出的表现，还不是社会道德的混乱，而是腐败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改革开放，在人们心目中，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并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但实际上在改革时期，却出现了“钱权结合”，原有的铁饭碗没有消除、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加上高消费，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谁能料想，当中小学校舍残缺、经费不足，教师纷纷“跳槽”的情况下，一座座楼堂馆所拔地而起?当交通严重落后，公路失修、土路泥泞的情况下，又进口了数百亿元的豪华轿车!当人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才挣到一二百元工资，而那些“官倒”“私倒”们靠倒卖批文、倒卖平价物资指标、倒卖外汇发财时，谁又能不义愤填膺呢?
在“二律背反”的社会发展中，最感到不安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为他们的道德感较强，忍受不了这种现实。10年经济发展，脑体倒挂严重，知识分子得益不多，而文化道德的变迁，却使这些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前几年，还可以称之为“光着屁股坐花轿”，没有钱但有体面。后几年则连体面也维持不住了。我有两位同学，年近40，竟因此发生了婚姻的悲剧。
一位是诗人，出了3本诗集，在山西颇有名气。在70年代末期，追求者不乏其人，一位美貌姑娘甚至登门自荐，最后美结良缘。不料十几年之后，小孩已经10岁，这位夫人却再也耐不住清贫。先是她的妹妹下嫁个体户，使她大受启发，后是她自己也有了个体户情人，终于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另一位同学是历史学家，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社会科学院，在1986年还颇为过得去，找到一位相貌出众，家中有房的夫人。这位夫人大概是没有分清专业，误嫁了历史学家。历史这门学问，在现在的条件下，尤其无助于换饭吃。一连4年，稿费很少，出国又无望，于是家庭矛盾骤起。这位夫人斥丈夫为无能，让丈夫承担大部分家务。我这位朋友，现在一到晚上就要在家看孩子，本人出不来，也不敢让别人去，夫妻感情恶化。
以上社会问题的出现，说明现代化初期道德方面出现了大混乱的局面，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政策调整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知识分子及第三代人，自己去适应这种变化。发人深思的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国情，大家都忍气吞声地，自觉自愿地适应了，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去“改造世界观”。而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国情，使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感到压抑，在生活上感到窘迫、在道德上感到失落，大家就不能忍受，这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某种国情呢?
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面前，第三代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种“顺应论”。认为既然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反对这种趋势，而应该彻底抛弃过去的传统心理结构，应该改行去赚钱。
一位青年哲学家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有一种怨天尤人，自惭形秽的消极心态。表现为第一，失落感。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看成是劳保和救济，发出今不如昔的叹息和乞求同情怜悯的哀告。第二，逃避自由。不能自立自主，自己决定命运并承担责任，不能主动调整知识结构。”
在深圳特区生活的一段时间中，我对特区的金钱关系和通俗文化不大习惯，当时特区最神气的是那种美貌又会外语的小姐，受聘于外国公司，收入极高，几乎是整夜跳舞；其次是公司经理，集权力和金钱于一身；再次是政府官员，其次才是知识分子。内地的人以为特区改革了，知识一定会升值，实际恰恰是贬值。当然贬值是相对的，生活总比内地要好，但在特区心理压力更大。为此我和一些朋友们经常发生争论，他们的世界观改造得很快，作家不再写诗，而去给企业家写报道；画家去画广告；政府干部兼职给企业工作；一切围着商业转。对于日本三洋独资厂苛待工人，内地人一去都极为气愤，称之为“野麦岭”。实际上这些内地农村的女青年，出来做工5年，即能存款10万，再苦也比在家里强。这些都被用来维护特区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些朋友甚至连“二律背反”都不承认，认为特区道德上同样高于内地，甚至连特区利用优惠政策赚内地的钱，也是给内地造福。“你不赚他的钱，他能富裕吗?”特区人对大吃大喝，早已习惯；“不吃不喝，说明业务不活跃，肯定要穷，越吃越喝才能越富。”“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顺应论”很少表现在理论上，赚钱得利的人从来是不说的。实际中的“顺应行为”比理论上的“顺应论，要普遍得多。我在蛇口有一朋友，人称“东北大董”，1985年在深圳谈起改革事业，颇为投机，当时我怀抱一种“士大夫思想”，想找一个好领导，作一番改革事业。他对此表示极为钦佩。以后我果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回到北方的天津开发区做改革的研究工作，工资由深圳的350元降到250元，大董却在蛇口旅游公司当了经理，外快不算，工资500元以上。以后每隔1年，他发达1次，我仍是那么寒酸。再去深圳，朋友们就开始笑我：“发皱的旧西服，破烂的手提包”，我那套忧国忧民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人爱听了，甚至当我慷慨激昂地讲述“二律背反”，表示在理论上理解特区观念时，他们也不满意，认为我在感情上和他们“隔一层”。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一套太傻，只有赚钱才能成功，至于在没钱的时候，“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救国?”
第四代人接受这样的思想更为普遍，他们不存在第三代人那样的转换过程。1988年我问南开大学几位学生，怎么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说，最高层次是为人类、为科学，其坦率令人吃惊。实际上“为人类、为科学”者极少，为个人者极多，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种，“迎战论”。否认“二律背反”是客观规律，否认社会进步要付出道德代价，主张知识分子继续保持社会责任感和传统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迎战论”实际是从两种不同立场出发的。一种是站在50年代立场上，认为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是政策失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办法是，恢复五六十代的传统做法。另一种是站在继续改革的立场上，认为道德崩溃是由于在改革中只注意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忽视了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办法是深化改革，并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前一种是第二代人的倾向，而第三代人中，一部分人是第二种“迎战论”，另一部分人是“顺应论”。
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第二种“迎战论”。他们指出：
社会道德生活处于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反文明的状态，表现为：无规则可依的观念系统、无是非感、羞耻感的道德心态、荡然无存的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扭曲并萎缩的道德教育。他认为危机是客观的，但并非不可解决的，他反对“代价论”，认为社会进步一定要付出道德代价的观点。“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为当代茫然失措的民众提供可供选择的道德价值体系和可操作的技术，使人们在同外部世界竞争的同时，也能找到灵魂的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
何新痛斥社会道德之沦丧，称为“在政治智力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的幼稚”、“严重的心理异化或变态”、“整体人格退化’’“可悲的虐待狂心态”、“性心理压抑导致的倒错行为”、“极其猥琐、卑鄙、可憎、可怜”。他列举的事实是：互相嫉妒、窝里斗、口角辱骂、钻牛角尖与折辱他人，恶作剧看别人笑话、在公共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在厕所中画女人等等。他将之归结为“由于我们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由于过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的沉重生存压力、由于长期的普遍贫穷、严酷的生存竞争。”“在最大的自我夸耀之下，往往掩饰着最强的自卑感和嫉妒感。”
道德上的第二种“迎战论”，由于立足于深化改革，有极端民主化倾向，而第一种“迎战论”，空想回到50年代去，有复古怀旧成分，二者都有激进主义因素。
无论是单纯的“顺应论”，还是单纯的“迎战论”，都是片面的，必须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把握历史发展的两重性，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改革时期的国情。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既不违背历史规律，又不做历史的尾巴。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始终积极参加当前的革命运动，但他们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我们为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而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我们不能反对而要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同时又要坚持理想道德的追求。我们有时支持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东西，但又不能参与其中，因为它们在道德上太肮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种“不断歌颂压迫自己的势力”的可悲状况，10年前是政治势力，10年后是金钱势力。许多人不想再演悲剧，经商发财去了，逃离祖国去了，但是第三代人中的真正精华，却在忍受着、奋斗着。中华民族存在5000年，是屈原的悲剧精神奠基的，这种精神在现代化中理应受到改造，但绝不会绝种。


                              第三节  文化之争


中国历史上每次大变革时期，都不免有一次文化争论。70年前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东西文化之争。这场争论的第一阶段，是东西文化的比较，第二阶段是东西文化优劣的争论，经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而达到高潮，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文化争论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东方文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文明，因此东方落后国家的优秀分子们在寻找本国落后的根源，探求富强道路的时候，必然要把东西文化拿来比较一番。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魏源、林则徐到李鸿章、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夷制夷”；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则主张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种认识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其效果有利有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实行“传统发展战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赶超目标，追求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长与西方生活方式，一方面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业落后，生态破坏，两极分化和债务危机。一些人批评道：盲目模仿西方，意味着政府开支集中于少数高质量的项目上，当群众没有住房时就兴建高楼大厦，当大多数人贫困时却要付给现代行业中的雇员以高工资，使他们能享受西方式消费，这样的“现代化”只能给少数人得到好处，而使大多数人继续处于贫困之中。
在文化发展上争论更大。有的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过多地抛弃了传统文化，已经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这是一种所谓“文化扩散现象”。
另一种文化现象，称为“比照集团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抛弃自己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日本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其西方化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败于西方。当时的爱国者们认为，要与西方进行成功的较量，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中国，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事夷”到洋务派的“西体中用”，从康梁变法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浪潮层层高涨，步步深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行为举止，交谊舞风行一时，人们留短发、穿礼服和高领衬衫。战后、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日本，并成为日本模仿和崇拜的偶像。有人认为，日本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是以丧失文化上的自主为代价的。
这种时时刻刻想着西方的心理状态，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受辱于西方而产生自卑感；其次是由于本地新贵接受西方教育，照搬西方模式；再次是青年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第四是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新闻媒介，从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到报刊杂志，无不露骨地宣传消费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甚至旅游也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渠道。西方人想找到没有被西方化污染的地方，他们的访问本身就是污染。西方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豪华饭店随之而起，西方式的吃喝玩乐和当地文化的拙劣复制品紧紧地包围着他们。在突尼斯充满田园情调的绿洲上，胖乎乎的美国寡妇爬到骆驼背上，非洲小贩拥在瑞典游客身旁，外国男女披挂着中国皇帝的龙袍，勾肩搭背地拍照留念，农民们离开农田去为游客牵毛驴，千年古刹被倒卖外汇的人所占领。
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奄奄一息。有人认为，为了经济而抛弃传统文化，会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发展不利。正如动物种类的减少，会威胁到生命形成得以繁衍的基本因素——自然的平衡和多样性一样。
近几年来，不少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模式，提倡能给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迅速发展，主张财富重新分配，人与人相互合作，自力更生，使更多的人参加争取发展的活动，并以当地价值观念的精华为基础，形成自己特有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传统包袱是最重的，如何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处理自己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一大难题。上述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得与失，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分不开的，在经济上开放的同时，西方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渗入，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第三代接受理论较多，而第四代接受世俗文化较多，至于在消费层次，则是全民都在学习西方的高消费。
学习西方文化、批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是有必然性的。改革者感到社会价值观念氛围僵化，认为是传统文化在阻碍现代化，因此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传统文化的高潮。当时我也批判过传统文化，认为它反映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对外关系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的落后性，专制政治的封建性，家族关系的血缘性。
这种分析着重于传统文化的阶级性而忽视其民族性，因而带有激进主义成分。
另有一些人与海外“新儒家”类似，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化的新因素。美藉华人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一书中，对五四运动反传统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给予全盘的否定。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认为五四反传统过于激烈，目前批判传统文化也过于激烈，这样不仅难以学到西方文化，连传统文化也扔掉了，这就容易造成文化真空，出现无文化、反文化的反常状态。林毓生教授有一次讲：  “据我在美国数十年的体会，对本国文化理解越深，就越能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他不是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从文化整合角度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刘云德，在1988年出版一本书，激烈反对批判传统文化，他否定传统的官方文化——儒学，但肯定传统的民俗文化，这种观点，独树一帜。
刘云德在《文化论纲》中说：
“只有走出孔家店，才能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真正力量所在，千百年来支撑着我们民族脊梁的决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的民间文化。
“科学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愚昧、堕落、奴性等字眼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认真地研究我们每一个文化特性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的改变途径。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们总是坐在他们的书斋里查经阅典，寻找灵感，他们远远脱离人民大众，也就脱离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
刘云德痛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由杂感而生杂想，由杂想而作杂文。看似花里胡哨，实际空洞无物。有几个外国人邀请，洋学堂上一坐，台下掌声一片，自己便忘乎所以，成了一个‘文人’大‘恐龙’。    “从文化上看，中国确实落后于西方。但落后不等于丑陋。承认落后，能焕发精神，急起直追。但视共丑陋，必然厌之，进而弃之。抛弃一个民族的文化等于否定一个民族自我存在的价值，哪里还谈得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刘云德以其自身经历驳斥那些把农村的风俗习惯简单视为封建迷信的说法。比如闹洞房和“听房”，实际是一种“程式化的性教育”，闹洞房可以促进新娘新郎的感情交流，在包办婚姻中“强化恋爱过程”， “公开的调情和性刺激，使男女性生活获得了一种社会的认可”。总之，文化学者们视为“封建陋俗”的东西，在刘云德那里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刘云德还指出，指责农民烧纸、拜龙王、供灶王爷是没有道理的，许别人在城里信仰基督教，为什么不许农民信仰自己的“多神教系统”呢?
我认为他的看法民粹主义太浓，因而不能苟同。但就对国情的深刻体验来说，他的批评却打中了其他许多人的痛处，许多人虽然下过乡，但还是不如刘云德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中许多深层的东西。这是与刘云德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他生长于山西农村，自幼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他和弟弟经常流浪，靠姐姐的救济为生。在村里做过生产队长。上大学后不久即往联合国学习人口学。他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所体会，对中国农村有切身感受，这是一位民粹主义的中青年社会学家。
今年以来，大学生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的思想潮流，这是对西方感到某些失望和迷惘，重新回头研究国情的一种趋势。有些中青年思想家已经断言：靠沿海特区氛围中培养出来的力量领导不了中国，真正的力量还是从黄土高原上下来的人。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复归。
关于文化之争，有人说是一场假争论，人们批传统文化是假，批现行体制是真；有人反对批传统文化，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传统文化与现行体制关系不大，“文化热’’冲淡了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因而是不可取的。无论如何，80年代出现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是有其独特意义的，至少它的开展使人认识到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东方文化不等于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文化”，原经济体制的弊病不等于就是“封建残余”，对外开放也不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开放”。文化讨论使人知道了文化问题的广泛性，可以用多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去加以研究。另外，文化变迁也许是人类历史最广泛、最深刻的变迁。我们只有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国情。
中青年文学家秦晓鹰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把社会发展的核心看作文化变迁的过程，那么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就十分深刻。300年来东方文化处于世界文明的谷底，急于学西方也不可能，只能缓进。21世纪的世界文明中，东方文化将会再度兴起，中国即会飞速发展。这种看法，从根本上纠正了抛弃传统价值观念急于学习西方的急躁观。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09-3-31/17254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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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杨帆 《共和国第三代》(八)
                           第六章  激进主义思潮


所谓“激进主义”，是一种类似“左”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它以主观愿望超越客观实际为特征，希望超阶段、加速度发展中国。本书第二章所述“文革”期间出现的“血统论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就是激进主义的两种表现。改革开放时期，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思潮，一是“极端民主化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复古怀旧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反对现代化。在l988年夏季抢购风之后，两股思潮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成为导致1989年“六、四事件”的思想根源。第三代人一部分是激进主义者，主要是其中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另一部分则采取了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可称为“稳进主义者”。




                          第一节  激进主义盛行的中国


   近代以来，激进主义盛行，是中国一大国情。本书所提“激进主义”，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急于革命、急于改革、急于发展，主观愿望超越现实的一种思想方式、一种社会思潮。
    激进与保守，是相对的概念，在各个具体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中，从林则徐、魏源直到洋务派，主张学西方船坚炮利，是激进的，而主张闭关锁国，是保守的；甲午战败后，激进主义思潮大盛，谋图政治改革，康．梁、谭嗣同是激进的，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是保守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是激进的，要在中国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而康、梁主张君主立宪，是保守的，他们认为，中国人长膝盖就是为了要给皇帝叩头，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鲁迅、陈独秀主张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是激进的，严复尊孔，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保守的。激进，有“革命”、“进步”的含义，也有“过激”的含义；保守，有“停滞”、“倒退”的含义，也有“稳定”、“缓进”的含义，就词义来说，并无褒贬之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顽固坚持闭关锁国，复古倒退，残酷地扼杀一切改革，逼得革命者不得不采取激烈的革命态度，这样的“激进主义”，实际是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而革命者成功之后，往往延续其激进的改造社会的纲领，这就是革命者自己的责任了。
    本书所述“激进主义”，特指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急于改革、急于发展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分为两种，一是极端民主化思潮，以西方政治模式为理想，急于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这是开放以后从西方输入的思想；二是复古怀旧思潮，以农民式的乌托邦为理想，企图实现一种无弊病的现代化发展，它的思想根源，是历史上广泛流传的民粹主义(见本章第三节)。
    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复古怀旧思潮，理论导向和价值标准都是对立的。但两种思潮既然都是“激进主义”的，就必然有相同的“激进”特征，这就是：
超阶段。脱离中国国情，企图超越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
唯意志论。不顾现实条件，想用主观上过激的态度去加速历史发展。
理想模式。分别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农民式乌托邦为理想模式，企图以理想模式规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道德至上。在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中，偏重道德而忽视历史规律。
“矫枉过正”。激进主义者也承认人不能任意创造规律，不能超阶段发展，但是他们总不甘心或说无耐心做点滴改良。这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和“要想开窗户，必须掀房顶”之类的话就盛行起来，用马列主义理论术语来说，就是片面地主张“历史合力论”。恩格斯说过，历史是合力造成的，每个人的利益追求好像平行四边形的边线，而历史的发展就是无数平行四边形作用的结果，历史是按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方向发展的。激进主义者宁肯去做平行四边形一条过激的边线，认为角度越偏，力量越大，就越能促进历史的发展。
斗争哲学。把矛盾的斗争看成是发展的唯一动力，把矛盾的统一看成是斗争的结果，是在事物存在的意义上低于“斗争”的东西，片面强调社会各阶级、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利益冲突，而否认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可能性。
强调对抗性而贬低非对抗性。矛盾虽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通过斗争，矛盾斗争又不一定发生对抗，即使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能有非对抗性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激进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即使非对抗性的矛盾也往往发生对抗。有人总想建立一种政治压力集团或政治反对派，从对抗、斗争中求改革，以牺牲稳定求发展。
崇尚革命而贬低改良。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有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对改良主义大加批判。后来的理论界，就把暴力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直到我们上大学时，老师还在讲“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暴力革命”，反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此，“革命”的意义也渗透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革中，还是把革命的意义放在改良之上，仿佛说“革命是一场改良”，就贬低了改革的意义似的。这就容易使人在改革中，倾向于采取“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运动式的”革命手段，有人甚至去直接组织学潮。其实，“革命”是指推翻或打碎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什么一定要把改革和“革命”联系而不与“改良”联系?这恐怕是由于，激进主义的思潮普遍存在，人人崇尚革命而贬低改良，所以明明是改良性质的东西也一定要在革命的名义下，才显得有意义有感召力吧!?
    对政治斗争的片面解释。把政治完全看成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有通过对抗性的斗争才能解决政治问题，而否认政治也是一种共同利益的调节和管理过程，否认理性和规则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否认对话、批判、宽容、谅解、妥协、共识、让步在政治斗争中的意义，把政治斗争永远看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东西。
时间上的急躁情绪。此点在孙中山那里就有表现。1 905年严复在檀香山与孙中山有一场著名的辩论，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低，不宜革命，只能通过教育和工业，点滴改良。    孙中山说：待河水自然之清，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生有限，我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革命事业。
   “有生之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他的一辈子，以毕生精力去为一个事业奋斗是可敬可佩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族精英之精华所在，大丈夫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但是尽毕生精力去奋斗一件事业是一回事，一定要在几十年内完成一件事业又是一回事。有些大的事业是要几代人前赴后继才能完成的，急于一代人完成，就难免产生激进主义。在第三代人当中，由于“文革”时期耽误了10年，急性病可能更重一些，总觉得要以加速度奋斗，夺回损失的时间。这就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缺乏耐心。
   掌握以上激进主义思潮的特点极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来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它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作为阶级分析方法一种学术上的补充。    第三代人一部分人是激进主义中的极端民主主义者，另一部分人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稳进主义者，由于有后一部分人的存在，总体来讲，第三代人激进程度较轻。相比之下，第二代人更倾向于复古怀旧思潮，第四代人更倾向于极端民主化思潮，这两代人的激进程度要高于第三代人。
   在1988年夏季抢购风之后，极端民主化思潮与复古怀旧思潮合流，激进主义空前强大，比保守主义思潮占了绝对优势。这是第三代人内部分裂的结果，是第三代人中主张稳进主义的“稳健改革派”不够成熟和壮大的结果，也是第三代人本身尚且弱小，不能左右中国社会的结果。当激进主义泛滥时，第三代人上不能制止第二代人和广大群众中的复古怀旧思潮，下不能制止第四代人中的极端民主化思潮，他们自己也分裂为三(极端民主化思潮、复古怀旧思潮和稳进主义)。从思潮角度研究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第三代人对危情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化，但仍缺乏共识，不能团结起来克服危机的特点。
   当然，激进主义的泛滥，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并非某一部分人所能制止的，这主要是第五章讲到的，改革第二阶段面临的困境：
——“浮财”吃光，进一步发展受到利益再分配的制约，产生利益矛盾；
——改革第一阶段的成就，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各种改革的要求层出不穷，超过了、可能性；
——各种利益主体大量出现，具有活力和刚性，中央控制能力减弱；
——在双轨制条件下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加剧；社会道德混乱；
——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各种副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弊病，等等。
   上述问题的集中爆发，是1988年夏季的“抢购风”。酝酿很久时间的改革关键问题——价格改革，居然在两个月之间被30亿居民存款冲掉，说明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业已出现：群众的舆论和情绪，正在向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有人说这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接受资本主义，或者说不接受改革的弊病，不论怎么说，实质是一样的，广大群众由一致拥护改革，已经发生逆转。
   “抢购风”造成了中央经济政策的大转变，也造成了社会心理的大转变。据社会调查，群众对于改革的支持率一下子降低了20个百分点，从70％多降到50％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样的：
    改革本来就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总会有人得利，有人受损。改革第一阶段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好，大家都在得利，类似蛋糕做大了，每人都吃到了，只不过有人多吃一口，有人少吃一口，基本上是皆大欢喜，并期望蛋糕做得更大。   
    但是到改革第二阶段，人们发现蛋糕不能再任意做大，就转而注意内部份额的分配。十分不妙的是，蛋糕的分配竟然极不合理!于是乎人们愤怒了，“反对腐败、反对官倒”的情绪开始强烈起来，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强大的社会思潮。在当时的报刊、宣传上，文必骂腐败，在各种研讨会上，言必骂官倒，人们表面上是在骂改革中的弊病，实际上多少在骂改革本身。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对改革不能认同的社会心理危机。由于这时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反腐败、反官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具有极大的正义感、道德感，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和义愤。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任何激进不够的论调都将被无情地抛弃。正如1964年的团中央九大提出“四个无限”；要求青年们对毛主席“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一样，青年们不久就发现教育他们的人也没有做到“无限”，于是就把他们打倒了。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法国大革命，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激进主义就像走马灯一样逐步升级，一直升到极端总爆发，任何人也阻止不住。新中国第三代人此次也遭遇到同样下场：他们启发教育了第四代，而又被第四代所抛弃。


                          第二节  极端民主化思潮


    西方民主思潮，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就盛行于中国，解放后经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曾多次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民主思潮再度传入中国，影响了一部分人。
    西方民主主义，概念十分广泛，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到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现代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层出不穷。“人权问题”近年来成为美国的一种战略武器。至于中国的极端民主主义者从西方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本书未能做详细研究，实际上，中国的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未必加以详细区分，而是在一般意义上，兼收并蓄地引进西方民主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反民主的理论如熊彼特的“精英政治论”，亨廷顿的政治学等等。
    在改革开放中，极端民主化思潮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它是从经济思想、文化思想逐步发展到政治思想的。
1.从“趋同论”到西方模式
    在完全计划经济、闭关自守时期，我们几乎将所有商品经济规律都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承认各国现代化中有共同规律，承认科学技术无阶级性、承认管理的二重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承认发达国家的物质、精神成果中有人类的共同财富。
    从正确的前提出发，过分强调共同规律，就出现了“趋同论”，即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走向计划化、社会主义走向市场化；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社会制度融合、东西文化融合。“趋同论”对中国的现实意义是强调中国学习西方，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向西方靠拢，开放是从西方引进。“趋同论”进一步发展就是“西化论”，认为“西化”是现代化的实现形式。
    这种以西方模式作为本国现代化目标的情况，几乎发生于所有后起国家，首先表现在以西方经济为参照系，制订本国“传统发展战略”，要在短期内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上赶超西方。其次表现在全面移植西方的经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一种“全盘西化论”，主张“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最极端的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对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探索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这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论。
2.文化激进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西方模式论把传统文化说成是与现代化对立的东西，主张彻底批判传统文化，要打倒屈原以来的文人士大夫精神，称屈原精神为“自觉的奴性”。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之后才有出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又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迷狂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
     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笔下，中华民族的象征皆成为束缚自己发展的东西：黄河是万恶之源，长城代表僵化保守、而龙则代表专制皇权。
    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一个历史错误，社会主义建立后没干多少好事情。
    更加全面彻底的文化激进主义，集中表现在一句话上：中国欲发展,“必须经过300年殖民地。”从世界主义者角度看来，各民族优胜劣败乃是自然规律，强者侵略弱者是合理的，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弱者的发展。这种理论在实际上只被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所用，用来论证侵略的合理性。作为被侵略的国民族，决不能采取这种理论。正确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应该是承认一切民族生存的权利，落后民族决不能自甘沉沦去做亡国奴，而是要讲民族主义，去争取平等竞争和生存的权利。若真搞300年殖民地，中国只能彻底灭亡，决不会300年后再强大起来。痛感中国落后，只能图谋自强自立，绝不能崇洋媚外，丧失民族气节。我们第三代人中的优秀分子，虽然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在骨子里仍是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我坚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3、政治激进主义
   1988年抢购风后，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经济激进主义发展为政治激进主义，其标志是“政治全能主义”的提出，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根本不存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其他体制。10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如农村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结果，而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是政治革命的结果。而经济改革的失误，也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
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改革的长期滞后。这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它不仅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改革，动摇了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给旧势力提供了复旧的机会。”
  “我国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逃离意识、腐败现象、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固然与改革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仍然在于旧政治体制对社会发展的束缚和制约。”
    把一切弊病归于政治体制，想用民主改变国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当经济改革陷入困境，人们就去找政治原因；政治改革会不会陷入困境?没人考虑。如果陷入困境，人们又会说：这是中国人民主素质不高，必须找文化原因。文化改革再不行，人们又会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源还是在经济。这种不断升级、不断循环的思维方式，最终又会回到起点。政治激进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出改革而忽视生存和发展，突出生产关系变革而忽视生产力。当农业丰收时，人们归功于承包制而忽视了好气候和前些年农业投资的作用；当农业徘徊时，又有人归昝于承包制而急于搞规模经营。当改革带来繁荣时，人们否认“浮财”存在，仿佛一切都是改革带来的，改革可以使天上掉馅饼；当浮财吃光，需要付出努力创造财富的时候，人们又归咎于体制改革不彻底。这种“改革万能论”与“文革”期间的“继续革命”论虽然在方向上是相反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相似之处。我们批判了多年形“左”实右，却忽视了原来还有一种形“右”实左的存在!
    极端民主主义者最大的缺点，是忽视中国国情。他们极力宣扬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集合自由，却很少考虑在中国现代化初期实行这些制度，会带来何等后果。此点在下一章谈到“现代化阵痛期”时还要论述。
    极端民主主义在青年中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是在理论上思想上有影响，而且经常见诸予行动。从“西单民主墙”到民刊，从学生竞选人民代表到要求新闻自由，数年来学潮几起几落，直至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出现了学生自治组织，要求与政府对话，甚至采取了绝食手段。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尚不完善，也由于西方民主思潮的传人，两种原因俱在，不可偏执一词。


                  第三节  复古怀旧思潮与民粹主义


    复古怀旧，本应与“保守、倒退”相联系，本书将它作为激进主义的一支，说它有“急于革命”的特点，是有条件的。本书所指“复古怀旧思潮”特指10年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以农民式乌托邦为理想模式，有明显的空想主义特点；它在理论上并不反对现代化，甚至急于实现现代化；这种“急于”的程度相当之大，以至于企图超越现代化必经的历史阶段，排除现代化的一切弊病，避免现代化的一切代价。每当现代化进程出现弊病，他们就认为这是偏离了现代化的理想模式，急于排除之，甚至于改变现代化的导向也在所不惜。每当现代化大生产的弊病显露出来时，他们就发思古之幽情，美化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种复古怀旧思潮，在1988年改革受挫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并与极端民主化思潮合流，成为“六四”事件的思想基础。
    复古怀旧思潮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的理论根源，是民粹主义。为深刻认识复古怀旧思潮，我们首先依据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研究，对民粹主义作一剖析。
   列宁对民粹主义有许多论述：
“我们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这三个特点是：
  (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础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狂叫。
  (2)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农民村社被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础”的理想化。
  (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的力量。”
   “从自己的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与资本主义作战，民粹派分子把任何历史的现实主义都抛弃了，总是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虚构加以比较。”
  “宁肯停涝，而不要资本主义发展，——实质上这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
  “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像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
  “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
  “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
   综合列宁的记述，我们可以对民粹主义进行如下描述：
   第一，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工业化运动其二重性。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历史进步，也伴随着血和火，从近代的原始积累、殖民掠夺、世界大战到现代的环境、人口资源、精神危机。工业化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残酷性，同时反映到人类思想中，即形成了民粹主义思潮。
   第二，许多民粹主义者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从真善美出发，从人道主义、正义概念出发，批判工业文明，虽然在当时历史时期站在工业化的对立面，但为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如托尔斯泰，他既看到农奴制度必然崩溃，又厌恶新生的资产阶级，由于看不到出路，他越来越寄希望于宗教、沉迷于道德净化。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这种深刻的思想矛盾和历史矛盾，从而对人类思想史、文学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三，民粹主义者一方面认识到：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一方面对工农群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持肯定态度，在道德上持批判态度。在感情上留恋田园生活，他们实际是站在农民立场上反对工业化的弊病的。
  第四，民粹主义者往往对‘民族传统’、‘田园生活’、农业社会加以美化，并用来与工业化中的弊病对比，其复古制退主义是十分明显的。
  第五，民粹主义者往往有一整套乌托邦方案，他们幻想不破坏田园生活、不经历工业化的弊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直接跨入后工业社会。民粹主义者的超阶段乌托邦方案，一旦掌握了政权强制推行，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历史大倒退。
  第六，民粹主义较多地表现为群众情绪、社会思潮和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而较少表现为系统的理论形态。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七，由于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所以民粹主义也是世界性的思潮。
  民粹主义在中国流行甚广，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
  1、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痛斥资本主义商业的欺诈，欧文从资本家变为新乌托邦的试验者，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就批判其弊病，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建立“全体人民的公有制”，明显带有超前性和空想性。
   马克思批判了其空想性，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仍然主张用无产阶级全民所有制代替私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承认“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甚至从历史发展角度肯定十字军东征、原始积累、拿破仑侵略和东印度公司瓦解了印度的村社。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工农群众、殖民地人民具有无限同情，痛斥剥削和侵略。在晚年马克思甚至希望俄国的农村公社不要瓦解而直接进入：工业社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落后国家掌握政权后，从理想主义出发，必然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即使不得已利用商品经济，也不能容忍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出现的弊病。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弊病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要避免这些东西。一旦这些弊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们就主张开倒车。
  2、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与乌托邦。古代墨家主张“兼爱”，由于没有操作性而失传，但平均主义思想却在农民中广泛流传。历次农民起义喊出的最高口号就是“等贵贱，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无论其成功与否，封建等级制的最大不平等却一直保存下来，小农平均主义是以默认皇权的腐朽堕落为前提的，这是它的极大虚伪性。在知识精英层即文人士大夫中，道家、佛家的空想遁世主义又极为严重，常常梦想“桃花源”，梦想“清官、明君和伯乐”。如果说儒家思想经过改造尚能形成一种适应于商品经济的道德规范的话，那么小农平均主义显然起着阻碍竞争的作用。
  3、左翼运动与痞子精神。工农运动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搞得如火如荼，提倡劳工神圣和暴力革命，肯定“痞子运动”，农民抓土豪、戴高帽子游街。发展到文革，就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大老粗要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痞子运动万岁”的口号。工农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民族民主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是积极的，但同时包含了类似民粹主义思想成分，即认为“越穷越革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仇视商品经济，盲目排外和轻视知识分子。
  4、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工业化的思潮，还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略而得到了加强。民族感情是人类最为尊严的一种感情，当外族的先进生产力入侵到落后民族，必然引起对整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反抗。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浪漫主义，往往与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而取得胜利，采取严厉打击外国资本与其它民族资本的政策。盲目的民族主义还常常导致闭关锁国，从而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在近代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族感情十分强烈。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有本能的反感；认为那是一条充满侵略剥削、欺诈的道路，我们则应走一条与他们本质上不同的“自己的路”。
    民粹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为一股思想暗流，在改革后5年发展起来，成为“复古怀旧”思潮。这股思潮的基本内容是，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应出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多年来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下无失、无通货膨胀、无经济危机、无两极分化等，已经深入人心，一旦改革开放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人们就在理论上或感情上不能接受，认为在改革中引入了资本主义范畴，在开放中引入了买办和租界，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至少是政策失误造成的。它否认这些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而幻想又实现现代化，又避免“分娩的阵痛”。复古怀旧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态度，不是实证的而是审美的，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讲究“神似”而非“形似”，讲究“表现”而非“再现”有关，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加入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而忽视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实证性分析，特别在事物本来面目不符合他们理想的时候是这样。抱有这种态度，使复古怀旧思潮把目光和感情投向过去，而这种“美好的过去”是被他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所美化了的。比如：许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通货膨胀”，他们忘了，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收入和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二三十年不长工资；又有人对数千万民工进城感到不安，他们忘了，过去这些人是被强行束缚在农村里的。中国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带有这种审美特征，他们宣扬西方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却没有吸收西方的实证主义。
    我并不否认民粹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积极意义，也不否认复古怀旧思潮有积极合理的内容。它所以使我们在发展最具现代化导向社会集团的时候，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它从道德角度出发对现代化弊病的批判，对建设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制约现代化中由于两种体制并存所出现的腐败；它强调中国国情和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有助于在现代化中社会急剧变迁时维护社会稳定……总之，民粹主义之类的思潮的存在，既是现代化的对立物和批判者，又是现代化弊病的揭露者和制约者。这类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对于现代化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相反相成"的条件。但是这类思潮一旦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成为指导性思想，就会改变现代化导向，使刚刚起步的现代化事业重新陷于停涝、倒退。所以我认为，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与现代的“复古怀旧思潮”，作为现代化的制约者是有益的，作为现代化的“主流思潮”是反动的。


                  第四节  两派合流-激进主义鼎盛


    极端民主化思潮与复古怀旧思潮，本是极为对立的两种思潮，但在1988年经过几个环节，却由对立变为合流，真是思潮史上的一大奇迹，现代化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   
   第一个环节，惊呼“改革变形”，现实中的改革不是他们所希望和想象的那个样子。有一篇文章列举了改革变形的几个方面，如官例私倒、以权谋私、脑体倒挂、教育滑坡、道德败坏等等。
   第二个环节，是“政治改革论”的出台。人们将“改革变形”归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舆论，如要求选举自由、新闻自由、消除腐败等等。
   第三个环节，是“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口号的出台。这就使两股思潮合流得以完全实现。极端民主化思潮将“官倒腐败”的出现作为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的论据，而痛恨以权谋私，向往清官，又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心理。“反腐败官倒”口号的提出，使极端民主化思潮扩大了群众基础，又使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以理论化。更加有戏剧性的是，“反腐败，反官倒”，又恰恰与巴黎公社原则相一致!又恰恰为党和政府所接受。在当时的形势下，简直是鱼龙混杂，火上烧油。无论什么人，出于什么立场和理论，骂起“官倒腐败”来，总是“响当当”的。
   党中央和政府一向是反对腐败、整顿党风政纪的，但在当时形势下，人们期望抓出“大官倒” 来，“惩治官倒”口号的提出，不仅没有平息群众情绪，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我们党多年来向人民宣传的口号、向人民提供的衡量革命政党的标准，现在被人民拿来衡量干部在改革中的表现，也被极端民主主义者作为口实加以利用。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情况，某一不科学概念的提出，作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往往形成过高的政治动员，如果这个概念的法律概念不清，就会在“打倒”中破坏法治。当年“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就是如此。“牛鬼蛇神”，这类形容词也作为打击对象，人们找不到“牛鬼蛇神”，就开始给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剃阴阳头、挂黑牌、画漫画，丑化形象，把人变成“牛”、“鬼”、“蛇”、“神”，然后去斗争。这次“惩治官倒”也类似。本来对于行贿受贿、以权谋私、党政干部经商、投机走私等行为，法律和党纪政纪早有规定，依法惩办就是了。再提出一个带有形容词成分而缺少法律含义的口号来，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非理性情绪，提高了社会动员程度，也给各种势力以可趁之机。这就使极端民主化思潮和复古怀旧思潮得以结合，从而使激进主义大肆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是改革史的一大教训，也是执政史上的一大教训。以1988—1989年为转折点，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9-3-31/168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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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杨帆 《共和国第三代》(九)
                          第七章  能够[殊途同归]吗？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第三代人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以国情为基础达成共识，担负起领导中国、建设中国的责任，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如能如此，真是中国的福音。团结的基础是共识，而没有妥协就没有共识，妥协点应该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要在坚持现代化导向的前提下，克服短期行为，保持社会稳定，继续深化改革，重建道德信仰。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物，稳进主义值得研究。第三代人经历了两次国情认识危机和实践危机后，应当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像第一代人建立新中国一样，领导中国实现伟大的跨世纪飞跃。

第一节  未来30年的基本国情


    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已经奋斗了百余年，我们党已经奋斗了70年，新中国的第三代人也奋斗了40年。经过无数挫折教训，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如何了呢?
    就自然国情讲，许多论述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著作已经问世；就制度国情讲，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大国的理论已经提出。
    本节想指出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基本点，以警世人。就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胡鞍钢、王毅等人的分析和其他分析，1990—2020年，是中国生存和发展关键的30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关键”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就现代化一般规律讲，我们将在迅速发展中经历“痛苦的过渡期”。
    现代化的发展与单纯的经济增长不同，它不仅是量的扩张，也是质的提高，即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它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过程而言，在人均GNP 50美元以下时，称为现代化准备时期，在人均GNP50—300美元时，称为现代化起飞时期，(相当于中国1950—1980年)；在人均GNP300—1000美元时，称为现代化发展时期，(相当于中国1980—202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中，迅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高级化。第3次产业的产值将超过第1次产业、再超过第2次产业的产值；代表新技术的新兴产业将迅速兴起。
——就业结构迅速变动。第3次产业就业人数将先后超过第1、第2次产业就业人数。
——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迁移，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0％。
——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随着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兴起，产品价格弹性增大，市场需求的变化性和选择性增强，对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
——消费结构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将继续降低，居民的消费将继续向多样化发展。
——经济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占GNP30％以上，中国经济将进一步介入国际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
由此必然伴随着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心理结构、文化教育结构的一系列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将体制改革进行下去。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新旧体制的过渡与摩擦。
——在经济上，原有体制和运行机制部分失灵但尚未被一种行之有效的新体制取而代之，经济决策会变得异常困难，宏观失误常有发生，收入不均显著扩大，对外开放使国家在生产能力尚低的情况下承受“示范效应”的压力，使居民重新确定衡量水准的参照系，由此产生双重矛盾：放任消费则不利于长远经济发展，控制消费则有怨言；居民们经常将自己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往往带来心理沮丧，甚至对国家的发展丧失信心。
——在政治上，政府的管理能力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社会利益集团将产生参与的要求，人民表达利益的要求受到表达途径不完善和利益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的限制从而产生失望感。在这一时期，人民生活得以明显提高，但是社会期望值更高，因此挫折感和失望感很强，这就是前一段中国为什么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社会成员用一种新的标准判断和要求公职人员，他们厌恶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权谋私、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通过内在机制匡正自身，其威信就会下降。
——在文化上，本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过猛，会产生失落感，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接受外来文化的人和依恋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很大不同，因而在社会生活中产生隔阂，这种文化变迁最明显地反映在现代化急速发展中出现的“代际隔阂”上，每隔十几年出现的新一代人，竟然在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如此不同，令人瞠目结舌。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存在，需要民族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民族的凝聚力这样两种力量，自我更新时往往批判传统、借助外来文化，而民族凝聚力又往往需要传统的力量。当改革开放推进过快时，往往导致社会道德失范和民族凝聚力的丧失，出现社会的不稳定。
——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上，明显地出现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某些事件在道德上看是可恶的，但在历史上看又是难以避免的。这就会产生社会性的心理失衡和道德失范，各种过激、不满情绪汇集，一遇适当机会，就可能产生社会性的激进思潮和行为。
    上述问题说明，无论从现代化的发展角度还是从体制改革角度，维持社会稳定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个时期最易产生社会不稳定。
    第二个层次，就中国特殊国情来讲，我们必须为30年后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做好准备。
    30年后，中国总人口在15亿以上，在有限的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效应的条件下，将接近承载极限。老龄人口将在3亿左右，中国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负担将变得沉重。同时还有10亿左右劳动年龄人口，社会为他们的就业必须提供足够的机会和资金资源。三大人口高峰同时到来，将给我国的资源产生极大压力，并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就业、生活、养老、教育、流动迁移、社会犯罪等问题将接踵而来。
在上述种种矛盾状况下，我们将面临一系列两难选择：
——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发展与稳定的矛盾；
——对外开放与保存民族文化的矛盾；等等。
这就必然给社会的领导者、社会的体制和结构、社会的文化、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面临一系列挑战，并非没有出路，我们仍在某些方面具有潜力和优势：
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较大的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社会负担小。
我国社会具有比较强的动员组织能力。
由于各种浪费的严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艰苦奋斗、杜绝浪费来缓解人口对资源的压力。
40年的建设、1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不再犯重大的决策错误，我们的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节  短期行为批判


    在上述基本国情面前，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共识点，应该是克服短期行为，谋求全民族的长远发展。要做到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展，生存、改革与发展兼顾。前1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基本政策必须坚持，但必须注意克服短期行为。因为在前10年中，社会性的短期行为，发展得十分严重。无论是何等动听的理论、何等的表面繁荣、什么样的精英分子，总不能为一时利益去损害全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要达成共识，在认识未来30年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还应认识目前严重发展的短期行为，以便在制订政策和战略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
    所谓短期行为，特指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牺牲社会和国家利益，为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行为。它可以是经济行为，也可以是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它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为甚至全社会的某种行为。作为全社会性的短期行为，它可能爆发于某一社会解体和崩溃的前夕，也可能爆发于某种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期行为，就属于以现代化与改革为标志的转型期中的短期行为。短期行为是以追求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因此短期行为的大规模爆发，一定是出现于文化世俗化、社会性道德失范、政府宏观控制力衰弱、微观个体行为具有活力但又非规范化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恰恰是以放权、让利、鼓励市场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各种经济成分和地方势力获得了发展的内在活力，但尚未发展壮大起来，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如果政府缺乏远见、处于腐败和无能的境地，就会使无数个体追求眼前利益的行为，汇成社会性的短期行为大爆发。鉴于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这种短期行为具有极大的危险，甚至危及全民族生存的基础。必须指出，改革和开放就其本质来说，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在其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短期行为，也是正常现象，任何长远利益都是由许多具体利益组成的，并需要无数具有活力的个体通过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最终达到的，可以说，没有眼前利益的追求，就没有长远利益的实现。我们所批评的，只是由于宏观失控和决策失误的原因，使个体行为盲目发展造成的对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这种损害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非制止不可的地步。
（一）
   经济领域中的短期行为，表现在人口、教育、农业、资源、生态、交通、能源、科技、消费、积累等各个方而，凡属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领域，都受到冲击。
   1、人口与教育
  解放初期我国人口为5.4亿，到1989年4月为1l亿。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1962—1972年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年出生人口2500万人。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颇有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1973年为20.89‰,1984年为10.8l‰。但是1984年以来政府放宽了对于二胎生育的照顾面、家庭承包责任制激励了农民的生育意愿，人口自然增长率1987年为14.39‰，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84年的2.06上升到1987年的2.45，1988年净增1500万人。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人口数量将是折磨我们的长期问题。如果将总和生育率降到2.1，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15亿，达到我国土地资源承载的极限。如果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届时将达18亿人口。同时，我国老年人口超过3亿，过剩劳动人口也超过3亿，三大人口高峰同时到来，彼此叠加，相互恶化，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因任何理由对于计划生育的放松，都是不可原谅的有损于民族未来的行为。
在人口总量迅速增长的背后，还掩盖着人口素质的降低。一次对50岁妇女的抽样调查表明，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生4.8个，初中生3.24个，高中生2.85个，大学生2.05个。 1981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妇女多胎率为40.34％,小学程度为26.9l％，初中为9.29％,高中为3.3 8％,大学为1.6％。 1988年北京市多孩率为1.79％，上海市为1.12％，而山西为17.1％，江西为21.49％，河南为17.0l％。京津沪几大城市，人均国民收入在2000元以上，总和生育率在2.1以下；青海、云南、河南，人均收入在700元以下，总和生育率为2.99。城市少生、农村多生，文化高者少生，文化低者多生。当今中国，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3.07‰，在3.3亿儿童中，智力低下者超过350万。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冲击，978～1985年,全国小学毕业升学率由8 7.7％下降到68.4％，初中毕业升学率为30～40％，小学毕业合格率为30％。4年以来，中小学学生流失5000万，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为2.38亿，文盲率达：31.9％，初中教师不合格率为76.6％，教育经费被大量占用。教育质量降低，加上人才大量流失，必将造成我国人口素质退化的严重恶果。
    2．环境、生态与资源
    发达国家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由于经济发展快,占用GNP的1％,即可以较快解决污染问题。美国大规模治理环境污染时，人均GNP已达10，00美元，日本已达4000美元，而我国在人均310美元的水平时，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年排放废水300亿吨、烟尘1000多万吨、二氧化硫1000多万吨、固化废弃物8000万吨，历年堆存总量60亿吨，占地5亿平方米。全国82％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年损失370亿元，35个大中有17个遭受严重污染，381座城市面临水污染。80％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大面积立体污染。城市大气总悬浮颗粒率日平均值超过国家标准，酸雨态势扩大。全国有l／3职工处于有损健康的噪声环境中，1.5亿人饮用污染水。农牧渔业产品综合环境质量指数已属轻污染怒度。其中蔬菜、肉类已达中污染程度，受污染的耕地达1．5亿亩，980年因污染减产粮食233亿斤，受农药严重污染的粮食595亿斤，年经济损失250亿元。1985年全国因污染损失达575亿元，占GNP的9.6％。
    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先天不足，并非优势；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我国人均耕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林地为1／9，淡水资源为1／4 ，现在又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工业污染，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的双重发展危机。我国草原已有1／3严重退化 ，沙化面积呈指数增长，目前已达109万平方公里。土壤盐化1980年为1亿亩。到2000年将为1.2亿亩。水土流失总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现在的153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泥沙50亿吨，带走氮、磷、钾4000万吨，相当于我国化肥全年产量。陆地河湖日益缩小,自1954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天然面积减少了13000平方公里,鄱阳湖缩小了40％，约8万公顷，洞庭湖减少1 7万公顷，太湖减少16万公顷，江汉平原解放初期有湖泊1066个，8000平方公里，现只剩下326个，3000平方公里。罗布泊1931年面积为1900平方公里，1962年为660平方公里，1981年已经干涸。青海湖1956～1986年，水位下降3.2米，居延海也将完全消失。湖泊干涸引起下游土地沙化，地下水位下降，树木大批死亡。 1 976～1980年，我国林地减少了1亿亩，现有17.28亿亩，森林覆盖率降到12％，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2％的水平。森林消耗量大于蓄积量3.38倍，1985年林木赤字达1亿立方米。全国成熟林为20亿立方米，现年消费量4亿立方米，乱砍滥伐案每年超过两万起。到本世纪末，成熟林将消耗殆尽。 中国生态环境还将继续恶化的原因是：庞大的人口增长、人均消费需求的扩张等。
    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材、有色金属进口国。到2000年，国内现有铁、锰、铬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10％，铜、铅、锌矿山生产能力将消失40％，60％的有色金属统配矿山的重金属生产已到中晚期。但盲目追求产值的短期行为却严重浪费着有限的资源。1953～1985年，国民收入增长9.1倍，能源消耗增长14倍，铁矿和有色金属消耗增长23倍。在全国1845个综合性矿山中，综合利用率达到70％的，只有2％，3／4矿山只为2.5％，废弃的伴生矿物往往高于主矿几倍至几十倍。我国煤矿回收率只有40％，近年来大力发展小煤窑，回收率不到20％。1979～1985年，山西省开发7000个小煤窑，1986年以后地方投资下降了40％，经10年乱挖，估计到2000年时将有1600多处矿井报废，小煤窑的回采率只有15～20％，挖1亿吨煤要丢掉8～10亿吨。我国能源利用率不到30％，为发达国家1／2左右，我国每创造1美元GNP，耗电量是日本的4倍，耗煤量是联邦德国的5倍、日本的4.4倍，比印度高65％。一边是短缺，一边是浪费，这就是我国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的总状况。
    3．产业结构
    10年改革强调商品经济，鼓励地方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发展，忽视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搞活与改革，也忽视了国家集中投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行为短期化和企业的小型化。企业承包后无长远打算，消费基金膨胀。为多分奖金，不少企业虚报利润，有些开支该进成本而不进，长期挂帐，设备维护管理弱化，超负荷，拼设备。企业只追求产值、利润指标，不顾技术进步、资产增殖、企业积累、职工培训，基础管理薄弱，原始记录与定额不全、工艺落后、计量不准。民主选举厂长和招标承包，都有利于短期行为而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对外开放10年引进外资企业10000个，总投资额200多亿美元，平均每个企业200万美元。规模过小导致缺乏规模效益和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出现外汇不平衡。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短期行为，约有40％的乡镇企业成为严重的污染源， 并大批占用了土地和国营重点企业的能源、原材料。
    企业规模的小型化，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一方面是基础产业投资减少，一方面是轻工业、加工工业重复建设，仅外资项目而言，重复引进的电冰箱、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生产线多则数百条，少则数十条，大大超过了我国现阶段的需求能力和外汇支付能力。我国能源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14.1％降低到1988年的9％，1989年上半年的电力投资比1988年同期减少了0.5％，运输邮电减少了3.1％，更新改造投资减少了2.8％。能源不足使30％的加工能力得不到发挥。基础建设投资减少的原因之一是放权让利。近年来预算外资金猛增，已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90％，而国家重点投资的80％是由中央投入的，地方和企业大量预算外资金很少对长远利益负责。
    在各地方大上乡镇企业的同时，国家重点项目得不到保证。天津铝制品厂因无原料被迫停产。国家统配煤矿已经出现断层，在598个矿中，由于强力开发加速了衰老，开采期从60年缩短到25～24年，使生产段与开发段不能正常接续。煤价过低迫使煤矿用自有资金弥补亏损。一个大煤矿要建设8—10年才能投产，因此近年来煤矿投资的减少，正是欠下了2000年的能源帐。
    交通运输严重滞后，货运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客运超负荷在50～100％ 。1988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17％，铁路货运量只增长2.6％ 。全国铁路失修线路1.5万公里，路基病塞9.6万处，机车到期未修达30％以上 ，设备失修造成了一系列重大事故。解放以来，交通运输邮电投资占总投资的15％以上，但1979～1986年间却下降为13.4％。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修造新铁路线1000公里，“五五”期间下降为500公里，“六五”期间下降到300公里。 80年代，世界平均电话普及率为12％，亚洲为3.3％，非洲为1.5l％，中国1987年为0.75％。能源交通通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商品经济占对外开放的发展，不但没有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反而使长线更长，短线更短，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瓶颈”，就是农业。1978～1984年，由于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行，我国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粮食产量年增5.4％，单产由529斤上升到733斤，人均占有量达到800斤；商品率由20％上升到33.7％。农民消费支出中的货币支出由39％上升到64％。专业户有450万，联合体有48万，集贸市场有7万个，批发市场1万个，国家定价由92.6％减少到35％。 但是一直到1987年，粮食总产量仍停滞在4亿吨左右，未超过1984年水平，人均粮食却降到745斤。粮食紧张，成本提高，“六五”期间粮食补贴由80.16亿元上升到227.41亿元 ，消费量却超常增长，1978年销售36亿斤，1988年销售62.4亿斤。1988年400亿斤粮食用于酿酒使酒产量由1980年的215万吨增加到500万吨，1987年与1984年相比，城市居民消费的猪肉增加了11.7％，禽增加了26.7％，蛋增加了42.2％，这都是粮食的间接消费。今后中国的粮食格局，仍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到2000年需求为13575亿斤，而供给只有10000亿斤，加上进口500亿斤，仍缺粮2400～3600亿斤。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连年减少，1985年比1979年减少了36.3％,占国家基建总投资的3.4％，为历史最低水平。农村集体积累明显下降。江苏省1982～1985年比1 980～1982年。集体提留减少了26.6％，其中生产性投资减少了45.6％。个人投资则大量投入住房与个人消费。江苏农户总收入中用于农业固定投入的仅为1.2％，1986年人均建房开支226元，投入生产设备仅为10元 ，宝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986年比1978年增加了1.87倍，同时消费增加了3.2倍，住宅支出增加了3.08倍，可见用于生产的极少。 由此引起水利失修、基建停滞、机械老化，到1990年就可能出现生产断层。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农村生产基础的破坏，11亿人口，有耕地20亿亩，林地30亿亩，草原40亿亩，生存空间并不宽裕，但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极大地鼓励了短期行为。平均每户8.35亩耕地，却分为9.7块，无法进行规模经营。1949年我国耕地14.68亿亩，1957年为16.77亿亩。1986年为14.43亿亩，比1957年净减2.31亿亩。 除国家、乡镇企业占地以外，私人乱占耕地极为严重。湖北省房县城关镇，1984年有耕地24032亩，1987年为17935亩，减少了1／4。1400户乱占400亩，其中91户为干部。1978—1985年，灌溉面积减少了1275万亩，在8万座水库中有40％失修，农村灌溉设备包括机井、水渠，大部损毁，在8000万匹马力的排灌机械中，有l／4需要更新。为图急功近利，许多农民滥用化肥，使土壤板结，地力衰退，肥效降低。1987年我国产化肥8064万吨，仅次于美苏。平均每亩施肥13.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3公斤的1倍以上。 一向以勤劳著称的中国农民，已经懒于使用有机肥料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弃经商做工，大批农业专业的学生与技术人员留在城市，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对外开放
    我国对外开放成就显著。“六五”期间对外贸易总额比“五五”期间增加了一倍，1988年出口总额超过300亿美元。到1986年底为止，共引进先进技术与关键设备1.4万项，用汇l00亿美元，到1988年上半年为止，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累计达400亿美元，其中实际使用外国贷款295亿美元，批准举办外商投资企业1.2万个，同外国公司签订合作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合同44个，外商已实际投资约100亿美元，通过“三来一补”、国际租赁与其他方式利用的外资有22亿美元。我国使用国外贷款与国内资金相结合，安排了20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大多数是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设施。利用外资增强了我国出口能力，外商投资企业1987年出口创汇1.0亿美元，对外开放还促进了国内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培养了大量人才，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总的模式，仍是追求产值和数量的外延扩大型，无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对外开放，都存在着经济效益不高的现象。在外贸方面，财政补贴随着出口增加而增加，换汇成本不断提高，出现“出口贫困增长”，在外资方面，出现盲目追求“短平快”，不顾宏观效益的现象；在引进技术方面，出现重复引进、不注意消化吸收的现象，引进的重点没有放在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上，而是想用外汇买来一个高速度和高消费。日本在50年代初期汽车年产量不过数十辆，而美国已达800万辆，但日本没有放弃发展自己汽车工业的努力，在20年内一举压倒了美国。日本很少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更不允许外国人掌握企业管理权，他们努力做的，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廉价原材料，以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相比之下，我们就有许多短视之处：花费数百亿引进豪华汽车，支付高薪引进外国经理人员、进口层层失控冲击民族工业、大盖高档宾馆维持虚假繁荣等等。有些人在对外交往中为了自己出国挣高薪，不惜让国家亏损，甚至丧失人格、奴颜婢膝、出卖灵魂。为向中央争优惠政策、争开放权力，各地区不断开展出口竞争、优惠竞争，让肥水外流、国家利益受损。这种不顾长远利益、宏观效益的“开放”，对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二)
    短期行为不仅存在于生产领域，也存在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其总的背景是商品经济所诱发的功利主义文化和社会世俗化。世俗化即神圣意义的丧失，它摧毁了已建立的以道德准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剥夺了一切准则的神圣意义。在功利主义文化中，用来评价人、事物及行动的标准不再是道德与否，而是有用与否，它体现了对个人利益赤裸裸的追求，限制了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在世俗化背景下必然产生社会性的短期行为。
    第一，社会性短期行为最初和最广泛的表现，是广大群众抛弃禁欲观和未来观，公然追求个人享受和现世幸福。
    建国30年我们用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压低消费，从而迅速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国营资产由l00亿元上升到8000亿元，工业产值从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上升到70％。改革开放以来，压抑多年的个人消费和享受欲望就猛烈爆发出来。青年一代首先接受了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将“忍受痛苦的能力”变为“追求快乐的能力”，主张“拼命地挣，使劲地花”。对外开放后西方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经济搞活后经理阶层兴起，模仿西方的工作生活方式。10年以来，一般消费水平迅速提高，饮食、衣着、住房、用具都有改善。全国每年有1000万台彩电、70021台电冰箱、1000万部洗衣机进入家庭，外加50万部空调器、50万部冷风机、l亿部电炊具和数千台电话。全民消费热不分档次、不分层次地迅速兴起。如果考虑到香港人用一生收入的1／3购买住房，中国农民用一生的积蓄建造住房，而我国城市居民几乎不交房租，在破旧拥挤的住宅中堆满了现代化的电器，那么说“消费超前”也没有什么不对。
    高消费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成为洋消费。经济特区首开风气之先，深圳特区最先流行不抽国产烟。全国大进耐用消费品，人们鄙视国货崇尚洋货。大量外汇浪费到消费方面，并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欲望。
    高消费与官僚主义相结合，就产生庞大的集团消费。1980年我国集团消费为200亿元，1981～1983年为300亿元，1985年为400亿元，1987年为533亿元，1988年为665亿元，加上未统计数字，每年超过1000亿元，占财政收入的一半。集团消费的项目是：宴请，全国大中型饭店60～70％的营业收入来自公款；公费医疗，各种名目超支，年100亿；大建楼堂馆所；进口小轿车，一个县的物资局，科级单位，竟有小车好几辆! 公款旅游、出国；抢购名贵产品，无所不买。60年代以来中央下达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文件不下100个，效果甚差。外国人称中国是“公款消费的天堂”。
    高消费与低素质、愚昧相结合，就产生畸形消费：修坟一个30000元，淫乱、赌博成风。1988年全国查处赌博案件20多万起，比1987年上升1／4，赌注上升到百元、千元甚至百万元。胶东一个87万人的市，去年抓捕赌徒3 60多人，赌金多达上万元。畸形消费是犯罪的温床，使社会治安恶化。从哄抢物资、毁坏林木、走私贩毒到公开抢劫、杀人越货，有不少就是怀有畸形消费欲望的过剩人口。
    有人认为中国人均消费仍属低水平，在中国无高消费，或认为只在某些阶层中有高消费。从绝对水平看，中国平均消费确实很低，但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来看，中国人相对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按某种打分法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总水平为世界第70位，人均GNP为第105位，产业结构落后，1985年非农人口只为20％，第三产业占GNP的25％(世界低收入国家为35％)。与生产指标低下相对应，我国生活质量10个指标已经超过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为51分，低收入国家为36分，中等收入国家为39分。我国生活水平偏高，更多不体现在现金收入上，而体现在衣食住行各种补贴上。1978年补贴共93.86亿，1988年762.78亿，1989年将为931.17亿，占财政收入的32.6％，如再增到40％，则达到财政危机的标准。大发补贴可以满足各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暂时缓和分配上的矛盾，从长远看必然降低生产率，产生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如作纵向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生产的增长。1986年与1983年相比，工资总额增加77.5％,高于同期非农业部门社会总值增长56％的幅度。1984年到1986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1％,职工人均货币工资提高了61.2％,实际工资提高了33.3％。近年来积累率为30％以上，但大部分为消费性积累，消费加消费性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已由80％上升为85％，生产性积累只剩20％。 这就必然损害我国未来的发展能力。
    第二，短期行为导致文化近视症与道德危机，使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滑坡”，这是一种“人心的腐败”。
功利主义文化的兴起使人们重视实用技巧而忽视基础科学，理论、科研、历史、文化无人问津，研究生大批退学。人们看到少数人暴富，就丧失了凭本领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毅力。知识不再受到尊敬，遵纪守法被认为无能，精神追求受到嘲笑，整个社会进入浑然无序、无规则可依的状态，道德评价与舆论评价荡然无存，社会风气普遍败坏。精神文明建设滑坡表现在：赌博成风、迷信抬头、犯罪滋事、失去信仰、道德低下、思想混乱。某些顺口溜说道：  “小偷小摸现代化(蒙面罩、戴手套、骑摩托)；封建迷信商品化(集市上算命)；聚众赌博社会化，流氓滋扰低龄化(十五六岁)”；“过去没钱不安心，现在有钱不放心”。
当学者们就东西文化争论不休时，反文化、无文化已经出现，当人们纠缠于政治结构问题时，腐败无能与各种失控已经泛滥成灾。在社会转型期产生这种反文化状态，是由于个人魅力型领袖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淡化、集体道德模式的崩溃，同时广大民众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的结果。在这个时期我们又放松了思想道德教育，就更加危险。
    社会性文化近视症对社会秩序的最大干扰就是民众社会动员过高，期望值过高，挫折感过强，在改革遇到困难时，就极易产生非理性情绪和政治行为。中国人的空想主义和民粹主义是由来已久的，往往对改革做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些人想象的改革开放，就是出国、发财、天上掉馅饼；有些人向往的商品经济，是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有些人极力主张解放“人性”，认为解放人性就是解放生产力；有些人极力追求自由，认为自由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但是，一旦改革需要人们付出牺牲时，一旦出现行政权力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时，一旦别人的自由侵犯了他自己的自由时，一旦人的“恶的本性”充分暴露时，就出现了社会性的失落感、失望、苦闷、焦躁不安和对改革的不认同。农民在分地、进城时拥护改革，在计划生育、保护耕地紧缩经济时又反对改革；工人在承包企业、发奖金时拥护改革，在优化组合、实施破产法时又反对改革；大学生在理论上思想上拥护改革，在国家不包分配时又反对改革。所谓“屁股指挥脑袋”，就是谁也不考虑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这种失望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进一步发展起来，就是牢骚、愤怒、逃离、绝望，必然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心理危机，并为激进主义思潮提供社会基础。
    第三，短期行为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剧了腐败的发展，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与更大的短期行为。
现代化中的政治秩序和稳定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亨廷顿指出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初期的普遍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党的整合作用，会比其他国家军人或软弱的文官政府更能维持政治的稳定。但我们自己却没有注意自己的优势所在，产生了政治上的短期行为。
首先是片面地强调淡化党的作用，在实行党政分开时没有重视党在现代化中新的作用和责任。党在现代化中首先应该是理论、纲领、路线的制订者、现代化指向的领导者；其次是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整合者；再次是防止腐败、制止短期行为的保证者。共产党的纲领以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就必然要担负起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任务。但是由于短期行为的泛滥，许多人把党的作用及其代表长远利益的功能，看成是阻碍改革开放的东西，因此要极力淡化党的作用。
    其次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削弱，包括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中央对地方的指挥能力的削弱、干部队伍的松散、无能和腐败等等。在法律系统、人大系统和政府事务类公务员系统未能充分健全以前，推行人大选举行政领导人，如同在董事会制度和产权制度未解决以前推行厂长选举和承包制一样，必然产生短期行为。新上任的行政首脑往往注重于短期政绩，干几件在表面上有影响、得人心的“迫在眉睫”的事，很少关心跨任期的长远建设。这种表面上的“民主”很容易产生许愿、拉选票、笼络人心、附合多数、迎合潮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投机式“政治家”。
    政府在现代化中的另一失误，是没有及时解决干部队伍的选拔、精简、高效、廉洁问题，国家不能保证行政干部的收入，反而鼓励他们去创收，涣散了人心，加剧了腐败。在我国除了共产党组织以外，政府是又一支有组织的、又拥有行政权力的防止短期行为的力量，政府能力的削弱必然使短期行势泛滥。政府的各种职能、各项法令是要人去执行贯彻的，如果执行者没有干劲、贪污腐化、渎职，就无法有效行使职能。近年来农村人口失控，乱占耕地就是因为承包制以后，农村基层政权软弱无力造成的。县政权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村里人则互相包庇，多生孩子，多占耕地，甚至犯了罪，有权者弄权，有钱者送礼。这样发展下去，实际上将使政府失去对基层的控制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对短期行为进行揭露、批判和制止。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个人、企业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也不能空作道德说教，我们甚至要承认短期行为在现代化初期出现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冲破传统体制和旧习惯势力束缚、进一步走向现代化的必要阶段。我们不能在反对短期行为时，又回到那种压抑个人活力和主动性、空讲长远利益的僵化模式中去，这样就会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向。眼前利益得不到，长远利益就变成虚无缥缈之物。我们现在反对短期行为，是基于下列理由：改革开放10年以来，社会各个细胞已经具有一定活力，并产生了严重的短期行为。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应该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对短期行为有所纠正。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9-3-31/168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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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第三节“稳进主义”与基本共识点


在未来现代化的要求和严峻的中国国情的面前，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是不成疑问的，但是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政策指导思想，尚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前10年改革的指导思想，实际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今后仍要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问题在于，强调实践标准，应该有两种含义：一是打破过去的教条主义理论，二是从实践出发创造新的理论。在后一个方面，我们显然做得不够，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的理论体系。当然，破坏旧东西容易、建设新东西困难。许多人对理论建设也没有兴趣，不少理论家改行去经商赚钱了。许多人仍旧抱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想，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理论文化、道德建设自然会上去”。抱着这种思想的结果，是后者的大滑坡。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研究。
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是：
国际上关于一般现代化的理论；
发展中国家后起现代化的理论；
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理论；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大量研究；
姜洪、关山等人对于“紧运行”、“块块经济学”的研究；
北京团市委姚望等人对于社会主义大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作为哲学概括，本节介绍上海一位中年学者，萧功秦副教授的“稳进主义”观点，可做抛砖引玉。
萧功秦自述道：
“我生于1946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当了12年工人。我对历史、哲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也比较了解普遍民众的实际思想和生活。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1年，我通过自学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在韩儒林先生门下研究中国古代史。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内容是蒙古选君制度与元代政治危机的关系。当时我开始对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问的整合矛盾感兴趣。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198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冲突与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潮。1986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
“我在198'7年前后，思想有一个基本变化。1987年以前，我重点研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如何阻碍中国的现代化，我的书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不少人认为它表现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批判和反思，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性。但我认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未必一定导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事实上，1987年以后不久，我开始注意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依存和相互激荡的问题，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导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屈辱的严重后果之后，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同样使中国现代化陷入复杂的困境之中。
“1987年以后我致力于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思潮，把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论看作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几次现代化模式选择和现代化思潮运动。我得出了一些特殊的结论。
“我的看法是，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以一种类宗教的教义化的思维和解释框架来维护封建专制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这种信仰主义的、反世俗理性的态度和观念体系，必然导致对异质先进文化的排斥和认知扭曲，使中国陷入屈辱、创痛和民族生存危机。这样就使中国近代化陷入一种特殊命运。一方面，导致传统政治权威和文化价值权威急剧流失，另一方面，危机感又使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执政者有一种饥不择食的求变心态，往往在对中国国情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推行急剧的大幅度变革。而传统政治及价值权威资源的淀失，又使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的社会动员力(包括对官员腐败倾向的镇制力和精神约束力)急剧衰弱。这种矛盾导致中国的变革出现失范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对失范的解释又导致他们认为，只有加快制度的植入才能克服失范。由于新植入的制度同样缺乏支持性条件，又导致更大的失范，如此恶性循环，使失范——激进主义——失范不断交互震荡，形成中国的改革危机和政治不稳定频繁化，社会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我正在对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分别研究。
“对于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我想用‘稳进主义’来概括。
‘稳进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人理解的那种守旧主义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把某种现存的秩序视为不可变的合理的东西，用一种教义和信条来论证旧秩序的终极合理性，西方使用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基本上主张在现存秩序的稳定性不受到巨大冲击和崩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变迁，而变迁的内在根据，与其说是根据某种先验的抽象理性原则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施工蓝图(不管这种原则是人权、自由、平等还是理想的市场秩序或是其他超现实的蓝图)，不如说，是基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主流。因为理性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无法穷尽复杂的现实的各个层面和条件，它在设计蓝图时，总是遵循一种抽象和简化原则，把复杂多方面的、由无数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经验实体和经验事实，简化和抽象为少数因素结合成的结构体，并根据这种经过抽象思维作用而大大简化了的结构体，来设计重建社会秩序的施工蓝图，以为如此便可以克服社会的弊症。由于这种对‘救弊理性’的盲目自信，极易忽略经验实体中无数其他因素对于事物的影响，从而遭到无情的现实的报复。
“‘稳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最根本的不同是，保守主义者在终极价值上认同于传统的价值符号系统，而稳进主义则只是把这些传统价值符号、原则、规定以及传统权威形态，看作是秩序演化和经济变革不可缺少的杠杆。即从‘功能’意义上，而不是从终极意义和从信仰根基上认同于传统符号。其次它还认为，这些价值符号、意识形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对这些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重新解释，是使秩序在稳定中持续变迁的基本条件，是防止精神道德失范的必要条件。
“‘稳进主义’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改治与商品经济，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循序渐进”。
我认为，“稳进主义”可以理解为在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坚持现代化导向、深化改革的前提下，谋求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谋求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协调发展；谋求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谋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偏差，更加注意社会稳定，长期利益、适度消费、民族传统和集中统一，把生存、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我国能够渡过现代化的阵痛期和人口三大高峰，最终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

根据上述观点，根据国情标准，我们可以提出下列基本共识点：
第1，坚持现代化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人心所向，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之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都不能改变这个方向。
第2，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承认未来困难的严重性，复杂性，在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困境中，既保持社会稳定，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一致起来。
第3，必须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鉴于未来30年三大人口高峰的压力，要有长远规划，防止短期行为。
第4，人口与资源压力的核心，是经济体制的低效率问题。如果不改变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发展方式，仍旧延续高投入低产出、高浪费低效益的投资方式，那么生产的增长必然伴随巨大的资源浪费，而生产的降低又产生失业和收入下降；我们将走不出经济的两难处境。因此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要适当压低消费，控制内需。
第5，生产国际化是世界发展大势所趋，中国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关起门来发展，而必须大步走向国际市场。中国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与外来文化进行碰撞、融合。因此必须坚持对外开放，逐步在国际风浪中学会国际竞争的本领，改善自身的素质。
第6，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击腐败，限制特权，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于民，也不会产生民族凝聚力。防止腐败的根本措施，仍旧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把民主的旗帜留给资产阶级，而应该创造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考虑到全民族的民主素质和教育水平较低，各地区各阶层发展不平衡，考虑到现代化阵痛期社会矛盾复杂，容易激化，民主建设应该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民主的功能第一是推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主要是发挥专家的作用问题，第二是监督和制止腐败，应通过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
第7，处理好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公平与效率、历史与道德、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既要有改革魄力，又要注意方法，减少社会震动。总体来说，要想不触动任何既得利益、不付出任何牺牲，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发生一些社会波动也是难免的，不能因噎废食。
第8，既要联系群众又要引导群众。在现代化转型期，党和政府及企业家、知识分子，现代化的意识往往比较明确，而群众有时是追求眼前利益、摇摆不定的。尤其是改革铁饭碗，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因此不能总是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而要敢于旗帜鲜明地引导群众，教育群众。
第9，在改革10年文化变迁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与精神文明。文化世俗化既已发生，就不可能收回，只能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道德规范。应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继续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吸收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创造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文明。
第10，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完整性和协调性。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权力集中的体制，在这种状态没有改变以前，要特别注意各项政策的配套，注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致和协调。有人设想的政治经济二元化、政治集权与经济自由并存的“新权威主义”，除去其政治意图不谈其实质是想利用集权推进经济自由，仍带有激进主义色彩，也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我们这种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下，只能把经济搞死，而不可能实现什么“经济自由”。在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把改革与稳定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结合起来。无论是“放”还是“收”，政治、经济、文化，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脱离其他方面丽走得太远。
第11，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化，对历史上任何一个经过革命取得政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是一个考验，而且往往在执政40年左右发生社会动荡。这是由于，革命者者在革命时期所提倡和依据的理论和口号，已经不足以完全指导新的形势；革命者地位的变化使其所作所为不可能像在当初设想的那样美好，为此在群众中产生失望情绪；某些激进分子会利用以前的革命口号和群众情绪，进行实际活动，危害社会稳定；老一代革命权威相继去世，会发生权威的真空；长期和平生活会使社会发生世俗化，昔日的革命光彩和政治动员逐渐不能作为鼓舞和吸引人们的动力，等等。如果执政者不知转换、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思维的惯性使许多人仍旧把执政问题只理解为保持廉沽、联系群众，即仍旧只强调那些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殊性，而忽视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一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有些人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一概排斥，对列宁“管理有二重性”的著名论断全然不顾，这也是一种无文化、反文化的现象。这就不可能提高执政艺术，甚至造成执政失败。秦始皇与汉高祖，同为封建帝王，在执政艺术方面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我们第三代人中未来的领导人，也必须遵循执政规律，提高执政本领。
第12，在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密切联合。20年前的于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新一代的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贵族化”和“儒家化”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决不能认为某一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只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订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来。
总而言之，第三代人所要真正领导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已经开始，在经济上的起点是1988年抢购风，而在政治上的起点，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是什么，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针，都还缺乏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过去的10年中，好话已经讲完，浮则已经吃完，再要改革、发展、整顿，无论什么都是“硬碰硬”的，因此一方面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高超的执政艺术和管理本领。这是前所未有困难的时期、困难的任务，对第三代人来讲，不啻为更严重的考验，是第三次认识国情和改造国情的危机。在实践中度过危机，是第三代人的历史责任， “40而不惑”，无论是历史机会还是自然年龄，都不允许第三代人失误和逃避。未来的机会不再属于第三代人，世界不允许。历史不允许、第四代人也不全允许。“奉命于危难之间”，这是第三代人真正的历史处境。



                                 后  记


“两头不讨好”，这是在激进主义泛滥时反对激进的必然下场。1988年底，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反对自由化论调，被人骂成“新法西斯”；半年以后，我又被一些人说成是“受自由化影响，宣扬精英政治”，原因是我在一次反对自由化的发言时，讲过“中国工人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搞民主要从上到下逐步进行”。在自由化分子的眼里，你少骂一句社会主义也不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你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你多说一点也不行，说得比他好也不行，说得和他不一样也不行。这真是20年前“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的重演!当然，这样的误解和打击，对我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孤独感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说话说到各种激进分子们不爱听，比起毫无反映来，还是一种幸福。
中国革命史上，有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一旦第三次合作成功，中国将实现完全的统一。无独有偶，新中国第三代人也有两次团结，两次分裂。本书出版时，正是第三代人第二次分裂的时候。沮丧、灰心、失望、误解、排斥、打击、逃离、背叛，种种不详的阴云笼罩着第三代人。而中国第一代伟人，年纪已近90岁，第二代人也普遍到了退休年龄。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第三代人，而第三代人的状况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佳：巨大的反差迫使我不得不写这本书，而不管什么人爱看，什么人不爱看。我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在新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中找到知音，促使第三代人重新团结起来。
——“殊途同归"!“殊途同归!”我相信，中华民族真正的精华们必能继承民族大业，重新形成共识，产生精神凝聚力量。
——“殊途同归!”“殊途同归!”这也是对第四代人的呼唤。正如历史上一代胜似一代那样，第三代人也是过渡的一代人，而且是从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代人。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比那一代人都强，第四代人经过实践的磨练，定会在历史更胜过我们。我们第三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上边顶住传统的闸门，下为现代化开辟道路。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基业，一定要在第三、第四代人手中实现现代化!近百年来几代民族精英为之奋斗的事业、几代人的足迹，都必将汇集到现代化的事业中，这将是几代民族精英的“殊途同归”!
                                                                        作  者
                                                                     199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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