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致佐：《布谷鸟又叫了》作者杨履方的起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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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鸟叫了》作者杨履方的起伏人生

1956年的中国话剧舞台，杨履方创作的话剧《布谷鸟叫了》、海默创作的《铜萧横吹》、岳野创作的《同甘共苦》，一经上演好评如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中对这几台大戏的竞相称颂，竟然出现了轰动效应，而且被誉为“第四种剧本”。

为何被冠以“第四种剧本”？

建国后的话剧舞台上，可以说只塑造了工农兵三类人物，而且这类剧本都有固定的框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就在文艺创作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无疑激发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杨履方、海默、岳野如初生牛犊，在创作上敢于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他们所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以忠实于生活独特形态的魅力和活力，突破了当时剧坛所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予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著名剧作家刘川在《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中，对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戏剧作了大而化之的精辟概括，称它们为“第四种剧本”：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刘川把这类话剧归纳为“第四种剧本”的独到见解，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对相继涌现的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生存和情感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各类剧本，都被囊括为“第四种剧本”。《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则被高度肯定成“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

《布谷鸟又叫了》一剧，表现了共青团员们与封建狭隘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塑造了追求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新人童亚男的形象。它正面、真实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剖析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深刻主题。

《铜萧横吹》批判了合作化中的虚假典型，歌颂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957年6月3日的《文汇报》发表了吴强的《看了“布谷鸟又叫了”》的评论文章，该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戏不落俗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可以这样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赞赏有加，何尝不是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拍手叫好！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黄佐临，是一位深受英国著名喜剧大师萧伯纳赞赏的艺术家。他特地赶到南京，与杨履方商讨上海人艺开排《布》剧事宜，又在杨履方陪同下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接着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把《布谷鸟又叫了》搬上舞台。不止于此，还从崭新角度拍成电影，影片公影后，全国观众如潮，风靡一时。

令人欣喜的是，《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关注。苏联戏剧专家、莫斯科小剧院导演娜塔利亚·玛特维也夫娜·柔卡应邀来前线话剧团担任表导演教学工作。期间，她观看了前线话剧团和上海人艺两个版本的《布谷鸟又叫了》，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影《布谷鸟又叫了》。她激动不已地说：“《布谷鸟又叫了》，不管是话剧还是电影，都以其清新、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戏剧风格深深打动了我。可以预见，该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势必产生引领新潮流的积极影响。”“在中国相继看了几出话剧，让我刮目相看。我有一种感觉，继曹禺之后，新一代的话剧创作的精英已脱颖而出，肯定会薪传不朽。”回苏联后，她自己动笔把《布谷鸟又叫了》改编成话剧并执导上演，还亲自主持了苏联版的电视剧转播。早在五十年代，在中国老百姓连电视机为何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俄语版《布谷鸟又叫了》的电视剧已经横空出世。

“第四种剧本”对社会生活有褒有贬的生动刻划，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批评，以及敢于着笔于人性、人情的描写，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鲁彦周的《归来》、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与《口是心非》，还有《葡萄烂了》《春光明媚》《人约黄昏后》……都没有回避时代在前进中遇到的重大矛盾，显示出作者大胆干预生活的锋芒，无不在浓厚的生活氛围中，表现出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认真思考。与此同时，老舍所创作的《茶馆》，为“姹紫嫣红春意闹”的话剧创作又是锦上添花。

正当话剧舞台呈显群芳争艳的可喜景象之时，蓦然之间，“第四种剧本”都被打成大毒草。在一片讨伐声中，杨履方、海默、岳野和他们的剧本成了众矢之的。

形势怎么会顷刻之间急转直下？

1958年秋天，柯庆施突然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提出了疑问：“有这样的农村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姚文元在1958年第12期的《剧本》上发表了《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对《布》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进行了全面否定。接着，《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批判文章，对《布》剧形成了三面夹攻的围剿……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陈恭敏对姚文元文章中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极为反感；写出《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及其批评的探讨》（《剧本》1959年3月号）一文，与姚文元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文章从《布》剧的主题、对童亚男形象的认识、支部书记方宝山是否典型、作品是否歪曲了党团组织等四个方面，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还特别尖锐地批评姚文元的评论属于“‘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

陈恭敏的文章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不久，姚文元又发表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摆出一副学阀的样子，给陈恭敏横加了许多罪名，说：“陈恭敏所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是错误地夸大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同时，姚文元还在文中顺带对《同甘共苦》《洞箫横吹》进行了批判。

在姚文元居高临下对“第四种剧本”的定调下，《布》剧成了人人喊打的毒草，正在放映的影片被勒令停映，同时遭殃的还有《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一大批剧目。

陈恭敏在读了姚文元第二篇文章之后，又写文章予以驳斥，但报刊不予登载，他的发言权就此被剥夺。

当时，社会上虽然对“第四种剧本”形成了大军压境的围剿之势，但身在南京军区的杨履方并没有火烧眉毛的凶险之感。令杨履方万分感动的是吴强——他离开南京军区已经有好几年了，身居上海，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他，还拉着他去了许世友司令的家。吴强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许世友说：“《布谷鸟又叫了》是出好戏，也是一部好电影。我们上海那位‘一言堂’的老板，也就是那位‘大长官’，说是丑化干部，‘一根棍子’（指姚文元）就跟着领导的眼色，将‘布谷鸟’一棍子打死。这下子布谷鸟不叫了。陈恭敏同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写了一篇为《布》剧辨护的讲道理的文章，用了一下他享有的民主权利，算是对文痞捅了一下。这可捅了马蜂窝，上面立即三令五申，任何一家报纸都不允许发表为《布》剧辩驳的文章。我今天回部队，就是要对首长掏心置腹，杨履方对党的文艺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你们千万别被那个文痞棍子蒙蔽了……”

话音刚落，许世友瞪着眼正色道：“你这话讲给谁听？”

吴强愣住了，不明白怎么会惹得许世友吹胡子瞪眼！

见吴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许世友偷偷一笑，反问道：“你这炮筒子脾气，比我还要直不愣登。你问问杨履方，这些年，每个星期天，我都把他拉到我家来喝酒。最近两个月，他少来过一次没有？”

杨履方马上接口说：“我是每个星期天都来，来之即喝。”

许世友问：“与以前比，是喝多了还是喝少了？”

杨履方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年前，我们有过一晚上干上15杯的豪饮，最近连着破纪录，18杯，21杯！”

吴强惊呼道：“乖乖隆地东，许司令，你这是……”

冷不丁许世友伸手揪着吴强的耳朵，厉声问：“你这小子，在上海吃洋饭，住洋房，坐着洋车来到我的军营中，还敢在我头上拉洋屎，该当何罪！”说着略微用力揪了揪吴强的耳朵。

吴强佯装痛得哇哇大叫，“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两军交战，你可不能斩杀来使啊！”

许世友闻言佯装大怒：“好啊，你这小子原来是奉命而来，还敢班门弄斧，说，是哪个尿东西派你来的？”

吴强赶紧分辨，“是小的说错了，说错了，我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紧接着口气一转，“对‘布谷鸟’的批判，结论先于辩论，意向定于一尊，陈恭敏被封嘴掐喉，也就谈不上各抒己见。这不是文艺批评，是霸道。”

看着两位领导为了他的安危，插科打诨，喜笑怒骂，而实质是为了护荫庇佑他，杨履方自然深受感动。

大树下面好乘凉，在许世友的保护和支持下，他的创作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过。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许世友安排杨履下放连队当兵，由此侥幸躲过一劫。

1962年3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发表了贯彻双百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欢欣鼓舞。

广州会议是由剧协、文联出面召集的，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当时在广州举行的还有一个科学工作会议。两个会，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意见，还是要让大家讲话。因此，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出气”，把一些没有与会的人，如《洞箫横吹》的作者海默等也请来了。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批评了文艺领导中的简单粗暴现象，澄清了许多是非。他针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说：“洞箫为什么不能横吹！”还说他的报告录音可以拿回去放。在会上，对《洞箫横吹》和《布谷鸟又叫了》的批评，是大家议论很多的一个问题。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说，《布谷鸟又叫了》虽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是一个好剧本。姚文元对杨履方的批判完全不讲道理，强词夺理，罗织罪名。在宣读会议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


《上海采风》2016年 第10期 | 曹致佐 中国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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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四种剧本”和《布谷鸟又叫了》 (2010-01-21 )

    昨天发了《布谷鸟又叫了》，对刘川的“第四种剧本”论颇有兴趣，可惜一时查不到原文。以此为搜索，网上能找到许多研究“第四种剧本”的文章。不过，思想也是有价值的，只能付费看了几篇。收费，就意味着版权，也就不能贸然转载。于是再找，终于寻到一篇免费阅读的杨早撰写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其中，前线话剧团入选的作品唯此一部，可见“布谷鸟”的特殊意义。初读之下，不仅感慨杨履方叔叔的创作勇气，也为刘川叔叔敢为人言的勇气折服。现在把其中有关《布谷鸟又叫了》创作和刘川“第四种剧本”由来的段落摘在此处，以飨有兴趣于此的朋友们，并致谢不认识的杨早先生。


《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摘录）  作者：杨早

    《布谷鸟又叫了》（以下称《布》剧）是杨履方的代表作，写于1956年，发表于《剧本》1957年第1期。剧情描写江南某村成立高级社后，激发起社员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大搞积肥运动，变冬闲为冬忙，连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们也成了生产劳动的“半边天”。主人公童亚男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她与小伙子们又竞赛又对歌，人称“布谷鸟”。亚男的未婚夫王必好是团支委，但他思想狭隘、自私，向亚男提出了荒谬的五项条件，限制亚男唱歌，也不准她与青年申小甲来往。为阻止亚男与申小甲一起去学拖拉机，他无理撤下亚男的指标，并偷来申小甲的日记要挟亚男。亚男一怒之下与他决裂，同时也苏醒了对申小甲的爱情。王必好串通另一个团支委孔玉成，非法开除了亚男的团籍。“布谷鸟”哑然了。王必好和孔玉成以权谋私的行为引起社员们的不满，也引起了老党员郭家林的注意。支部书记方宝山只关心生产不关心社员生活，郭家林用激将法使他认识到了自己思想的偏颇。他们严厉批评、处分了王必好和孔玉成，支持童亚男去学拖拉机。亚男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获得了与申小甲的爱情，“布谷鸟”的歌声又响起来了。该剧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但全剧充满着农村的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赞扬了青年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对真正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尤其在对女主人公童亚男的刻画上，一扫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把她活泼、热情、敢爱、敢恨的性格描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深受观众喜爱。有人说《布》剧“是一部优美的、横溢着生活激情和劳动欢乐的抒情喜剧”，“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剧本中的好作品之一”。有人说，作者通过对“布谷鸟”和她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江南沃野在农村合作化以后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摆脱了压迫和剥削的农村青年新型性格的光辉”。1957年6月6日，吴强在《文汇报》发表《看了〈布谷鸟又叫了〉》一文，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个作品：“这个戏不落陈套，就是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像许多作家说的那样，先在屋子里制定出一个四方端正的框子，然后把生活现象像搭积木一样，按规定的图式一块一块地装塞进去……（它）跟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是两种不同的面貌，那些公式主义的概念化的作品制作得再好，也不过是精心制作的人头木偶。”

　　这个戏的创作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生命力。谈到该剧的创作，作者说：“1955年到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到苏南、苏北的一些农村去体验生活，我不仅被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所深深感动，也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阻力和干扰。我想，从与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合作化道路的作品已经不少了，而从与人民内部的旧思想、旧作风作斗争的角度，来歌颂走合作化道路的作品还不多，于是，我就试图通过青年男女的生活、爱情、劳动与理想等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用喜剧的形式，揭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要关心人'这个主题思想。”（《关于〈布谷鸟又叫了〉一些创作情况》，《剧本》1958年5月号）

　　该剧于1956年6月由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首演，导演漠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也于这一年上演了此剧，导演黄佐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剧在全国广为上演，并被改编为歌剧、戏曲和拍成电影。

　　黎弘（即刘川）看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布》剧之后非常激动，在1957年6月11日的《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作《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文章借对《布》剧的评论对当时戏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诸如戏剧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文中说：“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观众、批评家和剧作者自己都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这段话后来被人歪曲为刘川反对写工农兵。实际上，刘川的观点很明确，他反对的只是公式化、概念化地描写工农兵，并不反对真实地描写工农兵的生活。这从他对《布》剧的赞扬可以得到证明。

　　在人物塑造上，当时很多剧作存在着按人物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地位确定人物思想的做法。这样，作品中的“人”已不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是概念的化身。《布》剧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人物塑造的老框框，它“完全不按阶级配方来划分先进与落后，也不按党团员、群众来贴上各种思想标签”，它完全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人。刘川说：“作者在这里并没有首先考虑身份，他考虑的是生活，是生活本身的独特形态!”为此他呼吁剧作家要忠于生活，尊重生活，“让思想服从生活，而不让思想代替生活。”（《第四种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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