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村人：我所亲历的文革 (北京牛街，连载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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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五）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文革运动使我失去了初恋，是我人生旅途中遭受的最为惨痛的代价。小箐是和我在牛街一起长大的回族姑娘，相貌靓丽俊美、性格温存善良，一度拥有众多的追求者。我们的母亲是同班同学，住家又相距不远，所以家长之间十分熟识。一九六三年，我们作为同校、同年级的初中毕业生一起来到十三陵林场工作。劳动中互相帮助，生活中彼此体贴。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花前月下、耳鬓厮磨，度过了很多刻骨铭心的幸福时光。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北京印钞厂的车间支部书记，所以文革初始，我们的爱情就遭到了“组织上”的粗暴干涉和极力破坏。以“支左”名义进驻林场的“军宣队”先是安排班组长找她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希望她“站稳立场”，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我划清界限。接着“军宣队”队员又轮番上阵，软硬兼施，力图迫使她和我断绝关系。尤其在我经历了第一次批斗会以后，这个胆小孱弱的少女的确被吓得不轻。经过痛苦的抉择，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她最终无奈选择了退却。我在被批被斗、忍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同时，也品尝了人生中最为痛彻心扉的失恋，近两年难以割舍的情感曾让我以泪洗面、痛不欲生。由于“监改组”中不乏有小箐的追求者，其中的两个为了羞辱我、刺激我，满足他们畸形的心里需求，故意逼迫小箐前来看管我。我们一个屋里一个屋外，泪眼朦胧，心如刀绞，而几个“监改组”的成员却幸灾乐祸的站在一旁窃笑，类似于这种在伤口上撒盐的低劣行径在文革时期屡见不鲜，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人类起码的良知与道德。值得宽慰的是，曾经的恋人，如今仍和我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我们都已年近七旬，提起过去的那段甜蜜与痛苦的经历，除了唏嘘不已，还隐隐让我们感到些许遗憾。

   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虽然仅有十五元，但“监改组”的头目“赵梆子”却总要以各种名目、各种借口克扣,最后发到手里的只有几块钱。没有牙膏、肥皂尚且可以凑合，唯独没钱买饭票是个大问题,每天吃不饱饭甚至无饭可吃，多次面临“弹尽粮绝”的窘境，但忍饥挨饿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饭票，也不让回家，又不敢向“革命群众”求助，我曾经连续饿了两天,饿的头昏眼花，直冒虚汗。有一年的冬天，实在是饥饿难耐，只好到处捡拾高粱穗儿，然后搓成高粱米再带皮吞下，夏天就采来山上的野蘑菇熬汤充饥。一个姓吴的广东籍“牛鬼蛇神”，有一天捉来了几只癞蛤蟆，把它们剥了皮烤熟，在我们瞠目结舌的注视下，竟狼吞虎咽的吃了个精光。附近“朝凤庵”村一位姓李的农民老人看在眼里，于心不忍，他家里的粮食随然也不富裕，但还拿来了几个玉米面贴饼子偷偷塞给了我们，帮我们度过了好几天难熬的日子。相比之下，“监改组”的几个成员，身不动、膀不摇，每天大吃大喝，各个肥头大耳，还对我们颐指气使，克扣我们少的可怜的生活费，让人气愤难耐。后经全体“牛鬼蛇神”暗地里商议，决定用特殊手段维护我们的切身利益，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在他们的掩护下，我偷偷溜进了“监改组”的小屋，“理直气壮”的偷走了一个放在桌子上的小闹钟，卖给了城里的委托商行，得款八元，我们把它换成了饭票，美美改善了几天的伙食。不幸的是，几天之后，事情最终暴露，我为此付出了又一次被狠批狠斗的代价，但我至今也没有丝毫的悔意。一是他们“逼良为娼”、二是因为这总要比饿肚子的滋味强上百倍。

   生活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曾让我万念俱灰，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文革运动中，就有许多人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我们单位毗邻风景秀丽的十三陵水库，这里当年水面浩淼，丛林密布，人迹罕至。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期间，这里便成了许多自杀者的首选。我们经常在水库、堤坝和树林间看到这些人惨不忍睹的遗体，有的服毒后横尸郊野、有的溺亡后漂在水上，有时竟多达好几具。有一天早晨上班，我们在环湖路的树林里发现一个人吊在了小树上，就走过去查看。他大约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身穿已经褪色、但很得体的蓝色中山装，像个儒雅的知识分子。发现他时尚有余温，就赶快割断绳索，想救他一命，不料为时已晚。公安局的人赶来，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才知道这位逝者是地处和平门大街的北京外语附中的校长。就在我们割断绳索的一霎那，从他那喉咙里突然吐出了一声骇人的呻吟，是如释重负、还是沉冤未雪，我不得而知，但他那灰白却又安详的遗容让我似乎受到了启示。尽管我只有二十二岁，但眼前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人世间的任何温情，不知道还有什么苦难在前方等着我。我曾企图效仿这些殉难者，一了百了，离开这癫狂、扭曲的世界，但命运却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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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六）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一月，是北京最冷的月份，也是“清理阶级队伍”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期。全国各地对在文革中揪出来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处理，自杀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高发期。每天耳闻目睹的自杀事例不断追击着我的听觉和视觉。一天清晨，我们在紧邻水库的坝坡上看到一张白纸，平铺在地面上，四个角用石块压着。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毛笔字，旁边还放有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白酒和一包猪头肉。我们俯身仔细阅读了纸上所写的内容，才发现这是一封遗书，自杀者是一名商店的会计。遗书的大致内容是诉说自己由于出身不好，无辜蒙受了冤屈，陈述自己由于不堪忍受反复的批斗和非人的折磨，所以走上绝路，希望好心人发现后通知家属，还在下面留了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事后，我们在周边仔细寻找，也没有发现这个人遗体。后来才在结冰的湖面上看到一个窟窿，估计他就是从这里跳进去自杀的。虽然我没能见到他被打捞上来后的遗体，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曾经多次在他自杀的地方徘徊良久，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步他的后尘而去。望着在阳光下发光的冰面和那个深不可测的冰窟窿，想象着只需纵身一跃，大概只需几秒钟，所有的痛苦、冤屈就戛然而止，全部了断，这的确对走投无路的我极具诱惑力。我甚至还用手试探了一下水的温度，冰澈刺骨的痛感传遍了全身，我急忙把手缩了回来。至今，我对自己的苟且偷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羞愧还是应该感到庆幸，总之，我最终没有选择用这种方式了结自己的性命。

    几天以后，来了两个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代表，据称是“牛街问题”专案组的成员，是特意前来林场提审我的。来到场里之后，便住了下来，明显是要和我打一场持久战。几乎每天早晨一上班就要把我提到办公室里进行反复的审问，让我交代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问题。例如牛街群众组织的后台、黑手、背后策划、暗地指挥，是否和国外有联系、是否有电台等等，还要根据他们的要求，通宵达旦的写交代材料，再一页一页按上鲜红的手印。（文革运动结束以后，为了调回市里工作，我曾持街道办事处开具的证明，到林场调取我的档案。据管理人员透露，这些档案材料如果摞起来，足有二尺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当年写的有关牛街问题的交代材料。至于我反复提及的“牛街问题”，将在随即发表的“牛街文革冤狱始末”一文中有详细叙述）对“专案组”我不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更不能凭空捏造栽赃陷害任何人。所以我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我所知的一切问题讲清楚，写明白。但这显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抗拒从严”的威吓、夜以继日的提审、无休止的写坦白材料，还有一拨一拨前来“外调”的男男女女，让我疲于应付，心力交瘁，真想一死了之。有一天早晨，我去给“革命群众”的宿舍里生火，发现了一个疑似装有“安眠药”的小瓶子，就把它偷偷装进了衣兜里。等晚上睡觉时，我一狠心，吃掉了大半瓶，然后钻进冰冷的被窝里，流着眼泪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谁知却迟迟不见动静，直到半夜，肚子里才开始翻江倒海，恶心的想吐，浑身虚冒汗，手脚冰凉，难受的不行。几个“牛鬼蛇神”狱友以为我病了，急忙把我送到了临近的“水库管理处”救治。“医务室”的女大夫尽职尽责，马上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又仔细询问我是否吃了什么东西？我只好如实告知。她把我拿出的瓶子只看了一眼，就“扑哧”一声笑了，原来我吃下去的大半瓶子药竟是助消化的“酵母片”。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说起来也许不可思议，竟是缘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一场“宽严处理大会”。“宽严大会”在昌平县文化馆举行，汇聚了十三陵林场的水库、大宫门、定陵、长陵、泰陵、虎峪、苗圃、牛蹄岭和四桥子等九个分场的一千多名职工。大会伊始，随着主持人一声怒喝：“把我场所有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压上台来！”会场里顿时像炸了窝，一阵座椅霹雳乓啷的响声过后，竟有一百多人鱼贯式涌上台来。最先站在台前的我只好连连倒退，直至退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人还在不停的往上挤，这个壮观场面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甚至连几位“革委会”的领导也始料不及。最后由于台上实在站不了如此之多的“牛鬼蛇神”，只好又在台下站了两排。这次大会是十三陵林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以来，“伟大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几个月来，我们所有“牛鬼蛇神”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聚会。和如此众多的难友站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了。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我有幸成为这次“宽严大会”从宽处理的典型，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带反革命帽子，帽子交给群众”，其实这只是一种名义，所有的待遇一切照旧。几个月之后，我从水库分场被押往苗圃，和集中到那里的各个分场的二十多名“牛鬼蛇神”一起，又度过了更为艰苦屈辱的三年，直至一九七二年，我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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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七）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统帅”林彪坠机身亡以后，我场大规模的平反甄别工作随即展开。我在前文中提到的百余名“牛鬼蛇神”几乎无一例外的被确认为冤假错案，陆续被平反昭雪，由此可见，当年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何等的荒谬绝伦。一九七二年一月，我被宣布予以“落实政策”以后，补发了原先扣除的工资、恢复了人身自由，但“反革命”的经历就像林冲脸颊上刻的字，始终与我不离不弃、如影随形。二月五号，我开始重新享受每月四天久违的“工休”待遇，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家里，全家人久别重逢，感慨万千。母亲特意在晚饭时为我包了羊肉白菜馅饺子，同院的街坊邻居也纷纷前来探望祝贺。正当我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时候，突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身穿军大衣的人，惊愕之余，我认出是林场已经解散的“监改组”成员。但已明显没有了当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只是声称奉上级命令，要把我重新押解回去，我问他们理由，却全都三箴其口。胆小的母亲躲在我的身后，紧紧抓住我的衣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怕母亲担惊受怕，又怕惊动了街坊四邻引来围观，就安慰她不用担心，随后忿忿然和他们连夜返回了十三陵。当大卡车驶上空旷无人的“京昌公路”后，一个押解人员才悄声告诉我，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根据上级传达的指示精神，为了净化首都的治安环境，严防死守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求对所有曾经受过批斗的人员严加看管。从他的嘴里我还得知，他们之前也曾去过住在东四六条的老陈家（有关老陈，请看前文（三）），但还没等他们把来意说清楚，就被老陈的母亲和几个弟弟狗血喷头的骂了出来，跑的慢一点的宁某某还险些挨了一棍子。我在黑暗中开心的笑了，笑的无比畅快，同时也为自己的懦弱和息事宁人的性格深感惭愧，为自己“落实政策”后，依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懑，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前文的平反两个字上加了个引号的原因。我在十三陵林场共计工作了十二年，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

    一九七五年，北京市八大林场开始改制，大部分职工被调离了十三陵林场。我也从此告别了农林口，被调到了地处县城西关的“昌平酒厂”工作，这个厂子生产的“十三陵二锅头”曾在白酒行业畅销一时。新的单位、新的环境、新的工种、新的同事，让我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渴望。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尽管已经整整三十岁了，却依然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到厂以后，我一直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希望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洗涮掉那些痛苦的记忆，融入新的生活。我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厂子绘制黑板报，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踊跃参加厂里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庆祝“七.一”党的生日编排了十几个文艺节目。还亲自写诗歌、编相声、做策划、当导演，亲自上台表演朗诵、魔术，给这个当地农民居多的工厂带来了很多新意和欢乐。成就感几乎让我忘乎所以，满以为“落实政策”从此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却不料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梦想。

   不久，一位二十三岁的少女走进了我的感情世界，她是厂里共青团组织的宣传委员，人很传统也很泼辣。我们一起经历了“七.二六”唐山大地震、经历了“九月九日”的毛泽东逝世，一同谈理想、谈生活、谈工作、谈各自的经历，彼此之间逐渐产生了好感。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对我当年受到的批斗不以为然，反过来用她父亲也曾受过不公平的待遇来安慰我。我很珍惜这份迟到的爱情，工作中加倍的勤奋。正当我们的关系稳步发展，并开始谈婚论嫁之际，厂里的“人保科”竟找女方谈话，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仅诬蔑我是反革命，而且说我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女方凭借对我的了解，断然拒绝了组织上的干预，并向我表示，天塌地陷何所惧，地动山摇不回头！和我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厂领导见毫无效果，竟威胁要开除她的团籍。并找到她的家长做工作，还翻出我的档案材料（我原以为销毁了）让对方看，大有不拆散我们的关系誓不罢休的决心。女方自小在昌平以西的小镇南口长大，是个典型的“小家碧玉”，没有经历过这骇人的场面，面对纷至沓来的各方压力，即困惑又惶恐，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一天中午，我们相拥而泣之后，恋恋不舍的选择了分手，结束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一九八一年，我结婚时已经三十五岁，对方和我自由恋爱，是个山里长大的姑娘，淳朴、善良、知我、爱我。尽管我们的结合同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和磨难，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次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子，和我一样属狗，却整整比我小了三轮。有人戏言：“文革运动改变了你的一生，连孙子都耽误了！”此言的确不虚。不过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我们老两口都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儿子也孝顺听话。至于那些记载我“斑斑劣迹”的档案身在何处，对于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文革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我把它写出来，是让那些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感受在苦难重压下人的尊严，感受他们的痛苦、绝望和恐惧。只有让历史的苦难大白于天下，我们才能更清晰的认知文革。岁月也许会模糊人的记忆，但对文革幸存者来说，重新叙述这些苦难的往事，让它重现在当代人的面前，既是我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对这场劫难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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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八）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左右，我正在牛街礼拜寺前院的小北屋和几个“红联造”的战士和衣而眠,睡意正酣。突然,一个男人扯着嗓子几近声嘶力竭的呼喊声猛然把我惊醒：“紧急呼吁，紧急呼吁，牛街革命群众赶快到礼拜寺来......”，这充满紧迫急切的声音通过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撕裂了冬夜的苍穹，击碎了拂晓的宁静。像平地一声炸雷“隆隆”滚过了牛街的大街小巷，惊醒了沉睡中的千家万户。屋里的所有人几乎都同时翻身坐了起来,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喇叭里的“来”字刚刚响过，声音却戛然而止，头顶上一盏亮着的灯泡也霎时熄灭了，周围的一切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我的胸口紧张的突突直跳，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就和屋里的几个学生一起冲了出去。漆黑如墨的礼拜寺前院，笼罩着不可名状的寂静和恐怖，伴随着腊月里彻骨的严寒从四周挤压过来，让人喘不过气来。睡眼惺忪的我茫然四顾，竖起耳朵极力捕捉着墙外街上的动静，力图尽快对眼前的形势做出判断，但四周除了瘆人的寂静就是黑暗，就像刚刚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但时隔不久，院子里紧张跑动的身影、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呐喊声，以及街上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口令声，都明白无误的告诉我，牛街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了。

   我一溜儿小跑，来到礼拜寺紧闭的南门，见到了和我一样不知所措的黄老志。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青年工人，也是牛街学生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兵团”的热心支持者和参与者，从他的嘴里我才得知，牛街礼拜寺已经被人层层包围了。最先发现情况的是牛街马姓居民“阿路记”（昵称），他在第一时间火速赶到了礼拜寺，把这一消息通过扩音器广播了出去。但随后礼拜寺的电源就被人强行掐断了，显然，这是一次经过事先预谋和周密策划的行动。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得知其真相，原来这是一次由“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围捕行动。他们连夜调集了“首都工代会”和“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两万多名群众组织成员，以抓捕“坏头头”金洪福和取缔“反动组织”的名义，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把牛街礼拜寺的周边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周围的人早已不知去向，只有身边的黄老志还算镇静，他把寺门打开一道小缝儿，向外看了看，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就拉着我来到了外面的大街上。

   严冬的拂晓，天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在晨霭朦胧的牛街，几盏路灯投射出橘黄色的光，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透着几分诡异。当我们试探着的向北走出不远，才猛然发现，前面的路口早已被严密的封锁了。两三排神情严峻的陌生男女各个手持木棒，胳膊上系着白毛巾，在输入胡同西口与羊肉胡同东口之间组成了一道人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人墙外则是另一番景象，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层层叠叠的街坊邻居站在人墙外，焦急的翘首往包围圈里张望。当我和黄老志发现眼前的景象时，已经无法回避，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从站在外面的人们错愕的表情中，可以判断，很多牛街人显然已经认出了我这个“红联造”的头目，我甚至听到人群中发出来的轻微的惊呼声。我佯装浑然不知，裹紧身上的大衣，紧紧跟在黄老志的后面，迎向了一个拦住我们去路的显然是个领头的中年人。黄老志从容的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说明他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工人，由于上早班途经牛街，却被意外围在了里面。出乎意料的是，他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人墙就分开一个缺口，把他放了出去，随即他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顺利突围给我带来了勇气，我走上前去企图如法炮制，就把黄老志说过的话又学说了一遍，那个中年人狐疑的打量了片刻，但最终还是默默的摇了摇头。经我再三解释没带工作证的原因，但他毫不通融，坚持让我回家去取。我见“智取”无望，不敢久留，只好转身离开，另谋出路了。

    至今我都为自己当时的冷静，感到不可思议。我几乎没有做任何犹豫，趁着夜色还浓，果断的向东一拐，走向了一侧的牛街七十六号院。这是个住有五六户人家的大杂院，紧邻北边是牛街副食店的一间门面，它突出的部分恰巧在七十六号院之间形成一个死角，挡住了人们的视线。院门口站着几个看热闹的人，在黑暗中，也不知他们是否认出了我，见我走上前来，都纷纷避让开，给我让出了一条进门的路。我走进院子，发现北边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就径直走过去敲了敲门。屋门“吱呀”一声开了，庆幸的是，站在我面前的是我非常熟识的张大妈。她见到我显然深感意外，嘴张的老大，一脸惊愕，随即一转身就把我拉进了屋里。张大妈一家都是牛街“红联造”的坚定支持者，她的小女儿还是我们外围组织“天天向上”的成员。一家人大概刚刚起床，连被子都还没有叠，见到我都纷纷围拢过来问长问短，为我没能及时逃出包围圈而感到遗憾与担忧。我把突围受阻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鉴于形势急迫，张大妈立马儿披上衣服风风火火的领着我来到了后院，想让我从东边的院墙上翻越过去，逃离眼前的风险。后院北屋住着老两口，男主人刘达轩七十多岁，是我爷爷多年的的好友，我平日管他叫“四爷爷”，文革初期被视为“反动资本家”受到过残酷的批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老人余悸未消，唯恐受到牵连，当获知我要从他所住的院子逃离时，他和老伴都很不情愿，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我很理解两位老人的难处，也确实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正想另想办法，张大妈机智的一边把他们老两口推进了屋里，一边说；“以后有人来查，就说你们没看见，不就行了！”。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打量了一下准备翻过去的院墙，它大约有两米多高，墙根处放着一个破写字台，我登上去，墙外的输入胡同尽收眼底。外面的人很多，有路人也有不少看热闹的，人声鼎沸，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这里逃出去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突围计划只好放弃了。张大妈也一时没了主意，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妈的小闺女急中生智，领着我来到了北屋后面的一个小夹道里。这个小夹道大约十来米长，一米多宽，介于房子与院墙之间，环境即隐蔽又僻静。只是在夹道的中间有一个简易的茅坑，估计是给院里的居民方便之用的，绕过它，走到夹道的尽头，迎面有一堵半人高的矮墙，恰巧能躲藏一个人。小姑娘让我躲到矮墙的后面坐下，又回到夹道的另一头朝我躲藏的地方看了看，这才得意和兴奋的说“一点儿都看不到了！”安置好以后，她还叮嘱我千万不要乱动，然后就蹑手蹑脚的走了。我坐在矮墙后面，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有些放松，我仰头望去，天已经开始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