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源：关于我家文革初期情况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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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家文革初期情况是父亲留下来的底稿，不知是要求，还是主动的。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一）
第一次抄家
   （孙行玲注：1966年）8月27日7时左右，红卫兵（是35中高中学生）四人来我家。我们拿出金首饰及港币交给他们上缴国家，红卫兵说你们自己去交银行就是。至于书籍，他们要我整理一下，我请求星期日有空即整理，他们也同意。这时群众把红卫兵拉出门外向他们反映情况。这批红卫兵走后不久，另外来了一批20来个红卫兵（后来了解不是35中的），进屋后解下腰上皮带，有的跳到床上，举起棍子，声势汹汹，气氛紧张。要把我孩子孙行刚带走。我妻沈耀文（家庭妇女）立场不稳，怕儿子挨打，大声叫嚷，要加以阻拦，我则拦住后房门，不让她和另外三个孩子出来。红卫兵拉拉扯扯把我孩子带走，（后来听邻居说我孩子还骂了红卫兵）。我妻跟着去了。红卫兵叫我也跟着，把我另外三个孩子赶出门外。我穿上衣服还未跨出房门，留下的红卫兵打开柜门拉出衣服，动手抄家。
   我到二龙路派出所（红卫兵当时就在那里办公），不叫我进屋，叫我在院里面墙站着，后来叫我跪着。这时我可以听到红卫兵、我孩子及我妻在屋子里的声音。（因为我跪着，见不到，但从声音辨别到）。
  （这时）有人把我家箱子、照相机等搬到派出所院子里。有一位民警过来问我姓名职务等，然后叫我回家。我回到家门口，屋里红卫兵还在搜查，不准我进屋，叫我仍回派出所，叫人押着。到了派出所，门口的红卫兵不让我进去，说里面人太多，就押送我西城区公安局（同一胡同内）。我在公安局耽了一个小时左右，把我叫到办公室。民警问我对红卫兵抄家怎么看法。我回答这是革命，不是绣花绘画，我拥护红卫兵行动等等。民警从旁屋叫出同院住的***、***两位同志，带我回家。
   这时抄家还没完，我站在大门口等着。到天明，我妻也被红卫兵押回家来，头发剃去一半。回来先到一个空屋，我妻挨打不服气，又遭红卫兵用板子打她头皮（已光头）好几十下。大约七时许，红卫兵抄家完毕，允许我们回自己屋。我儿子到十点多回家，头发也剃了半边。
               抄去物品
   （1）毛主席像（带镜框）大小各一，乙种本、语录，抗美援朝纪念章、5.1纪念章、亚非作家会议纪念章等。
   （2）定期存单（西单北大街人民银行，沈耀文名下）1500元，活期存折一个（西单北大街人民银行，孙源名下）确数不记得，大约315元，现款（放在手提包内）70多元，建设公债120元，港币34元。
   （3）金首饰（戒指7个，项链一条，手镯一个，耳环镶珠、绿玉各一副）约计3两。手表（女式2.男式2）共4块，怀表一块，闹钟一个，台钟2个。银器：酒盅3只、筷子2付、碟子3个、汤勺2个（是朝鲜祖国阵线送我的，刻有我名字）。电筒一个，钢笔4支，理发推子一把。
   （4）奶油色流线型燕牌缝纫机1架，男式（28寸）永久牌自行车（新买）2辆。德国蔡司公司Relecoid(?)双反光镜照相机（带皮匣）1个，国制小相机（极普通）1个，孙源、沈耀文私章各两枚。
   （5）三个普通皮箱，一个航空轻便皮箱，一个樟木箱，一个铁皮箱，一个羊皮小口箱。----箱子装有新旧西装14-15套，两顶双人蚊帐，我母亲遗下的旧衣服，我二儿子的羊皮里外套，蓝色卡其布裤（新的），我的丝绵长袍（外有蓝色布罩袍），我女儿及妻的棉袄等。
   （6）属于我儿子孙行刚的：收音机，电表（苏制毫伏表、日制伏时表各一），变压器、电子表、其他无线电零件，拍报键子、计算尺、钳子等。北京市无线电运动俱乐部所发的：三级裁判员证章证件，普通级报务员证件，无线电辅导员训练班结业证（三张）。
    （7）户口本、购粮本、购货本各一，粮票8月份40多斤，9月份178斤半，通用粮票60斤，油票8月份4斤，9月份3斤，布票7丈3尺，棉花票4斤9两，工业券60多张。
     注（1）抄家后取回现款10元，粮票150斤。
       （2）户口本、、购粮本、购货本已于8月底9月初由派出所补发。
   据邻居说，当天晚上红卫兵曾在群众前展示一小盒的珠玉。实际上都是赝品，供小孩玩用。值钱的已于62-63年响应国家外汇的号召卖给来收购的人了。红卫兵又展示两条翠玉，实际上是料制的镇纸，是1950年局里连同一个墨水瓶发给我的奖品。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二）   
非法证件
    抄家后的早晨，我们回到屋里。屋里床柜等都已掀翻，地上满是纸片、玻璃碎片（玻璃杯、瓶、罐都已打碎），油、糖、盐、洗衣粉满地。我们粗粗清除一下，一夜折腾，就休息。这时我局机关红卫兵四位同志来到。说红卫兵搜出我所藏的新闻官委任状和国民党党证，叫我把所有非法证件全部交出来。我乍一听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做过官，何来委任状。以前在法国新闻处工作是个“当地雇员”，再说外国人也不用委任状，我想起所指的该是我在法新处工作时曾给我一张证件（系法国文学院证明书）作为奖励的。至于国民党党员则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占领香港后，我携全家（我母亲、妻子和刚4个月的孩子即现在的孙行刚，当时叫小南）于1942年到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转入内地，在那领的归国华侨证（证上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此外有一枚证章，即法国文学院的证章（法国文学院最高是院士，我是最低级）。
    我遵照我局红卫兵的命令，在地上纸堆中找寻。找出香港法国邮船公司、前法国新闻处的退职证件，重庆居民证，桂林缓期兵役证，以及来往函件等等交给我局机关红卫兵。另外还交了些旧书旧杂志。（孙行玲注：也就是上交本局的这些东西幸存了下来，其他----父亲的书、笔记、和朋友的信件、友人墨迹，父亲存的邮票，全没了）。
    解放前，我向来习惯把所有证件收藏起来。解放后，我未加清理。收藏至今，这点我是有罪的，9月2日我已向政治处作了书面交代，甘受任何处分。关于同国民党关系，解放前我从来未参加国民党任何组织，未进过国民党机关做事。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三）
第二次抄家
   1966年8月27日我家被抄。四、五天后晚上十一时，我全家已睡，忽听有打门声甚急，叫我名字。我不及穿衣戴眼镜就去开门。见红卫兵拿了手电，站在门口，历声叫我举起双手出去，我妻及我大孩子也都举手出去，屋里的人统统出去。把我，我老婆和我大儿子拉到院子中叫跪下。红卫兵打了我嘴巴问我，你犯了什么罪，快说，你不是右派吗？等等。大概同院有人轻声对红卫兵说我已摘除帽子，就不追问了。红卫兵问我老婆是不是国民党，说搜到国民党证，我老婆说不是。另外一个红卫兵大声问谁是刘贵金。我说是我母亲，她已经死了多年了。事后我想一定是第一次红卫兵抄家时搜出的华侨归国证所引起的，不然不会问到我母亲。华侨归国证是1942年3-4月我全家从香港日军占领下逃难出来，在广州湾由国民党侨委（由中国旅行社代办）发给每一个香港难民的证件，作为沿途身份证明用。我母亲，我妻，我和我大儿子都发一张。我大儿子当时年龄只三个月，取名孙小南也有一张。红卫兵没有追问我是不是国民党，也没问孙小南。我想我和孙小南的证不知什么时候遗失的。
   当天晚上，红卫兵把我们三人关在厨房里。叫我们举着双手站在那里，我妻因有病要求跪着举手。他们在我家进行搜抄直至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没搜出什么来。这样举手十个小时多些，我们夫妻被放了出来，大儿子仍然关着要他写交代，第三天上午放出（孙行玲注：因我哥哥是北京无线电俱乐部的，在家里也爱玩这些，所以有人怀疑是特务）。从墙上贴的标语看来，这次来的红卫兵不是上次的35中，标语署名是北京工学院。
   这次搜查十分仔细，把地板、墙板都撬开了。

（孙源上交单位的 汇报四）
斗争大会
    又过三、四天，9月4日，一个星期日。红卫兵又来，同居民委员会（亦街道文革会）在大院里召开大会斗争我们 。
    这以前，院内群众曾对我孩子斗争过一次，主要是追问偷听短波敌方广播，收发电报等（孙行玲注：无线电俱乐部是国家批准的，在规定波段中可以练习收发）。我夫妻陪同被斗争。这次小型斗争会后，同院把我妻叫去，要她交代为什么包庇儿子。
   上午9-10点，红卫兵来了，把我儿子挂上“反革命分子”牌子，我妻子挂上“资产阶级太太”牌子，我挂上“右派分子”牌。我们三人到东院举手跪在地上，戴上纸帽，脸上涂上蓝墨水。这次斗争会除同院外还有胡同里邻居。
    临末，红卫兵宣读通令：每天扫街，不许逛街，不准打电话等。会后游街。我们三人戴着高帽，各人拿洗脸盆沿街敲打报名，绕了两条胡同。回家后不久，来了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在我家，男的盘问我是干什么的，过去干过什么，子女几个在哪里念书，家乡在哪里，又问到右派问题等等。男的走了，女的问我:你是不是牛鬼蛇神，我回答说是。他们走后，大孩子要把牌子高帽扔了，我说扔不得，留着。
      斗争会后，我老婆和我儿子扫大街，约有三个月光景。
                                  1968.12

孙行玲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2wdb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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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出身》

—— 孙源



我是1912年5月1日生于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黄家沙，祖籍浙江定海。

七岁丧父，从没见过祖父母。听说祖父是宁波府定海所的绿营百总，家住状元桥孙家弄，在方河头，有半片山和一块半亩大的坟地。祖父收入不多，而子女众多（四子一女），所以家境困难。大伯、二伯因取不上亲，一上吊，一发疯死了。姑母嫁到上海做添房，很早就守寡，无子女，寂寞一生，郁郁而终。我父亲（孙新槐）和叔父跟随远房叔叔到上海谋生，在英商夜总会（静安寺路斜桥）做“西崽”。父亲凭着聪明能干，从跑堂做到管理伙食的采办（那时又叫买办）。

父亲近四十，方有了我。我上面有个姐姐叫阿娥，长我十二岁，寄养在老家，后来就成了人家的儿媳。那家是铁匠，长子子随父业，次子即我的姐夫在远洋轮上做伙夫。我下面有一弟弟，一妹妹。孩子多了，为租金便宜些，我家从“石库门”的楼上厢房搬到楼下东厢房的后面。这间屋原住着我的一位远房姑姑，患肺病死在里面。结果父亲也得了肺痨，卧床两、三年，花光了所有的钱也没挽回他的生命。而我的小弟弟也感染上疾病，先他而去，那时他刚刚两岁。母亲拉着我去求洋人，只求得几十元。安葬完父亲后，母亲已身无分文。

旧社会人情薄如纸，我一家无依无靠，但母亲是个要强的女子。由于母亲有一双巧手，所以在一个洋婆子的服装店找了份裁缝工作。母亲因早出晚归，对我和妹妹无人照顾不放心，把我们送进私塾。每天一清早不管刮风下雨，我们便跟母亲出门，有时到校时老师还未起床。

干了两年服装店倒闭了，母亲去了一洋人家当保姆。其间我妹妹得急病，没钱治疗，仅三天就死了。从此只有我们母子相依为命。

母亲只在洋人家干了半年，后来再没有找到固定职业，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干些手工活：缝补，洗衣，有什么干什么。即使如此，母亲仍牢记父亲的遗嘱：一定要让孩子上学。我先后进过三所私塾，十一岁才进正式小学（新闸路大王庙和安小学，从三年级开始上的），十三岁初小毕业。听人说中法学堂是教会办的，贫困孩子可以免学费，于是母亲把我送进去。但是没想到母亲找活越来越难，时常没活干，收入有限，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实在艰难。可母亲坚持要我学下去，那时如果能考前三名连书费也可免除，所以母亲只要我好好学习，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十九岁时，离毕业还有一年多，但我家连勉强糊口也不可能了，实在没有办法。由校长介绍，我进入达理会计师事务所，至此步入社会，担当起养家的责任。

那时我只是个助理，工资不高，养家外，还报考了沪江大学的夜校，上新闻学专修科。一次同学们要搞联欢，说每人交五元。我写了篇小文说“少爷小姐作风”，没想到报纸登了出来。他们把剪报画上红框，还说要揪出这个“叛徒”。

在达理会计师事务所我只干了两年，后被推荐去了香港法国邮船公司。

1950年划阶级成分，问我的家庭出身，我说父亲给洋人干事。他们说：那就是买办阶级。我虽然有所怀疑，但一直没向组织提出。1964年去衡水搞四清，重新学习了划分阶级的文件，更觉我的出身成分有问题。1965年回来就写了一个报告请组织上重新审查。这一报告一直没用下文，因此文革中就多了一项罪名。

(记得父亲说过，当时新闻专业是个新学科，只有几个学校有。所以报考过南京的中央大学，但缺钱---因为那样他不能继续工作了，而那两年工作所得工资本不高，没有多少积蓄。再不能把母亲一人留下，也没有搬家的费用。只好放弃了，才决定上夜校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c695e0100xfi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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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源 （中国翻译家）

《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1931年在上海中法学堂毕业，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1933年肄业。1934年赴香港与友人创立香港世界语学会。1935年开始推广拉丁化新文学运动，曾主编这方面的书刊，同时加入国际新闻社，其间发表过一些政治时事文章及译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桂林，进文化供应社工作，继后，转到重庆自由法国驻华代表团，充任新闻参赞助手。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特约记者，不久，因做过中法文化交流工作，曾荣获法兰西文学院骑士奖状。解放后，来到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局前身）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历任外文出版社法文翻译室编辑、翻译、副主任等职务。几十年来，孙源除译、校、审定过大量的各类法文稿外，又从法文译有：《海的沉默》（连载《法国文学》月刊，1945年第1、2、3期），《人质诀别书》（载《法国文学》，1945年第1期），[法]特莉奥兰《伊凡蒂》，[法]爱弗林纳《死亡时期》，《一个爱和平的人》（新群出版社，1946年初版；1950年再版、三版），《海龙王的琵琶》（生活书店，1947年初版；曾再版），《我怎样成为苏维埃代表》（中外出版社，1950年），《阿尼丝之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自豪的西班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法国共产党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法国工人运动》第1卷（合译，三联书店，195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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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读书


姐姐来电说，：你只写了很少的一部分，爸爸翻译的书还有很多，比如《戴高乐传，》《海龙王的琵琶》.....我说这些还是网上找到的。想当初我只关心小说，其它方面的基本没看过。所以记住书名的有些可以找到（当然大多也就是个介绍）。有些知道名字也找不到，还有我不记得书名就更难找了，但我会继续努力。

    从小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手不离书。只要他在家，几乎除了吃饭，什么时候父亲都端坐在他那张大大的写字台前。父亲有一张带扶手的藤制靠背椅，一边的圆洞里卡着一杯茶或咖啡。父亲一边看书或写字，另一只手看也不看，不时地端杯喝着。母亲会很及时地续上，那种关切和温馨，体现了父母的琴瑟和谐。温文尔雅的父母一辈子都是这样相敬如宾。

    可能那时年龄小，可能那时房子小，所以觉得父亲的书桌很大很大，特气派。其实它就是后来常见的人们俗称的两头沉，形状是：带三个大抽屉的桌面放在两个各带三个小抽屉的小柜上，（是可以分开的）。所以在桌面下与小柜上的后方有一空间，成了我和大弟私的人储物处。不过要钻到桌子底下去放东西，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直到我上学父亲才腾出一个抽屉给我。从二年级父亲就要求我们写日记，所以每年过年父亲会根据我们的年龄送一本日记本。有一年父亲给哥哥一本蓝色的，姐姐一本紫红的的是布面的精装的日记本，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得到一本呀！由于我的日记本都放在爸爸的书桌里，所以抄家时也都被红卫兵没收了。一共有十几本，从写在薄薄的方格作业本上的到精装本的----我还没得到过布面的。不算多，也不少，因为父亲并不要求天天写，他说有感而发才会写好。

    那时我家的住房并不宽敞，奶奶一间，我们五兄妹分男女各一间，只有父母的一间比较大，是他们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全家吃饭的饭厅还是客厅，摆了一套那时普通人家还不敢奢求的沙发。我的母亲也真能干，能把一间房子分成几个区域，还不显太挤。最重要的是母亲充分理解父亲的需要，劈出一大块，安置下父亲的书桌，书柜，书架，成为一个相对安静的工作区。于是回到家我们和父亲也就是一起吃饭，然后就自觉地退避三舍。尽量不从父亲眼前来来去去，否则父亲会不高兴。记得一次我们玩得得意忘形，就听父亲在外屋（除了奶奶一间不在一起，其它三间是相连的）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太吵了！”。吓得我们立刻殓声歇气，长这么大，头一回见父亲发火。虽然父亲平时寡言少语，总是很严肃，但还是很慈祥的。父亲常常说：“孩子管多了就不天真了，要让他们自由发挥。失去了个性的孩子也就没有创造性了。”

    不过那次领教了父亲的厉害，从此后只要看见父亲坐在桌前，我们就噤若寒蝉。安安静静地学习看书，因而也从小养成了看书，读报的习惯。父亲也经常一摞摞地往家借书，父亲很支持我们看课外书，甚至不看我们的记分册，不像有些父母只盯住孩子在学校的成绩。

    在文革中没有书读，我真心烦难耐，所以见到有字的东西就抓住不放。即使是课本（我们单位技术员的流体力学，地质学---半懂不懂的也是字啊）；青年工人的培训教材（电工.瓦工----用不着也好玩啊）；最多的是“四史丛书”（那时不在违禁之列）；还看过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等等。耽误了我们多少年华，少学了多少东西，有多少该看的书？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多年后，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父母跟前，家里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进门觉得怎么这么安静，以为大家都没到呢！再一看原来早到的各位分散在各屋都在看书。也许真不在乎那点时间，只是想重温那种气氛。以至我那位初到我家很不习惯，说：“好不容易聚会，怎么谁也不理谁？你家人之间太冷漠了。” 可人到齐后就没他说话的份了，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们都是小百科全书。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让我们几乎插不上嘴。后来我老公挺喜欢这样的聚会，可以开心畅谈。


孙行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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