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承源：“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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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相

作者: 覃承源


1957年永远是我刻骨铭心的一年。永远忘不了遭到开除、劳教和劳改的师生，不少人已为此受尽折磨含冤九泉。

这年6月，四川大学农学院领导向全院师生传达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高教局根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在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意见，决定对原四川大学所属农学院进行调整，在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原川大的农学、畜牧、林学三系师生，8月份前往雅安市四川农学院报到入学。文件传达后，师生们认为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和脱离实际的错误决定，抵触情绪严重。但大家到了8月，迫于压力还是告别了川大来到雅安新建的四川农学院，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

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师生们受到毛泽东讲话的鼓舞，加之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多篇关于整风的社论和大量报道，深感偏僻的四川农学院落后于形势发展了！4月上旬，由农学系学生杨序贤等人，在校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请问省高教局为何不经调查研究，不征求和听取院专家和师生的意见，武断决定四川农学院迁院”。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全院师生的巨大反响和共鸣。有关“迁院”意见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从科学上论证了雅安地区，由于地处盆地边沿，雨水过多，日照不足，对四川的农作物栽培和良种培育没有代表性；有的大字报批评川农迁院是高教局领导严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产物；教师们列举了从成都移植到雅安的小麦良种发生变异退化，以及迁居雅安的良种乳牛产奶量下降的事实，说明雅安地区并不适合农学院建院。要求纠正川农迁院的错误，成了全院师生的共识。

全院各系各年级相继成立了大字报社和论坛。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六人行”；畜牧系的“剌猬”、“牛虻”；林学系的“行动起来编辑部”等。“行动起来”编辑部是我们林二年级唯一的大字报社，它由朱伯华、尹化杰、张科文、徐孔昭、黄定国和我共同发起组成。目的是汇集全年级同学的鸣放意见。我们写出不少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着迁院反对“三大主义”。由我执笔署名的有两篇：一篇题为《封建主义是三大主义的根源》，另一篇题为《四川农学院迁院是省高教局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民意，是对民主集中制的粗暴践踏》。此外，在院团委干部鸣放会上，我发言指出：我国应吸取苏共教训，在政治生活中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神化个人。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四川农学院鸣放大字报的内容逐渐涉及到：发扬“五四”精神，要民主、自由；我国选举制度不完善，民主程度不够；言者无罪，只是句谎言，现实中语言罪、文字狱依然存在。这时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和农学系的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的赵彬昌、汪树伦同学共同发起，倡议全院各系大字报社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编辑部”，简称“联编”，共同商讨向上级反映对于迁院的意见。“联编”成立后，立即与学生会共同草拟了一份《四川农学院师生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为了让“信”更具代表性，还将信张贴在院礼堂前，并附上签名册，大家签名十分涌跃，不到一天时间，全院95%以上的师生，都签名表示赞同和坚决支持。

1957年5月中旬，院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雅安市民盟负责人）在雅安地委和民盟雅安市委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川农“迁院”的意见。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志农教授和畜牧系的夏定友教授（留美畜牧专家，1953年为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在美高薪，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并列席发言，共同反映了川农师生对于“迁院”的意见。有关领导部门没有任何表示，他们对群众在整风中的意见仍然釆取官僚主义态度，师生们更是一肚子气。

5月下旬的一天，在学院的大字报棚贴出一张上海交大寄来的信。这信是畜牧系一位女生的高中同学写给她的，她看后贴出。信中写到：“上海交大原来按照教育部院系调整精神，决定迁院西安。但受到交大师生们的抵制和异议，他们将意见直接如实向国务院进行了反映。最后，考虑到群众的呼声，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协调，表示在调查研究之前，暂不执行迁院决定。”

师生们看到此信，群情激愤，顷刻之间在学院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院学生会5月初就向国务院反映了广大师生对“迁院”的意见，至今杳无音讯。上海交大和川农同属高校，有相同的情况，国务院在处理上却是两样对待。于是，雪片似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贴满了全院。“质问国务院，同属高校为何区别对待”，“交大重如泰山，农院经如鸿毛”，“坚决反对国务院重工经农的错误观点，要求学生会派代表赴蓉请愿”，“向国务院发电申诉”。这些呼声一时成了全院鸣放的焦点和共同话题。由于同学们的情绪难以控制，没有心思再继续上课了。于是出现“要求院党委和行政停课鸣放”的大字报，并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畜牧系兽医专业有些班首先停课，随着各系也相继停课。

在众多舆论的要求下，最后由学生会和“联编”共同倡议：由各系选出学生代表组成“四川农学院学生代表团”，赴成都上访，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直接反映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倡议迅速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于是按学生人数比例，由同学们推选，成立了“赴蓉代表团”。团长由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担任，团员有农学系三名：万家贵，杨序贤，李德培；畜牧系三名：施承杞，赵彬昌，汪树伦；林学系二名：覃承源，刘松康，共计九人。

代表团成立后，1957年5月16日上午，杨序贤、万家贵、刘松康等同学，来到雅安市河北街长途汽车站，购买赴蓉车票。殊不知售票员见同学们胸前的校徽便称：“奉上级指示，不售票给川农学生。”经同学们再三解释和申辩，车站仍然拒绝售票。在此状况下，万家贵同学返校将情况告诉了正在自习的同学们，大家听了非常气愤。马上就聚集了二十几个同学，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赶到车站，质问车站有关人员为何不售票？双方发生争执。

瞬间，车站售票处不知从哪里“聚集”了不少“群众”对同学们进行谩骂：“就是不卖票给川农学生”，“只要你们敢离开雅安一步，就打断你们的狗腿”。同学们则手举宪法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万岁”。互相对峙舌战了20多分钟，车站负责人请示上级同意售票给我们。

回到学院，同学们知道购票时发生的情况都愤愤不平，议论纷纷。由于翌日代表团即将赴成都，为了最后一次征求大家的意见，晚上在礼堂前的大字报棚内，召开了全院学生大会，棚内灯火通明，人流如潮。当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在台上正准备讲话时，突然畜牧系有个同学大步上台，抢过话筒对同学们高喊：“请同学们注意，请同学们注意！现在，会场人群中混有校外的闲杂人员，请同学们按班整理好队伍，请闲杂人员离开会场。”随后各班整队才发现，人群中确实混有来历不明的一男一女。经询问才知道是雅安地委工作组的孙德夫（男，团地委副书记）和黄珍（女，地委宣传干事）。

由于购票受刁难和被围攻，有的同学显得情绪激动，纷纷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正大光明，而鬼鬼祟祟地混在人群中？后经赶来会场的院党委书记赵光荣证实，二位确系地委工作组的同志。刘天眷同学便请他们暂到学生会办公室休息，待大会结束后再向他们汇报和交换意见。接着大会继续进行，刘天眷同学向大家宣读了《向省委，省政府和高教局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经同学们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晚10时许，大会结束。

殊不料后来揪斗右派时，同学们正常的购票乘车，被污蔑为“围攻车站进行反革命宣传”；请地委工作组同志暂到办公室休息，被渲染污蔑成“非法审讯地委工作组人员，从16日晚11时，一直审讯到17日凌晨2时”。整个事件后被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真是无中生有，用心狠毒，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第二天早上，我们学生代表团一行9人，在院党委书记赵光荣的护送下，来到雅安汽车站，虽然受到了“群众”们怒目而视的“夹道欢送”，但总算是平安到达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受到川大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住进了川大学生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代表团抵蓉的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去商业街的四川省委、督院街的四川省人民政府，求见省长李大章。省长避而不见，我们向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委办公厅呈交了“意见书”。下午全体成员到四川省高教局，参加由局长康乃尔主持的座谈会。会上我们反映了全院师生对迁院的意见，恳求高教局对“决定”再次进行调查研究。

5月18日上午11时许，我们正准备返校。有位自称川农的同学找我们。畜牧系的施承杞同学认识他是畜牧专业一年级学生彭安本。他19岁，四川江津县人，自幼在孤儿院长大，因聪慧被送入初中学习，后考入川大畜牧系。我们见他满面憔悴，疲惫不堪，脚上仅穿着一只鞋，另只打着赤脚。见到我们，泣不成声。稍平静后，才向大家哭诉了在5月17日，代表团离开雅安后，学院里发生的事件。

据他说，5月17日中午，学院门口陆续聚集了不少“群众”，声称要进校观看大字报。被门卫工友拒绝后，就有不少人强行冲进校门，甚至还有人翻越学院围墙。见此情况，畜牧系同学刘家祥挺身而出，号召大家组成护校队，协助门卫工友维持秩序，保卫学院的安全。此时校门外的“群众”越聚越多，其中有的是机关干部装束，有的身着劳保服看似工人，还有从远道而来扛着扁担的农民，甚至还有小商贩。

他们奋力冲击学院大门，砸烂门锁强行推开，冲进了校园。正在自习和看大字报的同学们毫无防备，只见他们在校内一路狂奔高喊“把反动学生揪出来”的口号，见到大字报就撕，见同学就抓住推搡不放，命令他们必须交出闹事的反动学生。很多同学被打被骂，吓得四处奔逃。不少女生更是吓得躲在床下眼泪直淌。由于大批外来人员进校，校园设施被毁，狼藉不堪。彭安本说，他出于义愤，悄悄摘下校徽逃出学院奔向成都，将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代表团知道。他从雅安到成都有147公里的路程，腰无分文钱，忍饥耐渴连走带跑到了“金鸡关”，鞋已烂了一只，只好光着一只脚忍痛艰难行走，好不容易才拦到一辆货车苦苦哀求，司机才同意让他搭车到了成都。

我们听了彭安本同学的一番哭诉，个个义愤填膺。大家一致提出必须将这一严重事件，十万火急地向省委、省政府汇报反映，以求得公正解决。我和施承杞同学，根据彭安本的讲述，当即写了题为《我们的哭诉》的一篇文章，由代表团成员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呈报，并向成都各高校学生会散发。

1957年5月20日，我们代表团一行10人（加上彭安本），怀着忐忑焦急的心情，乘车返回了学院。刚跨进学院大门，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不祥的宁静。校门上方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中共雅安地委工作组来院指导整风运动”。一反往日的激情喧哗，整个校园悄然无声，所有的大字报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回到各自的班级，看到同学们无限愤懑与惆怅。对于“群众”进校一事都闭口不提，仿佛是从未发生过的梦魇。

这时，学院已经复课，离期末考试已为时不远，大家都力争考出好的成绩。考试结束，我们林学系的同学都以为即将去峨眉山实习，其他年级的同学也盼望着回家与亲人团聚。突然，学院发布通告：“根据院党委和院行政研究决定，本暑期暂不休假，学生及教职员工均不得擅自离校，统一按上级党委安排进行政治学习。”接着各系在院党委领导下进行全天学习。先是学习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及《要有积极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6月19日公开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反复学其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大概是6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去晨练途经大字报棚时，看见大家正观看一张新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揭开所谓共青团员的画皮，请看杨序贤在整风运动中的表演》，指责杨序贤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组织并把持农学系的“和风细雨”大字报社，写出多篇文章，恶毒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丑化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叫屈。署名为农学系一群真理捍卫者。紧接着，不断贴出：《杨序贤策划组织‘联合编辑部’是借迁院为名，控制学院鸣放舆论，发起向党进攻的动员令》、《请看杨序贤何许人也》，攻击杨序贤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他的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与此同时，贴出了批判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同学的大字报：《刘天眷依仗学生会主席的职务把持学生会，配合“联编”在迁院闹事中扮演可耻的领头羊角色》、《赴蓉代表团是刘天眷、杨序贤一伙欺骗全院师生，一手策划的反党阴谋》。畜牧系也相继贴出批判李德培、万家贵、汪树伦、赵彬昌等人的大字报。学院被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讨伐声所笼罩，已洗刷清除干净的大字报棚，重新被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右派的大字报覆盖。

在四川日报点名批判农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后，校内立即掀起对杨志农、夏定友的批判斗争。说“杨志农是川农‘迁院’闹事的总后台”，“在四川民盟鸣放会上的讲话，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硬把四川农学院迁院“闹事”说成是四川民盟潘大逵在雅安的试点，要杨志农交代与民盟潘大逵、赵一民的关系；说夏定友煽动学生闹事，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反对党的领导。千方百计牵强附会地把四川农学院学生闹事，联系到杨志农头上，然后再与四川民盟潘大逵、民盟中央章罗联盟挂钩。这样，不仅定为“反革命闹事案”，也陆续在教师中揪出20多名右派分子。

1957年7月3日，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印入眼帘：“把赴蓉代表团的骨干分子覃承源揪出来示众。”从此，在系上级上连续不断的对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批判斗争，给我强加以下莫须有的罪名：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胡说迁院决定是对民主粗暴的践踏；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群众进校是雅安地委有计划，有组织对学生的镇压。我们赴蓉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安本同学在内，全部划为右派分子，无一幸免。四川农学院反右风暴一直持续到8月底才告一段落。

10月30日，党支部书记熊志诚通知我不再上课，到院党委组织部开会，接受处分。到了组织部办公室，只见农学系的万家贵、畜牧系的汪树伦同学已经到场。张部长叫我们3人坐下，然后拿起早已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念道：经院党委研究并报请雅安地委反右领导小组批准，现对你们进行组织处理：

汪树伦，男，现年20岁，四川省江津县人，家庭成份富农。1956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畜牧系畜医专业二年级。该生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在其把持的“牛虻”反动组织中，发表多篇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在所谓“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万家贵，男，现年21岁，四川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地主。1954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四年级。该生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曾发表多篇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的毒草，公然叫嚣“解放后农民的生活还不如给地主打工”，大呼今不如昔。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核心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覃承源，男，现年18岁，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反动军官。1955年秋季入学，就读四川农学院林学系森林经营专业三年级。该生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趁鸣放和四川农学院迁院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在鸣放中曾作“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看个人崇拜的危害”的发言，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叫嚣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该生在赴蓉代表团请愿闹事中，充当骨干分子，现决定予以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处分。

处理文件宣读完毕，院保卫科人员立即将我们3人押解离校，送至雅安市公安局收容所。我无声地告别了校园，告别了学友，从此，走向漫漫无期的劳教之路。

时光无情的流逝。时隔半个世纪，颠沛流离，大难不死的我，有幸与当年被划为右派，幸存的同窗学友廖成忠、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和何云生等再聚一堂。昔日这些踌躇满志，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早已被岁月的风刀霜剑，血雨腥风浸蚀镂刻成满面沧桑。

通过交谈才知道，自从我被第一批处分悄然离校后，学院对已定性的右派分子，陆续进行了处理。首先把学院的迁院事件定性为“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对为首的杨志农、夏定友教授以及学生会主席刘天眷（农学系）、刘家祥（护校队负责人）、赵彬昌（畜牧系）等骨干分子，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雅安市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判处10至15年的有期徒刑；对廖成忠、何云生以保留学籍，遣送回原籍处分；对朱伯华、尹化杰、岳维福同学以开除学籍、留校察看处分。其他右派分子均受到送劳教或开除，或留校察看的处分。

2007年，我从四川农业大学组织部门获得一份中共四川农学院摘帽办公室“关于改正右派分子工作总结纪要”。纪要写道：

（一）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分子八十五人。其中学生五十六人；教职员工二十九人（教师三人，讲师四人，助教十一人，教辅四人，省地管干部二人，干部五人）。

（二）被定为中右分子的一百二十八人。其中教师一人，学生一百二十七人。

（三）被定为反动组织的二十八个。参加人员二百五十七人。

（四）对上述右派分子，经复查属错划，全部予以改正。

（五）一九五七年在整风鸣放中，师生对四川农学院迁院有意见，因迁院问题被定为“反革命闹事案”，经复查，报经省地委和法院批复，属错案，按错案纠正；对逮捕判刑的杨志农、夏定友、刘天眷、刘家祥、杨序贤、李德培、赵彬昌七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有关政策。

至此，曾震惊全国，轰动四川的所谓“四川农学院反革命闹事案”终于平反昭雪了。但杨志农教授早已惨死在苗溪劳改农场狱中；夏定友教授在平反后回到四川农学院不久就病逝；被无辜判刑入狱的同学至今有的还下落不明。学院200多名受害师生中，有多少人含冤而逝？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有多少亲属备受株连横遭歧视？它反射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体，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是何等的卑鄙和残酷。

但是，这场浩劫，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党的决议形式结论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是错划的，那么，发动反右运动还有必要吗？既然99%以上的右派分子是错划的，那么，反右运动还是正确的吗？

曾遭受政治迫害的右派分子虽然已获改正，但被无辜地关押劳教劳改，对他们既无财产赔偿，也无经济赔偿，更没有精神赔偿。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三个字——向前看。

这段惨痛的历史，有人要人们“失忆”、“失语”，不让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不让子孙后代了解父辈们为追求真理而蒙受的苦难和痛苦。若如此，那些死不瞑目右派难友们的冤魂怎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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