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都门谪居录——“文革”前的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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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门谪居录——“文革”前的章乃器

作者：章立凡


多年来，一直有朋友要求我写父亲的晚年生活，对我来说，这是最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父亲打成“右派”那年，我乃将入小学的七龄蒙童，可以说，是父亲的遭遇促成了我的早熟。半个世纪过去，我已进入知命之年，却仍然记忆犹新。我对父亲晚年的记述，大部源于自身亲历和父子间的谈资，间有长辈和朋友们的追忆，还有一些是文献资料上的引证。


一 投诸闲散，冷暖自知

数年前，我意外发现一份三十年代父亲的一位长辈给他批的八字，其中指点迷津说：“六十以后，急流勇退，韬光养晦。”父亲在1957年刚好六十周岁，显然，他没有遵循这位长辈的教诲。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父亲，一辈子坚信科学与民主，从来不肯向命运低头。最近一位党内人士向我描述了当年他目击的一幕：在“反右”后期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父亲仍然坚持己见，与批判他的人辩论。他的老朋友、全国工商联秘书长黄凉尘，摇着扇子劝父亲说：“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坚持了，赶快认个错吧！”父亲回答说：“我要为真理而斗争，就是不服这个输！”

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说这种话可不是意气用事。在1957年8月15日粮食部领导的会议上，他作了这样的表态：

自己的主观愿望么，总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总是不愿辜负国家的托付的。我的这种动机也是好查对的，六十岁的人了，历史的情况，现实生活中到处可以查对的。

我这个人参加一件工作，乐做就做到底，这也是事业心。从前搞救国会、民建会，我确实是花了许多心血赔了许多钱去搞的。搞成后，说退就退，说扔掉就扔掉了。有人说我这个人是会创业不会守成，我也确实是如此。

我可以这样说，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狂想，我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爱党，我爱祖国，我也爱我自己个性中可爱的东西》。我觉得我个性中可爱的东西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矛盾——尽管这是从历史上搬下来的旧东西。1)

当一位部党组主要领导要他 “为了真理，为了社会主义”而做检查时，他仍坚持说：“真理要符合自己的思想”。2)

但是国家机器只需要标准件和螺丝钉。父亲坚持个性和真理的结果是：1958年1月被撤销了粮食部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职务，只保留了政协委员的闲职。

在公众场合，父亲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对于他的精神面貌，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评价说，父亲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解放”。

周恩来那时还兼任着全国政协主席。一次政协开全体会议，周公和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起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其实父亲的“孤立”不是绝对的，中共党内的一些领导，即使以往只是工作上有过交往，在一些场合还是用不同方式表达同情。例如曾任国家情报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邹大鹏，某次开会时当着其他人对父亲大声说：“你的历史我们都调查过了，没有问题。”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长的安子文，每次开会都要特地走过来与父亲握手，态度很亲切。“文革”中安被打倒，父亲仍对我说：“安子文是个好人。”

安子文在建国之初与父亲同列政务院政务委员，又一道在政务院编制委员会共过事，但只有公谊，没有私交。这两人在私底下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可以说是扭转历史的伏笔之一。

我在1980年为父亲平反之事奔走时，有关部门原已内定章乃器不“改正”。胡德平（胡耀邦的长子）、安黎（安子文的女儿）夫妇很同情我，安黎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安子文说：“章乃器是好人，应该平反。”他对父亲的评价被反映给胡耀邦，耀邦把我的申诉信批转给邓小平，同时陈云也表达了平反的意见。安子文说，这件事还要同维汉同志商量才行，命安黎代表他去询问这位“反右”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也表示同意。应该说，父亲的“右派”错案最终得以改正，中共高层意见的平衡是有决定意义的。

至于民主人士，对父亲的态度是冷暖不一。有的是风刀霜剑，动辄批判，比共产党人还要显得“左”；有的相遇时视而不见，明哲保身；有的保持礼貌，但仅限于寒暄；有的倒是会说一些同情甚至鼓励的话。 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巨赞3) 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一天父亲在北京医院遇见老朋友章士钊4)先生，这位“王者师”特地把他叫到一旁说：“乃器，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5)。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几句话。”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路上聊天时，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大琨教授（年轻时曾受父亲提携，“反右”时积极斗争他）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赠教授：“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教授大怒，反唇相讥，指控他意在攻击党的领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份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吴教授亦有悔悟，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那时我能看出点人物关系门道的场合，往往是政协发票观摩各种演出的场合，有时父亲带我去，有时他不去，就给票让我跟服务员张荣一起去，我由是有幸亲睹过梅兰芳、侯宝林等大师的风采。父亲遇见黄炎培、陈叔通，彼此都板着脸不打招呼；但孙晓村见到两位大老，却必恭必敬，亲昵得很。看完戏回家，搭父亲便车的必定是“右派”，如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以及李伯球等。


二 纵论是非，先见之明

政协委员每年都有外出视察的机会。作为经济学家，父亲主要是考察各地的财经建设，同时也会见一些老朋友。他过去在上海工作多年，有很多朋友。偶见一份1959年3月的打印材料，是父亲在沪上与金学成6)的谈话内容，照录如下：

章乃器对金学成谈到他自己最近的态度时说：“我现在碰到人有两条：一叫做不谈；二叫做否认，即谈过后，出门就否认。这一条是从统战部长那里学来的。加给我的罪名是不对的，对那个罪名我是不服的。但对我的处分我是承受的，因为这是改造。”

章说：“改造要过六关：第一生活上我很乐观。起床睡觉有一定时间，一睡就睡着。我在斗争时也睡得着，这是心安理得，半夜敲门不惊心。我现在身体是标准的，血压也正常。第二关即生活上老早即开始艰苦了。特灶改了大灶，吃素吃得多，我有先见之明，过了几个月肉即买不到了。第三关锻炼。我汽车不坐，三轮车也不坐，专门跑路，轧公共汽车。第四关即多学一点东西。现在我订了20多种杂志，每种我都看完，资治通鉴我已经看光了，看看大有道理。”

“我的人生观是乐生。我认为今天做人应该是豪迈、直率、朴素。可是有些人简直不象人，卑躬屈膝，如吴羹梅7)现在就假得不象人了，我曾写过五万字来批驳他。他说我有很多钱，其实我粮食部长下来后，只有540元积蓄了。我曾经对周总理讲过。况且从50年开始我的钱即未经银行，所有的钱都是秘书经手。现在我有一条，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不与人辩论。如果真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话，人家是讲不过我的。”章要金转告上海的熟人：“问起我时你要讲两条：第一身体很好，第二精神正常。”

章谈到对骨干分子的看法：“有那么一批人不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私房话也作为斗争的工具，尤其是领导人之间交换的意见也拿来斗人，这种人气量小不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一批人，有时很右，有时又很‘左’。这和土改时的地主一样，他们不能领导土改，如果他们来领导的话，要么不土改，要么就杀人。”

章又说：“我的问题全是站得住的，在哲学上叫做否定之否定。什么东西，一个运动来了都要否定掉，吴羹梅在五反时手抖了，这次又抖了。又如线装书过去一个时期否定了，现在又有好的了。一个人也是如此，全部否定了，将来还是要否定的。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将弄得明白。”

谈到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时，章说：“历代知识分子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谁执政，跟着走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留在大陆的一批人全是好人，否则他们全走了，即使在解放后也可以走，不走都是有爱国心的。对这批人应该从宽。所谓提高警惕也者，不能提高到象体温表一样，如果说一个体温表到每个人身上去量一量都有热度，那么这个表也就不灵了。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中有一批人不是真正去研究政策，因此经过这批人的手就不会宽了。”

“过去我抓政策最认真，因此有职有权，这确是争来的。”

材料中的吴羹梅是父亲的老朋友，我在后面还会谈到。至于“骨干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的“一批人“，显然是指民主党派中以“左派”自命的同事们。

父亲凭着经济学家的敏感，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就预见到：“过了几个月肉即买不到了”；在“阶级斗争”调门越来越高的年月，以体温表为喻，不赞成“一抓就灵”的思维定式，都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曾自做一副对联说：“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二十年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父亲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预言，也最终应验。但对于思想者而言，超前是一种莫名的苦痛。


三 家居鉴古，独具只眼

父亲罢职后仍住在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里，这里原来住的是陈叔通，后来搬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把房子分配给父亲住。从1952年起，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被扫地出门。

院落是座南朝北的，第一进是外院，有外客厅、车库和警卫人员宿舍，父亲罢官后，原来的“吉姆”专车撤销了，车库一直空着。院中花坛上有一块太湖石，并栽有两棵黑枣树。进入月亮门后是内院，院内西北角是一株很大的木香树，每到开花季节，院内就回荡着一种特殊的幽香。此外还有四株茁壮的海棠树。西厢房是餐厅，有一套餐桌椅是日常用的，还有一套理石面镶螺钿的桌椅，父亲罢官后门庭冷落，平时很少使用，与之配套的是两对镶螺钿的大柜。东厢房主要是库房，存放着父亲收藏的文物。进入有外廊的正房，便是主人的起居所在。

正房为“回”字型格局，中间是一个小套院，里面种着两株白丁香。正房前面是花砖铺地的内客厅，父亲平常在这里会客，客厅西侧是一排雕花的木隔扇，里面是父亲的书房。穿过与书房相连的过厅，便进入院落的最后一层，西南、东南角上各有一间卧室，中间有浴室相通，父亲的卧室在西南角，东南角的卧室也有过厅与内客厅相连。

整座院落不大，朝向也不算好，但是文化韵味很足，除沙发外，绝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家具，室内陈列着父亲收藏的青铜器、瓷器和字画，收藏最多时约有五六千件。1952年父亲曾写信给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8) ，表达了捐献的愿望。郑从故宫派来六名专家，父亲将所有的橱柜门全部打开，任其挑选，最后筛选出约一千多件精品运走。翌年又捐给和平大会一两千件，当时他连数也没有清点。文物部门曾准备为父亲开一个捐献文物展览会，据说展览面积相当于三个中和殿，但他被制止了。剩下的文物中，后来约有近三千件被法院冻结，原因是1957年“反右”时，父亲被他的老朋友告了（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郑振铎于1958 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继任者王冶秋，也是父亲多年的老友。据北京古玩行老人回忆：1950年，王冶秋曾介绍父亲与琉璃厂成古斋老板孙成章相识。让孙替他掌眼。“成章替他买过一幅唐伯虎的老师周臣的人物大手卷。此画相当珍贵，后被章乃器捐给故宫。”9) 但后来父亲一提起王就没有好气，说此人太无良心，我把最好的东西全捐给他们了，他57年还在报上写文章骂我收藏文物是为了牟利。经父亲一说，我想起当时曾在报上看到曾见到华君武的一幅漫画，画上父亲背着一个包袱，里面有一堆文物，望着海峡对岸，题目是“望洋兴叹”。

近阅故宫博物院网站的《功德榜》，“章乃器”名下有这样一段话：

所藏陶瓷、青铜器品质极高。1954、1960两年间，章乃器先生将所藏文物总计1,192件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宋龙泉窑五管瓶、宋邢窑瓶、周提梁卣、夔纹鼎等皆是其中精品。为丰富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做出了重大贡献。

《功德榜》上捐献文物的收藏家有近五百位，但像父亲这样大规模捐献精品并获得“重大贡献”评价的，我竟然没有查到。

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1948年在香港时，他曾资助史学家翦伯赞在船寮地区的考古发掘，并亲率自己创办之南方学院10)的学生参加。在收藏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国征信所时，有一位下属投其所好，将一幅家藏的古画奉送给他，不但画被退回，还丢了饭碗。

父亲一向认为文物是全民族的财富。他在建国之初主张过文物出口，但仅限于没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物品，这与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并无矛盾。至于个人收藏，他曾对粮食部的党内同事说：“我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属于公的。我在欣赏古董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有点个人的考虑。我已经向国家文物局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千件以上的古董，但我总得留一部分，去见马克思时再全部捐献给国家。我把这些古董看作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来欣赏研究，它是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我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的好老师。”11)

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有次父亲特地给看我一把做工精细的青铜短剑，此剑一点都没有生锈，闪动着柔和的光泽，通体被一种规整的网格纹所装饰，镌有“吴王自用”的铭文。父亲指出这把剑的特殊之处，是网格纹饰可能采用了化学工艺。他谈起1954年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时，曾建议他们收下这把剑，但故宫的专家看不明白，此物竟未入选。六十年代年报载有越王宝剑出土，形制与这把剑相同。此剑在“文革“抄家后下落不明。

我曾经问父亲：你收藏了那么多文物，为什么字画不多？他说字画作假太多，收藏字画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没有张伯驹、张效彬那种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铜、瓷、玉和杂项为主。我又问道：您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赝品中若有很美的东西，尽管年份不够，我也是要作为艺术品来收藏的。

那时经常帮父亲“掌眼”的，是北京有名的古玩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以及逊清内务府大臣之后赵振京先生。近邻的叶恭绰老先生12)（字遐庵，曾是“毛公鼎”和“鸭头丸帖”的收藏者）有时也参与鉴赏。

父亲不是科班出身的文物专家，有时眼力反而独到，上述宝剑（“文革”抄家后下落不明）便是一例，还收藏过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义的极著名的青铜器“邲卣”（现藏故宫博物院）；他对古玉的鉴赏力也非同一般，所藏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 抄家后流入首都博物馆）世间稀有；至于书画方面，宋黄山谷的“梅花三咏”手卷，“文革”中被康生所夺，更是世人皆知的事了。就我所见，其他各种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几十口，还有七八面铜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宋瓷有“宣和元年”枕等官窑，至于明清官窑，则不胜枚举了。，其中有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灯笼尊，“文革”结束后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我发现他们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只同样的，正好配成了一对。


四 养生之学，求道之心

父亲除了鉴赏文物之外，还喜欢养花，养得最多的是仙人掌科的植物，主要是昙花和令箭荷花，大约有三十多盆。洁白的昙花只开放一天一夜就凋谢了，很象父亲在共和国政坛上的政治命运，但枝茎却经年长绿。父亲喜爱这种植物的生命力。

由于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父亲的烟瘾很大，他收藏的烟斗也很多。为抵消烟害，每天又要饮很多的绿茶。作为浙江人，他最爱的自然是龙井。除了抽烟和饮茶之外，父亲还有三件事雷打不动：练功、洗澡、读书。

父亲对气功是很有研究的，他每天清晨都在床上练“八段锦”，起床洗漱后练站桩或打太极，坚持做二十五个俯卧撑，临睡前还要做“大周天”。他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去朝阳门内南小街的一个澡堂子洗澡。

那时的北京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洗浴中心”或“桑拿浴室”，一般人家里也没有热水器之类的装备，更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那时有一种民间说法，认为洗澡“伤气”。但父亲偏偏是要在洗澡时练气功，打通全身的血脉经络。

舍下虽有两三间浴室，但除了冬天烧暖气时有热水外，平时只有冷水。而洗澡是父亲练功的一部分，于是上澡堂成为他的日常功课之一。他每天在那里洗过热水澡之后，还要用大瓢冷水连续兜头泼下，并用毛巾摩擦全身两千多下。在澡堂的“浴友”之中，“老章”的这套功法是很有名的，只是没有人敢于仿效。

以前本宅是每天烧热水锅炉的。1957年“反右”以后，父亲的薪水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以上，为撙节开支，便改变生活方式，其中一项措施是停烧热水，改为每天去公共浴室洗澡。但有人批评他是“禁欲主义”、“消极抵抗”、“故意使党难看”，为维护党国体面，父亲不得不将生活水准调高一点，只是这项“功课”的方式未变。到了“文革”时期，还有人贴大字报说，章乃器、马连良等都有泡澡堂子的瘾，澡堂子是为这些牛鬼蛇神服务的。

父亲投诸闲散之后，除了锻炼身体，每天手不释卷，用大量的时间读书，他通读了《马恩全集》，《二十四史》也经常放在案头。此外就是对于道家、佛家气功的研究，除研读《老子》、《庄子》、《黄帝内经》、《道藏》之外，还研究佛家气功和印度的瑜伽。父亲共写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由于对气功研究有素，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学习。他那本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科学的内功拳》，在政协内部刊出后，一些对气功有兴趣的委员纷纷前来交换心得（记得其中有李涛上将和傅连璋13)）。父亲与梁漱溟、巨赞法师等时有交流。巨赞曾告诉父亲，佛家练功，一口气（一呼一吸）的时间，最长可以达到脉搏跳动一千多下。有一次父亲要我为他数脉搏，他呼吸一次的脉搏数是五百多下，已远高于常人。

父亲一直主张科学地阐发气功文化遗产，反对将气功神秘化。最近我发现了一封六十年代初父亲给政协医药卫生组组长傅连璋的信稿，其中谈到：“我对于气功的功效是采取坚决肯定的态度的。但决不迷信其万能，更绝不引向唯心主义的泥坑。”在现身说法地回顾了自己青年时期通过练习静坐和内功拳治愈多种疾病的经验之后，他说：

依我的理解，近年来气功的进步，除了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作用说明得更为透彻以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思想集中加强了生理电的作用；二、呼吸锻炼结合思想集中，加强了大脑皮层和皮层下中枢对于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

他举出瑜伽教徒被活埋后重新呼吸的实例后，谈到梁漱溟先生对此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

马克思粉碎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却从其中救出了辩证法，这种方法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在政治上粉碎了会道门，刘贵珍14)同志已经从中救出了气功疗法。我还理解到，祝由科以符咒移病到墙上和动物的身上去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催眠术，是和封闭疗法的道理一致的。唯物主义者当然反对唯心主义，但在实际政治工作上，却不能把唯心主义当作敌人看待。15)

吾家故里青田自古多鹤，古称“鹤城”。城北有太鹤山，因古时白鹤栖息得名。相传唐朝道士叶法善在此炼丹试剑，丹成得道，跨鹤升天而去，故被列为道教第三十洞天。朱元璋麾下那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大军师刘伯温，也是敝同乡。父亲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至深，对于气功的研究，显然是从这里入门的。他曾对我讲起，马叙伦16)先生是研究老子的，晚年病瘫之后还能生存很多年，盖与其哲学修养有关。

我爱读父亲书柜里的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父亲那时除了自己读书记笔记，也向朋友借书。章伯钧藏书很多，记得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父亲不许我看。

某次我发现次卧室中有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件史实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诠释，令我十分震惊。从此以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父亲不许读的《金瓶梅》。

《文史资料选辑》也是我最爱的读物，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里面的作者有不少是父亲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在政协遇到。那时我太小，没有资格与这些前辈对话，父亲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我最小的孩子。”于是老先生们便礼貌地夸奖几句了事。直到十六岁那年“文革”发生，我才获得父亲的“授权”，开始代表他访亲问友。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印谱和相册，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和绘画的爱好，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后来又扩展到治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专攻近代史，就与这种挖掘故事的爱好有关。

父亲对我的性格，提出两个字的评价——蕴籍，这其间不无他的哲学理念的影响。自问半生以来，受父亲的株连倒了不少年的霉，但有三件事得益于他。一是他鼓励我练习气功，使我得以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二是他建议我读《老子道德经》以及《庄子》“逍遥游”、“秋水篇”，以后又扩展到佛学，使我在乱世中保持了魏晋时人的心态；三是他亲自给我开蒙讲《周易》，虽然只讲了乾、坤二卦（剩下的他要我自己钻研），其后我一直保持了对易理的兴趣，足以从容应对复杂变幻的形势。

没有神话和宗教，就不会有史诗、文学和艺术；即使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从武侠小说到科幻神话，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不想宣扬唯心主义，但有时觉得，唯心主义者会比唯物主义者活得快乐，因为他们想象力的空间也许会更大些（据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虔诚佛教徒的脑部，有一个“快乐中心” ）。


五 前妻逊帝，政协巧遇政协牙祭，巧遇溥仪

举国上下头脑发昏的“大跃进”后期，又发生了全民细腰的大饥荒。父亲这个当过粮食部长、创立了粮票制度的人，此刻也只能靠政协特供的食油、白糖补充营养。父亲在香港的老朋友王宽诚17)他在香港的老朋友王宽诚 ，也不时寄一些克宁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来。为弥补热量摄入之不足，父亲在后院养了七、八只母鸡。鸡除了贡献鸡蛋之外，还不时飞上窗台窥探人类的生活。于是优雅的内客厅玻璃窗上，经常挂着它们的排泄物，显得十分不雅。

全国政协设有一个小餐厅，父亲不时带我到那里去打牙祭。

某次在餐厅坐定，望见另一桌坐着父亲的前妻胡子婴望见另一桌坐着父亲的前夫人胡子婴18)和姐姐湘谷姐姐。湘谷赶忙走过来问候父亲，但胡妈妈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完全是视而不见的神态。

她原是大革命时期中华全国印刷工人总工会委员长徐梅坤19)之妻。徐在1927年被捕入狱，1935年才被释放。不知何故，他晚年曾在回忆录《九旬忆旧》中谴责了前妻20) 。

我的三叔章秋阳（原名郁庵，中共秘密党员）曾积极营救徐梅坤，胡由是结识父亲，于1928年结婚。父亲曾回忆说：“我是习惯于不探究别人的秘密的。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代，我更不去探究亲友们同党的关系。甚至连胡子婴在大革命中参加过什么组织，我的三弟郁庵(秋阳)在党内负担什么职务，我都没有查问过。因为在恐怖气氛中，探究了，对别人是一种思想负担，对自己也是一种思想负担。”21)

抗战期间两人离异，但政治上一直是有合作的，一同参与了民建的发起。胡妈妈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在离异后发表的小说《滩》里面，主人公萧鹤声的原型就是父亲。爱恨交加的情感纠葛，在小说中宣泄得淋漓尽致。父亲一直把这本小说存放在家中那个隐秘的壁橱内，不过被我窥探到，偷偷读过不止一遍。

“反右”时胡妈妈迫于形势，发表过两篇揭发父亲的文章。其中谈到1936年“七君子”被捕后，父亲从巡捕房托人打电话，说书桌的抽屉里有钱可作家用。她打开一看，是一本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络用的密电码本，意在要她烧掉。国民党桂系和英美派的宋子文当时都暗中支持救国会，这是历史事实。但曾与国民党高层人物有密电联系，在五十年代算得上一桩“历史问题”。胡妈妈的揭发中，却没有讲方志敏手稿的事。手稿当初是章、胡两人一起接手的，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胡妈妈通过秋阳三叔将手稿转给了宋庆龄。

当时有中央领导授意要她出面约父亲谈话，中心意思是如果主动认罪，还可以保他过关。据父亲说，胡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气势她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气势，来下最后通牒，我哪能吃她那一套？！这次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

“文革”结束后，胡妈妈与孙晓村曾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反对改正父亲的“右派”错案。她在回忆录中谈到接手方志敏手稿的情形时，也没有提父亲的名字。不过传送手稿的方志敏难友胡逸民，在回忆录中还是透露了事实的真相——当时接受手稿的是章乃器、胡子婴二人22)。胡逸民在转送手稿以后，和父亲成为朋友。近年我从父亲的一本通讯录上，还查到过胡逸民的住址。

胡妈妈于1982年逝世，我曾在父亲的个人档案中，查到多封两人相恋时缠绵悱恻的情书，但多年的政治变迁，最终给人生留下的惟有伤害。

有次在餐厅遇见一位矮小并有些驼背的老先生，身着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中山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黄边眼镜，正摸摸索索地将五六个铝制的大小饭盒一一加盖，往一只同样质地的蓝布提袋里装。我瞟了一眼，里面是些酱肉之类的熟食。老先生回过头来，父亲与他打招呼，并向我介绍说：“小东（我的小名）啊，这位就是溥仪先生。”溥仪赶忙绕过餐桌，上前与我们握手。“我看了你的书，写得很好……”父亲接下来又寒暄了几句。

回家路上我问父亲：“溥仪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是他本人写的吗？”“我想是的。他学问很好，有那么多最好的老师教他。”

多年后李翰祥先生拍摄《火龙》，跟我聊起该书的执笔人李文达先生与溥仪的遗孀李淑娴女士的版权官司。李导演那时与李女士合作，当然希望她赢。不过后来法院终审判决，版权归溥仪和李文达共同享有，可见我当时的怀疑还是有道理的。

溥仪当时已被安排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做文史专员，比照前清官制，大概相当于“国史馆”编修吧。他的面相是很忠厚的，甚至有几分木讷，一看上去就是个老实人，很难与电影里的“大汉奸”联系起来。帝王的威仪更是一点也看不出了，连同我这个小学生握手，都是毕恭毕敬的。从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我看到的是一双诚惶诚恐的眼睛，不但毫无自信，而且略带忧伤。看来，他已经被毛主席“改造”成为一个“新人”了。后来看到书上记载，毛对于成功地“改造”溥仪，是很得意的。他接见溥仪时那第一句话“我曾经是你的臣民”，大有“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气概。

那时政协委员里面最喜欢请客的，是从香港来归的唐生明23)（唐生智的弟弟），他的夫人是30年代上海著名的影星徐来，当年有“标准美人”之称。唐生明在抗战时期被戴笠派到上海，表面上投靠汪伪政权，实际上为军统搜集情报，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高级特工。

唐是豪爽的性情中人，有钱而又善于交际，比较喜欢在各种人物圈子里活动，但不少人对他有戒心。原来第二届全国政协准备安排他当委员，当时章伯钧还留任政协常委，对唐生明的历史提出疑问，结果唐的安排没有发表。后来章伯钧不当常委了，唐生明才进入全国政协。

唐生明常夸口自家厨子做的湘菜是“北京第一”，父亲也说唐确实是个美食家，连做云吞的肉馅，都要用针把筋丝挑干净。有一次政协开完会，唐生明向父亲等人提议一起去马凯餐厅吃狗肉，饭后唐提出由他付账，但黄绍竑不同意，坚持按AA制结账，唐觉得很没有面子。

还有一些改善伙食的机会，我没有赶上，因为小孩子不宜去。参加这种聚餐的有若干个圈子，大多是些著名的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不是右派而又参加聚餐的，有康同璧和她的女儿罗仪凤。

父亲与章伯钧、罗隆基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的三个“老祖宗”，曾有人指责他也加入了所谓的“章罗同盟”，但提不出证据。父亲平时在民建就一贯独往独来父亲平素在民建就一贯独往独来，从不到处拉关系，这两位身在民盟，与父亲只是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据说毛泽东在听了三人关系的汇报后定性说：“章乃器是单干户。”

“反右”过后由于命运相同，父亲与章、罗来往反而多些。不过他坚持“君子群而不党”，各种圈子的聚餐都参加，却从来不固定。1962年他在政协提出“翻案”之前后，参加聚餐就少了，不愿牵连别人。

还有一种活动父亲很少去，那就是追悼会。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在龙云逝世时，曾赴东总布胡同龙府出席公祭。罗隆基1965年在迺兹府家中猝发心脏病辞世，父亲倒是想去吊唁，但民盟竟连追悼会也没有举行。


六 横刀夺爱，殃及无辜

父亲在六十年代初经常到北京饭店、政协礼堂跳舞，但从来不带我去。经常和他一起去跳的，还有黄绍竑、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原地质部副部长，因夫人李健彤写了“反党”小说《刘志丹》而被罢官）等三、四个人，被称为“跳舞集团”。这些人在政治上都不得意，但在一起似乎只跳舞，不议政。

父亲不带我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交女友，那时他和杨美真嬢嬢已分居多年。有次杨嬢嬢和一位皮肤黑黄、衣着朴素的女士一同来家里，我以为是她带来的保姆，经父亲介绍，才知道是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周婆一副劳动妇女的形象，根本想象不出她是大名士之妻兼政协委员。据周婆说，“反右”以后，聂先生最佩服的人是父亲，因为章先生拒不认罪，骨头最硬。

后来周婆不时到家里来，想重新撮合父亲与杨嬢嬢。我曾无意中翻到她写给父亲的信，内有“事情象一场大风雨那样，过去也就过去了”等语，希望他们言归于好。但父亲一直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

有次我在家里见到一位三十多岁、皮肤白皙的女士，父亲让我叫她“顾嬢嬢”。往来了一段之后，“顾嬢嬢”不见了。某天我在街上见到她和一位戴白边眼镜、矮小苍白的男士在一起挽着手臂走路，那位男士的腿好象有些跛，而“顾嬢嬢”似乎有意回避我。 回家后向父亲说起路遇之事，父亲说：“你可知道那位先生是谁？他就是杜聿明。”我真想象不到，那位指挥千军万马在昆仑关大战日军、后来又把“云南王”龙云赶下台的将军，竟是这样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

不过“顾娘娘”还是没能成功，为了统战的需要，不久党中央就把杜夫人从美国接了回来。

后来父亲终于在跳舞时认识了一位中学音乐教员王者香女士，并于1964年结婚（她为此被开除公职）。父亲把她介绍给一些老朋友，但人们似乎不太认同她，我也认为她的气质与父亲不够般配。

王嬢嬢有一位童年时的好姐妹，是一位天津大资本家的太太，有时来京探望，就住在家里。这位女士身材高挑，气质优雅，衣着和发式俨然是三十年代的贵妇，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我觉得父亲应该找这种类型的女性，但不敢跟他说。

王嬢嬢过门以后，家中多了钢琴和录音机、音箱之类的装备，还有一些年轻的文艺界朋友不时来往章宅，表演才艺，落寞多年的庭院变得热闹起来。她喜欢搓麻将，不时会凑上一桌打到很晚。

父亲那时要教我雀战技巧，但我始终提不起兴趣。前几年他曾带我到政协文化俱乐部学围棋，见到一位比我还年幼的小朋友，棋下得非常好，赢了许多老前辈，父亲曾建议我向小朋友学习，但我琢磨了半天仍不开窍。这位小朋友如今已是棋坛名宿，而我直到今日，除能打几把桥牌外。于围棋麻将仍是白丁一个。

过了一段时期，我发现王嬢嬢总是服用和注射一些特殊的药物，有一次撞见她换药，才明白是得了乳腺癌。但她爱美，不肯动手术，症状越来越严重。父亲本已拮据的生活，又添了一副重担。

王嬢嬢于“文革”初期被红卫兵从医院拖回家，剃了头发批斗，不久病故。这时父亲才向我透露，两人结婚时，她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婚后才被发觉。父亲无法容忍任何欺骗，两人吵得很厉害，因为她是在病中，最后达成协议，等她的病治愈，就去办离婚手续。不料病情日益恶化，“文革”大难降临，更是一道催命符，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人世……

“文革”结束后我去看望常任侠24)先生，那时他已经九十岁，谈话中忽然问我：“你的母亲是王者香吗？”“不是。王者香在1967年就因癌症去世了。”常先生闻之不胜感慨，对我谈起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王者香是我跳舞时认识的女朋友，那时我是单身，本来是想娶她的。一次我在跳舞时把她引见给令尊，不料后来她竟嫁给令尊了。”父亲这段横刀夺爱的佚事，我原先是不知道的，不料常先生还有惊人之语：“为了这件事，民盟开会批判我了好几次，说我给‘大右派’章乃器介绍老婆。批我最严厉的人你猜是谁？他可是‘右派六教授’中最有名的那位之一的某某。‘右派’要是表演起整人来，比‘左派’还左！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最后对我的处理是——终身不提名当政协委员。”

绅士风度的父亲，总是能赢得异性的芳心。女人则喜欢把幸福的赌注押在婚姻上，幸与不幸只是一念之差。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舞场的巧遇，王嬢嬢能否健存至今，太太平平地做教授夫人。她当时认为自己能嫁给父亲这样一位知名人物，是很得意的事，丝毫不在乎他是个“大右派”，甚至为此丢掉公职也不在乎。她在政治和学识上，无法与父亲有相同层次的沟通，但勇气在当时的女性中是少有的。这不幸的女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最终竟是自己的生命。


六 直言谠论，削职为民

1962年初，我看见父亲在家连续数日伏案写材料，他说是要为自己在1957年被划“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后来他的两份申诉材料，在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上以提案形式提交。我看了这两份提案的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担心地问父亲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说：“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那时与父亲谈到这类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我总是生恐壁间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小学生会去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老太太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过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但父亲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到大街上去讲。

近年读李锐先生《庐山会议实录》中引用当时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陈铭枢、于学忠等批评 “大跃进”的话，才知道我所虑不虚，因为这些话一看就知道是私下的议论。据说张治中在家也是怪话连篇，但被汇报上去后，毛泽东因某种个人原因而隐忍不发。近年据一位党内高层的后代告诉我，当时对你父亲这种人，是上“手段”的。

父亲在公开场合也仍然保持直言不讳的风格。据宋云彬25)先生在1961年2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

下午二时，赴政协，参加文教卫生座谈会。……裴文中、梁漱溟、章乃器、贺昌群26)、唐兰27)先后发言。梁漱溟谓中医属道家，贺昌群驳之。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章谓唐随便扣人帽子，不合神仙会28)精神，应作检讨，并谓胡愈之29)主持座谈会，未能依据神仙会精神予以纠正，亦属不当云云。30)

宋先生此前的日记中还谈到，在政协开会“休息时遇章乃器，傲岸态度依然如故也”31)。当时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汪东林先生也回忆说：“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看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都胸有成竹，有着颇明显的自负的派头。尽管他头上顶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也常常有不少人批驳他的观点，看上去他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32)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后，他在政协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在另一次发言中，他颇为激动地指出：“国家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非一日之寒。我看了最近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很有感慨！当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是总结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但我以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33)

顾准在谈到舆论监督问题时举例说：“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能受到监督。 你别看清淡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34)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顾准说的是1957年以前父亲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粮食部长时的事，此时他是保留任政协委员职务的一个“右派”。不过父亲倒是说过，共产党里他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顾准，一是陈家康。 “大跃进“搞糟了，本想自己悄悄收拾，不许乌鸦乱叫。党内骂几句娘出气倒也忍了，偏偏有人在党外提出批评；而且不象别的民主人士那样，在家偷偷骂娘，竟到会议上公开批评；此人还是个经济学家，他不骂娘，但报喜不报忧的假数字瞒不过他。

父亲显然再次犯了“可恶罪”。

这一年真是多事之秋。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父亲与彭没有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 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35)

但毛泽东可不这么看待章乃器。他1958年发表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据说指的就是章乃器。另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在会上批判彭德怀说：“你是个民主人士，而且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士，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36)

同年秋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后，父亲成了党外“右派”坚持反动立场的典型，也使民建内部过去整他的人有了新的借口。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

1963年3月，我在学校读《人民日报》时发现一条消息，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一项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当时政协的历史上，除了被控通敌的张东荪37)、跑到海外不归的周鲸文38)，没有给予过哪位委员这样重的处分，连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都还保留一个委员头衔。按照毛泽东1957年的说法，对“右派”中罗隆基、章乃器这样的“死不投降”的“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39)

、 父亲在全国政协被“摆”了六年，不安安稳稳地插花，这回就提前从博古架上撤下来了。据当时在常委会担任记录工作的汪东林先生回忆：

1963年3月7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在北京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举行。……

会场气氛严肃。颇有些紧张。几位要紧的人没有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排名第一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且分管政协、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还有章乃器本人。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邢西萍），协助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说明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资格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一负责人宣读完撤销建议后，张执一说，章乃器委员近年来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多次在政协工作组（即今天的政协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实属屡教不改、顽固不化，在政治上完全不符合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经有关部门就此反复协商研究，并呈报中央批准，今天提请政协常委会审议，各位常委可以发表意见。沉寂了数分钟后，才有一位委员说，既然协商提名单位提出建议，章乃器本人又的确坚持反动立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同意撤销他的政协委员资格。立即有数位委员附议。于是会议进行表决，全体到会委员举手通过。随后，张执一副秘书长又说，根据党的一贯政策，政治上从严处理，生活上要给出路，考虑到章乃器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和他的身份，经中央同意，每月发生活费150元，供给关系由全国政协转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执一话音刚落，一位常委立即举手站起来，气冲冲地说：“撤销章乃器委员资格，我举双手拥护，但张部长（当时的委员都称呼张执一为‘部长’，而不习惯称‘秘书长’）说今后还发给章乃器150元生活费，我坚决不同意！章乃器不仅政治上反动之极，而且生活作风糜烂，他不配拿这么高的生活费。我们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大多数每月生活只有几十元，90元、100元就算高的，150元已经是高级干部的月工资了，为什么对章乃器这样的反动分子还如此优待？我要求领导降低他的生活费，最多不能超过100元！”随后，立即有几位女常委表示赞同，其中一位还把该常委的话再次复述，情绪也十分激动。但会场上绝大多数常委没有表态。沉默了数分钟，主持会议的徐冰秘书长出来解释，他说：“几位常委就章乃器的生活费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与中下层国家干部相比，每月150元这个数是偏高的，但生活待遇问题不能不考虑历史情况和一个人原来的生活水平。章乃器的历史在座的许多常委都知道，我不重复了。就他的工资而言，建国后他是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部长、实行新工资制时他月薪近400元，1957年后减至近300元，这一次又改成150元生活费，就章乃器自身而言，这个减薪的幅度已相当大，不宜拿章乃器与一般干部的收入相比。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经过协商研究，报批了的，希望各位委员谅解。”徐冰一席话，平息了几位常委的怒气，多数常委表示同意，事情也就这么通过，作了决定。40)

这就是当时的“民主协商”场面，我大致可以想象出对父亲的生活费表示异议者是谁。在当时“宁左勿右”的大形势下，党外人士会表现（毋宁说是表演）得比共产党更“左”，而女士往往更偏激一些，都不足为怪，最终还是中共说了算。

从父亲同年8月6日给周恩来的信上，可以看出他对此事的态度：

“今年1月20日，民建违反章程，背着我毫无根据地用扣帽子的手法，开除了我的会籍。会籍本无所谓，再度诬蔑我反党是不能容忍的。

这也做得够绝了，但还远不止此。今年3月7日，民建违反政协章程，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撤销了我的政协委员资格。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通过，这对政协来说，是很不幸的。我已照章申请复议。”

父亲认为政协常委会通过这样的决议，是政协的不幸，显然是针对1949年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所共同确立的民主协商制度而言。他是政协历史上纯因发表言论而被作出撤销职务处分的第一人。据说周公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

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他的“右派“问题早在1980年就改正了，会籍却至今没有宣布恢复。

这年5月间的一天，我在家门口按了好久的电铃，不见有人来开门，连对门的邻居老王都出来观望……我被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着，马上去拨公用电话，及至听见电话那端父亲的声音，心上的石头方才落地。 父亲出来开了大门，偌大的院子空荡荡的，公务员张荣、厨师老王均已离去（两名警卫员在一个月前已撤走），一种凄凉的韵味在寂静的庭院中回荡，如同“落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父亲见我神情紧张，反过来安慰我说：“他们都走了。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说的“有事”是指自杀。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他的工资由行政四级（450元，外加人大、政协各50元的两份车马费）降为十级（212元），但仍保留公务员和警卫及其他待遇。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工作人员全部撤走，政协不再发工资。因为住房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改由该局每月发生活费150元，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等费用，全部变成自己负担。

但还是有人用迂回的方式帮助父亲。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周新民41)，是最早与父亲一道发起救国会的中共秘密党员，抗战初期又与父亲一道在安徽的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事，父亲当时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给予中共很大支持（包括每月支给新四军三万银圆的财政拨款），并为中共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周新民写信把父亲在安徽时的老部下孙诗圃叫到北京，孙在大革命时期曾与陈云、徐梅坤及我的三叔章秋阳等一道从事工人运动。周新民对孙诗圃说：章先生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你我是最了解的，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保护他。孙诗圃来看望父亲后，写信将父亲的生活困境经周新民反映给周恩来，经周公过问，父亲每月的生活费增加到200元。

父亲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却念念不忘给国家省钱。他当部长的时候，乘坐的是一辆淘汰下来的老式福特轿车（曾是达赖的用车）。后来部长们纷纷换用“吉姆”，父亲一直坚持不换，直到所有的部长都已改乘这种苏联高级轿车了，他才最后一个更换。被撤销全部职务后，房子年久失修，国管局派人来准备全面修缮。父亲要来工程预算表，戴上老花眼镜，拨着算盘一项一项核对，把可有可无的项目一概砍掉，保留的项目也是能压缩则压缩，只剩下确与房屋安全有关的支出。我觉得他仿佛又当了一小时部长，等把来人送走，便问父亲：“爹爹，又不是自己花钱，谁不愿房子修得好一些，何必如此精打细算？”他回答：“国家的钱来自老百姓，一分都不能浪费。”


八 离奇讼案，再度升温

1963年11月的一个周末，我从郊外的学校回到家中，发现内客厅陈放文物的硬木柜上，覆盖了一层织物。这是清代官服的专用衣料，十分精致考究。我问父亲为何要这样做，古董陈列在柜子里不是很好看吗？父亲回答说：“这是遮羞布，我为中国的法律遮羞。你自己掀开看吧。”

我撩开织物的一角，一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封”的大封条，赫然贴在柜门上。原来父亲在1957年被他老朋友诬告的“上川公司清算案”，在沉寂数年之后，随着政治上的清算结束而重新浮出水面。

事情还得从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说起。

父亲在1940年6月，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作，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设有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由他任总经理。由于战时后方汽油匮乏，民用车辆几乎无油可用，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可以代替汽油，获利甚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原材料暴涨，上川实业公司电机厂和机器厂所存的五金、电器材料随之大幅度升值，公司的资产也大大膨胀了。

后来，父亲与上海银行在经营方针上发生分歧，决定分家。他将分得的美金5万元，及上海银行的附属企业大业公司投资的法币100万元，于1944年4月另组上川企业公司。父亲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并担任了总经理职务。上川企业公司也以从事工业投资为宗旨，但由于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币值和物价不稳定，有一段时期一直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抗战胜利后，该公司迁往上海，在重庆、兰州、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均设有办事处。

1946年，父亲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于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前身)，拍摄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当时对发展电影事业颇具抱负，拟集资六十万美元，并争取外资合作，筹建一个大规模的电影托拉斯。但后来因形势变化和一些人事上的问题，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到1947年6月，公司共有资本法币一亿元，分为十万股，父亲拥有其中的27097股，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如加上他能控制的股份，则可达全部股份的2/3。

1947年父亲流亡香港后，意外发现上川企业公司所投资的影片在港上映，但未将收入返还投资人，便向昆仑公司的董事长夏云瑚交涉，收回了上川公司应得的收益。并以这部分资金加上他手头的款项为股本，与中国柴油机厂合作，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自任总经理，从事房地产的营建和交易。父亲对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独具慧眼，在香港半山总督府附近圈地，投资兴建了豪华公寓“花园大厦”。这一企业经营得十分成功。香港《文汇报》创刊时，他也在经济上给予很大支持。该报主笔徐铸成先生42)回忆说：

1948年《文汇报》在港创刊时，他也在香港。在当时流亡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他最长袖善舞，经济上最有办法，他开办了一个企业叫“上川公司”，设在大道中的大华大厦里。主要业务是经营地产，买进地皮，包工建造大厦，分层出卖，业务很顺利。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时还远未露出头角。……我忽发奇想，假使章乃器一直不走，以经济之长才，如炬之目光，孳孳为利，或者还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方便，那末，他可能已是亿万富翁，车马盈门，安享清福了。而现在……不必谈了。这当然只是一个不现实的奇想。他是一个为民主英勇斗争过来的战士，怎么能在久已憧憬的局势实现时，袖手旁观呢！43)

1948年12月，父亲收到中共中央邀请他北上的电报，民建也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为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时，港九地产公司的业务在他的主持下蒸蒸日上，“花园大厦”即将竣工，这使他在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之间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父亲后来回忆说：“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44)

父亲过去为抗日救国，曾毁家纾难，并亲手敲碎了银行副经理的“金饭碗”，对钱财一向是看得很淡的。他在1947年被迫离沪赴港，董事长李桐村翌年赴港，得知父亲准备去解放区，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保全公司财产和同人的安全，两人协商后，父亲于1948年11月3日致函董事会，辞去总经理职务。1949年上海解放后，该公司董监事开会恢复父亲的职务，但他始终没有到任。新政权成立后，父亲担任了政府工作，更无暇顾及公司业务。上川公司因无人主持，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建国初期即已停业，各分支机构陆续撤销，只剩下一两个职员在上海处理存货，按行商纳税。

父亲本来是可以象其他工商界代表人物那样，既在新政权里任职，同时又当“红顶商人”的，但他不肯那样做。他认为今后要搞社会主义了，应该结束上川公司的业务。他父亲在“文革”中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曾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说：“1951年（？），我在某次政务会议上，答复沈衡老45)的一句话，大意是国家政策虽然公私兼顾，但我个人不能公私溶合……”46)

父亲以借支方式收回了自己对公司的投资，加上自己的积蓄，收购了很多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他曾向股东们建议以公司的名义捐献给国家，资耀华等曾表示赞成，但李桐村、吴羹梅没有同意，于是他就用个人名义先将其中的精品无偿捐献了。

1956年初，征得上川公司股东们的同意，他将港九地产公司的帐外财产父亲将上川公司的帐外财产——在香港的房屋出售；请示有关部门后，所得款项按股份退给除他本人以外的股东，收回股票，以结束上川公司。他还表示：自己应退的股金已买了古董并已捐献，此次就不再参与分配了。由于公司星散，长期停业，股东们本来对收回股金已不抱希望（象对昆仑公司的影片投资，本来是可以收取版税分红的，但由于该公司在五十年代初就逐步成为国有，这部分投资就无从回收了），这次能从海外资产中予以偿还，而且还高于银行利息，个个喜出望外。

不料到了1957年“反右”时，吴羹梅等以股东代表名义，于同年8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院控告章乃器“欺骗股东”、“私自结束上川公司”、“偷税漏税”、“逃避公私合营”。

吴是著名的“铅笔大王”，父亲的老友和同事，抗战期间在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就开始共事，并一同发起民主建国会，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呢？

原来吴羹梅因为和父亲关系比较接近，在民建一直受排挤。他“五反”时出了一些问题，运动结束时，没有受行政处分，仅被免去国家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职务，留任公私合营上海制笔公司经理。但民建在此之前就给予他撤销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父亲认为太重，而且是违反民建的会内处分办法的，就在1954年推他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吴又因上海制笔公司暴利事件被斗争，父亲回忆说：“我知道他对此不能负责。我有一次批评了汤蒂因47)，说她不应该随声附和，以此打击吴羹梅。以后汤蒂因在国务院八办召开的座谈会上据实为他讲了话，中央统战部派员到上海去检查，得到平反。……我是一贯不会搞人事拉拢的。我为他的事讲了多次的话，完全是记着他过去的一些功劳，为他仗义执言，同时揭露了宗派主义者的黑暗活动。”父亲认为：吴羹梅后来的种种做法“无非是为着表白自己，以免再被拉入‘章记小集团’，再遭残酷斗争而已。”48)

为表白自己，不惜以怨报德，这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常见现象，不足为怪。1957年“反右”风暴骤降，民盟已制造出一个“章罗同盟”，民建也要罗织一个“章记小集团”，拉人凑数。老朋友为了脱身也不能免俗，于是便使出了这一招。此案名义上是经济案件，其实是政治案件。

原告的代理人之一，是父亲的老朋友之一李文杰大律师。两人在二十年代末成为好友，三十年代的“七君子案”，李律师也是被告律师团成员之一。1949年以后父亲与他在民建共事，因为人头熟，关于上川公司的结束事宜，有不少也委托他办理。例如关于公司退还股款是否需要纳税的问题，就是请他向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请示的。我手头还有1955年2月3日李先生给父亲的便函，说明已获同意免税。起诉文件中却说，是父亲“骗取国家工商总局的非正式解释，逃避交纳清算前后应纳的各项税款”49)；不久崔被划“右派”，又改称“欺骗本案代理人李文杰，取得右派分子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的私人复信”。50)

父亲曾用讥讽的口吻写道：“吴羹梅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欢欢喜喜地交出股据，领取股款。现在忽又向法院控诉，说被我欺骗了！据他说，被欺骗的人有24位，包括公司的董事长、常务董事（吴系常董之一）董监事、协理等。好象这24人一年多以前还是小孩子，今天才长大成人了！”51)

案件争议的焦点，其实是上川公司在五十年代是否有经营活动，以及父亲是否仍为总经理的问题。前面说到，该公司由于无法进行工商登记，事实上已经停业。据留守职员夏沂先生后来对我说，他为处理库存如何纳税问题，当面请示上海市工商局长蔡北华，被指示按行商纳税。到1957年“股东代表”吴羹梅、陈仲鸣忽然向国家税务总局检举说，该公司是一个有经营活动的“黑户”坐商，存在“偷税漏税”，而长期在北京没有到任的“总经理”章乃器，应该对远在上海的上川公司负责。其实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判断，被徐铸成誉为“经济长才”的章乃器，若真象当今“红顶商人”那样鱼与熊掌兼得，这个企业又何至于关门大吉？

在政治形势下被牵入诉讼的二十四户原告中，还有何惧、胡西园、胡子婴、黄玠然、资耀华等人以及“七君子”中的一位，其中夏沂、庄茂如、沈云峰三户，于1962年5月具状撤诉，不愿继续充当政治工具。这场拖了六年无法判决的官司，其原因当然在于原告无法提出有力的举证，当时的法院也还不想为政治做陪嫁。

但1963年的形势就完全不同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早已因打成“右派”被撤换，“党委办案”已作为一条政策执行多年。在重提“阶级斗争”和父亲被撤销政协委员职务的政治形势下，父亲败局已定，必须为他批评“大跃进”付出个人代价。


九 法律为名，拘捕抄家

前面谈到，父亲作为下台的粮食部长，当时只有540元存款。家中除文物外，没有其他财产。而这场官司的目的，也是瞄准了这批文物，当时就被冻结了近三千件。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于没有什么消费，他手头有一些余钱，又陆续收藏了一些文物。在判决之前，法院于1964年11月11日作出裁定：“被告章乃器家存全部古玩予以清点，就地查封，并暂先执行。”

“暂先执行”的涵义，是不必经过当事人对裁定作出上诉，就可以先执行裁定。当天法院副庭长、审判员、书记员、警察、街道干部约二十人以袭击方式突入章宅，进行查封。那时中国的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制定工作已被停止，法律尚无暂先执行方面的规定。父亲提出：“暂先执行”于法无据，只有国民党时代的“六法全书”有此条款。但法院人员不管这些，强行查封。我所见“遮羞布”下的封条，就是这样贴上去的。

12月14日，法院通知限三日内提出上诉状；同时发出传票，定于12月17日执行裁定。父亲于次日致函法院，说明由于身体不好，血压波动很大，胸闷头痛，难以执笔。请求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第二款的决定，指定代理律师一人，代为阅卷和写上诉状，并相机进行和解；同时声明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庭。法院以电话通知父亲说，作为民事被告人，可以自己到法院请求介绍律师。但父亲两次函请北京市法律顾问处请求介绍律师，均遭拒绝。

此后，法院又发传票，定于1964年3月10日开庭执行裁定，父亲在3月9日，陈述因身心状态不能到庭的理由，并再度提出辩护律师问题。

3月10日上午，法院派出比查封时更大的队伍，要对父亲强行拘传。父亲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摊在桌上，进行了如下对话：

章：拘传根据哪一条法律？

答：根据惯例。

章：这种惯例是违反宪法关于保障人身自由的规定的，……拘传显然属于拘留逮捕的范围，那对于本案是不适用的。

答：你犯了法。

章：我犯的是哪一条法？

答：你两次抗传不到，所以必须拘传。

章：我绝非抗传。第一次写了信，法院没有表示异议。这次又写了信，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答：信未收到。

章：信是昨天上午专人送达的，取有收条，怎能说未收到？

父亲取出昨天的信稿念了一遍，但法院人员仍坚持拘传。父亲力争无效，被多人扭胸执臂架走。到法院后，副庭长黄某升堂，责令父亲同意查封，父亲手持宪法，行使了沉默权。于是被判拘留三天，并被告知，届时如不同意，将延长拘留期。父亲被架到炮局胡同拘留所，在遭到搜身的侮辱后，被禁于拘留室。但他手持自己参与起草的红皮宪法，继续讲理论法，并拒绝进食表示抗议。

六、七小时后，王者香在审判员陪同下前来探视，父亲才得知，法院封闭了包括卧室和卫生间的后院，对她施行搜身，要她离开家。在王嬢嬢的泣劝之下，父亲签署了委托她为代理人的委托书，离开了拘留所。 接下来是连续十八天翻箱倒笼地清点、议价，其间连来访的客人都受到盘查。父亲卧病在床，不胜其扰，再度手持宪法，扶病前往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司法避难”未果，被王者香婉劝回家。

后来有文章记述说，“章乃器曾头顶宪法去请愿”，可能有误，但应该是指这件事。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4年5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父亲肯定是败诉。经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30日驳回，维持原判。判决的结果，是对法律上已经死亡的上川公司，按坐商经营漏税处以三倍罚款。清算中相当一部分父亲本人或以亲属名义投资的股份，则不被承认。虽经过不公正的结算，最终补退给股东的款项，仅为七千多元。

父亲曾就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但直到今天仍没有下文。他的“右派”问题于1980年获得改正后，吴羹梅曾在民建的一次会议上承认，当年采用经济手段进行政治斗争，是错误的。

对于这场经济官司名义下的政治案件，父亲事后对我这样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我一辈子没在乎过。三十年代我为救国破家，四十年代我为建设新中国舍弃香港的产业，你是知道的。这点收藏，本来就随时准备捐献给国家。但他们采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对待我，我是要据理力争的。我维护的是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十 “来去自由”，毅然放弃

1965年7月21日，报端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于本月20日从海外归来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前往机场欢迎。

李宗仁是父亲的老朋友，早在抗战初期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的时候，就特地派亲信专程到香港，接父亲到抗日前线工作。台儿庄大战前夕，父亲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大力整饬濒于破产的省财政，仅三个月就扭亏为盈，保障了战区的军需民食。并与继任省主席廖磊及共产党合作，在大别山开创了皖西统一战线根据地。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章乃器“整顿税务，颇见成效。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52)

李先生的老朋友黄绍竑、刘斐、刘仲容等，都被安排陪同，到祖国各地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父亲虽是老友，当然不会在被邀之列，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忘记他。

为体现一下“来去自由”的政策，选了四位著名的“右派”谈话，看看谁想享受一下这种自由，到海外走走。父亲和章伯钧的回答都是不去；罗隆基说我是要去的，但现在不去；刘王立明53)说，有子女在海外，很想念他们。

我知道父亲在香港花园大厦还有一套很好的房子，一直由他的老朋友王宽诚照看着，便问父亲为什么不去。他说：我是爱国的，是为建设新中国来而来，而且是被请回来的；除非我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否则哪里也不去。在大陆我是“名牌人物”，谁也不好把我干掉，生命有保障。到了香港，出了问题反而说不清了。

罗隆基于同年冬因心脏病在寓所中猝然身故，没留下骨灰。

翌年“文革” 爆发，抄家时章伯钧被打伤，1969年因癌症逝世。

想见儿女的刘王立明被关押，1970年瘐死狱中。

父亲安全虽无保护，生命却有保障。他被红卫兵押到吉祥戏院毒打，九死一生之际，有管片民警前往交涉，说此人如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他抬走。四人中父亲活得最长，熬到“文革”结束，于1977年病逝于北京医院地下室。

他们最终都留在所热爱的伟大祖国……


2004年3月2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9月15日 增订


注释：

1)《陈国栋等同志和章乃器谈话记录》，1957年8月15日。

2)同上。

3)巨赞(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省江阴县人。著名佛学家。1927年江阴县立师范毕业，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返乡，任金童小学校长。秘密参加共产党，领导小学教员开展罢教斗争，被国民党当局缉捕。1931年春潜往杭州灵隐寺出家，经全国佛教协会主席太虚法师亲笔授书，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彗，后改名巨赞。在杭州、南京、重庆、厦门等地，用五年时间，攻读八千多卷经文，写下数百万字笔记。1936年在《论语》杂志发表《评熊十力所著书》等佛学论著。抗战爆发后，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1939年于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1940年秋转移到桂林月牙山寺。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创办《狮子吼》月刊，用如是斋主、万钧等笔名为《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撰稿。1941年撰《新佛教概论》，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1942年到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1944年，在内迁广西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执教。抗战胜利后回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协会秘书。次年撰写《灵隐小志》。1948年，创办武林佛学院并任院长。多次应邀赴台湾、澳门、香港讲学。1949年4月从香港抵达北京， 9月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6月担任《现代佛学》月刊主编。1952年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后一直担任副会长，曾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文革”中曾被关押。1978年后从事《大百科全书》中佛教部分的编审工作，编辑出版《法音》等刊物。他精通佛典，通晓英、日、德、俄等语，在海内外各佛学刊物上发表上百篇论文。1983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常务委员。1984年4月7日圆寂于北京。

4)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湖南长沙人。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01年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 7月被查封；8月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2月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因密谋起义被捕，后在蔡锷等人营救下保释。1905年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1908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国，次年春抵南京，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9月又与王无生另创《独立周报》。1913年为二次革命草拟宣言书，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等创办《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1917年11月，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翌年归国，任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924年11月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部总长。次年4月兼教育部总长；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1927年李大钊蒙难时，章曾设法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回沪执行律师业务。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不久前往香港，后赴重庆。从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参加和谈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留居北平，9月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1973年5月赴香港探亲，7月1日病逝香港，终年92岁。著有《长沙章氏丛稿》、《中等国文典》、《为政尚异论》、《名家嵇古》、《甲寅杂志丛稿》、《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等。译有《茀罗乙德叙传》、《情为语变之原论》。2000年《章士钊全集》出版。

5)语出《孟子.告子上》。

6)金学成，中共党员，1949年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加入民建从事统战工作，历任民建中央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

7)吴羹梅(1906—1990)原名吴鼎，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工科，1932年毕业于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1933年后，任上海中华学艺社人事咨询所总干事，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协理兼厂长、总经理，上川企业公司常务董事。抗战期间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194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上海铅笔工业公司经理，上海制笔工业公司经理，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全国工商联常委。是民建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6月1日在北京病逝。

8)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 、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 《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逝世后有《郑振铎文集》出版。

9)刘一达：《琉璃厂老字号纪事：瓮慧如——古玩行首位女经理》，《北京晚报》，2004年8月3日。

10)南方学院是进步人士创办的香港高等学院。1947年开始筹备，次年3月正式开学，是一所爱国、民主、进步的学院。马鉴、章乃器任正、副董事长，林焕平任院长。学院设经济、文艺、新闻、外语等系，入学学生先后有2000余人。进步文化教育界人士如邓初民、梅龚彬、侯外庐、陶大镛、徐铸成、雷石榆等被聘为该院教授。郭沫若、茅盾、曹禺、王亚南、翦伯赞、欧阳予倩等作家、教授作过专题讲座。1949年、1950年间，不少师生回内地参加工作。1951年，南方学院被港英当局强行封闭。

11)黄静波、潘晓：《怀念章乃器同志》，《昆都仑文史》章乃器专辑，第242页。

12)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玉虎、玉父，号遐庵，晚年号遐翁，别署矩园，广东番禺人，1881年10月3日生。学者、书画家、文物鉴赏家。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1906年捐通判，入邮传部，历任铁路总局机要科员、科长、厅长、芦汉铁路督办等职。辛亥革命时，任内阁议和处参议。1912年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次长、总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会办。1917年任讨逆军总部交通处处长，参与讨伐张勋复辟。1923年孙中山任其为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11月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洽商讨伐直系军阀事宜。1929年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同年兼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董事。1931年12月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翌年1月去职。1933年倡设上海博物馆。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移居九龙。翌年10月转往上海，拒受伪职。抗战胜利后由沪返穗。1948年移居香港。1949年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还是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曾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停止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68年8月6日病逝，终年87岁。生平精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人之手，曾重金收购许多珍贵文物，并将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晚年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机构。著作主要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园馀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等。另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 》等。

13)傅连璋（1894—1968）生于福建长汀县，自幼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911年托当地英国教会之福进了英国人办的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汀州八个县行医，并成为当地红十字学会和英国人所办“福音医院”的医师，1925年任院长。他以纯粹人道主义的精神，同当地国民党首领郭凤鸣和共产党要人周恩来、邓子恢等均有住来。1932年毛泽东说服傅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总卫生处长兼陕宁甘边区医院院长。1938年由毛，陈云介绍入党。1949年后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后卫生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下令秘密逮捕，逝世于狱中。

14)刘贵珍（1920—1983）生于河北省威县大寺庄，因家庭贫寒当过店员，早年参加革命。后因战争环境艰苦和工作劳累疾病缠身，于l948年经领导批准回家休养。接受本村堂叔刘渡舟传授的内养功后，痊愈归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邢台地区干休所秘书，举办内养功学习班。1954年任唐山气功疗养所主任。1955年获卫生部嘉奖，从此气功进入了医学殿堂。1956年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副院长（后为院长）。1957年编著的《气功疗法实践》一书出版，对气功传播起了巨大作用。1964年以受到迫害，1980年平反，恢复院长职务，并被评为主任医师。1983年病逝于北京。

15)《章乃器致傅连璋函稿》，1960年代，未刊。

16)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又作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年号石屋老人，浙江杭县（今余杭）人，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辛亥革命前，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夏赴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和南北军阀的斗争。曾任上海《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编辑，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书记、主席。1920年，领导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发起“索薪”运动。旋即回杭州，先后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浙江省教育厅长。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九·一八”事变后，与杨秀峰、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任主席。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常务理事。1946年6月，参加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并任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伤。1948年在香港代表民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后应中共邀请进入解放区。1949年参加筹备并作为民进首席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0年4月、1956年8月、1958年12月先后当选为民进第三至五届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0年5月4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国文字之原流与研究方法之新倾向》《老子校诂》、《庄子义证》、《庄子天下篇述义》等。

17)王宽诚（1907-1986）香港著名实业家，1907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县。1925年进宁波江厦街源吉钱庄担任贷放工作，开始接触金融业务。1932年应聘为太丰面粉厂采购主任。1935年与宁波富商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锐意经营，发展迅速，渐执宁波面粉业之牛耳。1937年转向上海发展。在上海开设维大华行（后改名维大洋行），经营面粉、木材、罐头食品等生意。另外也经销美国炮台牌面粉，开办外贸业务。后来又拓展银行及地产业。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后，业务全部退入大后方。1945年战争结束后返上海，重整维大洋行业务。1947年7月，从上海到香港发展。购入一批地皮，发展大型物业。在香港陆续扩展各项业务，成立幸福企业集团等多家有限公司。其后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展投资。1949年率 “香港观礼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开国大典。1951年集资兴建北京新侨饭店，任首届董事长。1956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届特邀委员。1959年及1964年先后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8年后，历任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会长，1985年任当然永远荣誉会长。1959年任中艺（香港）有限公司首届董事长；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后为永远名誉会长。1975年 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 出资1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1986年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 12月3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0岁。

18)胡子婴(1907-1982)原名胡晓春，笔名宋霖，浙江上虞人。1928年与章乃器结婚。1935年12月，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为该会理事。翌年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22日晚，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人物被捕。胡子婴当晚电告各报社要求发表消息，全国掀起了全国各界奋起营救“七君子”的运动，1937年在宋庆龄带领下发起“救国入狱运动”。1942年在重庆与章乃器离婚。1946年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50年代末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三届中央常委。著有小说《一个独身者》、《滩》。

19)徐梅坤（1893—1997）浙江萧山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十岁起学徒，在杭州当印刷工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发起组织印刷工作互助会，创办《曲江工潮》，领导工人罢工斗争。1921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因遭通缉，回乡建立农民组织，响应衙前农民运动，领导开展抗租减租斗争。农民运动失败后，同年底去上海《民国日报》打工。1922年初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主任。7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出版发行工作。8月底赴杭州开展建党工作，次年春兼中共杭州支部书记。1923年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7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兼会计，9月改任负责劳动运动的专职委员。1924年春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3月底辞职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8月被选为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农部部长，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支持北伐战争。后被选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曾任过组织部部长、副委员长。1927年2月兼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任南市区武装起义指挥人，参加并参与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政变后赴武汉，任中华全国印刷工人总工会委员长。不久去浙江宁波、余姚、定海等地，整顿当地党组织。同年8月在萧山被捕，押入浙江省陆军监狱，同中共失去联系。1935年被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国务院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起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1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恢复党籍。1997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

20)原文如下：“我女人曾来看守所看过我两次。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她曾告诉我说：‘我在外面已为你活动好了，只要你能破坏浙江省党组织机关，马上就可换你出去……。’当时，我怒斥了她一顿，对她说：‘你用这种叛卖的办法来换我出去，等于杀了我的头，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走罢……。’她见我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就流着泪默默地去了，从此一去再也没有来。后来，她反而成了向敌人告发我、加罪于我的仇人。”——徐梅坤《九旬忆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21)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40页。

22)应明阳：《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秘闻实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5页。

23)唐生明（1906-1987）字季澧，湖南东安芦洪市人，唐生智之弟。少年时，入湖南一师附小就读，与毛泽东相识。1924年秋入湘军。1926年3月，作为唐生智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未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2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北伐战争期间，与聂荣臻、徐向前等共产党人结下友谊。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曾给予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后又资助陈赓将军到上海养伤。1940年受蒋介石派遣，打入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委调查统计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处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后，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1949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7年10月24日病逝于北京。

24)常任侠（1904-1996）乳名复生，原名家选，字季青。安徽颍上人。美术史家、作家。1922年入南京美术专校。1927年参加学生军北伐。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留校任教。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东方艺术史。次年回国。1938年在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任周恩来秘书。1943年到昆明，任东方语言专校教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李公朴等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大学教授。1949年1月回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加入中国作协、剧协、美协，被任为侨委委员。晚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长，民盟中央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顾问等职。著有《东方艺术丛谈》、《汉画艺术研究》、《中国古典艺术》、《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中东与近东美术史》、《中国舞蹈史》、《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史》、《中国书法研究》，译有《日本绘画史》等。

25)宋云彬(1897-1979)笔名宋佩韦，学者、散文家、出版家。浙江海宁人。30年代曾任《浙江日报》和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初期到武汉，后到桂林任职于文化供应社和桂林师院，参与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救国会刊物《民主生活》。1947年赴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划“右派”。1958年后到中华书局任职，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著作有：《西厢记》(短篇小说集)、《明文学史》、《玄武门之变》(历史小说集)、《破戒草》(散文集)、《骨鲠集》(散文集)、《中国文学史简编》等。

26)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人。1921年入沪江大学，1922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0年东渡日本。1931年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3年转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至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后赴四川，与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1941—1946年在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后随校迁回南京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任南京图书馆馆长，1954年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致力于中西交通史及敦煌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国防之关系》、《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唐代女子服饰考》、《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于封建土地制度和农民起义问题亦有研究，著有《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论黄巾起义的口号》、《秦汉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与农民的关系》、《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汉唐朝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等。

27)唐兰（1901-1979）文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号立厂，又作立庵，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曾用笔名曾鸣。1929年后在天津主办过《商报》的《文学周报》以及《将来月刊》，1930年在辽宁教育厅任编辑，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任教，1936年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京，1952年调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等职，后任副院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59年起当选为第二、三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任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逝世。主要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垠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

28)“神仙会”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整风的一次会议上倡导的，用来解决中共党内思想问题，进行和风细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内此时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民主人士思想紧张。为了帮助民建和工商联开好这次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民建、工商联领导建议，采用“神仙会”的方式来开会。这种“神仙会”的特点是“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讲心里话，引导思想交流、讨论，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后来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同样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高度称赞了“神仙会”。

29)胡愈之（1896－1986）笔名伏生。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五四”运动时，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积极参与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和郑振择、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次日，起草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择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初回国途中访问莫斯科，写了《莫斯科印象记》。“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筹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杂志。1935年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他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1949年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著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30)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552-5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月版。

31)同上，第495页。

32)汪东林：《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民主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3)汪东林：《1963年章乃器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北京政协》1998年第7期。

34)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35)章乃器：《在安徽工作的一些回忆》，未刊。

36)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37)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1年以叛国罪被逮捕，撤销一切职务，旋保释。1968年再度被捕，1973年6月逝世于北京，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38)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秘书长。建国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39)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1页。

40)汪东林：《1963年章乃器被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北京政协》1998年第7期。

41)周新民（1897—1979）1921年毕业于安徽法政学校，后入日本明治大学研究院从事法学研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沈阳市副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42)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家和新闻学家。1927以半工半读方式入国闻通讯社北京分社，任记者。192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29——1935年任天津《大公报》编辑、特派记者。1938年1月任上海《文汇报》主笔。日军占领上海后，《文汇报》被封闭，改任《大公报》香港版编辑主任。香港被日军侵占后，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重庆《大公晚报》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上海《文汇报》总主笔及《文汇报》香港版总主笔。1949年3月到北平（今北京），同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1957年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1979年起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复旦大学新闻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兼职教授。晚年从事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丛谈》、《张季鸾先生传》。

43)徐铸成：《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6页。

44)章乃器：《七十自述》，《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13-614页。

45)沈钧儒字衡山，衡老为尊称。

46)《章乃器致周恩来函》，1971年3月10日，未刊。

47)汤蒂因（1916-1988）原名萼，字蒂因，江苏吴县人，1916年生于上海。1929年考入福州路益新教育用品社，为出售金笔的店员，1932年升为进货部主任。1933年自创现代物品社，经营文具批发，任协理。1936年她将现代物品社从南市迁到福建中路，经销金笔等文具用品。抗战期间，她去昆明开拓业务，于1938年创办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后失败，返沪后于1942年独资经营现代教育物品社，销售向吉士自来水笔厂定牌生产的绿宝金笔。1947年开设绿宝金笔厂，并参与组织越剧十姊妹团，演出《山河恋》、《祥林嫂》等进步剧目，绿宝金笔也因而成为国产名牌。1949年后，绿宝金笔厂于1953年与其他笔厂合并，成立绿宝金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北京设立分厂，任总经理。1954年绿宝金笔厂公私合营，任私方经理。1955年，任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推动制笔行业公私合营。第二年任公司经理，担任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1952年作为上海工商界爱国代表参加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1954年起，被选为上海市老闸区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当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79年后任上海市制笔公司顾问，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自传《金笔缘》问世。1988年4月3日在上海逝世。

48)章乃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1958年1月，未刊。

49)吴羹梅等：《委托杨锡珠律师对上川公司总经理章乃器提起诉讼有关事实的节略》，第3页，1957年8月24日。

50)《上川公司股东和董监诉章乃器交帐清算一案1957年11月5日事实调查庭原告陈述提纲》，第6页。

51)章乃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

52)《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9页。

53)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二十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宣传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运动，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救助伤员、难民和流亡学生，并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抗战期间在四川叙府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1949年后，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捕，1970年在狱中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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