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乡村、文化与传播：一种研究范式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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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国的传播研究都需要一个城乡关系的视野，环境传播离不开乡村问题，健康传播也离不开乡村问题，更不用说新媒体了。

城市和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一体两面，它们是一对相互关联的概念。我做河阳论坛，首先是希望把河阳这个地方当作乡土中国的一个代表和象征，使传播研究有一个城乡关系的视野。强调一个跨学科的理念，也就是说传播研究，需要一个跨学科的视野，需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层面的一个考量，需要与其他学科对话。正是从这一考量出发，我隐去了“传播”这个词，希望跳出传播论传播，把这个论坛办成一个以文化和传播议题为核心关照的跨学科学术平台。

有实践取向的学术活动。知识分子需要走出书斋，需要与社会结合，也需要到农村去。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结果。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百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被推向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以回到象牙塔和面向西方为主；今天，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又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必须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乡土社会相结合的重要机遇期。

乡村具体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民俗，空心化程度如何，新农村建设有什么内容，遇到什么问题等等。三方面的人：一部分是当地社会各界，比如讨论一个村庄，就尽可能把那个村庄的书记、村主任和相关人员请来讨论；另一部分是县里相关部门和乡镇领导，让他们就相关问题参与讨论；最后还有一部分是本地的文化研究专家和乡村文化建设的活跃分子，让他们与学院派的学者互动。是一个立体式的学术实践。我所尝试的，是一种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学术模式。



二、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全球南方”视角

回到农村做研究，还有学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因，希望自己的学术有“全球南方”的视角。“全球南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是南南合作意义上的南方，就是要关注以前说的第三世界，现在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不发达地区，或者说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另外一半，不管在哪个国家。

西方批判学术界去西方殖民化的努力方兴未艾，继印度后殖民学者查克里巴蒂“行省化欧洲”的呼吁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南方理论”（Southern Theory）和“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上的“南方”就是广大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乡村与发展问题在传播研究历史上是很重要的领域，但是慢慢地，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领域已经变得非常都市化，或者“市民社会”化。对于中国传播来说，都市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体两面的问题。

于我而言，“向东看、往南走”是传播学术研究一个方向性的转变。台湾学者比大陆学者更早接触美国的主流传播学，他们中的批判学者在对西方学术前沿的感知方面也走在大陆学者的前面。

权力转移实际上有好几个层面的含义，最表面的含义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常常被引证的例子；其次是与互联网相关的个人和机构，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就在我们开会刚结束，斯诺登就因曝光美国国家机器的信息监视网络成了全球新闻人物；还有一个层面的权力转移就是知识范式的转移。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范式向不同的知识体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南方认识论”和传统知识体系的转移。在我们的院庆会上，我们请来了几位原住民理论家做主旨发言。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到传统的生态理念和原住民的正义观，这些学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理论前沿。

三、从本土化到中国视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引进了美国的传播学，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是一个另起炉灶，用貌似客观和科学的传播学补充、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党性、阶级性的强调的过程。当然，我也在以前多次讲到，这也是当时的学术政治使然。但这样一来，深受美国自由主义传播学影响的中国传播学和新闻学之间，也就有了一个不尴不尬、讲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实际上，在传播学领域，一方面，美国主流传播学的那点东西早就被各种教科书教条化了，也被当下的国内外新闻传播实践证伪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这个词汇甚至还不被认可，学界一些人还停留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的学派片面、脱离历史语境甚至一知半解的引介中。

在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产生了两三亿进城务工人员，我们这个学科与这两三亿人有什么关系呢？新闻和传播学科又是如何关照“三农中国”呢？面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我们的研究是与什么样的社会变革主体相关，我们的“客观”学术是相对于什么群体，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

这么多年也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本土化理论。

中国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如前面提到，我们有小一半人口在农村，还有两三亿在流动。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还悬而未决；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些“基本国情”应该是建立我们本土传播学的出发点。当然，“本土”也不是没有被全球资本主义“玷污”和整合的“本土”，不是一说“本土”就与“全球”对立。把前面谈到的“去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深入一步，在“我们”与“西方”对立的表面下，是阶级政治、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问题。比如，加拿大的思迈斯到中国来时，他的身份是西方学者，但是他问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既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也是中国本土的问题。

总之，我们不能抛开国家的性质，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里的位置，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体在一个国家里的位置，以及一套学术理论是以谁作为知识主体，以谁的利益和谁的关怀来切入问题。也就是说，更关键的是阶级和政治立场问题。

我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框架里做学术的，但这不是教条的或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教条，而是动态的、历史的，像斯图亚特•霍尔说的那样，是“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来自东方国家，更准确地说，来自乡土中国的学者，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于我非常重要。

我在国内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在大学时代也接触了当时被新介绍进来的马克思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关注过当时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到西方以后，我接触最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判理论。以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不可能对自由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没有批判。不过，随着我对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理解的加深和中国问题意识的强化，我也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它的盲点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包括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也在吸收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同时，意识到中国现代性道路与印度和拉美的后殖民现代性道路的不一样。中国不仅有几千年的持续农业文明历史和农耕文化积淀，还有与印度和拉美等国家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有一小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传播理论怎么样去面对农业社会、农民社会，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生态危机，面对“无根的现代性”所带来的意义危机和共同体的危机，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正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传播学者与西方学术界的种族主义和冷战思维在“生活世界”里面对面的“碰撞”，以及自己与西方社会中的来自不同非西方国家的后殖民批判学者的交往，使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被我们国内称为“白左”的学术立场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我也不能简单地把主要基于印度等后殖民社会的“底层”理论照搬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关注中国知识界的汉学家齐慕实说我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后学”相结合的华人学者之一，我的确是这么努力的。

四、从全球视野到媒介与乡村

不同的人，不同的村庄，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世界体系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和它转型的可能性——比如，有一天，我的堂姑姑不再靠做她认为是“垃圾”的来料加工补贴家用，而是通过村里的妇女合作社，把她年轻时会做的一些“女红”手工活教给年轻人，从而在恢复本土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形成新的乡村经济。

研究北京很高大上的望京跨国社区里的传播和文化现象。她原来接触的文献是国内很时髦的“城市传播”，可是觉得我的城乡关系视野和乡村研究对她有启发，出去以后，在介绍她看西方“全球城市”文献的同时，我建议她用城乡关系、阶层、性别、族群的交叉视野来分析她所研究的社区。

我对媒介中心主义，或者说技术中心主义的偏颇，非常有警觉。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媒介是我们的舌头，从人类传播发展历史的角度，语言是一种最基本的传播媒介。然而，我们的技术中心主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到农村，第一个问题就是新媒体给农村带来什么？实际上，一旦进入村庄，进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你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技术都是嵌入社会关系的。我有一位加拿大的博士生，他刚开始对新媒体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新媒体能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可是，一到河阳，通过几天的焦点组访谈，就发现年老的农民们经常提到有线广播。这是否就是一个媒介形式问题呢？也不一定。他们真正怀念的并不是有线广播这一媒介形式，而是这种形式所体现或者参与构建的那种社区共同体的生活。在当年的农村，有线广播影响人们的作息和劳动时间，它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而把农民与国家连接在一起，它还提供许多本土消息：省里怎么样了，县里怎么样了，乡里怎么样了。它还提供农业知识和非常本土化的娱乐，如地方戏和方言故事等。与此相关，是当时人们作为生产队社员和村庄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身份认同，甚至某种程度是对集体事务的参与感。

这些农民思念有线广播也许只是表面现象，他们思念的也许是那样的一种传播环境，在那里他们有一种对国家和社区共同体的认同，甚至感到自己的声音能得到某种反映，包括那种广播通知，大家去开社员大会的体验。如果新的媒体能给他们带来这种感受，他们也不至于思念有线广播。总之，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表达自己心声的平台，一个主人翁的感觉。不错，当年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广播也就是通知你一下，也是居高临下的。但是，起码在形式上你还是被召唤了，还是参加了社员大会了。

社员大会代表的是一种民主的、参与性的大众民主生活，而恰恰当年是有限条件下的有线广播成了这种大众民主的象征，或者说一种中介。在冷战传播学框架里，有线广播往往与没有个性的大众宣传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共产党“洗脑”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农民对当时的广播的思念，实质上是对真正的民主传播的一种期望，或者对参与式政治经济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期望。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再往下深挖，讨论的焦点就是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路线的过去和现状问题，而不是媒介的问题了。以我的理解，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模式，群众路线涉及上级党政干部与基层干部之间、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政治传播关系，媒体是这种政治传播关系的重要中介力量。

由于现在生产上分田单干，生活上媒介成了消费品，大家或在家看电视，或在“移动的私有化”条件下用微信。媒介技术更先进了，但是在村庄共同体日趋式微的条件下，微信“朋友圈”是代替不了当年的生产队所提供的归属感和政治参与感的。更何况，媒介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影响需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比如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后，一些村民发现费用更高了。于是，一些低收入的农户选用卫星电视，装一个锅，指望两三百块钱就一劳永逸解决看电视的费用问题。但是，卫星电视没有本县的和本市的频道。结果是，这些家庭可能看到非常专业和小众的卫星电视频道，但是看自己本县的新闻了则需要另外的途径。这样一来，媒体离农民就更远了，他们也就更怀念有线广播了。

总之，虽然作为学者我们是有专业的，我是传播学者，不是教育学者、经济学者，然而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是整体性的。比如，有一次我们去一个边远的山区做调研，我们说自己是做国情调研的，希望知道电视给你们带来什么，电脑给你们带来什么，你们有什么政策建议？结果有农民对我们说，搞什么媒体，有本事把我们村的小学弄回来！由于撤点并校，山村小学没有了，父母把学生送到很远的地方，甚至上幼儿园也要送到别的村庄。对于一个村庄，相对于学校而言，媒介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去研究撤点并校的后果问题。但是你会意识到，在农民的生活里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次要的。有了新媒体，但是没有了小学，对村庄发展来说实际上是变坏了。即使只聚焦媒介，虽然我们认为新媒体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在农村，地方戏、民俗活动依然很受欢迎，在村庄共同体的维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媒体的发展为参与式大众民主提供了技术可能，但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对新媒体产业结构的分析，离不开对新媒体发展主导逻辑的分析。如果新媒体不断向你推送垃圾信息，培养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那新媒体实际上对大众民主的发展不一定有促进作用。

还有，对新媒体的分析离不开其所嵌入和新构建的社会关系。例如，即使从技术角度，村干部的“朋友圈”可以包含所有村民，也同样可以是一个发布信息的手段，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微信是一个私人的东西，村书记也好，村文化委员也好，没有理由和责任把所有人都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除非村里设立负责公共事务的传播者岗位，建立了一个包含所有村民的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除非所有人都用微信，微信代替不了当年的那个全村人都合理、合法能够听到的大喇叭。

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功能，对社区的凝聚力也起不同的作用。就新媒体而言，要看其传播包容了谁又排斥了谁，它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如何。新媒体制造了新形式的包容和排斥，一些被新媒体排斥在外的村民，尤其是年老的村民，更多靠口头小道消息、甚至谣言来进行他们的传播。

由于新媒体的排斥性，也因为村庄的原子化、空心化，如果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村集体领导层，加上一些个体出于某种利益有意误导，就会导致谣言满天飞，而谣言所传的往往比现实更糟糕。因此，一方面，村庄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一方面，由于村庄共同体的分化，不同群体之间信息好像更不对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远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肯定是好的，现在提出来也体现了一种历史逻辑。中国在走过了比较激进的现代化以后，开始了对本土文化重新审视、重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从文化主体性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里，西方现代主体性几乎与经济理性人等同，好像大家按所谓的合同关系行事，就到了理想的市场社会了。在这样的框架里，传统中国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建立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羁绊。实际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本身是需要重新反思的。即使在西方，赤裸裸的市场社会也是不存在的，正是一些所谓“前现代”的道德、规范和生产、生活形态，使现代市场社会得以运转，克服危机。更重要的是，我有些担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可能产生的文化精英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倾向。谁来定义“优秀”？如何处理殿堂里的文化和作为民间日常实践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面对一个老龄化社会，能用孝道代替国家对每个公民提供最起码的养老福利吗？当然不能。另外，虽然在广义上文化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但是，文化不是一切，不能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文化决定论，需要的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考量。比如，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但是，如果我们不调节生产关系和摆正生产目的，进而让资本逻辑主导社会，如果媒体依然不断地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那么，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天人合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把这一口号当作烟雾弹，会有机会主义地拿某些文化符号掩盖政治经济结构问题的嫌疑。

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过，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在弘扬古代传统的时候，不应也不能抛弃中国革命传统，更不能脱离新中国农村建设和当下农村问题谈传统，把“地主”、“土豪劣绅”、压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四大绳索”这样一些词汇统统忘掉，甚至用“传统文化”为在农村恢复土地私有制和解放前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开道。在我们欣赏河阳往日的繁荣和宗族文化荣耀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阶级分析的视野，更不能把在制度层面对生产关系的批判化解到个人故事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