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林：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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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责任问题

李仕林

　　近几年，民间悄然兴起一股回忆与研究文革史的潮流。留下史实和教训，给后人以警示，本属功德无量。但屡屡出现与常识和记忆相反的东西，不禁渐生疑窦。

　　文革的深刻教训孕育了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天下的共识。当然，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还在探索。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以史鉴今的，想来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会例外。那么，那些与天下人记忆相左的“文革历史”，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清华大学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许多重要的事件，甚至文革历程中一些重要转折点都发生在那里。这些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见证。不可否认，即便同为“亲历者”，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回忆出来的“历史”，真实程度很可能大不一样。人们往往相信当年那些头面人物叙述的“历史”，以为这可能是最真实的。我则不以为然。

　　沈如槐和蒯大富近几年相继回忆了清华两大派的内战历史。其细节的真实，我不否认。但总体的失实，则值得讨论。

◇　一个新天方夜谭

　　２００４年沈如槐在香港出版了《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全书主调是论述４１４派同团派内战的正义性。２００７年，沈如槐、陈楚三又联署发表文章《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４１４思潮”的正确性、正义性。

　　最核心的论点是“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更有趣者，蒯大富口述历史《岁月流沙》也间接地“证实”了沈如槐的这一立论。

　　在“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一节，蒯大富讲述了清华内战的原因。他说，清华形成两派可以分成“浅层”和“深层”两大原因。

　　而深层原因，蒯大富回忆说：“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

　　这样，蒯大富作为当年４１４对立派的领袖，证实了沈如槐、陈楚三前述说法的“真实性”。

　　难道“历史”真是如此吗？

　　非也。

◇　内战需要理由

　　沈如槐、陈楚三的立论至少违背了两个起码常识。

　　其一，当年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众人皆知，４１４是从最初的“八八串联会”演变而来的，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护和支持文革。４１４只是在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上与团派有所不同。沈如槐回忆录说，４１４最高峰时有７０００人。如果４１４是否定文革的，那么这７０００人会参加４１４吗？为什么四十年以后，这７０００人才听说“４１４在实质上是否定文革”的呢？他们都上了头头们的当吗？

　　其二，如果４１４真是一个“在实质上否定文革”的组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存在下去。

　　蒯大富的回忆录也说了，毛泽东肯定看过《４１４思潮必胜》，并且多次批评过４１４。他老人家那么锐利的目光，还看不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以想象，如果真是如此，不论是整个派别，还是高层领导，毛泽东决不会允许它的存在。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层领袖，“王、关、戚”这样的中央文革内部的人，甚至像武汉“百万雄师”这样庞大的群众组织，毛泽东都毫不手软。毛泽东何惜、何惧一个清华４１４？

　　内战需要一个理由。全国各地的内战也都有自己的“理由”。“４１４否定文革”，只是蒯大富当年向４１４发动内战的理由。四十年前，团派的宣传机器为此开足了马力，企图将４１４头头们送上“公安六条”。当年这个帽子并没有被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虽然并不喜欢４１４，但蒯大富未能借毛泽东或中央文革之手消灭４１４。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清华两派打的就不是“内战”而是外战了，毛泽东一定会支持蒯大富消灭４１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才有了“７２７”。这说明了什么？

　　４１４向团派发动内战的理由，众人皆知，不必细说了。

　　正因为清华４１４并非文革的敌对力量，毛泽东尽管不喜欢４１４，不赞成《４１４思潮必胜》，但毛泽东并没有对４１４下手。从十年文革历程来看，尽管毛泽东曾经非常喜欢蒯大富，但毛泽东最终却对蒯大富下了手。

　　有人说，当年４１４提出“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与团派的“黑线主导论”尖锐对立，怎么不是否定文革？放在今天的语境中，这很有些迷惑性。一些研究者据此挖掘出许多新的“文革历史”。然而，当年４１４所说的“红线主导”与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的类似话语，内涵并不相同，实践更相去甚远。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也多次说过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且逐步“解放”了许多干部。但这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完全是两回事。４１４的“红线主导论”正是属于此类。它只不过是向团派发动内战的一种话语，一个理由。

　　文革结束后，刘达同志曾主持清华党委做出“文革中清华两派都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并推向全国。这个决议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文革的“两个错误”

　　毛泽东逝世前不久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文革至少已经进行九年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两个术语是毛泽东的发明。在此之前，没有谁敢如此大胆地指出文革的这两大错误。这说明，他也在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的缺陷。当然，他的着重点是肯定文革。但无论任何，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对文革最早最公开的反思。

　　当然，文革不止这两个错误。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即使就这两个错误，也不能说文革是七分成绩。但从毛泽东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明确持否定态度。这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历史真实。研究文革史，如果忽略、漏掉或回避这个重要的“事实”，那就会对许多历史事件陷入迷雾。遗憾的是，我看到不少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正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从来没有支持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但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又不同程度地包容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是文革时期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迅速将文革打个结，停止无休止的争论，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回过头去看，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远见的。他的“彻底否定文革”的粗结论经得起历史考验。我理解，他并没有否定将来在时间比较充裕、气氛比较合适的时机，再来细致地总结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当初，如果“宜细不宜粗”地来讨论文革，那就糟了，整个国家就会停止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改革开放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了。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以及它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有被细致地研究过。而当今的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都与此有关。如果这个问题失真，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就难免失真。

　　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就明确提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强调文革采取的方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从整个十年文革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与做法来看，他的言行是基本一致的。从毛泽东处于最高掌权地位来看，从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来看，他也没有违反这些原则的必要。

　　但是，由于文革的主要打倒对象是毛泽东想象的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又分布在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形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基层的广大群众组织，冲锋陷阵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他进行文革的主要方式是踢开各级党组织，他赋予造反派自由行事的权力。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直接发出指令和进行约束。这就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全国的无政府主义，形成了毛泽东认为好得很的“天下大乱”。在这种背景下，“打倒一切”就再正常不过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除了中央一级和军队外，基本上都停止了。造反派实际上取代了党组织的职能。

　　造反运动出现的过激行为，例如残酷的斗争方式、打死人、“破四旧”、血统论等等，公正地说，当时的中央是表态反对的。但为了不伤害造反热情，这种反对是一种很“软”的反对。一部分造反派将这种“软反对”理解为真反对，从而停止这类过激行为；但另一些造反派将其理解为真支持，继续并升级了这类过激行为。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文革后八年，解放了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为了打倒他心目中的走资派，他包容了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

　　所以，他也说过：“……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说明，他没有号召“打倒一切”，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了“打倒一切”。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文革初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乎所有老干部都被打倒，文革后期包括邓小平在内又有大批老干部被“解放”。这种现象，用毛泽东怂恿“打倒一切”无法解释，用毛泽东不包容“打倒一切”，也无法解释。

　　其实，造反派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打倒的老干部，最终能不能打倒，关键还要上面表态。

　　文革时期四川有一个故事。文革前，四川省农机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邓华将军，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的会议。毛主席问：“邓华来了没有？”邓华立即起身答：“到！”毛主席说（大意）：你有什么错误？为什么造反派把你整得那么厉害？邓华无言以对。毛主席挥手示意：“坐下，坐下。”邓华就这样被“解放”了。

◇　“全面内战”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与对“打倒一切”的态度有所区别。“打倒一切”同毛泽东要打倒“走资派”的本意，在方向上有重叠，所以他对“打倒一切”是非常谅解的。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全面内战”则不同了。

　　考察文革全过程，他对“全面内战”一开始就不赞同。道理很简单，“全面内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战争，与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向。

　　人们还应该记得，全国性的两大派大体形成于１９６７年的“一月夺权”前后，随即开始了“全面内战”。“一月夺权”是造反派地位的转折点：即将从“在野”转变为“在朝”。造反派分裂的主因是权力争夺，公开宣称的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点小伎俩，毛泽东岂有看不出来的？所以他警告红卫兵造反派：“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１９６７年年中，他看到“全面内战”愈演愈烈，阻碍文革继续推进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他提出：“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紧接着，他又号召造反派：“要斗私批修”。

　　１９６７年年底，他更明确地对两大派讲：“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各省市、各部门的两大派做工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联合，建立革委会。并且派出军队对严重地区的武斗进行隔离，或直接干预制止武斗。必要时，对需要保护的单位实行军管。那时候，“全面内战”给中国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巨大损失无法计算。

　　从上述讲话和工作能够看到，毛泽东反对内战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态度是鲜明的。还可以看到，他爱护红卫兵造反派这支文革的中坚力量，不愿意一开始就出以重手，希望通过批评、帮助、引导的方式，解决“全面内战”。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容忍了“全面内战”。在“全面内战”拖的时间太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伤害，民众已经普遍怨恨，而造反派却始终不听招呼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出以重手。

　　１９６８年“７２７”，他通过结束清华内战，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进而结束了整个国家的“全面内战”。

◇　什么叫“头脑发胀，全身浮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泽东不是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第一次这样批评蒯大富。早在１９６７年，他就曾通过江青之口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江青还说，有人真不害臊，连党员都不是，就想当中央委员。按照一般常理，如此之重的批评，足应使蒯大富悬崖勒马。不妨假设毛泽东如果用这么重的话批评林彪、陈伯达、江青，或者任何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那会是什么后果？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其实也是对全国造反派头头的批评。但蒯大富和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们都当成了耳旁风。就蒯大富当时发胀的头脑来讲，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未必就打得住。

　　今天有人说，文革中学生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一开始就注定要被抛弃。这不是事实。文革前，毛泽东曾经反复说过要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文革中，他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想从青年学生中培养一批接班人。他指的就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毛泽东的意图是公开的，连外国人都知道。但红卫兵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他的“招呼”，令他失望。

　　今天我们看到，金钱能使人疯狂。当年，权力也曾使人疯狂。正是看到了有可能成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前途”，加上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一大批红卫兵头头“头脑发胀，全身浮肿”。它甚至使得文革无法收场。这时候，毛泽东就不得不抛弃红卫兵了。

　　我听到一个故事，很有些震撼。

　　１９７６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华国锋召开了各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讲话精神。四川当时的省委书记召开了省委全委会，提出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用土改时对待贫下中农那样的感情对待造反派。在此背景下，当年９月２日，他找重庆市两派的一位主要头头谈话，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位。能够被重新启用，令这位头头感激涕零。但还没来得及兑现，９月９日毛泽东主席过世了，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政治风云突变，省委书记的承诺成了永远的过去。

　　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位头头心目中的时钟却永久停留在了１９７６年９月２日。听说此君至今仍念念不忘这个职位。但凡朋友去看望，必说此事。其痴迷状，使我猛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此君文革后判监１５年，出狱后自然没有饭碗。当年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其度过经济难关。但此君心思完全在从政，思想感情顽固地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不善百姓日子，穷困潦倒，让人嘘唏不已。

◇　当年人们用脚投了票

　　文革前清华的在校生总数，我记得校方公布是一万零四百人。加上各类教职员工，清华园内总计大约两万人。１９６７年底到１９６８年初，六字班分配离校。那么，武斗前清华园内尚有一万八、九。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百日大武斗”前几天，清华园已经显现大规模武斗即将开始的迹象，人们纷纷收拾行李逃离清华园，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据笔者日记，当时估计留在校内参加武斗的两派总人数不超过一千人。这与蒯大富《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历史》中的回忆基本一致。那么，这一千人与清华园内一万八、九的总人数相比，仅占５％。假设留下来参加武斗的全部都是学生，以未毕业学生总数９０００人计，参加武斗的学生只占在校生总数的九分之一弱，即１０％左右。笔者当时仍然留在原住的２号楼，继续观察清华局势的发展。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清华最大的学生宿舍楼，几乎成为一座空楼。也就是说，清华园内９０％以上的人不参加，甚至反对武斗。这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用文字或口头方式表达反对意见，但他们却用脚投了反对票。

　　如前所述，当时清华的一般民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拥护并参加文革的前提下，对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文革思想产生了分歧。在众多人的参与下，清华内战初期，出现过对干部问题、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左和右的问题、教育战线斗批改等等问题的大辩论、大争论，并从而分裂成两大派。但这种争论并不同于百花齐放，更不是民主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这些争论最后都服从于对清华大学权力的争夺，目标指向是拟于１９６７年５月３０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委会的两派名额分配。５月３０日革委会流产后，争论逐渐变成了大喇叭上的各说各话，又很快转换成大喇叭、大字报上的相互谩骂。

　　在我的记忆中，两大派形成初始的大辩论、大争论时期，是清华两派的高峰期，也是两大派各自人数最多的时期。估计两派加起来总数在一万五左右。两派各说各话和相互谩骂局面形成以后，两大派事实上的人数逐渐减少，中间派和逍遥派队伍逐渐变大。１９６７年９月，在各方面做工作予以促进和两派群众的要求下，两派头头不情愿地商量成立“联合总部”，准备合并两大派组织。但“联合总部”虽然表面上达成了协议，但实际上一天也没存在过。“联合总部”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名称、名额、谁吃掉谁的问题。两派争论的实质再一次显现在群众面前，退出内战的人数进一步增多。

　　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武斗开始，退出或停止参加派别活动的队伍变成了清华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当年的历史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清华有一批人公开表达了停止内战、结束分裂、实现联合的强烈愿望。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９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所在地）大礼堂召开。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据了解，该大礼堂座位在１４００个左右。参加这次大会的，两大派、中间派、逍遥派的人都有。参加学习班的清华两派头头悉数被请到现场。大会发言踊跃，群情激昂。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也到会表示支持。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海军宣传队从旁进行了协助。据我所知，一千多普通民众向两大派头头面对面地表达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这在当时的北京，甚至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但几十年来，类似这样的历史真实，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内战和武斗是违背清华多数人意志的。今天写回忆录的人，几乎都是当年对内战或武斗比较积极的人。而当年用脚投票的多数人，几乎都不愿再去谈论那段令人厌恶的历史，当起了“沉默的多数”。众多的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对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

◇　结束清华内战不需要额外的理由

　　蒯大富的《岁月流沙》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反思和悔恨，情真意切。这是值得肯定的。沈如槐的回忆录却基本没有。但蒯大富对毛泽东发动“７２７”，看来至今没有想通。他的主要逻辑是，制止武斗是可以的，但毛泽东应该事先给他打个招呼。

　　蒯大富回忆录说，１９６８年“７２７”数万工宣队开进清华强行制止武斗，他之所以下令对工宣队大打出手，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毛主席派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此后的历史研究中，这种质疑越来越流行，甚至猜测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历史“真相”。笔者以为，这样的史学研究，完全忘记了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是史学研究的悲哀。

　　“全面内战”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出了那么多制止武斗的官方布告，派出了那么多解放军战士隔离武斗中的两大派，这些全天下人都知道。蒯大富的逻辑是，这些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清华两派的内战是否定的。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需要特别告知他是毛主席派的。那么，其中明显的逻辑是，如果不是毛主席派的，蒯大富将不会买账。这的确是事实。清华的“百日大武斗”前，北京市革委会举办首都大专院校两派头头学习班，要求两派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停止内战，实行联合。蒯大富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２月掀起的“二月春风”，蒯大富也置之不理。海军向清华派出的宣传队，分别向两派做了那么多工作，办了那么多各系、各基层单位停止内战的学习班，蒯大富更是无足轻重。那么，谁能解决清华的内战呢？两派头头们认为只有毛泽东。盼望停止内战、结束武斗的清华大学上万名师生员工，也意识到只有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以何种方式干预清华问题，具体干预的时候是否应该先征求蒯大富的意见，或者先给蒯大富“打招呼”呢？当然不应该。首先，这是毛泽东对全国都适用的公开的方针政策，并且长时间、反复多次予以重申。如果这些都不算数，要专门给蒯大富打招呼的话，那么全国所有省市、所有单位都可以像蒯大富一样，要求毛主席先打招呼。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施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政令统一？

　　蒯大富所谓应该先打招呼的逻辑，实际上是从“内战有理、武斗正义”的逻辑衍生出来的。你如果真心承认武斗是错的，那么谁来制止武斗重要吗？打不打招呼重要吗？

　　蒯大富打招呼论中还隐藏着一个逻辑，迷惑了众多的文革史研究者。这个逻辑是，蒯大富对毛主席特别有感情，毛主席的话一定会听。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清华，打个招呼，事情不就很顺利了吗？这个逻辑看似成立，实际上不成立。

　　不错，蒯大富的确是毛泽东亲自解救、培植起来的造反派明星。为此，蒯大富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坚定地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蒯大富像许多造反派领袖一样，强烈盼望从造反派领袖转变成文革新贵。变化了的地位，强烈的欲望，使蒯大富和一大批造反派头头，头脑膨胀。为了欲望，用各种借口对反对派大打出手。这时候，毛主席关于停止内战的所有招呼都听不进去了。这是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连绵的混乱，尤其是久制不绝的武斗，已经天怒人怨。毛泽东为了解决全国的这种局面，寻找突破口，出以重拳，已经水到渠成。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该怎么给蒯大富打招呼？找人带话？早就打红了眼的蒯大富完全可以不相信，可以说是假传圣旨。毛泽东把蒯大富请到面前，当面打招呼？这，蒯大富可能会被镇住。那么，全国各地、各单位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地照此办理？这个逻辑通吗？７２８召见时，毛主席也对蒯大富说了，一般性的招呼是早就打了的。蒯大富全身浮肿，头脑膨胀，听不进去。

　　固然，当年带领和指挥清华工宣队的人，例如迟群、谢静宜等，后来都是“四人帮”的人，他们统治清华期间给清华带来过数不清的灾难。但这并不改变毛泽东委派他们制止清华武斗的正义性。至于蒯大富说，是“右派”给予毛泽东巨大的压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抛弃了他，否则历史将会是另外的样子。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自欺欺人。

　　这种狡辩里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７２７”，谁想制止清华的武斗，打死活该！

　　这使我想起清华武斗刚开始时，一些反对两派武斗的人曾经想组织几百人的师生员工，在校内举行呼吁停止武斗的大游行。但当时的情况太艰难，敢于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达不到期望的规模，最终作罢。幸好这次游行没有搞起来。不然，清华园早在“７２７”之前，就血流成河了。

　　还有人以７２７制止清华武斗，采取的不是全“文”的方式，因而对其正义性予以质疑。我只能说，这是关在书斋中的学者的一种良好愿望。制止武斗，完全靠说服，只能是学者们的凭空想象，毫不现实。但工宣队在产生不少伤亡的情况下，坚持不带武器，不实行全“武力”解决清华武斗，应该说十分克制了。半文半武，是客观需要，丝毫不影响其正义性。至于全国有些地方，武斗的制止，采取文的方式多一些，还是武的方式多一些，需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对去收缴武器的解放军，进行武装对抗，后果自然是严重的。蒯大富下令对工宣队武装抵抗，毛泽东大感意外，极为震怒：“蒯大富反了？”。临时决定把北京“五大领袖”找来开会，于是才有了“７２８”召见。

　　对清华文革史的研究，不应该再陷入“打招呼”这种泥潭了。

◇　结束“全面内战”，代价沉重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角度讲，结束“全面内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源地。清华则是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地位举足轻重。毛泽东选中清华发动“７２７”，实施了文革的一个大转折。

　　回望历史，我们今天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结束红卫兵运动，就不可能结束“全面内战”，就不可能继续推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从文革的角度，毛泽东选择清华下手，显然抓住了牛鼻子。

　　红卫兵运动最终未能按照毛泽东的“引导”，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令毛泽东非常遗憾，而且很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结束了“全面内战”，同时也给文革自身沉重的打击。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可以解释，“７２８”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感情上那么亲密，为什么不久后又将蒯大富彻底抛弃的矛盾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最终走向毁灭，首先源于文革自身。没有文革，没有对法制与党纪的全面破坏，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泛滥，就不会有“全面内战”。“全面内战”也是红卫兵运动自掘的坟墓。因此，“全面内战”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文革的发动者本人。在此前提下，两大派红卫兵也有各自的责任。

　　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的，似乎文革中只有一个人错了，其它人都没有错。甚至史学家也在这样描述文革，这着实令人吃惊。

◇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据说，这是邓小平当年拒绝毛泽东，要他主持做一个拥护文革决定时的托词。这一方面显现了邓小平的睿智，另一方面也确是实情，而且是那一代老干部共同的实情。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主持做出否定文革的决定时，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近来的各种文革回忆录，对此颇有微词。

　　从桃花源中人的角度讲，当年即使有充裕的时间与合适的氛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一批老干部，由于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们也确实说不细致。即使到了文革早已冷却的今天，那些当年并不在桃花源中的人，能否正确地说出当年的“细”，恐怕还需要打个大问号。

　　正是由于当年对文革的认识上无法“细”，所以在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上，也就只能“粗”。“粗”，只要大体正确，还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但太“粗”，就会留下一些问题。

　　例如文革的责任问题。显然，文革有毛泽东的责任，有“四人帮”的责任，也有造反派的责任，另外还有其它方面的责任。如果混在一起，就太粗了。如果能将其大致分清，那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大有好处。我以为，一些清华校友对那一阶段至今不能释怀，从而难以真正走出文革，这恐怕是一重要原因。而文革的责任问题，又同文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关，同对这些过程的认识和分析有关。当然，要细致地总结文革，还不止这些。

　　对文革认识太“粗”，还容易使文革妖魔化。科学地总结和研究文革史，以及文革以前建国以后党的若干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需求。

　　粗线条地总结文革，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特殊需要。但不能永远只有粗线条。粗线条不能回答人民群众对历史可能提出的若干问题，不能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当这些疑问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其它答案就会趁虚而入。这就容易导致文革的妖魔化。

　　事实上，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很长时间了。对文革的妖魔化，必然对毛泽东妖魔化，对中国共产党妖魔化，对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妖魔化。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但无论如何，在那个从文革转向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只能快刀斩乱麻。过多地指谪“宜粗不宜细”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能用科学发展观来研究、解决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也有可能用科学的历史观去研究和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认识问题。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　关于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教训。所以，对文革的回忆与论述，至今连绵不断。不过，由于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所处位置不同，记忆和感受常常大不一样。

　　叶志江学长向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校友们发出了“走出文革”的呼声。我深深地赞同。但要彻底走出文革，必须在内心彻底否定文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利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

　　防止文革或者类似于文革的事情再次发生，应该是最重要的反思。

　　有校友提出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最后历史责任问题，主张大家把“文革的事实”留下来。但从不同的眼球看出去，“文革的事实”差异是很大的，甚至于完全不同。照相似的文革，恐怕留不下来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把什么事实都留下来。所以，还是有一个观点、角度的问题。写回忆录，或者研究文革史，如果方向不对，它的作用就是负面的。我们这些奔七的人，的确有一个“最后的历史责任”。怎样才是对历史负责，恐怕应该三思。

　　蒯大富的回忆录有一个问题说得很好。他说：“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痛苦记忆，充分说明，民主必须置于法制之下，民主必须有序。否则，只会导致“暴民政治”。大民主其实就是专制下的“暴民政治”，丝毫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想到那里，说到那里。错了的责任由我自负。欢迎校友们批评、指正。

本文引用的一些内容，请参考以下目录：

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第二版。
二、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三、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出版。
四、１９６８.７.２８毛泽东主席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韩爱晶整理。
五、《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１９７６年４号文件）。

〔李仕林，男，１９４７年生。清华大学土建系学生，１９７０年３月毕业离校。〕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５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