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月才：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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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真实而有思想的文革画面
——读王复兴《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孙月才

　　读完王复兴君的电子版《回忆录》，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实。作者以惊人的记忆力将北大的文革画面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燕园大乱到“８.３１”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其细节再现，十分生动，如临现场。《回忆录》涉及的重要事件，言必有据，令我回想起许多北大的文革场景，是与复兴的记叙吻合的。真实不仅指客观事件，也有内心的真实。汪篯是历史系第一个自杀的史学家，复兴因参与批斗，而深感“罪过”，“追悔不已”。面对王家三代的文革遭遇，坦呈自己的情感波澜，尤其是对父亲“右派”问题的矛盾心理，对祖父和两个弟弟苦难经历的悲愤，多少年后，读者也会为之动容。文革中，家庭被政治伤害得千疮百孔，王家的命运是文革中千家万户的一个缩影，但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一部爱国家史。其祖父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即与张学良商略“兵谏”事是有史料价值的。后来祖父、父亲在海外又为国共合作做了贡献，作者七岁时和家人一起回到祖国，但在文革中，这都成了复兴的“历史污点”。文革中的家庭遭遇，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回忆录》提供的史料殊为可贵。

　　研究历史重在理解历史的意义，其前提是事件的真实性，包括细节的真实。《回忆录》重视细节。大事件的重要性都是从细节的真实中体现出来的。历史的生命在细节中。细节中透露出人性的善恶美丑，更易为后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作者出身北大历史系，该系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师，这对复兴都有直接间接的影响，使《回忆录》严守“秉笔直书”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回忆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思想性。作者在叙述一些历史事件后，往往对这些事件作一些思想上，理论上的分析评论。这些反思对文革研究是有启发的。这里谈一点我读了以后的一些心得。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事件分析是，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一个“阴谋”呢，还是有其客观必然性？作者除了调查大字报当事人的亲历外，还根据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和北大的实际动向，断言产生第一张大字报的决定因素，其一是中共中央关于清洗党内走资派的“５１６通知”，其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际饭店”会议）中，反陆平一派的党员受到打击压制。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大字报由聂元梓领衔是偶然的，在北大出现这样一张大字报则是必然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阴谋论”。澄清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大字报对上至毛泽东，下至千百万群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我还可以说文革后对聂元梓的判“罪”最真实的原因是这张大字报，只是不好明说而已。有些人总是喜欢对历史的真相按主观的政治意图任意涂抹，对历史的当事人，或捧到天上或彻底地妖魔化。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大字报的“阴谋论”仅一例而已。

　　其次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遇害。《出身论》挑战特权，提倡民主、人权、人人平等，作者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判为死刑。从《出身论》的思想到作者的惨死，复兴认为确实存在着一个脱离官僚话语系统和目标的“人民文革”。“人民文革”的思想与“中央文革”是对立的，这就注定了它的悲惨结局，但也注定了“中央文革”的失败。“人民文革”这个词儿我还是第一次读到，这是一个极有创造性的概念，它深刻的理论内涵，以及它与“中央文革”的对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话题，值得文革史研究者重视的。

　　乱世有各种思潮的碰撞，它是可以出思想家的。但中国的文革“雷同毁异”，“世不容哲”，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只能出现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惨剧，和王若水因反极左思潮而被迫出走。

　　第三，是反左反右之争。左右之争几乎贯穿文革全过程。从中央到基层，尤其是北京、北大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复兴对这个过程和斗争的实质作了分析，主要集中在１９６７年的北京和北大。他认为１９６７年在北京、北大两种思潮斗争中，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其实质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它属于“人民文革”范畴。

　　我认为复兴的论述符合史实，其论点也是对的。想补充一点的是反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也包括北大“井冈山”的一部分负责人和群众，而新北大公社也并不是全体都自觉认识到反极左思潮的重要性及其实质。我由此也想到老帅们反中央文革的所谓“二月逆流”。我们当时还附和着反“二月逆流”，那是因为对中央文革的本质还缺乏认识，但在思潮上和老帅们一致的，都反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也许我们和老帅们追求的具体目标有所差异，却都可汇入“人民文革”这一潮流。事实上，“人民文革”最终在文革中是受“中央文革”迫害的。文革以后，老帅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对待红卫兵却是极其不公正的。红卫兵中违法分子理应受到惩处，但其整体不应蒙受屈辱。“红卫兵”是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群体，要体现历史的真实。现在不管是影视中的还是舆论中的红卫兵印象都是一群盲从的愚昧的凶神恶煞。实际情况应该远非如此。

　　复兴在《回忆录》中已说到，北大校园内的众多文物经过文革毫发无损，这是因为两派达成协议，不准损坏任何文物！再看冯友兰先生的反应。红卫兵在冯家发现一张印有卍的花边纸，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解释，纳粹的标志是卐，与起源印度表示吉祥之意的卍毫无关系，红卫兵表示信服。冯先生说，他“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我解释，而且还相信我的解释，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１７３页）。我再引一段李泽厚先生有关红卫兵的论述：“二十年前忠实履行‘斗私批修’，‘下乡上山’，以及在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自杀决不投降的那些纯洁、无私、勇敢、禁欲主义地献身革命的红卫兵们，尽管文化大革命以喜剧式的‘四人帮’被捕收场，留下来的是惨痛伤痕和平均化了的贫困，但这些年轻生命的意义，难道就以‘愚昧无知，上当受骗’而因此一笔勾销。”（李泽厚《己卯五说》第１１３页）哲学家的明达和勇气，让李泽厚先生公开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政治家中大概除了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外，谁也没有为红卫兵说一句公道话！红卫兵是真诚的，是盲目的，是勇敢的，也是可怜的。一切都源于那个时代始终没有确立起独立的个体。

　　历史的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红卫兵运动必须彻底否定，但“彻底否定”并不是把红卫兵妖魔化。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红卫兵是有理想的一群青年人，这种“理想性”有其真诚，感人的一面，这些并不会因为文革失败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盲从毛泽东而失色。理想有着某种穿透力，是不会毁灭的。震撼世界的中国红卫兵运动启示是一部血泪史，它以悲剧告结，但青年人的真诚、追求依然是有其生命力。

　　最后是对聂元梓的判决问题。《回忆录》以事实和逻辑驳斥了法院“判决书”的强词夺理。断言聂案是一个“冤案”，是一个重创了法律的政治判决。我深有同感。

　　对聂的判决真的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了吗？仅举一例，“判决书”指控聂的一条重要罪状是，邓朴方致残系聂指使他人对邓“严刑拷打”所致，时间是６８年４月７日。复兴说，邓的受伤致残时间是６８年８月３１日，其时学校已由工军宣队主政，致残原因是邓在顺外墙水管下来时水管断裂所致。我以为，在关于邓受伤致残的种种说法中，复兴提供的是最可靠的“版本”。在邓受伤后没几天，物理系的一个同学（与邓同系）曾在一个教室内对我说起邓受伤的经过，与复兴说的完全一致。这个同学时穿白底浅格子夏装，由于天热，讲述时脸上还冒汗。这件事我曾在２０１５.７.２０给胡宗式的信中讲过，只是时间误写成１９６７年了。但事发夏天则是肯定的。“判决书”说是４月，但北京的４月还可穿毛衣，怎会穿短袖夏装，更不会冒汗。那个同学告诉我，邓受伤后，住院由其妹邓楠陪护。邓朴方，邓楠都还健在，他们都是诚实的人，法庭为什么不向他们求证真相？我的《文革十年日记》出版前，对日记中提到邓朴方是校文革成员时，想对他的致残原因在“注”里做个说明，但考虑到邓的艰难处境，我回避了。我在这里说了是为了给复兴的“版本”提供一点佐证。复兴还驳斥了“判决书”说文革初期聂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革初，怎么会有什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呢？人们只知道他们都是中央领导人。这样罔顾事实，不讲逻辑的判决，能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吗？引而言之，对首都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的处理、判决都合理合法吗？贫乏的法律素养，薄弱的法制意识，会让这些判决留下后遗症，却可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很有分量的案例。

　　２０１４年中秋我见到聂时说：你别再奔波了，历史会还你真相的。她临时挥笔赠我一幅字：“道通为一”。《回忆录》且叙且议，作者长于理论分析，对文革事件的反思时有亮点，有的看法是很“异端”的。诚如马云龙“序”所说：“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允许他“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革蔑视人的尊严，是人性的悲剧。然悲剧可以陶冶人，是对人的精神上的去芜存精的淬炼，受苦难而超越苦难，从而达到民族的、个人的精神上的提升。文革后，经历过“烈火”而头脑仍然清醒的人，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守理想而继续奋斗者，他们是民族的精华，中国的脊梁。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革已有相关“决议”，无须人们再化力气去研究了。这种观点未免短视。是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并未穷尽文革。“文革”是一个有血肉的多面体，如果没有人们不断地提供史料，不断地深入研究，人们就会忘乎所以，重蹈覆辙。重要的不仅是记取文革，而是要吸取教训。否则，即使反对文革的人，气候一到，又会重演文革。人们记忆犹新，被人称为“小文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反对自由化”运动发生在１９８７年。两个运动的名称多么“义正词严”，决不亚于文革初期的“社论”。如果广大知识分子忘了文革的教训，完全可以再被鼓起“革命热情”，再次投入到这伤人的运动中去。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有忧患意识了，他们用行动抵制了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尽管已经伤害了一些人。禁忌研究文革的人也许为了稳定。人民总是希望过太平日子的，知识分子只求一张平静的书桌。要讲稳定，首先是上层要稳定。从文革到“清污”到“反自由化”，无不是由上而下鼓动起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是会明辨是非的。有一篇讨论文革的文章，涉及道路、理论、制度问题，不乏精辟之见。但说文革失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轰然倒塌”，似有夸张。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对于资本的分析都是极为有力的，其以人本为核心的价值观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生命力。过去漠视了这一价值观，教训惨痛。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辩论，应该说我们更接近马克思了，因此时时有“回到马克思”的呼声。还有一部境外出版的有关北大“牛棚”的回忆录，其“导读”的作者说，毛泽东的文革所为，远非希特勒辈“所能望其项背”。这样的说法，我认为是过分了。这篇本来还写得不错的“导读”，由于这个原因就偏狭了，对这部相当优秀的回忆录也是不公的。毛泽东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其个人犯过严重的错误，自然需要人们的批评和反思，但似乎更应该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做充分的分析和思考。在这方面，国外严肃的学者所做的毛泽东研究还是很认真的。毛最大错误是关于文革的理论、路线的错误。其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复杂的，这非常值得认真研究。诚如王复兴君在《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这背后何尝没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文革的后果远非毛所能预料，也不是他所能控制的，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毛反对官僚体制是为了追求平等，但他没有解决好个体自由、个体权利、个体尊严的问题。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他不知道，个体自由受到压制的所谓平等，充其量也只是精神普遍贫困化的平等。这怎么可能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呢？毛泽东至死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没有经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他的惨痛教训是人们反思历史、反思文化的一笔精神财富。一个俄国寓言说，一只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一只鸡永远飞不到鹰那样高。

　　文革之于中国的执政者，应该如《圣经》中说的使徒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保罗再三祈求上帝拔掉这根刺，免得继续受折磨，但上帝出于对保罗的爱护没有同意，他要让这根刺时刻提醒保罗知道自己的弱点、局限，鞭策自己不断进取。现在，人民就是上帝。

　　早在北大我就与复兴相识。他是一个诚挚的人，一个理智而温和的谦谦君子。我们现在远隔重洋，近半个世纪未见一面，但当年的王复兴还历历在目。我在《回忆录》中读出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王复兴，只是他阅历更丰富了，更有思想了，身在异邦写《回忆录》表明了他对祖国的拳拳之忧，令我相信，王家的爱国之情将代代相传。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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