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tuffy05

转自http://zyp1965.blog.dahe.cn/archives/2006/34877.htm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

１·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

　　我小时候因为好看闲书，经常从家长买菜的提兜里偷得几分钱，放学后到城根儿底下的小人书铺坐上几个钟头，结果功课老不长进，后来只考上了一所二流中学。
　　一天吃晚饭时听家长聊天，说有个中学生反映初中语文课本里《牛郎织女》一文说牛郎偷看女人洗澡，并用偷衣服的办法迫使织女嫁给他是流氓行为。古文《爱莲说》宣扬士大夫清高。果然，第二年的语文课本里删去了这两篇文章。
　　我上中学以后，开始对数学感兴趣。不知怎的，和班上同学弄成这样一种习惯，在自习课上，谁先解出一道题，就马上喊出答数，以炫耀自己解题快捷。别的解题快手一听到答案，立刻放下自己手中尚未解完的同一道题，而转入解下一道题，以便也能抢个先手。这当然违反课堂纪律，不时遭到班干部的呵斥。当班干部的多把精力放在打小报告以邀宠上，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自习课上喊答数频率最高的集中在我们五、六个人。这些人也比较要好，想方设法地玩，有点精力过剩。学生对教自然科学课的老师多好感，特别是我们这些男生。我们对老师的评价是：第一要有学问，不致当堂被学生的问题窘住，第二要随和，不充老大，第三要年轻漂亮，特别是女老师。
　　我最恨的是政治课。我们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年近三十岁还找不到对象的男老师。他上课时总板着面孔以示严肃，对课堂纪律要求极其苛刻。他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政治大名词，大概只有班干部才听得懂。平时他总是把头发梳得油亮，但衣服却是又脏又破以示艰苦朴素。一天上课时，他那条又脏又旧的皮带扣上以后，忘了把皮带末端插进另一侧的裤腰里去，吊在两腿中间，随着他的抑扬顿挫晃来晃去。我旁边位子上一个“坏小子”悄悄对我说：“你瞧，咱们X老师的皮带多象条驴鸡巴呀！”我听了赶忙捂住嘴，怕笑出声来。
　语文课里如《牛郎织女》和《爱莲说》都已删去。代之多是阶级教育和英雄模范事迹，已经与政治课无异，也无甚文采，故我也不喜欢语文课。其实这种不喜欢并不妨碍我广泛涉猎文学名著。

２·批判《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
　　文革开始时，虽然我已经知道不少海瑞的故事，但对于批判《海瑞罢官》代表了什么官方讯号，实在一无所知。并且觉得清官总比贪官、昏官好罢。后来政治老师说：清官、贪官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一样的坏。且清官对这种维护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所以更坏。此话似乎有理，姑妄听之。
　　紧跟着批判《燕山夜话》。我当时很喜欢读《北京晚报》上连载的《燕山夜话》，而那些批判文章却看不大懂。直到报上发了个蒙古名字的作者写的批判文章，说《燕山夜话》里的科普小品《金龟子里有黄金》是在为赫鲁晓夫说好话，因为赫鲁晓夫这个字在俄文里是“五月金龟子”的意思。虽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还是不由得不佩服邓拓的知识广博和那蒙古人破解能力之强。

３·最后一课
　　忽然一天，上午第二节课的铃声响过了，我看见同学们交头接耳地走进教室。那位最受同学爱戴的几何女老师走到讲台上，和平常一样满面笑容地和学生商量，这节课还上不上？学生们听说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上课，都象笼中鸟看到那笼门打开了一样，乐得自在，当然一齐大叫“不上喽--！”。想不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我打听了一下，原来前两天报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中央向北大派了工作组。现在这股风传到中学来了。其实我已经从报上看到了这些消息。不过这与我何干，谁去琢磨它呀！
　　大约就在这几天传来了毛主席指示(那时还不叫最高指示)：“老师不要把学生当敌人对待。学生上课可以不听讲，可以不交作业，可以睡觉。”我听了真佩服他老人家的洞察力。将来如果真的教育革命了，我就不选这样的政治课和语文课。政治老师就是把学生当敌人对待。班主任玩弄权术以控制学生。班干部都是老师的狗腿子。
　　不知出自什么原因，老师曾有几次扶持我当班干部。但我对监管同学没有热情，除了收作业，喊口令外，其他一概不管，还和调皮的学生一起淘气，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所以每次都是还未到任期满就被解职，以至成了班上的“民主人士”。
　　每次选班干部。老师都把我们这些中游基本群众召集到一起，内定候选人。第二天这些人的投票全和老师的意图一样。所以每届班干部都是那几个“勤于向老师反映情况，勇于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人。我总觉得，除了这口号说词的不同外，他们和革命回忆录里的工贼无甚两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都有本事逃避下乡，并很快地入党提干。如今的“第三梯队”大约又是由他们组成的吧。
　　中国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在每个班上分出管人的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到中学的团支书、校团委委员，再到大学的党支书和学生会主席，直到社会上都是由他们负责监管别人。这种人就是所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些干部苗子练的都是童子功，以至于他们已经不会想象不管制别人是一种什么滋味。
　　文革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某个从小一贯表现好的干部苗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某大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工作，却大发牢骚，抱怨领导不重视他。其实他在那里不过是个芥菜籽大的人物。
　　那时还有的大学里发现学生党支部书记偷东西。其实这并不奇怪。那种政治工作就是把人训练成不以盗窃为耻，却以不受领导重视，不能监管别人为耻。
　　而占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从小就处于一种受到班主任、家长和班干部联合编织的监视网里，动辄得咎。我从来也不曾嫉妒过这些争宠拔尖的班干部，因为我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所痛恨的是他们恃宠而骄，仗势欺人，并经常以到老师那里出卖我来作为他们自己邀宠的本钱。所以我对自认为是旨在去除这种班干部制度的教育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是打心眼里赞成的。

４·工作组
　　停课的那天全校沸腾，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下午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别的大学向中央要求派工作组，有的中学也向团中央要求派工作组了。我们学校一个据说可以上课不用讲稿而能滔滔不绝于口的高中政治老师听说以后，也带头跑去团中央。
　　果然，第二天下午工作组来了。我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外边，见到几个土头土脑的青年男女，背着很脏的行李走进学校。第二天才知道他们都是刚从四清工作队调回来的。
　　工作组进校不久，开始批斗党支部书记。我们学校的党支书是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嫁了个更高的大干部。现在想起来她不过平时穿着比较整洁。人家到底是大家子出身，不那么小家子气。
　　忽然一天，听到学校大喇叭高喊，要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到操场上集合。我们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出身，大家都到操场上看热闹。原来是几个高中生正在慷慨激昂地指责工作组。当时我们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他们中有人是“大院”里的高干子弟，消息灵通，听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事，也学着干了起来。
　　这两个附中还算创举。我们学校的人不过跟着瞎起哄罢了。总之工作组撤走了，灰溜溜的。那个上课不用讲稿的政治课老师又表态“坚决支持”这些过去挨他教训的学生了。
　　后来工作组又回来作检查，再后来见到他们也都戴上了红袖章，再后来听说他们有的又挨整了，有的还自杀了。总之，当过工作组的人很多下场很惨。他们多有积极向上的热情，只因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次既然是“资反”路线，那么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参加造反派就是正确无误的选择了。这当然是正常正确的逻辑推理。只是在中国只讲辩证法，从来不讲逻辑。等那“三支两军”的大兵一到，由不得申辩，他们又都成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分子”，弄得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概自杀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５·当上红卫兵
　　我那时对清华附中首创红卫兵还是佩服的，却对“红卫兵”这个名字不以为然。这名字很象“党卫军”，而且既然是造反，何以还要用个保卫的“卫”字。保卫即保守，还怎么造反？后来我看到它校红卫兵写在墙上的“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时，马上联想到一个能胜过他们的标语：“红色法西斯万岁！”
　　工作组走后，学校里的高中生成立了两个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一个是以学生干部里的红五类子弟为主。另一个则以比较调皮的红五类子弟为主。全校四个学生党员中有三个在第一个红卫兵里。一个是第二个红卫兵的头儿。其实他们过去一直受旧校领导的恩宠，也不知道造的什么反，诉的什么苦。反正他们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人，当然，眼下什么时髦就追什么。
　　我回家问自己的家长，我算什么出身。家长驳斥我说：“问这个干什么？！你有再好的出身，自己不努力，还不是一事无成！”
　　我说学校里组织红卫兵，让大家报出身呢。家长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说：“那你就算职员吧。我们都是国家职员。”
　　第二天我就报了个职员出身，不料另一个同学问我：“你爸爸是不是党员”。我说“好象是。”他说：“那该算是革命干部”。从此我才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而同时发现过去班上那几个解题快手除了我以外，都有家庭历史问题。
　　我在红卫兵登记表上开玩笑，出身写成“革命职员”，父名写成“赵谋仁”（赵某人），母名写成“牟适”（某氏）。记得那些忆苦思甜报告总是说：“你们都是在蜜水里泡大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日子过着，成天在蜜水里泡着，造反不过是说说玩而已，哪能当真呢！
　　因为我一贯不愿意受班干部的鸟气，所以选择参加了第二个红卫兵和他们做对，心里颇有点幸灾乐祸劲头。特别是见到平时又怕又恨的政治老师和班干部翻过脸来向我们低三下四时，那心理状态和阿Q扛回了一包省城里的东西而遭遇到平时作尽威福的乡绅们尊敬时一模一样。
　　同学中只除了班干部向我们低声下气之外，别的同学，特别是过去的朋友仍然平等相待，照常一起出去郊游，不以政见坏交情。

６·第一个“破四旧”场面
　　我对“破四旧”毫无思想准备。小时因为没能考上寄宿学校以摆脱家庭的监督而倍感遗憾。红卫兵一成立，占据了一座教员休息楼，里面有几张床。我白天玩得太晚了，懒得回家，就找张空床睡一宿。
　　有一天半晚十二点左右，忽然一个守电话的高中红卫兵把我们叫醒，说“有情况”，要大家起床整队，准备出发。我被大家弄醒，睡眼惺忪，嘴里咕噜着牢骚话，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街上很静，已无公共汽车，我们步行了总有四五站地，在一个胡同口见一中年妇女向我们打招呼，然后把我们领进那条胡同，拐了几个弯，走到一个小四合院门口。我们就排着队进去了。
　　在门洞了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站在黑暗里。那几个妇女显然是街道积极分子，警察当然就是负责这个管片的户籍警。我心里老大不高兴，却原来你们街道和警察做眼线，让我们红卫兵打头阵，你们都藏在后边。我似乎已经意识到，我们是被人当枪使了。可是人已经到此，也不能不进去。
　　我们往里走时，见一群另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往外搬东西。原来已经有人在抄了。那被抄的人家住在小四合院的东北角。抄他们家的原因是因为那家的老太太是教徒。
　　我们走进屋里，见那老太太头发已白，毫无反抗地站在屋中间，还说着平时招待客人的客气话：“来了，请进，坐一会儿罢。”一点没有阶级斗争的气氛，弄得我也象到生人家里做客似的很不好意思。
　　我们从老太太屋里鱼贯而过。这间小屋子只有九平方米大小，看得出来，平时收拾得很干净。唯一与众不同之处是靠东墙放着一架立式钢琴。
　　在我前边走的一个红卫兵拿起桌子上的一个多棱玻璃球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似乎想抄走。我拿过来看了看，告诉他：“这是镇纸用的，玻璃的”。说完又将它放回原处，然后走了出来。
　　从院子里出来再次走进门洞时，黑暗中一个居委会的女人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小声说：“那西屋里还有一个圣象呢！”
　　我无法，在此地也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转回身去。这时那教徒老太太已跟在我们后边走出来相送。我拦住她，折下腰来，学着电影里解放军对待房东老太太的样子问：“老大娘，是您的西屋里还有个圣象吗？”
　　老人慈祥地说：“是的，是有一个，不过那西屋门锁着呢。”
　　我不愿意逼这么善良的老太太交出钥匙，虽然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可这时那居委会的女人已悄悄走到我身后，用手指捅我的腰眼。我明白她是要我去追逼那西屋的钥匙。
　　我心里极没好气，又不便立刻走开。于是我问那老太太：“老大娘，您是信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天主教。”
　　“那么说，西屋里的圣像是圣母玛利娅像，不是耶稣被难像了？”
　　“是的，是圣玛利娅。”
　　其实我一个文革前的初中生，对宗教的全部知识仅此一点而已，却在这么个场合用上了。我不想再打搅这位老大娘，又嫌那居委会的女人讨厌，于是向那老太太说：“大娘，没您事了，您回去吧。”
　　老大娘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转身回屋了。
　　我看着她进了屋，才走出那院子。我猜，我这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红卫兵不去追那圣象，居委会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追。她们才不肯当面得罪她们的邻居呢。这个圣象说不定就算留下了。
　　我站在门口想这位老太太对那圣象的态度与我们这些抄家的红卫兵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态度似乎有某种相似。可我不能说出来。这时我听见身后一个先来的那个学校的小女孩在和旁人小声说话：“呦！他还知道什么玛利娅，天主呢！”
　　我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心里说：“就凭你们这点水平，也配出来抄家。”
　　被抄的东西装在一辆卡车上，到底抄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只见先来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正在往车上爬。我们步行了半天很累，也想搭这辆车回去，可是被我们学校的领队拦住了。他向已在车上坐好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说：“把你们抄的存款交给我们，由我们去上交”。
　　只见一个穿旧军装的小男孩把背着的一个军用挎包紧紧地抱在怀里说：“不行，这是我们抄的，我们去交。”
　　双方争执了一会儿，那小男孩说：“这存款不能交给你们，谁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而且你们立场不坚定，把阶级敌人叫老大娘。”
　　这话显然是指我。我一下气得火冒三丈，刚想上前和他们论理，骂他们狗屁不通。却被我们的领队拦住了。他说：“好！这存款和这车上的东西全是你们抄的，你们去上交。我们没抄任何东西，也没插手，所以我们也不负任何责任，全由你们负责。”
　　那小男孩显然是他们的领队，不屑地说：“谁要你们负责了？！别想抢摘胜利果实。”说完，就命令汽车开走了。我们学校的人一个也没上去。
　　大家正要往回走，不料那几个居委会的人又拦住我们说，那边还有一家，于是领我们又拐进了别的胡同。

７·第二个抄家场面
　　弄不清拐了几条胡同，也进了一个四合院。那院门开在东南角。这时我发现也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外的阴影里。领我们来的居委会的女人和他咕噜了几句，就让我们进去了。却原来这里也已经有人在抄了。
　　我们走进此屋，只见两个穿着比较时髦的小伙子低头站在一边。原来这家是个航模爱好者。衣柜上，桌子上，墙上摆放着好多大大小小的飞机模型。其中最大的一架差不多有一米长，草绿色的胶纸蒙皮，里面是木制骨架。显然费工不少。前头装了一台小发动机，驱动一付铝制螺旋奖。这个制作者显然是个内行。只见一个先来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一边骂，一边把那架最大的飞机扔到地上，然后猛然踏上去。
　　　看着这情景，我本能地要叫出来，可想起刚才落了个“立场不坚定”。只好把这一喊变作了一口倒吸气。只见那红卫兵连跺了好几脚，一架不知费了多少工夫精工制作的航模碎烂的无法收拾了。
　　我在屋里转了转，见窗台上放着个小盒子，上面写着“乙醚发动机”。我拿起来打开一看，是另一台尚未用过的小发动机，很精巧。我掂了掂又把它放回原处。这一晚总算没白跑，知道了这种发动机原来是用乙醚作燃料。
　　按说一个航模爱好者不属于阶级敌人，本不该抄。而除了这些航模外也无甚可抄。那几个先来的红卫兵肆意毁了一通以后，突然其中一人大叫：“你说，你为什么用黑框装毛主席像，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见叫声，过去一看，原来正对门的堂屋北墙上挂了一个在当时所能买到的最大号的毛主席像，装在一个质量相当好的镜框里。那镜框的木头是紫檀的，故是黑紫色。我在故宫见过紫檀家具，所以知道。本想代那被抄的人解释一下，又怕再落个“立场不坚定的”，就没张嘴。
　　我问一个先来的红卫兵都抄了些什么？他说抄的东西都在警察那里。我走出院门，向那警察要来抄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付拳套和一把精良的匕首。我把他们还给警察，并问这家是什么成分。警察说是“流氓”。
　　那时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只有流氓才玩拳。可我又很奇怪，既然是流氓、坏蛋，怎么家里有那么精致的毛主席像呢？老实说，直到八三四一部队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之前，我们家都没有一张毛主席像。我也稀里糊涂，便找到屋里我们学校的领队悄悄地跟他说：“走罢，没什么意思。”
　　他点点头，在我耳边小声说：“你先溜回去。我再通知咱们学校的人一个一个悄悄走。”
　　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人溜了出来。不料刚走过那警察，他身后那几个街道积极分子又走出来拦住我说：“你怎么不抄了？快回去抄呀！”
　　我急中生智，马上问道：“公共厕所在哪里？”
　　她们领我拐了个弯指给我看厕所的位置。我还真有点憋得慌，进去撒了泡尿，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朝另一个方向拐过去，赶紧溜回学校了。
　　等我躺到床上后，别的红卫兵才一个个陆续回来。最后一个是领队。大家把外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摔，骂道：“真他妈没劲！”

８·老红卫兵倒台
　　从此之后，不管别人怎样动员，我也不再参加抄家活动了。紧跟着毛主席连续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然后是大串联，回来以后我们这首批老红卫兵又成了和当初反对的工作组同样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想起当初“破四旧”干的事，真是缺德。可是见到前不久还向我们低声下气的同学，翻过脸来组织对我们的批判也真恶心。其实我们并无对同班同学的劣迹，而他们却并不留情。倒是那些过去要好的，真正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虽然疏远了，但并不热衷于整我们。还是过去一贯当班干部的那些人最下得了手。他们由于没有红五类出身，而在从小得宠的青云路上有两三个月不能春风得意，好象非要加倍报复回来似的。幸亏我们到底有出身这块牌子保护，军训团才没让狠整。
　　我们学校那个上课不用讲稿的政治课老师又拉了一派造反。几个月工夫，他已经是第四次改变政治立场了。
　　再后来，我也成了“黑帮子弟”。我家也数度被抄。在抄我们家的父母机关同事中，从未感到丝毫象我抄别人家时的那种不忍和退缩之情。大人比孩子更丧天良。这时我才意识到根本就不是什么“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地地道道的“身在祸中不知祸”。
　　临下乡前，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家里来饯行，却被街道积极分子叫来警察把我们都抓去派出所，还得等挨了一天批斗的家长回家后再去领人。抓我们的罪名就是“流氓”。证据就是那几个空啤酒瓶。

９·学生仍旧是敌人
　　经过天老地荒的插队，我才在恢复高考以后上了大学。距离文革爆发时的最后一课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了。到大学里一看，老师还照旧拿学生当敌人对待。系里管政治思想的干部定期用扣政治大帽子的办法训学生。班干部依旧玩弄权术上拍下压。
　　我们班唯一的党员在事隔十年之后，还在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靠拢军训团而成功地逃避了上山下乡。然后他让同学写入党申请书。凡写了入党申请书的就成了一伙，几个人轮流当班干部，直到毕业分配。最好的名额都被他们私分了事。
　　当年我最欣赏的毛主席指示，“老师不要把学生当敌人对待。学生上课可以不听讲，可以不交作业，可以睡觉”，竟然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贯彻。我因为上课睡觉而受到系里训斥时，就以毛主席这个指示质问系领导。可他们没人肯正面回答。

１０·谁是教唆犯？
　　我作为一个“破四旧”的参与者，虽然经历了两个抄家场面，但未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红卫兵倒了以后，再也未参加任何组织。既没打过人，也没整过人。所以我才有胆量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如果没有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我是有正常是非辨别能力的。我在抄家活动中当了逃兵，可是没有站出来制止，但这不能算没有勇气，因为我的正常是非判别能力都被我的伟大领袖、党的报纸和老师们给弄糊涂了。
　　中国的法律中有个“教唆犯罪”，是指教导别人如何犯罪者的罪行。“破四旧”那样大规模的侵犯公民利益，当然是犯罪。但能让我们这些尚不足法定成人年龄的孩子负什么责任呢？！
　　应当为此负责的首先是亲笔写下“破四旧”指示给彭小蒙的毛泽东。如无此信，断无“破四旧”之举。再有就是所有的政治课老师和一部分语文课老师，以及所有为虎作伥的学生干部。尤其是每个学校都有那么几个特别嚣张的校团委委员和学生党员。不是他们多年的蛊惑，小小的孩子不会那么易于鼓动。
　　“破四旧”最直接的教唆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人民警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那些从未进入过社会的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谁家该抄，谁家不该抄。如果没有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系统指导，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是不可能的。
　　我们那次行动就是被居委会的电话招去的。事后我问过许多别处抄家的红卫兵，他们全都证实了这种指导。然而这不名誉却要由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背着，永远背着，承受着千古骂名。

１１·缘尽文革
　　其实中学文革的各派之争，并不是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之争。说到底，是干部苗子和干部苗子之争。文革前争宠拔尖的班干部和团干部内部，红五类出身的干部苗子因为在文革开始后有先天优势可恃，而把仗势欺人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同类，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干部苗子。后来批斗老红卫兵时，自然是这些也曾争宠拔尖的非干部子弟的干部苗子最有报复激情。
　　我虽然也是干部子弟，却从来不是干部苗子。所以在我看来，老红卫兵也罢，造反派也罢，四三派也罢，四四派也罢，凡热衷派系争权与批斗者都同样不是好东西。
　　我下乡以后每次回家探亲都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深夜的户口检查，并撵我离京。久而久之，我渐渐明白，这天下，这党，再也与我这样的干部子弟无缘了。
　　我是老三届的初中生，文革前因为反感于老师和班干部、团干部的整斥，从来也没写过入团申请书。后来也从不曾入过团。文革结束后又因为出身好而被动员写入党申请书时，我反而以不曾入团者没资格入党为理由，貌似谦虚地搪塞了过去。
　　直到今天，我所参加过的最后一个政治组织仍然还是当年的老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