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兴：评舒声对《抢救记忆》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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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舒声对《抢救记忆》之评（上）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

王复兴

　　《文革博物馆通讯》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ｚｋ１７０３ｂ）刊登了北大校友舒声的《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一文。笔者首先感谢舒声校友对拙作的全面评价及校对、指误。舒声此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许多方面，笔者对舒文的许多观点和所述史实不能认同，本文仅就舒文涉及北大文革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与舒声商榷并阐述如下：

一、关于北大１９６７年分裂的原因

　　北大为什么在１９６７年分裂成两大派？舒声认为：“凡是有一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舒认为，北大分裂的内因仅仅是因为聂元梓单方面地压制了持不同意见的师生。说“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使“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包括他自己。

　　舒声在这里谈“哲学常识”，谈“内因”。但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是指事物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北大矛盾的另一方，即从“新北大”分裂出去的师生是什么状态？有什么问题？舒避而不谈。这就不够公正、客观、全面，也不符合他的“哲学常识”。从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红、团、零、飘”及后来由他们统一起来而成立的“井冈山兵团”，其公开的主流口号是：“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砸烂校文革！”“摧垮老保新北大公社！”“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这些口号被他们以大标语和大字报形式张贴于满校园，并被他们的广播台经常高喊。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井、红、团、零、飘”做了一系列过激的事情，例如：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曾发生“团、零、飘”冲击校文革广播大会，围攻、殴打孙蓬一的事件；７月１０日，“团、零、飘”打砸抢、查封北大“保卫组”事件；７月初，我在办公楼主持“公社６６串连会”的形势讨论会，被牛辉林带领“红旗飘”冲击会场，把我推下主席台，牛还对我胸口踹了一脚；８月２４日，“井冈山”绑架、殴打“北大保卫组”组长谢甲林至伤残，使谢患严重脑震荡；１２月３０日，“井冈山”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昆（前北大教务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晚，“新北大公社”邀请西藏“大联指”来北大文艺演出，两派师生坐满大礼堂，“井冈山”武斗队却抢走大喇叭，打砸校文革办公室，但“公社”迅速维持好秩序，恢复了演出。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简称团、零、飘、井、红）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新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在与彭真、陆平黑帮的搏斗中，在与张承先反革命工作组的搏斗中，在与刘邓黑司令部的搏斗中冲杀出来的！新北大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等同志把新北大公社作为他们执行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他们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一泻千里，不可抗御！……试看来日之环球，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试看来日之北大，必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北大！”“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陆平、彭佩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上“井冈山”的成立《宣言》不但表达了他们的极左纲领，也反映出一种狂热的“革命豪情”。很明显“井冈山”的许多师生当时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充满马列毛之暴力革命的激情，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视为阶级敌人，视为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夺权”。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着敌我矛盾来对待的思想、行为，这种在文革中流行的革命思维模式，这种不断造反、永不停顿的行动，是不是北大分裂的重要“内因”？当然是！

　　实际上，当年北大两派师生、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断革命”、“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思想。当时两派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相同旗帜下，开展着激烈的内斗。只不过是“井冈山”比“公社”更左，因此“公社”被“井冈山”骂为“老保”。时至今日，舒声仍站在派性的立场上，把“井冈山”一派描绘成正义、革命的一派，罪责全是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群众的，这能说是客观、公正、全面的吗？符合历史事实吗？难道不应自省吗？

　　其实当年“井冈山”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井冈山”的核心人物之一郭罗基近年对笔者说，他当年并“不同意‘井、红’要打倒聂元梓”，“要打倒别人，结果自己被打倒。”而他“始终是坚持要给聂元梓整风”。后来两派内斗越演越烈，他也不可能控制“井冈山”的大局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笔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聂、孙、校文革、“公社总部”对北大分裂应负的责任。１９６７年３月郭罗基贴出给聂元梓整风的大字报后，聂、孙、校文革及“公社”“联战派”对郭罗基、零派（北京公社）群众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这是６月５日后北大分裂的内因之一。内因包括矛和盾双方的原因。

　　舒文说；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３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６月５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１４４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舒否认陈伯达６·５讲话对北大分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舒声此言差矣！先来看看事实，看看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讲了什么？讲完发生了什么？

　　６月５日请晨天没亮时，陈伯达突然来到北大的大饭厅，对学生讲话，聂元梓听说后也赶到。陈伯达对学生及聂元梓讲，“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北大是一潭死水，不行啊。没有波浪有什么意思？”“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陈伯达６月５日清晨有没有到北大讲过话？对这一史实人们争论较大，我是根据聂元梓的《回忆录》及《口述自传》及笔者本人的记忆，确定此事为实。陈伯达６·５针对北大有两次讲话，一次在６·５清晨天没亮时在北大；另一次是６·５深夜在人大会堂。６·５清晨在北大大饭厅的讲话，聂元梓口述录音带整理的《口述自传》中，对陈伯达６·５清晨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的讲话，有详细回忆的记录。我在６月５日上午在校园己看到大字报《陈伯达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即“北大是一潭死水”。这句话陈伯达６·５晚在人大会堂没讲过。但这句话在６月５日、６日两天就已在北大传开了。许多北大校友都记得在６·５日、６日已知此句话。那么陈是在什么时间讲的呢？应该就是６月５日清晨在北大讲的。陈的这句话极具杀伤力。它意味着北大必定分裂，必定大乱。当时对我震撼极大，记忆深刻。米鹤都编撰的聂元梓口述史《往事与尘埃》中的《九十回眸》第２７２页也记载了完全一样的史实，证实我的记忆无误。）

　　６月５日晚至６月６日凌晨，陈伯达针对北大做了第二次讲，他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陈伯达针对北大的第二个“６·５”讲话。

　　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在６月５日针对北大二次讲话，如此上纲上线，挥舞大捧，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对陈伯达“６·５”两次讲话无需深入解读，其意很明白：第一，他挑动北大分裂；第二，他要北大大乱；第三他煽动反聂元梓，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第四，他是要阻止新北大反吴传启的攻势。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讲出如此重话，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是可想而知的。

　　６月５日以后，紧接着三天：６日、７日、８日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６月６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注：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６月７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历史系“延安战斗队”的靳凤毅是头头之一。
　　６月８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注：人们称为“０”）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骨干是化学系０３６３战斗队，头头是陈醒迈，郭罗基参加。“０”派人数较多，约有１０００人左右。

　　此前于５月１７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个人，头头是樊立勤）和５月２２日成立的“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较早时在５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５月成立时人数极少，影响很小，但６月５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

　　事实表明，笔者并没有“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反而舒声不知为什么要极力回避陈伯达６·５讲话对北大分裂的决定性作用。舒说“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这就完全是脱离事实的猜测和妄断了。

　　舒声讲“哲学”，说陈６·５讲话是“外因”，只起次要作用。但“外因”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决定性作用。正如水的结冰虽然与水的分子结构、水的性质有关，但只有当外部条件（温度）到了摄氏０度，水才会变成冰。这时，外部条件０度便起了决定性作用。再如，文革时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的全国各地的造反大潮，其发生、发展固然与各地官民矛盾的积累与激化有关，与工作组“抓游鱼”、“反干扰”，抓右派有关，但没有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没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外因”，便不会形成全国各地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在１９６７年的北大，没有陈伯达的６·５讲话，北大便不会大分裂，便不会形成两大派，便不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直至武斗。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之原因，总体上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但这种地位并不是绝对的、凝固不变的。同任何矛盾的对立面一样，内因和外因作为决定事物变化的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其主次地位也是互相转化的。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内因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当着缺乏一定的外部条件，内在根据所包含的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不能变为现实性的时候，外部条件的创造就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了。舒声否认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是伪哲学观点，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常识。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后北大的大分裂，决定性的因素是陈伯达的“６·５讲话。

二、关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

　　“新北大”的分裂，与哲学系左派的分裂关系极大，有必要进行回顾。哲学系左派是指文革前夕在社教中哲学系给陆平党委积极提意见的那些干部、党员、教师，后来这批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中被重点整肃。文革中北大师生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们为“哲学系左派”。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就都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对北大的运动影响很大。这是北大文革运动有别于清华等高校的一个重要特点。

　　舒声认为北大分裂与聂元梓对孔繁、杨克明的排斥有关。舒文说，聂“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舒的此一说法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哲学左派的分裂与康生插手北大运动有直接关系。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１日，在一次北大校友的聚会，李清昆说，“文革前和文革后，我和孔繁关系都很好。文革后孔繁对我说，‘哲学系左派的分裂，杨克明另搞一套，张恩慈起了很坏的作用。’张恩慈与曹轶欧近，张恩慈的所作所为与康生、曹轶欧对北大运动的看法与作为有关。”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中（香港北星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５月第三版）第３９４页指出：“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张恩慈把以上中央对北大运动的分歧，告知了杨克明，引起杨克明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功劳最大，于是争功。当时因孔繁是校文革副主任，聂元梓无法安排杨克明任副主任，只安排了杨克明负责《新北大》校刊。杨克明认为自己没能在校文革任要职，是聂排挤他，于是走上反聂、反校文革之路。舒声被派性模糊了双眼，凭主观想象，妄断是非，把以上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以后，由于第一张大字报被毛主席高度赞誉，并在全国广播，杨克明强调自己是大字报的真正作者。但在５月２５日至３１日这期间，当陆平组织北大师生围剿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面临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的巨大压力时，杨克明却是另一种表现。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第１４１页（时代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写到５月２５日晚上的情景：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大字报贴出后的混乱情况，又害怕又着急，他的态度改变了。”“杨克明要我立刻把张恩慈找来。当时我就打电话给张恩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二十二楼杨克明家里，我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我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张恩慈来了以后，杨克明又对他发火了，他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１日在北京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高云鹏说：“５·２５大字报贴出后，压力很大，杨克明见到我，质问、埋怨我，说我代他在大字报上签名，为什么不通知他？我说，‘你不在，我想大字报是你写的，就代你签名了。如你不同意，我可以发表声明，说是我代你签的，你不同意，责任由我负。’杨克明没说什么就走了。”

三、关于周培源

　　舒声在文中说，“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舒的此一说法没有证据，完全是不实之词。周什么时间被校文革打成了“美国特务”？谁设立了周的专案？凭什么说校文革企图对周抄家抓捕？舒没举出任何事实。

　　事实与舒之言正好相反。《文革博物馆通讯》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ｚｋ１７０５ｂ）刊登了文革时期北大校文革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的文章《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该文对周培源自始至终受到校文革保卫组的保护有详细的回顾。谢文指出：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２日，我（注：指谢甲林本人）到北大工作组报到。……让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蔡润田是海军保卫部副部长，组员３６人，都是海军保卫部干部。在燕南园６３号和６６号办公、住宿，主要承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来北大时的安全；周总理确定的６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安全；北大师生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到北大看大字报和大串连的人身安全；维护北大的治安，保护北大财产的安全；自行或协助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上报和侦破反革命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和自杀案件的勘查、处理工作。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在大会上，聂元梓请求，中央文革批准，万人大会通过，宣布留下二组原班人马，继续承担北大的安全保卫工作。校文革成立后，二组改称保卫组，由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白晨曦主管，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经总政批准，海军人员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撤离北大。因高检院被砸烂不能报批，我不能撤离，白晨曦让我接任组长，从法律、哲学、中文等系选调九名学生、教员、干部，重建保卫组。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校文革及其所属组室全部停止活动，独留保卫组继续工作，仍然让我任组长，接受宣传队指挥部领导，由军代表李志刚联系。经谢富治批准，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４日我离开北大回到高检院，

　　谢文又说：“文革”刚开始，北京卫戍区通知北大工作组：周总理指示，北大的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要北大做好他们的保护工作。为此，二组（保卫组）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给每人每户参照军队的做法结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警卫档案，写明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人口情况，四方邻居，从事职业；二、副组长陪同组长挨户走访，向对方说明他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告知保卫组的住址、电话和联系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情况，随时向我们反映；三、编绘了每人每户的平面图，选定了巡逻路线和放哨地点等；四、安排了２４小时轮流值班，电话记录和每人每户的具体保护人员。在工作组和校文革时期，六名重点保护对象和家庭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谢文说：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６３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他们对周培源说：“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不光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还整了您的黑材料。”周培源说：“他们是特务机构，就应当砸烂。”接着，牛辉林等一些人在大饭厅举办“黑材料”展览，我亲自去看了这个“展览”。所谓抄出的由二组整的“黑材料”，其中之一，是工作组二组时期给六名（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的警卫档案，其中第一卷是周培源的警卫档案。为此，我带领保卫组分管警卫工作的周俊业和分管办案工作的蓝绍江以及协助警卫、办案工作的校卫队干部肖祖德，亲自到周培源家，予以澄清。我们当面对他说，我们都参观了“黑材料”展览，牛辉林等人告诉您所谓“黑二组”整了您的“黑材料”，是工作组二组为您建立的警卫档案，当时二组组长蔡润田和副组长谢甲林亲自到您家访问过，已明确向您告知：您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并把二组的住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写在一张纸上给您了。以后，又把对您的保护工作，在档案中作了记录。现在，您竟说“保卫组是个特务机构，应当彻底砸烂”这样的话，这是有失身份的，望您检讨、道歉。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您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五个反校文革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出席成立大会讲话，出任核心组组长，牛辉林等四人任副组长。从此，周培源离开家，住进２８斋兵团总部，保卫组就无法对他实施保护了。８月２４日，我被井冈山兵团绑架毒打致伤，保卫组停止了工作。后经校文革、北京市卫戍区、公安局请示，谢富治批准：“同意恢复工作，材料也应交回。”为了继续做好周总理指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我把周培源上山担任井冈山兵团领导和已离开家入住２８斋总部的情况，通过卫戍区上报给周总理。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接着，北京卫戍区通知保卫组转告周培源，说：“李钟奇要给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把他送到卫戍区。”我亲自到２８斋井冈山总部找周培源，被堵在门外，不让进去。我又到他家谈明情况，询问他在井冈山总部的电话号码，他妻子不愿告知，最后，我请他妻子给周培源打电话，要他给保卫组回电话，并告知了电话号码。第二天，通过电话告诉周培源说：“李钟奇要你到卫戍区给你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没有拒绝，但是，担心交通、安全问题。我说：“请您放心，给您派专车，保证您往返安全。”周培源同意后，我对他又说：“明天上午９时，我和专车在２８斋东门前３０米处路上等您，您从２８斋的窗户上看到时，我们俩人相互招手示意，我就到门口接您，把您送上专车，我会告诉司机蔡师傅，事关重大，往返务必保证安全，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不到中午，周培源安全回到北大，又进入２８斋井冈山总部，我们保卫组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培源从北京卫戍区返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内部串连会，让周培源介绍李钟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周培源从井冈山总部回家居住后，我曾亲自登门访问过，他对牛辉林、井冈山等打、砸、抢、抄保卫组，绑架并毒打我的行为，主动认错、赔礼道歉。我对他说，按照周总理关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指示，我们将继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他和家人的警卫工作，再次告诉其保卫组的电话，有关人员、财产和其他安全问题，随时联系，保卫组一定做到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安全服务。他深受感动，一再赔礼道歉。

　　以上，谢甲林对校文革保卫组保护周培源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顾。

　　在打派仗时，“公社”方面个别人写大字报，造谣、诬蔑、攻击周培源是“周白毛”、“美国特务”，这是极端错误的，但与聂元梓、校文革是无关的。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很混乱，群众并不是百分之百与本派领导保持一致。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周总理明确指示周培源应“下山”，退出“井冈山”，应“支左不支派”。总理批评周培源应“不支派”。周培源当年不仅“支一派”，而且参加一派，参加打派仗。周培源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错误行为。周总理批评并纠正了周培源这种不恰当的错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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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舒声对《抢救记忆》之评（下）
　　　　　　　　　　　——兼谈北大文革史中的几个问题

　　　　　　　　　　　　　　　　·王复兴·

（上接ｚｋ１７０７ｃ）

四、关于新北大的反左

　　舒声否认北大文革中曾存在过反左的倾向和潮流，他在文中说：

　　该书（指《抢救记忆》）说：“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１３０页）。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１页）更是罔顾事实，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事实上聂、孙和校文革在反“走资派”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

　　我对舒声以上引述笔者的观点和史实仍然坚持，因为这是历史事实。笔者仍坚持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６７年１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这是聂的“最大错误”，但笔者并没有否认聂元梓、校文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后仍犯有其他错误，舒声曲解笔者为：“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白纸黑字在这里，舒声怎可任意歪曲？笔者并不否认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在１９６７年以后曾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批判“走资派”，校刊《新北大》曾刊登过“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但必须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须事实求是地进行分析。正值文革高潮时期的１９６７年，全国人民狂热祟拜毛泽东，全国上下炮打刘邓司令部，这是大气候、大潮流。北大两派师生，包括聂、孙，也包括舒声，都只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炮打“走资派”，否则就是立场错误，“大逆不道”，甚至粉身碎骨。问题的关键点是，是否早在１９６７年，聂元梓、孙蓬一、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曾经有过鲜明的反左倾向、反左潮流？　历史的事实是：它确实发生过！存在过！这即是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当年的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左，不仅是他们头脑中的兴奋点，也是他们行动中的用力点，这样做在当时是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人们非常注意策略和隐蔽性。人们在文革中的觉醒有个过程。早在文革初期的１９６７年，此一在北大文革中出现的闪亮的历史正能量，难道不应把它挖掘出来，做为益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发展史的健康因素，予以认真总结吗？

　　应该如何历史主义地看待北大文革史中聂元梓的反左？王若水的分析很中肯，王若水在《聂元梓回忆录》的《序言》中指出：“聂元梓在‘文革’期间采取了抵制和反对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立场。她作为一个有政治经验的老干部对当时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考虑，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是和那些单纯的、狂热的红卫兵不同的。尽管如此，她却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对毛泽东的盲目的个人崇拜，不能不追随毛泽东参加“造反”。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到了后期，她也陷入困惑之中，想要摆脱却身不由己了。”

　　关于聂元梓、新北大反左的史实，笔者在此处提出一个权威性的证据：江青于１９６８年初，多次批评聂元梓：“我让你反右，你偏要反左！”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要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３·２２”林彪、江青的讲话。３月２７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１０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反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引自《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书》）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一定的自觉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１９６７年５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暗指林杰、关锋是吴传启后台。

　　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也认识不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是毛。

　　当年新北大、聂、孙反左，集中表现在反吴传启，反王、关上。而舒声否认这点。舒在文中写道：“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关锋等，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关锋，就是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极左路线。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舒声说新北大、聂、孙反王、关只是逻辑推理，不对，这首先是个历史事实。而逻辑上，当时不可能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关锋，因此新北大、聂、孙的策略就是公开地打击王、关的马前卒吴传启，以此来抵制其后台王力、关锋。但这并等于主观上反中央文革（舒曲解笔者说“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笔者从未这样讲过），反而当时“公社”总部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中央文革”，但客观上是反了中央文革路线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看看１９６７年３月下旬、４月l０月、５月２８日、６月１日、６月５日，先后发生的重要事件。３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讷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４月１０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５月２８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这次“５·２８”谈话十分重要，有几点值得注意：l、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２、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３、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４、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３月至６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室递交了反映吴传启等人问题的材料。６月l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四天前，陈伯达刚刚于５月２８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６月５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一次是６月５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一次是６月５日晚至６日凌晨在人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陈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

　　６月５日晚至６月６日凌晨，陈伯达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北京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

　　在６月５日晚上陈伯达于人大会堂讲话之前，在６月５日清晨，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在这小范围的非正式场合，他说话毫无颇及，非常露骨。在《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五、十六章中（引自博讯文坛，编者谢冀亮），聂元梓说：“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６·５’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舒声认为“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吴传启不等于反王力、关锋。新北大反吴传启与反王、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搞形左实右，得到了王、关、戚、谢富治的支持。而聂、孙、“新北大公社”反对吴传启搞形左实右，也就打击了吴的后台王、关、戚、谢，并且会自然上升到直接反王、关、戚、谢。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并己被大量史料所证实。

　　新北大聂、孙派与学部联队吴传启派之间从１９６７年１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笔者在下面择要捋一下：

　　１９６７年１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红旗》的林杰、学部联队的吴传启、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因此遭到聂元梓、新北大坚决反对。而后王力、关锋严厉批评了新北大，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撤出了高教部。

　　１月l５日，学部民研所的洪涛、刘郢在学部潘、吴支持下，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挡案抢劫一空，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刘郢等人扭送公安部，洪、刘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并发表讲话封抢挡案的人是左派，反过来把反洪涛打、砸、抢的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从此，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与聂、孙、“新北大公社成为反吴传启的坚定战友，并都对谢富治不满。

　　４月８日，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地院“东方红”等高校的地派，在学部吴传启、洪涛等人支持下，于８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对“新北大公社”学生实行武力清场，于９日凌晨３：３０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

　　４月１１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闯入北大，大喇叭高喊：“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后来外校地派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变哑巴了，并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

　　“４·８”、“４·１１”事件表明，由于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对学部联队潘、吴一派到处伸手抢权，搞打、砸、抢，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反新北大的后后就是王、关、戚、谢。

　　以上通过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４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l９６７年己从反右转向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４·１２”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４·１１”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师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４月１２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排斥异已，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显然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２月至４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杭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５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梓的行动。其实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两派，是派中之派，一派是学部联队、一派是新北大（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小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当时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派在１９６７年５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于是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６月５日凌晨与深夜，两次针对北大讲话。６月５日之后，北大“井冈山”一派出世。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主要是在校外，而不是对校内，是层层向上，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吴传启（明反），反王、关、戚（暗反）。

　　舒声能否认以上的大量史实吗？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１９６７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客观上己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主要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主要矛头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主要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主要不是反右，而是反左。

五、关于“黑材料”问题

　　关于校文革保卫组（二组）是否整过师生“黑材料”的问题。舒声在文中说：

　　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但校文革的保卫组（二组）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５６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１３集，每集都有１００多页……在燕南园６３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６７·５·６，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１０个人……（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以上舒声所言完全是不实之词，校文革保卫组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保卫组有纪律，被禁止参加学校运动。而舒声所引用的资料，竟然是文革中“井冈山”派性小报《新北大报》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派斗文章中的派性谎言。过了半个世纪，舒不经核实，仍然引用当年派性小报的不实之词为根据，舒所说“黑二组”也是当年的派性语言。校文革保卫组（又称二组），业务上受公安部、市公安局领导，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及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根本没有师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什么负面材料。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团、零、飘”对保卫组的查封，属于破坏公检法机构的打、砸、抢极左行为。至今却被舒声认为是正义之举。由此可见文革对人的思想毒害之深远。

　　当年北大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在《华夏文摘增刊》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的《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一文中，对当年的所谓“二组黑材料”问题有清晰的记叙和说明。谢甲林指出：

　　（引文略，见本刊《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载ｚｋ１７０５ｂ。）

　　以上即舒声所谓的北大校文革“黑二组”整师生“黑材料”，残酷迫害“井冈山”群众的真相。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井、红、团、零、飘”（“井冈山”的前身）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０日清晨查抄北大保卫组，抢夺档案，起因于陈伯达当日在北大的讲话，他纵容、准许打、砸、抢公检法机构。而查抄出的师生“黑材料”完全是子虚乌有。还应指出，８月２４日，谢甲林被“井冈山”绑架并毒打至伤，至使保卫组一度停止了工作。此事至今未见有人向谢甲林公开道歉。所谓的“二组黑材料事件”，反映了当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煽动与毒害之下，北大校园内派性之无理性与猖狂。反映了文革把人的思想搞乱，把人性扭曲所形成的恶果。有人至今走不出文革的迷障，表明了文革遗毒之深远。

六、关于聂元梓遇刺

　　舒声在文中说：

　　再如该书（注：指《抢救记忆》）记述“３月２９日（１９６８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２８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３、４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也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具体情况，当时在现场，后被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的化学系６３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见《燕园风云录》第三集，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６－１７，蔡华江：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１７－１９），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舒声批评笔者“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这未免太武断，似乎笔者在编造故事，但笔者是有根据的，根据是当事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的回忆。聂在《聂元梓回忆录》第２７１页（时代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５年l月版）中写道：

　　在制止武斗中我也曾受了伤，流了血，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刺在我的头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用匕首刺伤了，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来刺我是受了蒙骗。

　　以上即是我写聂元梓遇刺的根据之一，此事当时全校都知道，但我还是按受害的当事人聂元梓的记叙来写的，并非舒声所言是“道听途说”。但聂元梓的此段回忆也有不准确之处，例如聂说“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刺伤了”。据我了解，凶手并非樊能廷。因此我在书中并没讲是樊能廷刺伤聂，没讲凶手名字。但聂在那天遇刺受伤是确有其事，并非舒所言“纯属子虚乌有”。笔者所说确有其事，除了聂本人的回忆文字之外，根据之二：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聂元梓遇袭遇刺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就站在聂旁边，聂遇刺后曾靠在李的臂膀，李的头部也被打了一个包。因此卫戍区后来在北大曾追查此事，当时北大两派群众都知道此一情况。根据之三，据《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主谝２００８年版）记载，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晚谢富治宣读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戍区的文件：“（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伤的人员；（二）井冈山等组织立即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四）在校军事人员、支左部队，要挺身制止武斗，保护小将。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会上，谢富治批评“井冈山兵团”斗争聂元梓，说：“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根据之四，在７·２８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及此事，对聂元梓说：“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请问舒声，以上四条根据是否属于你所谓的“毫无根据”呢？当年全北大都知道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它从历史的记载中抹掉呢？

　　根据樊能廷（化学系６３级学生）本人申辩，他不是刺聂凶手，我经过调查，相信樊能廷的申辩，刺聂应是另有其人。之所以发生樊能廷是凶手的误会，因为樊当时在现场，但他手中拿的不是小刀，而是一把改锥。当时樊举起了改锥要打聂，却被人拦下，没能贴近击中。樊能廷本人在《燕园风云录》（三）中《北大刺聂真相》一文中，说他手中拿着“一把改锥——是一把长不过二十厘米的红漆把一字刃的中号改锥”（注：确有准凶器）。樊说他“看到聂元梓，不由满腔愤恨，举起改锥，隔着两、三层人要打她。”（注：樊承认有动机，有行动。）结果呢？樊说，“隔着两、三层的人，也够不着聂元梓。”“恰在此时，李将军大喊了一声什么，人群就迅速分开了。”樊便“跑回暂栖身的３２斋去了。”（注：樊没能得逞，不能算是凶手，只能说是企图伤人。）误会怎样产生的呢？这就和李将军大喊那一声有关。樊能廷在上文中说，“后来听说，李将军喊叫的是‘有刺客’，或者‘抓刺客’，而且李将军的喊声似乎是我手中改锥的举起，脱口而出的。”（注：李将军不愧是军人，反应很快！）樊在上文还说，后来在追查凶手时，“李将军眼尖，指认得很真着，说是‘穿黄军装、带黑白边眼镜’，确是我当时的穿戴。”（注：事情并非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凶手是谁呢？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北京采访了二位现场目击者校友。

　　１月１５日，原哲学系６４级学生孙厚才对我说：３月２９日那天，他站在聂元梓旁边，李钟奇站在聂另一边，他看见有几个人从东边冲着聂元梓过来，有个叫樊能廷的手里拿把改锥，李钟奇马上让人把这几个人拦住。这时聂的侧后方有个人（肯定是井冈山的），刺伤了聂的头、脸，聂马上流了好多血，要跌倒，孙厚才马上抱住了聂。孙厚才的证言，说明樊能廷不是真凶，真凶是从聂的侧后方进行的袭击。

　　１月２６日，在国政系校友丁广举、孙兰芝举办的宴会上，历史系６５级校友徐森对大家讲，“文化大革命很残酷，人性被扭曲的很严重，有人变得非常暴力。３月２９日李钟奇来北大制止武斗，聂元梓陪李走到３２楼前，我站在聂元梓侧后。亲眼看见一个人，也站在聂后面，手拿一根细长的罗纹钢筋，一米多长，头很尖，冲着聂的头脸砸下去。好狠！聂的头、脸流了很多血，倒在李钟奇的怀里。”

　　凶手是谁？肯定是“井冈山”的，但始终没有查出来。由于没有死人，凶手击刺聂也并未击刺到要害，聂本人并无大碍，因此也没必要追究，后来不了了之。

　　从此事可看到当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把人群撕裂到何种程度，面对自已的师长、同学，有人竟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暴力。文革的罪恶之一，是对人性的摧残，对善良人性的毁灭。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凌晨，北大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以至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于２９日早晨亲自赶到北大制止武斗。武斗过程：２８日晚“井冈山”武斗队首先动用武斗工具驱赶４０楼的“公社”学生；随后从２８日晚１１时至２９日凌晨，“公社”总部为避免被动，控制宿含区，采取反制行动，出动武斗队驱赶３１楼“井冈山”同学。而后，“井冈山”马上报复，赶走了３２楼的“公社”同学。在两派来往驱赶、冲撞中，两派同学都有人被打、受伤。天亮以后，聂元梓、李钟奇到现场视察、制止武斗，二人竟也遇袭受伤。

　　当年两派武斗，两派都有责任，都错！都丧失了理智！没有正义一方。没有反抗侵略的一方。当有人拿起冷兵器，要与自己的同学、师长、同类拼杀时，他就已跨过了做人的底线！这丝毫没什么可炫耀、可得意的！时至今日，这是人们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

七、关于周一良和高海林师生间的和解

　　文革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五一六通知》号召人民群众不但要打倒混进党、政、军及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第二项“打倒”就是冲着高级知识分子去了。１９６６年８月，工作组从北大撤走后，批斗“黑帮”的烈火骤然烧旺，北大历史系的三院贴满了批判翦伯赞的大字报，也有揭发、批判系党总支及某些干部、教师的大字报。三院门口两侧有个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后来同学间传说，李讷（毛泽东女儿、历史系６５届毕业生）到北大调查后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对联，毛说应改一个字，“浅”字改为“深”字，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李讷再到北大调查时，把这个最高指示告知了历史系老师和聂元梓，很快在全校传开。这一字之改，对北大文革的影响非同小可，造成了对各系干部、老教授们的猛烈冲击，历史系尤甚。

　　舒声写道：王书又说：“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该书８０页），也是搞错了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所以该书说“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王书第８２页），也是夸大其词。

　　以上第一句“郝斌”“喊话”是笔者的笔误，舒的指误正确，应是周一良，后面笔者也是写周一良如何、如何。但舒声与笔者紧接着犯了同一个错误，事情的起因并不是由周一良“隔空喊话”而起，而是由周一良“托人传话”而起。“隔空喊话”则是周一良后来传递的宽容、和解的信息。

　　笔者在书中这样描述了师生二人和解的过程：

　　１９９８年年初，北大百年校庆将至时，历史系散在各地的６４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３０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到北大请时任历史系系主任的周一良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到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人说：

　　“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

　　时隔３０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之大，可见当年高对他伤害之深。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隔了半年，１９９８年６月，时年８５岁、因患帕金斯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烦人代劳，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还想说的话》。他先把前面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紧跟着，对高海林的态度，周先生却转了１８０度的大弯子，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他接着又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注：周一良选集：《郊叟爆言》９２页，新世界出版社）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并且做了回应。１９９９年４月，周先生曾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采访者顺带提及“喊话”一事的时候，周先生对他们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注：董正华、刘一皋主编：《中国留美学人口史：周一良访谈录》１９页）

　　高海林比笔者高一个年级，我的同班校友王渊涛文革后与我说到高海林时，张口就说：“这个人左得很。”他与我的印象相同。但在我的印象中，高海林在文革中也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亮点。１９６７年７、８月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高潮时，高海林曾以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名义前后贴出两篇大字报：一论、再论《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虽然该大字报喜欢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类夸张、绝对化的概念，但他当时在全国反军狂潮的形势下，确有一种反潮流，坚决捍卫长城的气慨，旗帜很鲜明。周一良老师说当年师生们“同样信过神，上当受骗。”这也应是由衷之言。周一良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成员，成为“四人帮”的御笔，是他痛侮之事。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

　　以上即笔者书中原话，这是“夸大其词”了吗？

　　“相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周教授对高海林喊话和解时引用鲁迅先生的话，高海林不久与周老师通了电话，师生之间“一笑泯恩仇”。高海林还说要到北京找周教授，后来二人是否见面？不得而知。但“相逢”似不必机械地去理解和较真吧？

　　郝斌老师对周一良和高海林师生之间的和解之事有一评论，很中肯，郝老师说：“道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高海林在河南某大学教书，授业认真，口碑不错。……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已，也有悔恨，但他只是自侮自恨，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直到周先生的喊话入耳，他才把包袱放下。”

　　郝又说：“‘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才把许多人推上了暴力的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者和被整人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宽容平台，才是正理。”（注：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

　　我很赞同郝斌老师以上的评论。请问舒声：你是否赞同：大家应共同来搭建和解、宽容的平台？而不是一味宣扬对立和仇恨？

八、关于牛辉林

　　牛辉林曾经担任北大“井冈山兵团”第一把手，当时是位较激进的同学，他所领导的“红旗飘战斗队”，被很多同学认为是“井冈山”里最左的一翼。有人曾发现牛当时有反周（周恩来）的问题，但舒声却为之辩护。舒在文中说：

　　例如该书写道：“在１９６６年６月中旬，哲学系６６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两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该书１６５页）。且不说文中所说的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时间不对，那是还是工作组时期，“新北大公社”和“红旗飘”根本没有成立，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秘而不宣的纲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

　　以上舒文指误的时间是正确的，不是１９６６年，这是笔者笔误，应是１９６７年６月中旬发生之事。至于舒以牛住三楼宿舍为由便否定牛的“形势分析”，则太牵强、无力了。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的战斗队那有什么固定办公室，开会商量事可能是任何成员的宿舍。“红旗飘”有十几名成员，有住一楼的，难道不能在一楼房间开会吗？

　　我判断牛辉林有“秘而不宣”的反周纲领有以下根据：根据之一，我确实有消息来源（赵、史二人向我报告）；根据之二，当时关于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之说，关于“新北大”、聂元梓是新的“保守派”（保周）之说，曾在地派中极端派流行，而牛则称得上是“井冈山”及地派中的极端派、激进派；根据之三，我毕业后曾于１９７１年应历史系领导邀请，回历史系讲述１９６７年极左狂潮，讲了牛关于反周的“形势分析”，原“井冈山”的教师无一人质疑，说明他们有正常、合理的判断；根据之四，１９７１年北大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３月４日牛辉林在全校坦白大会上公开坦白、承认自已是“五一六分子”，说自已“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他当然不是五一六分子，这是给自己扣了个冤案，但他有没有“打倒周恩来”的“五一六思想”呢？是否心虚顶不住了呢？根据之五，就是牛辉林１９６７年的“８·９反军报告”，他公开点名，矛头直指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根据之六，当年牛辉林、“井冈山”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是“新的保守派”、“最大保皇派”，那么“保”谁了？不可能是保陆平、刘、邓吧。到底是指“保”谁了呢？当年不能公开说，但两派的领导和部分群众都心知肚明嘛！

　　以上五条根据中最重要是第一条：消息来源。当时笔者是“新北大公社”“６６串联会”总召集人。哲学系“顶风船”战斗队是“６６”的骨干战斗队之一。“顶风船的队长赵春福（文革后任北京市委高级党校校长）和史新国两人找我，非常郑重、严肃地向我汇报，汇报他们所听到的牛辉林对形势的分析。我们三人讨论后取得共识，认为牛辉林说周总理是旧政府代表，是极端错误的反动思潮，是分裂中央。总理是好人，“公社”要坚决保周。

　　舒声在文中不肯引用笔者判断的根据。笔者引用书中有关部分内容如下，请读者分析、判断。

　　在１９６７年的３月至８月，北京高校中曾出现过一股反周恩来的暗流。牛辉林所谓的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周恩来是旧政府保守势力总代表之说，在地派也有个别人向外放风。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种流言。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中也非常具体地提到此事。聂说：“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北京大学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到了许维纲，许维纲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一边’。”聂元梓认为地派许维纲的上述谈话反映当时天、地两派的本质分歧，但“不是所有单位、所有群众都明了。”“主要组织领导人是清楚的。”（注：《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２１６页）做为过来人，我认同聂的这一说法。当时，这就是我与牛辉林之间的根本分歧。但牛辉林并没有公开讲出他的观点，只是把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做为“新的保守势力”、“老保”，进行打击。牛所说“公社”一派是“老保”，到底“保”谁了？牛没说出口而已。但这种根本分歧，“公社”与“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并不明瞭。（注：当年的舒声可能也不明瞭。）

　　我毕业后，北大在１９７１年清查“５·１６分子”时，“红旗飘”有几个人包括牛辉林被叫回学校接受审查。春节时，历史系领导张万仓老师突然到我北京家里找我。他想到春节时我会从外地回家。他让我到北大历史系给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讲“５·１６”的问题。我于是应邀到北大历史系给全系的工农兵新学员和老师们讲了１９６７年６、７、８月北京市、北大极左思潮的表现，讲了“５·１６分子”是三反，反新生的红色政权，反军，反周。讲了“红旗飘”成立不久，牛辉林是怎样分析形势的，讲了他们的秘密纲领就是反周，讲了我的消息来源。

　　我当时并不认为牛辉林、“红旗飘”是反革命，但他们的极左思想是绝对错误的。依我对当年“清查‘５·１６’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观察，运动开始阶段是批极左思潮，后来发展成全国规模的“秋后算帐”，对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群众进行清算。在中央上层，是毛、周联手进行清算。毛泽东打倒政敌刘、邓的目标已完成，造反派己无利用价值。周与毛在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及其统治权上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为着重建经过改造了的党政领导系统，需要扫除障碍，打击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群众，于是便联手“秋后算帐”。

　　真正的“５·１６兵团”其实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十几个人，对此中央文革有调查员的报告。可是全国竟然抓了３００多万“５·１６反革命分子”，是文革后期的一大冤案。“５·１６”问题是需要另设专题进行研究的问题。

　　以上为笔者在拙作１６８至１７０页的内容。

　　最近，笔者看到校友、原“红旗飘”成员屈长江的回忆文章《良知漫漶的岁月》（《燕园风云录》四）文中屈长江承认当年“红旗飘”中存在着“有一种理论叫‘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第５８页）但屈没有深入详谈。有关真相，希望有人能进一步揭示和佐证。

九、关于乔冠华为王福时写的证明

　　舒文写道：“该书第７页：‘１９８６年９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１９４８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经查，乔冠华是１９８３年逝世的，怎么可能在１９８６年为王父出证明呢？”

　　这是件小事，且与北大文革无关，但笔看却不得不讲清楚。因为按舒声的说法，笔者似乎有编造故事的嫌疑。首先笔者并没说乔冠华写此证明的时间是１９８６年９月，而说的是父亲王福时离休的时间。单位里每个人退休、离休时间不同，在每人离休或退休之前很早一段时间，人事科便要普遍内查外调，确定每人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以便确定离、退休的待遇。对老干部身份、资历的鉴定，会开始的更早一些。这本是常识，但舒声却要先歪曲笔者关于乔写证明的日期，然后断定不可能有此证明，使笔者感到这是舒声有意要污化原对立派校友，指责笔者似乎造假。我对舒这样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舒声如真想认真考证乔冠华出证明一事真伪，去一趟大百科出版社人事科调查、询问，不就明白了吗。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写《证明》的日期是：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３日。《证明》全文如下：

　　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
　　刘尊棋、刘思慕二同志关于王福时同志的证明材料所说情况均属实。
　　“远东公报”（英文）系我党领导下在香港出版对外宣传刊物。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４９年，王福时同志在美国旧金山为该刊翻印发行。从１９４８年秋至１９４９年秋，在香港我党对外宣传是我负责。
乔冠华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三日
（注：“远东公报”即在美国发行的“远东通讯”。）

　　以上是乔冠华为父亲王福时手写的证明材料，其复印件，现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档案馆内的《王复兴专档》之中的《王福时卷宗》内。档案中，乔为王福时写的《证明》，是乔冠华手迹的复印件。

十、几个小问题：

　　１、笔者在书中有两个人名写错了，１０９页“谭立夫”应是“谭力夫”；９９页“樊立群”应是“樊立勤”。感谢舒声的指正。

　　２、舒声指误“第２１０页，说‘东总’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于毅夫是统战部长，都有误，他们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舒此处指误，一对一错。于毅夫确是统战部副部长，不是部长。但刘澜波文革前是任过正部长的，是电力工业部部长，任副部长是在水力电力部的任职。

　　３、舒声以下指误不对。舒说：王书“第４３页：‘那时（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叶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实际情况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鸡蛋、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笔者这段描述涉及当时的真实社会情景。实际情景是当时确实存在卖零食的小商贩。北大当年处于郊区，四周有许多农村，有许多小商贩不奇怪。１９６１年３月中共中央下达《农业六十条》后，农村是允许农民保有自留地并自养家禽，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的。割城乡资本主义尾巴是文革中期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一打三反”时的事情了。但这个“尾巴”极其顽强、始终也割不清。否则就不会出现８０年代初安徽凤阳县小岗村１８户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了。舒声认定１９６６年６月时北京海淀区不存在小商小贩，这不符合实际。笔者当年就经常在傍晚于校园内，花几分钱向推车的小贩买茶叶蛋吃。舒声在此处犯了想当然的教条错误，且所述教条亦错。

　　４、舒文第１页写到“李清昆”，名字写错了，应是“李清昆”。

　　５、舒文第１页引用《抢救记忆》第３５页的一句话，引用错了。原文是：“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不是“予言”。把“予演”写成“予言”，读者看不懂了。

　　６、舒文第３页引用《枪救记忆》第１９１页一句话，引用错了。舒文写道：“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舒文增添了“重点”二字，句子不通了。

　　７、舒文第四页讲第三个大问题，引用《抢救记忆》关于牛辉林“秘而不宣的纲领”之内容时，写错了引用该书的页数，写成了“１６５页”，不对，应是“１６８页”。此外，舒文把原书原文“赵春福、史新国”二人名字，写成了“赵某某、史某某”。笔者在原文写了二人真实姓名，是为着还原真实历史。舒却把原文篡改了，用“某某”代替名字，显然是为了模糊事情的真实性，不可能是笔误，应是有意为之。

　　舒文仅８０００字，出了以上许多错误。舒声批评笔者“由于不严谨出的错，更是不胜枚举。”感谢舒声的提醒。让我们共勉，今后行文注意更严谨、更认真，并更仔细校对吧。舒声对拙作的正确指正，笔者将在拙作再次印刷时，予以纠正。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