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淮：清华文革风浪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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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上）

阎淮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一、二两节〕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第一节　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我们干部子弟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当时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可能是群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数据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２００９年。）感谢邱、原二校友！

３－１、当了三天造反派

　　５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蒋的提法与毛主席同毛远新的谈话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杀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６月１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蒋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２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５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冲出去？”我答：“我这个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如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下不如群众，贫农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３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５７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４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和１９５７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５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人贴出《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真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字报，用“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向系领导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压制运动，赶快改弦易辙吧！”

　　６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不齿，我忍无可忍，于是——

　　７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工程物理系二年级的四名干部子弟党团员，贴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内容是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卑鄙做法。“反党委”同学贴出大标语：“清华的聂元梓站出来了！”，广而告之。

　　８—９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被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３－２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６月１０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１１—１３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当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革命的话，还管了点用。

　　１４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我文革前较左、６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谁？我于是成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了。

　　１５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１６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１７—１８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不动。

　　１９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２１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此前，１９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６月２４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组掌权了，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整了人。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纠察队在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同班同学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

　　——我现在记不清“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开展了“反蒯运动”。王克斌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分子隔离审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轻”也是整人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后来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错了人”，我认识到不是“整错了人”而是“整人就错”，我也犯了大错误！

　　７月６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巨大胜利。

　　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３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转。

３－３分别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７月２５、２６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我大吃一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地像见到毛主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嗷地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者呼喊口号。顷刻之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有多讨厌。

　　７月２７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示弱。继６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

　　７月２９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注意。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一楼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费解、更惊人之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著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回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成长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的党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让我们“且听下文分解”吗？２０天后的“八一八”，下文分解了——我在天安门上，看到刘少奇的再次尴尬。从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真是“那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给刘少奇的下马威！

第二节　红卫兵总部委员上了天安门

３－４清华红卫兵成立

　　“８月４日上午，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低年级的干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开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来清华作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我系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８月中旬，自动控制系的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组，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８月１９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正式公开成立了。”

　　１９６７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３月１５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５页交待如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存众批语，某夜晚，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数据，偶然发现５０年前的真迹史料，摘录于上，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８月４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六人联络组，实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五人。我说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五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人，组成“红卫兵全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高干子弟汪担任。我假谦虚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飙、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其他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和保守，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有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各系文革主任组成，他们都参加了清华红卫兵。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临筹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我们红卫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８月４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周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５—６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７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８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从此他们自称为“八八派”，其重要成员（１９６７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八八派’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２１页，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２００４年。）

　　９日，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与前一天成立的“八八派”对着干。我们自称“八九派”，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１０—１５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叶林等三位组长，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于公，他们少数派是真正的“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人，直捣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子弟为主导的多数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３－５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８月１６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红卫兵”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两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工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里，自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五人，都来了；３：１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人民大会堂，在等待时也不罢休，直到２１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周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乡！”当我说父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韫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他在国家计委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能叫出他的姓名。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的用词）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应该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的出身问题。

　　“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晨４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３－６　“八一八”上天安门

　　８月１７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革命大会”。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８月１８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６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５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和物九的金东锡（第五人忘了），与清华“临筹”及红卫兵的骨干共５０人，和各校的１５００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我们在东面。

　　７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澎湃，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７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８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９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１１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５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家在城楼上整整６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导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后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请她发表意见。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我的朋友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１９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我们还宣布次日要把蒋南翔揪回清华批斗。

３－７结识陈元和宋克荒

　　８月２０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搞形式走过场，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带上大轿车准备带回清华。汽车刚开动，我们的大轿车就被一辆小轿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我顿时软了。

　　“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加上两个字，变成“斗蒋誓师大会”收场了事。

　　这两人便是宋克荒和陈元。当晚，他俩感谢我协助他们完成了周总理交办的保护蒋南翔的任务，我则回谢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力挽狂澜，免于我们违背总理意图犯个大错误。宋克荒说；“昨天我得知你们红卫兵今天要揪斗蒋南翔，立刻给王任重打电话。我认为蒋校长虽有错误，不反党。今天中午王任重找到我，说周总理指示蒋南翔不能揪斗，他派车给我，让我去保护蒋。我赶紧拉上陈元，去高教部，从你们手里抢回蒋南翔。”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动控制系一年级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文弱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陈元和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似乎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者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２０年的生活轨迹。

３－８清华“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８月２２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２２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雨不让我们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２３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８·２２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周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８月２４日降临了！

　　晨５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９１班孙某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任重的秘书，征得王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要求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１４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他们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１５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北面的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１６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１２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１７时，１２校红卫兵两千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近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１８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我派头头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１９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黑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３－９我犯了严重错误

　　８月２４日下午５点半，１２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所长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小学的师生２万人，家属３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百余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帮助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８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的家，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我赞同所长意见。

　　据《清华文革亲历》４８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罪证”“赃物”，“坏人”让居委会记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军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

　　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１９１１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１９３３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自己已经老年痴呆。日前听同班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当时我正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参加这个革命行动。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数千人，抄家近１０万户，逐出京城１２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不愿区分中学生或大学生。我在２０１１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众。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参见前文《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节录）１７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２８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应该彻底否定老红卫兵了，不能以当时的“真诚”自我辩护。坐牢的“文革犯”谁不真诚呀，下至“五大学生领袖”，上至“黄吴李邱”。在中国的“水晶之月”，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８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文中说：“我们就是唯恐旧清华天下不乱，我们就是要打倒一切黑帮、右派分子，打破一切旧框框、旧意识、旧势力、旧习惯！”这被公认是中央对我们制造的“八二四事件”的肯定。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有了中央党报连篇累牍地支持和鼓励，我更认为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３０页。）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５３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８月２８日，总理办公室让我们清华红卫兵去城里制止中学生打人。如上所述，我对撕大字报、毁二校门和抄家扫四旧，非常支持并积极参与。但是对打人深恶痛绝，便自告奋勇带了十几辆大轿车的６００人到打人最凶的崇文区。“红卫兵战士进城发传单，宣传十六条，受到群众欢迎。（《清华文革亲历》５０页）实际效果却是车水杯薪。

　　８月底至９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委。为建立红色中国流血牺牲之革命先烈的那些只流血没牺牲之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老红卫兵——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也就是保卫红色政权。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总部告假：“咱们红卫兵已掌控清华，我要到外地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非常支持。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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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中）

　　　　　　　　　　　　　　　　·阎　淮·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三、四两节〕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第三节　云贵保省委，回京反文革

３－１０、“敢死纵队”大战云贵

　　１９６６年９月初，我们工物系９位干部子女，打着“清华大学红卫兵南下敢死纵队”的旗号，赴云贵保卫其省委，因为哥们徐沙的父亲（原二野干部）建国初曾在那里担任省领导。

　　我们到达云南后，立即与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取得联系。云南支持省委的群众拟成立全省的红卫兵总司令部，反击北京和当地造反派的反动行径，阎和秦请我们协助筹备。９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广场召开数万红卫兵参加的“红总司”成立暨保卫省委誓师大会，党政军要员讲话支持。宣读红总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厅长之女王海燕。我在大会上介绍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们清华红卫兵５０人的盛况，以及《人民日报》支持我们“八二四”壮举等清华红卫兵过五关斩六将的战绩。会后保守势力大振，省委和军区在保守派红卫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势。我们“敢死队”首战告捷，随即转战省委告急的贵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阎红彦与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后被逼自杀，被定为叛徒。阎留下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周总理闻讯后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不该死呀！”我闻讯后，对刚刚全力保卫过的阎“叛徒”之死无比悲痛，对曾经无比崇敬过的陈江“首长”之举格外不满。

　　离开昆明，其他几人直抵贵州，我与四川籍同学先去成都，与周总理派的“首都一司西南挺进纵队”联系。我们分工：“一司”在成都保卫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敢死队”在贵阳保贵州省委，一方失利、对方支持。

　　贵州有两个特殊情况。一是，省委书记贾启允１９６５年上任刚一年多。陶铸指示：“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信任，我们当然要保！二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９月起连发数信，反对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视。李是１９５５年的上校，１９６０年升大校。我认为，级别高低标志着对革命贡献的大小。区区一个校级军官竟敢反对中央四号人物陶铸肯定的省级党委，我们跟你死磕啦！

　　６６年９月下旬，在贵州省委大楼的两侧，出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两个据点——北京“三司”几百人炮轰省委的指挥部，我们“敢死队”九人保卫省委的办公室。当地百姓诧异：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都是造反的，怎么你们是“老保”？起初我们人少势大，在各高校联络，并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团结在敢死队周围，使贵阳成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随着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李再含，我们很快失去优势，贵州两派呈胶着形势。９月底我向成都的“一司”求救。

　　１０月１日，贵阳国庆大会。省委给外地来黔造反和保守两派红卫兵各３０张上主席台的票，宣称“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省委知道“敢死队”加上北京来的中学“老红卫兵”一共才２０多人，全都上了主席台。而“造反派”几乎要百里挑一，才能上台。我们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听转播北京天安门大会实况，传来林彪的讲话“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宣判保守派的死刑，我如五雷轰顶浑身“拔凉”，痛苦知晓大势已去，我们不待散会就溜回住处。下午造反派召开庆祝大会，殷勤地邀请我们讲话，我只能高悬免战牌。

　　当晚，广播《红旗》杂志１３期社论，更详细具体地批判了“保守派”和“走资派”，明确支持“少数派”，我预感广大干部和干部子弟要倒大霉了。我规定的禁止抽烟喝酒的纪律顷刻瓦解，几个中学生喝得烂醉，大哭大闹、大叫大骂：“他妈的，中央把我们出卖了！”第二天，“一司”大队人马抵达，我对他们说：“你们是总理官派的队伍，还可以抵挡一阵子；我们民间的不行了，要撤了。”用“一司”的名义，我们订了火车票，打着“一司”的旗号，灰溜溜地逃回北京。

　　一篇社论就这么厉害吗？请看总理联络员刘西尧的回忆。周总理当天忧心忡忡地对他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他对这篇社论一直耿耿于怀，到了１９６７年２月，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件旧事，质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周恩来传》下册，１９１５页）由此说明：这篇社论的重要，总理和我这个草民一样“忧心忡忡和耿耿于怀”。

　　新华社记者肖健卿在《贵州文史》２０１０年第二期《贵州文革初期琐记》中写道：“据说，大约在９月间，一位副省长的儿子，从北京一大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在贵阳各高校串连，大肆宣扬省委的业绩，特别说明贵州山地居多，少数民族比例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为了活动方便，省委领导还向小分队，优厚地提供了活动经费和场所，提供了宣传车辆。北京小分队不负父辈的希望，活动也很有成绩。不久，‘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口号，就呼喊出来，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了醒目的标语。随后，贵阳的造反组织奋起反抗，用大字报揭露这个北京小分队的内幕，并针锋相对地呼喊出‘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口号。”

　　此文基本属实，只是肖记者暗指的副省长陈璞如（文革后任铁道部长）之子，中国科大的陈金城与“敢死队”活动无关，陈只在我们回京后，表示感谢；在我们倒霉时，表示慰问而已。

　　１９６７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镇压了中学老红卫兵组织“联动”后，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贵阳敢死纵队被列为“高校联动”，图文并茂地被展览示众，并注明“革命干部的杰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汇报时，点了敢死队的名。清华造反派说，“你们被永远地、无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文革后整党时，自认为此举应上光荣榜；１９８６年我抨击时弊鼓吹政治改革时，认识到保省委也是无意义的闹剧。

　　我们反对的李再含却留下一段佳话：他任贵州革委会主任后，让群众在“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口号之后，加上“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副总理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此事属实。姚监复是《赵阳最后的岁月》和《陈希同亲述》的作者，他在网络上说，此事是纪登奎亲口对他所言。

　　１０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华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们红卫兵名存实亡。在云贵和北京惨遭滑铁卢后，我对中央文革极度不满，对文化革命彻底失望。原来认为运动是对着少数有问题的干部，现在感觉不对了。毛泽东说：“要打倒一切。”林彪说：“文革就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啊，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干部队伍，我们是螳臂挡车无力回天！

　　脱离城市无聊的造反与保守，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此想法在清华无人响应，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１０１中的同学。我们计划从南向北、从富向穷走遍中国农村。１１月初，坐火车到广州后，背着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来到番禺县乡村。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了一个月，两个党员、两个转业军官（６５年哈军工划归地方），四个干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受了大罪、长了大进。当我们回到广州，准备转战湖南时，听说清华红卫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意识顿时被激发，我不能缺席，应该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新的战斗！

３－１１、与陈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１２月中旬我回到清华，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称的“十二月黑风”已被压制。留在学校的老兵头头，大多卷入后被整肃，清华红卫兵遭遇灭顶之灾。

　　前文提到的我当年的《检查》中，写道：“１２月下旬，我和没有卷入‘黑风’的红卫兵总部委员及我系低班的干部子弟接触，想重新把清华红卫兵拉起来，与蒯大富继续斗，好好干一场。”我用主席诗词安慰“黑风”后被江青点名的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清华造反派头头如今这样认识：“所谓‘十二月黑风’是青年学生对中央文革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抵制与抗争。也是经历了半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之后，对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４７页。）

　　我要补充，清华红卫兵刮起的“十二月黑风”，“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那雄那尔”没有实现，干部子弟主导的“老兵”却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

　　１２月２６日晚，应中学老兵朋友的邀请，我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参加“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大会。在“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和“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声中，压在我心里三个月的阴霾一扫而空。其后他们的标语“忠于１９６０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我极为认同。

　　１９６７年，我们蓄芳的来年到了！

　　“１月６日下午，我和没赶上‘黑风’的朋友，陈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从，四人谈起形势，感情相投又有许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写张大字报。晚饭后四个人分别起草，写完后讨论，认为陈元和我的较好。宋和徐睡觉，我和陈把两人的草稿合并理顺。清晨徐沙睡醒了，说他清醒了，不能写这张大字报。要闯祸的要倒霉的。我们三人坚持写，并决定署名‘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之义、又指共产党。）有三重含义：一、我们三人是多数，徐是少数；二、当时我们保守派统称多数派，造反派是少数派；三、我和宋是党员，并以此为荣。我们拿底稿到学校，请人抄好，陈、宋和我三人当众贴到大礼堂前。当时可能是７日中午。”（引自１９６７年３月我的《检查》）当时在《检查》中被隐瞒没敢讲的事实还有：１、在我们四人议论中，批判指责最多的是江青，在原稿中也婉转地小批评了她一下。最后定稿时冷静了，删掉江青，加重对关锋和戚本禹的批判。２、是宋克荒提议署名“布尔什维克”，我们一致同意；认为江青反对我们保守的多数派，我们就是要打出多数派的旗号，和她对着干。３、我们三人骑车回清华，我们的毛笔大字都写得不好，宋克荒找他们班某同学抄成大字报；怕连累他，只有我们三人去张贴。

　　在大字报中，我们从运动形势冷冷清清、公安部不该抓联动、中央不应压制多数派、整十二月黑风错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对当时运动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动”的是：“中央文革有许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应该批评。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们还点名批判了锋头正旺的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关锋和戚本禹的几个讲话。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小报，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导陈宋阎三人于７日贴出反动大字报。说“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布尔什维克’贴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为十二月黑风翻案。”（《清华文革亲历》９８页）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有几篇支持的，但更多的是反击和批判的大字报。当时造反派内斗激烈，没有精力过多地关注我们，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引起的波澜，风平浪静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我们在清华没戏演、没戏看了，于是搞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开始了两个月的滇浙苏三省、逍遥派的不革命的游山玩水“大串联”。在昆明附近玩够后，因得不到东进的车票，曾滞留在春城。通过关系我们进驻“停业”的九三学社“省党部”赋闲。友党欢迎我们——有北京的老红卫兵看门护院，当地的小红卫兵不便骚扰。其间我对三个朋友更加了解。陈元整天在图书室阅读马恩和列宁选集，闲暇时向我们宣讲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机钻研摄影技术和艺术，并拿我们开练。徐沙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唱机和唱片尽情欣赏古典音乐，还教导我们如何听懂交响乐。既无艺术细胞、动手能力又差，宋和徐无法让我开窍，我就只能陪太子读书、和陈元寒窗苦读马列了。陈对我启蒙，让我学习原来一窍不通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我们研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其《开讲辞》说：“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老黑一逗（号）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涤荡我的灵魂。我和陈元不断背诵给宋和徐听，尽管经常遭到嘲笑。半个世纪后重温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长句，仍倍感亲切。聊以自慰的是：我未“牺牲在现实上很高的利益里”。下半年，我和陈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使我的精神再次升华。

　　２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必须回校闹革命。我们３月初从苏州回到清华，噩运等待着我。

３－１２、被造反派专政和抄家

　　“３月１６日，清华井冈山总部发表政策声明，说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教育八九派，打击反革命逆流。号召造反派杀回各班去，展开楼道战、宿舍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八九反动思潮。造反派在许多班级组织了对铁杆八九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强迫他们做检查。”（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８６页。）

　　在清华的“三月镇反”中，我这个工物系“八九红卫兵”的一把手，又写过“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理所当然地成了系里第一号反革命，被专政了。具体待遇是：

　　一、行动受限制，不得擅自离校，校内不许与“八九派”接触。
　　二、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万人大会，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三、系里开了若干次我的批斗会。校系批斗会和单独逼供信，我只被按头、并未挨打，即只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否则肉体受不了，灵魂就出窍——我肯定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早节不保。真心感谢文明的造反派同学！
　　四、两个同学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间，搜走我的日记和笔记等物品。当时父母还未倒霉，子弟先于干部被抄家，这是为干部子弟中的特例。
　　五、被迫书写数份、共二万余字的检查大小字报，张贴于系里。这是我文革中仅存的宝贵资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诚挚地感谢造反派。
　　六、禁止参加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４月１０日，清华召开３０万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大黑帮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陪斗。我这个小反革命不够陪斗的资格，但又怕我这个保皇派破坏，当然不能让我去现场，可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宿舍看守我，失去千载难逢看热闹的大好机会。于是，４月９日，两人押送我到校门递解出境，勒令我１１日晨８时不早不晚准时回校报到。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难”。

　　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生命没危险，爱情未来到，只为自由故，二者无可抛！”失去自由了一个月，我要在家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义的生活。当时的三里河、现在的中央行政区，十几个部委所在地，老红卫兵的天下，看谁敢来物资部大院抓我？

　　４月１４日，巨大喜讯传来，不是伟大领袖又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华“四一四”成立，井冈山分裂为“蒯大富的团派”和“四派”。当权造反派的分裂，无疑是被压保守派的福音。“镇反”无疾而终，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动解放了！如果说，对文明“专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谢是事后认识的“马后炮”；那么，对“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则是彼时的“当头炮”，当时真想放炮竹庆祝。

第四节　社会底层调查与博览内部群书

３－１３、四省会调查结交刘泽彭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规模武斗，死数十人、伤数千人，全国震惊。随后，两派众多人马来到中央公关，关于此次武斗的经过和责任众说纷纭。陈元、宋克荒和我决定去实地调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艺的孙巨（无线电系、李井泉三子过继给三机部长孙志远）为我们用圆萝卜刻制了井冈山红卫兵的“印章”（我称是公刻私章）、用长条肥皂印制了井冈山的介绍信。大串联已结束，无“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食宿，我们通过来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与自控系雷同学去成都，住在他家。

　　在成都详细调查“五六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认识到：在伟大领袖宠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对文革不满的军队支持保守派的地区，战斗（不只武斗）和死伤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将惨败。我们忧心忡忡，又无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庙留下的食宿借条，宋克荒分别署名清华“蒯老富”或“蒯少富”。

　　游览之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我们遇到自动控制系的老友刘菊芬和刘泽彭。下山后，刘泽彭加入我们的队伍，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于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家村”变成“四人帮”，我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我反对“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间几乎天天见面，毕业后年年春节回京探亲都要聚会。文革后，刘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秘书，后官至中组部副部长，外界戏称是主管党务的陈云义子。我被陈元劝到中组部后，是宋父的部属，刘的同事。我们四人的生活轨迹就这样交错缠绕。

　　６月，在成都郊县调查完毕。我认为再次免费外出机会渺茫，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地理势能优势，沿回京铁路线继续调查。我们四人皆为长子，他们三人担心“走资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处境，要直接回京。于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郑州、保定（河北省会１９６６年５月由天津迁到保定，１９６８年２月迁至石家庄）三个省会考察文革、了解社会。陕豫冀三省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的对立都很严重，零星武斗不断，但是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凭借信用度较高的清华学生证（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冈山”印信），我在两派的驻地和阵地穿梭。为了取得信任便于了解情况，我不时违心地分别表示同情和支持双方对立的观点。实地调查后，我为他们的真诚而悲哀，更为他们的安危而担忧！文革半年后，因为广大干部和我们保守派的境遇而怀疑文革；一年后，因为我们同代青年、他们造反派的伤亡而否定文革。

　　陕豫冀，既无中学同学在读高校，又无大学同学在此居家，父母战友也都自身难保。我无处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学期间家长每月发我２０元“学资”，交饭费１５元，还剩零花５元，算是“富农”。文革后经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积蓄，升级“小地主”。但是正如葛优所言：“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我小地主进大城也不能住酒店呀。在三省会，我住过大车店、睡过大通铺，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过几宿。在那里结识了三教九流，接触了社会底层，尽管没有看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样水深火热，但我见识了中国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听说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当学徒、初中毕业上技校的情况比比皆是（我原以为那是些学习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这里是四世同“室”，我走进贫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干群官民天壤之别，我们兄妹四人住校，平时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住四室一厅一百多平的局长单元；更别提北京哥们家的部长四合院，云贵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楼！

　　在郑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难忘。请勿翩翩联想，当时没有平民的“性服务”，只有“平民性”的服务——浴室晚上结束洗浴业务后，花两毛钱可在温热混浊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个澡，再在２尺乘５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个觉。在车站半坐半躺几晚后，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琼浆中尽情享受，身旁的两青年搭讪。赤裸着赤诚地亲切交谈后，首都大学生和河南游民有了点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随新朋友整天行乞、偶尔行窃。

　　他们高超的顺手牵羊，我毫无察觉。事后他们向我炫耀战利品，我劝诫：勿因小失大，砸饭碗进局子。他们答：警察忙于大革命，无暇小治安。晚上，按约定我管饭（打卤面），他们管睡。“晚宴”后，我把随身的辎重（换洗衣物及雨衣）和细软（十几元巨款及手表）花５分钱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跟他们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请来全国第一个林副主席的“四个伟大”题词，在被我们推倒的二校门处，敬立了全国第一座领袖看门塑像。郑州也学清华、赶时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几米高的脚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静。攀上约２０米长乘１０米宽的平台，我把塑料凉鞋枕在头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宽阔无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气也格外清新。在初夏习习凉风中，“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我们躺在高高的统帅旁边，听朋友讲那过去的事情。”丐友们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当晚经引荐，我结识了几位“老大”，第三日我随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盘实习。晚饭，老大们非要宴请清华“状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宴后，同样夜宿高台，别样的是，他们坚持要“听我讲现在的事情”。无奈，吃人家嘴“长”！我神侃京城内外文革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这伙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个世纪先听到上文诸事！

　　两天三夜情之后，浴室邂逅的二位，执意赠送我５分钱的站台票，依依不舍送我上北去的列车。当互道再见时，我们都知晓：再见——不到了！清华大学只教了我两年有限的理论基础课，社会大学却教了我无限的人生专业课，在众多的导师中，这些丐友在时间序列上无疑位列前茅。这些课程使我增强了平民意识，在干部子弟中更显异类。

３－１４、博览众书，文体并举

　　１９６７年６月，中央紧急指示：所有人员立即回本单位参加文革。而当时清华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内斗，我不感兴趣、也不敢兴趣。７月至１２月，我在清华园里度过半年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气矿炸爆，一片火海。３２１１１钻井队殊死搏斗，６人牺牲２１人烧伤，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名噪一时，被誉为“英雄的３２１１１”。回答外地朋友询问，我说正享受清华３２１１１的幸福生活：三饱二倒一书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饱吃好，午觉夜觉不少；晨读书暮游泳，晚上围棋桥牌学会了！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有饭吃。不敢说吃饱——粮票限制；不能讲吃好——钞票限制。我真想说、但不敢说大师傅们“伟光正”，然而他们确实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选”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毛选”不许午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１６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没人管的颐和园去野游。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以及所有文革升迁者。我还篡改了毛诗《和柳亚子先生》：牢骚太盛“利健康”，风物“不”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深”，观鱼胜过“大会堂”！——见识高过南书房！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赐、后被邓没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１０８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６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９０％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２２４页）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清华图书馆。管理员们不像半个世纪前，那位在北大只干了四个月的润之同行，那样具有雄心壮志远大理想，他们和清华所有的职工（不包括教师）一样兢兢业业地坚持在“最平凡”（其实是“最低下”的别称）的岗位上，为“吃喝玩读们”服务。

　　１９６７年夏，我首先通读了建国以后全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人民手册》年鉴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约数千万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历次政治运动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阅读了内部书籍中全部政治类的“灰皮书”和文献类的“白皮书”。书籍来源除了父亲收存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高干子弟好友，还开辟了胡乔木侄子和胡绳之子等清华同学的新书源。对我影响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我对残暴的斯大林和专制的苏联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与毛及中国对照。

　　南斯拉夫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它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让我对社会主义开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共和国人民与帝国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兴亡》是徐沙带我去北大历史系，向他四中学长胡德平借的。胡讲：“父亲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兴亡》也不能丢！”我答：“会像对和氏璧一样爱护。”阅后当然完璧归胡。

　　公开发行的《九三年》理所当然地让人对比“六六年”，此二书使我从历史和世界的全新视角审视文革。“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阶级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确，我不知晓；人道主义“绝对正确”我认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

　　１９６８年１月４日凌晨，清华发生武斗，双方伤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疗。３３年前，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首创名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失去蒋校长的清华也“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不愿干武斗的部分造反派和不愿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纷纷卷铺盖离校，北京学生回家、北漂则投靠文斗学校的老乡。

　　２月４日除夕半夜，宋克荒突闯我家。他说：回沈阳探亲，父母被关，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机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无处可去，只好找哥们你了！宋在我家住月余，后投奔没倒霉的某将军。因文革中来家避难的朋友较多，此事我已忘却。４０年后宋故事重提，说当年救他一命。我答：“举手之劳，言重啦！林彪之亡和小平之殁，你都冒险在第一时间通知外地和外国的我，才是义气千秋！”

　　１９６８年春，我读完所有能淘到的“内部书籍”中以苏联文学为主的“黄皮书”，主要来自系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书库。印象较深的有：《苦果》是“苏联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国右派反官僚和特权的俄文版；爱伦堡的《解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渴望中国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营让我震撼！我认为它是后来获诺奖的《古拉格群岛》的缩本。

　　而后，我精读了翻译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卷精选了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几十部精品的精彩章节。阅后按图索骥，我千方百计找寻国内出版的完整译作，在知识和精神上接受双重洗礼，完成工科生的人文涅盘。

　　１９６８年初，我挚友顾逸东之母（顾准之妻）自杀，我和徐沙住进顾家数天，帮助料理后事。然后我们陪顾家兄弟与文革初父亲自杀的李海文姐妹等，骑车游遍北京远近郊区的名胜古迹、风餐露宿寻古探幽。这也算是这个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吧。

３－１５、河北农村深入考察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清华武斗升级为战斗，由冷兵器进化为热兵器，由零星械斗发展成持续战争，史称“百日武斗”。文革前，清华实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如水利系参加密云水库的施工，我们工物系参与核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的运行。我无奈地调侃：“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样的，不忘记清华传统，武斗都真刀真枪地干！”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战歌，唱道：“拿起笔来作刀枪，批判反党大黑帮！”我说造反派是：“拿起刀枪来作笔，砍向同学好兄弟！”

　　近期返校已无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顾逸东三人到河北安新县同年级党员何建坤（文革后任清华副校长）家乡，继续我１９６６年的农村考察计划。这里恰巧既是八路军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又是大跃进的模范县。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农民的贫困还是让我震惊，我们穿的最破旧衣服还像是农村的华服。第二天我们藏起手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机没敢露头（该知之事有大喇叭整天喊）。与当年去广东大相径庭。那次公社干部对社员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首都红卫兵，到农村劳动锻炼和传经送宝。”我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现状，参加过“忆苦思甜会”，但对１７年历史的阴影一无所知。在红太阳照耀的红海洋中，向阳花般的公社社员哪敢向红太阳的红卫兵讲“困难时期”的负面故事。这次，我们不是红卫兵洋学生，而是邻家二小子的同学哥们，随着同学叫二爷爷、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里大官的娃娃，跟咱土农民挤一个土炕、啃一屉菜窝头、喝一锅稀糊糊，白给队上和咱自留地干活，还要给钱和粮票。这仨娃子不赖！”有这样的赞美，你什么心里话听不见、什么真实情况了解不到？

　　文革中我没有朝圣井冈山和延安，但听说“老根据地”的贫困，现在亲眼看到“中根据地”和“大跃进模范县”现实的穷苦。“昨日进城去，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似乎是中国农村的咏叹调和主旋律。农民讲述在并无大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自己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听。我这才知道：遍野饿死者，皆是种粮人！

　　之前在城里，我们曾讨论过共产党最对不起谁：“镇反”的地富反坏？“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冲击的干部？贫穷的工人？现在在乡下，我终于有了答案：农民！是根据地节衣缩食养活了红军八路的老区农民！我们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锦衣玉食的高级干部，他们还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土农民；是分到土地踊跃参军牺牲、“解放”全中国的新区农民！百万战死内战沙场的农民是烈士的主体，纪念馆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盘剥、为工业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全国公有化农民！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仍在贫困在线挣扎的二等公民——农民！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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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风浪四年（下）

　　　　　　　　　　　　　　　　·阎　淮·

〔编注：本文节选自《进出中组部》一书第三章的五、六两节〕

第三章：老红卫兵头头的反思——清华文革风浪四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第五节　工宣队的统治与我的反抗

３－１６、与工宣队的摩擦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毛泽东派遣６１个工厂３万工人，在８３４１部队（中央警备团）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园。工人被不明真相的蒯大富派攻击，死５人伤７３１人。８月，工人宣传队宣布长期进驻清华，要求师生立即返校。９月我们从河北农村回清华，经历了一年半暗无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毛泽东亲自培养的典型是“六厂二校”，即六家工厂和清华北大，印刷“毛选”和“毛像”的新华印刷厂是最革命的第一厂。工物系的工宣队就来自该厂，“工军宣队”的系领导是８３４１领袖卫队的一位连长。在极左“激情燃烧的岁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华最机要的系，是顺理成章之势。我与他们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断的原因有三：一、经过两年的学习与实践，已初步形成“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强大，能禁锢人一世；又很脆弱，一旦挣脱，任何力量绝不会使你再度愚昧。聪慧整天被蠢笨教诲，无比难受！二、我们反动大字报点名批判的关锋和戚本禹已被毛抛弃，而口头讥嘲江青无纸无字，从不承认，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三、工宣队对伤害工人的“团派”恨之，对武斗的“四派”恶之，对我们“逍遥派”好之。摩擦具体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８３４１那位连长异想天开，让实验室工人用有机玻璃做两米见方的“新抗大”三个字，放在系馆楼顶。我说：“剩余的下脚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锋’三个字别在胸前。”“新抗大”在楼顶立足未稳，被迟群发现，勒令取下。我说：“多亏我的‘活雷锋’还没做，否则和你们一样瞎忙活了！”连长想整我，还没来得及，我们就化敌为友了，因为次日，陈元来找我，连长与陈握手问候，原来他曾是陈云的警卫员。陈元指着我对连长说：“你要早听他的，不会被迟群训了。”农民出身的连长对首长及其子弟有极朴素和极浓厚的阶级感情，因此对我也不计前嫌，格外照顾。“翻身学生得解放，

　　幸福日子几天长。”很快军人撤出，系里只留下工人师傅。我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工人把社会上流行的、学生们生疏的对“毛像”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毛选”的仪式强加给我们。对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１９６８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可靠学生”外出调查“不可靠教师”的历史。我系干部子弟关某“外调”回来作报告说：“旅馆房间只一面墙有毛像，便自费买三幅贴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伟大形象。我们坚持天天读，回来已后半夜，旅馆没有桌子，还躺在床上读毛选后才睡觉。”我对这种宗教仪式的不满顿时有了发泄点。讨论中我说：“既然躺着学习，就应该再贴一张主席像在房顶。后半夜已是第二天，你们当日还是没读毛选，还不如我们在学校、在工宣队的直接领导下，真正天天读了。”同学们跟着挑毛病，学习榜样成了批判对象。

　　学习解放军，我们学生编为一个连。连长是新华厂的青工，高考落榜当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厂里技术不行还挺“刺儿头”，有了工宣队这差事，领导顺水推舟卸了包袱。新华厂轻松了，工物系倒霉了。你从长沙的中专生掌权后如何整大知识分子，就能推测出中学生怎么整大学生。例如他规定，宿舍不许插门（怕看四旧书籍），听收音机不许用耳机（怕听外国广播）等。饭前在食堂前排队唱红歌，无论数九寒天还是三伏烈日，他认为歌声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让吃饭，直到他满意为止。我不由得想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当面叫他王连—长（弱读），背后称他“王连举”（《红灯记》中的叛徒）。过去我对领导提意见，是人民内部的干群矛盾；现在对工宣队有看法，就是反对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可能是敌我矛盾。我私下牢骚：“我没当过亡国奴，不知道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之苦；但我亲身体验到一个阶层被另一个阶层管制之难（四声）。我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无原罪！”

　　１９６９年春进行“整党”，由党员“讲用学习毛选体会”，群众评议通过，方可恢复组织生活。第一批安排“讲用”的是工宣队和学生都满意的，顺利通过；第二批是工宣队满意而学生不满的“积极分子”，如上述的关某，当然没有我。工宣队按照毛泽东“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关等“讲用”后召集部分同学开会，布置让这批“积极分子”通过。随后的全体群众大会上，我的哥们提出我比关某好，许多“三分之二”呼应，最后我和“积极分子”们一揽子被通过，我是唯没有“讲用”就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

　　我１９６５年入党，遵照当时中共八大党章规定，需要一年的预备期。现在历时四年，中共九大新党章为了使造反派突击入党后，立马担任党内要职，取消了预备期。我恢复组织生活即为正式党员，原本就不软的腰杆挺得更直更硬。“王连举”开口闭口“你们知识分子要接受我们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习毛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５０字建党方针”最新指示时，我虚心地向不是党员的王连长请教我的困惑：“根据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无产阶级由党员的先进分子和党外的落后分子两部分组成。知识分子党员的先进分子如何接受党外落后群众的再教育？”他当然无言以对，只能在毕业分配时惩罚我。

　　我上述的“阶层管制论”和“落后再教育论”在朋友圈中流传。

　　北大国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发表经过及影响》提到此事。（《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老人家７５岁生日那天突然想起了我们，发出“即使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新指示。工宣队召开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会，自然也忘不了我，还想让我典型发言。我说：“家父虽然已被定为走资派，但至今还未死亡、仍然健在，尚不属于死不改悔。而根据二分法，参会者是可教子女，不与会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与会了，但不发言。是日发言者，有我熟悉的肖华之子和刘瑞龙之女。我对人对己的要求是“两个不损害”，即：不损害自己之尊严，不损害他人之利益。因之，我耻于发言者。出社会，方知世事之艰辛，对别人不再苛求“不损自己之尊严”。对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谅解”的“三LJ”态度，文革后与刘等仍为好友。

３－１７、“家破人未亡，子散妻未离”

　　这小标题，是我安慰父母的话，它概括了我们六人家庭在１９６８年以后的状况。

　　１９６７年，我被清华同学抄家时，父亲还平安无事。他能平安地躲过１９６６年至６７年文革初期的冲击波。我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行政１０级的父亲是物资部机电局副局长。而１１级的正局长徐良图（文革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资历比父亲浅，被认为是物资部长袁宝华的红人，文革伊始第一个冲击波就随着袁部长一起被打倒。第一副局长的父亲就负责了全局的业务，担负起全国机电产品调配的重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垮台。

　　其二、父亲还兼任机电局的党委书记，他又是热心肠，在政治和生活上都关心下属。例如，使劲发展青年党员，逢年过节带外地单身大学生来家里一起吃饭。人缘好也使他占了便宜。

　　１９６８年，全国生产瘫痪，父亲不重要了。“保阎反徐”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失势了。运动更深入了！一个局级干部不打倒，留着干嘛？父亲成了“走资派”，并逐步升级：先是停职反省、然后劳动改造、最后关进“牛棚”停发工资。三个中学生的妹妹弟弟，运动初期积极投入革命热潮，分别属于北京中学生的“老兵”、“四三”和“四四”三个派别。热潮降温，伟大领袖在城里“运动”完了他们之后，又运动他们到广阔的农村去刨食。他们三个小孩或自觉响应号召、或被迫迁出户口，分别到黑龙江、内蒙和山西务农。北京只剩下三个较年长的：父亲在机关被造反派隔离关押；母亲是北京市卫生局干部，集中到昌平县的劳动大学；我在工宣队管制的清华大学；只有周末我和母亲才能回家相聚，并给父亲送点衣物。

　　物资部成立于１９６４年，同年物资部大院在甘家口东南角修建完成。它西边隔着三里河路与钓鱼台国宾馆相邻，东面是解放军报社；南面是月坛北街，北面临阜外大街。大院南边是高层的部机关办公大楼，北面是宿舍区。宿舍区层级分明：最西面、与钓鱼台相望的是一排五栋、部长和局长的“一梯两户”的三层小楼，中间的是两排十余栋、处长的四层中楼，东面是三排几十栋、一般干部的“一梯三户”的五层高楼。院内幼儿园和小学、副食店和大食堂、医务室和大浴池、经常演电影的大礼堂，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宿舍区与办公楼无隔离墙，平时我们骑车穿行方便，文革时办公区干部的大字报就自然而然地对家属们公开了。

　　从《阎韫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大字报中，我才知道父亲被隔离的重要原因。父亲在物资部的档案副本（正本在中央组织部）被公开了：解放初期老家土改爷爷被斗，父亲给河南省委写信申诉，“痛说家史”：爷爷在红军时期曾支援徐海东（开国大将）十万大洋，抗日时支持几个孩子参加中共抗日，应属开明士绅。孰料河南省委党性极强，将此信转回黑龙江省委。又哪知黑龙江省委书记对省委工业部长的父亲不好处置，干脆把信放入父亲档案了事，于是乎便埋下隐患。长春第一汽车厂厂长饶斌（原黑龙江副省长）劝父亲去任副厂长，把任命材料报到中央分管工业交通战线的薄一波副总理处。薄调来父亲档案，发现那关键要命的书信；提笔批下八个大字：“严格控制、不得重用”。从此父亲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饶斌只得改任父亲为安装公司经理，推说安装工作更重要，需要他独当一面云云。１９５６年父亲调到北京，一机部说东北的高岗（当时已自杀）为笼络干部，级别定得太高，父亲应由九级降为十级，任副局长（后听说大部分东北进京的司局长都降一级）。父亲不计较得失，仍勤勤恳恳工作。此后他到计委机械局给十级的马仪（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当副手，现在又作了１１级的副职。父亲和我如今才明白十几年前的一段公案。

　　父亲平时教导我“兴无灭资”学习雷锋，作好革命接班人。什么“走资派”？哪个“孝子贤孙”？我才不信这一套！我才不划清界线呢！每周日学校放假，我去机关，在看守监视下，给父亲送去经过检查的换洗衣服和香烟、饼干（父亲肠胃不好）。他平时只抽较高级的“大前门”，现在造反派只许送最差的，我用母亲没有被扣的工资买最贵的“大中华”香烟，放在最差的烟盒中蒙混过关。父亲与我相约，在本楼层最近的厕所、左边第二个蹲坑的纸篓里，我们交换纸条“情报”。如此这般，近一年从未败露。

　　１９６９年春节，最难忘、最痛苦的春节！弟妹们刚下乡几个月，不批准回京探亲。除夕傍晚，母亲亲手做了父亲爱吃的丰盛菜肴，一分为二，一半用毛巾被包裹严实。我顶着刺骨寒风，送到机关大楼，在关押父亲楼层的楼梯上，我竟被拦下。看守说：“你爸爸最近态度不好、不老实交代问题，项目组决定不许家属再送食物。”我故意大喊大叫，让父亲听见，知道我来看过他，妈妈在想念他。气愤的我只好到大院中的清华同学家，把菜肴送给她。我不能拿回去，让妈妈更伤心。流着眼泪我无力蹒跚缓慢地向家走去，进门前我擦干泪水，进门后强装笑颜。我对母亲说：“爸爸尝了饭菜很高兴，他身体也不错，还让妈妈多保重！”我们娘俩吃了丰盛菜肴的另一半，我毫无胃口，但强迫自己尽量多吃。饭后我说有点累，就回到自己房间，蒙头低声痛哭。

　　１９６９年春天，中共九大前，不知谁发了个什么鸟指示，物资部的“走资派”全部要被押解到河南干校。行前倒是让父亲回家收拾行装，我和母亲都划不清界线，以我俩对方有病为由请假回家，与父亲团聚几天，然后就是生离死别各奔东西。

　　这一年北京就只有我和母亲，孤儿寡母两个亲人相依为命。一个２４岁的不学习的学生，先后到北京特殊钢厂和北京重型电机厂干重体力劳动，美其名曰“按领袖指示：学工”。同学发牢骚：“现在是猛吃、猛睡、猛干，三猛！”工宣队说首先应该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批判“三猛”。我说：“三猛非常错误，根本不可能！猛吃没粮票（学生定量３０斤）、没钞票（２０多岁了白干活还没工资），猛睡没时间，猛干没力气（吃不饱、睡不好）。”工宣队哭笑不得。

　　母亲，一个患冠心病的老干部，集中在远郊区，住集体宿舍。每周末挤公交车回家，随身带着纸条，上写：“我是某某，患心脏病、若休克，请通知在清华工物系的孩子阎淮。”我们两个“住校生”都盼望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母子团聚的一天，也期盼回家能看到天南海北在乡下务农的其他四位亲人的来信。我经常安慰母亲：“文革中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家是：子散妻未离、家破人未亡。知足吧！”星期天晚上，是可恶工宣队规定我们回校的时间。我从家里迎着昏暗的月亮、顶着呼啸的北风，骑车北上清华的２０里路，是我心理情绪的变压器；在这３０分钟里，我要深埋温柔脆弱的亲情，穿上精神的盔甲、带上坚强的面具，面对以知识分子为敌的工宣队，迎接新一周生理和心理上新的磨难。

３－１８、毕业离校远赴西北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日，广播传出《烈士魂》哀乐，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陈元、宋克荒、刘泽彭和我讨论形势，一致认为：中国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结束，我们应养精蓄锐充实自我，静待天子归西，届时再展身手。他们也劝戒我锋芒“避”露，少惹是非。

　　回顾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工宣队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识分子。使我们从整体意义上成为“再教育”、“给出路”、“可改造”的革命对象。一工宣队头目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队以知识分子为敌的心态。（唐少杰：《一叶知秋》，２８５页，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２００３年。）不是我喜欢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愿被别人“心情舒畅”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１９７０年初，在工厂无偿劳动十个月后，突然被召回学校毕业分配。原因是清华和北大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要为他们腾出校舍。工宣队实行毛泽东的法家路线：论功行赏、有仇必报、奖惩分明。具体方案是：“连级干部云集大连，落后学生发配新（疆）西（藏）兰（州）。”我则连兰州都不如，是火车过兰州再开一天的甘肃武威县，古称“凉州”，其荒凉可想而知。“布尔什维克”们也都没好果子吃：陈元分在湖南新邵县，刘泽彭分在吉林梨树县；宋克荒听造反派赞美林彪江青，气不顺说了不恭之话，被定为反动学生留校审查。我们离校后书信不断、互通情况。１９７１年春节，北京探亲再聚会，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谈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陈元通报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内幕，特别是毛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说的“事情没有完”。我们分析了毛泽东与林彪的性格特质和处事方略，都预感还有大事将发生。１９７１年９月下旬，我在甘肃接到宋克荒北京来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内蒙外”，在正式传达前得知“九一三事件”。１９７２年春节，我们四人在北京重点研习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认为公布它是毛乱方寸，有利于民众的觉醒和文革的破产。这是我们７０年代初的交往，友谊持续着，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８０年代初，而８０年代末的一场“风波”使我与他们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只保留着私人情谊。

　　１９７０年３月，登上西行列车，经过两天两夜只坐不卧的艰苦旅程，奔赴遥远的西北陌生小城。２４岁的我，确实想到５７年前，一个同样２４岁的青年，在同样的春天，同样背井离乡远赴西北。我们同样“一事无成、一文不名、一无所有，但是拥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国的兴亡》）他就是我深恶痛绝的阿道夫。第二感觉有点革命性了：我像冲出牢笼、将在广阔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俄国高尔基《海燕》）

　　此后五年，通过艰苦卓绝的“我的奋斗”，在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的路线图上，爬到县团级的武威煤矿机械厂的顶层。在全面整顿和回潮的１７９７５，对口调到北京煤矿机械厂。对着清华园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清华文革的四年，我犯过严重错误，也有丰硕收获。文革前，我是一个狂热的极左毛粉；文革初，看到基层的诸多问题，以为是歪嘴小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经念歪；中期，对高层残酷和底层贫困的了解，知道大和尚嘴也歪了；后期，认为马列当年可能是真经，斯大林和毛泽东“跑偏了”，好经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使命就是拨歪返真、修正旧经，净化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作补天救党派。

　　文革中，通过深入城乡社会底层和研读先贤哲人经典，树立了平民意识，我成为干部子弟中的异类。维克多？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成为我的绝对价值观。１９８６年，中组部的我，到许多省委组织部和党校抨击时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责：“你天天吃党的，日日骂共产党！”我笑答：“你们天天夸党，是日日害党，我是在救党！”１９８９年，“动乱—暴乱—风波”后，人道主义的我不认同镇“暴”，出走了。９月２０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写出我的理想社会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司法、保障人权。——好像与某党现在的要求雷同，是吗？

□　节选自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