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自述：亲历中共天津市委的倒台

reading

亲历中共天津市委的倒台

    在天津还没有解放之前，中央批准1948年在胜芳成立的中共天津市委，1966年5月文革开始之后，于1967年1月18日彻底垮台了。让我叙述这个难忘的过程吧！
   
“文革”是从党内高级干部开始的
   
    不少人可能认为，50年前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是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的群众运动。我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是从党内高级干部开始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它的起始点，就是1966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会期最长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从5月21日开始，至7月23日结束，为时两月有余，这么长时间的工作会议是空前绝后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山西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还有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区委书记。天津市参加会议的共53人，其中领导干部之多也是空前的。在天津市委17位常委中，除长期病号以外，只留马瑞华一人在天津坚持工作，其余的人都到会了。另外大部分部委和区局主要领导人也到会了，还吸收了少数级别稍低的年轻干部参加会议。我在市委办公厅多年，历来都是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这次却被列为正式出席人员。当时的市委常委会等于集体迁到了北京。
    这次开会的方式也很特别。会议由华北局统一安排，以各个地区为主，各自为战。天津的与会人员住在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绝大部分时间在驻地开小组会或大组会，还要参加河北省召开的地区全体会议。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只开过两三次，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会议主要靠简报交流，有统一编号，还分地区编号，每天的简报如雪片飞来。
    这些都不过是有关会务的技术问题，最奇特的是这次长会名为“工作会议”，但从未议论工作，而是集中揭发批判各地区的领导人。华北局代中央管辖的有三省（自治区）一市，即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市。当时天津市还是河北省的省辖市。北京市委已被毛泽东点名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被中央改组，李雪峰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分别受到揭发批判，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卫恒、王谦、王大任和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都受到揭发批判。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在本地区会议上也遭到揭发批判。林铁、乌兰夫受批判还牵连到其他领导干部，如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裴仰先、副省长胡开明等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立三在会上也受到了揭发批判。一次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全体大会上，李雪峰作了长篇讲话之后，河北省一位书记走上台去发言。他说，我今天要揭发李立三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他的发言使与会者为之一惊。接着，这位书记“揭发”李立三到河北省、天津市各组发表反党言论，还“煽动”大家发言……我记得，当时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李立三怒气冲冲，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到舞台的后边去了。到6 月4 日，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处书面通知李立三：“根据雪峰同志口头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李立三接到华北局通知第二天起，曾经多次给李雪峰和华北局书记处写信，要求谈话，但是一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人搭理他。
    回想起来，我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心情也是很特别的，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从1962年中央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各项工作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随后开展的城乡四清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我当时在天津小站地区参加四清并参加起草了流毒全国的“小站地区夺权斗争报告”后，被调到市委四清办公室工作（负责城市四清），备受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视。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和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到华北局或省委参加会议，凡是涉及四清问题时，都要我跟随。赵武成直接抓城市四清，凡有关这方面的会议讲话、工作部署，都以我为主起草。这次能够出席如此重要的会议，我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但另一方面，继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1966年5月10日又发表了他的《评三家村》。这是“文革”的重要信号，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杂文几乎成了“黑话”的同义词。天津市也迅速审查报刊发表过的杂文，当年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的秘书把近几年天津报刊上刊登的所有杂文剪报全部带到北京。此举使我忧心重重，因为我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也曾在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虽然用的都是笔名，而且换过几个名字，但是剪报册子上已经把原名和工作单位都标明了，用笔名也逃脱不掉的。这次会议是否要揭批类似“燕山夜话”的杂文？我发表的杂文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谈海瑞罢官这样敏感的问题？我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真是惊人满身汗。我就是抱着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参加这次会议的。
   
惊心动魄的开端
   
    天津市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人员于1966年5月21日上午集体乘汽车赴京。按一般常规，我们首先要到大会会务组报到，领取会议日程安排等等，可是这次不然，按预先通知，直奔住地也就是开会之地东方饭店（华北局的招待所）。天津出席会议的53人划分了3个小组，每人领取了一份中央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至于整个会议如何开法，何时开大会，主题是什么，共需要开多长时间，与会人员一概不知。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北京与华北局工作会议同时举行的还有一个改变中国前进方向的重要会议。这就是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四人打成了“反党分子”。5月16日，中央的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我们来京领取的第一份文件，以后又被称为“五一六通知”。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手中这份薄薄的文件竟标志着一场为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接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时，又要负责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这哪里是什么工作会议？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分明是继中央批判彭、罗、陆、杨之后，在华北地区批判省市领导人的会议。
    到会当天，我们就分组阅读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第一部分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我睁大眼睛逐字逐句地阅读文件，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咽下去。看着看着，两段黑体字凸现出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听李雪峰传达时说，这些重要的话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在为时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我们只是开过两三次全体会议，主要由李雪峰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他传达林彪5月18日的讲话。
    林彪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听了这一传达，会议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李雪峰还将几位常委的讲话都做了传达。其中周恩来的讲话给我印象颇深。他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清除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把它叫“剥笋”，就是逐步清理，这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方法。比如高、饶是剥掉的，彭、黄是剥掉的，这次彭、罗、陆、杨也是剥掉的。他们剥我们，我们也要剥他们……其中有一段讲话最引人重视。他说，现在我们党内的领导核心就是主席、少奇同志、林彪同志和小平同志四个人。李雪峰传达时特别指出，请同志们注意，总理讲的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写“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同样一无所知。究竟有谁知道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其说不一。有的文章说，当时谁也不知道；有的文章说，只有林彪、康生、陈伯达三人知道……究竟事实真相如何，还有待于用更确凿的史实加以解析。
    华北局工作会议开始，天津各组分组学习讨论，谈思想认识，揭发问题，开始除了批判“二月提纲”以外，很多人摸不清会议的方向。当时我正在第二小组参加学习讨论，忽然接到通知，说市委常委开会，要我去记录。我在50年代曾担任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次一进会议室，感到气氛相当紧张，原来是开始批判胡昭衡的杂文集《老生常谈》，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颉伯也在场。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先拿知识分子开刀，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颇有文采的胡昭衡首当其冲成为天津小组的批判对象。与此同时，山西小组那边也正在批判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三反”罪行。
    胡昭衡于1933年就读北平汇文中学时参加“左联”，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曾任内蒙古骑兵一师政委，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调天津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他从30年代即开始文学创作。《老生常谈》是他在内蒙古工作期间撰写的政论性杂文，于1964年结集出版。这是一部比较优秀的杂文集，陆定一后来曾评价说：“它反复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记录着‘大跃进’失败后的思想斗争”。
    常委会议充满火药味，把《老生常谈》视为《燕山夜话》一类的“毒草”，先是一通批判；从他的作品又进而联系他的工作和思想作风问题进行了批判。在市委常委会议对胡昭衡进行斗争的同时，各小组也集中进行了揭发批判。各组不仅是批《老生常谈》，还联系他的小说《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和短篇小说《跳崖》《乃红子》进行了批判。之后，又召开天津组全体人员会议大揭大批。
    胡昭衡《老生常谈》中的文章当年在《天津日报》上选登过，由于我喜好杂文，也曾到书店买了这本书，通读过一遍，觉得很好，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怎么一夜间就变成大毒草了呢？我怎么批判发言呢？按说我也要发言，可是这时我恰好承担着几次常委会议的记录工作，居然没有发言也就过关了。
    大多数人尽管过去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可是许多人紧跟形势都积极发言。究竟是怎样批判的呢？主要是断章截句，歪曲文义，生拉硬拽，无限上纲。在会议期间，编发的批判胡昭衡的简报就有若干期。
    与此同时，胡昭衡在天津的工作和个人的思想作风也受到严厉批判。实事求是地讲，胡昭衡从1963年调天津任市长以来，兢兢业业，深入群众，为改变城市面貌、改善环境卫生、解决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并且狠抓了工业生产，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就使天津市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较大的进步，得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表扬，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残酷的党内斗争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式：当你一旦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时，你就是一错百错，一切一切都错了，甚至连对的也错了。
    现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往往以为“文革”是来自红卫兵运动，是来自造反派到处抓“走资派”，到处进行揭批，就像一般影视剧表现的那样。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从这次特别的会议上清清楚楚地看出，“文革”是从上边开始的，是从党内到党外的，是在红卫兵还没有出现、造反派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上层就开始了批斗。君不闻“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说“文革祸水天上来”！
   
提小意见惹大祸
   
    在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天津出席会议的三个小组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为第一组组长。王亢之也参加这个小组。听市委办公厅参加这个小组记录的同志讲，当时省委也派工作人员到这个组了解情况，但不是一般地了解情况，而是把目标对着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和白桦，因为他们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会下鼓动与会人员给他们提意见，但是没有得到多少响应。河北省工作人员在编写的《简报》中却因此批评白桦“对与会同志的重要建议，采取冷淡压制的态度”。白桦看了有意见，认为与事实不符。为此，他给所熟识的华北局办公厅一位负责人打电话反映，对方说你有意见可以写封信。白桦按照事实很快写出了一封申明信，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捅出了大娄子。
    1966年6月6日，《华北局工作会议简报》印发了河北省秘书组撰写的揭发批判白桦的简报，题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简报》按语说：“总号第32号（河北组第11号）简报发出后，我们接到了白桦同志的申明信，他指责简报歪曲了他的发言。并要求更正。对此，河北省秘书组作了查对，现将查对材料和白桦同志的信，一并刊出。”这种做法无疑是将白桦推出示众了
    河北省的“查对材料”揭发了白桦的六大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标题是“这不该在会上挖吗？”《简报》中说：“吴晗、杨献珍等人到天津做报告是谁请来的？有多少人听了他们的报告，受了毒？《燕山夜话》在天津推销了多少？有没有积极的‘推销员’？上面有没有支持者，要深挖一挖。白桦却说清理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在会上不好解决，反正家里也在发动群众清理嘛！”这些问题问的就没有道理，难道请吴晗、杨献珍来天津就是“放毒”吗？再说别人可以胡说八道，白桦为自己辩解两句，何罪之有？《简报》竟据此说白桦“吹冷风”。第二个问题的标题是“一上来就定调子”。白桦曾在一次发言时说：“来以前，摸了一些天津市的情况，文化工作的队伍，老的，没有出大问题。”“天津市受到黑线的控制和影响，没串起来，只是受了影响。”……《简报》却据此说白桦给运动“定调子”，与中央《通知》精神“相违背”。在党内会议上不让人说话，一说话就成了“定调子”，哪有一点民主的精神？第三个问题的标题是“发言就解释。不解释不发言”。第四个问题的标题是“躲躲闪闪，上推下卸”。第五个问题的标题是“会下活动，转移目标”，把白桦饭后散步时说的只言片语统统搜集起来上纲上线，如他说过天津的文化工作“问题不那么严重”等，也作为“会下活动”来批判。第六个问题的标题是“对会议打‘散锤’，不引导向深入发展”。《简报》说：“别人发言，白桦同志打‘散锤’，有人提出重要问题，不去引导集中揭发和讨论。好几次会议结束时，白桦同志敷衍其事地说：‘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回忆回忆。’”这句话怎么叫敷衍其事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连饭后散步时说的只言片语都被端上简报成了罪状，一下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记得胡昭衡每天饭后默默散步，只有他的妻子林以行（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与会人员）跟随，和其他与会人员碰面彼此都不说话。与会人员休息活动时说话也都十分谨慎。惟一一项业余活动是小院内有一羽毛球场地，天天晚饭后打几下羽毛球，还进行过双打比赛，我和一位书记的秘书获双打第一名。大家只论球技，不谈政治，倒也为紧张冷酷的政治空气平添了一丝乐趣。
    白桦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曾担任县委书记、地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1954年平原省撤销后调天津工作，开始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部长。1955年市委下达一项临时任务，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一贯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看到《简报》，心想他所在的宣传部本来就是运动重点，这次可是在劫难逃了。
    果然如此。《简报》一发，等于会议对于白桦的点名批判，立即引起天津组的响应。1966年6月8日，《华北局工作会议简报》刊登了天津组讨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的情况。《简报》分四个大标题：一、“《简报》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二、“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三、“同白桦论战。”四、“推动了会议发展。”第一部分说：“在讨论中，发言热烈，反映很强烈。一组同志一致认为‘简报’反映的问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表示完全同意《简报》的看法。有的同志说，《简报》不仅没有歪曲和违背事实，而且有些地方还说得不够。许多同志反映，‘简报’鼓舞了斗志，帮助自己思想上了纲。”后几部分不仅反映一组的看法，而且反映各组一致的看法。在那个时代，谁能说不？谁敢说不？谁说不，谁就是“不听党的话”，就会变成被批判的“反面教员”，成为下一个批判对象。
    党内生活中这种“一边倒”的“一致”是十分可怕的。《周易·系辞》有句话说得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党内是“一言堂”，什么都“一致”，其严重后果早已显露。一说抓阶级斗争，一致赞成，于是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一说“跃进”，一致拥护，于是到处都是“大跃进”，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语都出来了。当年打倒刘少奇是一致通过（听说只有陈少敏一两个人没有举手），后来为刘少奇平反还是一致通过。这种“一致”怎能不令人“百虑”呢？

点火批判一把手
   
    当年华北局工作会议是分地区进行的。河北省组的讨论自然应当由省委主要领导人主持掌握，那揭发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如何进行呢？总不能让他自己主持会议批判自己吧！当时中央、华北局还没有公开作出批判林铁的决定，但是又要通过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他，所以只有让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点名、点火，督促省委其他领导和与会人员了。
    林铁是老一辈共产党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相继在北京中国大学、法政大学读书，担任过党支部组织委员、代理支部书记。1928年在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院学习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留法委员会委员、训练部长、中共留法委员会书记。193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该校中国部任支部书记……从1949年以后一直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正是由于林铁当时的地位，到会议中期才开始对他进行揭发批判。6月20日以后，根据华北局领导的旨意，先是在河北省委领导层揭发批判林铁。李雪峰看了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发言记录，给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打电话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河北、山西尤其是河北差，是否按兵不动？为什么无动于衷？现在河北省下面有些同志有意见，仍然有资产阶级庸俗的自由主义，当面不讲，由来已久。这次为何仍无动于衷，雷打不动。河北省领导如何交账，你掩盖不了，你不点，我点，中央点，主席已经点了……”李雪峰的说法是可信的。当年乌兰夫是华北局的第二书记，以乌兰夫、林铁的资历和地位，没有中央和毛主席旨意，李雪峰如何能够点名批判这两位老一辈共产党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批判乌兰夫、林铁肯定是刘等人也同意的。有人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如今用“证伪”的方法就可以否定此说。当然这篇短文不可能讨论这个大课题。话说李雪峰在电话中还批评了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发言“软弱无力”“不痛不痒”。这同万晓塘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随意给别人上纲上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李雪峰还限定时间把他的意见传达给河北组（含天津市）的全体与会人员。
    李雪峰的指示一经传达，形势急转直下，河北省各组包括天津市组立即转入以揭发批判林铁为中心。
    为了揭发批判林铁，河北省组开过几次全体大会，我作为天津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先是林铁个人做检查，然后是与会人员进行揭发批判。发言没有人肯定林铁检查的，都是说他的态度极不老实。一位省委负责人说，林铁的检查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继续施展阴谋，企图歪曲事实真相……另一位省委负责人说，林铁是我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反党集团的主帅，在政治上实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是实行宗派主义路线，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为了揭发批判林铁，省里以《请看林铁及其一伙放了多少毒》为题目，印发了大量材料，包括河北省的《四年工作总结》等等。林铁被揭发批判，一些人对他生活作风上的不满也发泄出来，其中也有的揭发离了谱。如一位省委领导人揭发林铁思想蜕化，说他一边看《金瓶梅》，一边打荷尔蒙。听了让人发笑！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专门提到过《金瓶梅》，说此书只是暴露社会，不像《红楼梦》，对社会没有批判。当时此书只允许卖给高级领导干部，连看此书也有等级之分。可是这种揭发批判无异于人身攻击了。
    我在揭发批判林铁时没怎么发言，主要为市委一位书记准备书面批判发言。
    华北局工作会议之后，林铁被彻底打倒，全家人受到牵连，家也被造反派抄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获得平反，他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此话一点不假。时间仅仅过了五年，1971年春节，仍然是在北京，仍然是举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华北会议。然而，这次是李雪峰碰上了厄运。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因为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阴错阳差的几件事，让毛泽东十分反感，便说他参与了陈伯达的“反党活动”。在这次华北会议上，毛泽东让李雪峰在会上作检讨，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结果李雪峰被开除党籍，关到安徽的农场受尽磨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为李雪峰平反并恢复了党籍。
   
市委工作会议狼烟四起
   
    天津市53人出席了从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回津后，就匆忙筹备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华北局工作会议名为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党内“文革”的开始，是揭发批判省、市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行下效，市委工作会议必然也要如法炮制，于是确定了四项会议内容：一是传达学习华北局工作会议精神；二是鸣放揭发；三是开展大批判；四是讨论部署“文革”。
    经过七天紧锣密鼓的筹备，这次市委工作会议从7月31日开始，计划开一个月。参加会议的有市、区局、处三级干部，共976人。这是天津市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集中吃住的会议，住河北宾馆（现为天津宾馆），每人每天饭费1元，本人交4角，按个人定量交粮票，补助6角。
    当时市委对这次会议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成立了大会秘书处，划分宣传文教、农业、政法统战、财贸、工业交通建设五个大口，各口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并建立了临时党组织。由于宣传文教口是重点部门，市委又从其他口抽调领导干部担任这个口以及各小组的组长。当时这个口的与会人员在会下议论：“这次宣传部、文教部的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但没有参与会议的领导工作，这是不是有问题的象征？几个组的组长都是其他部的，实际上是市委派来的工作队。”这一下搞得宣传文教口人心惶惶。
    各口和各小组都配有工作人员，按口和小组分别出会议简报，由大会统一编印，发全体与会人员。大会秘书处每天都及时掌握各组讨论情况，编印《会议动态》向市委书记处报告。尽管这次会议安排得非常周密，但由于“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四处冒烟，内外夹攻，常常迫使会议不能按部就班地开下去。
    会议中期，有些单位开始向会议送大字报，要求有关领导回单位接受批判。8月8日下午，市教育局7人送来100多人联名写的大字报，要求局有关领导干部5人回局。10日下午，市卫生局几十名干部送来5张大字报，对市委集中召开会议的做法和局领导不在局里参加运动问题提出意见，还要一位局领导回局，并当场给这位领导人戴了高帽。有些同志见到这个场面，情绪十分紧张。11日中午，市体委体训班来了几十个学员，要市体委的领导人回去接受批斗。13日，市体委领导人又被戴着高帽敲锣打鼓送回来。当时对来送大字报和要人回单位接受批判的，尽管都由有关领导出面接待，但是一切会议的规定乃至整个社会生活规范都被“造反有理”冲垮了，会议秘书处根本无法控制整个会议。
    会议期间，中学的“文革”也迅速开展起来。8月7日，市委书记处讨论决定，抽几位领导抓几所中学的“文革”。万晓塘去16中，赵武成去南开中学，张淮三去18中，马秀中〔市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去20中，王培仁（市委常委、副市长）去8中，杜长天（市委调查部部长）去市一中……各个区委回去一位书记抓本区学校的“文革”。
    中共中央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8月14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以来，一向门户森严的市委机关大楼以及各个区委机关顿时热闹起来。8月10日以后，群众到市委机关以及市内各区区委机关门前游行的日益增多，主要是欢呼《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也有上访、质询的。8月16日，群众在市委机关院内共贴大字报127张，99张是欢呼《公报》的发表，其余的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辩论和给市委提意见。当时在对市委的态度上，学生和工人发生了分歧。8月17日晚10时至18日晨6时，数百名学生和工人在市委门前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某校一位初中二年级学生，将北京一份油印材料抄成大字报，大意是天津市委开介绍信将学生轰到北京（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市委的“大阴谋”，既破坏天津的“文革”，又破坏北京的“文革”。这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双方推出代表到大厅内辩论一夜，最后工人们占了上风，学生承认受了坏人的利用，最后高呼万岁离去。这时天下还未完全大乱，保市委的还占主导地位，不过群众的狂热情绪已经涌现。
    市委工作会议于8月20日至25日暂停。与会人员除有病和所谓有“问题”的140人留会以外，其他人都分别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宣传《十六条》。24日下午到晚上，又有两个单位来人将有的留会人员要回，有一位被当众戴高帽批斗。26日上午复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几个文件后又匆忙休会。

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人
   
    市委工作会议开始后，很快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宣传文教口。8月2日，大会秘书处将《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黑线头目王金鼎》一文印发给宣传文教口各组。8月3日，《天津日报》第一版又以通栏大标题和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大标题是：“我市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奋战，声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反革命罪行”。副标题是：“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王金鼎压制革命群众运动，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贯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实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工农、革命干部子女，妄图把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进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王金鼎当时也在参加市委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表现沉着、冷静，面对突然而至的批判声浪，他居然颇带戏谑地说：“我是天津教育界的‘祖师爷’，正像毛主席说的，不打倒阎王，解放不了小鬼。”
    王金鼎是天津市领导干部中受到报纸点名批判的第一人。王金鼎当时没有出席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在家主持工作。“文革”浪潮是首先从学校掀起的，他作为文教系统的负责人，首当其冲，在劫难逃。早在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市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已经决定对王金鼎进行点名批判。在这期间，市委曾召集部分区局以上领导干部到京开过一次会议，部署“文革”工作，一位主要领导也讲到对文教政治部主任准备公开点名批判。
    王金鼎是当年天津市老一代干部中惟一当过教授的人。王金鼎当教授，同他的革命经历有直接关系。他于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青救会工作，1942年被派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于当年进天津达仁学院读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毕业以后在天津工商学院（后改为津沽大学）任讲师，后来当了教授。解放前夕，他通过关系做过争取国民党警察队伍归顺的工作。1956年市委文教部成立时，王金鼎就任副部长，1960年任部长（1964年改为文教政治部），经常列席市委常委会议。我因参加会议记录工作，听王金鼎的发言，观点鲜明，条分缕析，言之成理，没有“哼哼哈哈”的官腔，绝无徒托空言。
报纸对王金鼎公开点名批判以后，社会上立即掀起揭发批判高潮。登报点名的当天，南开大学等70多个单位的上万人到市委门前集会声讨王金鼎。报纸上同时发表工农兵代表多篇批判文章。

“学习材料”成了“大毒草”
   
    如前所述，在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桦因为实事求是地向会议秘书处提了一点意见，引火烧身，受到重点批判。其实，他即使不提任何意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为宣传部长这个角色也难逃灭顶之灾。从华北局工作会议到市委工作会议，以白桦为首的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始终成为揭发批判的重点。
    我从会议动态中了解到，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对会议的斗争方向早有预见和准备。有的区委领导人来宾馆开会时就把副部长方纪的作品带来了，也有人把副部长李麦为《调查研究的故事》写序言的那本小册子带来了。人们后来常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文革”初期这种状况再鲜明不过了。果不其然，会议上作为重点批判的就是市委宣传部编印的《文艺学习材料》。我先把这个材料的来龙去脉如实道来。
    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周恩来、康生、周扬、林默涵、姚臻等在会上作了报告和讲话，会上还印发了周恩来、陈云、陈毅、康生等中央领导人于1960年至1961年就文艺工作发表的一些意见，作为大会的学习文件。在会上还印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简称《文艺工作十条》和《戏曲工作十条》）以及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参考资料。当时天津市由方纪等二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市委宣传部向市委书记处作了汇报。根据市委书记处的指示精神，市委宣传部召开了天津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考虑到会议文件较多，传达不便，决定编印《文艺学习材料》，作为内部文件发到各区委、党委、各文艺团体。《文艺学习材料》主要以周扬的报告、讲话为主，穿插摘用其他讲话材料，文前加了简单的前言，文中加了标题，并在文字上作了转折连接的加工和个别文字的改动。这个材料由白桦、方纪审阅定稿，经王亢之同意，于1962年1月发出。
    这个材料主要是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当时正值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对原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予以否定。工业也在制定《六十条》。文艺、戏曲的《十条》是在这种趋向宽松的政治空气中产生的。姑且不论内容如何，按一般逻辑推理，把上级的报告、讲话精神加以汇编，并没有加上自己的东西，从组织原则上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当时这个道理讲不通了，因为其时周扬已经被公开点名批判，你把黑线头目的讲话汇集成册，这不是天大的错误吗？如果你解释说，里面不是还有周总理等人的讲话吗？那也不行！你把文艺黑线头目的讲话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混合编在一起，用心何其毒也！这又是不可饶恕的“大阴谋”，你往哪里讲理去呢？
    中共党内过去开展整风，常说“对事不对人”，重在教育干部。可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偏偏成了“对人不对事”。《文艺学习材料》之所以受到批判，起因就是因为周扬被打倒了。天津小站的“四清”夺权斗争，本来是陈伯达搞的，周扬尽管也参加过一段时间，但执行的多是陈伯达的旨意。可是在“文革”初期，因为陈伯达位高权重，人们却众口一词地揭发批判周扬是破坏天津小站“四清”的罪魁祸首。为此，专案组曾找我调查小站“四清”问题。他们查阅档案，看到我起草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在原件上有一处将周扬的名字勾掉，还表扬我的路线斗争觉悟高。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我说，当时是根据王亢之的意见修改的，考虑周扬的名字只出现一次就可以了。
    问历史功过，孰是孰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做了回答。但是对于这场“革命”的若干细节，至今仍值得回顾与思索。
    当年我从事办文、办会工作已逾十年，这次是投入力量最大、事情最难办的会议。大会秘书处设有秘书、资料、生活三个组，秘书组组长由王左担任，资料组组长由我担任，王树鹗任副组长，光资料组就有18名工作人员。我们仨就是后来被点名批判的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黑秀才”，那时谓之“三王”。其实这是高抬我们了，我们不过都是普通的“文字匠”而已。王树鹗55岁时，在市出版局党委书记岗位上带病工作，因心脏病发作逝世。王左也年逾古稀时病逝。“故人已乘黄鹤去，往事如今空悠悠”。在下作为一个“幸存者”，历史责任感驱使我把这桩往事记述下来。
   
主管书记在劫难逃
   
    宣传部长、文教部长受到批判，主管书记王亢之在劫难逃。王是资深的老报人。记得在“文革”以前，河北省委一次邀请彭真在市人民礼堂为省、市干部讲国际形势。彭真开头说，我今天主要是讲基本观点，不讲更多的资料，讲资料不如王亢之掌握的多……当时王亢之正坐在台下前排。原来王亢之于1947年调《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彭真亲自领导报社工作。
    正因为王亢之的这种经历，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了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又当了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也正因为他处于这个岗位，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早在1966年5月至7月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天津组除了重点揭发批判胡昭衡、白桦以外，王亢之也是被揭发批判的重点。在8月市委工作会议上，王金鼎被公开点名批判以后，因为要“上挂下连”，王亢之是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自然便成了“黑后台”。
    苏轼在《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中说过：“目有昧则视黑为白，心有蔽则以薄为厚”。“文革”时代，在“左”倾思想统治下，真是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了。如果看看当年市委工作会议上对王亢之的揭发批判，不但根本不是他的什么错误，恰恰正是值得称道的优点。
    有些人揭发王亢之一贯右倾，包庇右派。有个主管文艺工作部门的人员揭发，1959年以来，有关部门审查了方纪的作品，发现有问题，写了报告报王亢之。王却说：“方纪写了好多好作品，为什么不汇集？光汇集有问题的作品。”
    有人揭发批判，王亢之曾提出办晚报要“雅俗共赏”，欣赏“文人办报”，要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的报纸。王亢之在1961年文艺座谈会上讲到：“好好办刊物，把出版社抓起来，加强对作品的讨论，用社会方式扩大影响，搞得活泼一些。”有人却说这实际上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
    市委工作会议上，王亢之出身地主家庭也是批判的重点问题。王亢之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一二·九”运动时，第一批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家是深泽县有名的大户人家，被称为“王宅半边城”。王氏家族于20年代相继破产，开始分化。到了王亢之这一代，家中已经没落，大片田地变卖，只留下一所三套院老住宅和几亩园田。王亢之的父亲也是读书人，过去一直在外工作，晚年住在王亢之这里。我一次去他家还见过老人家，和我说过话，是个知书达理的老人。王亢之对父母（继母）很好。会上却有人揭发批判王亢之供养两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分子。
    市委工作会议之后，王亢之就被停止领导工作，在家写检查，直到10月才恢复工作。我最后一次见王亢之是在1967年冬天，那时得知他要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可是他持悲观的态度，说自己在天津长期分管宣传文教工作，能顺利过关吗？他说这话时脸色异常阴沉。果不其然，几个月以后，1968年2月，他被江青诬陷为“日本特务”“深泽县叛徒集团”的头目，被迫害致死。
    人真是复杂的复合体。王亢之在1964年小站“四清”中积极地执行陈伯达的指示，参与迫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可是自己在分管的工作中又抵制“左”倾，保护干部，最后自己又成了“左”倾的殉难者。这万恶的“左”倾，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闻名全市的“八·二六”事件
   
    1966年8月26日，来自北京和本市劳动局某技校的部分学生与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发生了一场冲突，酿成赫赫有名的“八·二六”事件。市委文革办公室就这一事件向省委、华北局写了专题报告。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6年8 月25日下午，市里一位副市长到某技校宣讲《十六条》，被来津串联的北京红旗学校和某技校部分学生围攻，他患有高血压，心中一急当场晕倒，被技校的老工人和部分学生组织的赤卫队护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晚间，持不同观点的学生和一些工人进行辩论，在辩论中部分学生动手打了几个老工人。26日上午，被打的老工人来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制止打人现象。
    26日下午4时多，北京红旗学校一个自称“孙大圣”的学生，纠集了50多个红卫兵连同市劳动局某技校100多人到市委门前，先是在台阶下两侧做了部署，6时多开始冲击市委大楼大门，被值班人员拦住。他们又增调人力再次冲击，对值班人员又打又踢，冲进大楼后，直奔会议厅，包围了前来反映情况的某技校工人和市委负责接待的干部，还抢走了这位负责人的文件（内有中央文件3份和宣讲《十六条》提纲）以及另一接待人员的记录本，并把一些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推搡到会议厅进行围攻。这里说的会议厅，就是市委一楼大会议室，在50年代是市委常委举行会议的场所，我曾多次在这里做记录，算是天津最神圣的地方了。平时会议桌上放着暖壶，在开会期间，连服务人员都不得进入倒水。
    “孙大圣”等人冲击大楼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高声叫骂：某某黑帮头子快滚出来，我们要砸烂黑市委！你们这些看门狗快滚蛋！他们冲进大楼后，楼上楼下四处搜查，砸各办公室的门，大喊要揪出某某人，说什么“把你们的主子逮住，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还扬言要把这个地方砸烂。他们先后殴打了服务、接待人员30多人，许多人被打致伤，有一人昏迷，同时还毁坏了两道大门的钢拉手，砸坏了一些茶碗。
    在学生们冲进大楼时，“孙大圣”手持皮带打人。有几个工作人员上前将他抱住，他竭力挣脱时前额碰到门上，皮破出血。他碰伤自己后，跑回门前主席台大喊大叫市委干部打伤了人，煽动群众继续向大楼猛冲。在场一自称是“工人”的，也上主席台大喊：市委大楼升半旗，国旗还是三角的，这还不是黑帮？这还不是混蛋王八蛋！台上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也跟着叫骂，在场的群众越听越不对味，有的工人站出来反驳，遭到攻击。
    这一事件到27日晨5时才平静下来。市委根据北京红卫兵的要求，派车把他们送回北京。
    这一事件发生的当晚，市委主要领导人万晓塘、赵武成在郑州道文革办公室坐阵，彻夜未眠。市委强调，接待干部要耐心听取群众意见，不得组织或参加辩论。当北京的红卫兵在门前呼喊时，市委提出，市委门前会场，由北京红卫兵主持，充分让他们发表意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这一事件完全是一些学生粗暴无礼的造反行为造成的，可是也成了市委的“错误”。
   
“红色恐怖”的岁月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判各级党委“镇压革命群众”时，使用频率颇高的一句话就是“走资派”实行“白色恐怖”。其实，整个“文革”时期哪里有什么“白色恐怖”，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如说都是“红色恐怖”更为贴切。但是，来得最突然、最恐怖，像“红色旋风”一样席卷全国的，还是1966年8月下旬的破“四旧”。那时我在市委文革办公室，天天搜集汇报，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破“四旧”势如破竹，来得那样迅猛。
    红卫兵诞生不久，便冲上街头，杀入社会。1966年8月，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于是，由北京到全国，掀起大“破四旧”的运动。1966年8月23日，首都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发表后，天津市各学校红卫兵纷纷上街破“四旧”。上千家商店、数百条街巷和许多行业改换了所谓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色彩的名称。“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惠中大饭店”改为“工农兵饭店”，“中原公司”改为“工农兵百货商场”，“民园体育场”改为“人民体育场”，“玉清池”改为“工农兵浴池”……红卫兵还建议把和平路改为反修路、革命路，市内各区也一度改了名称。红卫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发型”和穿“瘦裤腿”。有的在理发店门前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剪子不留情，毁你瘦裤腿”，下联是“推子要革命，剃你阿飞头”，横批是“兴无灭资”。有些红卫兵说：“我们砸烂的不单是商店名称，砸烂的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陈腐烂货，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毒素，是散发腐朽气息的陈规陋习。”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示誓死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当年的“左”倾情绪和形式主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种“左”倾行为在市委机关门前也有突出表现。8月23日，群众在市委机关贴大字报109张，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要求破“四旧”，有三项主张：一是要求立即取消定息和高薪制度，要求资本家交出公债和存款，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把资本家和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分子清理出各级机关。二是凡不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街道、胡同、企业、商店、公共场所的名称更改为革命的名称。建议天津市改为“卫东市”。三是凡不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商标要销毁，奇装异服、稀奇古怪的发样要杜绝，停止生产扑克，摔跤场、武术场要解散。这些今天看来是极端荒唐的，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确是反映了当时群众的狂热。
    在破“四旧”中还有一种恐怖行为是抄家和打人。当年文革办公室出了很多内部简报，但是在新闻媒体从未公开提及抄家，只是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股歪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呢？最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上看到了当年抄家打人的来由。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毛主席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书中有以下记载：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举动。有些人更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1966年8月，天津开始进入“红色恐怖”之中，开始是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作为第一代“牛鬼蛇神”受冲击，戴高帽子游街，被监督劳动。第二波是过去的资本家被抄家，他们的家里被任意搜索，财产被任意带走。当时各个学校都存放着大量的抄家物资，后来东西多了无法处理，在和平区新华体育场专门向市民卖过各类抄家物资。第三波是打老师，十分残酷。打老师是从北京传来的。被打的老师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学校负责人；二是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当时被说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是个人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有些人的家被抄、个人遭到凌辱而走投无路，被迫走上绝路。文革办公室天天接到多起自杀事件的汇报。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27日起至29日下午6时止，全市共发生自杀事件117起，死亡79人。其中和平区所占比重最大。这个区在27日、28日两天内共发生45起，占全市自杀总数的50％。这个时期的自杀人数在整个“文革”中最多。
    参加抄家打人的中学红卫兵不过十几岁，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怎么会采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呢？当时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想来，首先是他们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部署闻风而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题目就令人触目惊心。8月6日江青接见红卫兵时提出“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在8月18日大会上再一次公开号召“破四旧”，北京率先行动，天津跟风而动。其次，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观念，一切以所谓“阶级”划线，严重轻视甚至忽略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人存在所应享有的生存权利，对那些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人，被“横扫”无赦，其生命、财产均无保障。再次，这种群体狂热行为一旦掀起，社会失控，行为盲动，将“人性恶”张扬到极致！
    “红色恐怖”典型地反映出极“左”文化的特征，也呼应了把人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使其获得极端化表达。“红色恐怖”带给人们的是极端恐惧，它既使人屈服投降，任人宰割，又使人看风使舵，保全自己；还使人热衷投机，“左”得出奇！
    那时，我家住民园大楼，被扫的对象很多。我和妻子很少回家，那时工作也离不开，当然也怕被扫了。
   
市委第一书记鞠躬尽瘁
   
    继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冲击市委机关的所谓“八·二六”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轰动全市的所谓“九·一八”大会一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9月18日，由市1中、18中、女6中等16所学校联合召开揭批市委大会。这次会议是由北京红旗学校与天津几所学校部分学生发起，串连40多所学校，经过一周多筹备在民园体育场召开的。大会开了一天。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参加大会并讲话。讲话稿都是由市委文革办公室准备的。红卫兵代表由十几个人发言。不少人纷纷递条子、散发传单。用赵武成的话说，这不过是市委的“强弩之末”。不管怎么说，书记们当时在十分紧张的形势下，略有一点轻松感。
    万晓塘从1958年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已达8年，这8年是天津解放50余年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他作为市委第一书记，一方面要顾全大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和河北省委的指示、部署；一方面又要疏解天津干部的情绪，力求天津有所发展。这个期间还经历了“大跃进”和“节粮渡荒”的严重困难，一度还要兼管河北省划归天津的十几个县，他几乎跑遍了各县广大农村。1963年天津又遭遇了特大洪水袭击，他亲自领导抗洪救灾，真是不堪其累。再加上天津市改为省辖市后，经济地位和发展速度随之下降，而当时华北局主要领导人却错误地归之于天津工作落后，几次提出不公正的批评。万晓塘忍辱负重，始终为天津工作殚精竭虑。在长期紧张工作中，他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慢性胃病、习惯性失眠、慢性腹泻、坐骨神经痛等疾病，常年带病工作。1966年4月以来，万晓塘病情加剧，以致在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在京301医院住院治疗21天。尽管如此，他在“文革”开始以后总是迎难而上。当天津中学的“文革”之火已经点燃时，他于6月中旬回津，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师生代表做了4次报告。一个中学红卫兵6月13日听过万晓塘的报告后，曾写下这样的日记：“上午在体育馆听了万晓塘的报告，很好。他这次特别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在风雨中锻炼成长，学习阶级斗争，作革命接班人。斗争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青年有革命热情，敢于革命，这很好，但是要沉住气，斗争是长期的等等。另外，市委决定发给天津学生每人一本主席语录，博得全场人的热烈欢呼。这真是党对我们的无比关心，真是雪中送炭。”在当时造反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红卫兵还能如此评价万晓塘，足见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市委当时屡受冲击，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万晓塘始终沉着冷静，力图控制住运动的局面。当时市委机关早已无法正常开会、办公，几位书记秘密在睦南道招待所办公，昼夜在那里值班。招待所楼上有4间客房，由万晓塘、赵武成、谷云亭、张淮三各住一间。由于“九·一八”大会平稳召开，19日下午，谷云亭提议，最近我们就像抗日战争期间打游击一样，东躲西藏，得不到好好休息。今天晚上，就放个假，除了留下值班人员以外，大家都回家看看。于是，谷云亭、赵武成洗过澡，没有在招待所吃晚饭就先走了。万晓塘和家人通了电话，告诉今晚他要回家的事，接着由招待所一位服务员陪同，到理发室理了发，然后回到房间洗澡。
    张淮三洗完澡下楼，来到餐厅，便叫跟随万晓塘的警卫人员马某去喊万晓塘来一起吃晚饭。马某应声上楼，看到万晓塘的房门紧闭着，隐约可以听到卫生间里放水的声音，便猜想一定是万晓塘正在洗澡，他洗澡的时间一向比别人长，就没有敲门。过了几分钟，仍不见万晓塘下楼来，他又上楼去，先是轻轻敲门，没有回音，加重力气敲门仍无回音。马某心生疑窦，急忙找服务员打开房门，发现万晓塘赤身泡在浴盆里，脸面朝上，自来水龙头还开着。他们以为万晓塘睡着了，便大声叫他，但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两人急忙将他抱了出来。这时，张淮三也上楼来，见此情景，急忙叫万晓塘的秘书高书田通知机关医务室来人抢救。高书田接着又给第一中心医院打电话求救。市委机关医务室李永阳、吕翔之大夫先赶来抢救，随后一中心医院王金达、华正行等医护人员也赶到现场，然而为时已晚，万晓塘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市委机关医务所和一中心医院抢救小组都断定万晓塘因心脏病暴发猝死。当晚，省、市许多领导人便纷纷应召赶来，当即商讨了丧事安排，并请《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到场。石坚到另一房间亲笔起草出万晓塘逝世的报道稿，当场经省、市主要领导人审定。省、市领导考虑正值“文革”期间，红卫兵扫“四旧”，决定不事宣扬，低调处理，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翌日晨由少数领导人护送遗体去北仓殡仪馆火化。但又考虑万晓塘一生对党的事业的贡献，仍决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设灵堂，22日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主祭，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致悼词。当我执笔起草“悼词”时，心中不由一阵酸楚，几天前还为这位我所熟悉和爱戴的老领导准备大会讲稿，仅时隔数日又给他写悼词，真是人生无常啊！
    近日读《毛泽东传》更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发动这场“文革”不单是解决中央领导权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这场运动打倒了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最后又殃及大批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是他始料不及的。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另一个房间。”
    1966年11月4日至22日，市委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280人出席的工作会议。这是市委在彻底垮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和陈伯达、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的问题，当时两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作了检讨。同时，由市委作检查，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市委在这次会议上遭受“内外夹击”，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会议没有结果而散。
    记得胡昭衡曾在小范围向市委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还向与会的领导干部们交底，叮嘱人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两个多月以后，上海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天津市委于1967年1月18日彻底垮台，全国各省市也无一幸免。当时扣在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们头上的罪名，恰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转入地下工作的天津市委
   
    从1966年8月以来，市委机关大楼天天面临群众的冲击，市委书记处、常委会无法在市委机关开会和办公。从9月至翌年1月，市委领导人先后在市府交际处所属常德道招待所、睦南道招待所、云南路招待所、河东招待所以及天津铁路分局所属台儿庄路招待所秘密办公，在警备区礼堂、中苏友协、北宁公园等多处开过会。
    当时我一直在位于郑州道的市委文革办公室办公，市委也曾在那里开过会，不过那里也不是十分隐蔽的场所，安全毫无保证。另外，我曾多次到市委秘密办公地点汇报和请示工作，其中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还是云南路招待所，因为市委在这里呆的时间最长。
    云南路招待所即现在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和平宾馆的一部分，原大门在云南路。解放前，这座楼房是孙震方的旧宅。孙氏系安徽人，其父是清末民初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孙氏家族财团的创业人。他们出资兴建这座豪宅，砖木结构的三层楼，配有花岗岩的台阶，室内为硬木装饰，室外有游泳池、草坪、藤萝架和欧式花坛。走进小楼，但见楼梯盘旋而上，每层房屋又自成单元，据说这是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在河北省省会迁津盖迎宾馆、河北宾馆以前，天津市未盖过新招待所，都是利用市内原有的老楼房接待宾客，云南路这里算是最“高级”的招待所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来津都曾在这里下榻过。我有几次开会过晚，在此过夜。当时二楼还空着一个单元，据说原系孙氏姨太太的住房，周总理和加纳的恩格鲁玛总统都在这里住过。工作人员笑说，让我在这里“享受”一番。其实，那时人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还有什么“享受”的心情！
    云南路招待所是个很隐蔽的地方。因为这条街很僻静，又是独门独院，平时大门紧闭，门前也不挂招牌，很少有人出入。那时几位书记的小轿车都换成了军用吉普车。每逢出门时才打开大门，汽车开出以后迅速闭门。市委除了有关常委、秘书长等少数人来这里请示汇报工作以外，连机关一般人都不知道此地。在这里昼夜值班的，除了市委书记的秘书以外，只有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
    市委领导人在这个地方办公，按说是比较安全的，可是就在这样秘密的地点，竟然发生了一次“逃难”。那是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和市委常委李守真等几个人小范围开会研究工作，我也在场。当时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因病住院，胡昭衡、王亢之等书记还未恢复工作，书记中只有谷云亭、张淮三俩人能坚持工作。谷云亭原为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以后调天津任职。他是一位资历很老、待人宽厚、淡泊名利的老同志。他在一次小会上曾说，过去县官、知府一任才干几年，我们这些人都干了多少年了，不是说要“打倒”吗？我不用打，自己就可以倒了。可是那时他又不得不出来主持全面工作。大约晚10点多，谷云亭的秘书忽然接到紧急电话，某个大造反组织发现了这个秘密办公地点，正要来这里揪人。这时决定马上转移，两位书记和常委匆匆分别乘车出走。我虽参加过地下工作，但资历短浅，还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我和张淮三的秘书刘乃宾上了张淮三的车，可是上哪里去呢？在路上才决定去河东招待所。汽车一路疾驶，当开进那所当年原苏联领事馆静谧的深宅大院时，忽听得“哑……哑……”几声凄厉的鸟叫，一群乌鸦蓦地飞起。这与鲁迅在《药》中写的乌鸦有何不同？乌鸦！乌鸦！是凶是吉？
    云南路招待所暴露之后，市委领导办公地点就秘密转移到河东招待所。这里还保留了苏联房间的特色，卧室高大，大床铺、大澡盆、大马桶、大拖鞋，统统比我们用的都大两号。这时胡昭衡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回来参加市委领导工作，赵武成病愈出院也来这里上班。当时市里的工作机构尽管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可是仍有许多急如星火的事情需要处理。一次市粮食局告急，本市存粮仅够供应一周的。赵武成急忙向河北省委刘子厚、阎达开请示求援，省里紧急向天津调运粮食才得以缓解。过去人们一讲到天津市划归河北省一事，就讲到其弊端，当然这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不可能百弊而无一利。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若不是河北省全力以赴，牺牲大片农田，天津是难逃被淹厄运的。这次又是河北省在关键时刻解了天津市的燃眉之急。
    值此非常时期，日常工作上的问题虽然好办一些，但对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则根本无法处理。赵武成有一次在干部俱乐部接待某大学造反组织，这个造反组织大打出手，将对立面的人员打伤。他们对赵武成进行批斗、围攻，硬是逼迫赵武成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签字，认可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这时，如果你签了字，就犯了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不签字就对你进行批斗。当时的市委领导按照中央的要求，对待群众组织，只能支持，不能反对；没有权力，只有责任。赵武成当然没有签字。于是，造反派把他“熬鹰”般地关了一夜，最后连他们自己也人困马乏，这才放赵武成脱身。
    1967年1月，市委秘密办公地点又从河东招待所迁至天津铁路分局台儿庄路招待所。当时各级党委都处在“文革”的政治旋涡中，疲于应付无休无止的批斗，已经基本瘫痪。有位区委书记打来电话，尖锐批评市委领导自己躲起来，不管他们的死活。我接到一位区委副书记来电话求助，他因为被群众围攻下不了台，带着哀求的口吻，让市委想个办法。可是市委又有什么办法呢？赵武成曾喃喃自语：一筹莫展啊！当时办公厅只有赵占坡等两位工作人员昼夜值班，十分辛劳。有人看到市委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便向市委机关某造反组织告密，把市委领导在台儿庄路招待所办公的秘密和盘托出。该组织遂于1月18日抄了这个秘密点。这样，从1948年12月建立的中共天津市委算是“寿终正寝”了。
    我由此想到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它颠覆了固有的社会规范，撕下了虚假的面具，拷问着每个人的灵魂。不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或是既革命又是被革命者，其人性、人格、人品均暴露无遗。因此我对早已故去的赵占坡以及当时坚守自己岗位的同事，其中也包括电话交换台的服务人员，更由衷萌生出一种敬意！
    多少次政治搏杀，总是从群众运动开始，又以运动群众结束。在运动中，人人都觉得自己“造反有理”，说别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到头来都成了受愚弄的工具。   

我为市委写检查
   
    我从1955年1月从天津市南开区委调市委办公厅工作以来，政治运动连续不断，那时“笔杆子”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代市委写检查。我也有过多次写检查的经历，可是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1966年“文革”初期为市委所写的检查。
    从1966年“文革”以来，市委屡受冲击，始终处于被动局面。从8月开始，市委先是就某一事件做检查，9月开始，市委就“文革”期间所犯错误进行检查。到了10月份，按照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市委开始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我起草检查就这样逐步升级。记得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我赴京专门谈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从此市委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地检查，直至彻底垮台。
    那时为市委起草检查，首先要反复学习中央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当年林彪在国庆讲话中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10月《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听说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毛泽东用三个英文词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反革命路线），后来改为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 ， 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 （反动路线）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判定了各级党委领导机关的错误性质，形成了广泛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声势浩大的造反运动。
    我从9月就负责市委“检查”的起草工作，后来改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那个年代起草文件一般都是一人执笔，因为这个检查文字量大，时间又急，故请文革办公室资料组运起荣参加，我俩每人负责一部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起草出来以后，提交1966年11月4日至22日的市委工作会议讨论，立即遭到与会人员的批判，无非三条：事实没有摆清，批判不深刻，根源挖得不深。有的说，市委要彻底“脱裤子”，彻底革命！天啊！究竟怎么才算彻底革命？市委“检查”中开头就说：“市委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市委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使文化革命受到损失，并带来严重后果。市委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代表市委向大家作检查，并向全市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请罪……”这“检查”究竟还要怎么拔高？再拔高只有下台了。其实，群体的政治行为往往是“偏激”的，说你行，一切都行；说你不行，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
    面对尖锐的批评意见怎么办？只有两条，一是补充事实，对“文革”发生的问题不厌其烦，一一叙述；二是“上纲上线”，不管批评者给市委扣了多少顶帽子，一一戴上。当然，“检查”结尾要照例三呼万岁，当时写了五个口号：“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检查越改越长，不断膨胀，最后增加到18000余字。
    市委于1966年11月29日将“检查”下发全市各基层党委（总支、支部）。“通知”说：“现在把《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初步检查》材料发给你们，请你们分别向干部职工传达。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基层领导干部由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责任主要在市委。请你们动员大家向市委提意见，彻底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若在平时，市委承担责任，基层自然可以解脱，可是在“文革”中，哪一级组织也难逃灭顶之灾。
    根据中央、华北局的指示，市委要到群众中去检查。当时由于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逝世，第二书记赵武成患病住院，由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决定由谷云亭向中学红代会通报市委的检查，听取意见。那一天上午，按约定时间，由我随同谷云亭到第19中学参加中学红代会的会议。主持会议的红卫兵代表是市委某部委领导人的儿子，估计会手下留情的。主持会议的人先是带领大家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由谷云亭简要说说市委检查情况，由我来读“检查”的全文。尽管我读得很快，还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当然不可能顺利过关，接着是一通批判。一个女学生指着我脑门说：你们这个检查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木然地听着，因为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磨练，已经是“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遭变故之起而不惊”了。
    这次与中学红代会代表见面以后，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于12月14日印发了铅印大传单“评天津市委的初步检查”。历史早已判明，“文革”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自然是全错了，我起草的那个“又臭又长”的检查自然也是全错了。

被“揪”的感悟
   
    我当年作为市委文革办公室的负责人，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也可以秉承市委的意旨，下发通知，听取汇报等等；可是后来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揪”的命运。
    第一次是被“揪”而未走。1966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从市委秘密办公地点去云南路招待所开会，得悉Z组织要来那里揪人，于是分头逃走。我乘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的车到河东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晨便分手，我回郑州道文革办公室上班。我在办公室坐定不久，Z组织便来了十几个人要找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Z组织并非一般群众造反组织，而是某系统的一个大组织，一进门就侦察好前门后门的行走路线，你休想逃脱。他们为什么找谷云亭呢？当时是谷云亭负责主持市委全面工作。他们决定罢一位负责人的官，要谷云亭表态同意。那时市委已经没有不准罢官的权力，但要承担罢官的责任。
    我是文革办公室负责人，Z组织当然唯我是问。我自然不能告诉他们谷云亭的去向，其实当时我也不知谷在哪里。后来听说他和秘书先是到一位住处比较安全的领导人那里过了一夜，天亮后乘车去南郊区委吃的早餐，又奔西郊区委，然后回市。据说Z组织有跟踪车，因此转了一大圈才甩掉“尾巴”。
    我说不出谷的去向，自然过不了关。一帮人围着我质询、批判，然后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读毛主席语录，大都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类的词句。我要去厕所，也有人跟着，想溜也溜不掉。中午吃饭，也有人跟着到食堂，监视你用饭。等到下午，他们逼我打电话找谷。当时市委领导人都用市委机关电话交换台内线。虽然机关内部已经开始造反，但是交换台服务得很好。市委领导人走到哪里，就让秘书将所在地的电话告诉交换台，以便联系。交换台接线员的耳朵特灵，熟人一说话，他就听得出来。生人找市委领导人，他们不会告诉你。我拿起人工台的机子，说找谷云亭，可是又怕他们真的找到了，于是没有等到回答，忙说：哦！你们不知道呀，即把机子放下。当然我这种伎俩瞒不过Z组织，于是又受到批判……这样折腾了一整天，他们才离去。
    第二次是1966年12月，一个临时工造反组织来了两个人，揪我走。我不敢不走，文革办公室的人不敢阻拦。造反派可以随意揪斗当权派，这是“文革”以来形成的潜规则。一下楼就令他们失望，问我的汽车在哪儿，我说只有两个轱辘的破自行车。到他们占用的睦南道的一所楼，一进门，楼道里乱哄哄不少人。揪我的人很得意地向楼道里的人介绍我的身份。原来他们揪不到市里的负责人就拿我“滥竽充数”，所谓“没有朱砂，红土为贵”。我被囚禁在一间屋里，想不到碰上市劳动局的一位处长韩涛，解放初期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多年不见了。当时我作为这个组织揪到的所谓市里的“当权派”，韩涛作为主管部门的实权派，他们认为“奇货可居”，不肯放我们。我们相视苦笑，想当年解放天津时一起进城翻身做主人，如今却一起成了阶下囚，有点像哲学家们爱讲的否定之否定，也颇有佛家所说的命运轮回的感受。
    从这个临时工造反组织成员们议论的问题来看，他们主要是想通过造反转为正式工人。因为当年的临时工，是体制外的边缘人，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和正式工人相比。“文革”以前，人们的经济待遇是比较平均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听说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功课不错，就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大学不录取，只好当临时工，劳动不错，可是因为家庭问题总是不能转正。
    那时我还未戒烟，到了黄昏，烟快吸完了。我说要出去买烟，想借此看看出入的环境，以便伺机逃跑。我想如果买好一点的烟，他们又要批判你有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买了两包一毛多钱的“永红牌”香烟。夜里，我抽着“永红”烟，室内不让熄灯，通宵灯火也是“永红”。有人轮流看守我们，如果你打瞌睡，就让你读“语录”，类似“熬鹰”。
    面对这奇特的“政治”，我索性一支接着一支地吸起烟来，一夜之间吸了一包。我们被当作“奇货”看来还是有用的。翌日下午，韩涛被另一造反组织借走了。这时我心里一沉：韩涛和我成了可以被人借来借去的奴隶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把我借出去。从昨天就想趁上厕所的机会溜掉，可是去厕所是往里去，想出门逃走要往外走。最初看守人在厕所门口监视着，后来就不跟着去厕所了，只是敞开屋门进行监视，让你无法走掉。韩涛走后又过了约莫一个时辰，室内只剩下一个看守，我假意靠着椅子闭目养神。这时屋门大开，进来几个人，是另一造反组织的，与看守人谈事情随即辩论起来。我想时机到了，慢悠悠地站起来，从容地抽出一支香烟点着，踱出屋门假装去厕所，先是往里走，随后一转身跟着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向外走去……乖乖！正是靠着这支香烟的掩饰，我才镇定自若地溜之乎也。
    后来又有两次，一次被囚禁在重庆道，一次被拉到墙子河边挨冻……不过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倒也越来越有应对的经验了。
   
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
   
    凡是经历过天津“文革”的人们，对天津最大的冤假错案也就是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都记忆犹新的。万晓塘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原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个冤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已彻底平反。这个冤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谁首先揭发的呢？是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吗？当然不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是市委机关造反组织揭发的吗？也不是。他们大都是各部委的一般干部，并不太了解上层情况。是“四人帮”头子点名诬陷的吗？也不是。让我从万晓塘、张淮三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说起吧。
    万晓塘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极度劳累，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月19日不幸逝世，前文已有所述。可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优秀领导干部，去世后却被人造出“服安眠药自杀”的谣言，为日后诬陷他是万张集团的头子埋下了伏笔。
    张淮三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45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来天津开展地下工作，任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冀中区党委城工部天津市内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48年1月，他在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多次审讯，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保护了天津地下党组织。由于敌人得不到口供，没有证据，于5月被释放。出狱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解放区继续投入革命斗争。由于张淮三有被捕的经历，市委某部委一位负责干部贴大字报揭露张淮三是叛徒，引起很大震动，尽管市委组织部有的干部也贴大字报澄清事实，否定张淮三是叛徒，但是在当年极“左”思潮泛滥下，“叛徒”问题难以洗清。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如被杀害是烈士，被释放则是叛徒，已经成为“左倾”的思维定势。
    在万晓塘被诬陷为“自杀”、张淮三被诬陷为“叛徒”的情况下，已为制造一个“万张集团”冤案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在1966年11月29日至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题讨论天津文化革命问题，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了发展”，明确提出“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决定张淮三离职反省等等。
    这样看来，揭发批判“万张集团”的决定似乎是来自于上面，来自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可是后来看到1967年4月7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才得知，当时起关键作用的原来是陈伯达。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天津工作，伯达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伯达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将张淮三调离天津……。周恩来还指出：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他们一伙的，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陈伯达在1967年接见某大学造反组织时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把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结合起来。”
    1967年春，社会上散布了多种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组织系统图。我手头还保留有某大学造反组织印发的一份“组织系统分布图”，分为核心、内务、组织、宣传、工青妇、政法、统战、工交建和财贸8个系统，共46人。其中内务系统有路达、李定、陶正熠、王左、王辉。为什么当年市委有好几位副秘书长和若干办公厅处长以上的干部，偏偏划上我们5人呢？只因为我们5人是接触市委领导最多的人。这里把鄙人列为内务系统成员真是高抬我了，在以往的传单中，我只不过被列为“黑秀才”或“黑爪牙”。大学造反组织怎么能列出这样的名单呢？部委的一般干部恐怕也列不出来，有人估计很可能是某些知情的领导干部提供的。
    从“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使我深深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实质是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运动，藉以进行党内斗争，实现彻底打垮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在运动初期真正起作用的仍是党内各级领导骨干，一般干部和群众不过是被运动、被愚弄的角色而已。
    从1967年初以来，在“文革”揭批所谓“万张集团”中，由于张淮三是天津地下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同时对上又联系到前北京市委刘仁（原华北局城工部部长），故株连了一大批地下党员。1967年4月7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讲话时，康生插话说：“你们天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多很多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对万晓塘、张淮三、刘仁也组织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
    天津地下党组织真是“严重不纯”吗？天津早期党的发展及党组织的建立，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怀培育下促成的。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陈潭秋、蔡和森、彭真、邓颖超、林枫、姚依林、薄一波、刘澜涛等，都在天津领导过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从1924年7月天津有了第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地下党经过无数次的严峻考验，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至1948年解放前夕，几个系统共有地下党支部93个、党员1394人，出色地配合天津战役，完成了党交给的迎接天津解放的任务，保证了天津市委进城和接管天津工作的顺利进行。“调查材料”还说刘仁在城工部时就曾讲过：“来的人里有一半不是特务就行”。这完全是凭空捏造。事实证明，那个时期来的地下党员没有一个是打入党内的特务分子。
    在“文革”中，所有地下党员都无一例外地被审查一遍。我们市立中学（现在的天津市一中）地下党支部于1948年上半年在耀华中学、工商附中各发展了一名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负责联系过他们。为耀华中学马钺入党一事，有关部门找我调查过多次。马君在一个中学当校长，第一次找我调查，我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他因而当上了学校革委会主任。但他不久被撤下来，又找我调查，逼我承认他不是共产党员。起因是当年发展马入党的人已去世，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来证明。我说我接转过他的组织关系，某某人确系他的入党介绍人。调查者说，我们查过这个人的档案，他不是党员，怎么能介绍马钺入党？我说既然如此，还要我证明什么？他们一看不行，又拉上学校的“军宣队”一起来找我，上来先“打态度”，上纲上线，吓唬一番。这样僵持不下，我灵机一动，出了这样一个证明：“我当时确认他是共产党员，如果他确不是共产党员，则很可能是民青或进步群众，而我误认他是共产党员。”这个“如果”是假设的，在英文语法中叫虚拟语气，是用过去式，这种语法表达的假设，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就这样，调查者居然接受了。后来找我调查工商附中王嘉禾入党又遇到同样的麻烦，因为王君和马君都是同一入党介绍人。我依照给马君写证明的方法如法炮制，又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靠这样的证明是定不了案的。果然，后来有关调查者又都来找我，请我重新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
    屈原《九章·怀沙》云：“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骛翔舞。”从当年地下党的遭遇就可以看出，这场“文革”就是颠倒黑白的“革命”，就是变地下党为叛徒特务。当时的逻辑是，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不是烈士就是叛徒，地下党员没有被捕也有特务嫌疑。一位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老干部被逼供无奈，拍案而起，质问办案人员：难道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与叛徒王连举两种人吗？用这种逻辑观察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真是亘古未有的悲剧。
   
市委的最后一幕
   
     “文革”时期流行的歌曲中，有很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的词句。其实，“文革”烈焰炙烤的岂止是人，一切事物在那场蒸腾的大火中都被烧得粉碎，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文革”伊始，我目睹了天津市委领导机关如何抵挡不住造反运动，日趋瘫痪直至“寿终正寝”，尤其是1967年1月18日市委垮台的最后一幕，真是刻骨铭心，忘却不掉。
    市委召集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67年1月13日晚间。那时市委文革办公室已经撤销，人员四散，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和办公厅的几个人躲在郑州道主楼旁的小楼上。我那天接到电话通知，晚上7时半召开各部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会议，7时在成都道口的公安医院住院部集合。我们那时的装束是制服棉裤、棉袄、棉帽子、高腰棉鞋，将棉帽子放下来遮住两耳，再戴上大白口罩，只露出两眼。这样既能在被揪出户外时可以保暖，又能防止被造反组织认出来。那天晚间很黑，没有月光，没有星光，10米之内认不出是谁，只有走到眼前才能分辨出来。办会的人分批带着与会人员步行到常德道警备区礼堂舞台的幕后开会。我们跟随着带路人悄悄地走着，默默无语，等待着我们的可能就是一片黑暗。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主持。他讲了讲当前的“文革”形势和任务，调子低沉，显得苍白无力。他提出要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引起大家震惊。因为这是市委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这是华北局的旨意。与会人员对此并不理解，没有怎么讨论就匆匆结束。散会去厕所时，和平区委书记王中年气冲冲地对我说：“王辉，不要听他妈的定调子，谁有什么问题让大家揭发嘛！”我无言以对，只是有点惶惑。从这以后市委再没有开过什么会议，直到1月18日垮台。
    14日上午，我接到通知，让我搬到台儿庄路的市委书记处的秘密点里去工作。当时在那个秘密点办公的有几位书记和各自的秘书。办公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昼夜值班，处理公务。我们和几位书记一起用饭，可是如同被囚禁在一所房屋一样，大家常常是沉默无语，每个人都心事重重。当时一切都陷于瘫痪，唯一的几部电话是由市委机关电话交换台安装的内线。各部委、区委虽然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但是通过交换台的总机可以打电话过来。当时来电话请示市委的大体上有三类问题：一是被造反组织围攻，下不了台，要求市委给解围。当时“造反有理”是硬道理，谁能说不？谁能给你解围？二是造反组织要求罢某某人的官。这些干部过去都是市委或哪一级党委任命的，都有一定的组织程序，现在让市委领导个人如何表态。三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市委更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面对这些问题，市委当然是束手无策。
    1月17日，市委文革接待站强烈要求见市委领导人。这天下午，我跟随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去接待站。大家当场提出许多尖锐的意见。当时市委各系统文革部门处在第一线，首当其冲，工作陷于绝境。有一个系统文革办公室的几个人由于找不到主管负责人，就找到我头上，因为我是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我告诉他们，我也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就拉我站在小白楼路段的墙子河边冻我，还有两人看着我，实际上是“陪冻”。我理解他们受到造反组织冲击，又找不到负责人，无人站出来负责，心里憋着一团火，自然拿我出气了。这时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对市委领导提出了尖锐批评。王亢之表示虚心接受，可是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没有。因为整个党政系统都瘫痪了，无法指挥，况且对造反组织不能说一个“不”字，能有什么办法呢？王亢之说：“我进城17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困难的处境……”说这话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天下午王亢之才讲完，外边又来了造反组织，接待站的人为了保护我们，迅速带我们躲进另一间小屋。到了吃晚饭时，王亢之拿出两毛钱，我也拿出两毛钱，实际上每人只收我们一毛，代买两个面包充饥。到晚上9点多，大家才让我们回去。那时没有手机，无法与秘密点联系。王亢之说可以乘公共汽车到黄家花园下，让我回家，他去妹妹家住一夜。
    18日晨我去秘密点，一进门才发现这里已被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占领了，办公厅王左被找来通知会议，下午在河西区俱乐部召开市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勒令市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与大家见面。当天下午，解学恭、赵武成、胡昭衡、谷云亭、王亢之、宋景毅等到会。机关造反组织代表上台进行了质询、批判。会后，几位书记分别被其他造反组织揪走了。至此，从1948年12月15日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共天津市委彻底解体了。
    表面上看，是造反派用“造反有理”的理念和无政府主义式的大民主，冲垮了天津市的党政领导机构，但是从中央来说则是“有政府主义”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始终凌驾于这场运动之上，又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作为坚强后盾。就在1月18日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驻军对本市58个仓库、电台、监狱、工厂等重要目标实施军管和警卫。1月23日，天津驻军奉命进行“三支两军”工作（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正式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1月29日，军事接管《天津日报》社。2月14日，接管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2月15日，成立天津市“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小组”。解学恭任组长，萧思明（军队代表）任副组长。中央首长先后11次接见天津各方面的代表，直接对天津市文革中的重大问题表明态度。12月1日毛泽东批准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才出现了所谓的“海河两岸尽朝晖”（《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从天津市1949年解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同是一个执政党领导，同是一个人民政权，我竟然经历了两次军管，中国革命成功后的道路太曲折了！
    1967年1月18日是中共天津市委在“文革”中彻底垮台的日子。我是1949年跟随解放军的脚步进城参加接管的，当时天津的市委领导班子是解放前夕经中央批准组成的。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电复中共华北局，同意黄克诚、黄敬、黄火青、许建国、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9位同志为中共天津市委委员，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任第一副书记，黄火青任第二副书记。解放后，经过市委两届代表大会以及天津改为省辖市后领导成员的调整，至“文革”前，市委主要领导成员均已改换。当时市委书记处由8位书记组成。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病逝以后，由第二书记赵武成主持工作，想不到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寿终正寝”了。
    1967年1月2日，中央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辖市改为直辖市，解学恭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任市委第二书记。按照正常手续，中央决定将天津市改为直辖市，理应同时任命市委各位书记、常委等整个领导班子，但却只任命了上述两个人，而且阎达开并没有上任，不难看出中央这样任命只是个过渡，丝毫没有保留天津领导班子的意图。同年2月25日，由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面组成的天津市“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天津市委、市人委被彻底抛弃。由此可见，促使天津市领导班子解体垮台，乃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文革”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至1967年1月，全市各级党组织均陷于瘫痪状态。市委机关已经被社会上各个造反组织占领，办公桌都被撬开，办公室门上贴着各种造反总司令部的纸条，混乱不堪，一塌糊涂。在1月18日市委垮台之前，跟随市委几位书记的只有各自的一位秘书、一位司机，还有笔者带领办公厅的两位工作人员，这就是当时的全部人马。外部惟一还可以为市委几位书记服务的是市委电话交换台。1月18日，市委秘密点被抄，几位书记被揪走，电话被掐断，奄奄一息的市委自然一命呜呼了。岁月悠悠，办公厅那两位同仁均已故去。此事说来复杂，看来也简单：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地敲响了各省、市委及各级党委的丧钟。
    回想起来，“文革”恍若一场遥远的噩梦，却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它将我们民族引入不堪回首的歧途，却又是我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探求；它充分展示了社会的许多缺陷乃至人性的丑陋，却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历史的真实。惟其真实，它便具备了永久的震撼力。于是，其中的许多故事，将会流传到今天、明天、后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db1a3770102xnaz.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