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天津“小站四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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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

—— 天津“小站四清”始末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四清运动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四清运动的缘起与当时天津市所在的河北省有很大关系。“四清”本来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工作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后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4]下发。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四清运动开始后，刘少奇曾到天津视察情况、听取汇报。著名的“桃园经验”也出自于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另外闻名全国的就是天津“小站四清”了。小站四清出名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得到毛泽东赏识的“四清报告”，中央曾专门批转了天津市委的这个报告。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记述如下。

“四清”实际上是“文革”的序幕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科学家徐光启曾来天津，先后在津南四次屯田，调查访问，将开垦、水利、荒政三方面的实践及心得总结于《农政全书》中。至清末，周盛传奉李鸿章之命率军屯垦，小站稻终于拓植成功。

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中国军事史出现重大转折。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建成“北洋六镇”，拥兵8万，成为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直到洪宪称帝的资本。“小站练兵”造就了一批历史风云人物，其中出了4任民国总统，1任临时执政，17届政府总理，34人有督军以上头衔。诸如冯国璋、曹锟、段琪瑞等辈，都因小站练兵而称霸一时，从这里走向中国政坛。津南这块弹丸之地，孕育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重头戏。

正是历史上这个卓尔不群的地区，在1964年掀起了四清夺权的风暴，实际上是“文革”的前奏。它是当年陈伯达直接插手制造的。1964年3月，在天津做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来到小站地区，分别到西右营和小站公社、小站镇走了走，看了看，简单地听取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就断言“小站地区基层组织严重不纯，不少村子的党政领导权，落在坏人手里”。他竭力夸大敌情，说“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是“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工作队同当地干部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直接授意在西右营村炮制了“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坨子地村炮制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在小站镇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1964年7月下旬，陈伯达通知小站地区三个点的工作队负责人到北京，编写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材料。当时赴京的十来个人，都住在武王候天津驻京办事处。陈伯达每天都去武王候讨论编写材料。陈伯达早就“胸有成竹”，有的人不大理解他的意图，还受到他的批评。他们仅用一周的时间，就编造了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三个反革命头子的历史大事记。8月4日，陈伯达将“分布图”及“大事记”报送中共中央。陈伯达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送上天津小站地区以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为首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并附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成份问题和他们的罪恶活动，群众早有所反映……但是，不论姜德玉的问题，还是张凤琴、张玉仑的问题，都只是在今年四清运动中，群众充分发动以后，才彻底暴露出来。现在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还在继续清查中。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到县级，供大家参考。如何处理，请中央批示。”陈还说：“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以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要过些时候才能写出。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中共中央于8月12日转发了陈伯达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材料，发给省委、地委、市委和县委。中央批语说：“现将陈伯达同志给中央的信和所附关于天津小站地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印发给你们参阅。”这样就给小站地区的问题定了性。

陈伯达精心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并株连了许多群众和亲属。其中，“张凤琴反革命集团”88名成员中，12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他处分，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亲属138人。“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7名成员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其他党纪处分，3人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3人被判刑。“张玉仑反革命集团”89名成员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1人判刑。小站地区当时参加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314名，遭受不同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7%。

人们对十年“文革”记忆犹新，1966年开始是红卫兵运动，从1967年上海刮起了所谓“一月风暴”之后，各地都开始了夺权斗争……小站地区“四清”夺权，实际上是“文革”夺权的预演。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出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使夺权斗争波及全国。

著名劳模和黑帮头子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月14日，天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闸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首批试点单位。1月中下旬至2月中旬，区委派工作队先后进驻小站地区。

3月下旬，周扬来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村蹲点，因周扬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也一同去蹲点，南郊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自然也陪同参加。好强大的阵容!当时有“四进士”下西右营之说。周扬蹲点就住在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家里。

张凤琴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解放后积极参加土改运动，1952年组织了西右营村的第一个互助组，翌年又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及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3月26日，陈伯达来西右营了解“四清”情况，先听了工作队的汇报，然后去看周扬住地张凤琴家。陈在张家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尤其是看到了张凤琴住房的双层玻璃，发现了“问题”。原来张凤琴当时新盖了三间“穿靴戴帽”的土坯房，屋里存有一些稻谷。所谓“穿靴”，是指盖房时只在墙的底层砌有7行砖，墙壁都还是土坯的；所谓“戴帽”，就是房顶上铺一层瓦。窗户是两层玻璃。这本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在像西右营这样的大城市近郊区，多数社员家庭经济生活都改善了。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根据陈伯达的“指示”，驻西右营村工作队匆匆忙忙搜集了张凤琴政治上和经济上“四不清”的材料，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西右营大队当时正在搞干部“洗手洗澡”(指四清中干部人人检查“过关”)。陈伯达授意工作队：要发动群众，讨论张凤琴的问题。工作队于是四处搜集反对张凤琴的意见，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说她是“假贫农、假劳模”，“十几年来以反革命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4月25日，陈伯达强令天津市委撤销张凤琴党支部书记职务。

陈伯达将张凤琴打成混入党内阶级异己分子之后，紧接着把张凤琴问题扩大成“张凤琴黑帮集团”。5月5日，他在谈到西右营“四清”性质时说：“张凤琴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坏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边有人支持。”6月底，陈伯达连续两次去西右营催要张凤琴的材料，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与她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到底是什么关系”，并说“任何问题不提到一定原则高度不能解决”。据此，工作队搜集拼凑材料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张凤琴领导的三个大队(原为一个大队)弃农经商，开办工厂，投机倒把，造成农业减产，浪费国家十几万元农贷，造成很大损失。”以此为主，把各有关人的问题和张凤琴串连在一起，搞成一个所谓的以“张凤琴问题为中心，以搞反革命活动为主线，以工作关系、历史关系、社会关系和亲属关系相联系的张凤琴黑帮集团”。为了扩大这个集团，把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心庄3个大队7名干部都说成是冒充贫农、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打成“张凤琴黑帮集团”的骨干。张凤琴被打成“黑帮集团”的头子，说她把持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心庄3个村的党政大权，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张凤琴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陈伯达于7月12日、7月17日、9月23日几次去西右营找工作组和积极分子谈话，鼓动批斗张凤琴。陈把矛头指向区委，说“我们要看到张凤琴有下边的根子，也有上边的根子”。他无中生有地认定张凤琴有重大贪污问题，张凤琴仅有的卖稻草的70元钱也被没收了。陈听到从张凤琴那里没有追出钱来时对工作组说：“这么多人搞一个人，才搞出70块钱来，太可怜了，这见不得人，讲不出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还说：“张凤琴是个顽固的石头，不大好改。不要审查材料光看她的房子，见她一面，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当时，陈伯达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号称“党内理论家”，怎么只见一面就知道是不是敌人呢?这种明目张胆、无中生有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居然在党内畅行无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周扬去西右营短期蹲点是在3月下旬至5月下旬，以后就返京了。6月8日，周扬写了“关于西右营大队张凤琴问题的报告”，抬头是“天津市委、河北省委、华北局并报中央”，约6000余字，对张凤琴的问题也是按陈伯达给她的定性写的。

陈伯达炮制的第二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解放前，姜德玉以打苇子卖钱、租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解放后，他带头走互助合作化道路，1952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曾任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党委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1954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958年，被选为河北省人民代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农学院教授。1959年，随河北省参观团到苏联访问。曾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姜德玉的问题，“四清”时并非是初次涉及。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向陈伯达反映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翌年五月，陈伯达再次来这里，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富农分子的所谓“证据”。天津市委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

陈伯达这次从西右营返回市区几天后，又来到了坨子地村，中午在这里吃了“忆苦饭”，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工作队立即把姜德玉确定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不仅如此，陈伯达还把矛头指向受过毛主席表扬的好干部、原幸福之路大队总支书记陈德智。11月中旬，陈伯达到小站后，公然说：“要考虑他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假共产党员”，“陈德智问题如果没有搞，可以搞，我看比较成熟了。”在他的煽动下，自运动开展一直作为依靠对象的陈德智，一周内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撤职批斗。经过10个多月的反复追查，仍找不出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的根据，最后抓住陈德智的一些缺点、错误，歪曲夸大，无限上纲，将其开除出党。被列入“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77人，其中7人被定为骨干分子。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陈伯达为什么肆意制造冤案?这是我这篇“始末”最后需要回答的问题。

总支书记与土匪世家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的第三个反革命集团是“张玉仑反革命集团”。

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解放前靠扛活卖短工维持生活，解放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骨干。1955年在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回民董事会会长。

1964年2月，工作队进驻小站镇。陈伯达在去坨子地之后，来到了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说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张玉仑是“出身土匪世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还说：“张玉仑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进行了残酷斗争。

工作队搜集拼凑的张玉仑的材料说：“1942年以前的20多年间，张玉仑家是土匪常来常往、落脚联系的据点。日伪时期张玉仑当过伪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民众自卫团的班长和反共锄奸组的班长”。“张玉仑的叔叔是土匪，父亲是土匪，当过盐巡，贩卖私盐，给土匪说‘票’。”给张玉仑罗织了5条主要罪状，即隐瞒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动历史，混入党内，篡夺了基层党的领导职务；勾结四类分子，发展反动势力；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破坏党的政策；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说“张玉仑惯用反革命两手，伪装积极，假报成绩，骗取了区、社某些领导的信任，窃取了各种荣誉，一步步地篡夺了小站镇的领导大权”。随即，罢了张玉仑的官，清除出党。1964年12月，将张玉仑逮捕。1966年1月，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被列入“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的共89人，其中10人被定为骨干。

对于小站镇的“四清”，我有切身感受。1964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要求我在国庆节后到小站镇参加一段“四清”工作。我抱着“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只是10月1日在家休息一天，2日一早骑上自行车，带上被褥就直奔小站镇。那时小站地区正闹疫情，沿途异常清静，三个小时就到达了。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5]当时在这里蹲点。小站镇成立了四清工作团，共有150多人，下设几个工作队，我到草织厂工作队蹲点。这个厂只有几十个工人，多为女工，是用稻草做原料，生产草垫子，俗称“榻榻密”。两个厂长李某、卢某都被列为“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已被停职，成为重点斗争对象，选拔了一位“苦大仇深”的女工作为临时负责人。这个队除了有几位党政机关的干部以外，还有几位来锻炼的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工作队整天干什么呢?访问群众，就是所谓“访贫问苦”，内查外调，有时间还参加点劳动。李某、卢某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多吃多占的部分，私分的部分，多领的高工资，左算右算，李某约几百元，卢某上千元。那时草织厂的负责人有一段时间每月拿一、二百元的工资，只是拿的过多了，工人当然有意见，工作队则予以“上纲上线”，作为非法所得。每隔几天，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分别对李、卢开一次批斗会。在一间大屋内，大家围坐一圈，让李某或卢某站在中间，让本人交代，大家质询、批判，每次嚷嚷一通，几乎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作为工作队的负责人，还不如其他队员，只是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后来上面传达下来一种说法，工作队不能光在一旁观战，而要直接上前线参战。当时我想，像自己这种耍笔杆的人真不如工农干部，让我声色俱厉地批判人，真有点做不出来。不过，按照上面一切“革命化”的要求，自己抱着“入地狱”、“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态度还是身体力行的。工作团本来有集体食堂，可是我主动到草织厂女工小张家里实行“三同”，吃派饭。小张的父亲是个哑巴，每晚要喝一两白酒，没有菜，吃臭豆腐、虾酱，我不喝酒只吃大葱虾酱，心诚则灵，还觉得挺香!上面又传达，说老夫子（指陈伯达）要求工作队员要住到重点人家里，防止他们转移财产。李某很穷，听说卢某富一些，于是我身先士卒，和一名队员自愿搬到卢某的家里。我们住在卢某儿子新婚的房间里，睡没有烧过的冰凉土炕。那年冬天好冷!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到过解放区，可从来没有睡过这样的冷炕呀!那屋里虽然有新柜子，有花花绿绿的瓶子、镜子，能值几个大钱?我们在这里折腾什么?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却心悦诚服地做这种愚蠢的事，真是邪门了!当时人们的心态、思想己成畸形。我整整在小站镇“蹲点”三个月，中间只是匆匆回家两次。取得什么“战果”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可是我竟那样盲从，认为运动的做法正确，应该进行到底。1964年年底，市委秘书长路达[5]给王亢之打来电话，说市委调我到市委四清办公室(城市)工作，因此我才告别草织厂返津，得以解脱。工作队这样继续搞下去，不仅劳民伤财，更严重的是劳民伤人。历史是曲折的，工作队作为一个可悲的“盲从者”，辛辛苦苦地制造悲剧。

流毒全国的夺权斗争

陈伯达授意天津市委将小站四清夺权斗争发展过程向中央写一正式报告，当时在小站地区蹲点的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接受了这一任务。8月中旬，在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王亢之传达了陈伯达的意见，当时指定我协助他参加起草工作。我在办公厅工作多年，包写过各种材料，但是接受这件任务则是诚惶诚恐。因为我对小站“四清”的具体情况知之不详，况且是党内“理论权威”交付的事，岂可等闲视之。

首先，我随同王亢之到三个点了解情况，先后用了两周的时间，其中在西右营村住的时间较长些。那时周扬早已回京，方纪[6]在这里蹲点。我们都住土坯房，出门走土路，到处都是土。遇上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行走十分困难。小院里连土茅坑都没有，上厕所都很困难。来这里岂不是受罪?不，当时是心甘情愿来锻炼的。这里的工作队有几十人，还有北京来的，有人向我介绍说，夏衍的女儿也来了。到这里锻炼什么呢?难道是锤炼整农村干部的“红心”吗?我们都住在城市带卫生间的楼房，却下来整住土坯房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生活的小农经济离着复辟资本主义还远去啦!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却那样单纯、那样虔诚。

这三个点都有强大的工作队，都写出了长篇的总结材料。我随同王亢之用了两周的时间走走看看，然后回津躲在家里起草报告。我以三个报告为基础，反复琢磨考虑工作队整理的陈伯达的谈话精神，“日间挥写夜间思”，甚至连做梦都神游到这个地方。这样用两周时间编写出了第一稿。那时候写文件都是个人单干。送王亢之以后，他比较满意。那天上午11时他动手修改，下午、夜晚继续，直到翌日凌晨5时修改完，一气呵成。王亢之不愧是当总编辑出身，从写作技术上看，修改得甚好。他在原稿纸一侧粘贴上一张同样大小的白纸，用毛笔在上勾画、修改、增删，十分清楚。报告的题目和文中的标题修改了，观点鲜明，做了较多的修改补充，增加了部分重要内容，从文字技巧上看使报告大为增色。这个长达两万多字的文件，是我从事文字工作以来整理的最长的一篇报告，当时觉得也是领导修改得最出色的一篇报告。

报告的题目是“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第一部分是“小站地区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是“四清运动以前，这里是谁家的天下?”提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第三部分是“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第四部分是“工作组遇到区、社、村干部的抵制”。第五部分是“群众初步发动，革命声势不足”。第六部分是“大军压境，展开夺权斗争”。第七部分是“改组区委领导”。第八部分是“运动的重点转入清算经济问题”。最后一部分是“九点体验”。一为“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二为“工作组要旗帜鲜明，坚持三同才能取得群众信任”。三为“在斗争中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四为“判明问题性质，当机立断”。五为“最大限度地分化、孤立敌人”。六为“要学会掌握运动火候”。七为“公安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斗争”。八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断地训练队伍，学好基本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九为“一边抓运动，一边抓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生产和其他工作”。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写材料难道完全没有自我判断能力吗？这难道都是你想说的话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那时自己对党的路线、政策还是深信不疑的，对开展“四清”运动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其二，作为我们这样的“写手”，历来是不允许离经叛道的，无论写什么必须按照上级的意图，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得越出一点，哪怕你是身负重要责任的官员。中共十分强调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盖出于此。

这个报告改好后即送印刷厂排出小样，我改一遍，王亢之修改一遍，还请方纪修改过。这样反复修改了几遍，已经到了9月中旬。听说陈伯达要来审稿，重新改排成向中央报告的四号字文件。9月20日，那天正逢中秋节，又是星期日，王亢之让司机找我到他家，告诉我陈伯达昨晚来津一事。他说：“老夫子(那时党内对陈伯达的习惯尊称)看了这个报告稿，认为基本上可以，又提出一些意见……”还说：“老夫子今年60岁了，连夜看稿，今天这个中秋节你也别休息了。”我说“当然，我今天就改出来。”陈对整个报告结构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对于其中讲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如说集团的一般成员，要争取他们坦白交代，促使他们“迷途知返”等等，还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

我们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作了修改以后，提交市委常委会议讨论。既然“老夫子”都过了目，市委讨论时只对个别文字提了点意见，顺利通过，于9月25日以市委名义上报中央。10月24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副题是《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指示是刘少奇亲自起草，毛泽东签发的。“指示”首先说：“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指示”分析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做法之后说：“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认真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中央发了“前十条”、“后十条”[7]等一系列文件。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这些文件的下发，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经验’。”“这个指示和小站‘经验’的下发，更加助长了当时已经盛行的夺权风，重复了土改中‘搬石头’的错误，即把广大基层干部一脚踢开的错误。”

“四清”夺权探源

小站地区这场浩劫是陈伯达一手炮制的。陈伯达当年不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没有在第一线担任要职，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养尊处优，而不辞辛劳地多次跑来天津呢?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与他毫不相干，他为什么抓住不放，硬是把他们打成三个“反革命集团”呢?为什么当时市委有关领导人那么尽心竭力地执行他的指示呢?为什么几百个工作队员都那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呢?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

这场浩劫的发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看法。伴随着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自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第一，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正因为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四清运动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在数量上超英赶美、抢时间、比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其重点主要是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尽管其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相比之下，后者是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上防止走向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第二，所注重的斗争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及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复辟企图，指出他们随时会配合国民党和美帝反攻大陆。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刚刚夺取到的政权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被推翻的反动派和被打倒的前剥削阶级的武力颠覆以及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在这种大气氛下开展的。进入六十年代，这一部分前剥削阶级本身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被大大削弱，然而，毛泽东发现他们竟然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也就是党内那些热衷于引进资本主义、时刻准备和前剥削阶级携手合作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它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异化因素，也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所以，四清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斗争的矛头也渐渐地从对准前剥削阶级，转向新生的剥削阶级，即党内的那些“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如果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中，他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急进乐观的，那么，在反修斗争中对社会主义未来道路的预期则充满了凶险的挑战和不确定感。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共“九评”中，在批判了赫鲁晓夫“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假共产主义许诺后，写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8]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次全会之后，毛泽东多次外出视察，多次在会议上讲话，多次批示文件，都是讲阶级斗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四次讲话也都围绕这个主题，他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介绍了不少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9]你看，小站地区的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列为全国修正主义的典型，这怎么得了？毛泽东提到的白银厂，是甘肃省一个大型全民所有制的联合企业，是“夺权斗争”的另一“典型”。中央正式批发过文件。中央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像这样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

当年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曾提出：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各地大约百分之二十烂掉了，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都与反革命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又有了发展，明确提出了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央、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都抽调大批干部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这场运动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理论指导下，错误地把党变修、国变色看成了现实的危险，“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形成一股巨浪，势不可挡，使运动越走越偏，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紧张。这为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小站经验”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候下产生的。

可怕的宁左勿右思想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之所以畅行无阻，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中央领导人，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党内名列前茅的“大秀才”。只因为他来小站“蹲点”，毛泽东几次讲话又提到小站问题。他的“指示”够得上“一言九鼎”，岂能忽视?当然对他的指示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执行。1964年他到天津钢厂搞调查时，提出对工厂实行粮食大包干的办法，就遭到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反对。万晓塘认为这种办法是脱离实际的，根本行不通。不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大是大非问题，谁能说“不”?谁敢说“不”？记得当时只有长期在农村工作、了解张凤琴等人的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10]、宣传部长陈喜荣、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等人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刘晋峰等被陈伯达视为“反革命集团”上面的靠山。在中央转发陈伯达给中央的信中，所报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已经把刘晋峰等人作为上边的“根子”都列上了。当年天津市只有四个郊区，刘晋峰是郊区区委书记中最强的一个。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0年，虚岁15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在津南县从事公安工作，曾任县公安局长，为迎接天津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1953年起任南郊区委书记，勤勤恳恳，政绩卓著。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陈伯达指令市委改组南郊区委，谁能阻挡?陈伯达提出让王亢之兼任区委书记，王亢之不同意，市委才另选派他人。事实很明显，陈伯达抓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论断的正确。陈伯达过去在中央没有担任过行政实职，下来只是做调查研究，处处以“小小老百姓”自居。早在1957年下半年，他来天津到市委机关大楼一楼，竟要市委书记黄火青[11]陪他到各个办公室看看，当时我和同事王左正在办公室，陈和我们一一握手，令我“受宠若惊”。这次他在小站地区可不是只说不做了，而是真正做了，“小小老百姓”也发号施令，亲手抓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以此向毛主席邀功。陈伯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抓“小站经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他在1966年获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要职做了铺垫。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炮制“反革命集团”之所以畅行无阻，根本原因是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宁左勿右”的思想。且不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有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的严重失误，建国以后在肃反、审干以及对人的处理上都存在“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许多受到错误处理的人落实政策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个人对此感受殊深。我从1955年1月从区委调市委办公厅工作，到7月就赶上所谓“冯杨事件”，参加了批判“冯杨”的市委扩大会议记录工作。“冯杨事件”是指原天津市委常委冯文彬和市委常委杨英的所谓“反党宗派活动”。这一“事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彻底平反。那年我参加杨英的遗体告别，听了他的生平。令我感叹的不是他早在1932年就投身革命，也不是他领导天津地下党的经历，而是在“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1955年7月，因所谓‘冯杨事件’杨英同志受到错误处理，由八级降为十三级，降职安排到双林农场任副场长，后任场长。”一个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八级高干就轻而易举地受到错误处理，直到1979年7月才得到平反。虽然我早就了解此事，但是看了这段话仍令我心悸，引我深思。高级干部尚且如此，那一般干部则更不在话下了。

自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我们党受到“左”倾指导思想长达20年的危害。“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象越“左”越革命，谁也提不得不同意见。陈伯达固然是窥伺毛泽东的意图制造冤假错案，但是作为地方党委和大多数领导人希意承旨，盲信盲从，不为自己的下属辩解，反而听信陈伯达子虚乌有的指控。为什么出现这种思想倾向和可悲的局面?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文化上加以思考?

毛泽东曾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英明论断。但是建国以后这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并没有得以巩固和完善，就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特别是长期存在的小农愚昧文化并没有得到改造。这种小农愚昧文化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盲从，就是残酷斗争、排除异己。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确实蜷伏着组织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盲目冲动，而很少能独立地冷静地作一理性思考。为了抓阶级斗争，为了“反修防修”，各级干部纷纷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着有色眼睛去找“敌人”，去开展夺权斗争。政治运动伤害了许多人，也大大助长了“左”倾思想。年届九秩的老人、原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12]赋诗记述个人经历时感叹：“政治运动无歇期”。

从1962年以来，特别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不断地在党内传达贯彻，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记得传达刘少奇的讲话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可以说是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的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他还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说老实话，当年听了传达刘少奇这些讲话，真觉得“振聋发聩”，促使许多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参加“四清”。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哪里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呀!不过是先定性，后取证。如前所述，周扬本来在西右营村蹲点，后来陈伯达一去看见了张凤琴家的窗户是双层玻璃就给她定了性，先定性后“调查取证”，“调查”只是片面搜集资料，“上纲上线”。例如为了证实张凤琴的问题，有人反映张凤琴结婚时“穿的是大衣、皮鞋，红绸子腰带露出一尺多长”，以此作为重要根据，并写入“三个反革命头子大事记”中。事实上张凤琴嫁到西右营，娘家并没有什么陪送，后来买过一件旧大衣和一双旧皮鞋，“红绸子腰带”纯属子虚乌有。又如说1962年蒋匪叫嚣窜犯大陆时，张凤琴工作消极，“装病不工作”，实际她是去做绝育手术。再如据一个原来的地主供认，张凤琴是“两头吃”，“一头吃共产党，一头吃国民党”。这样似乎找到“反革命两面政权”的佐证了。可是张凤琴怎么“吃国民党”呢?那个地主的话只不过是“逼供信”的产物。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不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而且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挫折。“四清”前，小站地区各社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四清”中都被当作“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批判，废止执行。“四清”后推行“大寨工分制”，实行一个季度或一年评一次，评定时强调政治态度，造成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严重地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群众说：“大寨分”是“大概分”，能说会道的就多得分。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小站地区的多种经营受到破坏。1962年后，小站地区以养猪、养鸡、养鱼、养兔等“十大养”为主要内容的多种经营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万余人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对繁荣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清”运动中，这些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十大养”被禁止，自留地被收回，个体商贩被取缔。更为严重的是把小站地区人们所从事的打草绳、编炕席、打苇箔等副业，都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的非法谋利。“上纲”为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活动。搞人人说清楚，户户查收入，轻者进行自我批评，重者强令退赔，一些带头致富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批斗，使农村中刚刚兴起的多种经营受到破坏，社员收入减少了来源。这些都是后来转入“清经济”时搞的。据小站地区北闸口公社1964年与1963年经济状况比较，副业收入减少了44.4％，畜牧业收入减少了46.4％，其他收入减少了18.6％。

有一首流行歌词唱道：“我是一个戏子，我说的都是别人的言语。”记得过去我听后心底常漾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不由默默地叨咕：“我是一个文字匠，我写的都是别人的思想。”当年我编写“小站报告”就是如此。当我构思今天这篇文章时，不仅想到这场浩劫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还想到当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的许许多多的人。那时小站镇工作队有150人(全镇人口11000人)，西右营工作队26人(全村人口1100人)、坨子地工作队25人(全村人口490人)，工作队的人数分别为各地人口的1.5%、2.5%、5%左右(参加锻炼的学生未计算在内)。我对工作队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都是比较熟识的。例如方纪，他是“一二·九”时代在北京大学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老延安”，又是才华横溢的大作家，是令我十分敬佩的。可是历史竟如此诡谲，当时谁能料到两年后却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夺权狂飙——“文化大革命”。多数领导人都经受了类似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的遭遇，方纪竟被迫害致残。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是“一二·九”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从1956年起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方面以及文教工作。由于陈伯达多次来天津，他与陈在工作上联系比较多，对这个党内“理论权威”自然也是很崇敬的。历史的偶然又把他推到小站地区“四清”蹲点的岗位上，实事求是地说，他执行陈伯达的“指示”是很认真的；同样实事求是地说，他这个人并不“左”。他关心和爱护干部，不整人，讲友情，是有口皆碑的。正由于王亢之为人光明磊落，他在“文革”初期，1968年3月1日被迫害致死。在党内斗争中，每个人几乎都徘徊在两个相反立场之间。一位老同志离休后曾私下叹喟道：“我参加革命几十年，不是整人就是防止被人整。”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理解那个年代复杂的政治斗争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运动的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批评，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四清运动就无法开展下去，而让位于即将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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