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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已经到了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这一年的夏初，由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挑起了一场所谓的大讨论,这是那场文革浩劫的序幕。
这一年的六月之初，正在复习准备高考的我们，接到由北京四中发起的关于投入“文化大革命”，推迟高考的倡议书。六月四日，天津市应届高中毕业生6000余人,齐聚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大会，主题是以改革教育体制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会议由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张淮三同志主持，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作报告。会上，天津十六中和我们天津十九中的同学商量，要求发言，支持北京四中同学的倡议。在万晓塘书记讲话前，我们冲上主席台，与主持人协商，要求发言。因为大会有严格的安排，而且规格也很高，所以主席团没有答应我们。我们年幼无知，加上感情冲动，在主席台上就和秘书们顶撞起来。一时，造成了会场内的小小骚乱。
后来，我们被劝下来。会议继续进行，万晓塘书记带着病体做完了报告。
第二天，我们争相观看《天津日报》，报道以平和的语态，如实介绍了会议情况。当然，我们的插入这一节，报道没有说。我们认为这样的报道失实，带着书生气与孩子气，于当天下午就结伙去了《天津日报》社。这篇新闻稿的记者是李夫,我们一群人来到报社,指名道姓的要见李夫。记得当日的值班记者是林逢源，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说李夫同志有采访任务，因此不能接待同学们，由他来接待，将如实转达同学们的要求。我们当时去了大约二十多人，异口同声的要求必须李夫亲自接待，或者让主编接待。林逢源表示，他完全可以代表领导。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当时就是记者部的负责人。可是他非常谦逊，一再表示他是当班记者。
我们的争论没有结局，天渐渐黑了。忽然，雷声大作，继而下起了瓢泼大雨。林逢源的态度始终非常平和，我们之间展开了拉锯战。
晚上八点多，林逢源带着几名年轻的记者，送来一笸箩糖包子，还有一桶绿豆汤。他们说，天晚了，请同学们吃一点压压饥。我们还真来了“革命精神”，谁也不动，虽然已是饥肠辘辘，大家硬是充好汉。
报社自然有他们的策略，林逢源同志一直陪着我们，李夫同志始终没有露面。
我们坚持着，外面的雨时而大时而小。夜里十一点多，仍然是这个局面。林逢源时而来看看我们，时而说要处理稿件，回办公室去了。我们经过协商，发现这样不会有结果，决定撤退。其实，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夜不归宿的记录，这一夜，多少父母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多少同学后来挨了父母的训斥。况且，当时没有停课，第二天我们必须按时上课。
事后,文革的局面逐渐露出端倪.报纸上一天一篇社论,经常有爆炸性新闻。我们无暇再顾及李夫，课也停了，高考也遥遥无期了。有一天，学校传达室到我们班，说有报社的电话，请班长去接。原来，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迟高考的通知，报社问我们有什么感受。班长在电话里说了一些想法，次日的《天津日报》便在头版刊发了综合报道，其中提到：本市十九中高三二班同学，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推迟高考，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云。我们班收到这份报纸，群情激奋，觉得自己担当了历史使命，走在了全市的前面。后来，几乎每隔几天，中央就有一个新精神，李夫或者林逢源就来个电话，让我们表态，因此，十九中高三二班屡见报端。
后来的形势如大家所知，已经是天下大乱，我们再也不管什么班级荣誉，各自去搞派性斗争，去全国大串联了。
这个1966年的夏天，，我和《天津日报》有了亲密接触。其实，我的高考志愿，方向是文科。目标一是中文，二是新闻。私心讲，当年的冲击《天津日报》对于我，更多是对这一部门的好奇。而记者们那种兢兢业业、坚持原则、遇事不乱阵脚的作风，实在感染了我。
《天津日报》坐落在鞍山道上，我的中学距离它只有三个路口，我的家也在离它不远的多伦道上。我经常走过这座神秘的大楼。1964年，我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影评文章，那时正在高一读书，学校师生都很轰动。从此父亲就订了一份《天津日报》，鼓励我学习、投稿。
今天回忆这些往事，让我对那些记者前辈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崇高的敬意，让我对《天津日报》表达深深的眷恋和持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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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0 16: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