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达 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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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

索达


　　当我们越过四十年的烟云回望文化大革命时，能留给历史的最鲜明的印记就是红卫兵运动了。在现代影视作品重现那段历史时，穿旧军装戴红袖章目光呆滞行为蛮横的红卫兵，已被定格为表现文革的典型镜头。
　　文革从红卫兵开始才成为蔓延全中国颠覆各阶层的群众风暴。它虽然昙花一现不到半年就被抛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红卫兵的名称却被对立的各派造反组织承接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１９６８年官方取缔一切群众组织后，红卫兵却取代共青团成为法定的全国青年党团达十年之久。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它，红卫兵已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
　　但在已经出版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书林文海中，红卫兵只被当作被人利用的闹事学生而一笔带过，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缺憾。文革史中最具特色的是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最具个性的是清华附中。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研究文革史不能不研究红卫兵运动，而研究红卫兵运动不能不研究它的创始人——清华附中红卫兵。

　　◇　海外研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但在这个研究中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内地是禁区，在缺乏必要素材的海外成为热点。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２００６年更为强烈。而在海外或流传到海外的研究中，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文革中打砸抢暴力的始作俑者，并定名为“清华附中暴力模式”。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有海外学者郑义、王友琴和仲维光等。除王外，他们都是红卫兵的对立面或者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观点在十年前即已成篇在海外确立，并通过网络传到内地，成为研究的主流。
　　作为直接受害者，对红卫兵暴力的有刻骨的记忆。作为移居海外独享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已扩大到对整个制度和文化的思考，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但对国内改革发展的距离和俯视使他们有成为新精神贵族的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文革的论点虽然难以在内地发表，但他们对红卫兵的描述却占据在大陆的影视媒体中。
　　二、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文革中造反精神的倡导者，并成为群众民主运动的代表。
　　持这种观点的有张承志、骆小海、卜伟华、熊刚、宋柏林等。他们基本是当年创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除张外，他们的观点实际还没有成型并且成文很晚，只是最近由骆小海作序的《宋柏林红卫兵日记》在香港出版，但已引起关注。
　　作为红卫兵的创立者，对文革的经历不自觉呈地现“记忆的选择性”。在每隔十年的回忆中，辩解多于反思。《宋柏林日记》作为原生态的记录有可贵的研究价值，而骆小海的序里对红卫兵的回顾虽然真诚，但在思考上还停留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观点虽然也不能突破内地研究的禁区，但在逐渐进入到权力层的前高干子弟中引起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华附中作家群中两极的顶尖人物，蜚声海外甚至要提名诺贝尔的郑义已深入到拷问灵魂，被誉为大陆作家半壁河山的张承志已上升到追思宗教。而看透人生彼岸的史铁生则是淡淡地一句“我当时尚智性未开”，却让你感慨不已……。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大众的观点，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一样，是一群被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利用的高干子弟，也是受极左路线蒙蔽的受害者。其实这很难被称为有立论的观点，而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但它却被广泛接受，成为受害者表示对以往宽容和红卫兵推卸历史责任的最省力的麻醉剂。

　　◇　清华附中红卫兵２００天
　　作为红卫兵的创始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圆明园定名公开亮相，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于１２月２６日北展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其勃发的生命期也只有２００天。
　　但也就是这２００天红卫兵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同时这２００天也代表了独立意义上红卫兵的兴衰。所以我们把目光从历史广袤的时空浓缩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２００天，既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又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精神是贯穿它行为的一条线索。如果把它不同时期造反的对象罗列出来，正好也体现了它发展兴衰的四个阶段：
　　一、１９６６年５月中——６月中：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创立期）
　　［典型事件］熊娄事件和派系雏形、红缨小组、预６５１观点、大批判中的两派雏形、５．２９成立红卫兵、６．３第一张大字报、６．６外校声援。
　　［代表文章］红卫兵反校领导的大字报。［对立文章：宣战“致……干部子弟们”］
　　二、１９６６年６月中——８月中：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发展期）
　　［典型事件］６．８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７．２６中央文革江青接见、７．２９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８．１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高一女生杨爱仑卧轨、
　　［典型文章］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毛给红卫兵信。［对立文章：］
　　三、１９６６年８月中——１０月中：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颠峰期）
　　［典型事件］８．１８天安门毛主席接见、大串联红卫兵蔓延全国、血统论和破四旧、校园暴力和物理老师刘树华自杀、王任重和红卫兵的接触和失势、
　　［典型文章］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对目前形式的十点估计。［对立文章：你们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四、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１２月底；对抗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激进体制。（衰败期）
　　［典型事件］对立造反派的兴起、重心转入大学、中央文革到清华附中支持４．３派、两派武斗升级、老干部受冲击、１２．２６联动大会、冲击公安部和拘押老兵、
　　［典型文章］问罪中央文革、评出身论。［对立文章：出身论］
　　对于红卫兵的２００天笔者还有专门的调研和论述，这里只是一个正题的参阅背景。
　　◇　清华附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把红卫兵简单说成是一群在历史大潮中被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利用的高干子弟，无法解释红卫兵为什么恰恰产生在清华附中而不是高干子弟更集中的城里中学。所以研究清华附中和其他中学的异同是一个切入点。
　　天时：学生造反为领袖实施政治大手术找到了把手
　　１９６６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在三年天灾人祸后退居幕后的毛泽东，用自上而下派工作组四清的传统做法已无法动摇刘少奇、邓小平的实际运行体系。
　　研究文革的学者章立凡认为：当时社会蓄积了很多矛盾，它需要有一种方式释放这种能量。而且对高层来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但苦于无法揭开这些矛盾通过某种方式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清华附中红卫兵极富煽动力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在这时逆流而上生逢其时。本来是上层的矛盾，但是被由下而上的发动了。此乃天时。
　　应当承认历史有它的偶然性。但非请华附中不可能写出造反精神这样的文章并已以同样另类的方法送到毛泽东手中。是独特的地理背景和人文特点造成了这种偶然性。
　　地利：清华、圆明两园环拱滋养竞争精神阶级意识
　　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之间的清华附中，深受清华大学美国式的竞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熏陶和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阶级使命的笼罩。这两种既相悖又混杂的影响使清华附中占尽独特的地利。
　　十九世纪末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自由气质和个人主义对清华附中的影响外，他们之间隶属关系从体制上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
　　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给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的印记都是终身难去的。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干部子弟的血统论和民国后代的原罪感都在残碑断柱间找到了孳生的土壤。
　　人和：独树一帜的精英教育和大学院所出身背景
　　预科的创办在北京是空前绝后的。直接由大学讲师任教的更使它在教材和目标上独立于其它中学。这使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精英选拔有了直接体现。
　　和城里党政机关密集，重点中学有中央背景的高干子弟集中不同。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它的学生包括干部子弟大都来源具有知识背景的家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出身的两派的共性。

　　◇　清华园：突出个人竞争的精英教育
　　１９６６年的清华附中正处在它的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清华附中由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顶级中学
　　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共同倡导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的十年规划得以实施。这个打破常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三级跳计划在北京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当时高三学生郑光召回忆到：“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雄心勃勃，要把学校办成全国中等教育的典范。学校自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影响强化了政治教育之外，在扩大知识面（比如每周一节电影课，放映科技及外语片，鼓励各种课外小组及讲座）、讲究教学方法（强调少而精，反对满堂灌）、减轻学生负担（反对课外加班学习）、重视加强学生体质（强调田径运动以提高基本体能，甚至连下乡劳动，也把增加体重当成重要指标）等方面，都有一些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努力。清华附中激烈地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甚至明确提出仅学习成绩好不算好学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在清华附中的几年，恰好又是大饥荒之后文革之前最为宽松的时期。”
　　预科的创立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
　　从１９６４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
　　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的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的统一标准，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体育发出“把学生赶上跑道”的口号。每到下午四点半，校长带着各班班主任一个一个地教室搜查，操场上人生沸腾。
　　精英教育和偶像崇拜
　　每分钟阅读上千外文字符的尖子和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而其中的佼佼者多为具有良好教育和家境背景的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高三预科的陈小悦是清华子弟中的哈佛子弟，１米８５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外语考试已经无法对他评分，平时只看原著，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连续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卓尔不群的学习能力和出类拔萃的体育成绩使偶像产生。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距离追随其后，在操场上人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６５年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仿效大型历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编自演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轰动一时。肌肉发达的百米和铅球冠军郑光召出身资产阶级，当时是这一剧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这种偶像崇拜的力量和政治化标兵不同，他的感染力无处不在，激发着每一个人的竞争出头的欲望。旅德学者仲维光写到：在清华附中，要想出人头地，只是一般的功课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突出的体育成绩或文艺特长。这对干部子弟无疑是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增加了这个学校的平民特色。“老师和校方天然地喜欢好学生并对那些娇纵散漫的干部子弟敬而远之”（郑光召）。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们大多是些干部子弟，他们文体平平但又不甘人后自视甚高，便在政治上表现自己。
　　干部子弟标新立异和两个对立圈子
　　后来红卫兵《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骆小海，实际上是早在１９６５年就把提倡造反的文字贴在教室墙报上，只是大气候未到没有引起注意罢了。这种激扬文字高谈阔论的圈子也确实让周围同学感到神秘和羡慕。后来成为文革后第一代明星的霍秀儿，当时是出身于两航起义人员的初二美少女。她用了一个词形容对这些干部子弟是：“仰视”。实际上，以建国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相互蔑视的圈子。
　　但在清华附中这种自由竞争的氛围中，学习和体育毕竟是硬件。于是这些干部子弟标新立异独出蹊径。高二的邝桃生、杨盘、阎阳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除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这也后来成为后来红卫兵班际串联的雏形。
　　后来成为红卫兵主要组织者的高三学生张晓宾，为磨练意志组织了一个摔跤队，到比邻的体育学院向专业教练学习摔跤和格斗。这包括张承志、高洪旭、阎阳生等。有人怀疑，日后的暴力和武斗的潜意识或许在这里已经萌芽。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个人色彩：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主流之外
　　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现的标新立异和强烈的个人色彩无不渊源于此，和城里中学红卫兵组织有序的团队精神形成鲜明的反差。从历史镜头和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到，当各校红卫兵整齐划一地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时，作为创始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依然是打着补丁的学生装束各不相同，以致发生被扎着皮带的红卫兵当成冒牌货扣起来的冲突。
　　在“八·一八”各校红卫兵在在天安门上列队等待毛泽东接见时，惟独清华附中的各自为战四处乱串，骆小海等三个人竟跑到休息室毛泽东面前问为什么还没有收到信。
　　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种卓尔不群的个性，使它在文革中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主流之外。先对抗娇纵了他们的校领导，再对抗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三对抗利用他们的中央文革。

　　◇　圆明园：偏袒高干子弟的阶级路线
　　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终身相随的幽灵
　　对每一个清华附中人来说，圆明园都是一个终身相随的幽灵。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阎阳生有一段生动的描写：“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尽管在晨雾中碰上早读的女生已使我怦然心动，但我会用一桶冷水浴压抑住自己的欲望。”
　　民族屈辱的废墟和阶级仇恨的课堂
　　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这里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被现在视为花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成了密谋造反的据点。这种使命感和激进性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前俄罗斯贵族子弟的十二月党人。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部子弟学习小组”
　　从１９６４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骆小海）”
　　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这些干部子弟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被红卫兵迫害自杀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就是这些军训队的领队。在这些以出身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但由于圆明园独特的历史环境，无疑给这些干部子弟一种和血统意识混同的革命召唤。
　　红卫兵的圣地和受辱者的荒原
　　骆小海甚至认为“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才貌出众的高一女生杨爱仑回忆：“那时忆苦思甜，历史老师带我们去圆明园，到废墟上讲八国联军烧……，我在圆明园写的那篇作业，被历史老师视为珍宝。”而正是她在受尽屈辱卧轨求死前就是跳窗跑到圆明园树丛里，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象阶级教育中的白毛女一样逃到深山……。
　　“熊娄事件”和两派对抗
　　如果说清华园的个人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圆明园的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这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娄”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郑光召成了反对校领导偏袒干部子弟熊刚的领袖。其实，作为被打一方的熊刚虽然出身外交名门但并没有享受到特权。连郑光召也承认“熊刚学习甚佳，”但由于没有全面发展，被“视为‘白专’典型而没有选入预科。”这和他们认定的预科选拔主要靠出身有些自相矛盾，看来“记忆的选择性”人所难免。
　　怨恨种子和心理阴影
　　但这个事件却为文革中的两派对立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但这更给熊刚留下了屈辱的阴影。据郑光召回忆：“在同学们的舆论压力下，熊刚本人也写了大字报，承认自己出口伤人不对，向娄琦致歉。”而不少干部子弟认为熊刚太窝囊，“应当还手。”心理学家在分析红卫兵的校园暴力时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出身鸿沟和校园暴力
　　王友琴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骆小海等红卫兵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暴力和武斗的，有１９６６年８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为证。对此，对立面尽管嘲讽但也不否认，“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最先发明的。（王友琴）”“实事求是地说，我还是要感谢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高度的政策性：由于有纠察队看管，打得很有节制，一见超出了展览的目的，便会加以制止。否则，让那些想赎罪或想练手的抡圆了打，还得再死几个。（郑光召）”
　　观点只是派性暴力的外衣
　　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６４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６６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这种“以人划线”真是“古已有之”。当红卫兵核心在工作组主持下当选革委会走上台时，底下的往日学校精英们觉得他们才貌平庸却飞扬跋扈，心中下定复辟决心。郑光召在反思各派轮流掌权的这一段历史时，认为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
　　清华附中红卫兵应有勇气承担“暴力模式”的历史责任
　　可惜的是在四十年后，尽管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都承认清华附中红卫兵作为组织的暴力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打人，而是不断强调自己制止暴力的努力。倒是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政委宋柏林出版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态：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　星期五　阴 “……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清华附中除贡献了“红卫兵”的名称外，作为创始人他还以〈三论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等风靡全国的文章贡献了红卫兵的理论基础。尽管他也反对暴力并在后来也成为文革暴力的受害者，但一系列的暴力行为正是通过红卫兵创始人的声望和示范效应而传播的。历史只注重事件，而性格是文学的事，这就是〈法国革命史〉和雨果〈九三年〉的区别。从这一点出发，红卫兵应有勇气承担“清华附中暴力模式”的历史责任。

　　◇　四十年后：人才济济、鸿沟依旧
　　两派精英同为清华园、圆明园养育
　　清华园和圆明园养育了整个清华附中，红卫兵只是天时赋予的一个胎儿。与城里中学的整齐划一等级分明相对，清华附中标新立异无视权威。治世独创精神和竞争意识，乱世离经叛道和造反精神。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种卓尔不群的个性，使它在文革中引导潮流之前又置身潮流之外。先对抗娇纵了他们的校领导，再对抗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三对抗利用他们的中央文革。
　　作为对立面的造反派也是个性鲜明宁折不弯。甚至在各校屈服于“红八月恐怖”时，出现了像章穿肉、卧轨抗争的惨烈事件。实际上作为红卫兵对立面的“４．３派井冈山”也产生在清华附中。
　　性格决定命运：官场碰壁和文人辈出
　　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乱世时战场如鱼得水，在治世时官场四处碰壁。多出独立思维的作家学者，而鲜有依附人脉的高官巨贾。让我们随便数一下这些人物吧：王铭、景晓东、史铁生、郑光召、卜大华、刘刚、章立凡、张承志、陈小悦、骆小海、杨爱仑、甘铁生、邝桃生、霍秀儿、陶正、方位津、戴衔远、卜伟华、戴建中、宋柏林……。
　　四十年后两派分野鸿沟依旧
　　在文革前即已形成的以阶级出身划分的人际圈子，在红卫兵时期发展成两军对阵的派别，而在跨世纪的四十年后鸿沟依然存在。在２００５年的清华附中九十周年校庆上，陈小悦等当年精英教育的尖子和韩家鳌等历任校领导们坐在贵宾席上，而王铭、张小宾、卜大华等当年红卫兵的头头均没有到场。在各班的聚会中，虽然大家尽量不去触及往事，当年炙手可热的红卫兵也被冷落在圈子的边缘。
　　而在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圈子里，在红卫兵成立四十周年时重返清华附中聚会。其在成分上的狭隘和感情上的怀旧仿佛仍停留在四十年前。而在校园崭新的实验楼和喷水的绿草坪里，家长在咨询择校，学生在冲刺高考，没有人注意这些衣着过时的长辈们在激动地争论什么……。
　　命运轮回：造反派谈宗教，红卫兵侃股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出身低微的平民子弟现在聚会时辩哲学谈宗教越来越象前世的贵族沙龙，而那时的高干子弟红卫兵现如今聚在一起却是下围棋侃股票一派平民色彩。青年拼死相争，老来命运轮回。
　　即使在欧美这样的个人主义氛围中，同是移居国外或拿到绿卡的老三届中，依然分成两个互不往来的圈子里。但一触及文革，在网上的唇枪舌剑依然火气十足。这反映在对文革的研究领域也必然形成相互隔绝，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８——２９日 红卫兵成立四十年时写于北京清华园畔


（作者简介）索达：历经工农兵学商的“老三届”，环境科学高级工程师、管理学教授。
刊登在 2009 华夏文摘增刊 zk09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