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革：洞派的回忆

tuffy05

文革：洞派的回忆


江南  原载 华夏专栏


转眼间，三十五年过去了，多少的世事沉浮；哭的，笑的，悲的，喜的，能在记忆中寻觅，真的不太多，较多的是在遗忘中丢失了，唯有青少年时以血与泪谱写的经历，却挥之不去，更不时午夜惊梦，重历其境，冷汗一场。就是那场“文化大革命”——起始于１９６６年的这场史无前例，惨无人道的人间大浩劫，一直牢牢地镶嵌在一生的记忆中，令我永世难忘。
至今在外国已生活了大半生，没有经历过四人帮覆亡后的喜悦，没有对经济改革有较深的体验，更没有在国内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下生活过。但在每次回乡探亲的短短日子里，从新闻，刊物，言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对金钱的态度，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等等，往往使我堕进隐忧的沉思，使我回想起文革的那段日子。现在国民和社会的演变，是好是坏，向好向坏，都犹如历史，源远流长，与以往分不□ '7d，割不断。看到现今不少人们的觉悟和忏悔，努力将被掩盖歪曲的历史披露，内心的喜悦，实在是笔墨难描。 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才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只手永不能遮天，这个在十五岁时心中立下的信念，今天终于被证实。几十年来心中的悲郁，实在有不吐不快的冲动，希望在此给这苦海中倒进一杯，以戒后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刚好十四岁。学校停课。整个校园，跟着是社会，没有其它任何的正常活动，就只有斗争，除了斗争，还是斗争。 没有什么可斗的，也要找人，找事来斗。 毛泽东说过，乱，是乱敌人。指的是搞乱刘少奇的阵脚。总之全国上下，里里外外越乱越好，越合他的心意。本来平静，友善，欢乐的课班，因北京联动分子（最无人性的一群）在全国鼓起血统论的影响下，只有十四岁的娃娃们也将课室像切蛋糕般一分为三，红黑黄各一方，将所谓的黑七类同学统统赶在一边进行教训。向我们作出从北方来的训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并指出他们可以革命，即可以任意妄为，砸烂一切，摧毁一切，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就是不能乱说乱动。老鼠？我们只会打洞？他（她）们是龙？是凤？幼小的心灵播下了恐怖与不忿。不少的同学马上失去了那股“革命热血”成了“洞中派”。乐得一个洞中观火斗。乱，让它乱敌人吧，这条“最高指示”倒十分有用。在整个“大革命”以至后期的上山下乡放置“垃圾”的运动中，洞中派的我们都在观察，思考，反问，探素，寻找，追求。以至在思想觉悟最高的时候，到了能灵活掌握，活学活用这条“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时，当权者说香港不好，广州好，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广州不好，香港好吗。于是，觉醒了的洞中派就陆续蜂涌而出，在敌人乱时，作出历史性，最后，不要命的决定——逃亡，向着那灯火灿烂，充满香风米气，起码有口饱饭吃，红男绿女笑盈盈的自由香港一次又一次地冲剌。失败了，再冲剌，又失败，又再冲剌，直到成功。然而，在此前，拼命的决心乃是来自“大革命运动”一步一步的培育，一下一下的锤练。
运动开始后不久，校园操场上出现了几个一批，几个一堆被批斗的老师，全剃光了头蹲着晒太阳。时间一久，一个跟一个倒了下去，又一次又一次被那些龙仔，凤女拳打脚踢打回蹲形，直至再也爬不起，无怨无声，目不忍睹。印象特深的是我的音乐老师，一个很有才华，年青的爱国归侨，平时与我们谈笑风生，天天早泳，身体十分健硕，只是由于他为人风趣、开朗，竟成了龙凤之的，吃沙饮尿，耍尽各样把戏，直将他凌辱折磨到不像人形，至于身子留下了多少残疾，生命维持了多久，现在还不清楚。洞中派内心的恐惧连泪腺也给堵塞，每遇到此种情景，我唯有别过身，悄悄离开。我们洞中派的无言，无动，脸上带着的不忍，瞳孔里的惶然，不再围观，对那些正受着种种酷刑的老师们相信已是一种安慰。
动乱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愚昧的凶残莫过于１９６７年捕打“逃亡劳改犯”。很多劳改犯逃了出来的流闻在全无通讯设备的落后状况下，靠咀巴的传送竟然也速度惊人，一下子整个广州城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恐怖中。一挨傍晚，每条街道都用各种各样的物品作成路障封锁起来，出入盘问，防止劳改犯流窜。但到底是否真有其事，还是毛派对离京的死敌进行赶尽杀绝，又一血淋淋的招数，至今仍是个谜。
一天，我路过另一间中学门口的传达室，见到一群龙凤在里面审问一个不像本地人的中年人，那人操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
“你从哪里来？” 一个龙仔发问。 “我从＊＊＊＊＊来的。” “你说假话，你是从＊＊劳改场逃出来的。” “什么场？不，不，我不是。” “你他妈的说假话，操你奶奶！”另一个龙仔一拳向那人脸上挥了过去。 “讲！你是不是劳改犯？” “不，我不是。”那入忍着疼痛，惶惶恐恐地回答。 “你不是？这么远跑来广州，干啥？还说不是，你妈的。”第三条龙贴身逼进向着脸部连击两拳。血马上从嘴角与鼻孔流了出来。 “我…不是，”说话开始走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凤女不断高声喝叱。 “我坦白，我真不是劳改犯。” “这叫坦白？你是找死！”又一轮拳头向着头部打去。 “你妈的找死！”一个龙仔用脚猛踢，另外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这人的肚子和胸部。
这时候，这人的脸型已经变了，脸上血糊糊的，血水和□c水渗在一起，再也分不清。整个人蹲了下去。“我…不…是，我…不…是，我…不……” 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最后只是咕咙咕咙的喉音，不多久，整个身子软软的摊伏在地上，一切都静寂了下来。我又像往常，在骇怕中悄悄地离开。
“这个王八蛋装死，揍死他！”一个龙仔打破了死静。 “打死他！” “打死他！”其它的一齐嚷了起来。
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又一阵像打沙包，又像打棉被似的沉闷声，我马上加快脚步，急忙离开了。第二天，在学校附近，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电灯杆上挂上了此人的尸身，胸前挂了一个牌，写着：逃亡劳改犯。我不敢多看一眼，脑袋里面空空的，内心只是害怕，发毛。在那个时代，谁也不能，不敢，不准说这是不对的，残忍的。
疯狂的人们砸烂了一切，摧毁了一切；未疯的人在极度恐惧中噤若寒蝉，人人都只是盼望那些种种的不幸，千万不要临到己身。我们在“洞中”只能颤抖着观望。斗争，斗争，再斗争，从工厂斗到社会，从校园斗上街头，从口骂到手打，从文攻到武斗，整个社会卷进了血腥，乱的旋涡。最无谓的是斗进了家庭。夫妻反目，姐弟不和，你说你是革命，他说他是中坚，一个个本是和睦的家变成一个个扰扰攘攘，鸡犬不宁的小战场，有的还大打出手。最心痛的是有些傻瓜为了证明自已是彻底的革命者而出卖家人，告发所谓的反动言行，以致亲痛仇快，陷至亲于牢狱，或死于非命，比比皆是。当政者对外边世界所有一切的铁桶封锁，对思想的绝对控制，用枪杆子威迫下推行的封建愚民政策，对不同观点赶尽杀绝，做成了大部份人的愚昧，无知，麻木。连最基本的，明显的对与错，美与丑，真与假都不会去分，老毛说的就是对的，一句顶一万句。事实上，人们都不知道做的对他本身是为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时髦的“革命”的口号下过着的是禽兽不如，皇朝式的生活。回想起来真也该“谢谢”那些龙凤们，我们被打进洞后能够冷静，但也只能作一般理性的分析，在家中数说那些搞到家无宁日的傻瓜。我妈妈，一个全无丁点文化的老太太居然能像那个在街傍观看皇帝新衣的小孩，对我说，不要搞，搞来搞去到头来始终搞回自已。果然不久，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稍微幸运一些的我身处广州，临近港澳，人们不多不少都知道同胞的饼乾比本地的好吃，寄回的旧衣服总比只是深篮和深绿的全国大同服漂亮。 相比之下，普遍的南方人没有闭塞的北方人那么好勇斗狠，在日后遭遇的苦难中，生命最终总算保存了下来。
有开场就必定有收场。当毛泽东的目的达到后，为了收拾残局，扫除社会“垃圾”，又一个漂亮的口号抛了出来，向着所有的大、中学生，不管是龙，是凤，是蛇，是鼠，提出“你们要继续革命，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练。” 索性实行一窝熟。至此，很多人开始梦醒，再没有什么派别争斗，因为到头来都同属一类，都变成了鸭，被赶到广阔天地里去。但仍有极少数中毛毒甚深的傻蛋，欢天喜地，迫不及待赶着去天天吃忆苦餐（野菜）。而我们大部份人却苦在心头，愁容满睑。有不少人尽量申请到近边境的县、乡、村落，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很少能如愿以偿可以一下农村就得到一贴日本膏药，脱苦海——偷渡到香港去也。而比较大量的人被安排到海南岛，一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贫瘠、炎热之岛，美称“宝岛”。
踏上“宝岛”时，我是十六岁。幼稚的我们心里仍存有一丝盼望，心想不用多久就可以像农忙期间，下去帮农民一段时期，然后回家。但岁月的残酷，时间的飞逝，了了无期，全无回家消息的等待，不到两年，希望完全幻灭。随着生命的成热，青春的摧残，看到人生有如岛上的橡胶树，长成，榨取，老去，死亡，又像生产队里那头绉皮包骨的老牛在坑坑洼洼的山路拉完最后一车沉重的木头，流着泪，缓缓地倒地死去。细想一下，实际上我们连牛都不如。除了在火棘棘的太阳下辛劳，死亡，和它们有同一命运之外，每天劳苦了一日后，仍要天天晚上思想改造到半夜，承受那千遍一律，重重复复如和尚念经般的训导。有一段时间连星期天都被强迫做义务劳动，美曰“贡献”。人人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靠第“三只脚”，挨着锄头，吃着卷烟，怠工偷懒，偷生养命。在这样的折磨下，什么革命理想，八九点钟的太阳，青年人的冲劲都烟消云散了。存在的只是一声声的哀叹与饮泣。在荒山野林中，人迹渺渺之处，我们不时狂愤高歌，不时回肠低吟，尽吐心中对现实之怨愤和反感。在叹息时，“老黑奴”的歌在草虫低鸣的黑夜里作心中的慰藉。
“快乐童年，早已一去不复返， 身旁伴侣，（少时朋友）， 已经不在我身旁， 他们已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把我轻声呼唤。”
在悲愤时，向着崇山峻岭，向着天天陪伴默默无声的牛群，敞怀独自高歌欧洲大革命时的一首壮烈的歌曲。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愤怒的吼声，响彻了整个欧洲。 我们为着平等，博爱，自由， 愿付上宝贵的生命， ……。
那时，霞雾般的共产主义像在云的一端嘲弄似的呼召，“干吧，努力地干吧，不久的将来一盘盘热腾腾的土豆烧牛肉，就各取其需了。” 但暗地里有不少在红旗下出生长大的人在亳无任何“反动”书籍，资讯的诱惑，影响下，深深地怀疑共产主义的真实性。在农村，全屋的墙上全贴满毛像的农民是革命的，早晚对着毛像三鞠躬的人是忠心的，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在烈日下唱着不清不楚的忠字歌，一跛一拐跳着忠字舞，谓其忠心精神可嘉。高压下产生的愚昧，当政者太多，太大，太假，太空的口号，令到真正相信当政者们话语的人们只有九牛一毛。为了彻底弄清楚“共产主义理想”这个从出生就被灌输，要求要以毕生努力去实现的理想，唯有从书本上寻找答案。在焚书坑儒的日子，找到一本书，像捡到金一样兴奋，除了毛选外，什么书都是珍贵的。辛辛苦苦找到了一些书籍，不料有个晚上，生产队长突然闯进来，二话不说，把所有的书统统没收。说什么除了马恩列斯毛的书，什么书都不能看。最后只有一条路，从寥寥无几 ，可以在书店买得到的马恩列斯的书去探讨。天天吃着罗卜干加椰菜，想着日后可能餐餐土豆烧牛肉，倒也能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他们的书籍。殊不知看了他们书再对比现实，发觉他们都在做梦，制造一个灭绝人性，可怕的美梦。在他们整个理论结构中，用物理、物质、机械性地理解、描绘、设计、实施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而对人及人性中的一切加以漠视、否认、抹杀、封杀。可以用最不人性的手段，机械地对人如对物质一样地处理，以达到制造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然后又像农场里喂猪一样各给所需。他们将人变成一个不准有自由思想的动物。有任何不同的思想也要强硬打压，强硬洗脑。终于，在无人性可言的理论下，所有进行的事情都是无人性的手段，结果必然是惨无人道。令我对此有这么大觉悟的，是斯大林的一节“理论”，他说当社会生产力到了相当强大，物质到了非常丰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就到来了。在人性里，当权者也好，平民也好，每个人都想吃好点，住好点，工作少点，都怕辛苦。无论怎样洗脑改造，除非全国每个工作地方有人用枪像监犯一样押着劳动，不然的话，三只脚（挨着锄头），借尿遁，慢条斯理地吞云驾雾（抽烟）等等磨洋工的法宝层出不穷。这样的“生产力”能强大到使物质各取所需？其次是各取所“需”，什么叫“需”？人的心很难满足，到了一人一架飞机时，人人又都想有宇宙飞船，人心无止境，如果有止境，又何必对生活有所追求，去追求共产理想社会。不如马上停步，饿不死的米饭加罗卜干也满足了不会死的基本需要。想到此，内心豁然开朗，他们的书籍也从此尘封。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一样是一个乌托帮，一个没有血性的社会群体，是老毛们最终，最大的骗术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其它的知青一样，思想逐渐成熟，觉悟。 一个坚定，又亡命的决定在为数不少的青年人中产生了：逃，离开这个鬼地方，到香港去。
偷渡去香港，是我们的一个心愿，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话题。自７０年开始，大规模的知青偷渡潮出现了。知青们冒着掉下深渊，被海水吞没，被鲨鱼咬噬的种种危险，分兵二路，一路直奔香港，一路借道澳门，再转香港，向那喷射着光芒，“沉睡的沙家滨”进发。知青们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在夜色的掩护下踏入漆黑，完全陌生的深山；在万籁俱寂的午夜，投进波涛汹涌，冰冷的大海。伴着我们的有一首悲伤的偷渡歌，倾尽了心中离别之情。在茅棚里昏暗的油灯下，在流涌的珠江堤岸旁，在树须低垂的树底，在临别绝不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哼着：
低头无语是岸边的榕树， 悲声呜咽是奔腾的珠江， 我不是不爱您美丽的故乡， 我不是不爱您可爱的姑娘， 命运驱使我远走它乡， 随着那江水流向远方。 ……。
知青的命贱，我们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一但踏上了，就永不回头。不是成功到达，就意味着一生受凌辱，或死亡。当时大家互相勉励不要退却：“湿开了头，就一定要湿到脚。”（粤语）所以不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出击，宁死不缩。笔者也失败了两次后，才获得成功。失败后，监禁用的收容所（俗称格子），里面三教九流，弱肉强食，人生百态，应有尽有，是一所人性最彻底展露的人生大学。知青中可歌可泣的经历，宝贵的偷渡经验，也可以在这里听得到。其中有惋惜，有悲痛，有恐怖，有激愤，但都淌着辛酸的血泪。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听说有一对恋人，在被捕前的一刻双双跳崖。他俩遭到多次的失败，钱尽粮绝，送回农村后可能又被打又被斗，灰心丧志，最终选择了自杀，避免凌辱。逃亡中种种的恐怖与残忍事件，最冷血的一件发生在深圳边界。一个女知青被捉住，边防军仍继续放军犬咬，又玩又笑，直至一边乳房被咬去。在格子里面，我跟一个只穿着一条短球裤的知青交谈，他说他和另一个朋友在大鹏湾的大旋涡里进退不得，从午夜趴在车胎上泡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大喊大叫，漂浮了十六多个小时， 边防军见他们始终淹不死，最后才把他们捉上来。这个人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志气消沉的格子里，他详细生动地重述了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给了众人深深的豉舞，要不屈不挠，坚毅地做人。我相信他是一个坚强的学者。
在格子里，人人都衣衫破烂，灰头垢脸，与粪尿共处一室，就地而卧，整个月都难得洗一次澡。“饿到你们脚软，要你们害怕。” 这是格子的作用。在饥饿下，我们每次从地上爬起来，就像见到繁星满布的夜空，眼前一黑，金星四起，要马上蹲下，再慢慢站起来，待光回大地，才可开步。屙尿（小便）一定要扶墙，不然脚一软，难保不掉进屎桶。苦与贱是知青命的写照。有一天早晨，一个看守大发“善心”，将所有的人赶去操场，美言锻炼身体。我没醒过来，整个像剧场般的大室只剩下我一人还睡在地下，那个看守拿着一根竹子，离我稍微远点，用竹轻轻在背部打一下，我睁眼一看，整个跳起来，奔了出去。他呆了一呆，看我还是小孩的样子，没追上来。我后来想，他可能以为我死了，用根竹子探试，要不然用的力度肯定不止那样，让我逃过皮肉之苦。在操场上，我们排成一列列，每行列跑二十圈。己跌伤的，发烧生病的，被狗咬伤的，统统站在一列，不能跑吗，就原地蹲下，站起，做二十次。做不了，也得做，时间多得是。有一个人在行列中讲话开小差，听不到命令，那个看守拿起一把硬帮帮的竹扫，向着那还在讲话的人迎头飞过去，像以往一样，在不忍目睹的时候，我别转头，只听到一声惨叫。
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仰赖别人成功例子的鼓舞，对希望的信心，偷渡的知青们才能保持对生命仍有所留恋，有存在的勇气，有忍辱的能耐，有不断拼搏的精神，更有超乎常规的体能和体质。大家都知道当各人被押回原地（工作所在地），就要孤军作战，更要面对即将来临，不可预知的逼迫和更大的精神折磨。当我们这些烂命们回到宝岛，人们最好的“接待”也只能有如遇见爱滋病，人见人怕，避之则吉。当别人看见我们像大闸蟹，五花大绑，送去枪毙似的，不害怕才怪。如果不用挨打，不用像擂米一样轮番批斗，那就是最大的祝福了。所以临别时，我们都会由衷地互道一句：香港见。寄望大家都千万不要再在格子相遇。
事隔多年，我想不少属于洞派的人达成了愿望，在香港，或在外国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热爱、珍惜这用血和泪，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幸福。想起那些葬身于波涛，跌死在山中不幸的男女知青，我能用任何的言语表达任何有助的感慨吗？我不能。我只能在此仅以本文对他们致以哀伤的悼念，悼念他（她）们在最悲惨的日子，以最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苦难的生涯。观望那千万年来起伏不停的波涛，注视着永恒的时间长河，我能再多说些什么送给他（她）们，留给永远呢？
抹杀人的本性，消灭人的灵性，用物质决定一切作所有运作的真理，人自然就成了“高级动物”，唯物论造成了以往各时期种种人为的灾难。人死了，大不了死了些“高级动物”，虽高级，但仍是动物。弄死了，就一了万了。最终导致那些老毛们就可以任意妄为，违背天理良心，为了一已的权欲，物欲，特意推翻一切道德伦常，杀光一切异议的人士，把人当物，将人脑当电脑。用枪指着全国人民，不管愿不愿意，拼命输入毛的方程式（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人人说假话，因为这些话全是机械式的输入，实非其人本意。只不过蚁民要命不要脸，依样画葫芦，不得不说；而小人弄权者，则越说越多，越多越假。说起大话来，脸不红，心不跳这一文革硕果，虽经济改革已二十多年，但国民仍在品尝着 ，津津有味。
当今的物质至上，金钱挂帅，在社会的各种现象来看，是不是文革的另一个版本呢？以前为追求政治上的灿烂，现在为抢夺金钱上的光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患上失却了道德的疯狂症。难道中国人的命运真的永远做物质的奴隶，停留在“高级动物”的水平上弱肉强食？将无穷的斗争，争斗，像文革所言，一代一代往下传？为免另一场不同方式出现的灾难，为免再当“傻瓜”，我们应该反省，离罪悔改。不可以忽视人是有心灵的，人不是一种能制造工具，改变自然的高级动物，人的价值比我们能想像到的高出太多，就算穷一生之努力也难洞悉其中奥秘。所以在生命中需要有灵性，这灵性中有真光，能明亮心胸，明眸睛洁，这光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本体——基督耶稣。
□ 脱稿于新西兰，威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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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了毛主席
·田壮壮·
采－采访者 田－田壮壮
采：你在毛接见红卫兵以前有幸见过他吗？
田：其实啊，天安门我以前就上去过，每年“十．一”上去观礼看焰火，跟父母去过，去过两三次，从来没想过往那城门楼子上看看说那毛在上面坐着没有，从来没有。那时候大人好像都很激动的，可是咱这孩子就是想玩儿那游戏呀什么的，想得一奖品回家，从来没想过去看看这毛。一直到了文革开始，说要看毛了，闹得挺热乎的，我才开始觉得挺想见见的。
采：你参加的是那一次毛见红卫兵？
田：“八．一八”那次。那天学校通知了，一起集合，早上五点多钟就骑着自行车儿奔天安门去了，车搁在半道儿，走到天安门广场里头，那时大已经蒙蒙亮了。
采：你在广场的位置是哪里？
田：我的位置……反正我待的那地方离天安门是比较远了，大概在广场西边，纪念碑和华灯之间，这位置我记得挺清楚。然后一直等着，不知道是等到几点，那个时候也没表，反正是太阳已经挺高了，已经等得很疲劳。其实我对伟人的接见呀或者是看到伟人呀，并不是一生中一种愿望，但是我觉得操，挺受那个感染的，那么多人，全是学生，一大片，天安门广场全满了，觉得挺有意思。
采：“八．一八”那天你是怎么见到毛主席的？
田：等到后来，突然间人头都“哗”地晃悠起来，就知道是来了，肯定毛主席来了。扬声器开始讲话，人都突然往一块儿压缩，往前挤，前头就喊：“别挤了！别挤了！”肯定是前头的人吃不住劲了，但是人还是往金水桥那儿拥，反正我就记得从人脑袋缝里头是看见主席了，穿一身青蓝色衣服，我感觉就像这牛仔裤这色儿，绝对是，还招手来着。
采：当时你周围的气氛你现在还记得清楚吗？
田：记得很清楚，狂热，很激动。
采：怎么个狂热法儿？
田：人哪，基本上嗓子都喊哑了，还有哭的，尤其是女学生……就说具体每一张脸你看不见了，那是一个气氛，就是说你不会具体说我看到谁是什么样，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你想我能把天安门集中到一个蓝点儿上，那注意力已经到了多集中的程度了，多大的视野啊，你只是觉得你在一种情绪和气氛里，根本没有具体的细节。
采：你当时做什么呢？
田：当时我还是挺激动的，口号我印象是没喊，因为我觉得我喊主席也听不着。我这人挺实际的你知道吧，我这忠诚他肯定听不见，太远了。还有，我会分一下神，提醒自己别把鞋给踩掉了，因为我有在天安门游行的经验，鞋很容易被踩掉，如果你哈腰儿去找，马上会被拱倒给踩死了，就是说我得留一个神，我操，别摔倒了，不能说“八．一八”回来人给没了。
采：后来呢？
田：后来城楼上的人下去了，底下广场的人也就散了，各奔东西，很乱，不像来的时候那么整齐。中午回家就跟我哥聊，我哥那天是搞纠察的，维持秩序、保护会场什么的，很靠前头，大概在金水桥那一带。我哥第一句话就问：“今天看见主席了吗？”我说看见了。我哥问：“主席穿的什么？”我说：“穿一身蓝衣服。”我哥说：“主席穿的是军装！”操……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招手的肯定是主席，穿那灰衣服那个。但是第二天报纸就登了照片，主席的确穿的是军装，我从报纸上也没有发现穿灰蓝衣服的是谁，肯定看的不是主席。操，我觉得特别扫兴啊！以后没过几天，我哥说主席又要接见了，可能要下来检阅，坐车绕一圈，让我跟他们学校去，说这次肯定能看见，我说我不去了，我看到的主席就是穿灰蓝衣服的那个，不管什么，我印象就是他了，反正我看到了。
采：你现在回忆你当初对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田：我觉得我肯定没有别人那么狂热，原因就是从文革一开始，父母被说成有问题的人，心理上有种下意识的排斥。
采：谈到毛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田：就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领袖吧。其实我一直就没有什么特别神圣的感觉，包括对其他大人物，我记得以前北影厂在北戴河有一个疗养所，差不多每年我父母去都带着我们去，像周恩来、陈毅他们也带着孩子去玩儿，大人在一起玩麻将打扑克包饺子，小孩一块儿玩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陈毅的孩子把郭沫若的孩子臭打一顿。反正，跟那些伟人们我就没有觉得特别神圣的。
采：“破四旧”开始时，你看到了些什么样的事？
田：听说有抄家就跑去看看，像隔壁院儿里，说有金条，一上午看扒房子，也没扒出来。又说哪儿揪出个地主婆来，觉得这地主婆肯定怎么怎么样，跑去看，也没什么，就一个老太太，总是看到的东西小于自己希望见到的东西，也都是些跟自己没关系的东西。
采：那个时候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事有没有呢？
田：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父母被批斗，这是最直接的了。
采：当时的过程……
田：当时的过程嘛……一开始我在考虑家里会不会出事，因为学校校长打倒了，工厂厂长打倒了，我父亲是北影厂的厂长，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当时确实没有想得太理性，就想父亲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派。从感情上来讲，也有很侥幸的心理，觉得爸爸妈妈绝对不会有事儿，不会挨斗。
“八．一八”以后吧，这事儿就来了，来的挺突然的。那天是礼拜六，院儿里来了几个红卫兵，都是北影厂的职工，搞照明的工人，也跟我们住一个院儿里。我看现在这几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当时就很正经儿、很严肃的样子，说要在我们院里召开一个斗争会，斗争四个人：有我父亲一个；崔嵬，他是导演；美工师秦威，现在还活着呢；还有海默，死掉了，是个编剧。你会在一种特别无意识里接受一个现实，你知道吧，我原想会有一个正式通知，然后会很热烈很火爆地来我们家抄一次家，然后说：你们家要封了，你现在是黑帮子弟了。但这事儿就随便定下的，弄得特别不庄重，你知道吧？我操，挺扫兴的，就突然间这么就算定了，说你爸爸有事儿了，要批斗，然后让我妈妈陪斗。
采：当时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呢？
田：我现在想……我当时肯定有两种心理：一种呢，就是挺不情愿的，父母站在台上自己斗，这一定是不情愿的；可是又觉得这是一种……好像自己散漫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件挺神圣的事儿，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在那种神圣的革命之中，觉得好像有点儿要用我们这种感觉了。我操，就是阿Ｑ的那种心理，绝对阿Ｑ的心理，那么点儿小孩儿就有那种心理。而且，当时会上定的是我喊口号儿，就是说比别人还突出，别人只不过是坐一坐，而我是喊口号儿的。我觉这心理挺怪的，真是，现在你也说不清。反正那种不情愿又希望马上就要到明天的心理交织在一起。
采：抄家后来涉及到你家没有？
田：来了，接下去就是抄家，但对我们家还算客气，对海默和崔嵬家就特别粗暴，那海默也特别横，拿着这么粗的火通条，就冲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能进我的家，你们不是我们北影的红卫兵。就守着门口儿不让进。后来有人去劝，劝了半天，最后跟着红卫兵走了，被打死了。
采：家里被冲击后，你的同学或朋友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呢？
田：没有来往。我从那儿以后基本上不去学校，就在家裹，很少出门。反正吧，我从那个时候起产生的变化挺大的，从院儿里的孩子喊我第一声“狗崽子”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被弄到那一类里头去啦，觉得自己是不能说是革命组织成员之类的，父母的事儿吧，已经殃及到我了，就说我可以经常被别人随随便便地侮辱一下儿了，这文革啊，已经是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儿了。
采：好，我们的谈话回到现在，回到九二年你现在想起一九六六年，你觉得自己现在思想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田：六六年吧，我刚好十四岁，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到的我们家的变化到我的一些变化，就是说，到了十四岁以后，你会突然发现那个童年是假的，大人们在一种很虚伪的生存中，给你营造了一个假的气氛。如果没有一个文革的话，我还会在这种很假的气氛里，一直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的结构，还有互相间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不会认真去想，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生存的那个环境太虚伪了。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学校和老师，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些反面的东西，而是当他们自己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我的时候，才把这个现实给我，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就一定要去想。
采：你现在是怎么想文革这场运动的？
田：其实吧，在想文革时我会更多地想到文革前，也就是“十七”年，从四九年到六六年，对这段时期我特别有兴趣，想了很长时间，我就想这个时期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翻身解放了，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正常地位的人了，可是翻开这十七年的历史，几乎没停止过一次运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包括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没停过一次运动。从党内的，领导人之间的，像高岗、彭德怀，一系列政治的运动、内部的运动、领导权的运动；到下边老百姓，又有反右呀、“四清”呀这样的运动，普及到家家户户，一直没停过，所以到文革是一次集中的大爆发。
采：你的意思是文革不过是“十七年”的一种延续？
田：对。不过我不太想谈君主，也就是领导人的问题，这已经被谈得太多了，我是想谈“人民”这一部份。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吧，挺习惯被统治的，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这样，没人来统治你，没人来号召你做什么吧，就觉得挺无所适从的。每次运动来吧，人人都说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没有一个人问过为什么，每次都是精神饱满的，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反过来想一下，每个人都有问题，不单单是领导人的问题，你作为人民的一员，你为什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就随着运动自然而然地进入又自然而然地结束，而真正从人的尊严、个性、社会的结构，没有人去认认真真地想过，包括自己和这个国家的位置到底协调不协调，是不是最佳状态，都不会去想。我觉得很奇怪，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运动，你说他麻木吧他又不麻木，每个运动他又很热情；你说他不麻木吧，为什么如此喜欢这样去接受东西。即使到了现在的改革时代，我对人们的状态也存在看法，从二十多年的拜神突然变成了拜金，从心理上、从核心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实际上还是在响应一种号召，无非是这种号召对你的个人问题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作用，现在的很多事儿我一点儿不觉得开心，反而觉得挺荒诞的。
采：你谈到的关于“十七年”到文革的想法，在你的电影里被体现过没有？
田：我的电影《蓝风筝》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儿。
采：拍这部电影，你最大的冲动是什么？
田：其实我就只是想把“十七年”的那种人的感觉记录下来。你还记得，咱俩儿上次聊，你问我：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疑问吗？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运动中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苦难，但不知怎么就给化解了，然后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下一个运动中。我现在看我儿子看的那种动作片，就觉得如果这“十七年”和文革要延续下来的话，现在的中国人就跟机器人一样儿，脑子全抽空了，一个指令全都动起来，我觉得太他妈恐怖了！我觉得这种悲剧吧，不是纯领导人的问题，是每个人的悲剧。现在我唯一庆幸的是有好多人，跟我同龄或比我小的都在思考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比如像你们这些人，尽管大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反省，这个特别重要。
采：这就是变化。在六六年的“八．一八”，你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一样，也是很想见到毛的。
田：那种气氛里，我操，完全像个大磁场，你在场也一样。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没有瞻仰上。
采：再后来你见过他吗？
田：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毛是个什么样儿，只是在他死了以后，在纪念堂的时候，我真觉得这事儿变得有点儿神圣了，那会儿各单位发票，党员优先，鄙人是党员，优先发了一张票，按理说给我一张票让我去看一个死人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但我当时就觉得我得去看这个毛一眼，非得去看他一眼。从六六年到七六年，我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整整十年，对吧？可没少让我跟着他操心。那时候我已觉得自己挺理智了，我说我得去看看去，甭管是死是活看一眼就行，我就特认真地去瞻仰了一次。我跟你说我看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他也是一个人呀，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他怎么能把这国家折腾成这操性，我当时真觉得挺他妈的不理解的，我就想在那个人上面看出点道理来，我觉得没看出来，我觉得应该有一光环啊，就是冥冥之中应该有一光环，人家都是转一圈就出去了，我就一直站在那儿看，很从容地看，看了特别长时间，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想发现点儿很奇异的东西，没有发现什么，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我这个看毛就以瞻仰遗体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