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松柏坚贞竹持节——记黄琴竹书记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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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坚贞竹持节

——记黄琴竹书记二三事

丙戌岁末，卢书记、吴校长在银杏苑举办除旧迎新午餐会。会上见到曾任校纪委书记的黄琴竹同志。一见面，她就热情地紧握我的手，向我致以新春祝贺，嘘寒问暖，鼓励我在学术上更上层楼，一股暖流沁入心脾，不由想起黄书记给我留下的终生难忘的印象和教益。

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1966年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的造反派高举“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旗，冲进云南大学。“打倒高治国”就是他们狂呼的口号之一。当时，我是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多年来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使我意识到这是“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做法。我自发地参加到反对造反派的队伍中，和大家一起高喊“保卫省委！”“保卫云大党委！”“造反派滚出云大！”等口号。9月14日云南大学的造反派组成“毛泽东主义炮兵团”，高喊“砸烂云大党委”，“炮轰云南省委！”的口号，举着“造反大旗”冲出学校“闹革命”。我毅然站在反对造反、保卫省委、保卫校党委的行列中，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炮轰党委”的言行。我写的“炮轰省委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等大字报和在与造反派辩论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云大党委的肯定。省委书记阎红彦、省长周兴先后在会泽院党委会议室接见了我们。

1966年9月底我到北京学习，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知道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革命中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毛主席显然是提倡并支持造反的。大街小巷贴满毛主席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深感在大学听了几年的政治课，读了十几大本马列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算是白学了。

    带着一头雾水和满腹疑问从北京回到学校，甫进校门就发觉云大真是天翻地覆，党委已被“砸烂”，党委和学校领导都已“靠边站”。造反派执掌学校大权。惠泽院墙上提着一条大标语：“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平静优雅的校园变成了造反派的大本营。造反大旗四处翻飞，炮轰标语铺天盖地，大字报层出不穷，语录歌此起彼伏，打砸声响彻天外。

    回到宿舍还未坐下，造反派就冲进来围着我高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皇有罪，罪该万死！”宣布我是“保皇派”，“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典型”，“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勒令我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对自己的“保皇罪行”写出检查交代。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头头勒令我跟他到数学系参加“批判走资派黄琴竹的斗争会”。造反派的头目是去“取经”，我则是要去接受教育，也就是变相的陪斗。

    一进会场，就看到打倒高治国，批判黄琴竹的巨幅标语高悬在会场上方。不一会，造反派就把数学系总支书记黄琴竹揪上讲台，给她挂上“反党分子黄琴竹”的黑牌。只见黄书记立即把黑牌扯下来摔在地下，大声说：“我不是反革命，我是旧社会的帮工丫头，受不了压迫造反参加革命。”她指着给她挂黑牌的造反派学生说，我造反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

    造反派们要她交代她的丈夫，曾任云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同志的罪行。当时高治国书记已经被宣布为“刘邓黑线人物”、“反党黑帮分子”。不料黄琴竹书记义正词严地说：“高治国是个好同志。他热爱党、忠于党，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工作。也许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他决不会反党，更不会反人民。”看到黄书记瘦小但刚毅挺拔的身材和毫不妥协、大义凛然的气概。我肃然起敬。在儿子批判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朋友出卖相知成为风气的时代，黄书记真是一颗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随风偏倒的小草。我在黄琴竹书记身上看到什么是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信仰，什么是领导者自尊自信的品格、什么是革命家威武不能屈的秉性，什么是肩并肩、心连心的忠贞爱情。

    参加这次批判大会，我不仅深受到教育，更得到心灵的洗礼。黄书记在风云突变时清醒的头脑，刚毅的意志，无畏的勇气，使我知道应该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也使我在动乱的疯狂年代没有失去理智和信念。

    数学系对总支书记黄琴竹的批判斗争很快就偃旗息鼓。因为黄书记认真执行高治国校长提出的“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纠正和抵制大学中的“极左”思潮。她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心胸坦荡，为人谦和；她尊重教师，注重教学规律，在工作中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深得师生好评。她对子女的教育爱之以德，不准有任何特殊，严格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她的儿女穿粗布衣，踏“解放鞋”，尽显工农子弟本色。造反派极尽吹毛求疵之能事，除了批判她跟着高治国书记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之外，再也找不到她的任何毛病。

    1980年代初，老书记老校长高治国同志重新担任省委副书记。黄琴竹被选为中共云南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园见到她，依然是一身朴素无华的1950年代的干部服。她住在西昌路省委大院，距学校较远，本来可以由学校的小车接送，或搭乘高书记的专车，可是她和普通市民一样，每天挤公共车上下班，有时则步行往来。中午她到学校食堂打饭，在学校分给的一间狭小简陋的单身宿舍午休。她从不张扬，更不会盛气凌人。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深入师生，礼贤下士。她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变，在校园里不少学生会错把她当成普通的工友。

    1992年6月8日，她最喜欢的女婿云南省建材局副局长王小涛在金沙江考察时，为抢救不慎落水的年轻同事光荣牺牲。我参加在人民胜利堂举行的革命烈士命名表彰暨追悼会，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黄琴竹书记。她强忍晚年失子（婿）的巨大悲痛，展现一个革命前辈的“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高贵气质。高治国、黄琴竹夫妇曾经战斗在太行山上。我心中突然回荡起《太行山》的雄壮旋律：“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岁月，还是在歌舞升平的日子，我们的革命者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98年10月，老校长高治国同志病逝。噩耗传来，我即刻赶到昆华医院（省第一人民医院），高书记的秘书说黄书记刚离开。待把高书记的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又赶到高书记家。出乎意料的是，黄琴竹书记异常平静。她对我说：“老高一生有始有终，无愧无悔！我为他骄傲！”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在平静的话语中，我感受到深沉的情怀、执著的爱恋、广阔的胸襟。一对牵手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夫妻，没有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没有湖畔柳荫的笑语欢声，只有穿越风雨趟过泥泞的相扶相助，只有经历坎坷遭遇曲折时肝胆相照，只有一生一世相依相伴的甘苦与共。

    黄琴竹书记虽已离休，但她时刻关心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在午餐会上，她谈笑风生，高声赞扬学校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成绩，对未来怀抱满盏希望。她毫无迟暮之感，蓬勃的朝气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她乐观爽朗的笑语中，我自己顿感年轻了许多。

丙戌除夕于补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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