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游魂的博客：刘进、宋彬彬要杀杀卞仲耘威风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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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宋彬彬要杀杀卞仲耘威风的动机
(2014-02-06)

作者：幽灵游魂

刘进、宋彬彬在卞仲耘被杀案中所应该承担的罪责是目前争论的焦点。刘进、宋彬彬以及为她们辩护的叶维丽、冯敬兰等人认为刘进、宋彬彬非但没有参与迫害卞仲 耘，反而在卞仲耘被打的时候出来劝阻过，还组织抢救过卞仲耘。但她们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相反，现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证明了刘进、宋彬彬在8月5日要杀杀卞仲 耘的威风，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劝阻打老师的学生。从卞仲耘死亡的下午4点到尸体被送进医院的7点，她们没有组织任何抢救，而是让尸体放在一辆小车上，身上 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

叶维丽写过一篇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试图将王友琴披露的卞仲耘被杀案说成是编造的故事，而不是历史，从而否定王友琴披露的案件的真实性。但她似乎不懂得，是编造的故事还是真实的历史，看的不是叙述方式和文笔，而是证据。叶维丽和刘进、宋彬彬、 冯敬兰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试图凭她们自己“团体”成员异口同声的观点来为刘进、宋彬彬开脱罪责，倒恰恰符合了编造故事的特征，成为“好故事未必是好 历史”的最佳例子。

不过要找出真相，确定刘进、宋彬彬究竟要对卞仲耘被杀负多大的责任，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刘进、宋彬彬在8月5日要杀杀卞仲耘的威风。从各种信息看，卞仲耘对刘进、宋彬彬不薄，所以首先的问题是，如果只是为了政治上求表现，刘进、宋彬彬在写了大 字报，把学校搅翻天之后，已经是最突出的中学生了，即使批斗卞仲耘也只需要形式上过个场即可，为什么她们却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要“杀杀她的威风”呢？

最近搜狐博客“圣诞中年人”在一篇“卞仲耘惨案的史料”的文章中披露了作者对王晶垚的一个采访，这个采访所披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终于找到了刘进、宋彬彬要杀杀卞仲耘威风的动机。这里我先全文摘录这篇文章中王晶垚先生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1966 年6月21日，在工作组组织召开的斗争会 上，发生了使用暴力残酷批斗卞仲耘的事件。事件之后，卞仲耘带伤回到家里，与我连夜共同起草了《紧急控诉信》，控告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支持暴力的行为。控 告信分别发给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北京市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敢于上书反映基层文革运动实况，敢于控告工作组，不久就被作为把柄追查。

1966年8月4日，卞仲耘在学校里挨斗，被逼迫 “交代问题”。那天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她的电话，说学校（指看押她的人，笔者注）“勒令”她交出控诉信的底稿。我只能中午赶回家，翻找出留存的底稿， 交给了也在中午回到家里的卞仲耘，她下午带着底稿前往学校。当晚，卞仲耘回到家里告诉我，她又挨了打，并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第二天，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学校里被残害 致死！我在邮电医院看见遗体时，非常悲愤，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杀仲耘”四个大字。写下“我杀仲耘”，是因为我马上想到了前日卞仲耘被逼迫交底 稿的事，我知道，是我与她共同起草的《紧急控诉信》招致了迫害升级。

多年前我对卞仲耘之死进行调查的时候，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文海云（音）讲到，卞仲耘向中央、北京市委发出的《紧急控诉信》落在了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手里，工作组1966年7月29日从师大女附中撤离时， 把控诉信留在了东楼办公室的桌子上。我从《另一种陈述》作者刘进的叙述中知道，东楼办公室后来被“革命师生代表会”接管，那里是她们“清谈”的场所。”

从 王晶垚先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卞仲耘一起起草的《紧急控诉信》被转给了工作组，并作为卞仲耘的罪状被追查。刘进、宋彬彬是工作组在学校里的主要依 靠对象，她们两人毫无疑问在那时已经知道这封《紧急控诉信》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仔细读过。工作组在7月29日撤出北师大女附中之后，《紧急控诉信》留在 了以刘进、宋彬彬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控学校运动的东楼办公室里，所以应该是在刘进、宋彬彬等人的手里。8月4日，因为工作组已经撤出，学校负责人是刘进和宋彬彬等人。她们那天勒令卞仲耘交出《紧急控告信》底稿，再次证明了她们是知道《紧急控诉信》的存在的。8月4日卞仲耘已经被打，显然，这封《紧 急控诉信》是卞仲耘被打的主要原因。据王友琴最近披露的信息，8月5日把卞仲耘打死的批斗会也是刘进、宋彬彬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并通知包括卞仲 耘在内的五个校领导必须到校被批斗的。毫无疑问，8月5日批斗卞仲耘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她写了这封《紧急控诉信》。

刘 进、宋彬彬以及叶维丽、冯敬兰等人为刘进、宋彬彬辩护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工作组撤出之后，她们两人被认为是工作组的人，不应该继续领导学校的文革，而她们自己也很失落，所以不可能主动去组织批斗甚至毒打老师。这个辩护的论据和事实不符。从卞仲耘被打死之后第二天8月6日刘进对全校的广播讲话来看，学校的一 切显然都在她们掌控之中，否则不可能用那种威胁的语气要求大家不许将卞仲耘被打死之事说出去。但是单单凭她们掌控了学校这个事实，的确无法解释为什么她们 咬牙切齿般地要杀杀卞仲耘的威风。人在疯狂的时候，的确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可能不经大脑就做得出来，但从所有的叙述中看，刘进、宋彬彬那一天情绪稳定，主要是在办公室“清谈”，可见她们要杀杀卞仲耘的威风不是情绪激动之后的突发之想，更象是计划好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象是计划中想好了要让别人代自己去做自 己不想亲手去做的事情。

从王晶垚先生上面披露的信息看，刘进、宋彬彬应该是因为《紧急控诉信》而觉得必须要杀杀卞仲耘威风的。卞仲耘身处高干子弟聚集的学校，平时不可能在她们面前摆威风的。应该是这封《紧急控诉信》让刘进、宋彬彬觉得卞仲耘气 焰嚣张。在六十年代中期，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57年反右）之后，人们对政治上的罪名极为敏感，因为这牵涉到自己的生死还有家庭的存亡。生长于高 干家庭的孩子们对政治应该比其他同学要敏感很多，而当时学校极端的意识形态教育也让学生在政治方面早熟。57年反右的模式是毛泽东的所谓阳谋，也就是先号 召大家向党提意见，等大家响应党的号召提了意见之后，党在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下便开始收网，将提了意见甚至没提什么意见的所谓的右派分子一网打尽。很多 人从此家破人亡。刘进、宋彬彬和现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贴出了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是学校里起来造反的主要人物，和当年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右派分子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而她们的行为则比右派分子们还要激烈很多。开始时她们成了工作组的依靠对象，但很快工作组被撤离，给人感觉很象是毛泽东又耍 了一个阳谋，而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人随时可能被党定为右派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恰恰在工作组撤离前，卞仲耘写了《紧急控诉信》。如果毛泽东的意图和 反右类似，那么这封《紧急控诉信》将成为射向刘进、宋彬彬等人重磅炮弹，很有可能让她们死无葬身之地。我相信这封《紧急控告信》让刘进、宋彬彬等人感到害怕了。她们是大字报的作者，已经无路可退，所以只有硬着头皮上，无论如何要将卞仲耘的罪名坐实，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可预测的运动风雨中至少有一点可以抵挡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刘进、宋彬彬在8月4日和8月5日要杀杀卞仲耘威风的动机。当时大规模杀害无辜的风潮尚未起来，我觉得她们也并非要打死卞仲耘，但真要有人打死了卞仲耘，她们绝不会反对，因为这也符合她们的利益。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很多回忆中出现的一幕：刘进、宋彬彬通知了卞仲耘等人到校 接受批斗，她们自己则在办公室里清谈，观察事态的发展。她们不阻止任何暴力行为，她们自己也不去现场直接动手。人打死了，她们一面是欣喜，因为除掉了一个心头大患，一面也有一些慌张，因为毕竟这是北京中学里第一条人命。她们很快找到了吴德，得到支持之后胆气便壮了起来，于是一起拟了一个广播稿，第二天便由 刘进向全校广播，同时警告人们，不许将卞仲耘被打死一事告诉外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671f4250101se1b.html

yangharrylg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