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读中共领袖们后来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言论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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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评说与指导——读中共领袖们后来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言论剳记

作者:徐明
日期:2007-11-22 16:52:07
事后的评说与指导
——读中共领袖们后来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言论剳记
（1997年春）

徐明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应当从1956年开始。罗．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比较恰当地把起源定在“整风反右”。1996年中国唯一出售的文革研究新著《‘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撰写)，也从八大、整风、反右起论文革。但这一点，是57年那场运动和66年另场运动的最终受难者，甚至是受难的中心人物——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多数，未曾真正去弄明白的。
    近年大陆有一些关于57年反右的专著及叙事性文字出版，今年可能会形成出书高潮；可以说对这场四十年前的民族的悲剧多少有了些客观的反思。但总嫌缺乏来自政治文化的历史长河的概括。因为，恰恰是四十年前的运动，系统形成某种政治文化的基调，决定性影响着之后好多年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谁能理直气壮证明，这种文化业已消泯了呢?麦克法夸尔在他的著作卷一的结论中，曾指出：“毛在自由化方面试验的失败，是对这位主席的声望权威的巨大打击”“……虽然他已正确地认识到改善党和人民关系的必要，但他严重地低估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痛苦。这是毛在其政权建立后犯的第一个大错。”“只有通过改变党在中国社会中地位，才能改造干部的行为，对此，毛在1957年是不准备实行的……只是在他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发展不抱幻想时，他才准备打击党的本身，而不仅仅打击犯错误的干部，并且，他用自己在1957年压制的同一部分人——学生来打击先锋。”（指文革运动）
    不论中国的学者对这海外第三者的看法苟同程度如何，普通的中国人是冷静地剖析这一历史的时候了，在对反右运动和文化革命关系能作出科学的研究与评价之前，我想粗疏地联结一下中共领袖集体——其中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本人，在1957年反右之后，对这场运动，对运动的对象——右派分子的回顾与政策变动，以及评论，或许有助于了解中共、毛泽东在知识分子的问题，反自由化问题上的思路，以及政策策略的变化。这样，多少对自己认识文化大革命，有所补益。
    时间分为六个阶段：整风反右的尾声，“大跃进”到“七千人大会”，6l-62年过渡调整，北戴河会议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后给右派分子平反。以下是有关的读书笔记。尚未全部公开的内容，还需要一一查对正式出版文献。

    一、  “六亿神州尽舜尧”
    第一阶段，57年整风后右的尾声阶段。
    当时，后右运动已在城市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关于“社会主义好”的大辩论，正蔓延到乡村。从公开发表的演说看，毛泽东论反右运动的思想集中在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前者后来选编“毛选”时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后者叫《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八届三中全会是整风、后右运动的阶段总结会，它在中共理论史上的重要意义是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从而微妙地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提法。这一理论的转折，直到21年后的又一次的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完全扭转。毛的“促进派”讲话，是该次全会的总结性演说，它针对中共八大后党内对于政治与经济建设领域的一次“促退派”的右倾反复，为日后的批判“反冒进”，到“大跃进”，以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埋下伏笔。至于“大多数”的讲话，是这一理论原则的阐述，对基本形势，策略和方法的解释。
    通过反右运动，毛泽东修正与完善了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在“促进派”讲话的第六点中，肯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甚至流露对“八大”的某种不满，进而指出“八大”决议的不足。在他的“大多数”的讲话中，具体地估计了阶级力量，毛认为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包括地主、富农、部分富裕中农、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工人贫下中农，“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且不究拥戴者、反对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概念究竟是什么，毛泽东的这个估计应当说是比较中肯的。当时的中国，起码有十分之一的人不那么赞同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是自觉的不赞成。这百分之十自然属于当时的右派范畴，而这部分人中，毛认为最顽固的极右派、反革命、破坏分子，占了百分之二，约1200万人。这6000万与1200万是当时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在反右运动的高潮后，毛泽东强调这种估计是不足为怪的。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特别是内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实际上，卷入给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其多数是忧国忧民忧党的，是热望共产党领导好而帮助整风的。但从中国后来社会事实，乃至中共党内的斗争看，毛的估计也决非主观臆断。朝野的不同政见人士，对于如何搞经济、文化建设，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对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传统是不服气的，是不尽赞成的。这种异见终于酿成日后的斗争。这些不同政见的人，有不少是真心实意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相信自己心目中的“马列主义”，有的就是文革里称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党外有些人自然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
    因为有这个估计，所以在反右斗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提出57年仅仅是政治长河的一次洪峰。整风，今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也许那个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整风与辩论，至少“后年是要搞一次的”。果然，59年就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搞了一次，是党内路线斗争。假若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甚至中右、中间派，有些左派都会要变化。此非危言耸听，58年以后，驱动中国社会的大斗争，基本上是按毛泽东的这一觉察进行的。但是毛泽东也认为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会转化，会“比较不十分顽固”，到时候可以摘去右派帽子，要安排工作。从这个角度说，毛对当时估计的多数右派，认为还是思想领域的分歧。但对个别的右派头子、其政治代表人物，要取消选举权，去劳动改造。具体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人，毛认为他们与美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是心相通的。在实际操作中，55万被划成右派，绝大多数下放、劳改，有的开除公职回原籍监督劳动了，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罪犯。
   
二、从反“反冒进”到中共党内新右倾
    第二阶段，58年到62年，即“大跃进”到62年“七千人大会”这一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的许多讲话与批示未公开发表，只能从文化革命中传抄的与翻印的一些内部文献所及，略知一二。
    1958年，毛泽东在一系列党内和国家的会议上作讲演，宗旨是在思想领域的斗争之后，掀起一场经济建设的跃进。这些会议是一月的杭州会议，三月的成都会议，四月的汉口会议，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六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八月的北戴河会议，十一月郑州会议，以及几次最高国务会议。
    58年上半年，整风、反右仍处在震荡的余波状态，一些地方还在定案、处理，一些地方又增补了一些右派。1月3日，在杭州，毛提出“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但是“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这个估计，与57年上半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谈意识形态问题较多，毛认为58年上半年可以完成整风运动，但“明年上半年还要搞”。之后，又讲到消灭阶级以后的思想政治斗争，重新展现了他在“正处”讲话中阐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设想。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到“学生中的右派”其‘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由此看来，在反右运动后期，毛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问题，基本认为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如前一年6、7月斗争白热化时那么可怕。到了下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传解放思想，讲到超英赶美、不断革命。毛用了大量时间来讲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看法与希望，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当批判”，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还不准备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一面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面又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挑战。因此，整风反右使知识分子“跌了一下，很有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他一再提醒：“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似乎也表达了一种善意的“训政”，甚至还回忆共产党受挫折的历史，毛是希望知识分子的思想脱胎换骨，改造到共产党一边的。讲话时，也显示了对右派的政策。首先，请民盟的大右派费孝通参加会，作出一种姿态，即共产党相信右派的大多数人是可以改造、帮助变好的，而且处理要宽大，给右派留条路，虽然斗争要严肃。当然毛提到右派“头子”章、罗，则可能变不了。毛又特别提到大学生，其出身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剥削阶级家庭的，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三，政策是除个别的外，都不开除学籍。
    在这些讲话中，提出了对思想领域的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同月，毛泽东批发了集体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第35条，讲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认为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从思想方法论上剖析57年的右倾思潮的。
    三月在锦江宾馆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批判“反冒进”的一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在不少插话中重提反右问题。广东的陶铸发言，或许汇报了广东的反右，毛插话说：“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采是不可能。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在反右中暴露了一些政治问题，即毛常说的把国民党时的职员包下来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扩大化了，有的右派成了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有的省，如广东、河南，并不全在大学教授中定右派，小学教师也贡献了一大批牺牲者。毛指出，山东的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山东是不是没划右派?不大可能，也许是划少了。
    相比之下，毛夸奖了广东，“广东问题较彻底”。广东的彻底，除了党外打右派外，陶铸还大反了地方主义，广东党内各级老干部被批判、撤职。毛肯定地说“地方主义，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反地方主义，批判东纵与琼崖纵队，这是有广东特色的反右，批判重点开始转移到党内，上层。毛进而发挥：“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一发挥，突破了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的原意，广东是有典型性的。这种问题，在另一插话中也有体现。毛说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都有反党集团，“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这实际上党内一些干部之间的斗争，甚至是通常的宗派斗争，与整风反右掺合在一起了。广东反地方主义，对古大存、冯白驹就抓了反党集团。另一种情况如四川，“是右派活动”，指的大致是党外人士问题。这一插话总结性地扩展了57年斗争，实际上已有了党内斗争的倾向，有多数人整少数人，有主要领导人整次要领导人，多属主流化派整边缘化派。
    在成都会议最后的讲话中，毛概括了国内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官、封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未改造好的一部分。毛肯定了资产阶级与共产党合作的历史，说“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成敌人”。但他认为地富反坏右可以改造，“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多数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政策”。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大字报作了批语“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的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采，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起采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这段批语的确很精辟，建国采历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运动，无不体现出这种精神。而在57年还是后来，有资产阶级现代民主意识的人们不管是讲自由、民主、平等，还是人权问题，与中共的思想分歧也恰恰是这一点。只不过当年毛讲的专有名词“资产阶级自由”，变成了泛化的名词，潮流倾向性的名词“资产阶级自由化”。1958年时髦的名词是“兴无灭资”。
    四月六日，毛住在汉口惠济路市委招待所，他再次分析阶级斗争形势，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第一个剥削阶级，包括了当时已划的30万右派(甚至中右与还未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3000万．他把章伯钧作为一个代表。 但在第二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中，举了作家刘绍棠(已划右派)、汉剧演员陈伯华，说这一个阶级又反共又不反共，用“文明的方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也是把他们搞臭”。要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通过反右，“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题讲了主要矛盾问题，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全体。
    58年下半年，出现了“大跃进”热潮，政治思想斗争讲的相对少些，不过在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整风反右后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工农群众心情舒畅搞大跃进”；流传了几十年的歌曲“社会主义好”言简意赅地唱出了这个道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毕竟这几个月中共中央注意力转移到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去了，毛的讲话涉及反右派少得多了。尽管如此，58年毛多次谈到工农最聪明，知识分子要受教训，拔白旗，插红旗，背景仍是不能忘怀的1957。“1957”后幸存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58年经受了一系列人格与尊严的大考验。
    但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党内立即出现了不同意见，导致了59年庐山上那场斗争，斗争是作为党内斗争来进行的，尽管没把彭德怀这些斗争对象叫作右派，实际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党内右派。对右倾的批判，从中央延及省市，乃至基层的机关、学校，从党内也影响党外，这样在57、58年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受右倾影响的人，其中不乏57年已视为中右，中中的人，也不乏在反右中仍诚心诚意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本来在一年前毛就讲过，用剥笋政策逐次剥反对社会主义的人，58年是剥不完的。据1962年甄别平反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次“反右倾”中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干部和党员807万人，党员干部433万，群众374万，反右倾是57年到66年的中继站，整风反右，终于烧到了党内。有人认为没有57年的右派与反右，文革将提前10年，其实文革的条件到了59、60年才开始具备。剥笋政策和一次次洪峰，无非是“沿着上升路线”前进的雅各宾主义的东方化。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为“七八年来一次”的继续革命论。虽然中共党史的不少学者，多从毛泽东本人和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与分析，毛本人则可能是既满意又不满意这种“旧鬼烦冤新鬼哭”的政治局面的。
    不过，就在反右倾的庐山会议之后，8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致信刘少奇，提出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的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按照这个精神，当年9月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9月16日，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看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为大部分1957年的右派分子摘除帽子的念头，是由来已久的，中央书记处办事效率也很高。毛泽东为什么在试图纠正左的倾向时，突兀转而反右，特别是反右之后，又立即想到为上一次反右的部分受难者摘除帽子？他究竟是怎样考虑的，若不顾及在两个方向反倾向，把握平衡，目前似乎是一个谜；是否当时他也想到了在62年说的“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的问题？同时，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把反右和摘帽，与59年的反右倾联系起来，说摘帽“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而被摘帽者不思改过，再次犯错和“右倾”，还可以再戴上帽子；这个办法在文革里就演变成为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上，可取可戴了。
    “三面红旗”受到严重挫折，处于低谷中，毛泽东回忆了全党的教训，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详细作了笔记。他在58年还向中央到地方四级党委委员们推荐这一本书。笔记中，不同意教科书的说法，即中国在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中国的提法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也就是他对1957年反右的估计。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劳动者权利，毛认为首要的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被剥夺了”。这里尽管只讲的是宣传工具，舆论问题，但它是从57年的大争辩而来的，并且这个对民主的针锋相对的认识，一直贯穿了现代民主的每次大争辩。在这段笔记中，已可以窥到6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端倪，已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硝烟味。
    他进而讲到政治权利，“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那一派的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者手里”，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在反思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中，毛泽东已构思了未来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脉络，而且在1957年后，他的注意力，已从党外的资产阶级势力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转移到党内，他担心大多数人的权利，落到党内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势力手中。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之后，尽管阶级斗争的问题越提越尖锐，但57、58年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已不是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已被直接引入中共党内以至于党的高层领导，原来意义的右派，认为客观上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已成为次要问题。也可能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从内心感到，1957年右的倾向的知识分子，问题并没有宣传的那么严重吧，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比党内的自觉的反对派，离马克思主义还近得多呢!有的人，甚至可谓原教旨的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重点讲了政治、经济领域的调查研究问题，其中有两处提到反右斗争。
    一处是说对农村地主的复辟缺乏研究，进城后对城市阶级斗争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五十五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另一处是59年庐山会议：“‘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第一处是肯定了反右运动，第二处认为彭德怀的右倾，是与国际修正主义，国内右派思潮共鸣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此即中共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七千人大会”。讲话重点是提倡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不良倾向，也向全党发出警告，无产阶级专政可能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谈到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形势时，毛认为在当时(即60年代初)，反动阶级已没有那么厉害了，“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的时候那么厉害了”；同时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这些“五类分子”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前加上“反共的”定语，似乎思想与政治有所区分的。
    另方面，他在论及民主时，谈到：“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这一段历来人们关注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从历史和认识真理的高度，谈到党内思想斗争和错误的政治斗争问题，一个潜台词，是指向5年多来，历次错误地扩大化批判、打击和处理的党内外干部、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提出了“甄别、平反”和赔礼道歉。
    62年七千人大会，从整体上讲是倡导健全民主集中的，是倡导思想解放的，是批评僵化与教条的，这是与61、62年中共在各项政策上的调整一致的。所以，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中共历史上，七千人大会的宗旨与毛泽东的讲话，对错误处理的57年右派分子、59年的右倾分子较为温和有利一些。当时被公认为思想右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流传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时，无不赞赏中共领袖们的讲话。

三、  “八字方针”阶段对右派分子政策的调整
    第三阶段，是过渡阶段，时间是61-62年，对57年反右扩大化和59-60年年反右倾扩大化，做出个人的政策落实。这一“倒退”与调整，大概基于两个原因：毛泽东意识“三面红旗”遭遇挫折，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在作调整，从而在思想领域宽松了一些；其二，思想政治斗争的对象正在改变，难说孰因孰是果，甄别平反一方面说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尚无估计的那么厉害，另方面是也可能干扰了毛的决心，使他反过来对付上层反对派一一党内外右派的保护伞。这一历史阶级的文献、档案仍未解密，但能从薄一波的《回顾》中查出一些线索。
    薄一波指出，在“60年代初期，我们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为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和干部甄别平反，给一部分划错了的‘右派’摘了帽子。”这一系列工作，从政策背景上讲，是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书记报送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高教六十条》、《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还有《文艺八条》三大类文件为代表的，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含蓄地重申了他在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和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的《指示》，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落实政策，各单位要对57年反右斗争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批错的或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纠正错误，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1962年3月，周恩来与陈毅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 广州文艺戏剧座谈会上讲话，贯彻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精神。他们讲话，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应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而且陈形象地向大会人员行“脱帽礼”。这一花絮在1962年春——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春天中——不翼而飞传。
    这一系列精神与讲话，无疑是在官方场合得到毛泽东认可的，或许，他在退居第二线后，不得不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统战，文化、科学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做出让步。但甄别平反的由来，应当说仍是出于毛本人的认识，由于他早在反彭德怀之前，已逐步觉察与局部认识了各条战线出现的左的倾向。恰恰在反彭之后，中央中央也在继续致力解决这方面的倾向，乃至为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所以毛泽东本人早在61年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59年反右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试行《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15日发出），已要求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当时党内外的认识焦点在农村问题上，所以在关于落实农村政策的文件中提出落实人的问题是顺理成章的。
    1961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
    指示说：“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一九五九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作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这是在肯定1957年反右运动的总前提下，提出的改造、化解右派分子的政策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讨论了财政形势和调整问题，但是，刘、周、邓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情况后，毛泽东显然对于形势的估计问题，是对该会议有保留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在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仍然强调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说“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这里，毛泽东依然认为反右是必须的，但是有副作用，就是影响了民主集中。
    应该说是在当时中央的一系列精神背景下，包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提倡的发扬民主的号召下，1962年4月，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批发了《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是过渡阶段政策性的另一个标志。
    为进一步调整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5月上旬，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工作会议，邓小平专门讲了当时中心工作和干部甄别平反问题。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中央统战部也于4月23日到5月21日，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会议汇报，周恩来、邓小平对会议作了指示，5月28日，统战部向中央作了会议的报告。中央批复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规定：“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留尾巴”。显然，这里的政策落实，限于1958年以来，也主要指统战民委侨委系统干部，但对于右派和右倾分子的概念和政策，毕竟出现了松动。从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并且对于甄别平反专有要求的邓小平来说，他也是主要关注1958年以来的持续反右反右倾中受到冲击的干部问题，但对1957年的打击右派运动，没有起码的反思。毛泽东后来对他的不满，并不在他恪守57年的原则，而在他热中于62年的右倾。
    据不完全的统计(23个省市自治区与中直机关)，以前几年受批判、处分的八百余万人中，到62年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时时，已甄别86％，其中党员、干部365万人，群众330万人。所以，中共较及时地对第二次批右洪峰气势磅礴化问题，进行了处理。只不过是，干部、群众心中的伤痕业已加深扩大，难以平息。文革中出现干部队伍的严重分歧，干群矛盾的激化，某种意义上也不啻是过去党内外斗争的后遗症变相地复发。
    这一精神，实际上早在59、60年已开始对57年右派分子实施，那两年摘了9.9万人的“右派帽子”，61年后，又分批摘帽，直至中苏两党辩论高峰的64年，到我们“最世界革命化”时，已摘了5批30万人的“右派帽子”。从数字上看，已经超过毛泽东的7年解决70%的匡算。在当时，这不啻是默认了反右运动中干部问题处理有扩大化错误。
    尽管这30万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还继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打击，但从中共主观上说，已开始对57年反右运动，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有了松动。在今年反思57年反右问题时，不能不客观地估计这一点。历史地看，这不能说不是1978年几乎摘掉全部右派帽子的一个认识基础与政策基础，也不能不对1966年暴风骤雨的文革，产生微妙的影响，实际上，到1964年，反右的对象已经从传统认识的党外、社会上，渐渐转移到党内、领导层。
    不过，到1962年夏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对于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提出异议，9月29日，他在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中指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毛泽东的批示口气业已十分犀利和严峻，明眼人也已清楚，他的不满已经对着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而来。随着北戴河会议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受到批判，对于彭德怀的“翻案书”和所谓借写小说为高岗翻案的惊悸笼罩中央高层，甄别平反工作实际上停了下来。
    当然，产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还不是出自甄别平反工作本身，而是毛泽东认为春天以来，产生了另一倾向的严重问题。一个是田家英按毛的指示去农村调查整风整社情况，田赞同“还没退够”的意见，赞同“分田到户”的要求，甚至得到刘少奇的认同；毛泽东回京后责备刘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陈云在上海的调查结果与田不谋而合，也把赞成分田的意见向毛泽东建议，北戴河会议初受到毛的个别严厉的批评。邓子恢总结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多处作报告，也向毛泽东讲；毛泽东后来说：他那个讲话，一训就训了我三个钟头啊！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啊！说邓的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田和邓的主张。回到北京开10中全会，刘、周、邓都发言批评了“单干风”。甄别平反工作停顿下来，显然受到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宏观大气候急剧变化的影响。形势决定任务。
    过渡阶段的这一前后微妙变化，反映出中国政治力量、政治斗争的变异。其中一部分，可以说是出自毛泽东本意，而且得到他在1956、57年“双百”运动中主要支持者周恩来——乃至反右主帅邓小平的赞同、发挥、执行。但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与其说是毛调整了政策，还不如说是后来他在“炮打司令部”时称为“62年的右倾”，即所谓刘、邓借贯彻七千人大会的调整精神，自己成为新的右派总代表，这是激发毛泽东走向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直至走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政治激素。只不过，他从阶级力量的对比得出的是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上层的反对派的结论，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恰恰在60年代初，特别在66年文革的十二级飓风的漩涡中，给党内外的、社会上不同政见思潮，留下了一隅，可能是船翻人没，也可能是静静地存在甚至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来抵抗正统思潮和日益发展的官僚主义。这是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始料不及的事。而且57年的反右、59年反右倾，将深深地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各派政治思潮，可以说中国从57年、59年必然走到66年，而且恰恰是57年59年，使得文化革命超出了毛泽东所预料的激烈程度，也超出了文革应能容纳的芜杂，使得它被中国民众自发地带上了与包含了异正统思潮的倾向，这是与中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另一后果。
   
四、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第四阶段，是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段。
    先讲一个插曲。即在北戴河时间，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复示》，部分同意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中的意见，即“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又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并认为这样会“对党和人民不利的”。这一文件说明在61、62年政策调整阶段，特别到北戴河时，已明确反右这一条战线决不能后退。毛泽东本人乃至于在1962年国庆节前严厉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动态》上，批评给冯雪峰等人甄别试点，称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还叫邓小平查明是谁布置去作的。可见此时毛的态度很明确：决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不能在57年问题上后退一步。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的，8月5日，毛泽东就谈到：“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9日，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是阶级斗争，讲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甚至讲了共产党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这无疑是历次政治斗争的客观背景；毛还批评罗隆基提倡的“治本”，“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小风波，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八届十中全会，9月24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作了总结性讲话，从所能见到的内部文献上看，毛未直接讲57年的右派问题，但集中地阐发了北戴河会议的中心问题：阶级、形势、矛盾，这也就是后来发展形成的文化革命理论的前奏了，尽管他没有直接讲反右概念，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范畴讲了警惕反动阶级复辟问题。现在，已不单是当年的右派分子站在一个对立的营垒中了，党内高层的机会主义，开辟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第二战场。
    结果，本来毛泽东和中央一致认为要发扬民主，活跃党内外思想，涉及到正确处理1957年反右以来的种种负面问题，但是中心问题发生了变化，纠左问题，重新转化为反右。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所作的指示，提出了那些年广为宣传的观念，即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否则，“让地、  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这里的牛鬼蛇神是范畴模糊化了的右派分子，甚至超出了57年意义的右派分子。这一段话，警惕着党员和干部，至少在62—66年这四年中，一直是重要的警句。
    作这一指示时，毛正在杭州召开会议，会议上部署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说明了农村出现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因，是土地改革以后，“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57年反右，都搞了一下阶级斗争，“但不是这样的作法”，这里毛的原意不明，不知是否指50年代的阶级斗争都在城市，没在农村搞，还是认为这几次都只搞了“一下”斗争?不过在他看来，还不解决问题。这里，也许已有毛在文革中多次阐发的一个问题：三反、五反、反右，都还不算自下而上地来揭发革命队伍内阴暗面，社教运动是这一尝试的开始，所以说“不是这样的作法”。这里毛肯定了57年反右，但又远不满足于反右。因为反右，毕竟不是自下而上地解决党内上层问题的。
    从63年底到次年6月，半年时间中， 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发了两个重要指示，这是动摇了宣传口、文艺界的两个指示，也是走向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标识。毛在指示中非常气愤地批评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警告了文联、文协及一些刊物，“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里，引人注目的用了在56-66年令知识分子心惊胆颤的“裴多菲俱乐部”一词。这正是在反右中第一次借鉴的外来政治名词。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念念不忘57年知识分子的反戈离异。当然，他64年回忆右派时，已主要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人物，指示针对中宣部、文化部，其代表人物之一，正是曾经主持宣传、文化口的反右，大打出手的周扬。
    毛泽东在中共重新掀起意识形态斗争高潮的64年并未忘记57年从另一处可作旁证。64年9月，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4日，他接见老挝朋友介绍中共的经验教训，他说“搞了十五年，我们的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现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所以64年的斗争，矛头也是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在这个意义上，毛仅仅是采取了57年不同斗争方法，而且更加注意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这些年的政治生活中，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型的干部——他们在57年反右斗争中投身口诛笔伐，从而保存了自己，巩固了自己。现在他们开始感受到思想斗争的深入，惊恐地发现剥笋政策已把他们这一层人暴露在反修防修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少人主观意念上还想跟上毛主席，还想通过改造自己证实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他们已成为了60年代的右派和牛鬼蛇神，那时最时髦的字眼已是“修正主义”，“右派分子”乃成为历史陈列物品。
   
五、“文化革命”惊涛骇浪
    第五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为期十年。
    这一阶段，右派这个概念与57年意义相比已起了很大变化，文化革命中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与修正主义，这已不是57年的概念了。
66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5．16”通知时加了几段重要的话。他的话多处涉及资产阶级一词，但实际上是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即原来革命队伍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在讨伐他们时也提到“牛鬼蛇神”：“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这牛鬼蛇神，多少还有一些指到以往称的反动阶级残余、异己分子、右派，而主要指的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而不是57年政治意义上的“分子”。诚然，毛泽东的这一精神，化到中国的实际运动中，“牛鬼蛇神”都变成了现实的个人，所以陈伯达批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中央到基层的干部、群众，都将牛鬼蛇神理解成具体的人了。那时出现了一场混乱的对个人的横扫，其中也不乏57年的右派分子。原因在于不少下层群众、干部只能这么去理解领袖发动的大革命，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或者出于本能，或者出于故意曲解，都把伟大领袖的全新的意图解释为57年的重复，以便保护自己和巩固自己，从此也可看出57年形成的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
    在讨论、通过“通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于5月21日系统地讲了对于文化革命运动的理解，他说到渐次深入的反右“剥笋”现象：“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他讲的清洗右派，明确为党的领导高层内部。
    作为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领导运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则一再认为文化革命是又一次类似1957年的反右斗争，竭力把运动引导向传统概念的“反右”的轨道。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7月7日，他在给中南局关于运动的意见和报告批示时，严正指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刘这里讲的右派分子概念，与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指的是学生群众。
    不仅仅是上述两个批示，从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关于学校文革运动的一系列指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指导思想（引自当年的领导笔记、群众揭发批判材料，需要考证）：
1．根据惠庶昌整理（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副团长）刘少奇和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右指示如下：
1）六月三日，胡克实传达中央指示，其内容除"八条"以外，还有"那里出事，那里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
2）六月九日，胡克实传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指示说："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不要打击过多，娃娃们起来什么都要打倒，也不要怕乱（只要在八条范围以内）。建立一个革命秩序。现在是坐不下，吃不下，睡不着，不要硬限制，要引导，冷静地分析批判"。
3）六月十一日，胡克实传达中央指示说：在北京以二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
4）六月二十五日，胡克实传达中央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一定要很好地教育提高左派，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同牛鬼蛇神作斗争，同时又是最能够团结大多数。（二）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破坏性很大，对此方针是坚决揭露分化、瓦解、把头子孤立起来，在适当的时候要反击的。对这种人，工作组没有办法，一是没经验，二是他们的策略很厉害，用大帽子压人，用各种办法纠缠你。（三）组织民兵纠察队，负责校内的事和违反政策的事，维持斗争会的秩序。（四）从来访中善于发现假左派。（五）阶级阵营分清后，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在工作组领导下恢复必要的行政职权。（六）乱这么一阵子是大好事，是必然的，但现在到时候了，注意一分为二，要抓紧分类排队，特别是中学，是不是一棍子都打了？（七）注意敌人的活动。
5）六月二十七日，胡克实传达中央指示，……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免不了有些混战的场面发生，这是几种原因造成的。有从敌人来的，有从假左派来的，有的是从幼稚的左派来的。要充分估计运动的反复性，有准备，有警惕，有策略，分析敌我友的形势，要抓口号，抓住敌人的辫子，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组织过来。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6）七月十三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初步规范，少奇同志，小平同志指示中有（一）要加强工作组。（确定由教育部派一批同志参加北京市中学工作队。）（二）中学生分散，没法讲道理，实事求是在中学生中讲不通。集训，先向一部分讲通了，就好办了。（三）初中搞到九月底，"十.一"后开学，高中搞到年底。（四）学生中除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等，一般的不要带帽子。……
少奇同志对师大一附中的工作和革委会的谈话
1）师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学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为此，六月二十日少奇同志找该校工作组长和参加工作组的几个同学（包括他的女儿刘平平）谈话，谈话中说到：斗争中的中心问题争取多数群众，现在不能斗刘超（该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总支书记）。内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间是要出事的。出现了说你（指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证明内部不一致，证明他们（指贴大字报的七位同学）对运动不满。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你们是二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先争取与刘超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这七个人后盾是地下的。
2）七月十一日，少奇同志又找师大一附中工作组和革委会的同志谈话，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七个人中的牛德龙，回家三天不来校，说要绝食。对此，少奇同志说：给他家长讲，不到学校来我们没有办法，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你们家负责好了，可以不要来了。这些人高三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就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他们能骂勾德元是黑帮，为什么我们不能骂他是黑帮？不要给大反革命帽子，大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
3）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少奇同志的女儿刘平平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学校情况，少奇同志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工作组走后，何方方（反工作组的那七个学生中的）可以翻案，如果翻案，何方方那样的人愿当权就让他当，好的就听。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入邪途，那时大多数群众看清了，还会把权夺过来，这时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要准备被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的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方方，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当权。（以上都是接间听来的，不一定准确。）
2．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的工作日记的指示（平平提供）：
6月18日(中四围攻周大捷)“不要这样急地分真假左派。只有真右派，才是假左派。……可以开座谈会，让周大捷、甘宗英等表示态度。派各派代表参加。让周大捷在斗刘超的过程中拿出行动来”。
6月17日(我进工作组)〔按："我"指刘少奇女儿刘平平〕
    “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乱几天不要紧，群众发动好了，再讲政策。发动群众，就是把主席思想交给群众，主席思想交给群众，才叫真正发动好群众。应该依靠群众，团结中派，分化右派，打击极少数。……”
……
    “具体事很难讲，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主席指示，要吃透两头，要有阶级观点，对群众要了解思想情况，办的好不好，因为没经验，要和大家商量，听各种话，左中右的意见不一致，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提出意见问题双方讨论，这个意见右赞成，左不赞成，就错了，否则就对了。
    不要把右派搞多了。以前许多人受欺骗，原谅他们，已经说市委错了，还跟他们走就错了……“
6月21日中午(何方方等出大字报后)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能利用。写大字报的人很可疑，是不是黑邦不肯定。……”
6月22日，“要争取陶书寅起义，如不起义，就斗倒她。可以叫她自己批判揭露刘超、前市委。不要怕她捣乱。越多越好，可以揭嘛。除了刘超以外都让他们起义，孤立刘超，背靠背地揭。让她揭，不揭再斗，也来得及。老师揭的，掌握在工作组手里，可让陶说，你们听一听。如果先斗，她就知道底了”。
6月24日(斗刘超后，辩论前)
    “她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高二四的几个人利用了“乱”，乱斗是不好的，但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一一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定不定坏分子成分，可看以后检讨怎样。现在只有辩，写大字报，作初中工作，不要怕他们。
    都讨论，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方方他们。
    要开大会，照原来的，要相信群众。不一定打人嘛 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当。向所有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7月3日，“团就是左派组织，有中派也不要紧，右派可不让他参加活动，团外积极分子可以发展。左派队伍是在斗争中组成的……”。
3．邓小平女儿邓楠的揭发批判，6月22日邓小平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运动对女儿指示：
1、放手发动群众，最后达到95％，打击面要小。
2、排队，给老师、同学、左、中、右都排队。
3、不断地扩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批落后分子、右派队伍。
……
7、不打无准备之仗，哪怕晚几天都行，目标一定要选中、选对，要给各种人排队分类，揪出主要矛盾。
    材料要充分，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做各种人的工作等。
8、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慌，要稳得住，顶得住。
……
4．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指示：
    当胡克实汇报到北京市中学中问题严重时，刘、邓说，中学要彻底清理一下。
    当汇报到现在尚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学校未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邓说，可能还没有挖出来。
    当汇报到以完全中学为重点时，刘、邓说，初中占多数，也不可忽视，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
    文件中提出的政策问题有十条，基本上是好的。
    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干部和老师，是一类的，职务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缺点错误要改。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有的不能当领导了，要改换工作，有的还可以看一下。还是要争取大部分留下来。四类是批判的重点，但是，也要给出路，给他们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
    对几类人怎么处理？对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分析一下，要有几种不同的办法。解放以来，没有做过坏事，又有教学能力的，还可以留下一部分。农村逃亡的地富分子，送回原籍监督改造。城里的采取退职，退休的办法。中学里都是小孩子，留那么多的坏人，就是不行。对于不利于留在学校的人，在处理的时候要适当，国家要负责到底，要给他们饭吃。先搞集训或集中到一些领导力量强的学校，逐步处理，不要一轰而散。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策。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教师，能不能做到？教师中，几类人加上根本不能教书的人，恐怕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人，是指打击对象。
    学生中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对他们怎么办？在他们中间，除了杀人，放火，对群众有直接危险的人要马上捕以外，其他人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捕。但是，应当指出他们就是反革命，流氓。这要留在运动的后期处理。要把他们孤立起来。也不要天天辩论，浪费时间。
5．7月21日，刘少奇对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一律不进行批判斗争。
    对于一些问题严重，一时弄不清楚的，可以举办集训班，进行审查批判”。

    显然，刘少奇心目中确确实实有一个文化革命的政治任务，其主要斗争对象，是教师和学生群众中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包括干部中的一些坏人。其实，不应该简单责怪他，从中央到地方，多数领导干部都是自发地和有组织地这样认为的。所以，从1966年5月到7月，全国的文革运动实际处于又一次形如57年反右运动的状态。因为毛泽东回京的制止和10月自上而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反右”被遏止住了，时间远远超过“50天”，在全国批斗打击的新的“右派”、“反革命”，从青年学生打到普通工人、农民、市民，乃至军校和机关的干部、军人，其影响面之大和持续延伸之长，也远远超过1957年！

    七月下旬，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出面干预和指示首都和全国的运动。
    7月21日，就当时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原则分歧， 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领导讲话，提到“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次日，毛与中央各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又讲了这个意思，“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这里讲的右派，显然不是指57年意义的右派分子，而主要是66年文化革命运动的左中右派。在文革初，干部、群众中左派、右派的概念是很混乱的。部分时候，右派还是指的57年说的反对共产党的右派分子，甚至起来革命的群众潜意识中也往往是如此，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及其后对于“右派分子”的专政，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全党全民的头上。
    不赞成把文化革命这么一个作法的党政干部和另一部分群众，则把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人看成类似57年反党的右派。但文革不是反右运动，
所以在群众通常的理念中，把拥护、赞成、造当权派反的看成造反派、左派，把赞同、保护地方党组织和当权派的看成保皇派、右派。实际上，在1965年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共产党中央内从毛泽东到文革派，甚至包括刘少奇、彭真，一开始都习惯地把文化革命要扫荡的人，叫作“右派”。很明显，他们也都没有简单地理解为类似57年的右派分子。
    尽管刘少奇和一批中央省级领导人提出反干扰，抓右派。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多次讲到打倒右派，或被右派打倒，这里的右派显然指的是党内上层的反对派。毛泽东10月在一次政治局汇报会上说真正的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讲的也是领导干部。但是，如前所说，各级党政领导的文件、指示，讲话中的“右派”，则是指的在66年冒出来的，如57年提倡思想解冻、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
    但是，中共中央并未在正式文件中专门研讨与阐述“右派”的定义。所以著名的文革文献“十六条”中，仍然出现了这个名词，而且是原有意义的“右派分子”。此即十六条第七条所说：(在学生中)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条同时警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故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里的右派，自然是有权势的抵制和反对文革运动的领导干部。
    我们无从找到讨论、研制过这个文件的人，去询问他们当时各自的心态，和对于每个字眼的确切解释。但明显的，当时对走资派、反动权威未进行科学的定义，对学生中的右派也无须定义，前者是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名词，是毛泽东从63年、64年来已多次阐发过的，65年“二十三条”明确提出的，毛有他自己的概念，干部群众有自己的解释。而大学生中传统意义上的右派，肯定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是把持了文化界的学术权威，而仅仅是，类似于57年大学生中右派那样的反共知识分子。从这里可见，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尽管心里不同意毛的运动指向。但与毛都一样认为：在党外，在群众中，仍然还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念头，在后来无疑时时干扰毛泽东在群众起来革命，打乱共产党和国家秩序时，对他们的支持和利用程度。而在刘少奇和一大批老派共产党人中，无疑认为文革完全是右派翻天，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自觉地反对和压制起来造反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言论与文件中指他们是真右派。
    66年8月，林彪开始在文革运动中出头露面，他在谈论工作组问题时，谈到：“是不是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是不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每个工作组都有右派分子？要进行阶级分析。从总体看多数还是革命的，不同程度的犯了错误，极少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是不是黑帮分子要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要看本单位群众的揭发，由那里群众决定。派工作组及工作组所执行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一切流毒必须彻底肃清。”这里，他说的右派分子，自然是指的领导干部中抵制和反对文革运动的人，而不是指群众。
    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文革运动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批转文件虽然是军队系统的，可是在全国发生了爆炸性的作用。无疑，它给全国的师生，乃至全体干部、工人表明，文革运动绝对不是一些人蓄意宣传的那种又一次的反右运动。运动初期被权力当局打成的所谓“右派分子”，一律无效。后来许多文革的研谈者肤浅地指责这个指示推进了文革，造成了踢开党委、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他们不愿意看到，这实际上是对于1957年以来的所谓“反右”的政治文化的一种反动。对于10月开始广泛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平反运动初期的“右派分子”和销毁整人的材料，当时的文革司令部，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乃至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费了不少口舌来向群众解释、宣传，中央还再发文件重申销毁运动中整人的材料。毕竟，广大干部，甚至缺乏政治经验的热情纯真的学生，头脑里57年反右文化的印记太深太深了！
    毛泽东在文革的大多数关键场合所讲的右派，都已经是指修正主义分子或走资派。67年元月，全国处于夺权热潮。他与周恩来交谈夺权问题，周汇报说北京的夺权，干部是“黑帮”、是“走资派”，或顽固坚持“资反路线”……毛曾指示，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仍在右派手里，“还可以再夺”。毛这里讲的右派，就是周恩来所列举的几种坏的领导干部。毛预料到夺权的复杂性，他的讲法，无疑鼓舞了群众持续革命“反到底”的决心，群众中较自觉向党委夺权的一大批激进分子，明显地从中国大革命时与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内右倾分子的斗争中，从法兰西大革命中革命一次又一次沿“上升路线”直到雅各宾专政，以及列宁同其它党派的斗争得到了历史的启示。有意义的是，刘少奇从党内外政治生活中，特别是57年反右的宝贵财产中总结出的风靡一时的“驯服工具”论，在文革中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突出的是，元月中共中央颁布了所谓的“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尽管这里强调了政治斗争形势和形式的变化，但在第四条中重新提出过去专政斗争的主要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说的“右”就是1957年划定的右派分子，按规定，他们不能参加群众组织，更不能建立组织，若有破坏行为，还要依法严办。可见，在1967年元月，主张推进运动的文革司令部，仍然不能不面对实际斗争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即仍然要警惕“老的”阶级敌人利用和破坏文革运动。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元月30日，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谭震林28日给毛泽东等中央常委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就农林口运动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举出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显然是指一些原来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混迹于群众革命运动，而这些，恰恰是被群众忽略的问题。
    不久之后，毛泽东在2月与阿尔巴尼亚意识形态领导人卡博，及军方领导人巴卢库介绍文化革命的由来与发展时，他没有用右派这个名词概括坏干部，而且在讲党内暴露出的问题时，第四部分人“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这里，他又一次点了1957年的右派，而且把资产阶级与“五类分子”并列。这个讲话未经整理公开发表，但从毛较系统的讲话看，反映出他一贯的思想倾向，还是地富反坏右子弟不大可靠，成为文革革命对象的第四部分人。这是他在文革中，有关1957年问题传统概念的一次表露，当时正由军队出面收拾局面，恢复秩序。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也提到左右派的问题。他说：“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显然，他这里左派，是当时文革司令部认为的革命造反派，右派是保守派；军队派出的干部，本人应该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分子，他这里的观念，还不是政治意义上划分的右派分子，而指思想右倾和反对文革的人，显然还是指干部，而非群众。
    紧接是到67年4月后，毛泽东力图在鼓动文革，对消极派领导做工作，以求合作对付刘少奇，在具体谈到处理北京“联动”分子问题时，他提出要释放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联动思潮是反对毛的文革的，所以毛在这里的右派，是指的不赞成与反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流派，自然也不是指的57年右派。这些都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支持夺权行动和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的背景下说的话。
但是，在67年初，原来意义上的右派概念也重新被提出。老派军人及其各派系的军人，都按自己的理解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真革命与假造反，他们自以为是按“公安六条”办。六条把国民党残存的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作为运动对象，似乎是强调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也是文革初的一个短暂的“治安”阶段，它使得头脑发热的群众，不得不重新冷静一下。
    文革中，始终没有在大中学生中再划右派。但在1968午7月，毛泽东和文革派领导人不能再忍受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不能容忍造反派不受驾驭的局面，毛挥泪告别和驱散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从此红卫兵的一些头头走上了下放、劳动、监护、监禁的漫漫长路，这是区别于57年对右派学生领袖的一种处理。从67年夏秋开始，中央机关、学校、各地和部队机关团体，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所谓“516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涉及面极为广泛，一大批文革运动的活跃分子（不论何派）和一大批与各级当政者意见不同的人，被打成所谓“516分子”，这是类同57年整风反右时对于运动的一次秋后清算，文革并不是57年的“反右”，但是，这实质上是又一次“反右”运动，到71年“913”事件，清查不约而同，嘎然而止，涉及人员超过一千万！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的文革被“彻底否定”，群众组织头头和运动骨干——特别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骨干，遭遇到彻底清算，审查、审判，一些人被开除公职或党籍、甚至被判刑，一批人被决定“不可重用”——永世不得录用，其中包括了一批亮相文革的党政军干部。一个有别于“右派分子”的名词——“三种人”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他们实际与57年的“右派分子”是殊途同归了。而且57年的右派在22年后获得平反出头，毛泽东的红卫兵和文革积极分子们，将永生为文革的造反赎罪！他们的社会结构，远远超出1957年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遍及各个社会群体。所以，以自下而上革命造反形式出现的文革，在运动进行中和运动的结束，都是由另一次更为严峻的“反右运动”来收拾残局的。当人们正欢呼“邓青天”为57年右派平反时，全国几十、上百万新“右派分子”正在成为“人民的敌人”，成为日后无产阶级专政要对付的对象。“516分子”和“三种人”非常类似于1957年的“右派分子”，只是属于文革的研究范畴，这里不再探究。
    可悲的却是茫茫人生路上的一代代鬼儿们，匆匆而过，几乎相逢不相识。此看彼为鬼，彼视此为异。50年代、60年代，以及80年代的思想精英们相互指责；而不属于凡夫俗子的，身临这中国先觉分子思想史上的大断裂难以自拔，就更可悲了。一代代人“自以为是”的可悲，不更说明得以成熟的这种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吗?它薰陶和决定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理念境界，以至全党全民的主导性意念。这个责任，肯定地不能只叫毛泽东个人来负。整个党和上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宽容自己的。一代代人中自诩为精英的分子，不也总在封闭自我或群体封闭吗?自我封闭和挞伐异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代代相传的“谴责文化”，党同伐异，都难脱出特定的政治文化的怪圈。

六、邓小平的“拨乱反正”
    第六阶段，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这是纠正反右错误的历史阶段。
    中共领袖中，理应纠正57年反右错误的最佳人选是周恩来。周恩来本来的衷心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与“双百”方针的人，而不是附炎趋势。但是他在中共执政后有最致命的弱点，即毛泽东将56年的“反冒进”归咎于他，从此他站在毛泽东的战车上，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在58年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众多按语作了一个指示，其中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么大的风浪，“也没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本来周恩来是最不情愿地服从了组织原则去拥戴反右的，而且在62年他多次讲话显示了应纠正扩大化错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但他无能也无勇气去正视“反冒进”与右派造反的关系了。他满怀遗憾地去世。纠正反右斗争错误的担子落在邓小平与胡耀邦肩上，胡耀邦大张旗鼓地平反冤假错案，显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在这些平反中，平反右派是较早的，而且是带震动性的，它从历史渊源上开始质疑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实际上，谁都明白，这是否定文化革命的开始，这是批判“两个凡是"、批判文化革命的一个迂回，又与后者几乎并行。其高潮是在1978年胡耀邦通过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来进行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就批转统战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发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中发[1978]11号）。《通知》说：
    “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一九五七年伟大领导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毛主席曾指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级党委应认真贯彻执行，切实作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
    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说：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建议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全国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并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目前，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十万多名。他们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新罪行的人只是极少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政策的胜利。右派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的被管制。有的原来有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一九七五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在押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作法
　　（一）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由右派分子所在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在收到中央的文件以后，应向本单位群众讲解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决定的意义，宣传党的政策，然后向右派分子宣布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进行自我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名单向本单位群众公布，报上一级党委备案。
　　（二）对于有新罪行并已依法判刑的右派分子，不宣布摘其右派帽子，但刑满以后也不再作为右派分子对待。
　　（三）对于已经死亡的右派分子，为了争取、教育其家属子女，也应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
　　二、右派分子摘帽以后的若干问题
　　（一）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
　　（二）对原保留公职的人，能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有专长的要使用其专长；不能工作的可作退职、退休处理。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负责安置。对已开除公职的人，也要给以生活出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可以从社会救济中适当解决。
　　（三）现在仍在劳教场所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同时解除劳教。分别情况，予以安置。
　　（四）原属起义人员，如因其是右派分子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应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时摘掉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五）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以后，一般不再返回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原在解放军中划为右派转业到地方的，不要回到军队。
　　（六）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主要看本人表现，在人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七）对过去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如果尚未落实政策（包括工作安置、生活待遇、子女等），一律应按以上规定办理。
　　（八）遵照中央一九六二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摘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三、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是一项重大的政策措施，各级党组织应予重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组织一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右派摘帽子的有关事宜。县以上各级党委，亦应组织摘帽办公室，负责上述工作。
　　为了解决摘帽以后的许多具体问题，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共同召开一次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参加的专业工作会议，商订具体实施方案，以便统一贯彻执行。
　　为了解决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的安置问题，建议国家计委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调拨必要的编制名额和劳动指标。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由新华社统一发表消息。”
（原载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编《统战部的信访工作常用文件选编》）

    邓小平在78、79年的有关讲话至今尚未全部公开，发表的内容已晚到1980年后，此时，平反高潮已经过去，邓的讲话，多是解释平反的理由，批判否定反右的另一种思潮。80年1月16日， 邓在中央的干部会上讲话，题名为《目前形势和任务》，他在讲到三年平反了290万人的冤假错案(文革期间的)之后，顺便提起57年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因为57年“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的这个讲话，既是中共权威性的评估，也是有其背景的。即邓小平在提出“四个坚持”后，一方面在纠正所谓中共的毛泽东左倾路线，一方面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反对他所谓的自由化。80年的讲话就有这个背景。不久后，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事宜与其它人谈话，又谈到对57年反右的肯定。1981年3月27日对总政治部负责人(韦国清)讲话时，又重申了以上观点，指出当时一些鸣放“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今后不搞反右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的卡达尔时，将1957年反右斗争看成建国后历史的分水岭：“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委在选邓文时是有倾向的，邓对纠正57年错误的一些讲话、指示未编选出来，而针对80年代初开始的一次次反自由化浪潮，选编了邓批评反社会主义思潮，肯定反右运动的讲话。尽管邓在那时也说自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但从78年平反右派高潮之后，邓已把主要警惕放在一次次的新自由化之上。看来，邓小平似乎重新扮演了50年代刘少奇的角色。那时刘少奇主张经济上宽松一些、自由些，意识形态上严峻一些、正统一些。而时值中年的邓小平却介于毛与刘之间，生气勃勃，既主张多元发展经济，也赞同思想文化的某种宽松。
    评论反右是与非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人们正不得不面对中国实际生活中新的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我的笔记仅仅是借一些可以读到的文献，提供一条粗疏的回顾线索。去评论中共领袖们对反右的事后议论也为时过早，一切工作留待读者有可能完整地阅读历史、系统地领会了历史之后。但有一点也许得说明，毛泽东主席与中国人民正是在事后高度地肯定57年与潜化地诘疑57年的情绪下，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次次的反右，并没有能使中国知识分子中长期遗传下来的儒家入世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荡然无存，其中的激进分子会以另一种激进的方式向中共的一些传统道义提出挑战，而内心的目标，却是维护马克思原教旨与毛泽东思想。只有勇于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改革家们面临而且承认了一次次的失败后，一个理想的法制社会才能逐渐成熟。
    如果人们重读阿尔蒙德1966年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一定能领略到要从57年—66年型政治文化转化到法制文化，会有多么艰难的历程：“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动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对法律的反应”。
1 9 5 7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应当走出传统的政治史学模式，进入心态史学了。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卷本)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翻印，1968年，武汉。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罗．麦克法夸尔，河北人民出版杜，1983年第1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阿尔蒙．鲍威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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