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心鲁：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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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我的母亲……
     

编注：本文作者宋心鲁是老校长杨滨之子，在这里他深情地回忆了母校四中和亲爱的母亲……


老校长杨滨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段记忆深藏在心底，它像一首诗，像一支歌，像一幅画，令人难忘，令人留恋，令人回味……在北京四中度过的六年生活，就是我心底的情结。在这里，火热的年代，火热的理想，使我们系统地接受了人生的第一课，作好了走入社会，迎接各种锻炼和磨难的基本准备。每当回想起四中的难忘岁月，就深深地怀念我的母亲杨滨，她在我1964年毕业之后，1965年作为工作组长来到四中，后又留任书记兼校长，和四中的老师、同学们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惊心动魄的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练。正是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使我和我的母亲都和四中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母亲在1935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参加了“12·9”运动，1938年赴延安，同年入党。自此后，她的40余年的革命生涯全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从“抗大”，陕北公学起，直至女一中，女九中，男四中，数十年如一日工作在教育战线。她热爱教育工作，尊重老师，她常说：“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灵魂。”

　　2004年64届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时我见到韩茂富老师，他动情地说：“你妈妈一到四中就找我谈话，要我积极申请入党。她告诉我：一个合格的老师，要做到爱党、爱国、敬业、献身！我永远忘不了这8个字！”

　　我上高二时的班主任史会仁老师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对严格要求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干部子女有顾虑，母亲多次到学校和史老师长谈，还请他到家里做客，用切身体会鼓励他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史老师曾当面向我感慨：“我真想有机会到你妈妈工作的学校去工作一段时间！”

　　粉碎四人帮以后，母亲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了拨乱反正，重建教育事业的努力之中，她极力呼吁的也是1981年她逝世前全力推动的事，就是尽快改善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和教学水平，尽速建立一支适应新形势的教师队伍！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希望，这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

　　建国初期她在女一中工作时，学校与陈云同志的住所仅一墙之隔，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大姐又恰恰是女一中的毕业生，加之父亲也调入国家计委直接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母亲曾多次亲自聆听陈云同志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尤其是对师范教育工作要重视的教导。

　　文革前夕，一次父母亲在香山公园遇到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在玉华山庄休息时，他们关切地向我母亲询问起教育改革的状况和老师们的需求，母亲当时曾代表中学的普通教师们向朱老总的关心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文革后期，朱德同志的老秘书陈叔叔几次来到我家，特地转达了朱老总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问候。


36年夏在北平燕京大学

　　蒋南翔同志重任教育部长后，郭明秋、王季青、苏灵扬、姚文和我母亲被任命为教育部的巡视员，她们以极大的工作热情走访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对尽速恢复普通教育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母亲深切地感受到恢复和规范师范教育工作，重新培养一支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教书育人的师资队伍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她向教育部以及中央的领导同志积极倡议成立师范教育司，加强对全国师资的培养和指导工作。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终于成立了，母亲担任了第一任司长，她把四中的语文老师孟吉平也调到师范司作助手，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她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

　　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和我爱人就被派驻美国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去工作了。我再次见到母亲是1980年的秋天，母亲参加蒋南翔部长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到了纽约。那次正巧黄华同志也来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他和我母亲从“12·9”运动时就认识，嘱咐我陪母亲去各处参观，转一转，晚上他宴请代表团。可是，母亲在和赖亚力大使谈话时，听说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出名的华裔师范教育学家苏张之丙教授就住在纽约，当即推掉一切游览活动马上让我打电话约见。她和苏张之丙教授畅谈一下午，结果连黄华同志宴请都晚到了半个多小时。



　　再见到母亲是1981年春，接到母亲病重通知，外交部特批准我请假回北京照料。孟吉平老师告诉我：母亲其实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病了，但她坚持到四川、湖北去调查贯彻全国师范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病倒在半路上，回京后就住进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母亲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我几乎天天守在她的病床旁。我们按照医院的嘱咐，尽量不向她提起她的病情。但日渐消瘦，无力和疼痛的折磨使她早已猜到了病情的严重，可是刚强的母亲从不过问对她的诊断，仍然不断地约教育部的同志和老朋友来谈工作。对我们的担心和劝阻，她总是乐观地说：“我没大事，这是60年代得的肝病又复发了。那次休养了2年就好了，这次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很快会出院的！”还几次催我尽快返回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不要因为照顾她而耽误工作。

　　一次，王季青和齐馨阿姨陪同吴阶平院长来看望她，回忆起在延安的生活，谈到最近延安老区的同志

反映：延安地区生活状况仍很贫苦，很多民办学校的教师无法转正，不能按时拿到工资时，母亲突然停下来，转向吴阶平大夫问：“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吴大夫，请您一定想想办法，您听到了，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啊！”说这话时她眼睛里含着泪花，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听到她问起自己的病情，她自己什么都明白……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曾嘱托我一定要代她做好四中老师、同学的证明工作。当时中央对“文革”中“三种人”的清查及培养“第三梯队”干部的选拔工作已经开始，时常有些单位来向母亲了解“文革”当中四中的一些老师、同学的情况，以便安排使用。母亲对我说：“我到四中是在特殊的时刻、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去的，在‘文革’马上爆发的那种极‘左’思潮影响的大环境下，难免对有些老师和同学有不公之处，如果他们找我，你一定要代我向他们道歉，代我肯定他们的工作，四中没有一个不合格的教师！”她又深情地对我说：四中是个好学校，是个有着特殊气质和传统的集体，它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觉悟、素质经得起大的风浪的考验！很多人奇怪，文革初期，北京那么多中学校长被打死了，怎么偏偏四中的校长，又是“铁杆黑帮”反而没事儿，甚至没挨过打呢？有人甚至要研究这个奇怪的“四中现象”。
　　是啊，四中的学生平时没有一个抽烟、酗酒的，运动来了，他们也有义愤，也高喊口号，但让他们动手打老师，他们下不去手啊！是四中多年来培养的尊师敬长的校风，是四中师生们的政治敏锐，明辨是非的政治觉悟，是他们对党的感情，对老干部的感情，也是四中那批她亲自参加培养出的学生党员、团委骨干保护了她！

　　母亲多次回忆起那次在中山公园，她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把我母亲围成一圈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死、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他们为她挡了多少棍棒，挨了多少打啊！

　　母亲叮嘱我：“你要记住这些老师、同学对我的保护，把我的感激如实转告给调查人员！”母亲嘱咐我的事，我都完成了。母亲去世后，组织部门曾来了解孔丹、秦晓等同学在四中文革初期表现情况，我代表我母亲对他们做出了书面情况介绍，并代表我母亲和全家对他们表示了衷心地感谢！

　　1981年5月27日，母亲去世了，年仅64岁。教育部给予她很高的评价，称为“优秀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追悼会那天，八宝山的大厅里挤满了数千名送行的群众，很多各学校老师、学生是自发来参加的，其中还有200多个她在延安时期的学生从祖国各地，从不同工作岗位专程赶来北京。大厅里的花圈、挽联摆不下，大厅外的门框、柱子上也挂满了学生们送来的悼念挽联。那天我父亲心脏病发作无法参加追悼会，王震、谷牧同志亲自到家里致哀，一上午陪伴在家里。追悼会的会场上，教育部的所有部长都来送别，宋平、杨静仁、郑天翔、赵朴初、蒋南翔、柴树藩、孙大光、安志文、崔月犁、刘放、杨拯民等一大批老部长、老大姐和母亲的老朋友们都亲临会场送别，垂泪聆听教育部曾宪林部长致悼词。看着这种感人的场面，宋平同志感慨地对我和弟妹们说：“你妈妈是教育战线的模范，是英雄！今天的桃李满天下，可以告慰她的英灵了！”

　　母亲去世已经整整25周年了，每当回忆起我在四中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我母亲对我的关爱和教诲，一股暖流就会从心底涌起，就像她还活生生地在我身边。她是高尚而平凡的一个人，她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对四中的情结，似乎一直在随后的日子里于冥冥中指导着我……

　　母亲去世5年后，1986年6月我作为联合国高级项目官员和政府事务协调代表回到北京，参加外经贸部主持召开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等机构对华援助项目周期计划的审定，中国各相关部委都派了负责同志参加。进入会场，我一眼就看到了孟吉平老师，他已是师范教育司的副司长，代表教育部来参加会议。会上了解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每5年一个周期捐助2000万美元以改善中国儿童教育、卫生环境。中国的受援主管单位恰恰是我母亲创建的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受援的对象单位恰恰是母亲生前一再呼吁要加强的专门培养师资队伍的中等师范、幼儿师范和特种师范的各类师范院校；而主管此项目执行的中国负责人又恰恰是当年我母亲介绍到教育部工作的来自母校四中的孟吉平老师！似乎是母亲的在天之灵特意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巧合的机会要我来继承她未竟的事业！这以后的几年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精力集中投入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对华援助上。我和孟吉平老师密切合作，共同走遍了西藏，新疆，陕北、大别山等全国几乎所有的老、少、边、穷地区，用联合国的援助基金资助了数百个师范教育项目和师范院校，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儿童基金会主席格兰特先生称赞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项目的黄金时期！

　　多少次了，总想把对四中的感情，对母亲的怀念写出来，可是记忆的点点滴滴，断断续续，又几次使我停笔而不知从何写起。校友聚会时，每当看到铁岭校长，燕纯义、赵绩敏、黄汉文等老师们亲切热情的目光，听到李三友、谢荣楚和我们64届的校友们鼓励的话语，总是使我心中涌动着一种激情：我不是仅仅在写
我的母亲，而是要书写和我母亲一样，无论任职时间长短都尽心尽责地为四中建设做出过牺牲，做出过贡献的四中老师们这个光荣的群体；不仅仅是写我个人的经历，而是要写像我一样在四中汲取了营养走向社会，走向天涯海角却永远不会忘记四中母亲的养育之恩的学子们！

　　今天，我终于放下了笔，完成了我对我母亲、对四中的断断续续的回忆，了却了心底多年的心愿和苦苦的情结，以此作为对培养教育我的母校四中100周年校庆，对养育和关爱我一生的母亲杨滨逝世25周年的纪念和回报。为了这一回报和感念，我曾经参加和捐助了联合国儿童基金、哈佛大学校友会基金、四中促进教育基金和晋绥儿女支持老区教育事业基金。今天，我更愿以我多年工作的有限积蓄献给四中，以我母亲的名义设立教育基金，以报答四中对我的培养，以纪念我母亲所献身的教育事业，更为感谢那些千千万万像我母亲一样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现在仍然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和奉献的校长、老师们！


宋心鲁（64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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