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请放开宋彬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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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3

我在12月9日的博客里，简单写了一所中学在1966年8月的两大事件：校长之死和宋彬彬上天安门。关于前者，我在十多年前写过《记忆的疮疤》，发表在哪里都忘记了，被者永平、章德宁等人编的丛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收入（远望出版社1998年版），2006年文革40周年时，我以更平和、更客观的心态重新写了校长遇难，题目叫《烈日下的集体谋杀》（本博客收入）。对于宋彬彬，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个人看法，主要原因是，她不在我们通常的视野里。

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为了使我的如下文字不带偏见，我向宋彬彬的同班同学L做了了解。L是1965年入党的学生党员，是文革初期母校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我眼里她是一个襟怀坦荡、有自省、有担当的人，她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

宋彬彬是文革前师大女附中16名学生党员之一，于1966年4月入党。我记得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是宋彬彬、L、M（现为上海交大党委书记）3名高三学生党员写的，L说：“是的，我的名字在前。”大字报的内容是当时正在热议的教改问题，标题和具体内容连L也不记得了，她说正在寻找，希望能有细心的同学保存至今。她们的大字报在6月2日贴出，当即就遭到同学们的围攻，6月3日团中央派的工作组进校，3人得到保护并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学校成立师生代表会，由她们3人和2位高二同学外加2名教员组成，L为主席，宋彬彬等6人是副主席。6月17日，反对工作组的高三年级十几人联名写了大字报，各自成为班级反动学生。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为了控制局面，上面指示让中学生统统去了外地部队接受“军训”。7 月末毛回京，把刘邓向首都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斥为镇压文革的反动路线，工作组纷纷撤离，学校出现领导真空。反对工作组的同学成为左派，L和宋彬彬等人变成保守派。8月4日、5日，高一年级部分学生揪斗5名校领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至死。8月7—8日，学校两派成立了“筹委会”， L和宋均在其中。这时，“红卫兵”从发源地清华附中迅速扩散到各中学。我记得，学校成立了两派红卫兵，一派曾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正统派，强调红五类出身，另一派是反工作组的，自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奉行广泛的“阶级政策”，不排斥非红五类出身同学。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名额是40人，负责确定人员名单的L，不喜欢这种抛头露面，自己并没有去，却让宋彬彬带队去了。宋给毛主席戴袖标后，L受到班里一个左派同学的质疑：“你们是保守派，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L听后也暗自谴责自己，觉得对毛确有侮辱的嫌疑。随后她和宋即宣布退出“筹委会”，从此淡出学校的运动。

1966年8月以后，学校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本校学生大多数出去串联或呆在家中，校舍被哈军工的大学生长期当做“联络站”，一直到1967年春天，部队对学生进行了在校军训，混乱的秩序才有所好转。1968年夏天，66届学生第一批上山下乡，宋彬彬也去了内蒙古草原。

我的同学叶维丽（现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曾在几年前采访过宋彬彬，她这样记述：

多年来，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8月5日的暴力事件及后来全市范围的“红色恐怖”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宋最初的出名是因为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把一面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胳膊上。在近年的访谈中，她对我讲述了自己如何变成了这个“幸运”（或从回顾的角度说是“不幸”）的人。那天有大约1,500名北京中学的红卫兵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能有机会在近距离看到毛使这些年轻人无比兴奋，他们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了，随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一些人向所遇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红卫兵袖标。有些学生看到毛的胳膊上还没有袖标，觉得他也应该戴上一个。一个男同学在人群中推着宋大声说：“你去”，这是一件激情之下自发和相当偶然的事情。这之后就是那段众所周知的故事，对宋来说它发生在瞬间，但却影响了她的一生。

“8．18”时女附中已经有了红卫兵组织，宋是领导者之一。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上都出现了她的照片，“宋彬彬”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她与毛的那段广为报导的对话中，毛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于是说：“要武嘛”，据传她后来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女附中的校名也随之改为：“红色要武学校”。

有关“宋要武”名字的发明有一段故事。据宋讲她从天安门回到学校之后有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她。那位记者要她谈了与毛的对话内容以及与伟大领袖会见时的感受。在采访中宋并没有表示要改名字，但第二天报上出现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样稿事先并没有拿给她看以征得同意，而从此她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新的称谓。

全文见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yeweili_2.htm

历史就这样和宋彬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不管走到哪里，武斗凶手、杀人恶魔的影子都追随着她。L说，我至今后悔让宋彬彬那天去了天安门，如果她没去，如果她的名字不叫彬彬就好啦！

可以想像，40年背负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失去了解释权和话语权，对于宋彬彬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煎熬。所以，请放开她吧！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我写这些文字，不意为宋开脱。我当然不以为，宋彬彬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是蒙昧的、被迫的、胆怯的，盲目地跟着形势走。宋彬彬出身高级干部家庭（66年夏天她父亲并不是第一波受到冲击和打倒的对象），本人文革前入党，文革初期是学校领导层成员之一，这些条件使她优于大多数学生，可能具有控制局面的影响力，她是高年级学生，对同学还有示范作用。

这些注定了她应当承担的责任。面对校长之死前后，她怎样想、怎样做？我希望宋彬彬拿出道德勇气，和我们一起反思与反省。

最新大片《投名状》的导演陈可辛，在CCTV的《小崔说事》节目中，当被崔永元调侃时说了一句严肃的话：“在一个极端的事件中，人性、道德都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这里，我要借用陈可辛导演这句话作为我这些文字的中心思想。

如果说，战争、灾难、动乱是极端事件的话，毫无疑问，文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由当家的闹事，祸及全民的极端大事件。从那场动乱中走来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厘清事实，把真相留给后代，留给历史。

最后，我要引用宋心鲁在纪念母亲、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的一篇文章中的内容，结束我的这篇文章。宋心鲁说：母亲多次回忆起那次在中山公园，她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把我母亲围成一圈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死、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他们为她挡了多少棍棒，挨了多少打啊！

这是北京四中的高三同学，他们也是干部子弟或叫红卫兵，在面对暴力时的作为。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校长，同时也在四中的历史上，留下了让人感动的记录。

http://fengjinglan.blog.sohu.com/73376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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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说出你的名字

2008-01-22 11:33 阅读(888)评论(36)


（同类话题的最后一篇）


拉拉杂杂写了几篇实验中学文革中的人和事，招来疯狂谩骂很意外，没想到以正统文革专家自居的人们，居然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况且这声音是对他们做的事情的补充或修正。我是不怕骂的，文革中对我的侮辱和批斗，架势和这次大同小异。我有免疫力却没有欲望，对我的攻击完全是白费力了。

不过，有些网友，特别是开博一年来经常浏览我文章的网友，已经成为真正的朋友，我注意到你们的提问：既然争议双方都知道打死校长的人，为什么不说出她们的名字？叶维丽在她的调查文章中没有提，实际她是知道的；高一校友王有琴在写校长之死的文章中，也仅仅提到高一部分学生，她也不肯指出名字。我相信王有琴在调查过程中或许受过恐吓，因为正是她所在的那班部分学生干的。批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全程目击者，也有许多“片断”场面的目击者，她们至今还记得谁打了校长，谁最凶狠。但是，谁也不会公开说出那些名字。

为什么？

我先讲一个与此无关的故事。前不久，我的一个好友和我谈到校长之死的争论时，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时朋友正读高一，班里一个产业工人的女儿，平时不起眼，突然成为斗争老师殴打同学的急先锋，她在对女班主任毒打之后，把一壶开水浇到了老师的下身。严重烫伤、感染、溃烂在66年夏天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痛苦，并造成严重残疾。文革结束后，朋友所在的部门接到一封检举信，告发的正是那个女生。朋友把信锁在抽屉里，内心挣扎了许久，终于决定不转给她的单位。朋友说，如果我把信转过去，她的一生可能因此就毁掉，这将造成我终生的不安。老师既然没有告发她，就应该给她反省的机会和时间。现在，那个女生已经退休，她也是老师，工作干得不错。朋友说，我认为我做得对。

朋友的故事让我沉思很久。

2006年某天，北京有对17岁的双胞胎兄弟和各自女友，在夜晚出去找乐，在南新华街公交车站遇到一个避雨的中年妇女，他们把她挟持到一处拆迁房里，轮流殴打、百般折磨，一直到奄奄一息，还抢走了她的手机、钱包。那个妇女死在现场。两天后，他们如法炮制，又拦截了一个捡垃圾的老妇，把她打伤。四人以“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起诉，前不久，北京市司法机关对双胞胎的哥哥判以无期徒刑，弟弟14年。

这个案件与文革中校长之死有相似之处，一是年龄都在17岁左右，二是故意伤害，致人之死，三是手段残忍。文革后，卞校长家属曾经起诉高一部分学生致校长死亡的背后怂恿者，一位教员的妻子，法院没有判处。卞校长家属同样不能指认具体学生，一直期待的是她们能够登门有所表示。

法律不能解决的事件，舆论的审判又能怎样？

回头去看当年的她们，我同意叶维丽的看法，是表演革命。一是真的对“黑帮校领导”非常愤恨，二是要表现自己最革命，三是青春期的逆反和躁动遇到了文革这个特殊的发泄口，四是心里扭曲，有虐待狂倾向。……

我相信那个班在发生了这个可怕的事件后，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内伤。在实验中学图书馆的网站，点击“校友录”进去，在高中20个班级里，唯有高一某班至今无一人注册。据说，校庆时也看不到这个班学生的身影。

她们当时只有17岁左右，表现常常自相矛盾，是这个年龄的特点。被目击者确认的某某，在8-5日斗争校领导时，校领导甲留下了她蛮横暴力的印象，后来写在文章里，而校领导乙却感谢她当天救了自己，免遭皮肉之苦。另一女生某某，有人看见她打了校领导，可是1968年初，因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她在学校屡次被斗争，我亲眼看到她的胳膊被架到背后，头被深按下去，她不停地挣扎和反抗，白皙的脸庞挣得通红。听说这个美丽的女孩后来精神错乱。在文革那样广泛的动乱中，伤害别人和自己被迫害的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不知有多少？

不说出她们的名字，也许源于众多的理由。

我之所以写了《请放开宋彬彬》，就是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面对自己的空间。不说出高一那些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就可以嫁祸于宋彬彬。这不是记忆的差错，而是有意诬陷。特别是在国外做文革调查，更应该慎重负责。宋彬彬因为8-18，受到国内外瞩目，把校长之死的责任强加在她头上，一来取悦了西方文革研究者，二来客观上掩护了那些参与暴力的同学，这样的做法，害了宋彬彬，也害了那些同学。责任是不能转嫁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忏悔、道歉是个人的精神解脱，谁也代替不了，谁也强迫不了。

昨天，我看到博客跟贴对我的谩骂，一个说我是学校的耻上加耻，另一个说我忘了生父是怎样死的，所以是耻。说这话的人，也许是与我持不同见解的朋友或熟人，对我的身世有所了解；也许是看过我文章的对手，自以为得到了攻击我的炮弹。没错，我的父亲在运动中自杀，因而让我在不足六岁就结束了童年。我认为那是时代的错误，难道我要满腔仇恨地度过一生，逮着谁咬谁吗？再说，我的话题是实验中学的文革，就事论事，有必要把矛头指向别处吗？没错，我在文革中与红卫兵毫无干系，而且被批斗，因此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视“红卫兵”都有罪、都是杀人狂吗？起初我被攻击“为红卫兵翻案”“为文革翻案”，后来对我有所了解后，就嘲笑我是“小可怜”、“小市民”、“想巴结贵族子弟出名”、“糊涂”、“被收买”等等。请问：小可怜就没资格说大问题吗？小市民就不能反思文革吗？这种血统论的旧调重唱，令人惊骇之处在于，文革的遗毒已经成为某些人肌体的遗传物质，成为内分泌，殃及几代真的说不定啊！

假如我17岁时曾相信过那些蛊惑人心的舆论，如今我已57岁，再跟着人云亦云，不仅荒唐可笑而且违背社会的良知。我已退出职场，按月领退休金，做家庭妇女。写作是我的爱好，发表文章，阐述观点，抒发情怀，是我的自由。因为有了博客，我连在报刊上发表都已经不在意，不需要名气，不指望稿酬，真正做到了无功利写作，现在是我从事文学写作25年来感觉最好的时期。你说我被政府收买，看见政府给我功名利禄之一种了？

关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不同意见请摆事实、讲道理，不论多么尖锐，我一律欢迎；与本文话题无关的人身攻击，特别是直接针对我的人格侮辱，见一条删一条，我有的是时间，奉陪到底。长期匿名攻击者，不要暗中窃喜，我会查到你的ID，累计算账，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疯子智障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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