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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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团中央派来工作组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
（1966年6月3日）
你们是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最前线，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评价你们的群众运动，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你们做得对，你们做的很好，你们跟党中央形势跟的很紧。我们来和你们一起参加斗争，并且向你们学习。（他们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后，十分称赞咱们的革命干劲，并说“好得很”并且鼓起掌来。）（他一再说：我们今天来了，明天还要来，后天还要来，我们要长期来，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有什么情况在争论中明辨事非。）
你们现在不明白学校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团中央也不能随便指责学校是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要靠同学们揭发，你们要揭发谁就揭发谁。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涨，很好，但一定要踏踏实实，一步跟着一步。

【资料】
工作组长张世栋同志的讲话
（1966年6月4日）
1、看了同学们的大字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师大女附中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看了真叫人欢欣鼓舞。我们看到了同学们一颗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向着社会主义的红心，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对毛主席是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大字报从总的来讲是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一定要搞彻底的，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地位多高，不管他资格多么老，只要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阻碍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一定要打到他。
今天我们的大会（同学们自发的）是声讨牛鬼蛇神的大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企图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搞和平演变，现在看来，他只是一个幻想。现在很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
2、我们怎么办？要按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战斗的号召，党中央的机关报已经发出社论，这就是号召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我们感到他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扫他、揪他，在这方面是没什么清规戒律的!“三家村”我们要扫，四家村我们也要扫，邓拓要扫，我们感到的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横扫，只要你们有意见，你们就揭发好了。我们希望在座的一切老师、教职员工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希望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么扫法呢？贴大字报，可以，在学校开会，也可以！一句话，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师，同学，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在这一点，我是很相信大家的。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同学们学得很多了，而且学得很好。原来的北京市委自己不革命，还反对群众的革命，因此他们已经不配作市委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把他们揪出来了，不但揪出来了，而且罢了他们的官。
新的北京市委已经组成了，新的北京市委是选派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组成的。新的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已经改组了。《北京日报》已经是我们党的机关报了。北京市委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北京的群众学生都要拥护新市委的领导。
有的学校党组织已经站起来了，希望他们站得高一点。这一点，还没有站出来的人，希望他们站出来，站得高一些，和同学站得紧一些；有问题的人要检查问题，改正错；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站起来，站的高一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资料】
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讲话
怎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4日）
我们经过了前一时期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声讨“三家村”，取得了伟大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为什么是呢？邓拓表面上说了些不要紧的话，实际上都是对着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射来的毒箭，“三家村札记”题目就是一个大毒箭。他恶毒地、疯狂地、挖空心思地攻击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社会主义。
他之所以要写：1.出于他的反动本性，他要时时刻刻顽强地表现自己，2.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巩固，他不敢公开反对咱们，就写文章，实际上就是搞变天账，想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就要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一批“三家村”不只是他们三个人，他们有更大的后台老板，出了这么一个北京市委，公然拒绝毛主席的指示，保卫反革命。在毛主席的身边，他们公开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通过《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号召党员和全国人民来揭露和批判他们。我们北京市的广大群众和党员马上响应这个号召，使运动迅速开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北京旧市委这个不许揭，那个不许揭，把群众围在那个框框里，还通过宋硕发布黑命令。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冲破了他们的一切限制，群众发动起来了，原来的北京市委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改组北京市委，这是个英明的决策，改组北京市委，也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你们这里的斗争是整个斗争的一部分，现在的斗争是严肃的斗争，要认真地组织，严格地领导。
旧市委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抵制毛泽东思想，新市委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因此要坚决服从新市委的领导。现在的轰轰烈烈的斗争是在第一段群众运动的基础，今后要将运动进行得更加深入、深刻、广泛，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文化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夺权是思想先行，我们无产阶级搞革命也是要思想先行，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吴、邓想打我们，打得了吗？派你们其中的一个就要把他揍个稀巴烂，但他还要思想瓦解，想叫你忘记阶级斗争，忘记革命，不知不觉叫你受毒。这个斗争是很复杂的，敌人的斗争是隐蔽的。比如我们看了居里夫人传就会觉的居里夫人是为全人类服务的，而共产党只为工人阶级服务，还用包公清官来影响我们。政治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可是科学是神圣的，这就是叫我们推翻阶级分析。他们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用权威、专家“祖师爷”来吓唬我们。老虎屁股摸不得，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祖师爷”，我们青年就要受限制，就要跟他走。这些思想上的影响就是靠他们的书，他的学说。不把他打掉，就还要受影响。枪毙是不解决问题的，如果把他那一套全都揭露了，大家就认清了。如果光靠学者去查书，越查越糊塗，只有依靠大家，才能擦亮大家的眼睛，增加抵抗力。吴晗还要留着，还要给他照旧发薪金，给他吃饭。动物园养老虎还要花钱，留他当做反面教员，使我们一看见他就想起文化大革命，想起阶级斗争。他现在散布不了影响了。文化意识形态中，要把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批判掉，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防止修正主义的办法，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把妖魔鬼怪照出来。
我们的嗅觉怎样？反革命臭味相投，可我们有的就没看出。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大家认清了他们的本质。这些问题要和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肃清资产阶级影响，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使大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更好地学习主席著作。
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让他们不表现不行，反动阶级一张嘴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我们击破了一个“三家村”，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了，我们还要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来挖黑线黑根。宋硕、陆平、彭佩云是一个表现，另一类敌人就有另一类表现，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教学中受没受资产阶级影响？但是学校不仅是限于这一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动动脑筋，比如政治路线怎样，组织路线怎样，用人怎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搜集材料，抓住本质，这样你就可以下结论了。这是不能粗枝大叶，表面上看一看。同志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要动脑筋，要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然后判断矛盾性质，采取方法。现在同学们不知学校的问题性质是什么，这就要依靠广大群众。师大女附中的绝大多数同学、教职员工是受党、毛主席多年教育的，是要革命的，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只是极少部分。需要大家很仔细的调查研究，搜集材料，抓住本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还可以找出许多漏洞，比如修正主义的教学路线等等，要把这些漏洞堵上。
在问题没弄清前，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采取这样一种策略比较好，这样留有余地。群众的意见就是很重要的材料，因为群众有灵敏的政治嗅觉，眼睛雪亮。希望同学们揭露具体事实。前一阶段我们义愤填膺，表示态度，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但是光有热情，运动往往不能深入，我们要踏踏实实把教学中的黑线搞掉。
我们不要写人家的私生活，男女关系，往往这样事情特臭，传得特快，容易转移运动目标。但是她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你们。但是方法上不好，我们要高明点，讲策略。政治历史问题我们不要登大字报，这样容易给坏人钻空子，这样的问题要通过组织调查解决。同志们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可以争论，可以辩解，可以用小字报，可以直接和领导、工作组谈，组织的领导我们要坚决相信。
和老师接触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有这样几句想法：
1、后悔在运动中落后于同学。同学们的嗅觉灵敏，动的快。他们要向同学们学习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
2、气愤受了黑线的蒙蔽，自己还以为忠实执行党的领导，辛辛苦苦给资产阶级办教育，结果上了当。思想意识是我们党的命根子，这个问题可以讲清楚，擦亮眼睛，改正错误，还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后悔，气愤。
3、想努力赶上。绝大部分老师要革命，我们欢迎。“一切师生团结起来”的口号不对，什么“老师斗学生，学生斗老师”，也不对。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和资产阶级的，不是师生之间的。
我们要欢迎大家干革命，允许人家干革命。
和老师谈的问题，但要看什么问题。研究教学问题可以，直接说到老师的事就不一定，弄不清是非，当面谈不一定好，可以通过组织上解决。但是并不反对同学当面和老师谈，一切为了解决问题。

【资料】
胡志涛传达市委新领导召集北京市
中学书记、校长、老师、学生代表的会议
（1966年6月4日）
李雪峰同志报告（1966年6月3日晚）
中央的六项决定：
任命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彻底撤销刘仁同志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增加了三个书记：高扬文同志（经委副主任），郭影秋同志（人大党委书记），马力同志（唐山地委书记）；马力同志兼任市委秘书长；撤销市委大学科学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位。原来的市委书记留下了万里、陈克寒、赵凡同志。新的市委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原来市委的各个文教部门都瘫痪了，他们没有威信了，群众不信任他们，党也不信任他们。文化革命委员会由郭影秋同志负责。
中央指示：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好。从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然北京是落后了，比如批判吴晗就是上海先开始的。本来毛主席指示北京要写批判文章，但是原北京市委拒绝执行，上海坚决执行。第一篇文章是姚文元发表的，北京也不转载。又过了二十几天，北京看见全国都转载了，不能不干了，北京市委不得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本刊编辑）干了。
毛主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反对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北京不抓要害，躲开了这个问题。北京市同志受了这个蒙蔽，这不是同志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而是前市委挡了路。他们把持了《前线》，发表了“三家村”，命名为吴南星。邓拓的《燕山夜话》登在《北京晚报》上好几年，还出了书，发行了几十万本。北京市受害很深，恐怕有不少人中了毒，尤其是大学生看的不少，中的毒不浅。
现在北京市正在消毒。在大家起来批判时，邓拓又化名向阳生写文章为吴晗打掩护，李琪化名李东石边写文章给吴晗打掩护，想转移目标。北京日报虽然没有直接发表《燕山夜话》，但是在4月16号，在毛主席严格批评之后，北京日报发表了三个版的材料，假检讨，真掩护，偸梁换柱。北京日报是后来挤上来的，替别人打掩护。群众集中力量批判三家报刊，把名誉都搞坏了。北京市认识这个问题慢了一些，在这里放了毒。所以我们这里消毒的任务比别的地方艰巨一些。当然把群众发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5月8号连续发表高炬、何明的文章以后，群众动起来了。不到一个月，运动发展得很快，势如破竹，可见北京市的党和群众是有战斗力的。特别是最近两天（6月1号以来），中央指示公布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势发展很好。今天你们来的有校长、书记、老师和同学代表，前一段你们受蒙蔽，运动发展的慢一点。现在揭发了，发展就快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有的中学同学要求停课上街，有的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了。青年人是可爱的，革命劲头足，干劲大，政治敏感性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希望我们变质，但是肯定办不到，我们的国家是变不了颜色的。但是应该承认，同学们没有斗争经验，方式方法不一定妥当。列宁说：“上帝是允许青年犯错误的”，何况是少年。因为方式方法不妥当，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同学不要老师了，不上课了，乱两天，没关系，到了今天下午，大家一听广播，就转过来了，又让校长老师领导了。有的学校欢欣鼓舞，绕着学校操场转了好几圈，有的开庆祝会。说明同学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也说明大家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没有大家的工作，是不可能这样的。
学校过去受原市委的领导，受三家村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工作有缺点。总的来说基层也还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希望各个学校的党委站起来，站在革命运动之中，出来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要党来领导，左派不领导，右派就要来领导。今天让大家来，就是交给这个任务，参加领导这个运动，当面交底，交任务，交政策。交了，回来还要传达。各校党团员、老师、学生都要团结起来，参加运动。
北京市这样多的学校，绝大多数的领导都是好的。难免有些同志有错误，有错误就检查。欢迎提意见，同时要主动地检讨。要检讨交代两条：第一条，市委发了通知，指示让我们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一条，要服从组织。但是你们是犯了盲目服从的错误，没有看出问题，也没有向中央反应，也没有向华北局呼吁。第二条，个人有个人的账，是你自己选邓拓、吴晗文章当教材的，你自己说了错话，自己再收回来。实事求是，犯了错误就检讨。搞革命，哪能没有错误呢？有错误坚决改正。
如果你同三家村有关系，看什么关系：如果你听了邓拓的报告，和他点过头，握过手，这也没什么；如果你看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受了他的毒害的影响，替他宣传，盲目崇拜，客观上就是插入了一条腿，现在认识了，把腿拔出来就完了；问题再大些，当了义务宣传员，交代清楚，划清界限；如果干了黑事，向组织交代，过去错了，现在还可革命，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想得开。对待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一要弄清是非，二要大胆改正。一是看，二是帮。如果有人偷偷摸摸还干坏事，这也没什么关系，大家觉悟提高了，可以把他揭露出来。
至于有的学校，领导的问题多，群众的意见多，市委派工作组。如果群众对领导不信任，你就可以站出来说。只要没撤我的职，我就要干，我就要领导。如果学生问你，坚守的是谁的岗位？你可以说，我坚守的是党中央新市委的岗位。我们共产党员干革命是光明磊落的，是不怕提意见的。以上讲的问题，主要需要放手发动群众，挺起腰杆来领导。
放手发动群众，正确领导，还需要掌握政策，所以规定几条：
1、大字报可以贴，也应该贴。毛主席说：“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字报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政权在我们手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大字报主要批判“三家村”，但对学校有意见也可以提，也可以贴大字报。大字报可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同时要向学生们做解释，1）大字报不要贴在街上，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多，他们里面有做特务的，会照相，会歪曲。大字报贴在学校里面，可以不让外国人进来；2）凡有留学生的学校，贴大字报要有内外之分。
2、大会可不可以开呢？各种会议都可以开。班会、组会、座谈会，等等不限制。有外国人的单位要注意讲话的内容，不要叫他们钻空子，被他们利用。
3、.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防止坏人，外国人钻空子被利用。要向学生讲清楚，政权在我们手里。这与“五四”、“一二·九”运动不一样。今天，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反对一小撮黑帮，他们人数不多，上街给谁看？用不着这种方式。人上大街，比大字报上街还坏，因为外国人可以歪曲事实，也会起破坏作用。
4、声援别的学校，如北大，可以。方法可以写信，可以送大字报，派一两个人去，去的多了，人家就接待不过来。
5、国内外要加以区分，大字报，开大会，要分别贴，分别开。这是有关国家声誉的问题。
6、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
7、不准打人，不准污辱人。
8、劝导学生要他们抓住斗争的要害，防止转移视线（私生活不要贴大字报）。
以上就是李雪峰同志传达中央的几条规定。
北京日报被改组了。对我今天讲的话，欢迎批评。批评是批评，但是要执行。不能又庆祝，又不执行。
停课问题：基本上不停课。上午上课，下午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如果学生要求停课，可以停一天，一天不行，可以停二天。

【资料】
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
（1966年6月6日）
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目的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方面的革命。
毛主席最近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让他继续下去了。我们要象搞掉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那样，搞掉教育界的黑线，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阵地。”这样我们就要搞兴无灭资的斗争。
解放十六年来，在学校教育界中，资产阶级还占很大优势。无产阶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已经觉悟起来了，要打垮他们的优势，这就是目前学校教育界的形势。这个形势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因此教育界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平平静静了。要好好清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同时还要清理坚持这个路线的代表人物。不能叫代表资产阶级的人物在学校统治下去了。
现在看来，学校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北京市还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还存在资产阶级保皇党，有的学校还念三字经。解放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不断向我们发起猖狂进攻，现在已经是我们清算他们的时候了。不论是在领导上，教师队伍中，教科书中都有黑线。斗争的性质是夺权斗争，夺学校领导的权，也把学校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学校领导权是国家领导的一部分，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不是小事情，也不是中事情，是大事情！是一件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和平演变”（或）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特别是北京实行的是修正主义的领导，在他们领导下，学校问题不会少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斗争，拿什么做武器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主要拿文化武器。列宁说：“（原文缺——编者）
毛主席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化革命是包括教育革命，我们一定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学校是生活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学校里没有阶级斗争奇怪了，有阶级斗争是必然的。现在学校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有资产阶级保皇派。现在有些人糊里糊塗，他们要向两方面发展，不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成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要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无产阶级也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由于）我们受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教育，因此毛主席在解放后一再指示要进行文化革命。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没完全落实，这说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有斗争的。主席的指示被学校当权派保皇派抵制了，他们不仅不贯彻，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主席的。
我们的目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师生，来揭发学校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教育路线及代表人物，并且发动群众来批判他们。教育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专家来搞，在教育中也要大搞群众路线，也要充分发动群众。教育革命单革学校（的命）还不行，也要革领导机关的命，革领导的命，也要充分发动群众。有人问，我们的斗争目标不是“三家村”吗？这个斗争目标已经发展了。大家想想，为什么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七人的大字报，这是毛主席让登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的号召。号召各个领域都要大搞革命。因此我们学校教育战线要开展教育革命。
过去的北京市委就是反对群众革命，看形势吴晗是保不住了，他们就说“学术问题”可以批，“政治问题“不要批。群众不答应。后来，吴晗政治阴谋被揭穿后，他们又说，政治问题可以批判，历史问题不要批判。历史问题揭露后，他们看着吴晗保不住了，又说：吴晗可以批判，邓拓不要批判。邓拓保不住了，又说，邓可批判，别人不要批判。……党中央告诉我们，只要他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谁，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坚决打倒他。
“他们还拿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来压制群众。他那个党是谁的党？“三家村”的名字本身就是大阴谋、大毒草。有“三家村”，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有黑线，有大大小小的黑线，上面有，下面也有。毛主席早就说要搞教育革命，但是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学者、权威，篡取了领导权，所以主席指示没有深刻贯彻。我们一定要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搞到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文化大革命已前进一步，但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形势已到深入发展，扩大成果的时候了。现在北京一些学校还说“一致对外”，这是错误的。在社会上、党内、国内，都有左中右三派，左、中、右怎么能一致呢？右派怎能批判邓拓呢？我们的口号是一致对敌！如果左、中、右一致对外，我们的党不就成为全民党了吗？离开阶级内容一致对外，就是让群众不要揭发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这种人不是别有用心，也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糊涂！
群众要求革命，毛主席支持我们。胡克实同志说我们学校运动好得很。有些老师已经动起来了，很好！老师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要好好发动他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共同搞革命。学校里很多领导落后到群众之后，他们说学生胡闹，搞糟了，不对，是好得很！
在群众运动中，是指手划脚？是站在旁边？还是站在后来反对他们？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可一到这时就反对了。
我们讲了目的，就应该抓住重点——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的教育路线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一些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把重点放在此。
二、我们的态度
近来的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是严肃的事情，我们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旗帜鲜明，是非清楚，不能含糊。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站出来，闹革命。应该懂得亿万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是绣花，出点琐事难免，不能因为方法有问题就动摇方向。看任何事情都要看矛头指向哪里，拥护谁。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是指向资本主义。我们要爱护它，不要惊慌，应该兴高采烈。通过运动，能使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而且培养更多更好的革命接班人。中学生的大字报写得多好，通过斗争，他们的斗争性加强了，分辨学习的能力加强了。在斗争中，我们的学生成长得多快。你们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你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学生！
我不反对上课，但要强调运动的价值。通过斗争，谁都能很好地独立判断问题。通过《海瑞罢官》的批判，孩子们的历史观提高了，他们成长得多么快，多么大！教育界和其它的革命斗争不能不进行。要知道资产阶级强调，教育不能搞革命，他们的态度总是专家的态度。教育界没有什么特殊性，我们真是要热烈拥护文化革命，坚决参加，而且坚决站在运动的最前面。奉劝革命的同志都要跑步，都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引火烧身的革命风格，否则群众就要烧了！学校里有黑线，在哪里？通过谁表现？群众要把矛头指向领导是对的，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前北京市委的教育路线及影响，他们是有联系的。
同学们批评旧市委，揭露学校领导，还有这种现象，有些人看成很不应该，大逆不道。为什么不许？哪里有这个法律？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搞封建师道尊严吗？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才搞那一套！我们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群众批评你，揭露你，你不高兴，这说明你还有封建残余。北大哲学系七同志敢于向陆平贴大字报，这很好。如果我们的青年后代都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大的因素就是搞群众运动。大字报就是很好的形式，是毛主席提出的，只有资产阶级才怕大字报。我们无产阶级光明磊落，不怕大字报。有人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学生写了大字报 ，你就受不了呢？毛主席说：在我国，每人都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你有问题，还怕别人批，这不是纸老虎吗 ？学校领导还要认真领导运动。北京市好多学校领导落后于群众，以组织名义压群众。现在很多学校被动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站在群众前面承认错误，执行黑路线，还不检讨，这恰恰说明你落后了。同学们那么拥护工作组，就是（因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如果你们革命了，群众也会欢迎你们的。
我们要服从党中央、毛主席、华北局、北京市委，服从搞革命的基层党组织。有的学校还有两派。拥护党支部的领导，有的革命了，要拥护；有的不革命了，你还拥护他什么呀？同学们、老师们提意见，揭问题，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资产阶级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果还看不清楚这，就是保皇派。任何东西都有政治内容，我们要很好地分辨，没有分辨（清楚），就再去分辨。市委决定他们的领导，哪怕他有问题，我们也欢迎他站出来。到底革命不革命，由他自己选择，即使犯了很大错误，只要改正，我们就欢迎。
三、方法问题
中央的八条规定主要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应该懂得什么事都有两个方面。纪律是要有的，不约束就乱了，约束是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
有几点注意：
1、不要着急。斗争是长期复杂的，被贴大字报的人要不要表态，由他自己决定。这是决定他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的关键。
2、不要围住那些被揭的人。
3、要贯彻政策，不要大骂人 。
遇事要沉着，不要盲动。干革命，要有秩序。
要注意休息。革命不是一天两天，是要革一辈子。身体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革命利益问题。
你们要提高闹革命的水平，走在运动的前面。
为什么同学们欢迎工作组呢？因为工作组支持同学们的革命，学校领导要闹革命，就表现嘛!你们有这样的好学生，应该感到高兴。一切要革命的人，就拿出表现来。
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揭发、批判、学毛选，学习报纸上的文章。我们要做调查研究，对材料进行分析，是黑线，还是认识问题？我们要猛攻资产阶级黑线和他们的代表人物。

【资料】
班代表传达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8-10日）
6月8日
一、以主席著作为武器。6月1号以来的社论，都是不署名的主席著作。我们要好好学，要读、想、议、揭，要逐步提高斗争水平。
二、组织同学写大字报：
1、提高大字报的质量战斗力（踏踏实实摆要害性的事实）。
2、火力往你们认为是黑线的代表人物身上集中。黑线：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3.搞得集中。
4.执行政策，不打人、不骂人，这是考验人的立场，考验你听不听党的话
的问题。
三、不能围着打骂人。
6月9日
一、别自满，斗争刚刚开始。
二、关于学习文件的问题。从明天起要好好学习社论，社论要求一篇一篇的学，每天学。先学哪篇，后学哪篇要根据斗争需要。不学，思想就提不高，战斗力就提不高。不要以为没事干了，要学习，要很好地学习。学习的时候，不是一般地念，要和自己的思想和运动结合起来，最后落实到改造思想，指导运动上。
三、大字报问题。要好好讨论，写几个什么（原文如此——编者）大字报，怎么写好，要有材料、有分析，可以分分工，依靠集体力量，好好写一写。不要急，今天写二篇，明天写两篇。
6月10日
明确意义：
1、为什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2、文化大革命的锋笀指向谁（明确黑帮是谁，是多数少数）？
3、怎样体现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弄清两类矛盾，怎样分辨怎样处理）？
4、气（愤——编者），能不能气掉保皇派？
5）贴大字报是斗争，学文件、毛选是不是斗争？
6）运动是快胜利了吗？（有人骄傲自满，盲目乐观）
（以上资料来源:罗治笔记）

【资料】
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
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宋彬彬和团委副书记马恬来访反映：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都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打伤势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注：以下是另一所学校情况，略）
录自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每日快报》
第62期，1966年8月6日
资料提供者：印红标
（附）
关于《每日快报》62期来历的说明
印红标
我于1993年在某地方档案馆抄录了这份资料。当时，我听朋友说在档案馆可以看到红卫兵传单，遂持本单位党委（宣传部）介绍信多次前往查阅并抄录。我听到的说法是：文革之初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只存在了几个月，资料不多，故与文革前北京市委的资料放在一起，未归入予以封闭的文革资料。不知是否属实。不久该档案馆搬迁，重新开放之后，这批资料未见提供查阅。
我抄录之后，一直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只在1996年撰写关于武斗的论文时阅读并引用过其中几篇。我当时特别留意统计数字而不是个案。
上个月（2012年2月），有记者访谈文革暴力问题，我翻出相关资料，谈话间意外发现记载师大女附中8月5日事件的资料，我竟然在20年里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惊叹之余，我受朋友之邀予以发表，望有利于此案的考辨。
顺便提一句：除了我本人阅览之外，我仅在大约1995或者1996年将这批资料中的几篇借给王友琴博士。当时正值暑假，她带美国学生到北京大学参访，并做文革暴力调查。我感觉此项工作很有意义，遂借给她一些相关资料，其中有抄录于档案馆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初北京市及区县被打死人数的汇报，但是应当不包括这份关于师大女附中8-5事件的资料。王友琴表示感谢，后来她把收集到的几份传单复印件给我。我判断那是源自美国影印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我此前在欧洲访问时已经复印，所以有印象。

【资料】
胡耀邦批转彭小蒙的一封来信
1979年4月5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担任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的彭小蒙，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有些报刊发表批判红卫兵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彭小蒙在信中说，近来，许多文章都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似乎罪魁祸首就是这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好17岁，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血气方刚，幼稚纯朴，真的把这场动乱看成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保住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奋起投入战斗，自发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我担任了宣传部长。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我们见到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这个会上，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地背诵马列主义的时髦词句。8月1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这批幼稚无知的青年，也冲昏了我们的头脑。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我当时认为，自己的“革命”已推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统治，剩下的就是如何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创建新型的学校。我们组织了二十几个人到江西共大参观，几乎跑遍了全江西，收集了大量资料，设想办一个当年抗大式的共产主义学校。但是到了1966年9月，各地各单位开始揪第一、二把手，工厂乱了，交通乱了。这一切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我头脑里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怎么当权派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呢？共产党不就是这些人组成的吗？我结束了串联，回到北京，和几个同志起草并散发了“五问中央文革”，向江青等人提出责问。从此，我从“造反派”变成了“保皇派”，也成了昙花一现的“政治扒手”。我被施加“喷气式”斗争，半夜里被投进监狱，突击审讯。当时，我曾给主席写了三封血书，陈述被关押的人对毛主席、党的衷心赤胆，并向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提意见。虽然主席批准释放了“联动”成员，但我的命运同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家庭一样，父母被关押，自己在上海坐牢。释放后，四处流浪，挨打受骂，历尽艰辛。我颓唐过，悔恨过，挣扎过，斗争过。十几年来去始终坚信一条，就是林彪、“四人帮”总有垮台的一天。
回顾过去的13年，我深感由于自己的幼稚，的确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伤害了一些同志。当年我们一腔热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把革命想成自己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看问题很不全面，好走极端，似乎我们生下来就是革别人命的。因此被利用，上了当，一度充当了打手。一个青年人走了革命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今天总结这些错误，并非是要忏悔，而是从中收到教益。我认为，谁也不是天生的圣人，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明了这整整十年竟是如此这般“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如果当年我们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漠不关心，甚至反对，那真是不可理解了。站在今天看，当年虽然是错了，可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最基本的阶级觉悟。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有等待历史来做结论。但是，对待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做出正确的、历史的估价，却是应该做到的。是谁造成了这场悲剧？是谁几乎毁了青年一代？难道要今天要我们这些当年十七八岁的孩子来为那几个千古罪人承当罪责吗？现在不少青年人思想十分混乱，“看破红尘者”甚多，他们不但对社会主义发生怀疑，对党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我却认为精神上的崩溃更为严重。有什么比青年人没有理想更可怕的吗？！我们要建设祖国，实现四化，如何教育青年一代，使他们振作起来，既发扬过去的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又避免那些盲目性、片面性，积极投入新的长征，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总结过去，我觉得失掉的东西固然不少，但绝不后悔。要革命就得受点挫折，把革命想得像诗人描绘的那么美，才会一遇到这些“污秽和血”就惊慌失措。革命是艰苦的工作，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团结起来搞四化，才是我们革命青年当前的正确方向。这就是我想要和您谈一谈的出发点。
胡耀邦同志在接到彭小蒙的信后，批转给有关领导同志，认为她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注意。“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青年，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并要在这样那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总的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受骗上当是难免的。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如果仍然采取讥笑、讽刺和歧视的态度是很错误的。他们中的情况，十几年来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不同的情况更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总得原则是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并且要使他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干四化。只对极少数仍不觉悟、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判教育。帮助他们转变。

资料来源：徐心华著《三记集》页41--42，科学出版社，2011年。


【资料】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的信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批阅。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陈云同志：
我们曾经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和“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做“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者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中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在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卫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和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
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数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有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是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的“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的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此致
敬礼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资料来源：米鹤都编撰：《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附录（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页168-169，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年6月。


《记忆》女附中文革专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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