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

reading

活在今天的历史
——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

叶维丽

2014年1月12号，一群老年人---30几名老三届学生与23位老教师---在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校园里开了个会。48年前的8月5号，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京城的事件：该校党总支书记卞仲耘惨遭学生毒打折磨后死亡，其他四位挨批斗的校领导也都受到严重的身心摧残 （下称“八五事件”）。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师生们都有正视校史上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共同反思文革教训的意愿，此为这次会议的缘起。像是一粒掷入外表平静水面的石子，会议在社会上激起了不小的“振荡”：它引得海内外媒体的纷纷报道，和网上网下民众的高度关注以致激烈争论。来自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揭示给我们的，不仅关乎历史，更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许可以说，在今天，“八五事件” 已经成为一起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历史事件。
下面所写的，是我对与“八五事件”有关的“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想法，全文共分五部分，加上注释，篇幅有些长，希望读者能够耐心地读下去。
一．我写“卞仲耘之死”
2006年秋，我的文章“卞仲耘之死”发表在美国学术刊物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上，次年九月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之际，该文中译文登在“二闲堂”网站上。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表达在校庆之日不忘校耻的态度。
2012年，经我本人重新修正润色过的中译文（包括全部注释）收集在启之编辑的《故事不是历史》一书中，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这篇文章代表了我对“八五事件”的基本认知，我也想以此为引子来开篇。
我做“卞仲耘之死”的调查，是带着历史学者和原女附中学生的双重身份的。历史学者的身份要求我恪守对史实的尊重，并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及现实关怀；原女附中学生的身份让我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同时，作为历史过来人也让我对文革年代的时代氛围、世态人心有比较贴切的了解。事隔已近半个世纪，我们处在今日的语境，站在“道德高地”上臧否当年事件容易，尽可能不超越历史条件地去评说那个如今已难以理喻的时代，难。再难，也要努力去做，这是对一个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对待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基于不同的态度/立场的多种解读，但历史事实本身不是可以任人揉捏的面团。“八五事件”的基本史实并不复杂。我认为，需要搞清楚的包括：
1) 谁是策划/发起人
2) 事件过程
3) 参与人（斗人/动手打人者及围观者）情况
4) 前学生代表会/前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和当时的表现
5) 卞校长倒下的大致时间
6) 是否抢救了/抢救情况
7) 第二天前学生代表会主席/前革委会副主任刘进的广播讲话及其背景
“八五”下午事发时我不在学校。从2002年到2006年前后四年时间里，我利用假期在京机会做调查，拜访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并看到他收集保留的珍贵资料，采访了五位老师（梅树民、李松文、赵桂英、艾立川、张贵斋）和二十余位目击了“八五事件”的原女附中学生。在此基础上，我写出“卞仲耘之死”的历史论文，对上述七个问题作出我的回答。
有一点须说明，即历史是无法“还原”的。2006年我写作之时，己距“八五事件”四十年，我所依据的材料，除了王先生提供的事发数月后他对若干人的访谈，大量的是多年后人们的记忆碎片。我们都知道，记忆不是那么可靠的。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事件过程的“最后步骤”是将五位校领导带到不同地点去“劳改”，因此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始终“在场”。我所做的，是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八五事件”的片断记忆（几个月后的和多年后的回忆）拼凑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反复比较核查基本事实，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上述的七个问题中，有些问题的答案相对清楚，有的则不那么清楚。例如，批斗开始的时间和送卞校长去医院的时间基本清楚（分别为午后2点左右和傍晚七点左右），但卞校长不堪折磨倒下的时间则不那么清楚（我个人估计大约在下午4点多到5点之间）。从最近的一些文章看，关于卞校长倒下的时间仍然众说纷纭。看来，有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估摸，无法做到十分准确。很遗憾，历史学不是数学，历史是个有诸多局限的学科。
我的文章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的，这位“前人”，就是王友琴女士。
关于批斗校领导的基本过程（高台批斗、游街、担土、分头劳改等），我采用了王友琴的说法，因为她的叙述与我的调查基本吻合。同时，我也对她的某些关键结论提出质疑，如“八五事件”应由以宋彬彬为首的“红卫兵”负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调查，并据此提出有所不同的看法，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此番“八五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谁是策划人/发起人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与“八五”责任人密切相关。当年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今天变得扑朔迷离，而这与王友琴不断变换说法有关。最近，她从早先说“高一红卫兵”为批斗活动发起人，转而指向“该校革委会”，说“斗争会”是“革委会”“预先组织的”，“由她们决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象”。
看来，王友琴现在默认了八月五号时女附中“红卫兵”尚属子虚乌有（已有确凿证据证明“红卫兵”当时并不存在， 不再提“红卫兵”了，而是将矛头指向成立于７月中旬的“革委会”，并最终指向“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宋彬彬。在抓住宋彬彬不放这点上，她是前后一致的。在最近金钟对王友琴的访问中，王是这样讲的：“十年来，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比我在文革受难者书里写的要大”，“……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那么，宋彬彬在女附中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就很明显了。”
关于这个“革委会”，关于它是如何运筹帷幄、“预先组织”批斗校领导的，是怎样通知五位被斗人的，在批斗过程中又是如何指挥联络的，以及“宋彬彬的责任”等问题，如果能用事实做实，是对“八五事件”史料的重大发掘，我等待王友琴披露证据，并随时准备更正我的看法。这些问题非系我对“八五事件”认知的关键，不影响我对该事件的基本观点。但若仅仅是王女士一句话，则成不了定论。历史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作为“八五事件”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已知的批斗校领导的策划人/发起人：“高一某班”部分干部子弟。高一某班即高一三班，王友琴为该班学生。其实，在她最早一篇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女性的野蛮》中，对同班部分同学如何策划和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翔实生动记述的。文中不但真实地再现了文革初期的语境以及符合该语境的王本人的思想活动，也写下了本班同学发起斗“黑帮”的详细情节：“……一天下午，这一派（指高一三班一部分干部子弟---叶注）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关于她本人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写的：“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上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章中，王友琴不再提及本班同学，仅以“高一年级红卫兵”代之，变得语焉不详了。
我最近得知的新材料，如梅树民老师（当天被批斗五位校领导之一）的回忆，及高一三班顾湲同学的证词，都进一步证实高一三班部分学生在“八五事件”中从始至终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做历史的，不仅要力求所掌握的材料接近历史事实（“力求”、“接近”而已），且须将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处的历史场景与语境中去加以审视。我认为，把握“八五事件”的关键，是把它放到当时文革风云突变的大局中去，尤其须注意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上中下”（“中央”“市区”“基层”三级）这一维度。我对“八五事件”的解释框架，是将它放在前辈学者王年一先生所说的“文革再次发动”。 王年一先生认为1966年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文革的“再次发动”，此次发动有别于该年6月初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为标志的文革初次发动。我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认为，“再次发动”的时间应自毛泽东7月中下旬返回北京始，并可以伸延到同年秋天，包括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宏观背景中去（于光远先生认为它像一场最高领袖引发的“十级政治大地震”），来审视上层的政治剧变对一个基层单位（女附中）的冲击和影响。在如何评估来自上层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关键问题上，我和王友琴也有很大区别。我是通过审视“文革再次发动”来理解“八五事件”的。我认为，暴力在“再次发动”中有重要功能，“八五事件”是暴力在一所校园的具体体现。
卞仲耘校长的死亡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的关键节点上：此前的7月底，返回北京的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八月四号，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摊牌，八月五号当天，毛泽东撤销刘少奇此前反对“乱斗”的指示，并以“超级造反派”的姿态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
撤销工作组颠覆了中共历次进行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里不去议该“规则”本身的问题），一时间从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到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到市区两级具体主管文革的普通干部，全都懵了。用刘少奇的话讲，是“文革怎么搞，我们也不晓得”；用吴德的话讲，是不知道该怎么领导（北京市）文革了。这是北京高层政治在在七月底8月初的状况。
此时的青年学生被告知，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里的关键词，是“自己”，青年学生们（其中有革命资格的）一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信条。八月四号，北京四中一些学生自发游斗校领导，所幸没出人命。同天下午，七八个女附中学生冲进校领导所在房间，对她们一顿暴打，至今不知打人者是谁。当晚和五号上午，副校长胡志涛以“生命没有保障”为诉求上访市区两级有关单位，无人理睬。她的经历反映了此时市区两级（“中层”）“不作为”的状况。胡校长哀叹，“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
八月五号，卞胡两位校长回到已经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女附中校园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的。（胡校长的一位孩子亲口对我讲，母亲和“卞阿姨”8月5号都穿上接待外宾时才穿的服装，是准备赴死的。）
是高一三班，而不是其它班发起批斗校领导，是有偶然性的。她们班不发起，别的班也会发起，不是在八月五号，也会在六号、七号……，因为学生自主发起批斗活动是“文革再次发动”中正合其时的“革命行为”。而批斗活动伴以暴力，则有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来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位“八五事件”目击者在看到校领导被殴打体罚时，心里想的就是这句话。那一代的青年学生，哪个对这段语录不是耳熟能详？
文革“再次发动”是以“天下大乱”作为指导理念的，暴力与“乱”如影随形，成为“再次发动”中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发挥着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的功能，因此被文革最高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也因此，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女附中校领导在劫难逃，就像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坪（北京女三中校长）和其他许许多多学校领导一样，成为文革“初次发动”（以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为标志）及此后暴力急剧升级的“再次发动”中首先被冲击的对象（而非毛最终要打击的目标）。今天回过头去看，可以说“八五事件”开了对全国文革有示范效应的北京恐怖“红八月”的头儿。一开头，就做绝了。
以上是我对“八五事件”/卞仲耘之死的基本认知。
二．“核心群体”和我们大家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工作组进校后，女附中出现了一个“核心学生群体”（以下简称“核心群体”），它以工作组主持下成立的学生代表会为主要组织形式。在写《卞仲耘之死》时，我对这一群体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状况及其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做了考察。工作组因为当了文革运动的“灭火队”（毛泽东语）而突遭撤离后，“学生代表会”/“革委会”（以下简称“代表会”）的合法性在事实上成为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作组不可能在撤离之际做任何转移“权力”的交待，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原代表会主要成员一方面由于“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而困惑迷茫，并感受到此前反工作组的学生，给她们以很大压力。 工作组的后面，是团中央和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工作组的撤销，证明了这些学生是“正确”的，而“核心群体”则“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反工作组”学生中“革干、革军子弟”比例很高。在工作组撤销后“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形势下，这些人更显强势。在北京城区中学里，像女附中这样在学生中有一股“反工作组”力量的现象比较少见。
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对工作组期间女附中文革的走向（包括6月21号、22号两天“揭批”卞仲耘等校领导的大会），工作组撤销后高一三班发起批斗校领导，以及某些反工作组学生给刘进宋彬彬等人带来的思想压力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从王友琴《女性的野蛮》一文看，撤销工作组后高一三班一些“革干革军子弟”的失落，与她们发起斗争校领导有某种直接的联系。王友琴是这么写的：“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大方向’，‘走，斗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同时，反工作组学生的存在（有些人是刘进、宋彬彬的同班同学），则使刘宋等人“犯错误”的感觉更加直接和强烈。8月19号刘进宋彬彬宣布退出女附中文革领导岗位，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这些政治正确者给她们以压力；另一方面，“对联”在此刻的横空出世，又在无形中赋予出身红色血统的她们以“天然革命者”的资格。 换句话说，工作组撤离后，“核心群体”一方面“泄了气”，一方面被“加了码”。这一“泄”一“加”中，“泄”的作用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来自最高层；同时，被“血统论”加码的，是全体“红五类”，这些人的革命资格一点儿不比“核心群体”差，这其中就包括发起批斗校领导的高一三班那些革干革军子弟。
此时，原代表会的个别主要成员自作主张不再任事。这不但反映出当时“自己解放自己”的空间，也说明工作组时期作为整体的代表会已不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用“核心群体”这一概念。原代表会主席刘进为首的大部分成员仍然怀有“继续参与运动的愿望”。此时如果她们也像别人那样急流勇退，也不会有人拿她们问责。刘进等人没有退出运动，是要在运动中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此时她们的身份已经有些尴尬；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她们感到“失去领导失去方向”，用刘进的话说，“我们这些保工作组的同学感到十分茫然”。这种迷惘的心情反映出骤然间剧烈动荡的政治大局对这些青少年的心理冲击。对一个群体的深入考察，不能不将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也不能不触及其心理状态。
我将七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女附中的形势描述为“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这里说的“混乱”，也包括思想层面上的；在“无政府状态”前面，我加了“相当程度”的界定词，是因为“核心群体”并没散摊儿，其主要成员还有意愿“继续参与运动”，在大多数学生中也仍然享有相当的威望，但要说她们是“货真价实”的女附中“权力机构”（“权力机构”是王友琴的说法），则是无视来自最高层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对一个基层单位造成的强烈震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五”之后的第三天，刘进等人重整旗鼓，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来主持女附中文革，实质上是欲摆脱工作组阴影、重建合法性。换句话说，“八五事件”恰恰发生在女附中权力不甚确定的短暂的灰色过渡期。
在今年一月十二号召开的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针对刘进、宋彬彬道歉“没有保护好老师们”，不止一位老师说“八五事件”不是刘进等人能够控制的，也不是她们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正确处理的。有的还说，她们“承担了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这不仅是老师们的宽容大度，也因为他们充分了解骤变的上层政局对小小女附中的冲击，说的是历史亲历者的实在话。
如何看待以刘进为首的“核心群体”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我的看法是：她们“劝阻无力，抢救迟缓”。最近有人指责她们仅仅是对暴力行为有所劝阻，而并没有断然制止批斗活动的进行。这么说是太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在领袖高调号召青年学生“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情况下，刘进等人不可能制止同学自发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不具备对批斗活动的否决权也说明了她们的地位和当时的形势。她们能做的，就是说些“斗黑帮可以，不许打人”之类的话。前一天的八月四号，当北京四中出现学生自发批斗校领导时，该校的“学生领袖们”也是用类似的语言劝阻打人的---这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前提下讲政策的说法（当年又有几个人敢质疑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在最高领袖已经明令抛开政策时还讲政策，只能是软弱无力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高潮中，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从卞仲耘不堪折磨倒下，到她最终被送进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中间大约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对卞仲耘“抢救迟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核心群体”无法反对批斗活动的进行，在暴力出现时也只能做些无力无效的劝阻，那么当人倒下了，当批斗活动组织者不见了踪影、一般学生纷纷散去之后，也只有她们和少数政治上“过硬的”（政治上没“问题”的）教员能够出面“收拾残局”了。这两部分人确实几乎同时出现在已经气若游丝的卞仲耘身边，共同将她送往医院。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
在调查中，我曾多次询问刘进，你们在卞校长倒下后，到最终送她去医院，这中间大约二个小时里在做什么？为什么耽搁了如此之久？
刘进的回忆是，一旦听说卞校长躺在后院小车上，她即刻赶过去张罗送医。此前她人在东楼原工作组办公室里，但做些什么，她已经记不清了。
没有证据表明，刘进在一旦知情后延误了送卞仲耘去医院的时间。
其他“核心群体”成员是否更早就知道卞校长倒下了？根据现有的材料，我取存疑态度。最近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在此我特作说明。在发表于2006年的《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谈到王晶垚先生2002年给我看的他与宋彬彬的谈话记录，我的文章是这样写的：“在1967年某日与王晶垚先生的谈话中，宋说，她在卞倒下时看到了，但是在距离现场较远的地方。看来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卞情况的严重性。宋显然不是核心群体学生中唯一知道情况的人。”
在这段话下面，我有一个注释（第29页注3）：“在此我愿感谢王先生让我看他对宋彬彬的采访。王先生不记得采访的具体时间，大约应在1967年的某天。从采访的内容和语气看，该访谈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事发后，王晶垚先生就卞死事件采访了若干人，包括原女附中工作组负责人。”
2012年这篇文章收进《故事不是历史》一书时，我在原注释之后加了一个新注：“就王先生当年对她的采访，我曾在本篇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多次询问宋彬彬。她说她反复搜索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她在卞死后见过王晶垚先生并同他谈过话。宋说由于王先生的身份，如果有过这次见面谈话，她应当记得，但她确实毫无印象了。在我听来，宋彬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在这里，我将这次王先生对宋彬彬的访谈做为一件“疑案”留存。——作者新注。”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在王先生的记录里，宋彬彬提到她从远处看到卞倒下时，卞身边有其他核心群体成员（不是刘进）。
反省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我深感对生命的冷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女附中为例，“八五”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在暴力批斗校领导和卞校长倒下之后采取观望态度的，却不是少数，在“八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淡忘了卞校长之死的，也不是少数。我的同学冯敬兰说，她一个当年被剥夺了“革命”权利的“犹太人”，为什么也要向卞校长的塑像鞠躬道歉，就是因为卞校长倒下后，她什么事都没做，如今感到自责。2001年我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写下了“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一行字，就是因为如果当时在现场，我决不敢上前阻止暴力，也不会在卞校长倒下后，有勇气出面将她及时送往医院。近年来校友罗治等人集资为卞校长塑像，最终有将近五百名老三届学生捐款，其中应不乏在多年后想起“八五”而心怀愧疚的，虽然当年大家各有没去阻止暴力没去抢救校长的理由。我们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在一定意义上，为卞校长立像表达了我们大家共同承担历史责任的意愿。
一月十二号的会议上，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副主席宋彬彬含泪向卞校长和其他四位“八五”挨斗被打的校领导及她/他们的家人道歉，她们代表的，应该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所有愿意承担历史责任的女附中老三届人。这样来理解，才更加有分量，也更加有意义。
三．故事的魅力
我始终认为，就“八五事件”本身而言，宋彬彬是个“伪命题”。宋是“核心群体”的重要成员，刘进的主要助手，在“八五”之前和“八五”当天，她没有突出或有别于该群体其他人的言行举止，无须对她个人加以特别关注。
应该说，我与王友琴在对“八五事件”解释上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在对宋彬彬作用的评估上。在王关于“八五”的叙述版本中，宋是中心人物。她的说法是这样的：“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读者会很自然地沿着该文逻辑得出结论：作为负责人，宋应负主要责任，甚至会进一步联想到，主要负责人理所当然是带头打人的人。在王文里，没有提及任何一个批斗发起班高一三班学生的名字，而宋彬彬的名字则出现了十次。最近发表在“共识网”上美国加州大学历史教授Emily Honig给王友琴的电邮中，就认为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作用的写法，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读”。Hogic教授写过分析文革中女性暴力的文章，其中涉及女附中“八五事件”。因为事实不准确，她曾在一家美国学术刊物上给宋彬彬公开道歉。
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宋彬彬始终是公众注意的焦点。这一番“八五事件”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后，网上网下争执不休的，是宋当年的责任和今天的态度；媒体报道的切入点也是“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而近年来由于关心“八五”陆续走到一起的若干名女附中校友，则被冠以“宋彬彬团队”之名。宋彬彬成为人们认识“八五事件”的基本视角。显而易见，王友琴以宋彬彬为人物主角的“八五事件”版本得到了大批国人的认同，连一般公认的严肃学者谈论起女附中事件，也是张口“宋彬彬”，闭口“宋彬彬”，看来宋已牢牢地根植于人们的意识（甚至潜意识）中，且有代代相传的之势（“70后”袁腾飞就拿宋彬彬说事儿），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打人凶手”宋彬彬/“宋要武”的传言更是不胫而走，看来要去除几乎是不可能了。
宋彬彬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和持久的“魔力”？
一个重要原因，是莫须有的“宋要武”害了大活人宋彬彬。1966年8月18号，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臂上，一举成为风头强劲的红卫兵之“脸”；伟大领袖的一句“要武嘛”，被世人理解为对宋的钦赐更名，不满十九岁的宋彬彬给毛带袖章的照片也成为“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懂得市场营销的人知道，一个能抓住“眼球”的logo价值无穷。
“八一八”之后紧接着的是令很多人想起依然心悸的北京“红八月”暴力高峰，“要武”霎时间成为成千上万臂戴“红卫兵”袖章“革命小将”的行动，在很多如惊弓之鸟的百姓心中，“要武”传递的是鼓励暴力的信号。随后，更出现了很可能是源自湖北武汉的“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传言。
我们已经知道，宋给毛戴袖章带有相当多的偶然性。 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我将“宋要武传说”看作文革中最著名的“迷思”（myth，也是我们通常说的“神话”），在文章的结尾处作了一些讨论。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彬彬在“八五”参与打骂侮辱校领导，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王友琴对宋彬彬在当天批斗活动中“负责”作用的指控，在我对“八五事件”的讨论中，没有对宋彬彬个人给予特别关注。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我那时对“神话”/“故事”的兴趣不大。
有些没想到的是，我的《卞仲耘之死》中译文2007年秋在网上发表后，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对我的围攻谩骂。挨骂不是因为我“文革再次发动”的解释框架（似乎无人注意），而是因为我“替宋彬彬说话”。于是有人说，叶维丽是“红卫兵”，是宋彬彬的“朋友”，是在为红卫兵洗刷罪恶。直到今日，这种指责仍然延续不断。
我由此领教了“神话”/“故事”的巨大威力，开始琢磨为何如此，并在两篇文章中加以探讨。此番“八五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后，我更加认真地思考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与民间“传说”/“故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指导老师”是美国史学家Paul A. Cohen（中文名字“柯文”）。他的著作《历史三调》给我以很大启发。 所谓“三调”或“三个钥匙”（3 keys），是指人们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认识”已逝的“过去”：亲历者的经历，神话/故事，历史学者的著述。对我们理解“宋要武传说”有参照意义的，是后两种方式。
在柯文看来，神话/故事并非是无中生有，完全虚构的，但它从根本上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呈简单化、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黑白分明的特点；它不是在严格求证的基础上做出言之有据的解释，而是拿历史“说事儿”，“借史喻今”，为达目的往往不惜扭曲或无视基本史实。神话/故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因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最近，柯文又探讨了“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与“故事”的关系：大众记忆是人们愿意相信的“历史”，或曰故事，它与史家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偏差极大，却具有十足的魅力。史家道出的事实并非总是遂人心愿，得出的结论也并非总能给人以力量；神话/故事则对一般公众更有吸引力，也更加“给力”。
柯文特别说明，上述三种与“历史”联系的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都不容忽视。
我注意到，自从柯文出版《历史三调》后，他已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考察民间传说/故事的流传衍变，并从一国（中国）扩展到多国。他越来越重视“故事”与“历史”的关系（story-history relationship），也越来越意识到，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无法与“故事”的魅力相匹敌。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故事”可以不受史实约束，“与时俱进”，在历史重要关头发挥作用（或予人警戒，或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一个“好故事”在中国的例子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它在20世纪不同的危机时刻给国人以激励。如果说史家笔下的“历史”是“灰色”的，“故事”则“生命之树常青”。今天，我们对“故事”为何有超越时空的持久魅力还缺乏足够认识，也许它反映了人类深层意识里的需求，并非那么“理性”，但历史工作者一定要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在这里引述柯文，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公众对宋彬彬经久不衰的兴趣可以与勾践“卧薪尝胆”在中国“大众记忆”中的分量相提并论，而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宋彬彬/宋要武”及相关的种种说法已经具备“故事”的要素和特点，具有柯文所说的“主观的真实性”（subjective truth），挑战它们会引起一些人强烈的情绪反应。史学家书写的历史不会有这种效果，也往往和公众没有这种关系。
我曾经说过，在王友琴的版本中，“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改写了女附中的“八五事件”。一年多前，刘进曾当面问王友琴，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宋彬彬，而作为当年女附中学生“带头人”的她自己则变成了“宋彬彬”后面的“等人”（“宋彬彬等人”）。王友琴的回答是，宋是“公众人物”。 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的逻辑。宋彬彬成为所谓的“公众人物”是“八一八”之后的事，八月五号时她只是“核心群体”的一名成员而非主要负责人。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可以给前面发生的事情（“八五”）赋予新的意义（“八五”可以被视为“红八月”的开端），却不能改写已经发生的基本事实。但是，突出“八一八”给毛戴袖章的宋彬彬，可以将女附中校园与天安门城楼和中国政治大舞台连在一起，极大地提高“八五事件”的“故事性”。特别是“宋要武”之名，容易让许多人认为宋是因为打死校长而被特别邀请上天安门的。在她的文章中，王友琴未经调查即认定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而且说她“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学校，从上下行文中给读者以宋彬彬上天安门与此有关的印象。这样来写，加强了“故事性”，但缺少一个研究者的严谨和严肃态度。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最成问题还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改写了前面的史实。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这种的情况太常见了，王友琴犯的是个极为普遍的错误。
这个普遍错误背后有深厚的“群众心理基础”。就说1966年秋“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谣言吧，它所以能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反映了文革“再次发动期”国人生命安全感的缺失和对暴力的恐惧，背后是集体性焦虑。很可能就在那时，宋彬彬/宋要武就根植在国人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红卫兵”暴力的符号（宋彬彬1968年去内蒙插队时，她“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恶名也跟着到了内蒙）。但凡“故事”中人，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符号和类型（stereotype）。宋被“符号化”自1966年始，迄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的文章，是在继续强化已经被符号化了的宋彬彬。
要挑战一个“好故事”和作为故事中心的符号人物，何其难也。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有其背后广大的“听众”。
我对给宋彬彬彻底“去符号化”不乐观，我甚至认为荒唐离谱的“宋要武传说”还会继续流传下去，成为关于文革的“经典”故事。柯文教授一系列的著作让我明白，“故事”不仅是人类与“过去”、更是与“当下”发生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要承认它的位置和功能。同时，我也要接受，与一个“好故事”的影响力相比，严肃的学术著述往往处于劣势。但即便如此，我只会做历史，不会讲故事，坐“冷板凳”也好，受误解攻讦也罢，我不改初衷。
一个故事能够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符号化的宋彬彬如此有生命力，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想捡出两条来说：一是文革后国家不成文的“历史政策”，二是宋本人的高干子弟身份。如果用几句简单的流行语来概括文革后的“历史政策”，那就是：“林彪四人帮”，“宜粗不宜细”，“向前看”。文革后给卞仲耘昭雪，说她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王晶垚先生不服，十数年坚持状告对抹黑迫害卞校长“功劳莫大”的外校成年人袁淑娥，但一次次地被检察院驳回。1980年代，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原女附中副教导主任）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没有司法正义，没有来自各级政府的关怀抚恤，没有国家最高当局的诚恳道歉，只有一纸纸语焉不详的“平反”通知，一笔笔的糊涂账，然后要大家一起“向前看”---这就是我们对待文革中数百万冤魂的态度。
我有一位“发小”，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死在我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多年后，有人给我看了他父亲去世时的照片。回到熟悉的院里，我突然感觉异样：这个院子有血腥气。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那位朋友打来电话要看照片。我劝他别看了，用的是“向前看”的逻辑。他坚持要看，我无语。如果是他，我也会坚持。放下电话后我想，我们是个受过伤的民族，伤口并未愈合。
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对与文革有关的“历史政策”的负面效应看得越来越清楚。王晶垚先生高声表达出来的激愤，反映出无数文革受难者家人心中从未真正化解的心结。
因此，不管王先生对我本人有什么误解和指摘，我过去、今天、和将来都对他和他的家人抱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和理解。这里，我的身份是我们这个遭受过巨大苦难民族的一员。
也正是因为“宜粗不宜细”，女附中“八五事件”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事件没有得到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导致各种谣传和“故事”流传至今。半个世纪后，宋彬彬仍在为国家未偿清之债付出代价。最近一篇报纸文章认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作为“符号”的宋彬彬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众人的“出气筒”，为数众多的人乐于看到她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除了国家关于文革的“历史政策”，宋彬彬被符号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高干子弟身份。王友琴就对此刻意突出、反复强调，连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似乎与女儿上天安门有某种联系。我和朋友曾经议论，如果给毛泽东戴袖章的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这个可能性在当年是存在的---而不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国人还会对一个当初的青年、今日的老妪保持近半个世纪不衰的兴趣吗？答案是否定的。宋的高干家庭背景是“好故事”的一个要素。“红八月”时在京城抡皮带打人最凶的往往是干部子弟，因为当年“革命”是要有资格的，而今日的红二代/官二代中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只怕今日的反感情绪比起当年又不知要强烈了多少倍。本人并无劣迹的宋彬彬承受的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深的不满，在两个非常不同的时代里均不幸成为公众眼中“红色衙内”的代表和符号。
此番舆论对宋彬彬的态度，反映出今日中国社会尖锐的矛盾与对立。
同时，从网上某些人对我和几位朋友的评论中，我也嗅出“血统论”的味道：对我的批评不是看我的论据是否充足、论证是否合理，而是企图从我的家庭背景中找出我“为红卫兵辩护”的动机；曾经辛辛苦苦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材料的于羚成了“红外围”（典型的“文革语言”）；当年身为“犹太人”的冯敬兰，则受到一些人对她人格尊严的侮辱和践踏。“身份”在今天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亚于动辄问人“什么出身？”的1966。我们这个社会进步了吗？

（未完待续）

（1）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卞仲耘篇，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年。
（2）金钟：《访问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开放》杂志，2014年2月份号。
（3）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第102期，2013年9月号。
（4）见《开放》杂志，2014年2月号。
（5）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第9 页。
（6）2002年春在杭州的一次与于光远先生的接触中，我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说法，给我以深刻印象。
（7） 胡志涛：《“八五”祭》。见胡志涛、丁丁：《生活教育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
（8）李红云认为，成立于1966年7月12号的“革委会”此后取代了师生代表会。代表会主席刘进本人则多年来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只记得“师生代表会”，特别是其中的“学生代表会”。（作为一个普通学生，我也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只记得有“师生代表会”。 ） 刘进的解释是，之所以对“革委会”没有印象，可能与“革委会”成立后没有组织过重大的全校性活动，特别是7月20号之后，学生被分散到各处（包括去外地军训），不再有举行全校性活动的机会有关。我对是否由革委会取代了师生代表会，还是两个机构同时并存，在这里存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工作组撤离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机构都存在合法性问题。
（9）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17号，女附中出现第一张由高三某班十几个学生写的“反对工作组 ”大字报。此后高中其它若干班级陆续有学生反对工作组，使“反工作组”在女附中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潮流”。工作组对这些学生采取了“批判教育”的态度（以全校“辩论”或与家长联系等形式进行。
（10）该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它首先出现于1966年7月底北京海淀区某些中学，与撤销工作组的时间几乎同时。对联对这一时期北京市中学生心理的冲击和影响巨大，对北京市文革的走向也有巨大影响，并由北京波及全国。
（11）启之编：《故事不是历史》，台湾，秀威出版，2013年，第29页。
（12）见冯翔：《我们是那个时代污点证人》，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并参见我的文章，《由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记忆》第80期，2012年1月31日。
（13）这两篇文章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记忆》47期，《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载《记忆》80期。
（14）柯文的著作已经译成中文的有《在中国发现历史》 (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和《历史三调 》(History in Three Keys)。最近柯文教授给我看了他为《历史三调》在国内再版所写的前言（未定稿）（“Preface to Reissue of History in Three Keys”）。我这里引用的一些柯文的观点来自该前言。他最新的一本书为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 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他关于“卧薪尝胆”的书名为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20th 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5）见冯翔：《我们是那个时代污点证人》，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http://zhenhua.163.com/14/0505/17/9RGFVU3P000465TM_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