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李佩文革经历考

tuffy05 · 发表于 2017-6-13 05:10:31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李佩文革经历考

发表于 2017 年 02 月 22 日由华新民

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与世长辞。她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老师，[1]她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她百年人生中的很多往事。其中，有一件事长存我的心头。那就是她是怎么度过文革中那些岁月的？尤其是，怎么会受到“隔离审查”的？

◇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时到底在哪里？

现在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常常用虚构的故事隐去了她受到隔离审查的经历，从而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就连官方大报《光明日报》在2015年11月26日发表的《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一文中也这么说：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接着还说：”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2]

这段故事似乎有见证人，还有感人的情景，不由人不信。查其作者，名叫“柯学源”，显然是“科学院”的谐音，给人以代表科学院的权威印象。幸亏，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谈庆明先生在致王丹红的邮件中指出了“柯学源”先生的谬误：

“郭永怀牺牲时，李先生是在科大的‘牛棚’里受审查，不是在外地工作，也没有闻讯回京。科大的军代表不敢把实情告诉李先生，而让李先生回家去，由力学所的军代表去告诉她。”[3]

郭先生因飞机失事殉职发生在1968年12月5日，当时笔者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以确切地说，在文革运动的前期，即1970年科大搬迁到安徽之前，李佩就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没有到外地工作。谈先生的辨伪同本人的记忆是一致的，也同我问过的许多当年在科大的师生的记忆相符。

实际上，王丹红早在十多年前的经过李佩本人审阅的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

“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已经两个多月的郭永怀的电话，告知他明天就将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归来，……”[4]

当时李佩的单位当然就是在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尽管如此，近年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李佩的许多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么胡编乱造，要么闪烁其词，所以谈先生说：“权威传媒一再以讹传讹，遗憾！这也对不起李佩先生呀！”[3] 我想科大的师生和力学所郭先生的同事都知道李佩当时在哪里，“柯学源”先生这样的权威作者只要问一问这些人就会明白，但是偏偏还要说“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他在文末还弄巧成拙地加了一句：“王丹红……对本文亦有贡献”。

◇ 被遮蔽的真相：郭永怀因何而死

人们不免要问，明知是不实之辞，“柯学源”先生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心散布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如果告诉人们李佩正在北京受到隔离审查的真相，不免又会牵连出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谈庆明先生在同一封邮件里透露的：

“1968年12月5日，郭先生不是回京报告重要数据，因为关心数据的那些副院长在等着搭乘大飞机回京。郭先生没有必要回京报告。郭先生急着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要了解被关在‘牛棚’里的夫人李先生的情况。”[3]

这就把郭先生之死同李先生的遭遇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没有李佩的被隔离审查，郭永怀本来是用不着急于回京的，他本来是可以同其他同事从容地坐大飞机安全回京的。

李佩心中当然明白1968年12月5日自己在什么地方，也明白郭先生为什么要坐小飞机匆忙赶回北京。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曾经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1] ——她肯定会认为是自己的案子连累了丈夫，使他死于非命。后来虽然获救，相信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伴随着她的后半生。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坚持要把郭永怀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骨灰和郭永怀的骨灰安放在一起，因为她认为牟方东也是受她的牵连而死的。

可见，郭永怀之死同李佩在文革中受到隔离审查有极大关系。那么，李佩为什么会被科大隔离审查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在1968年那个时期的社会“大气候”。

◇ 李佩为何被隔离审查？

粗略地说，文革的最初两年时间，其“主旋律”是打倒走资派，是“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各级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这个时期，在高等学校里，像李佩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运动的对象，他们中有些人在文革最初的一两个月中被“横扫”了一下，不过此后一段时间则还算平安无事。

但是到了1968年，各级革委会都已建立，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其“主旋律”开始变调，斗争的对象中加进了“叛徒”、“特务”、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等等，“走资派”成了一个相对靠后的罪名。具体到大学里，运动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处于边缘的教师中就有一些人被“揪”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其中年长的、地位较高的教师。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有“旧社会”经历，甚至有过较高的地位，同国民党政府的高层有或多或少的来往。这些都成了需要清理的历史污点，罪名常常是：“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国民党特务”，如果有海外经历，那就逃不掉“外国特务”的罪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1968年6月24日，在支左部队领导下，校革委会作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几项规定’，学校开始‘清队’。”[5] 相信李佩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隔离审查的。

文革中有海归经历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特务”罪名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致可以用这样的对联来形容：“被捕出狱是叛徒，留学归国皆特务——基本如此”。李佩的遭遇也不算例外，还有一个同她的遭遇十分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研究生罗时钧先生，他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被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文革中他本人和在同校任外语教师的妻子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他妻子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假如郭永怀先生不是因为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特殊任务而受到中央最高层保护的话，和罗时钧夫妇一样的命运也会落到他和李佩的头上。

不过，历史真相的探究需要有细节的实证，仅仅根据普遍的情况来推断李佩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显然是有失严谨的。然而，严谨的考证需要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不知道李佩的文革档案资料现在是否还保留在科学院或中国科大的档案室里，即使保留，也不可能公开。至于当年参与审查她的人员，多为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成员，即使今天还在世，也无从查访。

李佩被审查的案子还有一个令许多人费解的地方。那就是，在郭永怀因公殉职后并没有解除对李佩的隔离审查，而且审查一直延续到科大搬迁合肥以后，其间还发生了她自杀未遂的事件。要知道她这时已经是烈士家属，据说周恩来很关注郭永怀牺牲的事，只要周恩来说一句话，她本来是可以免除这些苦难的。从这些迹象来看，李佩的案子不像是普通的那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海归特嫌案。这些年，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近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给我提供了追寻的线索，得到了一点可以作为考证依据的资料。

这个线索要追溯到笔者在2010年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文革中的钱学森》的文章，刊载于网刊《记忆》上。[6] 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华裔作家张纯如的钱学森传记《蚕丝》一书（英文原版 Thread of the Silkworm），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该书一段文字的内容：

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

当时阅读这段文字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曾猜想这位隐名女士的母亲是谁呢？会不会是就是李佩？但是我知道李佩是钱学森的老朋友，然而不能算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此不敢断言，成为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疑问。2015年，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的科学史教授、友人王作跃看了我的文章后告诉我，他看过张纯如的一些遗稿，其中有她为撰写《蚕丝》所作的采访笔记，我在文中所引用的那段文字，正是源于李佩的女儿郭芹对张纯如的诉说。这才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误读：张纯如在书中把这位隐名的女士称作 “the protégé’s daughter”（老部下的女儿），实际上已经泄露了郭芹的身份——钱学森的部下（protégé）郭永怀的女儿，然而因为此书只提到此女士和她的母亲，我误以为这位 “部下”所指的是她的母亲，从而不敢断定她们母女的真实身份。（作者注：严格说，protégé 一词是门生、部属或受保护者的意思，张纯如用此词来叙述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关系不够恰当。）

王作跃教授传给我的有关笔记里有一段郭芹跟张纯如的对话：

张：你妈妈遇到麻烦了？

郭：是的。说来话长，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当了邮电部长。他是得到周恩来总理保护的。但是江青恨他——江青把很多她恨的人送进了监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知道他姓朱。我妈妈当时被蒙在鼓里，但钱夫人却教训我，我觉得无法理解，我以为她们是好朋友啊！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他们是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文革以后，我妈妈和钱家竟又成了好朋友。

综合上面张纯如在书中公开透露的郭芹访谈以及这段没有公开过的笔记，我有以下几点解读：

1、李佩是因为受到邮电部长朱学范案子的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相比起来，“海归特嫌”并不是主要原因。没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张纯如不懂中国政治审查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所以在文中笼统地理解成是“朋友”。

2、钱学森夫妇知道朱学范是江青仇恨的人，他们大概也听说了李佩历史上确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信李佩案的严重性，从而在郭芹面前批评李佩“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加上钱学森本人因为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遇到了麻烦，1971年正是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因而特别谨慎小心的时期。[6]

3、李佩案的上述内情和性质是钱学森夫妇通过某种渠道得知的。他们将其告诉郭芹，是希望她心里有底，跟母亲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帮助亡友郭永怀的女儿，让她远离迫害。有理由相信，在郭永怀殉职后，他们出于关心，曾经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能否解除对李佩审查——毕竟，李佩是烈士家属——而有关方面向他们透露了李佩的案情，使得他们知难而退。

4、郭芹无法接受钱氏夫妇在自己面前如此严厉地说母亲的坏话，误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以为是对她自己的冷淡。她对于文革后母亲同钱氏夫妇重归于好似乎也无法理解。说明郭芹的天真，对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人情世故缺乏认识。

以上解读和推测得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集《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的印证。这本影集是2016年10月，即李佩逝世前三个月出版的。它的编委都是郭永怀和李佩生前的同事或学生，他们笔下的李佩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经历——比那些权威媒体和“柯学源”先生要准确得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影集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李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主编郑哲敏院士在序中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隔离审查，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莫大侮辱和折磨，时间有6年多。”[7] 该书第86页记载了李佩在科大的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劫难：

随着运动的发展，被审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尽管郭永怀因为承担着核试验和重大国防科研的任务而受到特殊保护，但李佩还是没能幸免。1968年，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李佩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及美国留学的经历而被诬陷为“特务”，受到单位造反派的迫害，被送到劳改队接受审查、劳动。[7]

这里显示了李佩之所以受到审查，大环境是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首要原因是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工作”。而“中国劳动协会”正是在朱学范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据王丹红向李佩本人了解，李佩在1941年大学毕业后直到1947年初赴美留学，一直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其间朱学范是该协会理事长，1945年，李佩曾随朱学范率领的代表团出国参加过世界工联的会议。[8]

而朱学范在文革中是邮电部的“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的主犯。查网络上的秦城监狱记录，朱学范是在1968年8月23日被秦城监狱收押的，这个时间大体上同李佩在科大受到隔离审查的时间相符。所以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李佩的麻烦源于她跟朱学范历史上的关系，不是他们的猜想，而很可能是来自高层的权威信息。

2、影集也如实透露了郭永怀之死跟李佩受到审查之间的关系：

10月3日郭永怀离京去青海基地。（86页）……郭永怀离开北京后一直担心李佩的处境。1968年12月5日，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郭永怀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400米上空时，突然失事。（88页）[7]

可见，郭永怀是在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而不是跟其他领导人那样等试验完成后再回北京，并不是如“柯学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2]。而是因为李佩的处境让他牵挂，希望早日回到北京对李佩有所帮助。

3、影集还记录了对李佩的审查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即使在郭永怀遇难后，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在隔离审查中跟着学校搬迁。该书第92页记载，1975年，当时的中科院科研组长郁文到合肥等离子体研究所视察，所长邱励俭（曾是郭永怀的学术助手）前一天把李佩接到所里，安排李佩同郁文一起吃饭，据李佩回忆：

“郁文看见我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后，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 [7]

但是，当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主持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和李昌都失去了权力，李佩的案子又拖延下来。直到1976年秋，她才离开合肥回到北京。

需要指出的美中不足之处是，影集86页文中所说的李佩受到“造反派的迫害”，并不符合事实。1968年7月末，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全国从此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期，运动前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退出舞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站有如下记载：

“1968年8月9日，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多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学校‘斗、批、改’。8月20日，第二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人进驻学校。”“8月23日，……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做工作，本校两大派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于是日相继宣布解散。”[5]

所以，到1968年8月下旬，科大跟全国所有的上层建筑单位一样，权力已经掌握在进驻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手里，革委会中即使还有一些造反派代表，也要听命于军宣队和工宣队。科大此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在北京和安徽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领导下进行的，李佩的施害者是谁？不言而喻。

◇ 朱学范是谁？

那么朱学范是什么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年轻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在那里开始从事工人运动。那个时候笔者的外祖父恰好也在上海邮政局当邮差，记得我母亲和姨妈有一次议论到朱学范时说，一向本份的外祖父称其为“小偷乱”——上海话里指那种不安分守己、办事不牢靠、喜欢添乱的年轻人。

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朱学范从邮政局的工人运动起家，后来在邮务工会、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工会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工会组织都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他本人也是国民党员，多次代表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劳工组织出席国际会议，被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正式理事，做到世界工联副主席。朱学范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中，站到了反蒋阵营一边，参加创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使他成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1949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邮电部长，而且安然度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的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管，他才被停止了部长职务。一年后，他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头子”，投进秦城监狱，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捕后才获得平反。

朱学范在文革中遭到冲击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像钱学森夫妇对郭芹说的那样，是因为江青恨他，很难确证。了解邮电系统、邮电学院文革的人或许能够对此问题作出更确切的回答。

从表面上看，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朱学范成为上海工会组织和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两者时间上正好重合。我们知道，江青对于所有知道她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心存忌恨，所以钱学森夫妇的话大概是有来头的。如果这真是朱学范案的深层原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出面替受到朱学范案牵连的李佩开脱——文革中凡是背后有江青主导的案件，周恩来都会保持距离，哪怕他自己的兄弟和养女孙维世身陷囹圄也没有出手相救。李佩为什么在成为烈士家属后还不能解脱，而且还要随着学校南迁继续接受隔离审查？为什么她的案子久拖不下结论，到后来竟然无人过问？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由此可以得到部分解释。

当然，朱学范被捕入狱即便有江青介入的深层原因，也是不会明说的，表面上一定是拿他在民国时期的经历说事，而他的这段历史确实有许多很容易抓的把柄。他当年领导的工会组织，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倒是与黑社会有很多关系，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工会通常都结束或取缔了。尤其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捕杀，朱学范却在1928年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且投靠到杜月笙的门下，成为上海滩青帮中的重要角色。据他自己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每当发生工人罢工、劳资纠纷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他就会去请杜月笙出面调解。这样的历史问题到了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是很现成的反革命罪名。

毛泽东在1968年春季发表了关于文革的新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朱学范这样经历的人成为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靶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朱学范成为国民党特务集团头子进了秦城，殃及当过他助手的李佩。李佩被隔离审查，牵动了远在核试验基地的郭永怀。郭永怀急于回京替妻子解脱，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位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的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文革“主旋律”变调的时期。理解了其中的关系，不免让人感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文革没有迫害郭永怀，郭永怀却因文革而死。

注释：

[1] 华新民：《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华夏文摘》网，2017年2月8日。
[2] 柯学源：《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6日
[3] 王丹红：《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1月24日
[4] 王丹红：《李佩：在平淡中传奇》，《科学时报》，2003年4月8日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大事记》网址：http://arch.ustc.edu.cn/memorabilia.htm
[6] 华新民：《文革中的钱学森》，网刊《记忆》第43期，2010年2月27日
[7] 《佩瑜怀瑾·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郑哲敏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8] 王丹红：《李佩的青春之歌：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3月8日

□ 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702d, 2017-02-21
□ 首发《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2017-02-12, 网址：http://chuansong.me/n/1561892951013

reading · 发表于 2020-4-21 04:31:28

哀悼李佩老师－我的个人记忆

发表于 2017 年 02 月 08 日华新民

2017年1月12日，李佩老师走完99年的人生之路，到天国同她的亲人团聚去了。她的丈夫郭永怀先生48年前就因公殉职去了那里，她的女儿郭芹也已经在那里等待妈妈 20年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哀悼中有了一点宽慰。

我认识李佩老师并领受她的教诲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求学期间。那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学生，1962年入学的时候，钱学森是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兼我们系的主任，郭永怀是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兼化学物理专业（属近代化学系）的主任，都是同学们心中的偶像级人物。但是他们当时都忙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除了钱先生每周二次来去匆匆给化学物理专业高年级讲“物理力学”课以外，平常已经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让我们这样的新生不免有点失望。

到了1964年秋天，学校将我调到当时新成立的英语专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准备毕业后留校充任当时极为紧缺的英语教师，我们班有八个和我一样从各系抽调来的学生，外加几个青年俄语教师。课程包括语音、语法、阅读和口语等。因为是为自己培养教员，学校为我们配备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教员，在外语教研室任教的李佩老师是唯一在英语国家生活过多年的人，被安排来教我们口语。于是，我虽然无缘成为郭先生门下的弟子，却有幸亲聆郭夫人的教诲。从那时开始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老师每周都有几天同我们见面上课，由于班里人数少，加上口语课本来就要求频繁的对话，所以我们跟李老师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所谓口语课，就是训练听和说英语的能力，这是我们这些原来理工科学生的短板：在进入专修班之前，我们虽然都有一些英语的基础，但原来学习英语的目标很单纯，只是为了能够阅读科技文献——那个时代，没有人会想到出国学习、访问或同国际同行作口头交流的可能。但是作为英语教师来培养，那就对听、说、读、写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口语对学员是很吃重的一门课，作为教员的李老师也不比我们轻松，需要克服许多今天不能想象的困难。首先是没有合适的教材，阅读课至少还有一些像狄更斯、马克·吐温这样被官方认可的“进步作家”的作品可作为教材，而口语课则无法找到类似的纯正英语教材，比如英语广播不能收听境外的“敌台”，只能听我国对外广播 Radio Peking。也没有英美制作的原版电影录音可听，只能听我国自己译制的对外宣传影片，如替我国民族政策辩护的《农奴》和《天山上的红花》等。可以想象，这些广播和电影充满了政治词汇和“中国特色”的英语。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李老师想了很多办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根据自己在国外的经历，编排一些对话、小品之类让我们练习外国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使用的语言。我因此曾以为李老师在美国大概是学戏剧文学之类的专业，近来看到一些介绍她生平的资料，才知道她在美国学的是工业与劳工关系。但是她中小学里就演过戏、组织过演出话剧《雷雨》等。可见李老师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才能。

在这段专修班的学习期间，包括李老师在内的几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为我们的英语技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为我们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或出国学习工作时相对于同时代大学生的一项优势。可惜这段学习英语的黄金时期在1966年6月初被突如其来的文革所中断，直到毕业再也没有恢复。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在外语教研室跟老师一起参加运动，记忆里的印象是，像李老师这样比较年长的教师都有“旧社会”的经历，以及前几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在运动中小心谨慎，随着报刊社论的调子表态，躲过了文革最初的冲击。再后来，开始了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时期。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系统被冲垮，系科、班级也被打散，正逢大串联兴起，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就纷纷跑到外地去或者为文革“煽风点火”，或者游山玩水。老师们没有我们的冲劲，又有家庭拖累，大多还是按部就班，白天上班到学校里参加运动，晚上下班回家。我们串联回校后也都在学生中参加全校的运动，由于当时的无政府状态，很少回到外语教研室去，就很少再见到李老师了。

到1968年政府当局决定让67、68 届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时候，大学是不是要办还没有定论，从而原定我们学成后留校教书的计划也一风吹去，我们这些学生于是回到了原来的系科参加分配。我本来应该是1968年7月毕业，但是因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留在学校做检查待分配，直到12月21日才离开学校。现在回想起来，1968年12月5日是郭永怀先生因公殉职的的日子，我应当还在科大位于北京玉泉路的校园里。可能当时正是自己写检查争取毕业分配的紧要关头，也可能当时听到的各种非正常死亡消息很多，有点麻木，今天说一句惭愧的话，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是什么时候得知郭先生遇难的消息。虽然如此，我还是可以断定，李佩老师听到郭先生遇难的消息时，应该就在北京玉泉路的科大校园里。近年看到一些关于李佩老师的报告文学，有的说她当时在科大的五七干校，有的说她当时随科大搬迁到了安徽，一看就知道都是想当然的胡编乱造。因为1968年的科大并没有什么五七干校，而科大南迁到安徽则是此后1970年的事，李老师怎会在1968年就“穿越”过去！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离开外语教研室到毕业离校这段时间里，李老师已经被隔离审查了。王丹红在《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载《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2016年6月5日）一文中说：“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也就是说，李老师在1968年夏秋之际的某个时候，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在我记忆里，当时受隔离审查的人关押的地方在科大不叫“牛棚”，而叫“专政队”，因为我记得离校前想同钱临照教授（他是我表哥）告别，但是他当时已经在“专政队”里了，有时可以见到他拿着饭碗在革命学生看管下排队到食堂打饭，无法走近说话。想必受到隔离审查的李老师当时也是同样的待遇。

从此一去十年，再次听到李老师的消息时，已是1978年我从云南省调回科大教书。虽说这是我的母校，但已经“人是物非”了——见到了许多从前的老师和同学的熟悉面孔，可是科大已经搬迁到了合肥一个完全陌生的校园里。那些熟悉的老师中就有原来外语教研室的老师，十多年不见，自然有“渡尽劫波”感叹，他们跟我讲述的外语教研室文革中重大事件之一就是，李佩老师跟随学校搬迁到安徽后，曾服安眠药自杀过。他们还告诉我，学校里掌权的工宣队都来自安徽当地厂矿，有些人就主张不要抢救她了，当时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的行为，不值得同情。幸亏军宣队里有些人知道她还有烈士家属的身份，才把李老师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北京见到了睽违十几年的李老师。我在1980年参加了李政道先生发起和主持的中美联合招收物理研究生的考试，笔试侥幸过分数线，需要进京接受美方教授的面试。李老师当时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外语教研室主任，记得是在研究生院所在的原北京林学院的校园里见到了李老师，我同其他几个人一同去见她，李老师第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就像对一个昨天还在她课堂上的学生一样跟我说：“你英语考得不错啊！得了第二名。”仿佛十几年的间隔没有存在过。从她那里我才知道我们考试的英语命题和评卷都是由李老师主持的，所以她早就知道我参加了考试，也知道我会到北京参加面试。

出国以后，回国的机会屈指可数。同李佩老师再次见面是在28年之后了，2008年我回国到合肥参加了科大五十周年校庆，又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机会同几位当年外语教研室的老师相聚，谈到李老师已经年届九十，不方便外出参加聚会，于是找到她在中关村的家去拜访她。她还住在五十年代归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从前这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级科学家居住的住宅，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小树都长高了，树阴浓密了许多，但是大部分单元都换了主人，不少卖给了外地进京经商或务工的寻常百姓，有些楼的外面还围起了小院子，看起来跟农家差不多。李老师告诉我，只有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还住在附近另一栋楼里，跟她一样成了“钉子户”。我知道她唯一的女儿已经去世多年，当时有一位小保姆照顾她，谈话中不敢触及她的那些伤心经历，只是说一些以前熟识的人和当年听她讲课的往事。临走的时候，李老师送我一本郭永怀先生所撰《边界层理论讲义》的重印本，还签了名，我带至国外，珍藏至今。

这就是我同李老师的全部交往。往事如烟，从1964年认识她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自己也已经年过七旬，现在李老师走了，我只能在海外为她坎坷的一生默哀，自撰一副挽联聊表自己对她教诲之恩的感激以及对她坚强灵魂的敬意：

三尺讲坛，听说读写，授英语课，循循善诱，精心教书育人，天下到处有桃李
百年人生，丧夫失女，历大劫难，锥心泣血，直面世间悲苦，国人无不存感佩

写于2017年2月1日

http://hua-xinmin.hxwk.org/2017/ ... %e8%ae%b0%e5%bf%86/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