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开国中将萧望东：祸起出任文化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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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萧望东：祸起出任文化部长
2012-02-21 00:00　　来源： 　作者：叶介甫　　



萧望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长期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期间，萧望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主持文化部的日常工作，后又曾代理文化部长，由此被卷入了疾风暴雨之中。

（一）

“文化大革命”前夕，也就是1965年2月17日晚，时任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从苏州打来电话，告诉萧望东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叶群在电话里说：“调文化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名单上提了三个对象，党中央和毛主席以为还是萧望东同志更适当些。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军队和萧望东同志本人的最大信任，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前面这几句听起来还蛮有味道，她接着说：“林总（指林彪）要你坚决去，好好工作。”这句话才是叶群给萧望东打电话的本意和重点。

叶群转而又说：“到文化部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掌握方向，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叶群这样说是想网罗自己的亲信，想利用萧望东主管文化部的工作，来维持林彪副统帅的地位。
当时，萧望东接到叶群的电话就感觉到担子的沉重，自己的本意是不大愿意放弃多年来从事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感到自己对文化工作不熟悉，文化水平不高，到文化部门工作有困难。同时也感觉到有一种隐隐的不祥预兆，那就是自己一旦搞不好，也许就栽在这里起不来了。在当时那种政治挂帅的年月，尤其是林彪这位副统帅的“栽培”，自己不敢违抗，几十年革命工作养成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作风，既然党中央决定了，他就服从组织的决定，至于今后怎么干，先摸着石头过河吧。但有一点，萧望东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无论在什么岗位，时刻保持敏锐的政治头脑，不搞一边倒，更不能随声附和，尤其是搞文化工作，是引导全国人民的思想导向，更应该如此。
5月，萧望东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主持文化部的日常工作。当时文化部部长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兼的，陆定一同志亲自主持了欢迎萧望东的欢迎会。周恩来也抽出时间接见了萧望东，并做了指示。周恩来总理说：“老萧啊，文化工作是党的喉舌，要把好方向，定好调子，多想点子，出好点子。”
在萧望东调到文化部工作前，毛泽东对
文化部的工作曾作过三次指示。第一次是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第二次是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第三次是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在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上述指示都是大大偏离了文艺战线的实际情况的，但在当时就如何贯彻这些指示，萧望东和文化部党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认真的，同时也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9月6日，萧望东就文化工作的情况和打算，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都到会。他在汇报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是对文化战线形势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委领导下，整个文化战线形势是好的；文化部在整风后，形势也是好的，但是还有不少问题。
二是文化艺术的方向问题。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多拍反映农村新面貌的影片，发展农村放映队。艺术团体要把好戏送往农村，每年要有1/2以上的时间到农村演出。
三是文艺队伍的建设问题。就是要建立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与工农兵紧密结合的文艺队伍。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斗争的实践，在三五年时间内，把现有队伍整顿好。
四是改进领导作风。文化和文艺领导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搞好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后，基本同意萧望东的这个汇报。萧望东随即主持召开了全国各省市文化厅局长会议，对文艺工作做了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也到会讲了话。当年冬季，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京演出优秀话剧《歌唱焦裕禄》，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搞出来的。可惜，他对加强文化工作的设想才刚着手或尚未着手，“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二）

1966年5月，萧望东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就如何贯彻毛泽东主席对文化部工作的指示，文化部系统的“四清”运动怎么搞法，向叶剑英副主席汇报，并请示军队能否派一些干部到文化系统搞 “四清”。叶剑英在询问了他提出的拟调干部的数字后，说：“这件事，我不能马上定，需要报告周总理和中央军委，但开展‘四清’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几天后，萧望东接到叶剑英电话：有关从军队调干部到文化部系统搞“四清”的事，周总理完全同意，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已经告诉总政治部同他商量如何调集了。又过几天，总政治部派群工部部长鲍奇辰来文化部具体商谈抽调干部的事，最后商定：从总参谋部、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军事学院等单位抽调1300名团干部，到文化部系统帮助搞“四清”运动。
与此同时，萧望东也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说：“林总想找你谈谈，你务必来一趟。”萧望
东急忙赶到林彪的住处，一进门，林彪很自然地欠起了身，和萧望东握了握手，坐下来便说：“你这上任快一年了，感觉怎么样啊？”
萧望东还不明白林彪说的什么意思，“现在正在落实‘四清’，林副主席您有什么吩咐？”萧望东只能试探地问。
“文化部的‘四清’要好好搞一搞，现在将有一场更大的运动等着你，要有思想准备喽！”
萧望东听出话里有话，但只是说：“听从中央的指示。”
从林彪住处出来，萧望东想，林彪所说的一场大的运动到底是什么？莫非自己这一年来向林彪汇报少了，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但他又想，文化部的工作中央没有委托林彪去管，为什么他老是插手文化部的事，心里越想越不是个滋味。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萧望东心里才明白，林彪所说的大的运动，就是发起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一夜之间波及全国。
文化部系统最先乱起来。7月，文化部部长陆定一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决定由萧望东代理文化部部长。这时，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也是照办，并提出过“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错误口号，说了一些错话，甚至办过一些错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萧望东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远不是前面他所想象的善良愿望，从以前的积极变成消极，甚至是抵制。七八月间，在“文革”潮流的猛烈冲击下，各级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被打乱，萧望东的处境日益艰难，“炮轰”、“火烧”他的大字报已经出现了。
同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庆祝国庆17周年的活动。萧望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他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心情，向老首长陈毅请教“文革”的目的是什么。陈毅没有直接回答，却指着玉带河南岸一条打倒一名领导干部的标语，气愤地说：“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倒老干部！”
同年12月，不幸的事也降临到萧望东的头上，由于萧望东没有很好地按林彪既定思想办，遭到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诬陷，受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在被关押前，叶群曾找萧望东谈话，阴阳怪气地说：“老萧啊，你也太不敏感了，紧跟谁，打倒谁，你就是没有主心骨！”
萧望东说：“他们何罪之有，我做过错事，说过错话，现在不能再错了！”
叶群本来想来讨好萧望东，“拉”他一把，看他如此回话，讨个没趣走了。
1968年4月28日，萧望东被“监护”起来，人身完全失去了自由。他的妻子、儿女也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他在被关押长达7年的时间里，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三）

1975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着手清理“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经中共中央批准，萧望东在当年4月获得自由后，住在北京和平里一个单元式的房间里，等待着进一步的安排。在此期间，曾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中国电影公司经理薛磊曾经来看望他。萧望东从交谈中得知，薛磊有机会能见到叶剑英。于是，他便提笔写一封信，说他已被释放出来，很想见叶帅，并请薛磊转交这封信。
5月下旬，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乘车来接萧望东。叶剑英见到萧望东后非常高兴，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今天我们能见面太好了，太不简单了。你解放了，我真高兴，我经常想念你啊！”他详细地询问了萧望东的情况和健康状况，鼓励萧望东说：一要“认错”，二要工作，三要学习。萧望东懂得叶帅讲话的意思。几天后，叶剑英又委托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带着文化部干部司司长到萧望东住处看望，帮助他解决打电话和交通不便等具体困难。
在叶帅的安排下，萧望东于这年6月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检查身体。他在住院期间，给毛泽东和叶剑英、邓小平写出了一封信，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表示自己愿意改正，并表示希望能回到部队继续工作。这封信，通过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总参谋长杨成武转给叶剑英，再由叶帅转至毛泽东和邓小平那里。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中央军委同意他回部队工作。
7月的一天，杨成武到301医院看望萧望东，告诉他：军委已决定他到济南军区担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底，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正式公布了调整大军区领导班子的命令，萧望东被任命为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同时担任济南军区常委第三书记。
萧望东看到命令后，按正常的组织原则，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办公室打了电话，说他很快要去济南军区报到，看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一电话报转张春桥后，张春桥办公室竟这样回答说：“首长很忙，哪有时间同你谈话！”
萧望东又给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办公室打电话，邓办答复说：邓副主席很想看到你，就是工作太忙，明天要去大寨开会，这次就来不及了，不过济南离北京不远，以后有事可来北京同邓副主席谈谈。这两个电话两种答复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6年上半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峻形势下，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到济南活动。中共山东省委、省革委会宴请于会泳，打电话到济南军区来，请萧望东去陪客。经过多年政治风波考验的萧望东再三考虑，认为同于会泳这种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遂决定不去，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于会泳提出要到军区来看我，就说我不在家。”
10月6日，传来“四人帮”被抓的喜讯后，萧望东十分激动。从此，他心情更舒畅，工作更加积极，为消除“四人帮”在济南军区部队中的消极影响，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在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标志着党和国家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萧望东出席了这次全会。在会上，他积极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在会后努力将会议精神贯彻执行。也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推翻“文革”中强加在萧望东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对他多年的历史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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