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北京地院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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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群体

程关林

对《红旗》13期社论，占首都红卫兵70%以上的“老保”们，想不通，不服气。我们这些学生，怎么能清楚中央两派之间的斗争？怎么能清楚保护中央各部委领导反而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心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怎么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一切的一切，无人解释，无法想通。

10月3日晚，我带北京地院20名红卫兵，会同北航21名红卫兵，赶往《红旗》杂志社，找关锋、戚本禹辩论。关锋、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社大院里接见了我们。同时被接见的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瘦瘦的小个子关锋没讲话，胖胖的大个子戚本禹先吹嘘一通关锋是个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如何如何高的延安老革命，又讲了一番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并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造反不分先后。物探系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当场哭着向戚本禹认错，戚热情地握着她的手：“好，好，欢迎，欢迎。”我们无精打彩地败走。

10月4日晚，我们红卫兵在大食堂召开大会。×××代表研究生造反队发言，犀利地抨击关锋、戚本禹。北航红卫兵最高指示宣传队演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笔，作刀枪”等节目。专门给我们助威、打气。后北京地院红卫兵也成立了最高指示宣传队。我记得有李克昌、厐国智等。

厐国智，探工系64届，系篮球队的，在校就认识，毕业后分到青海地质局13地质队。夫人张梅霞，物探系70届，毕业后改名张梅。对张梅霞的印象源于此：1966年8月，她跟物探系一姓詹的男同学找到我的办公室，张气冲冲地指着詹同学说：“他们在袁复礼家抄家时，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了袁家的咸鸭蛋，你当头头的看怎么处理。”这情况，在那时算严重问题。我反问张梅霞：“你是战斗队长，你的意见呢？”张说：“我和詹都是党员，回去开个党小组会，看他捡查态度再说。”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难置可否。

上世纪七十年代，算上我和杨明英、李小栓，同分在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文革中稍有名气的同学还有范如松、王怀恩、何定一、叶留生等。与我所在321分队毗邻的13地质队，除厐国智、张梅，还有刘文德、肖文波、雷世泰、赵小燕等。加上李珍、常江等，连同其他院校毕业的安义中、林伟、郑芷萍、王鹤、金传谋、王嘉斌、李太成、陈起群、杨凯……人才荟萃。

这些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在“四人帮”未垮台前那几年动荡的政治风云中，在雷世泰、赵小燕及我和杨明英家经常聚会。那时，不分你原来是那一派，都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崇敬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地院乒乓球队的肖文波一到我家，什么话都敢说，但总要先敲敲墙壁，生怕隔墙有耳：“还是小心点好，王来昇（勘探系63届，也在13队）一帮人正追查‘政治谣言’，听说重点就是你们和雷世泰家。”

而肖体休、郑碧玉、刘若君、我和杨明英等人还戏剧性地在青海省会西宁市聚了一次。肖体休说：“难得我们朱派、蔡派，‘东方红’、‘斗批改’的聚在一起，为大团结，以茶代酒，干杯！”在大家都抢着买单时，郑碧玉霸道地说：“谁也不要争，谁工资高谁请客。”于是由在青海最艰苦地区工作，工资也高的郑碧玉、刘若君买了单。

大文豪常江老兄一来，雷世泰、安义中齐聚我家，我们4个学理工，却酷爱国学的在一起，饮酒作诗，严循平仄韵律，一人一句，其乐无穷。但更多的还是不忘家事、国事、天下事。

1966年10月5日，祝天惠、我、张伟堂、杨根源、刘锡生、闫素斋、张东亮、迟双元等成立“棱角”战斗队。战斗队宣言由祝天惠起草，我修改定稿，张伟堂书写。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文革。闫素斋曾在我的办公室气愤地斥责江青：“说这个是阴谋家，那个是野心家，我看她才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我和祝天惠听了后，心里是赞同的，她只是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针对“棱角”战斗队，“东方红”马上出来个“锉刀”战斗队——锉掉你棱角；我方立马出来个“铁锤”战斗队——砸烂你这把锉刀；对方又出来个“铸工”战斗队——铸化铁锤……那时，“东方红”已从“哀兵”成为扬眉吐气的狂妄之师，有人反中央文革，不遗余力地予以围剿。幸亏我们这个“棱角”战斗队只活跃了十几天，未被查出，否则早就身入囹圄。

10月10日左右，一天凌晨，南翼楼楼道里的嚷嚷声把我吵醒，过一阵，我办公室门也被敲开。东方红“红色尖兵”由肖体休带队，押着红卫兵总部的王来昇，扬言来查抄黑材料。他们没想到，整栋楼我方己几乎没人。我们从未整过黑材料，自然也没有黑材料。他们走时，我指了指我作床的会议桌：“希望你们‘东方红’掌权后，和我们一样艰苦朴素。”自始至终，肖他们无过激行为。

10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与我们第一司令部的“老保”集聚中南海门口，上万红卫兵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周总理，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年轻的红卫兵们实在想不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干部的占首都学生中绝对多数的红五类子女，被《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一下子就打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认为周总理是支持我们“老保”的，认为毛主席被中央文革蒙蔽，所以要见毛主席。

10月18日凌晨，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敏、肖体休等骑着自行车，带着馒头、咸菜、棉祆，向我们表示慰问。我身为地院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未受其“蛊惑”，但实际己为尔后观点打下伏笔。

在有关工作人员劝说下，时间不长，红卫兵们便秩序井然地离开中南海门口，徒步去天安门，等候毛主席接见。

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我带着北地的几百个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与“东方红”的相邻，双方还挤来挤去，互不相让。

10月18日晚，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两派红卫兵。北地红卫兵我带队，“东方红”由王北宁带队。也就是这一次，是二司组织，一司中的“老保”响应，三司及北航红旗等被动跟进。从中南海走到工人体育馆，总理还未到。我安顿好地院红卫兵后，挤到体育馆门口等着。周总理微笑着，边挥手边与挤到他身边的红卫兵握手。我被推到前面，拼命向前伸手，接触了一下周总理匆匆掠过的伟人之手，顿感电击般一股暖流掠过全身。

不知为什么，三司的红卫兵强行将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换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保”来晚了，三司的门卫不让他们进，他们硬冲，造成小小骚乱。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周总理讲的第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果断地一挥手），究竟针对何人？何事？

其间，三司的红卫兵齐喊：“老保，滚出去！老保，滚出去！”而另有人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一看，是一司中的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的。

提到王北宁，这位地院附中毕业的高干之女，是年级党支部培养的64届第一批学生党员。王北宁曾像一位大姐姐那样关照过我。不少男同学写信给她，对这位秀丽、体贴人的女士表示爱慕之情，她却把情书交给了辅导员赵永芳。嗨！

1966年10月18日那天，她还劝我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惜红颜薄命，王北宁婚姻不如意，又因文革之事在狱中关了几年。1994年她来乌鲁木齐我家时，不到50岁的她，苍老得像60多岁的老人——这难道是当年那位充满朝气的王北宁？至今，犹记得王北宁那句“监狱不是那么好呆的……”

1966年“八二四”大辩论前后，聂树人也曾两次劝我加入“东方红”。可以说，“东方红”的头头中，文革前与我关系较好，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聂树人。

10月19日，张伟堂拿来火车票。当天，我们乘火车赴武汉。同行的还有一批张伟堂认识的中学生。祝天惠带一些人去山西，既回家，又去调查六十一个“叛徒”之事。

分手前，祝天惠对大势有个分析：关林，你看，矿院的造反派从保守派手中抢广播台，没人干预，可保守派组织力量反抢时，公安局出动警力抓了人，抓的全都是保守派的……由此可见，国家专政机构对两派的态度。我们大势已去。

之前，《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后，不甘失败的“老保”们曾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第四司令部”，重新组织力量与“三司”抗衡，在什么地方开的会我记不得了，我和任士田未去，祝天惠和王来昇去了。祝天惠的结论是：一帮毛孩子瞎吵吵，成不了气候。其实，即使组织能力再强，策略再准确、灵活，也没用。

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毛主席著作和党报是文革中我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每篇“社论”都逐字逐句分析、思索。因此，那时已感到站错了队，愧对毛主席；但又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喝几口水，没什么了不起的，重新振作起来：无鬼不怕鬼，无私大无畏，何惧征途难，此身早度外。

说到“大串连”，后人很难想象。一开始，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红卫兵便争先恐后拥往北京。学生哪来坐火车的钱，成群结伙的学生，车站、列车上谁敢管？去见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阻挡谁就是“反革命”。到了北京，管他们住，管他们吃，安排他们分批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8次接见红卫兵，可见进入北京的学生，少说达几千万。

而北京的红卫兵，以“老大”自居，自1966年8月下旬开始，先是一司派红卫兵到上海保曹荻秋、陈丕显，后各司令部陆续向各省、市派驻人员。其中，10月后，主要是三司等造反派四处煽风点火，谓之“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这样互串互连，交叉往来，铁路运输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从武汉去长沙的火车，座位上，座位下，厕所里，行李架上，全是人，如同罐装的沙丁鱼。吃饭、喝水、上厕所，你想都别想。一位十岁左右的红小兵，实在憋不住了，央求：“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求求你们，我……”我见状，与几个同行的学生挤出一个空间，在车厢地上铺几张不知何方印的小报，让此红小兵蹲下拉屎。一拉一大堆，本来臭气熏天的车厢内，更是臭不可闻，骂声不断。将人强行拉开，打开窗，扔出大粪，每一步都得罪人，仗着我们人多才办到。一旦临时停车，满世界是拉屎拉尿的人群，人在那种情况下，已经顾不上脸面了，管他的，解决“内急”再说。

中央巧妙地采取“疏导”——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号召红卫兵学大连工学院学生的做法，步行串连，并加上许多赞词。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火车的压力，但各地的接侍工作毫不轻松。好在我国街道、居委会作用巨大，成为接待红卫兵的主力军。各地做法不一，许多地方是白吃、白住，也有不少地方吃饭要登记学校、姓名。我们老实巴交的，如实报名，在1967年时补交了伙食费（我交了约5～6元）。也有不少人乱报个假名，混的。所以，后来“高元贵”院长的名下，款项最多。主要那时没有身份证，才给人混水摸鱼之机。

在武汉，住华中工学院约一个月。结识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对立派吴大力、李淑琴等人，共组“首都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保张体学。湖北省委绐我们一辆值班面包车，安上扩音器，每天在武汉市走街串巷播送我们的观点。

《人民日报》“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发表后，张伟堂、吴大力等人要徒步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我和其他北京学生先去长沙，住长沙湖南省湘剧院。去中南矿冶学院看了看该院的“老保”渏建春同学（她8月来北京串连时认识）。后去广州，住广东省委，保赵紫阳。在省委参加过一次辩论，与我们北京红卫兵相比，其他地方的红卫兵不是我们对手。

1966年12月30日，我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几个原中学时的同学，徒步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出发。经嘉兴到杭州，学元旦社论，去杭州通用机械厂劳动。本去同工人阶级相结合，谁料让我们顶班，工人们去了上海。

继续“长征”，经富阳、常山、玉山到上饶。沿途基本上都是浙北的平地、丘陵和山区边缘，平均日行70里左右。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后，本想去井冈山，因井冈山发生流感，政府出告示不让去串连，未成行。坐火车返嘉兴，回盛泽过年。

1966年8月～1967年1月，我和我班“东方红”的只与李昌平见过面。“8·24”大辩论后，昌平在大操场碰到我，诚恳而又自豪地用浓重的河北普通话劝我：“关林，现在你还看不清形势吗？中央文革支持我们，肖力昨天还接见了我们。中央文革、肖力代表谁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但心想：“周荣鑫、李人林、陶鲁笳、薄一波代表谁，你知道不？”话未出口，仅婉拒之。

刚过年，北京地院来电报：“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接电后速回，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幸亏是我拿到的电报，否则不吓坏爹娘？

不敢怠慢，1967年2月中旬，火车硬座返北京。祝天惠在校门口等我。一见面，他就拉我到四道口小饭馆吃了顿饺子。他说：“等了你几天，才等到你，把我急坏了。”我俩统一口径：一是不能暴露我们与周荣鑫、何长工、邹家尤等领导的关系；二是不能暴露我们炮打中央文革之事；三是所有责任我们两个担起来，不株连其他师生。尤其是一、二条，打死也不能说。祝天惠扶了扶眼镜：“我相信你。”我没说话，伸出手，与祝天惠的手紧握在一起。

回到宿舍，未几，学院的高音喇叭响起：“地院修正主义红卫兵祖师爷程关林听着：必须作出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随时接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不准离开宿舍，有事向造反派请假……”

看管我、祝天惠的是我班的×××。我尽量婉转地对×××说：“××，我不是‘红卫兵’的祖师爷。”“那是谁？”×××追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从容回答。×××扶了扶眼镜框，瞪了瞪我。我心中暗笑。

总之，那一阶段的老保是：“受不完的蒙蔽，请不完的罪；作不完的检查，流不尽的泪。”

厄运不长。2月下旬，我班去江西串连的造反派郝云书、李捷芳、朱冬梅、王龙朝等回来了。郝云书拿了个篮球来找我：“走，打篮球去。”我说：“我检查还没写完，出去得向×××请假……”旁边的朱冬梅笑了：“去他妈的，你解放了。”于是，我解放了。“东方红”几次批斗“老保”，都是我班的造反派保了我，免受坐“飞机”等皮肉和精神之苦。

郝云书、李捷芳、王龙朝、朱冬梅一直是我关系较好的同学。李捷芳更是我的“一帮一，一对红”。他们也从未追究我们“保”时的所作所为。我在文革中的日记及收集的大量资料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他们的宽容。

2月底，朱成昭请我和祝天惠开会，朱成昭的观点是：“造反派、老保中的骨干是最革命的，应重新组织起来。”我和祝未去。去开了会的曹凤珍（原老保）、梅建民（造反派）等人，后来都倒了霉。

1967年3、4月，协助革委会保卫处（水文系几个同学）清查抄家物资，住在“教工之家”近一个月。给我的结论是：清白，肯合作。我问他们，抄家的东西怎么处理？他们说，全都交到北京市，有部门统一登记、接收。

1983年8月，地质部干部考察组，尔后北京地院来函，都向我了解过红卫兵抄家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写了详细的材料，认真、客观地作了回答。

1967年“五一”，我随朱冬梅、王龙朝等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值勤。第一次参加造反派的活动，挺兴奋。我们学生在文化宫大门两侧最里层，我们身后是解放军战士。可见对学生的信赖。做梦也没想到，是毛主席站在敞篷车上，车缓缓地驶过我们身边。我们一面呼叫“毛主席万岁”，一面便劲抵住后面蜂拥的人群。毛主席皮肤黑中透红，眼神威严、慈祥。我们离毛主席也就1米左右，看得太真切了。反正，现在演毛主席的，也就古月较像。

在短暂的“逍遥”日子里，每天，下午打篮球，晚上，宿舍中人一人讲一个故事后睡觉。谁的故事评为最差，第二天早餐由他负责代购，每人一个馒头夹块臭豆腐。其他人睡懒觉。

至于后来与余久芗、张聪贤、黄凯生、马殿军组成“一月风暴”，与“二团”（周永璋、蔡新平、殷惟侯、吉让寿、肖体休、孙司权、邱世寿、赵国柱）一起反对极左思潮，又陷入受压之中，主角就不是我了。在这期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主办了反映我们观点的油印《火星报》。

我不主张“怀疑一切”，但已对凡“最高指示”即代表真理、代表党有所质疑。所以，希望从马、列这些老祖宗的经典中寻找答案。也在此阶段跟蔡新平、余久芗等学会抽烟的陋习。

不过，原来只知“出口成章”一词，结识殷惟侯后，方知词意。每次，他讲，我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真是才子。

1967年8月，随李珍、余久芗等人赴哈尔滨，支持炮轰派。

那时，相当一批学生到哈尔滨后，是去太阳岛、镜泊湖等地玩耍的。我看不惯，认为这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于是，便在小报上发表《我们不是来哈尔滨渡假的》文章。一日，李珍陪同孟繁华专程来看我——李珍说：“孟繁华很赏识你的文章。”天哪，我实在受宠若惊。孟繁华什么人？我心目中，“东方红”出的大字报，比我文才高的，也就是殷惟侯、孟繁华、聂树人、汪南屏等寥寥几人而己。更何况毛主席都表扬过孟繁华的文章。

孟繁华表扬了我的文章，主要是从继续革命的角度，并问我：“加入‘东方红’没有？”我摇摇头。孟郑重其事地摘下自己佩戴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徽章，给我挂上。我虽然始终没填表加入“东方红”，但孟繁华给我的徽章，却好好地保存着。

哈尔滨那时已发生武斗，幸未波及我们居住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们明白，打死他人，迟早要受惩处；武斗中被人打死——22641的李全华死在四川，还不是白死？

我因托人将黑龙江革委会常委（原省委常委？）张凤久的信经北师大女附中丁夫全转交中央，1968年底，黑龙江还两次派专人来调查，一次是省计委的，一次是哈工大的。我不认为向中央反映问题是“问题”，代转一封信更不成问题，如实陈述就是了。

1967年11月起，“复课闹革命”。半工半读教研室由赵鹏大担纲，星期天加课，晚自习到半夜……

1967年12月，随聂树人去《首都红卫兵》报社，好像是抢夺编辑、出版权，反正是造反派内部权力之争，本人不感兴趣。去是去了，出工不出力，观望一趟。窃笑。

“复课闹革命”，我班再次团聚。其间，我没闲过。我参加了院图书馆的清理，趁机博览群书。

从1967年底到1968年5月，我与潘复林老师和杨明英被勘探系派去筹建革委会主办的“教育革命展览”，达半年之久。我们负责1958～1960年间的，组长是物探系老师罗孝宽。

由于我始终是“东方红”及其革委会的对立派，在此有必要肯定对方三点：一是“东方红”掌权后，虽有几次批斗我们“老保”的场合，毕竟只是走走形式，未作组织处理式整人；二是同学们的助学金，每月都按时发放，从未克扣，包括我们半工半读有争议的工读费；三是对教育革命，进行了总结、实践、探索，“地质公社”实际上是冠以革命旗号的半工半读翻版。

当然，我也没忘记，“红色尖兵”的把孙司权打成熊猫眼；安静中、江祖如等老师被革委会关押；“二团”的弟兄们不得不跑到北大去避难；朱益麟毫不犹豫地跟我、马殿军、黄凯生、张聪贤、张钦文、陈铭、洛甫等人去北大看望避难者；汪南屏（小妖怪）、陈学敏、勘探系“大喊大叫”战斗队也是反“左”的……

1968年5月25日，我班“朱派”叫了十几个红色尖兵胡乐成之类的，以批判高元贵为名，要余久芗揭发高元贵的第二套班子及高的后台。纠缠到“啃猪蹄、喝菜汤”的争执，气氛不太对头。去上厕所的21641班的崔元顺听闻，回宿舍一讲，引起也是“老‘东方红’”的蔡云长、高忠林、王泉等人的强烈不满，出面干预：“这年头，还搞群众斗群众？”我班唯一的一次内哄，不了了之。

5月30日，杨雨中跳楼自杀，留下三封遗书，一给王大宾，一给“长征”战斗队，一给家中。其死因，与屈死在“五七”干校荒山野岭的李明哲老师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1968年7月26日，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我院。其中，空军政治学院军人200人，七机部811厂工人100人，橡胶厂工人200人，共500人。8月28日，刘元广（军人）、雷乃廷、赵宝旭（811厂工人）进驻我班，召开会议。宣传队的人讲完话，会场寂静。我实在忍不住，通、通、通发了言。我的观点是：宣传队宣布每个班由5人核心组领导，为什么只剩3人，排斥2位学生代表？余久芗、郭建中“反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说法无根据！

此后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

8月的某一天，军宣队的一辆吉普车将我和我并不很熟识的21642班的李清连拉到空军政治学院。一位院级领导在他家里对我和李清连说：“你们是宣传队信任的同志，找你们来，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学院里老师和学生对宣传队的态度，及时将情况直接向院、系军宣队汇报。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也是考验！”并郑重叮嘱：“这次谈话，必须绝对保密，不得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还有些什么话，记不清了。反正我听了后，口干舌焦，心跳加速，脑呈空白。直到回到学院，才缓过劲来。我和李清连互相保证：“此事务必保密，但坑害老师、同学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此后我和李清连接受的任务也就是每星期一二次在半夜悄悄溜出宿舍，随宣传队的人在校内或去教师宿舍查查夜。

陶世龙、黄占秋老师划归军宣队要我重点盯防的人物，我却有机会跟他们半夜还一起侃人生，谈学问。我的结论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杂家、大师甚至宗师级人物。

1968年8月底、9月初，两次分送马殿军家老四和我在哈尔滨结识的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朋友去内蒙插队。此后再未见面，42年过去了，也不知她们及另一位当老师的杨华可安好？

9月3日，1966年8月17日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及其下属组织宣告解散。李贵、聂树人、张海涛等先后被宣传队发动群众收拾。

9月7日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而地院的革委会在宣传队进院后，已形同虚设。

工宣队、军宣队将我班树为两派大联合的典型，1968年11月，我和王龙朝（后改名王刚）代表两派在全院大会上发了言。

宣传队导演的“清理阶级队伍”，践踏了人权法治，破坏了师生关系，留下的后遗症难以治愈。我们班就分别成立了“赵鹏大”、“李志峰”、“周超凡”、“陆家仕”四个专案组。我是“陆家仕”专案组成员之一。虽然我们组比较讲政策，也比较温和，我和李捷芳还就其他专案组的一些过激作法向宣传队反映过，但逼人交待的疲劳战等客观存在，那种千方百计逼人就范的手段，是在摧毁被整者和整人者双方的人性。在此，向陆家仕老师诚恳道歉！

1969年国庆前队列操练，我当了个学生中的小组长，管包括梅建民在内的一班同学。军宣队又叫我注意梅建民：“有情况随时反映。”我与梅建民一相处，十分融洽，相识恨晚。

我在工、军宣队进院后当了系宣传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李玉和，另一副组长是杨明英。真得感谢给我的这个机会。

和杨明英第一次打交道是1966年8月。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我就去过一次，适逢杨明英、李学田向我提出：有人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志。我召集大家讲了讲周总理这方面的3条指示：一是有成份论，二是不唯成份论，三是重在政治表现。即，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会后，物探系叫董恒功的红卫兵还拿着油印的北工大潭立夫的“血统论”，专门到我办公室找我辩论。我懒得理他。

后与罗孝宽、潘福林、杨明英一起搞教育革命资料整理，也就是互相见面打打招呼。

真正熟悉是在同一个宣传组。一起采访、调研，写稿、改稿，出板报……从友谊到爱情，很自然地一步步走了过来。我对人生一直持积极奋进的态度，失误之处甚多。但与杨明英共结连理，却是我一生最为自豪、自得的成功。与此相比，地位名利，何足挂齿。

与杨明英的一次误会是：1969年10月，我们在首钢850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冉宗培、李紫金、余素玉等召开党支部会议。由于涉及宣传，让我这个“组长”列席。在会上，我不太同意冉书记的意见，谈了自己对宣传工作的具体建议，李紫金、余素玉老师肯定了我的建议，冉老师也同意。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一次会议，我的一个发言，传到杨明英那里，就成了我“凌驾于党支部之上”了。我怎么解释，明英半信半疑。还是余素玉老师帮我澄清了事实。

我与工宣队处得不错，与空军政治学院派的军宣队时有争执。记得1969年国庆前，军宣队授意我代表北京地院的红卫兵写一篇提倡大联合、大团结的文章。我认真地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军宣队还是不满意。我明白，他们要我删去文中“在大联合中，不能用派性去消除派性”以及工、军宣队要“一碗水真正端平”的观点。我就是不删。军代表杨上校居然说：“怪不得有人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见其失态和无奈。最后还是杨明英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与我原稿面目全非。

1969年12月，去湖南前，与几位老师告别。

安静中和濮长萱大姐留我吃饭。饭后，安静问我：“快毕业了，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听我说“已解决”，安静问：“哪个系？”听说是勘探系的，64年在四川负责招生的安静沉思片刻后说：“勘探系，除了杨明英，其他女孩子你看不上。”“杨明英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上清华都没问题。”濮大姐把她在第一届全运会上代表中南区所得的女篮银牌送给了我。

余素玉老师正同他爱人整理书刊，她知道我爱书，指着一堆书说：“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反正我准备卖掉。”冥冥中如有天意，我挑了本油印的《石油地质学》。那时，我哪能知道，自已一辈子搞石油物探、石油经济。那次，21641的杨流孝也正好来看望余老师，我们还一起喝了两杯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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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封建社会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都有人一遍遍翻出来，电视、电影，比比皆是。为何独要回避文革中目前尚能说清楚一部分的事呢？史实又怎能回避！

近几年，在新疆频繁地见到抱“老有所为”心态而来的蔡新平、朱德瑜、张北峰、王润民等学友。“别来沧海事，话罢暮天钟”之余，深感，乘尚未老年痴呆，还是应写点东西留下来。每个个体，眼见的可能也未必为实，但无数点水珠终可汇成汪洋大海，而且内蕴着无数个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必须指出，文革中，无论造反派、老保还是逍遥派，都有个底线：忠于毛主席！你说是个人崇拜也好，个人迷信也罢，这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学生们衡量是非的标准。

必须指出，文革确实深刻地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并不在于你是哪一派的，而在于每个人的品德和良知；对中央指令，你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否实事求是地做人、办事。

另一大遗憾是：1966年10月前，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上天安门城楼的珍贵名单是由李维宇打电话与我商定的，我推荐了我班的陈生宝，自己却失去了机会。李维宇、陈生宝都有幸与毛主席一起照了相，至今李维宇还珍藏着，并数落我“太傻！”

历史决定，我们这一代是承前启后，奉献为主，学雷锋那样，甘做“傻子”的一代。期望后有来者。

2011年6月18日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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