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案回忆）

tuffy05

作者：范民新（资料由中共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1962 年 9 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一伙诬陷习仲勋主持写作《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从那时起，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栽上莫须有的“反党野心家”等罪名，受到批判、审查达 16 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由中央彻底昭雪平反。

因《刘志丹》小说受到诬陷停职审查

　　1956 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当时，习仲勋并不知道此事。李建彤为了写这部小说，先后走访了原陕西省委和陕甘苏区以及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老同志，大约有三百多人；同时还在山西省历史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抄录了大量史料。后来李建彤拜访了习仲勋，讲到工人出版社约她写刘志丹之事。习仲勋表示可以写一些刘志丹革命活动的片段。 1958 年冬至 1959 年春，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初稿和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改写成小说，送给习仲勋审阅，征求意见。习仲勋看后当即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段的革命回忆岂不更好。李建彤不同意习仲勋的意见，表示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又对刘景范说：你最好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不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够写好。加上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的爱人，就是写得好，那些对历史有意见的人也不一定会放过不理。高岗反党，变坏了，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涉及他是很难的。我很犯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 ? 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无道理 ? 刘景范答应回去劝说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进一步修改小说。习仲勋就又把刘景范找来，希望他再劝说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本书。刘景范表示：她要写，我也没办法。 1960 年春，习仲勋两次约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同志座谈《刘志丹》小说。第一次是询问写作计划和写作情况，主要听他们说，习仲勋只是插了些话，未讲系统意见。第二次，习仲勋讲了写好这部小说的意见，主要是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执行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谈到高岗时习仲勋说，他当时的主张是对的，那是历史，但书中不要写他。座谈会后，李建彤又回到陕甘革命根据地老区深入生活，访问了当年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农会会员，进一步查阅了史料。 1961 年春，李建彤又送来第四稿。习仲勋因工作忙，顾不上看，就委托秘书详细看了一遍。 1962 年夏，李建彤写成《刘志丹》第五稿，送给习仲勋和中宣部审查。同时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小说的部分章节。当时习仲勋提出将小说样本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意见的同志审阅，宁可让他们把意见讲在出版之前，也不要讲在出版之后，如果真有问题，还来得及修改补救，否则就会引出乱子。李建彤说她已取得中宣部的同意，周扬同志还指定专人与她联系，作经常指导。习仲勋在李建彤的多次催促下，考虑到中宣部的态度，以及陕甘苏区的一些老同志也支持写这部小说，就同意出版了。有一次习仲勋到长安戏院看戏，见到周扬同志。周扬对他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本，觉得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回来后便把周扬的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他们听了很高兴。后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刘志丹》小说的问题，并说是习仲勋主持的，是为高岗翻案，美化自己。习仲勋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不是他主持写的。康生在会上诬陷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说习仲勋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习在会上据实力争，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后来就请假不参加会议了。 9 月 22 日，中央决定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找习仲勋谈了话。总理对习仲勋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 ! 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激动地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陈毅副总理说，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就在家里“反省”，接受审查。这次突然袭击，在他的思想上一点也没有准备，每天呆在屋内沉默寡言，心情十分沉重。周总理特意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同志，要她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由于对康生强加的“罪名”想不通，在很长时间内，习仲勋也没有动手写“检查”材料。直到 1963 年秋，他才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成一个“检查报告”，给自己扣了几顶空洞的大帽子，但没有任何事实。过了一些日子，党中央决定习仲勋和贾拓夫、刘景范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单独住在中央党校附近的一座叫西公所的院落，校内的学习活动一概不参加。习仲勋每天上午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下午在院内种菜养花，从不迈出大门一步，也从不与外人来往。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负责与他联系，隔一段时间来西公所看望一下。 1964 年，习仲勋又写了一份“检查”，由那位副校长转送党中央。

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

　　1965 年秋，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中央决定他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 12 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来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在研究分工时，他表示自己过去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一大二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工业生产和管理很少接触。这次下放到洛矿，主要是学习来的，希望直接到车间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先不要在厂部给他分工。厂领导见他言恳意切，态度坚决，便安排到二金工车间参加半天劳动。

　　习仲勋到二金工车间上班的第一天，由车间支部书记修永章领到电工组，一一引见给工人师傅。全组的工人师傅见到这样一位大干部来劳动，都感到十分新奇。当时，习仲勋笑着对工人们说：我到车间参加劳动，要向同志们学习，拜工人为师，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不要有什么顾虑。车间发给一套劳动服，他没有要，说穿自己的旧衣服就行了。从此以后，他每天上午到电工组，由老工人宋师傅和班长赵师傅带着，边教边干，先干轻活，再干重活。习仲勋干活很认真，不怕脏，不怕累，有时忙得满头大汗。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学会了一些电钳工的技术，能够用自己的双手组装产品了。工间休息时，他与工人师傅们围坐在一起，边吸烟，边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非常平易近人。全班的班前会和班后学习，他也都参加。

　　每天下午，他还抽出时间看报纸、读书、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并向师傅们进行宣传教育。

　　习仲勋的宿舍里没有洗澡设备，就经常在午休时拿着毛巾和肥皂，到职工浴室去洗澡。他脱掉了衣服鞋袜，一起泡在热水池里，边洗澡，边聊天，没有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群众反映很好。在节假日，他经常到工人家里串门访问，谈生活，话家常。有时工人在家里给他煮面条，熬小米粥，他吃得香极了。晚上，他常到单身职工宿舍同青年工人亲切攀谈，非常融洽。有的工人还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和要求，凡是他能够解决的，就帮助解决。对生活有困难的工人，他就从自己工资中拿出钱来进行帮助。他特别喜欢到工厂附近的农村去活动、散步，同农民交谈，问寒问暖，了解下情，心情非常舒畅。

　　后来，厂领导决定让习仲勋分工管安全技术工作。他除了开会、学习、阅读文件，很少到厂部办公，每天仍然坚持到车间去劳动半天。安技科有事，科长往往跑到车间去向他汇报、请示。他对厂部、车间、科室的各级干部，都很尊重，积极支持他们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生产和安全，抓好技工培训，抓好职工生活。他有什么意见建议，就直言不讳，向有关方面提出，但决不强加于人。

　　在洛矿的一年里，习仲勋通过与工人的同劳动、同生活，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说：工人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在这一年里，他结识了许多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农民，有些还成了知心朋友。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监护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在群众场合多次点名诬陷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煽动红卫兵到处揪斗与小说有关的同志。当时，洛阳的学校、厂矿和机关的红卫兵学生和职工群众，都相继卷入了这场政治大风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遍地开花，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起来，生产陷入停顿状态。习仲勋对厂里职工群众进行的“四大” 保持缄默，没有介入，每天照常去车间上班。 1967 年 1 月 3 日，大约在晚上 11 、 12 点钟，从西安来洛矿的西北大学的十几名红卫兵学生和几名老师，突然闯入习仲勋的宿舍。当时，他正在看书，尚未休息，见到几个不速之客围住了自己，感到十分吃惊。随后，红卫兵把他带回西安，关在西北大学。就在这个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评周扬的两面派》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诬陷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红卫兵据此对习仲勋进行了长期残酷的批斗。 2 月 17 日，习仲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会不可收拾。红卫兵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画成百丑图，这是自己给自己抹黑。他还说，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也还是要党的领导，不能任其自流。后来，当周总理得知习仲勋被揪斗的情况时，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随后下令将习仲勋接到陕西省军区监护起来。 4 月 5 日，习仲勋的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又给周总理写信。 1968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用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

　　在监护期间，习仲勋被关在监狱的一间屋里，断绝了与他人的接触，甚至连直系亲属也见不到。 1973 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给周总理写信，要求探望自己的丈夫。一天，专案组的人忽然把习仲勋带到城内一个地方，他猛地看见齐心和孩子们坐在那里，愣住了。当齐心告诉他，这次家属能来探望，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他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看到面前的亲人和长大了的孩子，更是悲喜交加，顿时泪眼模糊了。

　　1974 年12 月21 日 ，毛主席对《刘志丹》案作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但康生一伙并未立即执行。直到1975 年5 月17 日 ，专案组人员 突然通知习仲勋可向毛主席写一封短信，“最多不超过四页，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写的几个问题。他在当天就写好了信，交给专案组人员转呈毛主席。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并讲明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从此，习仲勋被解除了监护，离开监狱。

下放洛阳耐火材料厂

　　习仲勋被解除监护后，专案组人员宣布党中央让他“换个环境，休息养病”。 1975 年 5 月 22 日，习仲勋由河南省委组织部的两位处长陪同，第二次来到河南洛阳，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当时这个厂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

　　习仲勋到洛耐后住的是一间 24 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周围环境很不安静，职工群众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老干部。但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有一次他邀请几位邻居到家里吃饭。有位工人不慎将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他立即弯腰捡起来剥掉皮后放到嘴里吃了。他生炉子，从来不浪费一块煤。他对工人说，这一块煤值不了几个钱，但这是煤矿工人用辛勤的双手采掘出来的，你将它浪费了，社会上就要少一些财富。

　　习仲勋在这里住了近 3 年时间。他的革命意志坚定，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他经常对工人们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能够活到今天，那时候连想也没想过。我在 1935 年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路线整得差一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1962 年，我因《刘志丹》小说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了三年， 1965 年底，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了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监护坐牢七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六十多岁了，但我绝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习仲勋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尊敬。他对工人经常提起这两位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他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地过来的；抗日战争，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打败蒋介石的。 1957 年前，我们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好。他又说，当然，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也有错误。谈到周总理时，他说，总理真是肝胆相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人民。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经常和总理在一起工作、开会。他的精力充沛，常常从白天干到深夜，困极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又起来干到黎明。有几次总理开会到深夜，见我有些倦意，就告诉我明天不要来了，好好休息一下。总理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人，唯独忘记了他自己。古今中外，这样的好总理真是难得啊！

　　1975 年 8 月底，专案组人员带着一份审查结论草稿，来到洛阳征求习仲勋的意见，再次讲明：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习仲勋认为审查结论草稿中有两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主观推断，所以不能同意，并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此后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习仲勋的组织生活仍未恢复，审查结论也再无人过问。

　　1976 年 1 月 8 日 ，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习仲勋听到广播后，马上和齐心一起写了一封唁电，表示深切地哀悼，并对不能亲临吊唁，深感遗憾。别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再把他关起来，总理逝世怎能不悼念。 1 月 9 日，这份唁电发给治丧委员会邓小平同志转邓大姐。

彻底昭雪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写信给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是：“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王震同志，汇报解除监护后的情况，并对审查结论的问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尽快查清情况，早日恢复他的组织生活。8月24日，习仲勋又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和党中央写信，热烈庆祝党的十一大和一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再次表示接受中央的审查，听从中央的安排，在有生之年为党做些工作。就在这一年，中央组织部将《刘志丹》小说书稿交给文化部党组组织文艺研究院的同志审核提出意见。后来，文艺研究院提出审核报告，认为：《刘志丹》是以刘志丹同志的革命事迹为题材写成的传记长篇小说，总的看，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书中在叙述刘志丹同志为掌握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斗争时，经常提到毛泽东同志在南方的革命行动，明确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小说一再提出刘志丹同志主张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越是遭到挫折，越感到毛泽东同志坚持的革命道路正确。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说不通的，更看不出“陕北挽救中央”的问题；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美化习仲勋”，在书中也看不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部党组于11月14日将这个审核报告转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对《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O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的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其“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等同志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所保障的党员权利，更不应以此定罪。《报告》认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彻底昭雪平反。8月4日，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央组织部的报告。198O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平了反。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受监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在群众场合多次点名诬陷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煽动红卫兵到处揪斗与小说有关的同志。当时，洛阳的学校、厂矿和机关的红卫兵学生和职工群众，都相继卷入了这场政治大风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遍地开花，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成立起来，生产陷入停顿状态。习仲勋对厂里职工群众进行的“四大” 保持缄默，没有介入，每天照常去车间上班。1967年1月3日，大约在晚上11、12点钟，从西安来洛矿的西北大学的十几名红卫兵学生和几名老师，突然闯入习仲勋的宿舍。当时，他正在看书，尚未休息，见到几个不速之客围住了自己，感到十分吃惊。随后，红卫兵把他带回西安，关在西北大学。就在这个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评周扬的两面派》一文，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小说”，诬陷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同志是“反党野心家”。红卫兵据此对习仲勋进行了长期残酷的批斗。2月17日，习仲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会不可收拾。红卫兵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画成百丑图，这是自己给自己抹黑。他还说，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也还是要党的领导，不能任其自流。后来，当周总理得知习仲勋被揪斗的情况时，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随后下令将习仲勋接到陕西省军区监护起来。4月5日，习仲勋的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又给周总理写信。1968年1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用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

在监护期间，习仲勋被关在监狱的一间屋里，断绝了与他人的接触，甚至连直系亲属也见不到。1973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给周总理写信，要求探望自己的丈夫。一天，专案组的人忽然把习仲勋带到城内一个地方，他猛地看见齐心和孩子们坐在那里，愣住了。当齐心告诉他，这次家属能来探望，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他听后心情十分激动，看到面前的亲人和长大了的孩子，更是悲喜交加，顿时泪眼模糊了。

1974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刘志丹》案作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但康生一伙并未立即执行。直到1975年5月17日，专案组人员突然通知习仲勋可向毛主席写一封短信，“最多不超过四页，越少越好。”并指明要写的几个问题。他在当天就写好了信，交给专案组人员转呈毛主席。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并讲明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从此，习仲勋被解除了监护，离开监狱。

下放洛阳耐火材料厂

习仲勋被解除监护后，专案组人员宣布党中央让他“换个环境，休息养病”。1975年5月22日，习仲勋由河南省委组织部的两位处长陪同，第二次来到河南洛阳，安排在洛阳耐火材料厂。当时这个厂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

习仲勋到洛耐后住的是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夏天热，冬天冷，周围环境很不安静，职工群众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老干部。但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有一次他邀请几位邻居到家里吃饭。有位工人不慎将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他立即弯腰捡起来剥掉皮后放到嘴里吃了。他生炉子，从来不浪费一块煤。他对工人说，这一块煤值不了几个钱，但这是煤矿工人用辛勤的双手采掘出来的，你将它浪费了，社会上就要少一些财富。

习仲勋在这里住了近3年时间。他的革命意志坚定，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他经常对工人们说，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先烈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现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了。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能够活到今天，那时候连想也没想过。我在1935年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左”倾路线整得差一点被杀，但我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62年，我因《刘志丹》小说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了三年，1965年底，分配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了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又送回北京监护坐牢七年半。但我要活下去。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六十多岁了，但我绝不能白白地死去。我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习仲勋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尊敬。他对工人经常提起这两位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他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胜利地过来的；抗日战争，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解放战争，还是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打败蒋介石的。1957年前，我们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好。他又说，当然，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也有错误。谈到周总理时，他说，总理真是肝胆相照，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人民。我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期间，经常和总理在一起工作、开会。他的精力充沛，常常从白天干到深夜，困极了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又起来干到黎明。有几次总理开会到深夜，见我有些倦意，就告诉我明天不要来了，好好休息一下。总理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人，唯独忘记了他自己。古今中外，这样的好总理真是难得啊！
1975年8月底，专案组人员带着一份审查结论草稿，来到洛阳征求习仲勋的意见，再次讲明：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习仲勋认为审查结论草稿中有两段文字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主观推断，所以不能同意，并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此后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习仲勋的组织生活仍未恢复，审查结论也再无人过问。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习仲勋听到广播后，马上和齐心一起写了一封唁电，表示深切地哀悼，并对不能亲临吊唁，深感遗憾。别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再把他关起来，总理逝世怎能不悼念。1月9日，这份唁电发给治丧委员会邓小平同志转邓大姐。

彻底昭雪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写信给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是：“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王震同志，汇报解除监护后的情况，并对审查结论的问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中央尽快查清情况，早日恢复他的组织生活。8月24日，习仲勋又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和党中央写信，热烈庆祝党的十一大和一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再次表示接受中央的审查，听从中央的安排，在有生之年为党做些工作。就在这一年，中央组织部将《刘志丹》小说书稿交给文化部党组组织文艺研究院的同志审核提出意见。后来，文艺研究院提出审核报告，认为：《刘志丹》是以刘志丹同志的革命事迹为题材写成的传记长篇小说，总的看，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书中在叙述刘志丹同志为掌握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斗争时，经常提到毛泽东同志在南方的革命行动，明确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小说一再提出刘志丹同志主张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越是遭到挫折，越感到毛泽东同志坚持的革命道路正确。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说不通的，更看不出“陕北挽救中央”的问题；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美化习仲勋”，在书中也看不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部党组于11月14日将这个审核报告转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对《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O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的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其“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等同志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所保障的党员权利，更不应以此定罪。《报告》认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说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彻底昭雪平反。8月4日，中央同意并批转了中央组织部的报告。198O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平了反。

（范民新，习仲勋同志下放洛阳时的秘书。）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 ... 6JGK4AA027DD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