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建：太原“文革”记忆偶拾

reading · 发表于 2017-2-3 05:00:24

1966年，我12岁，伴随着“文革”的开始完成了小学学业。升中学已成泡影，每天疯玩儿、看大字报、跟着批斗游街队伍看热闹，未长健全的身心也被卷入其中。

第一次闯祸

那年七月，我家居住的馒头巷九号迎来了造反的第一枪，对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园林职工，他曾是阎锡山时期的一名团长，这次连同地主身份一起被抄家、游斗，他那在小学教书的儿子和儿媳也受到牵连。原本身体结实的老汉，经历了挂牌游街，连番批斗的折腾，早已体力不支。那天晚上十点多，一帮人群刚刚散去，老汉独自走回屋子，用力直起被大纸牌连续压迫而弯曲的腰身，收拾着已是一片狼藉的房屋。那晚我和院邻小孩儿刚目送完造反派离开院子，又余兴未尽地回来观看这位老人落魄的样子，带着对地富反坏的仇恨。在门口，我不留神一脚踩中地上掉的一根竹竿，身体向后仰差点滑倒，一起的邻居小孩就忍不住笑，我拣起竹杆像扔镖枪一样就朝着取笑我的那个孩子扔去，他正挨着老汉站在一起。竹竿在床铺上空飞舞旋转，先是撞到墙上，下落时竹杆的尖头正戳住老人的额头，瞬间就流出血来，就像蠕动着一条红色的虫子。老人目视着我，目光里含着愠怒，还有一丝无奈，那是无声的反抗。邻居小孩吓得溜出了屋子，我有些慌，怕老人动怒，怕父母知道，引来一顿暴揍。老人继续收拾他的屋子，我听到了他轻微而又显得沉重的叹息声。我低着头慢慢地向后挪动着脚步退出来，刚刚踅转身迈了一步回家的台阶，却看见月光下的台阶上站着父母，居高临下，怒目横眉，母亲手里拿着紫药水。父亲声音低沉威严：“去，给人家承认错误。”父亲几乎是按着我的脖颈走到老人床前。我低着头嗫嚅道，“爷爷，我错了。”当时我的眼里噙滿了泪水，但那泪水与委曲无关。
许多年后，老人那愠怒而无奈的眼神还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成为我心中良久的不安。

牛鬼蛇神之歌

“文革”开始，不用上学。我每天或是到母校回民小学玩耍，或是到位于前所街的太原三中。哥哥初一课程已结束，初二升学无望，班主任陈老师还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到校聚合，虽说以唱革命歌曲和玩耍代替了课堂学习，但不至于“流离失所”。
陈老师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孩，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大眼睛，淡淡的眉，脑后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说话也轻声细语。因为年轻爱蹦跳，又带音乐课，和同学们相处得很是融洽。
那年夏天，三中学校的一些领导和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和黑五类分子，造反派逼迫他们上午劳动，下午集合检讨罪行。当时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歌曲《牛鬼蛇神之歌》，造反派强令性地要求学唱。陈老师家庭出身资本家，又是音乐教师，教授这首歌曲就变得“责无旁贷”。造反派下了命令：每天下午四点在音乐教室教唱这首歌，一周必须教会。
那天下午，我们看着陈老师神情沮丧地去了音乐教室，就跟在后面观看。几个造反派和所有的专政对象已经在“恭候”。两个红卫兵指着黑板上写的歌曲，让陈老师领唱。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陈老师站在讲台上，两眼望着地面。良久，她才慢慢地抬起了手，开始打拍子并领唱：“我是，我是......，预备......唱！”。台下的人群也跟着唱：“我是，我是，”声音参差不齐，少气无力。陈老师又侧转身，手指向歌谱，把第一句的谱子又领唱一遍，然后指导台下：“预备......唱！”下面的人也跟着唱这句谱子，还是不唱歌词。陈老师这时很难堪，她实在张不开口唱“牛鬼蛇神”这几个字，我们也难以把这个平日和蔼可亲、活泼爱笑的老师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她的额头已渗出细密的汗珠，眼睛湿润。无奈之下，她再次领唱：“我是，我是，预备......唱！”下面的人还是跟着她只唱“我是，我是”。这时，在门口站着的一个看似文质彬彬的红卫兵一步窜到讲台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老师，凶神恶煞般地吼道：“陈xx，你放老实些！”说完，脸上一副睥睨的神情，胳膊抬起，有力地对下面的人群一挥：“大声唱！”这时，陈老师眼中已噙满了酸楚的泪水。我站在门口，感到有些害怕，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这时，哥哥在后面拽了我一把拉我回家。
走廊里，传来了陈老师如泣如怨的“歌声”。

父亲的惊鸿一跳

一九六六年秋天，“文革”烈火烧得正旺。在山西矿业学院担任基础课党总支书记的父亲被打成院党委的“铁杆保皇派”，先是家中被抄，一周以后，造反派开着解放牌大卡车，押着胸前挂着大纸牌的父亲，从下元矿院一路驶来，他们先把卡车停在庙前街，然后押着父亲，浩浩荡荡地进了馒头巷九号院，后面簇拥着许多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造反派把父亲推搡到院子中间一处较高的煤池子上站着，然后煞有介事地宣读父亲的罪状，并领着人群喊口号：打倒xxx！我先是躲在家里从门板的洞眼中窥望外面的情景，后来院子喧声震天，就走出来站在人群后面观看。个子不高的父亲被胸前的大纸牌子压得头向前低着，身子越发佝偻。批斗会开了半个多小时结束，人群也慢慢散去。正在两个造反派，一男一女，要扭着父亲的胳膊走下煤池子时，只见父亲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两手托着纸牌子，向前纵身一跃，从一米多高的池子上一下就跳到地上，并稳稳地站住，然后谁也不看向院门口大步走去。这一跳，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两个红卫兵也想跟着父亲后面跳下来，身子向前倾着，胳膊甩了两下，还是觉得太高而不敢跳，只好转身从旁边绕着走下来，然后小跑着去追赶父亲。
只有我们心里明白，父亲这一跳并非偶然。父亲除了性格乐观豁达外，还酷爱体育，学校运动场上经常见他矫捷的身影，跳远，长跑、推铅球、打乒乓球等项目都多次获奖。这次的惊人之举，正应了那句名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年后仍被同事和院邻传为佳话。

反动标语

有一天下午，我刚刚从西海子游泳场回来，小妹就对我说，“小大哥，你快到学校总务去找王伯伯吧。下午派出所的来了，说你写的是反动标语，还照像了。”我一听就两腿发抖，觉得自己闯大祸了，甚至想自己可能要成为“小反革命”被送到劳教所。当我战然兢兢地穿过解放路，走进回民小学东校总务室，王老师对我说，“你可回来了！派出所把你妈、你爸都叫来了，最后还是学校革委会出了证明他们才走，还让我们好好教育你。以后再不要乱写乱画！”我这才惊魂未消地回家。
现在再来说说我写的“反动标语”，那时馒头巷的住房翻修，我们临时搬到母亲工作的回民小学西校，一间旧教室做卧室，一间旧库房当厨房。那时教室的玻璃都从里面用大白粉刷白，可以遮光，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那天晚上我和双胞胎姐姐毛毛斗了几句嘴，我就施展自己喜欢舞文弄墨的小本领，用指甲在玻璃上划着写下了“打毛子屁”四个字。“毛子屁”是毛毛的外号，九号院里的小孩每人名字后面都有“子屁”两个字，如我的名字是立立，小孩儿们就喊我“立子屁”。当时我是写了“打倒”两个字，写完后一种本能觉得不妥，就把“倒”字涂抹掉了。幸亏涂掉了一个字，不然麻烦就大了。

奇葩春联

1967年，“文革”第一个春节，轰轰烈烈的运动让以往充满喜庆语句的春联有了改天造地的变化。在馒头巷九号院，我家和隔壁邻居共走一个门，两旁赫然贴着当时最流行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类的春联人们早已见惯不惊，倒是在我家，有一副少为人知，专供我们“独享”的春联。
那年的腊月二十八晚上，在山西矿业学院担任基础课党总支书记，并被打成山西最大走资派卫恒（山西省省委书记）的走狗——康丁（学院院长）的铁杆保皇派的父亲下班回来，从车把上挂的皮包里掏出一卷写有毛笔字的白纸，母亲有些惊讶地问：“什么东西？”父亲面带苦笑，表情还算镇定，“造反派让贴的对联，受审查的都有。”说完就蹲在地上要把纸卷打开，这时母亲没好气地说，“先吃饭，吃完再看！”
夜里，在太原三中当过“毛泽东思想红外围”的哥哥回来了。看到父亲要把对联贴在里屋，顿时火冒三丈：“简直是欺负人，大过年的贴白对联！不贴！不要怕他们！”十四岁的哥哥攥着小拳头，俨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中学时代投笔从戎的母亲这时也激发出军人气概：“建建说得对！不贴，看他们怎么样！”说完一伸脚把还未铺开的一卷纸踢到了床下面。
捱过了三天的清净日子，春节的第四天，这幅对联还是挂在了我家的里屋，也是父母的卧室。对联很长，副也宽，上端挨着门框顶部，下摆几乎拖到了地上，我当时是踩着凳子才把它钉上去的。对联的内容至今在我的脑海里难以磨灭，上联是：造反有理，打到卫恒支持红卫兵；下联是：革命无罪，砸烂康丁碾死小爬虫；横批是：不许乱说乱动。这幅对联在我家挂了大半年之久，经历过抄家、游斗的父母对此早已坦然面对，我们姊妹几个出来进去也视而不见，有时还用铅笔把容易忘的事情记在对联的空白地方，时不时量了身高也在上面做个记号；开始时邻居小孩儿还趴在窗户上偷偷地向里面张望，后来索性我们就撩开里屋门帘，邻居们谁想进来看就尽管看。

养兔子

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吧，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没学上，但在天天的晃荡当中也学了不少与时俱进的本领，比如用换纪念章的方式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啊，比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江大河里去锻炼”而天天到西海子游泳，浑身晒得黧黑；还有一个也是与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本领——养兔子。那时居委会工宣队的来院里宣传，让大家养兔子，为的是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因为兔子肉罐头是出口这些国家的；卖了兔子还可以得到一块多的零花钱，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神往的。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爱动手爱劳动，我就和母亲要了七毛钱，从门口挑担的老乡手里买了一对儿刚生下来不久的灰兔子，叫青紫蓝，还是当时的优良品种。
两只青紫蓝灰亮的皮毛，长长的耳朵高高地竖起，黑蓝色的眼睛光明清澈，走动时身子一跃一跃地向前跳，模样煞是喜人。它们的到来让闲不住的我更加忙碌，先是给它们安个家，垒个窝。我从街上捡了些半头砖，用烧土和泥，垒了一个像小房子的兔子窝，洞口放四块活动的砖，晚上兔子回窝时就把砖摞上。兔子有了家，接下来就是“民以食为天”了。我每天和街坊小伙伴背着个布书包，手握镰刀，穿过馒头巷，付家巷，都司街，从水西门越过西门外城墙，走在寂静的、两旁长满了庄稼的新建路的基本上没有行人的便道上，边走边看边玩儿，一直向南走，斜穿过迎泽大街马路，来到枝繁叶茂，一片葳蕤广袤的草地，这块地叫做三道沟，正是如今山西广播电视厅的所在地。兔子喜爱的青草让我们目不暇接，一会儿就把书包装得满满的，顺带还要捉回几只蛐蛐儿和蚂蚱等小动物。
辛勤的喂养换来了小兔子的快速成长，青梅竹马的它们也顺利结为夫妻。这时，公兔“章章”被我强行拆散与妻子“灰灰”的厮守。在它的小宝宝出世之前，我把它装在布书包里，背在肩上，步行从馒头巷走到旧晋祠路的最南头的一家家禽收购站，想着它就要为亚非拉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脚下的步伐也有些雄赳赳，气昂昂。
接下来就是我对已身怀六甲的“灰灰”的精心呵护了。看着它身体一天天的笨重，想着小家伙们从它肚里出来的场景，我就激动万分，遐想连篇。每次打草回来我都精挑细选，只喂她吃草的尖尖部分；我还把家里给我留下的红面擦疙斗和玉茭面窝头喂给她吃，而自己饿着肚子。那时候，我一回到家，就蹲在窝前喂它，看着它吃，并悄悄地对它说，“你快点把小宝宝生下来吧！”
母亲看着我急不可耐的样子，笑我，“它会自己生下来的！”我却看它每天不急不慢，该吃就吃，该睡照睡，没有一点临产的状态，心中更急。它怎么还不挖洞呢，小兔子往哪儿生呢？不会是因身子沉重没有力气打洞吧？不想那么多了！我手拿瓦刀，把洞外的大青砖小心翼翼地撬起来放在一边，再用小铲子向洞里慢慢地掏土出来，直到挖好一条狭长的洞，把窝里的洞口留好，我认为洞的空间大小足可以让灰灰在里面和它的孩子们活动，才把砖一个个盖上。
终于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灰灰身形小了一大圈，原先臃肿丰满的肚子变成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口袋，在地上耷拉着，我知道她生了。我把脑袋凑近洞口向里瞅，迎接我的是灰灰的怒目相视，这时我想起了“兔子急了会咬人”这句至理名言，我对它友好地笑笑，高兴还来不及呢，哪能招惹它呢！
过了两天，我还是忍不住想先睹小兔子的尊荣为快，就轻手轻脚地挪开窝外面的砖头，我看到六只肉皮光光的、粉嘟嘟的，头和身子挤在一起蠕动不停的小家伙。这下我彻底放心了，赶紧把洞盖上，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灰灰的严密注视之下，我知道，我如敢轻举妄动，遭不测的一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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