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读当代史札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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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当代史著是件很痛苦的事。只因系统造假铺天盖地，真假难辩。除了对个别史学家的史德史识有基本的信任外，读其他史著、文章只能带着怀疑的态度边看边辩伪，读来甚苦，且基于自己接触资料的范围和认知能力，有些问题根本无解。惟一得就是一得，现将自己读现代史著札记刊出，也欢迎纠谬，诚为学术切磋之乐也。
　　先登3则。

　　一、中国领海宽度与当时的海岸炮射程有关吗?

　　陆儒德发表在2012年6月6日《中国海洋报》上的《毛泽东亲定12海里领海宽度》(以下简称《陆文》)一文，曾被国内多家纸质媒体和网站转载。其中一段文字如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万炮齐轰金门岛。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除了炮击金门的问题，会议还谈到了领海宽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海岸线长，历史上屡受侵略，为维护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坚定主张采用较宽的领海。他要求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领海宽度的意见，制定相应的文件，待中央再次开会决定。
　　同年9月1日~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再次召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新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以及乔冠华、著名法学家刘泽荣和周鲠生等参加了会议。刘泽荣时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他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曾3次见到列宁，在他的身份证上写有“请苏维埃各机关团体给刘泽荣各种协助”的列宁亲笔批字。他还主持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领海法概论》。周鲠生教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雷英夫汇报了领海线论证过程和采用12海里领海制的建议，乔冠华对待发的外交部新闻稿作了说明。两位法律专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他们引经据典主张沿用民国时期当局颁发过的3海里领海制，认为如果宣布12海里，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美、英会出来反对，搞不好会打仗。毛泽东思考了一会，最后作出总结：“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也不能按照美英等国的意志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决定立即公之于世。
　　陆儒德何许人也，不知。他说毛泽东“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有什么根据，也没有说明。
　　笔者认为《陆文》的说法是错误的。
　　第一，当事人回忆并没有提及12海里领海宽度与海岸炮射程的关系。9月1日至2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当事人有毛、刘、周、彭以及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原文称部长，错)，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法学家刘泽荣和周鲠生。但留下回忆文字的仅有雷英夫一人。沈卫平1993年到301医院高干病房采访雷时，雷说他根据毛泽东和军委指示研究中国领海线问题，后来参加了9月1日的北戴河会议，汇报了12海里领海线的论证结论，情节与陆文大体吻合。在雷的回忆中，无论是其本人研究方案时，还是毛泽东最后决策时，均未涉及当时中国海岸炮射程问题(参见沈卫平《金门大炮战：1958年台海国共炮战全解密》，第232—234页)。
　　第二，在20世纪中叶，海岸炮射程已不是决定领海宽度的关键性因素。18世纪末一些西方国家达成的海牙协议，曾规定领海宽度为3海里，而它也确实与当时岸防炮射程有关。但此后一些国家陆续宣布突破这一规定，如苏联领海宽度为12海里，智利领海宽度为150海里，用当时的海岸炮射程来解释显然说不通。
　　中国第一个海岸炮兵团成立于1950年10月。其后沿海各军区陆续修建海岸炮兵阵地，除装备部分陆炮外，主要是向苏联购买130毫米海岸炮(《当代中国海军》，第56页)。据担任过彭德怀办公室军事参谋的王亚志介绍，1953年1月斯大林下达指示，于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海军8门130毫米火炮;1953年6月中苏海军签订了“六四协定”，苏联从1953至1955年3年内，向出售各种口径海岸炮108门;1955年初苏军从旅大撤走时，向中国移交180毫米海岸炮4门，130毫米海岸炮28门，130毫米列车炮14门，100毫米海岸炮8门(参见王亚志等《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第059—063页)。130毫米海岸炮是当时中国海岸炮的主要炮种，全称M-46加农炮。由苏联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定型并生产，以取代苏军原先装备的M-1931式122毫米火炮。该炮初速930米/秒(榴弹)，最大射程27150米，确实超出了12海里的宽度(22224米)。
　　毛泽东确定中国领海宽度的基本考虑是尽可能扩大一点儿。按照这个原则，如果海岸炮有效射程超出12海里，就应当据其射程决定领海宽度。参照1959年我国仿照苏联M46式加农炮生产定型的59式130毫米加农炮的有效射程和最大射程(分别为27400米和29150米)之差，苏式130海岸炮有效射程当在25000米左右，中国领海宽度完全可以确定为13或14海里，为什么偏偏是12海里?
　　第三，当时中国海军水面舰艇力量尽管比较薄弱，却已是保卫海疆的重要支柱。在1958年8月对金门作战中，海军鱼雷艇、高速炮艇、炮艇都参加了封锁料罗湾，打击台军舰艇的作战，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可见并不存在保卫海疆完全依赖海岸炮的情形。
　　那么，决定中国领海宽度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因为苏联领海宽度为12海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制度在很多方面还是一片空白，遂采取向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老大哥”全面学习的方针，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浓郁的“老大哥”特色。当时各国规定的领海宽度不一，存在多种选择。但既然苏联规定为12海里，中国与其一致就可以了。《陆文》故意将当时中国学苏联的历史背景隐去，非要把12海里领海宽度和“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扯到一起，实在令人遗憾。


1977年许光与父亲许世友将军在广州合影

　　二、许世友与《伍豪启示》

　　曾任许世友秘书，后来在国防大学政委职务上退下来的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描述了1968年5月许世友因《伍豪启示》(以下简称《启示》)紧急进京晋见毛泽东之事：
　　省革委会成立不久的五月初，许司令又一次进京见毛主席。这次是不许自去，而且走的急的急如星火，因为他感到事关重大。
　　事端出自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他们从解放前的报纸上翻出一则《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有人说伍豪就是周恩来，层层上报到许司令处。许司令对这一历史事件毫无所知。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别有用心的家伙要整周总理。他严令此事保密，涉密范围不准扩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对我说：“有重要的事要见毛主席，请北京派架飞机来。”我马上做了安排。
　　许司令带我赶到北京，刚在京西宾馆住下，就找汪东兴主任求见毛主席，说越快越好。
　　5月4日凌晨两点，汪主任来电话，要许司令即刻到毛主席住地，只准我一人陪同。
　　按照汪主任交待的路线，许司令的专车从西门进中南海，到怀仁堂门口，早有一辆大红旗轿车在等候。换了这辆车，三转两转，停在在一所房子前面。搞不清是什么地方，只见门扇很大，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给许司令领路，我夹着一卷合订本报纸跟在后面。
　　一进门厅，中年人说：“李秘书在这里休息，许司令跟我进屋。”
　　我朝四面看了看，房子很旧，陈设很简单，沙发、茶几、三屉桌也是旧的。中年人很快回来了，自我介绍叫徐业夫，是毛主席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几个年轻人是毛主席的警卫和护士。这次谈话的时间较长，约两个小时，谈的什么，许司令始终没有给我透过风。只见他从里面出来时，显得很高兴(《近看许世友》，以下简称《近看》，第133至134页)。
　　毛、许在这两个小时到底谈了什么，李文卿说许世友“始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如今两个当事人都已离世，谈话的详细内容也无从知晓。但《近看》说许世友得知从旧报纸上翻出一则《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之后，“第一反应是担心别有用心的家伙要整周总理”，于是急如星火连夜赴京，这个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1968年5月8日，也就是许与毛谈话之后4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接见外宾。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这段话透露了毛、许二人谈话的部分信息：原来，许世友并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看到这份材料自然大吃一惊。《启示》登在解放前的报纸上，被清查敌伪档案的造反派翻了出来的，其来源可靠，层层上报到许。如果许担心消息扩散，被“别有用心的家伙”利用来整周总理，完全可以一边严令各级经手人员遵守保密纪律，一边派专人连夜将封存的材料呈送中央，为什么非要亲自进京?到京后也只求见毛一个人，而不采取向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军委报告的常规方式?
　　此事的真相是：不了解当时历史的许世友误以《启示》为真。“文革”期间到处抓叛徒，若《启示》是真的，连周都脱不了干系，所以急忙进京向毛汇报。作为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此行无可非议。听到毛否定的回答，他放心了。据在门厅等候的李文卿描述，许“从里屋出来时，显得很高兴”(《近看》，第134页)。
　　其实，周恩来纠结于这则《启示》由来已久。
　　早在1967年，天津红卫兵便从旧报纸上查出了“伍豪启事”。周的老部下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戚本禹，请他转告江青。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因为事涉自己，又是在全国各地“抓叛徒”运动处于高潮的时期，周的反应很迅速。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给不太了解中共党史的江青做出解释。他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态度不明朗。
　　1972年6月13日，陈云作为知情人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一天，他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康生没有表态。
　　周恩来显然认为毛泽东送林彪及文革小组“阅存”的处置并没有还自己一个清白。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又讲到了《启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周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与“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北京社会上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思潮有关。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等。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随之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6月2日，又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随后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从7月到8月，“五·一六”组织成员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8月9日，又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尽管毛泽东做出了打垮“五•一六兵团”的决策，康生、江青也表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但周本人并不认为“五•一六”组织能翻起什么大浪。9月16日晚，他在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说, “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参见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了不起”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启事》。只要毛一天不对它做出否定性意见，有人就随时可能以“叛变革命”的罪名却随时可以把周打倒，即使没有此举，也让周一辈子不得安宁。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刊登《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次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1月10日，周致信江青，通知她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其实是怀着焦虑的心情想通过她提醒毛泽东，请其明确表态。头年年底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给毛写信，重提《启事》一事，毛泽东遂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对《启示》风波有了明确的态度。
　　但周仍不放心。1972年6月23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在已经打了麻醉药的情况下，强撑着把记录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让邓颖超向毛报告。
　　《启事》一直是周恩来晚年的一块心病。他生怕新的政治运动和权力争夺不断搅起历史沉渣，在党内斗争中派上大用场，因此要反复澄清自己，坚持把文件在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存档。周是不是太过虑了。笔者认为不是。
　　据吴法宪回忆，有一次(有的材料称系1967年10月，吴没说具体时间，但表示在1967年冬之前)，江青把杨成武和自己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你们现在不能看，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而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伍豪启事》(《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14页)。接下来吴又说，许把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
　　吴的说法显然有误。1967年冬江青手的《启示》，只能是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通过戚本禹转告江青，由天津红卫兵发现的那一份。许的那份《启示》迟至1968年5月4日凌晨才送达毛的手中。至于毛泽东看了“启示”是不是说了“我早已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这样的话，无从验证。因为吴在许、毛谈话时并不在现场。但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也可能是听别人转述的。
　　“文革”时期中央高层政治生态之险恶，于此可见一斑。

　　三、杨代总长抢夺谢富治的专机?

　　张子申的《毛泽东与杨成武》(以下简称《毛与杨》)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据作者自己介绍，他先后写过关于杨成武、董其武以及抗战著作多部，说是研究杨成武的专家并不为过。惟翻阅其书，发觉全书无一处资料来源说明。这或许是中国党史著述的惯用写法。可洋洋一大本史书不标明资料来源，让读者怎么确认你说的是对的?笔者无暇做全书史实核对工作，仅举第343—345页中，描写1967年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答应乘飞机离开武汉赴沪一节文字，实在错的离谱：
　　当杨成武在山坡机场为毛泽东安排专机时，恰好(受林彪、江青之托为毛送信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飞抵机场。邱会作知道，他无法直接见毛泽东，就把信交给杨成武，信封上写着“毛主席亲启”几个显赫的毛笔字。杨成武便叫邱会作与他一起回东湖宾馆，把邱会作安排在丙所后，立即赶往梅岭一号，亲手把信给毛泽东：“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毛泽东拆开信，慢慢地、仔细地阅读着，不长的信，一直看了好几遍，然后抬起头，把信在茶几上，向前推了推，一边示意杨成武看，一边说：“劝我去上海。”
　　杨成武没有去拿信，仅低头一看，便一目了然，觉得尽管危言耸听，但在劝毛泽东去上海这一点上，还是与周恩来的意见一致的，而其他的问题以后总会说清楚的。所以，只是说：“总理的意见也是离开武汉，去上海为好。”
　　“好吧”，毛泽东定下决心，“准备马上离开武汉，去上海。”
　　“准备乘专列，还是乘专机?”杨成武问。
　　“同时准备。”毛泽东果断地回答。(《毛与杨》，第343—344页)
　　关于毛是如何同意赴沪的，目前几种材料有不同说法：
　　(周恩来)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听过汇报后，再研究事态可能的发展。
　　“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周恩来出题目。
　　三个人互相望望，这个题目不好做。
　　汪东兴说：“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杨成武思索着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
　　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
　　“我们一起去见主席，”周恩来迅速做出决断，“为安全，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还有段距离，何况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四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主席。
　　“主席啊，”一见面周恩来说，“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谈到武汉市里的混乱，谈到“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游行及情绪，分析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说服毛泽东。拖到晚八点，杨成武说一句带兵打仗的话：“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无语。他忽然记起那部“大书”上的话：“人主时为微行以避恶鬼。”
　　周恩来见毛泽东不再说反对话，便及时上前：“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忙问：“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毛泽东定下决心(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
　　周恩来此次重返武汉，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离开武汉，在武汉的各位领导人频频向北京告急的缘故。但若按《微行，杨成武在1967》书中的描述，周的到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毛泽东是被杨成武一句话劝说成功的。事情如此简单，周恩来何必冒着被扣留的危险重返武汉?杨成武的这句话，白天一整天为什么不说?可见《微行》的说法站不住脚。
　　按照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的回忆，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松了口气，忙做走的准备。这已是晚八点多。半夜后，总理从主席处回来，吃过饭躺下睡了。不久周起来，问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哪里有安静点的电话可以用，要找孔庆德副司令;张答在楼下有电话，带周找到电话。周接通孔，问“到了没有”，孔答“早就到了”，周生气说：“我跟你交代什么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这个人这时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孔作解释，与周汇报军区安排。周说“算了!到了就好，到了就好”!放下电话，一拍手(周轻松愉快时的习惯动作)说“到了就好了，睡觉”!刘、孔保证落实了中央安排，周落实了在武汉军区和空军的保护下转移毛泽东的措施，空军政委余立金及秘书也落实了“空中走”的方案与工具，周恩来一阵轻松，拍手称好，这样周才真正安心睡了(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50页)。
　　《毛与杨》说毛泽东是看了林彪、江青的信才下决心赴沪的，与董保存《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成武》)一书倒是相一致。
　　毛决心离开武汉，究竟因何缘故?笔者认为还是周恩来特意从北京赶来劝说的结果。至于说邱会作不能见毛，信由杨转送，毛看信后才决定离开武汉，均属瞎编。看看送信人邱会作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当天晚六时左右，我带着秘书吴瑞云、警卫员蒋平安从总后出发，路过‘三0一’医院时带上了外科主任陆维善和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护士，到了西郊机场，吴法宪还为我们派了空军门诊部主任和两名护士，我们乘依尔l8专机夜航，于二十日晚十一时左右达到了王家墩机场。……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二十一日的凌晨三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到杨成武的话后，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向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关心话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又来了，说主席叫我去。我上到主席的专列，他正在洗漱。”
　　“主席见到我就说：‘太疲劳了，又睡不着，我也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有一点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主席和我谈完话，杨成武来到主席房间，记得他们在商量主席去哪里，正在给主席做工作。我怕有些不便，就给主席敬了礼，回到机场住处。这时，我即向林办汇报了情况，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邱会作回忆录》，第534—第535页)
　　原来邱会作根本就没有到过东湖宾馆。他是在毛泽东到机场后才呈交了信件，毛决定离开武汉与看不看这信封没有任何关系。邱会作说当天中午吴法宪说林彪要他充当信使，16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林彪指示并拿到信件，18时带着医生、护士赶往西郊机场，晚上11时左右抵达武汉王家墩机场，这个时间比较合理。有学者专门采访过随邱一起去武汉的警卫员，也证实他确实没有到过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别墅(参见徐海亮《吴法宪、李作鹏与邱会作回忆中的1967年武汉事件》)。
　　接下来，《毛与杨》对赴机场一节的描写更离奇：
　　毛泽东说要去火车站。小汽车依次驶入山坡机场的专列月台。杨成武和汪东兴把毛泽东安排在主车厢休息后，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汇报了情况。……当杨成武回到主车厢时，毛泽东对他说“咱们乘飞机去上海，你现在联系吧。……这时，天已大亮。车队飞速的行驶着，进入东(错，应为山——引者注)坡机场后，杨成武看到3架专机，都在进行起飞准备，每架飞机前都站着十几个干部战士，便直接向谢富治的专机驶去，杨成武走下汽车，命令专机旁的干部战士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态度坚决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政委的命令，任何人不得登机。“
　　“给你们司令员、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杨成武强硬的说。
　　“这是谢副总理的专机，别人不得动用。”干部说话的态度仍然很坚决。
　　为什么要改乘谢富治的专机?这也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调换飞机的事，只有杨成武、余立金、汪东兴知道。
　　“我是代总长杨成武，有紧急任务，就要使这架飞机!”杨成武的口气更加强硬。毛泽东向来是不等待的。在交涉中，杨成武看到毛泽东的汽车已经驶进机场，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伴下，很快走下汽车，向杨成武这边走来。无奈杨成武只好用手一指，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乘这架飞机。”
　　大家转脸一看，果然是毛主席正向飞机走来。那个干部立刻改变了态度，和蔼的说：“报告杨代总长，这是谢副总理的专机，那架是主席的专机。”他还用手指了一下停在远客上的另一架飞机。
　　“主席就要乘坐这架飞机!”杨成武再次明确的说。
　　“明白了。”那个干部完全顺服了，并立即指挥其他人员扒来舷梯，然后列队两侧，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登上飞机后，机长问杨成武飞向哪里，杨成武用征询的眼光看了一下毛泽东，他说“先飞起来再说”(《毛与杨》，第344—345页)。
　　这段文字是根据近年来出版的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董保存《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等书(都称是杨本人的回忆)相关情节剪接拼凑起来的，只是剔除了其中毛泽东手了并用以战斗机飞行员登机的小梯子爬进飞机、杨成武强行命令机场战士把舷梯推过来等十分荒诞不经的情节。但权、董著述号称纪实文学，游走于文学和史学著述之间，可以肆意编造故事，有人指出其荒唐，就说是文学创作，否则俨然以信史的面孔欺骗读者。《毛与杨》不同，其本身以史书形式面世，却不肯对权、董著述和武汉“七二O”事件的历史深入研究，结果闹出一大堆笑话：
　　其一，毛泽东赴沪专机是从山坡机场起飞的吗?
　　首先要搞清楚当时武汉有几个适合专机(伊尔18型，能载110多人，是当时中国拥有的最大运输机)降落的机场，答案是两个：王家墩机场和山坡机场。前者是通常起降专机的机场，后者是在紧急情况下偶尔使用的备用机场。下面是当时的专机驾驶员和空军司令的说明。
　　7月20日下午15时45分，周恩来专机和运送8341部队两个中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皆为伊尔18机型)随后起飞。据参与这次飞行的飞行员王进忠说：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只给了我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靠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我们打开机门，按分工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此时，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从上面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个、三个……他们由一名分不清什么职务的指挥员率领，秩序井然地迅速蹬梯上了飞机。
　　伊尔-18飞机的满载人数是110名。我们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直飞紧急中的汉口。
　　……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与此同时，我们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也沟通了联系，随即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时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回忆说：
　　“在(周恩来)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远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8页)
　　由此可见，正常情况下，专机应在王家墩机场起降。周的专机降落于山坡机场是迫不得已之举。后来周到东湖宾馆，还是在“百万雄师”、独立师成员离开王家墩机场后，从山坡机场转场王家墩机场，然后再进城的。
　　山坡机场是不是有专列月台(即有专列铁路线和为专列配套的月台等设施)?可以肯定没有。因为平时它并不起降专机，自然不会修建与之配套的专列线和专列月台。且它距武汉市区60多公里，按当时的中国道路状况，汽车进城行驶时间较长，除非万不得已，不会把专机起降安排在这个机场。有专列线及其配套设施的是王家墩机场，邱会作把信交给毛泽东后，就去机场宿舍休息，等毛看完信后传唤。可见专列线就在王家墩机场附近。这也符合“文革”中各大城市在机场附近修建毛的专列线之惯例。
　　毛赴沪的专机是从王家墩机场起飞的。《毛与杨》没搞清楚王家墩机场和山坡机场的不同，闹了个乌龙笑话。
　　其二，杨和毛的汽车是怎样驶入机场停机坪的?
　　机场是受到严格警卫的场所。即使在今天，非机场内部汽车直接驶入，抵达停机坪，也是极少数领导人和外国贵宾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那么，当时毛、杨等人乘坐的车队进入机场，警卫战士能不盘查吗?战士不打电话请示值班领导，查明情况，稀里糊涂就让一个车队驶入机场，可能吗?
　　其三，身为代总长的杨成武与机场基层干部战士争吵，可能吗?
　　《毛与杨》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身为代总长的杨成武为了使用为谢富治准备的那架专机，因而与机场基层干部争吵的情节。这段描写其实是对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董保存《政治旋涡中的杨成武》等书的相应内容进行了简化和改写。可惜该情节本身就是编出来的，再怎么改写依然漏洞百出。漏洞一，杨成武在与机场基层干部争吵的过程中，机场值班领导始终没有露面，他去哪去了?毛在十几年不乘飞机之后首次乘坐飞机是天大的事儿，机场又奉命为毛等3架专机的起飞做准备，毛来了，值班领导不是跑前跑后，连个影子都不见，合理吗?漏洞二，杨说：“给你们司令员、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这话如果是别人说，情有可原。从杨嘴里说出来就不妥。他知道时任武空司令员因受贺龙一案牵连已停止工作，武空日常工作由副司令员刘丰主持。军队里正职就是正职，副职都要加上一个“副”字，事关责任问题，杨成武会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吗?漏洞三，毛泽东登机后，在飞往何处的问题上，杨成武明明知道已决定去上海，却说出“先飞起来再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如果杨出于保密的目的，此时全专机的人性命都掌握在驾驶员手里，还有什么密可保?除此之外，就只能暴露这位陆军将领的无知。不知道《秘与杨》这么描写的目的是什么。
　　尽管《微行》、《杨成武》以及本书编造了大量不靠谱的故事，事实上毛泽东离开武汉的过程并没那么离奇。
　　据专机机长王进忠回忆，20日天黑后，他驾驶专机飞到王家墩机场着陆，见到从云南飞回的潘景寅驾驶的232号专机。很快，潘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照此说法，由于毛泽东究竟是天上走还是从地上离开方案未最后敲定，所以空军专机始终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不过毛泽东可能使用的专机已由余立金初选确定(参见《东湖风云录》，第252-255页)。
　　叶介甫撰文说：“经毛泽东同意后，余立金迅即赶到空军王家墩机场，选择编号232的1架伊尔18型飞机，并亲自乘机试航，又确定最好的飞行员待命。21日黎明，毛泽东登上232号飞机，余立金亲自下达起飞命令，陪同毛主席乘飞机离开武汉，飞抵上海，安全降落在虹桥机场”(《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即专机师—引者注)对飞机进行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88页)。吴说的可能是运送毛身边其他人员飞机。
　　可见早在毛泽东抵达机场之前，专机机队已经组成，飞机保养维修并就位完毕。尤其是毛泽东乘坐哪架飞机，早已确定。
　　执飞毛泽东专机航班的机长王进忠的回忆应当是最权威的：
　　(接受任务后)“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地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将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整。
　　我的副驾驶李万福，潘景寅的副驾驶罗来喜，他们俩人都只有在大本营单飞过机长课目的经验，按条令规定，不能在外场委以机长的任务。面对这特殊的情况，我只好打破常规，毅然决定由他们二人同飞一架飞机。而让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泽东主席的座机。在我做这番工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朦胧星光中，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经退到安全线以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的，在机长座位上坐定，还不等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开车的命令。
　　随着“轰”地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便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此一问，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稀里糊涂改变计划飞到山坡，又盲目地执行命令返回王家墩，而此时连降落点也不知晓。
　　领航员错以为我有意隐瞒行动计划，怒发冲冠，实则我与他一样茫然不知所措。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
　　然而，无论怎样特殊，飞机也决不能在没有航向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贸然起飞。我转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因为是他报告我毛泽东主席行动的消息，满以为他接到了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我。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
　　领航员望着我，我盯住潘景寅，潘景寅看着领航员，我们六目凝视，默默无语，眼睛却在交流各自的思想：“原来你们也不知道上哪儿。”
　　“上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着吧，总归会告诉我们航线的。”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
　　“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要去上海。我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同时急忙用无线电通知后面两架飞机去上海。
　　6000米高度层上，没有一丝气流骚扰，是当天的最佳飞行高度层，反正也没有预先申请飞行高度，我便推杆改平飞。
　　机舱里静静的，各自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主席!”　　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主席，这一声叫无异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我们见到毛泽东主席高大的身躯挺立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地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我们感觉无比的亲切。
　　看着毛主席的脸，我突然想起刚入伍时见到的解放区家家户户挂着的那帧主席满面春风的照片。可眼前主席的笑脸，似乎没有那么舒展，没有那么开心。
　　一套烟色的中山服，把主席的脸衬得有些黑黄，足下蹬一双黄色皮鞋，与烟色的服装搭配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不协调感。当然，主要的这身衣着是在上海落地后，再次见到他时才看清楚的。晨光初上，机舱里光线不明亮，何况我们又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哪里能见到全貌。
　　主席抬起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主席您好!”
　　“祝主席永远健康!”
　　“毛主席万岁!”
　　“……”
　　我们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我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主席不再说话。他把我们每人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我们的面孔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
　　表面看去，毛泽东主席的精神很好。
　　起飞前，我自作主张调整了机组，调换了飞行员，情况紧急没有向上级请示。而正常情况下，机组成员都须报上级批准。机上坐着空军政委，我自然不能目无组织，至少先斩而后奏这道手续是不能免的。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政委肯定了我的做法，他语气中带着赞同：“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
　　余立金政委的中客舱，与毛泽东主席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我就从门缝往里偷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主席。
　　我所见到的情景与众人所说事实相去甚远。常听飞过毛泽东主席专机的同志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而我所窥见的毛泽东主席却半躺半坐侧身歪在床上，脸冲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
　　是累了?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舱。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踩着我的后脚跟也进了驾驶舱。
　　“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这里来干什么?”
　　“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
　　“他不是休息了吗?”
　　“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
　　飞机载着毛泽东主席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泽东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转头，望望窗外的绿树青草，很诧异地问：“落地了么?”
　　“是，主席!”
　　毛泽东主席从飞机上一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迎了上来，堆满一脸的笑。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杨成武坚持要求改乘谢富治的专机，也没有杨为了登机与干部战士争吵，更没有杨说的“飞起来再说”(《杨成武》说这话是毛泽东说的，《毛与杨》则改为是杨成武说的)的这些乱其八糟的情节。一切都是胡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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