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先：河北新城“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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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城“四清”运动

张承先

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期同，亲身经历了一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这就是河
北新城的“四清”运动。这场县一级的“四清”运动对全国“四清”和“二十
三条”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

（一） 河北“四清”运动发展的过程
1963年，河北省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整社运动中，进
行了“四清”（清仓库、清账目、清财务、清工分），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多
吃多占”问题和开始出现的“贪污盗窃”现象，这对改善干群关系，改进社队
的领导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年4月，保定地委写了关于在农村进行“四
清”的报告，邢台地委写了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受到了
毛主席的重视，批转全国。由此在全国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
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主席关心的一个大问
题。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更加重视研究农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毛主席
把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提到反修防修的高度。他总结各地经验，亲自主持
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于1963年5月20日下发，后
被简称为“前十条”。其主要内容是：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强调要
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重要论述。
②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的
社队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③防止出现修正主义。他
明确指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
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④充分发动群
众，依靠贫下中农，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和革命队伍。⑤进行“四清”，解决干
群之间的矛盾，但在运动中要团结大多数，让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
阵，退赔要合情合理。关于团结的比例，明确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干部。⑥干部要参加劳动，转变工作作风。⑦不要性急，要训练干部，经过试
点，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⑧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好的
党，好的干部队伍和美好社会。
在贯彻“前十条”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现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中共中央又于1963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
规定（草案）》，后被称为“后十条”。其主要内容是：继续强调抓阶级斗争、防
止修正主义，并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做了许多政策性规定。
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该文件认为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运动应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的任
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分析问
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绝不能包办代替。对基层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
在具体做法上要划清政策界限，做好教育工作。在经济退赔和组织处理工作
中，对给处分的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处分的面要严格控制。
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文件强调：第一，必须分清敌我矛
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并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二，必须团结中农
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第三，正确对待地、富、反、坏分子问题；第四“正
确对待地富子女。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许多政策界限，明确规定：
除个别情况特殊的地区以外，都不要重划阶级，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划地
主、富农分子的工作。“后十条”还强调要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
党组织。
毛主席强调领导干部都要下去宣讲“双十条”，使中央的“社教”运动精
神和运动中的方针政策，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见面。“双十条”的广泛宣
传贯彻，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刘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农村的“四清”运动，把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看
做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他认为靠听汇报、看材料未必能获得实际情况，力
主领导干部亲自下基层蹲点。他派王光美同志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
大队蹲点，探索一个公社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开展“四清”运动的
经验。 1963年7月初，河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到河北
省视察。省委请刘少奇同志给大会作报告。少奇同志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光美同志有些经验可以在会上讲一讲。 7月5日，王光美同志做了关于桃园“四
清”运动经验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说桃园党支部基
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
分子”。“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
脱他们。要找真正可以依靠的根子，实行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群众敢不
敢起来，就看工作队对基层干部的态度，“点头哈腰都有阶级斗争”。她还指出
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只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
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在干
部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抚宁县委书记感到压力很大。许多干部特别是在第一
线工作的县委书记有些议论，对报告的提法有不同意见。当时主持会议的省委
书记刘子厚同志，在报告结束时高度评价了这个报告，说是一个“马列主义的
报告”，使人吃了一惊。会后，当少奇同志问到对报告的反映时，子厚同志回
答说“反映很好”。桃园“四清”经验在河北省被认定后，由帮助王光美同志
在桃园蹲点的省委研究室干部肖风同志整理，形成了《桃园大队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的经验总结》。9月1日少奇同志起草了中央指示，转发了这个“经验”。
这就是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桃园经验”。有一次毛主席视察经过天津，在同省
委谈话中顺便询问“桃园经验”怎么样，当时认为是主席重视“桃园经验”，省
委书记刘子厚同志就回答说：“很好”。
此外，河北还出了一个“小站经验”。当时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
省)南郊区的小站公社西右营大队蹲点。他仅凭手摸窗棂上无土为根据，就主
观臆断大队支部书记、劳动模范张凤琴为富农，并指责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包
庇富农分子，并均给予处分。1963年8月4日，他给中央写信，送上小站地区
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网，并附有三个“反革命头子”历史大事
记各一份。小站原来是受表扬的先进单位，因此，对陈伯达的这个报告，天津
市的干部是有争议的。天津市委在讨论“小站经验”时，感受到了很大压力，
被迫按照陈伯达的观点，写出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认定小站
地区的政权是“反革命两面政权”。10月2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中夺权问题的指示》，并批转了这个报告。
“桃园经验”和“小站经验”在全国影响很大。少奇同志改变了对“双十
条”中“后十条”的某些提法的看法。他说，“后十条”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
五以上干部的规定不那么妥当，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要修改。对于农村基
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以后才能依靠。要扩大“四清”的范围，
提出“四清”不只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
的问题，统统要搞清。要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对“后
十条”做了修改，即后来发出的《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
政策规定的修改通知》。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有七个方面：①增加了毛主席
提出的关于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六条标准。②领导人必须
亲自蹲点。要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并且要蹲两次。③把放
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和贫下中农，是彻底或不彻底进
行运动的根本分界线。④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存在的
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基础。⑤
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⑥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进行补课工作。
⑦整个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
问题，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这七个方面的修改和补充中最重要的是在第
五点，修正草案虽然肯定了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并把
原来以县为单位处分干部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二以内的规定，改为“一般控制
在百分之一左右，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但对农村干部的问题估计严重得多
了。它明确提出：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分别情
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
作队领导。这样，实际上就把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
1963年8月16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
南各省准备每个县搞一个区或相当于一个区的公社。现在这样分散进行，能否
搞深搞透是难于保证的。当时华北局正在北戴河召集河北、山西开会研究“四
清”问题。山西省委强调运动要抓两头带中间、以点带面。华北局书记李雪蜂
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当时河北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接到少奇同志南方来信
后，会议展开了讨论。山西省委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华北局书记李雪蜂继续支
支持山西的做法。在河北省委的讨论中，有的领导同志说少奇同志在河北抓点，
搞出了“桃园经验”，河北应支持少奇同志的意见。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专门研究“四清”问题。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提前让肖风给少奇同志报告北戴
河会上争论的情况。少奇同志找李雪蜂同志交换了意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通过了对“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即前面提到的《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改通知》。

（二）在河北省新城县开展“四清”运动的经过
l963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改通知》后，少奇同志决定在河北省一个县的范围内，
探索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并决定王光美同志
继续在河北蹲点。经省委研究选择了保定地区新城县作为试点，并让我代表省
委陪同光美同志抓新城“四清”的试点。
保定地委集中全区各县力量组成“四清”工作团；由地委书记李悦农任团
长，在新城搞“四清”。每个县抽调的干部组成分团，由县委书记任分团长，负
责一个公社的“四清”。保定地区“四清”工作团先在新城高碑店集中整训，
学习中央文件，着重学习“桃园经验”，前后共近四十天。
在整训完毕后，即将进村时，各分团都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总团答复，就是
工作队进村后如何着手工作，即主要是对基层组织应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总团研究后向我请示，我经过认真考虑，根据历史上土改“搬石头”的教训，
提出：“对基层组织既不能完全依靠，也不能一脚踢开，要在经过调查研究后
区别对待”。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对农村情况很熟悉，有搞“四清”（小四清）
的经验，很赞成这个提法，于是工作队就按这个精神分别进村开展工作。
进行整训期间王光美同志不在，在整训完毕分别进村后，她来到了新城。
在听了总团对整训情况及进村工作布置的汇报后，她对入村工作的提法提出了
批评意见，认为这样提态度不鲜明，对发动群众不利；强调工作队要摆脱基层
干部，扎根串联，组织队伍。因此，工作队改变了原来进村工作的布置。当时，
干部对新的做法形象地说是：“小队以上干部一律推上楼，有枣没枣打三杆”。
在新城“四清”中，王光美同志除掌握全面情况外，还亲自蹲一个生产大
队。李悦农和我都分别蹲一个大队。为了联系方便，选取了三个相互临近的村
庄。王光美同志在高镇，李悦农同志在温屯，我在麻家营。我在麻家营蹲点中
发现，群众对工作队进村来感到不摸底，不知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对小队以
上干部都被集训产生了紧张情绪。我们搞扎根串联，而群众多不敢接近工作
队，而是躲着工作队，了解情况很困难，运动陷入沉闷状态。我感到把小队以
上干部那么多人都甩到一边集训，搞得太紧张，不是办法，而且基层干部都有
三亲六友，这些人也都感到压力很大，这是影响群众不敢接近工作队的原因。
为了打开这种局面，必须讲明运动的目的和政策，把一些问题不大的干部经过
“洗手”、“洗澡”，尽快解放出来。于是召开了解放大会，对一些问题不大的基
层干部宣布解放，紧张局面马上发生了变化。群众和问题不大的干部敢于向工
作队反映问题了，揭发出大队长的贪污问题。麻家营解放干部、打开局面的经
验写成了简报。总团看到后认为这个经验不错，准备推广。就在这时，王光美
同志主持召开了高镇、麻家营、温屯三村的碰头会，交流经验。麻家营“四清”
工作队队长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纯性同志，他问我在碰头会上怎么讲，我说
如实汇报。在碰头会那天，光美同志说：请张老师（我化名张健，以河北大学
教授的名义出现）先讲。我就让徐纯性同志汇报。当徐纯性汇报到解放干部的
情况时，光美同志插话说：这样稀里糊涂地都解放了，还搞什么“四清”。接
着让温屯汇报，温屯工作队队长见势不妙，就说温屯没有什么经验，高镇怎样
做的我们照样做。光美同志问高镇的做法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说我们曾
经派人去了解过，这样就过了关。李悦农同志赶紧通知总团停发麻家营的经
验。
后来又遇到一个抽调民工搞水利工程的问题。新城县自然灾害多，生产比
较落后，特别是白沟河南北贯穿全境，经多年防汛修堤，河堤高出地面，影响
排涝。雨多发生沥涝，雨少又常发生干旱，生产很不稳定。保定地委想借新城
“四清”之机，改变当地生产落后的面貌，就提出在白沟河上搞一个涝能排、旱
能灌的水利工程。地委向我汇报后，我找到省委书记处中分管水利工作的阎达
开同志商议，促成省委批准了这个工程并拨了款。到冬季施工要抽调民工上堤
时，光美同志发现了，她批评说:把人都调走了还怎么搞“四清”，并给少奇
同志打电话，反映了这件事。少奇同志据此向河北省委打招呼，认为这是对“四
清”的干扰。连续发生这样几件事后，刘子厚同志派肖风到高碑店向我打招呼
说:“你要注意，光美同志认为你不贯彻‘桃园经验’”。我听了以后，感到工
作很难做。
在新城蹲点搞“四清”时，我彻底和贫下中农实行了“同吃、同住、同劳
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和劳动，我患了急性前列腺炎，发高烧，根据
医生的意见，我回天津住院治疗。我离开之前，李悦农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对
我说：“你走后我怎么办？”他患有高血压病，因精神紧张，上厕所时晕倒在
地上，把头碰破了。实际上新城“四清”这段时间，在有些问题上是有争论的。
李悦农同志也因此背上了不贯彻“桃园经验”的包袱。

（三）毛主席对新城“四清”运动的批评与“二十三条”的产生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制定了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我出席了这
次会议。会议先讨论了少奇同志12月15日提出的关于农村“四清”、大城市
“五反”的几个问题，经过讨论制定了“十七条”。会议就此准备结束了，忽然
接到了通知说会议不要散，继续开，原议定的“十七条”停发。
在继续进行的会议上，对“社教”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展开了讨论。
会上我听到传达说毛主席在一个会上批评了新城“四清”，并点了我的名。他
说：张承先我认识么，是个好同志么。他过去会搞群众运动，怎么现在不会搞
了，越搞越蠢了呢？！集中大批人马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
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是“冷冷清清”。他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
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太多，三是不要那样搞扎根串联，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
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我听到后思想震动很大，向省委书
记刘子厚提出：“毛主席批评了我，我应当做检讨”。刘子厚同志对我说：“不
要检讨了，毛主席还表扬了你嘛！说你是个好同志，过去会搞群众运动，只是
现在不会搞了”。当时我意识到如果我做了检查，会使王光美同志陷于被动。多
年后我看到薄一波同志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到1965年1月
3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少奇同志，从批评的内容来看，
与会议上传达的对我的批评是相同的。这样看来，当时对我的批评实际上是针
对少奇同志的。在讨论修改“十七条”的过程中，毛主席对少奇同志提出的“四
清”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
盾等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本质应当是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矛盾。毛主席还强调不要在运动中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有几十块
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四不清”问题的大多数干部先解放出来。他
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儿“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
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出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百分之二十，
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千万，那恐怕会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是树敌太多，
最后不利于人民。根据毛上席的讲话精神，对“十七条”做了大的修改，内容
变成“二十三条”，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当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在
修改过程中，毛主席写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如：“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
‘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
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
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后
的文件还强调基层组织绝大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掌握政策，团结干部与群众中
的大多数，并重新明确了要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基础上团结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贪污盗窃、
投机倒把）。关于退赔，提出要合情合理，实行减、缓、免政策。当时到会干
部认为，“二十三条”纠正了前段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会议结束后，我
回到新城广泛传达贯彻“二十三条”，干部群众听了欢欣鼓舞，如释重负，一
扫过去紧张沉闷的气氛，很快打开了局面。
当时的“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带有“左”的倾向，但具体政策、
具体作法是反“左”的，否定了“桃园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亲自说过：
“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儿‘右’。我亲身参加了新城“四清”，从毛主席的批评中
受到了很大教育。当时认为，最深刻的经验有三条：(1)我们党已处于执政地
位’搞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派工作组到基层只能起参谋作用、帮助作
用，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2)必须强调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基础
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绝大多数干部是团结绝大多数群众的
基础。(3)要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团结干部、群众的大多数，只有这样才能把
坏人孤立起来、暴露出来。

（摘自张承先：《张承先回忆录——我亲历的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人民教育
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 -122页文中的白沟河，指新城大清河。）

河北新城“四清”运动

张承先在河北曾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并跟随毛主席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张承先（灯笼下站立者）陪同毛主席在天津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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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我已经调到省委分工
负责工交企业，也参加了。这一年，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
二线，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党内一线工作也由刘少奇主持。
所以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
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
验”。参加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
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主席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我和陶铸在
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一前，在休息室见到了主席。主席
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
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我和
陶铸，其实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
“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主
席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
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主席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
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我
和陶铸都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
由主席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却相当严肃地说:“社教只讲
‘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
没有阶级分析。关键的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
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
台的，也有后台的。”（大概意思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
到问题严重。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是了。
这次会后，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二
条》。
会议刚开完，恰逢主席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
了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共二桌。我和陶铸、李富春及
胡耀邦是最早到的一批。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
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
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呐呢，李呐下
去搞‘四清’了，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
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
顿时就紧张厂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幸好这时
江青过来招呼大家入席，她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和邢燕
子安排在主席左右；罗瑞卿、陶铸和我也分在这一桌;而刘少
奇、胡耀邦、李富春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江青自己，则分坐另外两
桌。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
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
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
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
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
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
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
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一九六六年，终于
爆发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
散席后，主席才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我:“曾志同志，井
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摘自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2000年1月第2次印刷，第431-4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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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亲历记作者： 郭德宏 林小波 编 出版日期： 2008-12-0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