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育延：答陈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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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育延：育延有话——答陈楚三

育延 有 话

——答陈楚三

陈育延
【记忆】编者按：本文作者陈育延是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团派）总部委员，曾是团派中主张大联合的鸽派。这是她针对本刊2011年7月30日第73期中陈楚三的文章，发表她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另一种看法。本文初稿曾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朋友聊天时，常会问起我对《韩爱晶调解清华武斗真相追寻记》（简称《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发表于清华校友网，共30多集）结尾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文章之后，又跟了“老沈声明”、“楚三结论”、“原点断点”及陈楚三的三个外篇等大作，这些文章多处提到了我，语言颇为尖刻。最近又看到陈楚三为414武斗辩护的文章，被登上了第73期《记忆》杂志，栏目标题为“争鸣”。因此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在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就叫《育延有话》吧。

一、我对“楚三结论”和陈楚三“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的几点看法

首先说明一点，文革中我是团派，与414派是对立面,对414较深入的了解，多是通过他们的文章。414派同学现在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它的第一把手沈如槐于2003年写下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为最详尽，出版时大受414本派的追捧。我和我先生周同衡还受邀参加了他们在郭林饭店举行的庆祝会。那天摆了三桌酒席，沈如槐很高兴地向周同衡介绍说：414在京的总部委员基本上到齐了。

大家称赞沈如槐的书写得好，认为他这几年为写这本书所付出的辛劳是很值得的。414原领导层中有不少人为他这本书提供了帮助，很认可这本书，可见其权威性和代表性。沈如槐在“后记”中说：该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具体事例。”我虽然一直认为这本书派性较强，涉及到团派的内容有不少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沈如槐有自己的视角，而且对团派的了解有限。但作为历史材料，我也认为这“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当然，沈如槐这本书不是自我反省的书，但我知道书中不乏展现414自我的真实而可靠的纪录。毕竟沈如槐更了解自己的团队。因此，了解、研究414，这是现阶段唯一一本比较完整的参考资料。这次我写回忆录，又特别仔细地看过这本书。关于清华百日武斗，书中突出了414从上到下的英勇善战，也让我从侧面了解了414的头头们在武斗中的表现。陈楚三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也在引用此书。看来此书确实是414的“权威发布”。我就顺便摘录几段送给陈楚三，也正好纠正一下他的错误。

因为只针对陈楚三的文章“纠错”，所以我在下面只谈对414的认识，而对团派的认识，会在另外的文章中谈论。

1、陈楚三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指沈如槐）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我看这些话讲得太“绝对”了，与沈如槐的自述和陈楚三们的实际行动不符。414头头们是否有不妥协的资本，是否真的想停止武斗，看沈如槐的书（以下简称“沈书”）即可。这也是我本节中不得不多处引用“沈书”的原因。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必须要有讲话的根据，而“沈书”至少是不会给自己乱编故事的。

清华百日武斗爆发于1968年4月23日。在此之前，当年1月4号，“1.4武斗”发生，按“沈书”中很骄傲的说法，是以414的反败为胜结束的，因此“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在士气上先有了资本，414各级领导开始积极备战。

“沈书”说：“这次武斗，是清华文革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由于有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有了一支特种部队，414反败为胜，不仅‘讨还’了团派的‘血债’，还大大地鼓舞了414的士气，打掉了对团派保卫组的恐惧心理。

“这次武斗之后，414各级领导开始重视武斗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各系分部领导，纷纷仿效总部，建立各系的特种部队，一概以‘某某学习班’命名，如‘好八连学习班’等等。这些特种部队就是百日武斗期间414的骨干力量。”（344—345页）

1968年“4.23武斗”前夕，414头头们为武斗又作了全面的准备。“沈书”说：“首先是思想准备。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向414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灌输‘清华武斗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思想。我向414干部群众反复强调的主要观点是：‘现在的清华不是像以前那样靠大字报、开大会、两派开展大辩论来搞文化大革命了。蒯大富已经失去耐心，他的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345—346页）

“我们将会与团派有一场决战。414要有残酷斗争、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346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我们相信，唯有血与火才能促使中央下决心解决清华问题。我们也确信，经过战争的洗礼，清华的前途一片光明。”（346页）（注：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原来它与蒯大富“想让中央表态”的武斗动机何其相似。怪不得这哥俩儿会打起来，原来思想都那么一致！）

“其次是组织准备，我们成立了‘414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任命宿长忠为总指挥，刘万章、蒋南峰为副总指挥，我自任政治委员，陈楚三、汲鹏为副政治委员。我们并没有组建新的武斗队，我们手里唯一的队伍还是《李文忠学习班》。我们要求各系分部也成立相应的文攻武卫指挥系统，并保证有一支基本的武斗队伍。”（347页）

“再次就是‘作战方案’的准备，在我们的作战方案中，只考虑了三点。一是，加强守备、确保科学馆的安全；二是，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这是414的两个重要的活动场所；三是，占领12号楼、5号楼，这是两座学生宿舍楼，又紧靠着九饭厅，有了这两座楼就可以保证414群众有一个生活、吃饭的地方。”（347—348页）

“团派剑拔弩张，414积极备战，清华园的形势一触即发。”（348页）

在这种武斗“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4月20日，414头头派人抓了陶森（中层干部），因为她亮相在团派一边，代表31名干部批评了414的干部政策。414将她绑架至科学馆，抄了她的家，并准备23日开会批斗她。我不知道当时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仅只是派性，还是要激怒团派？至少其目的不是缓和紧张气氛，而是加剧矛盾激化。414头头们的这些行动，一点都不“示弱”。

现在陈楚三想证明他的论点，就实用主义地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自称是“没有不妥协的资本”。百日武斗开初，你们可不是那样认为的，否则也不会去抓陶森、斗陶森来“叫板”团派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钟奇来到清华，“沈书”说：“4月22日，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来到清华，分别接见了两派头头。在接见我们414时，他说：‘昨天，北工发生了武斗，我们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再三强调，没有发生武斗的地方要积极防止武斗，已经发生武斗的地方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的破坏性很大，大家都不要搞武斗。’对清华，他专门讲了四点意见：‘1、你们双方都应该根据最新最高指示办事，严格遵守“六.六通令”，不要互相抓人。2、希望你们双方就抓人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果确是坏人，送到专政机关；如果是好人，立即释放。3、要保证四大自由，不要挑起武斗，否则挑起武斗的人要承担一切责任。全校革命师生都要坚决反对武斗，绝对不要参加武斗。4、你们双方广播台都要积极宣传最新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348页）

沈如槐指责说：“李钟奇副司令员的警告没有对蒯大富起到任何作用，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349页）

但李钟奇的警告对414头头起作用了吗？同样也没有！414头头不仅不打算放人，还继续坚持第二天4月23日要在大礼堂对抓来的陶森进行批斗。清华百日武斗为什么是4月23日开始？而不是在这之前或这之后？414头头在李钟奇讲话后，还坚持要抓斗陶森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双方都明白，陶森并不是“反革命”，她仅仅是代表31名清华干部亮相在团派一边，抓她斗她就是为了报复团派，完全是派性使然。当时团派总部许多委员由此认为，是414在挑衅，我们只能被迫应战。也因此，“团派总部各派的观点在4月22日晚的会议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月23日武斗正式开始”。现在陈楚三辩称他们抓斗陶森只是“老四点灯”的“公平”行为。他在《

关于清华武斗的一封信》中，第一条就理直气壮地质问“只许老团放火，不许老四点灯，公平吗？”我的看法不同：这是“老四点灯”吗？这分明是“头头点炮”！

我相信，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抓斗陶森只是少数414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要求的，就像团派抓罗文李饶一样，不但团派多数群众不知情，就连总部里许多委员也不知情。

在抓罗文李饶的问题上，团派有关人员在1968年后期就已认识到是错误的。蒯大富也为此承担了责任，付出了代价，在他十七年坐牢的判决书上，很主要的一项罪状就是罗文李饶专案组问题。

双方抓人是武斗的重要起因。但陈楚三到现在，不但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说抓陶森仅仅是“老四点灯”，振振有词地论证抓陶森的正义性、“公平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歉意。

在当时那种“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下，不顾李钟奇的警告，抓斗陶森，挑衅团派，点燃了4.23武斗的最后一根导火索，这无论从当时来看，还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因此，称抓斗陶森的行为，是414的“头头点炮”，才更公平些！

“沈书”描述了4月23日武斗第一天的情况，也总结了“继续战斗”的经验。书中有具体记叙（见349—352页，略）。

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但积极备战，不断地说服、动员和组织414群众的事实是明确的。

早在4.23武斗前，414就占领了科学馆和12号楼，为了充实地盘和物资上的资本，必须继续占据点、抢粮食。“沈书”说：“4.23后，两派都忙于抢占据点。414除了科学馆和12号楼外，又占领了动农馆、土木馆和8号楼，……”(356页)

“4月29日，我们组织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抢粮行动，一部分人拿着长矛负责警戒，一部分人负责搬运，把运动员食堂里储存的大批粮食包括油盐酱醋等统统运到了科学馆。

“这是一次明火执仗的抢劫。团派对此没有精神准备，也没有派武斗队伍进行拦截，只有一位团派保卫组的工人试图阻止，被414战士用长矛扎伤。”（359页）

这期间，已不幸发生了两起死亡事件。

“在逃难的过程中，414的一个骨干分子姜文波遇难。”（357页）

“为了保护414的粮食，谢晋澄失去了生命”（360页）

为此，团派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在文革后服刑抵罪。

但这两起死亡事件并没有警醒两派的头头，没有任何一方的头头为制止武斗去努力。团派的强硬派要继续打下去，414的主要头头也要继续打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扩大地盘，建立根据地，继续增加与团派较量的资本。对此，“沈书”中有生动描述：5月初，“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建立414的根据地。我们要像当年毛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样，在清华占领一片区域，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与蒯大富周旋到底。（361页）（注：此时，正是韩爱晶所说来清华调解武斗的时间。）

“清华主楼是1956年开始动工、1966年刚刚建成的一座庞大的教学楼群，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全国高校所少见。

“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大概是五月中旬，我们组织各系414的武斗人员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占领了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焊接馆、铸工楼、压力楼、汽车楼、工程物理系系馆等整个东区教学楼群。与此同时，我们还占领了焊接馆北面的通用车间，占领了位于中央马路西侧的机械设备厂。

“我们所占领的这些地方都是教学楼群，文革以来一直空空荡荡，武斗以后更是不见人影，因此我们的占领是和平占领，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团派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会采取这样空前规模的行动，更不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什么，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414的战略大本营——已经建成。

“我们占领了东区教学楼群以后立即修筑防御工事。我们所修筑的工事，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每座大楼只留一个门作为进出口，在楼门口挖一条壕沟，把土堆起来，形成一个掩体；第二，在楼门内焊一道或几道铁门；第三，用铁条把各层所有房间的窗户全部焊死；第四，只留一个楼梯供上下楼使用，且在楼梯中间焊上铁门，所有其他不用的楼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在东主楼，中央主楼，西主楼之间设立秘密通道，只有熟悉的人才能自由来往。

“这样，从东主楼到动农馆，我们所占领的据点东西方向连成一片，南北方向也有一个纵深防御，构成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根据地。”（362-363页）

“我们的根据地与毛主席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区别。毛主席的井冈山地处偏僻贫穷的山区，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之一；而我们的根据地则是清华最发达的地区，它有现代化的教学楼，有先进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车间厂房，如机械加工、锻造、铸造等等，在这些车间里，车、铣、刨、磨等各种机床设备应有尽有，这一切为日后我们制造武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363-364页）

“我们提出了‘414要与科学馆共存亡’的口号，以坚定414战士的信心，激励414战士的斗志。”（365页）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想：面对这么有实力，又不屈不挠的两派，别说韩爱晶他们，任何人来调停武斗都是不会成功的。况且现在自称“绝对弱势”的一方，在1968年5月初，却正在做出“战略决策”，要“武装割据”“与蒯大富周旋到底”呢！

其后，发生了惨烈的5.30大战，团派许恭生、段洪水的战死，在团派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但这些，仍未能警醒两派掌权的头头，反而因为仇恨使武斗升级了。

于是到武斗中期，双方都开始准备“热兵器”，以使武斗能有“坚持下去”的资本。414自造了各种“土武器”，小到土枪、土地雷，大到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这个过程，在“沈书”中有详细叙述（略）。

但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随着414主要据点科学馆的被围，开始发生了变化。到了1968年7月，明显分出了强弱。百日武斗后期，被围的科学馆已经很困难了，为了突围，414头头们采取了炸高压线、挖地道等办法，仍无法解围。武斗初期信心满满的414头头，并未想到武斗后期会打得那么艰苦，沈如槐“甚至开始感到后悔，后悔当初不该死守科学馆”（388页）。但即使这样,414个别头头的“武斗情结”还很浓重，甚至在7月初还继续搞些突袭行动，以“振奋精神”。“沈书”第392—393页有详细记叙（略）。

直到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之前，414掌权的头头们，都还没有“停止武斗”的思想意识，那时候他们对武斗的态度是“咬牙坚持”。“沈书”392页说：“我和但燊确定：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解救出科学馆的战友，只要科学馆的战友安全突围，我们就立刻撤出清华，到校外与团派周旋。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392页）

我注意到，陈楚三在《追寻记》第二十九集“楚三结论”中也引用了这一段话，但他漏掉了最后一句“目前我们虽然处于被动，但蒯大富也无法取胜，我们的武器虽不足以打败团派，却完全可以与团派同归于尽。”看来，“漏掉”的这句话，与“要把蒯大富拖死！”意思实在太相近了，连讲话语气都很像，太容易使人“误会”了。

我很感叹，到1968年7月底，科学馆被围已很危急，414弱势状态尽显，仍然要到校外周旋，不是为远离武斗，而是要继续与团派战斗，直至“同归于尽”。可见在这个世界上，小至民间老百姓打架，大到国与国之间打仗，“弱者”要与“强者”拼到底的并不少见！

当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已处于强势的团派一方，认为自己眼看就要打垮弱势的一方，只须“劝降”，便可结束武斗；而处于弱势的414一方正准备与强势的一方“拼到底”时，工宣队来了，要全面制止武斗。这是团派和414都没有想到的。7月27日工宣队的到来，正好在客观上解救了无法突围处于困境中的414，因此他们欢迎了工宣队——不是因为想停止武斗，而是因为能“解救自己”。陈楚三以为他能够抓住一个证明414头头“自觉”停止武斗的例证，但414头头却坦率地承认：要“留一点心眼”，“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沈书”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况：“我们俩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设法解救科学馆的人。我们立即派人通知各个据点，欢迎工宣队，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时派人到动农馆用密码通知科学馆：工宣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做好准备，乘机撤出科学馆。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还留了一点心眼。我和但燊约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队，他不公开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403-404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414头头们在武斗中的基本表现，并不是如陈楚三所说“老四几乎处于绝对弱势，不管是沈如槐，或者是其他人，根本没有‘不妥协’的资本，根本没有‘拒绝停止武斗’的资本”。因此，“他绝不可能拒绝停止武斗的建议。”（见“楚三结论”）

事实上，从武斗一开始，414头头们就不认为自己是“绝对弱势”，因此积极主动地发动群众与团派“对决”，在抢地盘、抢粮、制造武器等方面，一点也不逊色。即使到最后，显出了“弱者”态势时，也没有想就此罢手，而要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有没有可能调解、谈判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在回顾、反思历史时，我们常要追寻某件事或某句话的“有”或者“无”，而当事人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无法定论时，最好还是看行动，实际行动往往更能说明事实真相。这正好也符合陈楚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的原则。

以上，我随便摘录了“沈书”中的几段，足以证明，414头头在清华百日武斗中，从头到尾扮演的都是从制定战略、指挥战斗到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作战动员全面的武斗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想努力制止武斗的“弱者”角色。

对于“沈书”中长达60多页的武斗叙述（第340页到第404页），我无法全摘录给陈楚三。其精彩内容，还须楚三学长认真阅读才行。在楚三学长作出“结论”之前，应当先与这些“权威发布”的史料“统一口径”。

我始终认为，武斗的起因及武斗的延续，团派和414派双方都负有重大责任。武斗是从大联合失败延续下来的，我是研究了双方的大量资料，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1968年4月23日开打的第一天，双方谁都不是赤手空拳地上战场，都是有备而来，在思想上、兵器上都有相当的准备。

在百日武斗前及武斗中，从海军宣传队，到北京市革委会；从李钟奇，到韩爱晶，来劝阻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有成功，也都没有将对方“拒绝谈判”作为攻击目标，为什么？因为两派头头都不肯停止武斗，各自都认为打下去是有“文攻武卫”的充分理由的，攻击目标还是对方的“反动路线”。也因此，任何一次“调解”都不会成功，也不会宣扬。武斗之所以能延续百日，正是双方坚决不妥协的结果。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两派头头，而两派的多数群众，都是反对武斗的。因此武斗期间，大批群众离校。

我相信，414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和教师反对武斗，其中有些人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武斗的，但那不是沈如槐，也不是陈楚三，414的“铁三角”领导层是要“咬牙坚持”，“同归于尽”，“完蛋就完蛋”的。

团派这边也一样，反对武斗的教师和学生是大多数，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清华园。不久前，校庆后的卢沟桥小聚会上，崔兆喜和蒯大富专门谈到：在与总部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个人是真正从头到尾反对武斗的，就是孟家驹和潘四明。他们两人都分别找崔兆喜和蒯大富长谈过，不能武斗，但他们没有劝说成功。其他头头都或多或少地赞成过武斗，或参加过、主张过、推动过武斗。

两边抓人也一样，那次小聚会后，我详细询问了关于罗文李饶专案组的一些情况，发现不仅多数群众不知情，就是总部很多委员也不很知情。王良生说，蒯大富还专门让他去200#了解专案组的情况。这件事除了派性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派性促使了这个专案组的恶性发展，以后会有知情者说的。

我也相信抓斗陶森是414少数头头策划的，并不是414群众的要求，我希望将来也会有知情者来说。所谓“414的干部政策”，只适用于亮相到414一边的干部，并不适用于亮相到团派这边的干部，团派的干部政策，是结合像韩银山、张修身这样的工农干部，将他们当作“花瓶”摆设。414的干部政策，是重用亮相于414的干部，将他们当作骨干，服务于派性。两边都是派性的干部政策，都严重打击对方的干部。不要标榜自己“干部政策”的“革命性”和“正确性”，否则很多现象是不能自圆其说，是自欺欺人的。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时，处于强势的团派，认为是“黑手”操纵了工宣队，来解救弱势的414，因而武力对抗了工宣队，铸成了不能原谅的大错。所以毛主席7.28召见时说：“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见《清华蒯大富》第370页）。历史证明，团派在7.27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在《

大联委学习班》时期反工宣队的行为，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毛主席对414并无好印象。他说，“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所以414本身是上不了台的。团派则是由于自己接连犯错，而提前失去了自己、以致整个红卫兵在台上表演的机会。两派终于“同归于尽”了，也说明了红卫兵运动是必定会失败的。

错了就是错了，不必用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如果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自己“很蠢”，则同样是可悲的！

由于团派不断地反工宣队，造成的后果是：在两派“同归于尽”后，工宣队与414表现了一致的派性。因而，团派头头和骨干们从毕业分配到后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如清查“5.16”，揭批查运动，直到八十年代的“清理三种人”，在判刑定案、政治处理上都比414头头们要严重许多，这也是事实。在造成双方重大死亡的具体人员的处理上，团派造成的命案都有相关人员服刑，但许恭生等人的死亡却没有追究414相关人员的责任。

团派在罗文李饶专案组上犯的错误，最后主要是由蒯大富来承担责任的。但414抓打团派干部陶森等人，为4.23武斗的发生“点炮”，却没有人承担责任。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二校门，组织中学老红卫兵们抓打清华各级党政干部的行为，虽然没有人承担责任，但至少当事人还承认“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比陈楚三那毫无自责的“点灯”说，要强很多。

清华两派斗争中的很多真相，由于工宣队的派性和形势的发展而被掩盖了。这也在414头头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没有什么大错误，甚至“一贯正确”，今天反思起来也特别困难。但事实真相只能一时掩盖，不能永远掩盖。工宣队的派性遗毒，是造成清华两派凡是遇到具体问题就难以沟通、无法和解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遗毒现在还继续存在着，清理它，同样是非常艰难的。

2、陈楚三说：“1968年7月15日，谢富治等接见蒯大富，要蒯大富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拆除对科学馆的封锁时，‘蒯大富提出解决清华问题四点建议：⑴逮捕罗、文、李、饶；⑵宣布沈（如槐）、陈（楚三）、张（雪梅）、刘（万章）等四头头为反革命；⑶科学馆414向团派投降；⑷拆除414的工事。’（见韩书和邱心伟书）”陈楚三接着说：“实际上，团派一直是以这四条（我称之为蒯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你老四如果不接受蒯四条，就说明你‘拒绝停止武斗’！我只能不客气的说，这是强盗的逻辑。”

于是陈楚三问韩爱晶，“你调解停止清华武斗时，知道蒯四条吗？”

他又问我：“我不知道育延学妹希望老四怎样‘妥协’，……也许，育延学妹希望老四的‘妥协’是接受蒯大富的这四条？”

陈楚三还直接表态：“调查组里有蒯大富，如果换作我，也一定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 ‘调解’。”

陈楚三的话很明确：①414不能按“蒯四条”停止武斗，因为“这是强盗的逻辑”，不能按此妥协。②调查组里“因有蒯大富在内”，因此，他及414都会拒绝这个调查组的“调解”。

如此，414武斗打下去是“被迫”的。

在这里，我只问陈楚三两个问题：

第一、有哪一次谈判是以“蒯四条”为依据进行的？“蒯四条”肯定是错误的，但你根据哪件事实说“团派一直以这四条作为解决清华问题的方案的”?如果你能找到以“蒯四条”来调解清华武斗的谈判文件，请你出示这份史料，以免我们再去“追寻”。

令人不解的是，你拿1968年7月份的“蒯四条”来质问韩爱晶1968年5月份的调解：“知道蒯四条吗？”是否你的时空产生了错乱？

事实是，一旦爆发武斗，双方就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你骂我“蒯匪”，我指你“反革命”，谁都不会降调。你用不着拿那些虚妄的理由来为你积极武斗、“不能妥协”作辩解。

第二、至于414掌权的头头们是不是想停止武斗，是不是在做停止武斗的努力，只要看沈如槐书中描述的事实和陈楚三文章中的理由，就可以知道了。

事实是：在清华百日武斗中，414头头们指挥战斗，动员群众，制造武器，抢粮抢车，修筑工事，抓打俘虏等等武斗全过程的那些事都做过，与团派武斗的全过程完全可以PK。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双方没进行“停战谈判”。按陈楚三的说法，那是因为调停人“没见到沈如槐”，况且抓斗陶森点燃武斗最后一根引线的举动是正常的“点灯”行为，不能妥协的缘由是因为7月份有了“蒯四条”，那“强盗的逻辑”是不能接受的。而“有蒯大富在内”的武斗调停组也是必须拒绝的。

我因此再问陈楚三：你讲了那么多理由，无非是想说明414是“不得不”打下去的。且不论你提的那些理由能否成立，是否有理，但双方毫不妥协地继续打下去，坚持武斗了百日已成为事实。我现在只想知道武斗打下去的目的是什么？

从414一方来理解，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吗？不是，否则不会在新主楼焊门窗、挖沟、修工事，用国家的设备、原材料制造武器，甚至为突围而炸高压线破坏国家财产。

那么武斗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吗？也不是，否则不会在双方死了那么多青年学子的情况下，还不肯停止，头头们反而继续动员，“咬牙坚持”打下去。从势均力敌，打到强弱分明，还不肯罢手。

这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了保住各自的山头不被灭掉，才会置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于不顾。这一点，双方都一样。

武斗开始时，双方都确有不少人是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真心为保卫毛主席路线而战斗，那时也都高喊革命口号，冲锋在前，不怕伤亡。但很快，“文攻武卫”变味了。特别是双方伤亡众多以致武斗升级后，派性急剧升温为相互谩骂与中伤，革命口号只拿来攻击对方。最后强势的一方一心想打垮弱势的一方，而弱势的一方，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山头，东山再起，最差也要打个平手，同归于尽。

这是什么样的战争？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也没有公平可言。停止武斗，同意妥协，无非是山头平了，损失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对国家和人民只有好处。中央提出无条件停止武斗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祸国殃民，是无可饶恕的，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都是错误的，这对两派头头都一样。现在团派若有人为武斗辩解，我照样会坚决反对的。

清华百日武斗中，双方都有优秀的清华学子丧生，令人痛心和惋惜。对此，我曾有过切身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5.30大战中许恭生的去世。因为这次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他悲痛的家人。

那时我刚刚从科学馆被放出，在静斋养病。许恭生是我在5月19号被414抓进科学馆之前认识的，当时他作为东区司令参加过总部会。蒯大富告诉我，许恭生是高校击剑冠军，拼长矛一个人可以对付三个人。但许恭生在操练下属的时候，从来都是教人如何打跑对方，从未教人如何致死对方。没想到5.30一仗，他却在掩护同伴撤退时跌倒，最先被宿长忠带队的414武斗人员扎了二十多矛致死。这在当时的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来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静斋当天笼罩着浓浓的报仇气氛。因此5.30东区浴室一仗，双方都打得非常残酷和激烈。

许恭生出事后，团派立即打电报给他母亲，只说他病重，叫速来北京。当时不敢告诉她许恭生的死讯，因为许恭生生前曾与同学讲起，说他母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如果他死了，他母亲也活不下去。果真，在火车站，当许恭生的母亲看到接车的团派同学手臂上带着黑纱，当时就想寻死。被拉住后，嚎啕大哭了好几天。因为与我同住静斋，她绝望的哭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虽有许恭生的妹妹和团派同学极力劝慰，但到许恭生追悼会后，他母亲在静斋拿到儿子的骨灰盒，当场抱着骨灰盒大哭，用头往墙边的柜子上撞去，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那种作为母亲痛不欲生的场景，我永生难忘，至今一想起，都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看到这种悲痛的场面了，所以更加坚决地反对武斗。后来我对自己当初参与过武斗一直很自责。在以后的任何一次“清理整顿”的运动中，我都对曾经赞同过武斗作了检讨。我深切感到，对武斗中的伤亡，双方头头们应该作的，首先是自责和悔恨，而不是仇恨对方，指责对方，开脱自己。参加和指挥武斗，本身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也因此，当我现在看到还有人在为武斗辩解，说什么抓人打人是“点灯”的正常行为，文过饰非地为自己找各种理由，没有一点自责和悔恨，就感到不可理喻和无法容忍。因为这是对双方已逝去生命的漠视！你纵然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武斗的发生和延续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必须检讨的。更何况你自己还有重大的责任在身。四十年前若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年轻，未经世事，身在派性的迷惘之中，还情有可原。四十年后，已过耳顺之年，还是那么不明是非曲直，确实就不可原谅了！

二、就《追寻记》本身谈一点体会

这次《追寻记》是当年清华大学414总部中态度较温和的孙怒涛主持的一次网上讨论，我因提供了部分资料而偶然参与其中，与主持人有了网上的交流，因而想谈一点体会。

1、《追寻记》没有逃脱派性的可笑结尾

我看到《追寻记》在最后一节“原点断点”中说：“原414派的主要头头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蒋南峰、还有病中的汲鹏，无不对这样的‘史实’表示强烈的质疑。这在派战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时，我忽然想笑，因为我似乎看到了40多年前派头头们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一起，表情严肃地讨论着有关本派的重大事项，那集体亮相“表现团结一致”的情景又再现了！只不过现在技术先进，只需用电子邮件就可以统一思想了。我能理解，在文革头两年，曾经处于过弱势地位的一方，是会很自然地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只是这种习惯，过了四十多年还没有改变，遇事不管别人看重不看重，自己都特别敏感，生怕影响本派形象。这似乎又有些不可理解了。在派性联盟问题上，原团派总部已经彻底崩溃了。现在原团派总部委员们对派性联盟没有兴趣，有的人远离派性，根本不想介入；有的人正在克服派性，去回忆或写出真实的历史。因此，再也不会去作那种文革中头头们“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的无聊举动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群众，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从不回避彼此间的分歧，只是发表各自的观点而已。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人的思想的进步。

2、我对回忆历史的态度

《追寻记》主持人孙怒涛在登出我的《有感于孙怒涛的“追寻记”》时，我欣赏他的勇气和大度，希望成为朋友。

他也曾发邮件给我，说：“很佩服你公开日记的勇气！希望能在文革的回忆、反思上，互相支持、帮助！”我也同意。

纵然有不满，我还是很欣赏他说的“真相归真相，老四归老四”，我相信，他也想作到。

我也同样表态，我会作到“真相归真相，老团归老团”的。公布我的四篇日记，加上1967年9月24日的共五篇日记，指出双方在大联合中的错误，重点讲了团派部分人的失误，就是我走出的第一步。我有决心推开派性的大门，首先从团派开始（其实，自李自茂发文记述5.30武斗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能动摇我写出真实历史的决心。我绝不会姑息任何一方，包括我自己的错误。也不怕讲出我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即便它可能会触及到我的朋友。但这层伤疤总是要揭的，否则你永远不会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真谛。一个人只要襟怀坦白，他就会有勇气，我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促进两派头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也希望两派和解，以便更好地反思文革。

每个人写历史，写回忆录，都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包括：笔记、日记、照片、信件和记忆等。我四十年前的笔记日记，是我对历史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真实的记载是不会欺骗我自己的，因此也是我回忆的依据。我不需要别人认可，也不需要与别人“对口径”，更不需要“统一思想”。我对于为了满足“派性”这点可耻的小私心，就毁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作法，非常鄙视。别人说过的，甚至是权威说过的，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真实记录和材料来审视，如果认为不符，我照样会颠覆他们的结论，因为我希望尊重历史。

顺便提一句，感谢陈楚三学长称赞我的日记“很生动”，但指出的“片面性”我无法接受，也无法改正。因为写日记不是给领导写总结，不需要克服片面性。如果楚三学长有四十年前“不片面”的真实日记，特别是坐镇科学馆几个月里的“全面”日记，请拿来我们欣赏一下！

我可以明显地感到，团派头头过去内部分歧虽然尖锐，但现在言论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受到内部什么“压力”。这与原团派，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多数委员，尽量在克服派性，进行思考和反省有关。卢沟桥小聚会最后一天，我们去看望患病的汲鹏时，我和蒯大富聊起，说我的回忆录中会写到团派内部的纷争，蒯大富马上表态：“写，就该写！”看来真正想写历史的人，都希望能实事求是。也因此，团派总部多数人能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质疑。我的日记现阶段被平和地接受，也使我感到了这一点。当然，还应作很多努力，但只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认为就是人的思想的进步。

所以当我看到，414有些头头还和以往一样，抱得很紧，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出来，或揭示了本派的短处，就会有一些人指责他，孤立他，给他压力，说明派性太顽固太强。因此，要想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周××和邱××被排斥的遭遇，就是例子。在组织卢沟桥小聚会时，当有人向我提出说：414“铁三角”领导层中，有沈如槐、陈楚三和她，观点和行动都是一致的，而邱××什么都不是，卢沟桥小聚会若邱××来，她就不来时，我不屑一顾。本来邱××编写《大事日志》就是光明正大和有益的事嘛，凭什么打击人家？谁都不来我也会请邱××来！我不在乎你原来是多大的头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领袖”情结。因此，我在卢沟桥小聚会的说明函中特别加了一句：“凡参加此次聚会者，不分派别，不分大小头头及普通百姓，只要坐在这里，就都只是校友和朋友，一律平等讨论，希望能畅所欲言，聊天愉快！”这会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则。

三、谈谈卢沟桥小聚会

谈到今年4月25日至27日的三天卢沟桥小聚会，我很有几点感受。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原团派保卫部长崔兆喜本没有打算来，但原414总部的孙怒涛和蒋南峰特别表示了希望见到他，因此我专门打电话转告了他们的话。我跟崔兆喜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组织两派的积极分子聚会，是借百年校庆，大家都回校的时间，这种机会以后不多了。如果想见见老朋友，可以趁这一次。这句话打动了崔兆喜，他立即买了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25日晨，小聚会的第一天就早早来到了卢沟桥。

在小聚会上，崔兆喜带来了他专门找佛门方丈开了光的佛珠手串，每人送了一个，表示了他与人为善的诚心。他一见陈楚三，就拉着他过来，按在椅子上，向他鞠躬道歉，对文革中抓打他的行为承认了错误。他与蒋南峰等原414头头们真情交谈。他还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两派当年的“派歌”，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欢笑之间，将过去的恩恩怨怨抛于脑后。26日晚，大家聚餐，有些人因为有别的活动陆续离开，每当握手道别时，我看见崔兆喜都非常动情，不断地用纸巾擦拭眼角上自然流出的泪水。27日一早，崔兆喜离京之前与孙耘夫妇去看望汲鹏。他和汲鹏在校时是两派的“对立面”，但毕业之后在邯郸共处过一段时间，关系很好，曾戏言作儿女亲家。这次见到汲鹏形容憔悴，非常难过。孙耘告诉我，从汲鹏的病房出来，当电梯门关上时，崔兆喜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我相信崔兆喜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是不会有遗憾的，因为他真正偿还了心中所有的亏欠，他的内心是澄明的！

对比之下，我实在有几句话想跟陈楚三说：当崔兆喜真诚地向你鞠躬道歉，当孙铮、孙耘夫妇特地将此镜头制作在光盘上，当他们对两派的和解表示了很大的诚意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想的？当然，你在小聚会后表态说：“在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们了。”

但在清华武斗期间，你在科学馆坐镇几个月（你自己也说“在百日武斗期间，我身在科学馆”），虽不及王永县的卫戍司令名正言顺，但你却是414的“副政治委员”，在科学馆中应算是414的最高领导了。我和叶志江，还有陶森、杨立人等不少人，都在科学馆被你们抓过打过，你却从来没有对此表过态，或道过歉。殴打被抓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与你是不是“卫戍司令”无关，只是因为被抓打的人中，有人在科学馆亲眼见到了你，还与你对了话，随即便挨了打，所以我才这样问你。别人不会对你提什么要求，但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你就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吗？你不觉得自己首先要作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应当求得别人的原谅吗？武斗前，为什么抓陶森进科学馆？你在科学馆是不是决策者之一？武斗起因和坚持打下去，你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一点反省精神也没有？这是对历史负责任吗？这能真正使两派和解吗？在很多问题上，你不如沈如槐。至少我在沈如槐的书中，还能看到他敢于承认他所知道的部分科学馆打人的事实，看到他能写出一些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真实的思想，这也使我对他有一分尊敬。

消除派性，关键在头头。文革中，两派群众多数还是要求大联合、反对武斗的。当初煽动和组织武斗、坚持武斗的，是少数头头。到现在对派性最敏感的，仍然是头头，或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或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正是部分头头不能消除派性的关键。但最根本的，是缺乏反省精神，对自己的错误一点认识也没有，才是坚持派性的根源。

这次卢沟桥小聚会和孙怒涛的《追寻记》，使我对许多人和事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韩爱晶原本只是一个北航学生，由于他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很自然地介入过清华运动。他在清华没有任何个人的诉求和山头利益，但却一直非常努力地在促进清华大联合和制止武斗。他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他还在为当年“调解武斗失败痛心和遗憾”。

一个外校学生，尚且有这样的心境。而作为我们清华本校的学子，明明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积极参加了武斗，指挥了武斗，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现在非但没有一句悔恨和自责的话，还找出各种理由处处为自己辩解。对比思想境界，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我们现在回忆历史，写出历史，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辩清自己，也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对方，而是在双方都有错误的情况下，各自多反省。是为了能总结文革，为了消除派性，共同反思，从心和解。这必然会触及到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希望不要“叶公好龙”，又想写出真历史，又怕触及到自己的痛处。结果使回忆历史的文章，变成了为自己错误开脱的辩词，背离了我们回顾历史的初衷，也起不到警示后人的作用。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回忆文章是在尊重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反省自己，反思文革，能站得更高些。这就是我写《育延有话》的主要目的，也是我写回忆录的基本宗旨。

原载〈记忆〉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