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珉 毛泽东派机要秘书罗光禄回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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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派机要秘书罗光禄回乡调查

梁珉

   罗光禄是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人。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0军88师268团号兵、号模、司号长、排长、红5军团部通讯员、特务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坦克兵学员、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中央党校四部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一局作战室参谋、中央秘书科秘书。1949年5月始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主席处秘书、川陕老根据地访问团队长。1962年1月从毛泽东秘书处下放至湖南省石门县劳动锻炼。1963年后任中央二机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社教团团长、队长，陕西省合阳县下放干部，二机部组织部副部长、大庆办主任。1982年12月离休。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曾三次受毛泽东委托回到家乡访问、调查。
    第一次是1950年秋，罗光禄带中央川陕老根据地访问团回川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第二次是1954年春天，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回四川苍溪老家调查农村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成立情况。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民。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热潮中，毛泽东每天要看许许多多各地上报的材料。他不满足于这些局面报告，经常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社会调查。凡是毛泽东批准下去搞调查的，都由毛泽东出路费，每人二、三百元，从他的稿费中开支，他写一张条子，到特别会计科老赖那里去领取。
    第三次是1955年底，罗光禄受到毛泽东派遣，回四川省苍溪县老家搞社会调查。毛泽东对他说，你回去看一看父母乡亲，另外了解乡亲们对合作社有些什么看法。你回去他们会说实话的。
    罗光禄回到四川后，西南局派车送他到苍溪县。从县城到白庙场李子垭还有近100里路，由于当时公路不通，罗光禄和警卫员在县委指派的公安局干部罗光远的陪同下，骑马回乡，在距李子垭罗家大院还有1公里的地方，罗光禄下马步行回到罗家大院。这时已是农历腊月28日。
    罗光禄的堂侄罗宗凡所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苍溪第一批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取名群力第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该社23户共79人，耕地面积80亩，耕牛11头。罗光禄请社主任罗宗斌、副主任罗宗贵、居民组长罗亨盛、社员罗明权等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组成情况。对入社的户数、人口、耕地面积、耕牛、农具、股份基金、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提留等都作了详细了解。特别是入社后社员分配部分各占比例的多少、粮食的质量、畜牧业的发展、蚕桑、油桐等是增加还是减少、怎样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干部群众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看法、社员最关心的是什么等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群众对农业合作社会反映截然不同，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说好是因为合作社增产了，粮食打得多，生活有了提高。说不好的也有理由：“我的地多，他的地少，我吃亏了”。罗光禄对这些都作了详细记录。
    当时，全国农村正掀起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高潮，罗光禄走村串户了解贯彻落实《纲要》的具体情况，当他问到一个社长有关《纲要》的内容时，社长答不上来。罗光禄考问了罗宗凡，罗宗凡一一答对如流。罗光禄说：“你这个乡长学得不错，但是你们的社长学得不深入，要认真组织乡村干部更进一步深入学习，把主要内容和精神吃透，一定要按党中央《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目标努力奋斗！”罗宗凡回到乡上又召集乡、村、社干部集中学习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在调查中，罗光禄了解到乡亲们对成立手工业合作社有不同看法。罗光禄的母亲说，过去到白庙场，在路上饿了、渴了，可以歇幺店子，现在要到场上才能吃得到。罗光禄又托人专程去把他参加红军前拜师学艺的理发师傅何宗模请来，一叙师徒情谊，同时了解手工业的情况。他从乡亲们那里了解到：手工业过分集中了，老百姓理发、修理农具、缝补衣服等要跑很远很远的路，不方便群众。老百姓的意见是：要成立手工业合作社，应实行小集中，分片设点……他把群力二社的铁匠、银匠、缝纫、理发、染房、编织、油房、石匠、木匠等召集起来座谈，并详细作了记录。
    除夕中午，罗光禄亲自下厨，设宴招待同院的乡邻，吃了团年饭，罗光禄又深入贫困户访贫问苦。当他了解到同村四社的何元芳一位妇女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日子过得较清苦，他送去两斤猪肉5元钱，并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有当地人民政府，是会过上好日子的，要送子女读书。他还慰问了军烈属，送去了慰问品，勉励他们遵循毛主席教导，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再立新功。
    在家乡住了10多天，除了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外，罗光禄还亲自挑水做饭、淘井让父老乡亲吃上卫生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离开罗家大院时，与警卫一道把住的房屋及罗家大院的清洁卫生彻底清扫一了次。乡亲们对他赞不绝口。大家都叫他把他母亲接到北京去，他说：“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苦、共患难，待国强民富了，再接母亲去北京。”就这样，她母亲全靠同院的罗宗凡一家的照顾，1962年他母亲病危逝世，他因工作繁忙，没有向毛主席请假，委托罗宗凡帮他办理他母亲的后事。
    回到北京，罗光禄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反映好多地方都会有，可他们不敢说实话。群众的要求是多打粮食，生活过好一些。这就要靠组织起来，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要按大多数人的愿望办。
    毛泽东在颐年堂里曾和陈云谈过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他说，农村中有很多挑担子的，货郎啊，修剪刀的啊，理发的啊，这些是需要的嘛，这样群众很方便。应该允许人家单干嘛，组织起来，不利于群众的日常生活。他还说，城市里，应该允许夫妻店存在。夫妻店方便，有时候群众要买个油盐酱醋，天黑了，关门了，一敲门照样可以买到。由于毛泽东这一段话，农村的货郎担和城市中的夫妻店延长了较长的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才被彻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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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光禄，1917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1933年，他参加了红军。1936年10月，他所在的红30军，编入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发。由于敌人残酷地堵截和追杀，加之我军弹尽粮绝又无后方，最后遭致惨败。直到1940年，他才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局作战室等单位工作。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
　　
　　叶剑英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1948年的一天，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找罗光禄谈话。叶剑英对他说：“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办公，毛主席那里需要人。经过研究，调你到毛主席那里担任秘书工作。”
　　 能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罗光禄既兴奋又有点儿担心，他说：“我怕担当不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叶剑英鼓励道：“这项工作确实非常重要，要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志去。中央很信任你，所以调你去。不懂的地方，向毛主席请示就行了。”
　　 就这样，罗光禄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一开始，罗光禄显得很拘谨，连走路都特地放轻脚步，尽量不发出声音。毛泽东很快就打消了他的拘束感。
　　 毛泽东不喜欢独自吃饭，总要招呼一两个人一起吃饭。罗光禄在他身边，常被叫去一起吃饭。毛泽东边吃边聊，说：“工作时，我全副精力扑在办公桌上，吃饭时，如果一个人吃，我的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跟人边吃边聊，我就换了个脑子，得到了休息。”在海阔天空的闲聊之中，罗光禄的拘束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亲启件”都由机要秘书拆阅
　　 进驻中南海丰泽园后，机要秘书的办公室离毛泽东办公室约四五十米。
　　 一般的群众来信，由田家英到秘书室拆阅、处理，重要的送毛泽东阅。有关文件、重要的信件，则由机要秘书拆阅、处理，加以筛选，送毛泽东批阅。标明“特急”的文件例外，罗光禄拆阅后，往往马上要去找毛泽东。即便毛泽东在睡觉，也要叫醒他。这类特急件，以外交文件居多。因为外交上的谈判，往往限时限刻，要求毛泽东迅速作出决定。
　　 密级最高的是“亲启件”。给毛泽东的“亲启件”，都由机要秘书拆阅。毛泽东写给其他中央首长的“亲启件”，也由机要秘书专程送去。不过，毛泽东发出的“亲启件”，从来不封口。他往往叫罗光禄或高智先看一下，有没有笔误之处，然后叫他们送出。然而，毛泽东收到的“亲启件”，则几乎件件密封。即便由罗光禄带回的“亲启件”，也总是密封的。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日程，由机要秘书安排。几时几分接见谁，几时几分出席什么会议，都要事先作周密安排。毛泽东召开会议，总要机要秘书开列出席者名单。经他过目，删去几个或增加几个，然后发出通知。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不许做记录的，所以罗光禄个人从不写日记。不过，他每天要填写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人是要一点儿精神的”
　　 毛泽东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北京市规定，每户一个月只能供应一斤肉，毛泽东也遵照这一规定。他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他的“早饭”相当于通常的晚饭。
　　有一次，毛泽东在吃“早饭”时，发现有一盘肉。他问罗光禄：“肉从哪里来的？”如果“来路不明”，他就不吃。
　　 罗光禄向毛泽东作了解释：昨天主席宴请外宾，原定两桌。临时因周总理那里有事，不能出席宴会，改成一桌。按规定，招待外宾，席上有肉。剩下来的那桌菜，今天分给大家。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均分，大家都分到一点儿肉。毛泽东听说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分到了肉，他这才吃了那盘肉。
　　 有一回，毛泽东在杭州，患感冒，发烧到38.5℃。罗光禄没有给毛泽东送文件。毛泽东问：“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罗光禄答道：“主席，您发烧，该休息。”毛泽东说：“没有关系，还没有到39℃呢！”没办法，罗光禄只得遵命，给毛泽东送去文件。毛泽东半躺在床上，批阅文件，罗光禄很受感动，眼眶湿润了。毛泽东朝他看了看，罗光禄说：“主席，您的精神很使我感动！我要把您的这种精神告诉支部的同志们，让大家向您学习。”
　　 毛泽东笑道：“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如果你要告诉支部的话，你就说这句话。”
　　 于是，罗光禄向叶子龙转告了毛泽东的话。叶子龙召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让罗光禄给大家介绍毛泽东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形，大家都深受感动。
　　在罗光禄的记忆中，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同意罗光禄对他进行“表扬”。
　　 1962年，中央决定精简机构，毛泽东带头裁减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1963年5月，罗光禄调离毛泽东身边，到核工业部工作。
　　 几十年来，由于过度的紧张劳累，罗光禄得了神经衰弱症，记忆力也减退。但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他的言语便充满激情：“毛主席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我能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永远感到自豪。毛主席不是‘树’起来的，是在实践中证明他确实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热爱他，尊敬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责编/陶明兰 来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
　　
　　【链接】 毛泽东黄鹤楼“遇险记”
　　 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跟随毛泽东南来北往。他记得，有一次在武汉，正遇上正月十五元宵节，黄鹤楼一带耍龙灯，十分热闹。毛泽东要去看看，罗光禄陪毛泽东上了山。一群小学生很快认出了毛泽东，紧紧跟着。罗光禄打发他们，叫他们别跟在后面。一位小学生悄声对他说：“那是毛主席！”罗光禄连连摇头：“不是毛主席。”小学生笑了：“是毛主席，没错。”小学生指了指自己的下巴，说道：“毛主席这里有颗痣！”
　　 一传十，十传百，游人们很快围拢来。罗光禄很着急，生怕出事。这时，随行的罗瑞卿大声喊道：“同志们，我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家听我指挥，让出一条路！”罗瑞卿这么一喊，游人们当即闪开，让出一条道路。毛泽东倒不在乎，他不断向游人们招手。一直到了江边，上了船，罗光禄才松了一口气。
　　 在船上，罗光禄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好险哪。如果群众中混了坏人，那就麻烦了。”毛泽东却坦然地说：“没什么。即便有坏人，我们是有准备的，坏人是没有准备的。”

　　 （来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