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身陷“文革”政治漩涡的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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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编《芦荡火种》

     1963年初，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倡议，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一个是上海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另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前者交给了中国京剧院，后者交给了北京京剧团。
    北京京剧团随后成立了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和薛恩厚4人组成的编剧小组，其中，后3人承担着剧团不同的领导职务，主要编剧工作就由曾被作为凑数的“右派”下放劳动的汪曾祺承担了起来。
    经过改编的剧本，剧名由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主要是描写阿庆嫂如何英勇机智、如何保护伤员的，突出的是地下斗争。但第一次改编的效果并不理想，江青与彭真、罗瑞卿等观看了彩排后一声不吭，撒手不再过问。但彭、罗认为此剧的基础不错，希望剧团再下功夫把剧本改好。
    汪曾祺根据彭真、罗瑞卿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精心调理，尤其在人物的刻画和文学表达上，特别注意克服“脸谱化”的问题。经过再度改编的剧目，于1964年3月经彭真等北京市领导再次审看，决定对外公演。剧名也由《地下联络员》改回原来沪剧的《芦荡火种》。
    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江青，在专机上读到《北京日报》关于《芦荡火种》的评论文章，抵京当晚就去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江青对演职人员大发雷霆。
    其实，江青之怒不过是认为彭真枪了自己的风头而已。从从以后，江青介入剧目的“修改”，折腾了10几天，把剧组累得够呛，但剧本几乎原祥未动，但经过这么一折腾，这出戏自然就归在了她的名下，成了她的功劳。
    1964年4月27日，《芦荡火种》照原样进行了演出，观看演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等，该剧得到盛赞。7月23日，毛泽东、彭真、谭震林、康生等也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在接见演员时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
    几天后，江青到剧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据汪曾祺回忆，毛泽东的指示主要有3点：要突出新四军的音乐形象；结尾要修改；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从此，《芦荡火种》正式定名为《沙家浜》，并成为后来8个样板戏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唯一可在江青面前跷二郎腿的人

    1964年冬季，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见薛恩厚、汪曾祺和阎肃，这是汪曾祺第一次面见江青。江青下达的任务是把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接下来几个月，汪曾祺随剧团到重庆体验生活，结果因江青一句话：“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那时还有王明路线”，后停止创作，
另外编造了一出戏《山城旭日》。
    这时，“文革”拉开序幕，剧团里的青年演员们纷纷举旗造反，汪曾祺被揪了出来。原因是他和人合写了一个剧本《小翠》（还有剧团把名字改为《狐仙小翠》，说的是《聊斋》中的故事）。由于剧本里傻公子把狐狸说成猫，造反派说“猫”就是“毛”，如此恶毒攻击伟大
领袖当然要被揪出来的。此外，汪曾祺在他编的现代小戏《雪花飘》写过这样的唱词：“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造反派说他跟地富反坏右也要亲不然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再加上他的“右派”经历，属于有“前科”的人。
    但几个月后，汪曾祺于1967年4月20日突遭“解放”。当晚，汪曾祺陪同江青观看了自己在“文革”前不久编造的《山城旭日》，他与阎肃分坐江青左右—在当时，这属于很高的荣誉。在那个诚惶诚恐的年代，汪得以“解放”，自然对江青心存感激。
  “解放”汪曾祺的目的是为了改戏，而汪曾祺的报答就是努力完善剧本。
  《沙家浜》原来的剧情是以阿庆嫂为主角带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刘少奇靠边站了，地下斗争也要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原来的配角郭建光成为了主角。阿庆嫂则降为配角。
    江青飞扬跋扈、蛮不讲理，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她对汪曾祺却表现得颇为偏爱，尽管没有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对汪“控制使用”。
    大约在i965年，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版本颇为珍贵的《毛选》．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在第一卷的扉页上江青还亲笔题签：“赠汪曾祺同志，江青。”据说江青的字写得不错，是专门练过的。
    但江青对汪曾祺“控制使用”这条，也表明汪曾祺始终还是异类，地还必须夹着尾巴，还必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夹着“尾巴”的汪曾祺，尾巴始终夹得不太紧，还是露出了我行我素的一面。他曾告诉自己的朋友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可以抽烟的人。

攀上“政治生涯”高峰

    1970年7月l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沙家浜》的定稿会。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定稿后的剧本将在6月份的《红旗》上发表，同时还要配发署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评论，时间相当紧迫。参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
    定稿时先由演员读剧本，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由江青一一指出，汪曾祺恰为执笔者。
    在后来的“检查”中，汪曾祺写道，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戏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汪曾祺写出的词令江青十分赞赏。10几个小时的定稿会直到次日凌晨结束，汪曾祺应付自如。江青的赞赏使汪曾祺攀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登天安门。
    5月19日晚10点半，江青的秘书电话通知北京京剧团，要汪曾祺参加第二天在天安门举行的声援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集会次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列出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林彪均在其中，江青缺席。汪曾祺则排在“革命文艺战士”的行列。在这群“革命文艺战士”中，汪曾祺是唯一的文人，以至让当时关在牛棚里的林厅澜看到报纸后惊喜，以为又出现了什么路线变化。
“文革”后他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在全国一片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汪曾祺受到如此优待，许多人自然认为他投靠了江青。
    1972年4月，江青指示剧团将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改编成京剧，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该剧时，还是江青一锤定誊“写词也得有人，叫汪曾祺写。”此外，汪曾祺还参与了样板戏《杜鹃山》部分场次的修改。
到了1976年2月，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要把电影《决裂》改编成京剧，这是汪曾祺参与的最后一部“革命现代京剧“，到10月11日开会汇报各自设想的时候，”四人帮“已经垮台，此剧就此寿终正寝。

真正到律家行列

    “文革”结束后，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清查“四人帮”分子，主要清查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汪曾祺是“怀疑对象”并不在清查之列。但他自认为了解内情，为一些受到审查的人抱不平，认为一些人与“四人帮”集团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参与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再用“文革”郡套整人的办法搞运动，他不仅找工作组提意见，还写大字报。
    出乎汪曾祺意料的是，有人揭发“四人帮”倒台前曾经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企图东山再起。由于汪曾祺在“文革”中受到“重用”的经历，转身成为“第二套班底”的重点清查对象，他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是否为“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
    其实，对汪曾祺而言，并没有什么“投靠”行为，他被“解放”后，在工作上就一直比较卖力。他先后为《沙家浜》写过3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1970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按领导的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样板戏的功劳。他还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各种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样板戏交流会上，作过两次
有关《沙家浜》的报告。一次，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好不好？
    江青优待汪曾祺是事实，而汪曾祺的“回报”，大致也就这么多。清查的结果是：汪曾祺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说明；而汪夫人出于担心，将江青赠送的毛选扉页撕下来烧了。他和“四人帮”集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瓜葛。
    结束了两年审查，汪曾祺这才真正回归到作家行列。

    （据《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