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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文  父亲李琪印象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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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7 14:37: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父亲李琪印象散记

2015年03月27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李海文

李琪(1914年10月30日-1966年7月10日),山西省临猗县人。抗战时期长期在晋绥边区八分区敌后任职,1949年1月到马列学院学习,结业之后留校任教,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1953年和1956年出版《〈实践论〉解释》、《〈矛盾论〉解说》。1953年9月,调彭真办公室担任政治秘书。1961年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6年5月16日,遭报纸公开点名批判,此后遭到批斗,受到辱骂及殴打。1966年7月10日,被迫害致死。

本文作者李海文

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9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后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担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著有口述著作《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张浩传》、《穿过硝烟的握手》等,主编《周恩来之路》、《周恩来家世》、《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

小学未上过,就给大学生讲课
我的父亲李琪离开我们已经49年了,但是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的一生。现在我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回头看走过的路,这点看得就越来越清晰。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只读过四年私塾。家乡流传蒲州梆子,他从小喜爱看,从戏剧中学习到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因为灾荒,他十几岁就到天津当学徒,全凭自学,能看报写信,当上了职员。
1937年父亲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参加共产党。毕业时主动要求到山西前线,从干事、区长到地委的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深入敌后,在艰苦、危险的地区坚持了8年,两次被敌人抓捕,越狱而出。1948年他到马列学院学习,1949年后组织派他到北京大学讲哲学。第一节课,他自我介绍:“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今天给大学生讲课。”
在马列学院深造时,父亲边学习边写作,开始写《〈实践论〉解释》、《〈矛盾论〉解说》。不管冬天还是盛夏,父亲总是伏案疾书,节假日从不休息。妈妈以床为桌,坐在小板凳上帮他誊写。这两本书终于在1953年、1956年分别出版,多次翻印,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畅销书。日本友人还将其翻译成日文,并发表文章论述介绍,引起日本学界对研究、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兴趣。
父亲后来改行搞法律,潜心研究刑法,发表文章,成为研究员,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1999年我到河南碰到一位同志,向我打听理论家李琪的下落。我又惊又喜,真没有想到父亲去世30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我忙说:“他是我的父亲。他只是理论工作者,不是理论家。”
父亲出身农民,长期在底层生活,参加革命后,从基层干起来,了解农村、了解中国国情。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他虽然职务不高,但是当过一把手,独立到一个区开展工作,在实践中他明白党的政策必须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结合得好,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他学习、研究哲学,坚持人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他告诉我,毛泽东的《实践论》写得比《矛盾论》好。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父亲坚持原则、坚持党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
1958年人们头脑发热,全国刮起浮夸风。他给我们讲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当时就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我当时上初二,哥哥上高一。我对他讲的事似懂非懂,他讲的许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是,我一直记得他像个农民一样坐在炕上,那严肃、忧郁的眼神。我现在想他当年太焦虑了,又无处可讲,只好讲给我们兄妹两人听。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准我们用“最、特”这类绝对化的词语。

早在1958年,父亲就与张春桥是对头
1958年张春桥写了名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认为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全盘否定按劳分配,把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该文在上海的党内刊物《解放》上发表,引起很多意见。10月毛泽东让《人民日报》转载,写了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易懂,很好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47页)
张春桥出身于城市,中学文化程度,30年代在上海一向以文人自居。他到延安后,加入了共产党,派到晋察冀,在文化单位工作,从来没有担任过一把手。敌人扫荡时,他掉队跟着其他单位突围,受到组织上的批评。抗战胜利后,张春桥与叛徒李文静结为夫妻,还利用职权,为文静制造假档案,多方包庇。(见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他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实际情况,再加上品质恶劣,养成揣摩上级意图、曲意奉迎的作风。上面说到正一,他就说到正十,当政策发生改变为负一,他马上就能说到负十。不是在实际工作中弥补中央政策的不足,而是一味鼓吹,扩大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他写这篇文章是知道上面的想法后写的。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道张春桥发表此文的背景,他有感而发,针锋相对地在当年12月的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发表了《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按劳分配制度,从它的本质上讲,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在等价交换形式下实行不等价交换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制度。”他明确指出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全凭人们的愿望搞供给制,“其结果只能出现农民的‘粗鄙’的平均主义”,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父亲的文章击中了张春桥的要害。事过18年,1975年4月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成为人们必须学习的文章。有好事者内部重新印发张春桥1958年的文章时,还把父亲的文章作为反面材料公布,再次批判他。此时父亲已去世8年,我们这才知道早在1958年他俩就是对头。

父亲说:“江青的出现是我们党的不幸”
1963、1964年,父亲在京剧改革时敢于向江青提出不同的意见。他看不惯江青的颐指气使,曾经对妈妈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妈妈劝他谨慎小心,不要过于认真固执。父亲严肃地说,江青这个人身上一点共产党员气味都没有,这是革命工作,是党的事业,不是儿戏。江青的出现是我们党的不幸。
1965年底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广大的知识分子。父亲于1966年1月在《北京日报》发表《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不同意用政治大帽子压人,不同意把吴晗一棍子打死,认为学术问题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江青又打又拉,想让父亲给他提供炮弹,打开北京市委的缺口。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提醒、暗示和训斥,给他多少次所谓的“机会”,父亲从不向她谈北京市有什么问题。
1966年1月江青筹备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之际,把父亲叫到上海,故意不约定见面时间,想让父亲主动求见,对她顶礼膜拜。父亲耿直不阿,偏偏不肯主动上门。江青派张春桥做说客,父亲听完后冷冷地说:“不知道江青同志还有别的事没有,如果没有我就回北京了。”他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的态度使江青大为恼火,江青一见到他就大加指责,谩骂大闹一场。父亲气得忍无可忍,回到北京后,给市委书记彭真写信反映了他对江青的认识。同时他又强调,他已做好思想准备,江青如此胡来,自己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可能为期不远了。
父亲在信中说:江青以权贵自居,盛气凌人,独断专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无事生非,仗势欺人。“她比吕后、西太后还坏,把别人当成奴隶,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使我无法工作,无法忍耐。”“我的感受太深了,有责任反映这一切。希望我们党警惕她。”
1966年5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批判他,他受到围攻,有家不能回。但是他没有屈服,以死抗争。他绝不后悔自己参加革命的选择,留下的遗书让我们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十年浩劫,鬼蜮伎俩,群形毕现,我常常想父亲给我们讲《李斯列传》的神态。父亲那种宁折勿弯的精神,支撑我们在逆境中奋进、向上。
1964年江青到上海活动,张春桥说:“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就是拍定了。”姚文元和张春桥一样紧跟江青。1967年5月在上海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姚文元明知道批判“海瑞罢官”一文是毛主席部署的,却说江青“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炬”。1964年、1966年,江青曾两次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查找她30年代在上海被捕的档案,企图收集起来销毁。1967年11月姚文元污蔑参与工作的人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使用特务手段”和“窃取革命机密”,讨好、效忠江青。江青封姚文元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公开说:“文艺工作不许别人插手,我死了,叫文元当主帅。”(见1977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揭发材料)
张春桥30年代在上海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外围组织的历史,成为他的一个心病。1968年4月12日他知道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收藏的报纸,登有他的文章和江青活动的报道,在6月即下令查封了徐家汇藏书楼30年代的报刊资料。1970年借一打三反之机,对上海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追查。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资料,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凡是在此工作过的人连勤杂人员在内,统统办学习班。短短几年内由于揭发攻击鲁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株连、迫害了四五十个同志,有的自杀,有的逼成精神病。(见197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总支书记潘皓平揭发材料)

“李斯临死说这个话,真没有出息!”
父亲常说:“现在你们有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学习。”他给妹妹写下“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条幅贴在墙上。常常从书架抽出书,给我和哥哥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哲学,讲历史,讲古文,讲司马迁、项羽、李斯,讲历史兴衰,讲做人的道理。
他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给我们买书,买《中华活页文选》、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我们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衣服是大的穿了给小的,小妹妹永远穿的是旧的。吃的粗茶淡饭,家具是旧的,只有书架是新的,是父母买的,有六七个之多。
父亲生活简朴,除了爱下围棋外,不抽烟,很少喝酒,每月工资留下二三十块钱的零花钱,其余都给妈妈。他珍惜东西,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说:“物贵有用,人贵自知。物品就是让人用,不要损坏。”不像有的读书人不准孩子动书架上的书籍,他总是鼓励我们读他书架上的书。哥哥更胆大,经常能找到一些内部书,他看完了自然传给我看。
父亲有钱就买书,买字画,买《四库备要》。他和妈妈都喜爱书,买人物传记,阅读五四时期、30年代作家的小说、历史书籍,有时间他们在一起交谈书的内容和心得体会。耳闻目睹,我们也爱读书、买书,钱不够,就站在书店看,到图书馆借。
哥哥和我上高中后,父亲经常和我们谈论形势,为了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常常让我们先说,他再评论。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兄妹五人,“文革”时最小的妹妹海春只有小学五年级,三个妹妹都下乡插队,大家一直坚持自学,粉碎“四人帮”后海浪、海春考上研究生,海萍考上大学。我能坚持研究党史一辈子不动摇,就是受父母的影响。
父亲夸奖李斯的《谏逐客令》写得好,但是特别告诫我们:不要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宰相位,支持宦官赵高篡改秦始皇令,杀扶苏,立胡亥为太子,助纣为虐。最后李斯还是被赵高所杀,临死前他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亲读到这里时说:“人要有原则,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更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国家的根本。人做了选择不要后悔。李斯临死说这个话,真没有出息!”
“我不愿看见我的孩子成为少爷小姐被别人打倒”
父亲从不计较钱。50年代是以版税计算稿费,出版社没有想到他的书会印那么多,打电话征求意见,要将版税降低。当时我正坐在旁边听他和外公聊天,父亲在电话中欣然同意。他放下电话说:“我们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挣稿费。”平时他常说:“钱算什么,就是让人花的。但是不要胡花。”他说这话时,保留着国难当头时毁家纾难、仗义疏财的豪气。他常说:“我没有财产,只给你们留下革命精神。”妈妈常说:“金钱如粪土,脸面值千斤。”
父亲反对特权思想,他从不允许我们享有任何特权,常常告诫我们不要特殊,不要脱离群众。1950年十一国庆他带我和哥哥去天安门看烟火,告诉我们:一颗烟火的费用是一家中农一年的费用。60年代初期,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人们生活的困难情况。平时他很少带我们去饭馆吃饭,仅是出书后带我们到晋阳饭庄吃过一次,所以印象深刻。在日常生活供应不正常的时期,我对他说:“爸爸,你再带我们去一次。”他说:“现在我们党、国家非常困难,我们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等情况好了,我再带你们去。”后来他忙于工作,我们再也没有去过晋阳饭庄。
记得有一次,正逢困难时期,我上高中,没有带钥匙,将门上一块小玻璃打破,进了家门。当时住房、家具都是公家的。父亲知道了,一连三天找我。他回来得晚,我一听见他进门的声音就赶快关灯装睡。几天后,我以为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及时关灯,他将我叫到他的房间,批评我,最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高高在上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我不愿看见我的孩子成为少爷小姐被别人打倒。”字字千钧的话给我以巨大的震动,促使我觉醒成长。这话今天仍然回响在耳边,鞭策我不断前进。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后代的要求,表现了父亲对劳动人民事业的忠诚。
我们在政治上、理论上有了难题找父亲,我们做了错事,他严厉批评,但是讲道理,从来没有骂过我们,更别说打了。他不苟言笑,对我们要求严格,孩子们都敬畏他。
1960年暑假,我一个人到四川看友莲姨姨,16岁第一次出远门有些胆怯。正好父亲出差,我搭他的车一起去火车站。妈妈送我们下了楼,不停地叮嘱我,一连说了十几个“要注意”。等她说完了,父亲淡淡地说:“行了,是要注意,不过,也不要过于紧张。”一句话,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他们配合默契,齐心协力教育我们。
高中时我当团支书,因为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在妈妈面前倾诉,说着说着哭起来。妈妈批评我:“哭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困难,我们都哭吧,能解决吗?共产党员干什么的?就是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做工作的。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没有工作,还要共产党员干什么。”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父亲死后,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努力,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让事实说话才是最有力量。
1982年我搬家到平安里,我的孩子按政策可以转入北京市重点学校——黄城根小学。我请妈妈帮忙,她正言厉色,说:“机关那么多同志都搬家了,别人的孩子都没有转,你就转,合适吗?!”说得我哑口无言。后来机关与学校联系,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转,只有四年级的两个孩子因名额有限不能转,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孩子。后来十岁的孩子每天带着钥匙,坐六七站车上学,他的学习状况可想而知。但是,长期严谨的家教信念和习惯深入我们心中,只能咬牙克服困难。
回忆父亲的一生,我不仅更加了解我父母的为人,而且通过他们了解经历过战争岁月那代人的情怀。中国人需要这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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