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我的文革研究手稿目录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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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研究手稿目录汇编（上）
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在文革50周年之际，我回忆了自己多年前研究文革时所写的书稿，并整理出了目录，对其中某些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发表出来，供大家阅读和批评。

这些书稿，是我在国内生活时写作的，也都没有发表。最早的一本写于42年前，最近的一本也有15年之久了，况且，我在2002年11月来到韩国后，这些书稿都不在身边，凭着记忆只能是写出个大概，所以，是很遗憾的事情。

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对自己作过的研究，有着一种很深的情感维系，今天把它写出来，许多细节固然无从想起，可基本的思路还是不能忘怀的。

书稿目录：
《绝妙的戏——一个青年解说员的话》
《运动之10年》
《略论毛泽东主义之历史命运》
《六六学说简介》
《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1966年的故事》

另外，《六六运动论说》（1985年）、《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986年）以及《六六运动讲稿》（2002年6月）等三部书稿，因为已在网上发表过了，故不在其内。

书稿内容：

《绝妙的戏》
写于1974年4月，定稿于1975年10月。大约20万字。

写作背景：
1974年初，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全党、全国、全军”开展了一场“热情颂扬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政治教育。我当时在部队服现役，担任某部连队副指导员职务。这样的教育对我来说，非但没有使我接受它，反而激起了我对它强烈反感和厌恶，并且，摩拳擦掌，试图对之实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有了上述打算，我准备好了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平日里在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来的东西，立马记录下来。过了2个多月，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地记了不少东西。大约在4月初的一个深夜，我查完哨后，怎么也睡不着觉，索性翻开笔记本，突然感觉到其中的内容可以写一本书！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脑海里这个奇怪的念头是怎么冒出的？反正事情就这么定了。

在写一本书的决心下定后，我便努力使自己的思路回到文革中去。于是，我经历过的文革场面就像电影镜头那样地一闪又一闪出现于脑海。这样，在1968年2月，我决心“逃了出去”的文革，被我的思考给重新拉了回来。不过这一次，和此前不一样了。在此前的运动中，我作为一个造反的红卫兵是跟着时代感觉走的，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和同学们一样地经历潮起潮落，到最后，当我所在的自治组织——“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简称“中造司”），在我校派性斗争中，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为了免遭屈辱，我决计“逃出”运动；而此时可以“逃出”的唯一途径，就是当兵！

1968年，2月12日，就在我穿上军装，坐上西去的列车，在着火车的轰鸣声中远离家乡时，我在家乡生活中经历的文革也正在离我而去。我依窗而坐，漫不经心地思考着……，在先后2年多时间内，一个“爆发在灵魂深处的革命”，恍如窗外飞逝的景物，一下子就被抛在身后了……，文革中所有事情，都似乎于我无关了。谁知道，当我决定要写一本文革的书时，那些“过去了的事情”都派上用场了。

眼下的问题是：我要写一本文革的书，可是，我在文革中只是活跃在一个县城、一个中学、一个农村的这样的“小范围”里的小人物，况且，只是在我念书的学校和家乡，我才“出了名”，甚至在县城里，我的名字一股脑地埋没在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当中了。关于文革的事——别说说全国的文革，就连陕西省的文革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写出来的文革，会有价值吗？在“七亿人”参与的文革中，我个人的那种一段简直就是文革的一块“碎片”，在文革这个偌大的运动中，我的这一块“碎片”的价值怎样才能够安顿下来呢？

但是，我们若是对文革这样的大块事件，作一个科学的观察，就会发现它是“由许多分布的碎片组合成为一个自然涌现出来的整体”。所以，只要一块“碎片”认识了，不就是探到事物的根底了吗？文革“上头”是什么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它还在压迫专家和学者），对于我的研究无关紧要的了，我扑捉的是“下头”的、“最基层”的意义。由此看来，我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小范围”的最小事件，但是，它却是支持那个更大块事件（文革）意义所以成立之根基。

从写作文革“碎片”开始，我的写作的文革就和毛泽东的文革、共产党的文革（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分道扬镳了。我写的东西肯定进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言论也影响不了我的研究，于是，这样一来，在我的研究中，“上锋”的人物如（毛泽东、林彪、刘少奇、邓小平等）如果不重要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小人物却获得了“前所未有”或者“史无前例”的活动空间，其行为却越来越重要。我们自由地舒展个性，自由地变化。昨天，我们可能是“保皇派”，今天脸一变，就成为“造反派”；一小时前，我们可能是“党办红卫兵”，一小时后，立马就变成为“自治红卫兵”了。运在瞬息万变，上锋的东西在朝令夕改，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是一时一个样儿地在自己的意义里翻滚。

目前，毛泽东在说他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多少事，而我说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关他更多事啊！这样的情况不是鸡对鸭说吗？可慢，在围绕文革的中心事项上，我是批判毛泽东的，他这样说，我非得那样说，是针尖对麦芒。譬如：

毛说“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文化的”，可我认为不是“文化的”，是“政治的”；毛认为运动是共产党的和他个人的，而我认为运动是“七亿人民”的；毛认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而我认为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毛认为运动要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我认为运动要解决政治上人压迫人的问题；毛认为运动是在他“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而我认为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从金春明教授的文革研究中获得支持），运动是在共产党运动和毛泽东运动破裂的缝隙间给“涌现”出来的，运动的模式也不是被事先设计好了的环环扣紧之物理式存在，而是“来源于大量共存的其他个体”的“分布式存在”；毛认为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我认为运动失败了、自我消解了。

书稿分为四幕：

第一幕：政治大造反时期。

我用“火山的大爆发”、“狮子的大怒吼”、“群众的大觉悟”、“人民的大造反”、“专制党的大垮塌”、“专制社会的大崩溃”等字样，热情讴歌了人民运动，建立起了我研究文革的新基点和新基础。我不拾人牙慧，不用别人的话，来装点自己所从事过的运动。

书稿中，我把自己在文革中耳闻目睹的人民造反场景，用一种类似于艺术的方式凝缩在大造反的画面之中。在这些画面中，我们我和同学们造学校党支部反的情形，我和家乡的社员造大队党支部的反情形，我在学习会上“炮打”“张世龙”（兴平县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炮打”孟昭亮（兴平县委第一书记）等情形，以及在省会西安看到的陕西省人民“炮打霍士廉”（陕西省委书记）、“火烧刘澜涛”（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无比壮观的场面，都以类似于“速写”的方式写下了，好像要为它树碑立传！

解放了的人民那样张狂，把他们以向敬之为神的人物，忽然“间踩在了脚下”，向他们吐口水。当权派们一张张“老革命家”的“画皮”，被造反的学生们勇敢地揭破了，露出了他们反人民的“反革命本性”。忽然间，人民获得得了结社自由，他们和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并且给它起自己最喜欢的名字，把名字印在袖章上，印在颜色鲜艳的旗旗帜上，打着它，招摇过市，显示自己的存在，宣言自己组织的威风。不用申请，人民就可以直接上街游行示威、静坐、发表演说，与此场景相应的是，一时间，死一般寂静的中国城乡涌现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发生了“墙壁说话”的今古奇观！

顿时，社会上的人失去了官方身份，没有一个人在运动中表明自己是共青团员或者共产党员。如名噪一时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谁知道她原是大学中系里的一名党支部书记？也没有知道王洪文原是棉纺厂一位共产党员，她（他）们披挂的造反派盔甲啊！就拿我个人来说吧，什么时候丢了共青团员的身份？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人扔掉了一个破抹布那样的漫不经心。学生中所有的团员，没有一个人声明“退团”，但团组织不见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刘志贤老师，因跟学校的“大叛徒”党支部书记——郭焕新“穿连裆裤”被勒令“靠边站”了。书记都没有了，还有“团总支”吗？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陈德锋同学和我（时任团支部宣传委员）都地变成了红卫兵，那有什么“团组织”啊！一直到我68年当兵时，一个小时的“团组织生活”都没有“过”啊！而在文革前，“团组织生活”，每周都过，简直是雷打不动，烦死人了。

解放了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用陕西方言讲，“披着被子上天呢——张得没有领了！”就在这个书稿里，我真真切切地记录下了这些事情。

第二幕：宗教化时期。

解放运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人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前提下，就被卷进了“汹涌澎拜的潮流”中去了。运动中大量“涌现”的事物，根本不可能被行动的人民所把握和理解。人获得了“自我解放”！“自我从何而来”《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凯利告诉我们:“控制论给出了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答案：它是从它自己那里涌现出的。……所谓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基础状态，一个自动谋划出来的形式，而假如它复杂的话，一个更复杂的自我便依此凸现出来”。

正因为“自我谋划”的东西是当事人认识不了的事情，但是当事人却要给出自己行为的一个说明，于是，毛泽东就派上用场了。在大造反发难时期，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突然要求共产党人“站在人民一边”，并且出乎意料地支持学生造反，把人民群众“炮打当权派”的行为称之为“革命行动”并给以“热烈地支持。”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他竟然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直接地挤在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中间。他这样的做法是，把制度安顿好了的各级组织机构“统统不要了”，建立了和他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运动的宗教化现象发生。

对于行为的人民来说，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带来了合法性，而合法性的获得又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且运动需要领袖的内在要求也在不断地扩张，造毛为神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造反时期的政治热情，在一夜之间转化为宗教热情，在人造之“神”的作用下，触及了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刹那间，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奇怪和古怪的的时期，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语录对”、“忠字舞”、“红心图”等莫名其妙的“新事物”。人人都变得荒唐可笑，老太婆的小脚竟然可以跳出对“毛主席的爱”，葵花籽、高粱米、黑豆子等农作物却可以拼奏出“毛主席头像”。那时，没有“毛大大”这样愚蠢的称呼，但是，一个又一个省的人民，在写给毛的表忠心信中“自称”“您的儿女”一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记得，那时我在甘肃省一个解放军农场当新兵，我们班“早请示、晚汇报”时，面对的那一张巨幅毛泽东木刻画像（2米高、1米5宽）就是我画的。就今天的标准看，那绝对是一个艺术的“次品”，可那时，人们就认“次品”啊！最优秀的画家都靠边站了，如黄胄、石鲁这样的人，都不能画了，像我这样的“不入流”的人，都拿起了画笔涂鸦。

在此一幕中，我一方面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我身边上述事情，一方面寻找其原因。

第三幕：九月政变（毛泽东、林彪集团大分裂）。

如果不是1971年9月13日突然发生了“林彪自我爆炸”事件，我真不知道宗教化运动会终结于何时？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是作为“伟大成果”被“供”在了毛的文革之“神坛”上。可眼下，“林彪的自我爆炸”把它给炸飞了，使得毛泽东的“胜利论”成为世纪大谎言，“伟大”的毛，一下子陷入了政治上的尴尬时期。

对于哪些没有亲身经历林彪事件的人来说，要理解它在当时冲击力之大，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书稿中记录了我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反映。那时候，我作为“军宣队”成员，在陕南石棉矿“支左”。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刚刚从上级开会回来的军宣队长，连饭也顾不得吃，就把我们7个军宣队成员秘密集合起来，透露绝密消息时。他第一句话是“关好门”，第二句话是：“谁把今晚的秘密提前透露，开除军籍、党籍，绝不留情”，在征得我们“绝对保密”的承诺后，他捂着嘴，悄声说：“林彪死了！”天啦，听了这样的话，我们7个人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是真的吗？”队长：“千真万确，文件很快就要传达”……。在公开传达文件时，我看到的是：死一般寂静的会场，打颤的听众和传达文件者蜡黄的脸色……。

听完报告后，照例是讨论会。但是，在讨论时，谁都不敢轻易发言，一不留神，就会说露嘴，把“自我爆炸”的林彪，说成为“林副主席”。那时，不流行弗洛伊德学说，因此，说错话的事情，还挖不出“潜意识”里的东西啊！要是弗洛伊德学说流行了，那说错话的人，岂不是暴露自己在“潜意识”中是“林彪死党”吗？

无论怎么说，“林彪事件”的一盆冷水，把熊熊燃烧的宗教之火，给一下子波灭了。人民由狂热冷静下来，不得不思考问题。于是，一种必须的思考，就成为压迫全民的问题了。红太阳落山了，忠字舞跳不起来了，早请示，晚汇报也不搞了，各地巨大的毛泽东塑像纷纷被拆除，塑像垮塌时产生的巨大灰尘弥漫在人民对毛泽东的普遍怀疑气氛之中……。

第四幕：“理论大解放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毛泽东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因此，在“林彪事件”后，他的世纪谎言破灭，没有使他清醒，相反他又导演出一种可以称之为世纪笑话的中国活报剧：全民性的“批林批孔”。

这一幕活报剧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也是他亲自导演的。首先，他把自己“上”了林彪“当”的事情，用毛泽东辩证法，辩证为“人民群众”上了林彪的当；其次，他从寻找“人民群众”为什么会“上当受骗”的问题入手，得出了人民群众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最后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他搞了个“工、农、兵学习哲学”运动，并要求人民用“哲学方法”把他在“半个多世纪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说成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我作为“青年解说员”对此活报剧，热潮冷讽之余，给于了严厉地批判，但是，我在批判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那就是在毛和毛主义波及到人民社会里时，往往会引带出种种“非毛”、“出毛”因素，我竭力否认以下的观点，即一个上头的毛主义的东西，在人民运动中就一定会结出毛主义的果子；相反，从底层涌现出来的事物之本性，对于最上头的东西会出示一种不可名状的抵抗。被迫思考的人们在开始寻求理论帮助时，理论给人民的启发是理智的活跃，而不是特定的某一种理论捆绑人民。在此之前，人民是行动者，没有思考的时间，也没有可使用之理论，眼下的情况变化了，打开理论之门的“钥匙”人民拿到了，而此前，它一直挂在毛泽东的腰上，也许为了“批臭林彪和孔老二”，毛泽东把它解了下来，扔给了人民，说：去用把（那时社会上提倡“活学活用”）！

在这部手稿中，我把1966年政治运动比作一部无声的电影拷贝，毛泽东为它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解说词，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强迫人民接受；只是我认为，此一套东西偏离了人民运动的本意，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于他的说辞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解说词。我不敢认为我的解说词就是“真理”，但是，它表现出了趋向真理的最大努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运动中，毛泽东高高在上，能够看到他眼睛里的东西都不过是皮毛现象，何况他自己也承认，“我只管中南海那么一小块地方”，而我呢？就在运动的最基层之中，同运动中数以亿计的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套解说词就带着一种原始意义上的人民性。

上述内容是我写作的第一本书稿，它不是一种书斋里的作品，不是不关痛痒的文章，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学术论文，是我内心深处溢出来情绪的宣泄，也是话语长期纠集在胸，不吐不快的结果，如果说这些东西是一种和生死存亡纠结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生命的东西，它之中有伟大的东西，也有非常丑陋的事情；有情感的一泻千里，也有凝思的愁肠百结。

书稿清誊后，我放弃了少年时代一心想当国画家的念头，不由自主地跳进了写作的泥潭，到我出国时，大约写了800多万字的书稿，可是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我的书就只能压在箱底，“供老鼠的牙齿批判”。在中国所有的报刊杂志上，见不到我一个字。（未完待续）

2016-3-5.于首日市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5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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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研究手稿目录汇编（中）
纪念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运动之10年》。写于1976年5月，约10万字。


“舞蹈大师马尔罗，一手撑着头，一边在思考”，边沁在《道德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说：“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舞步中？”他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段立法中？”（以上引文出于记忆，可能不准确）我顺着边沁的思路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历史中？”

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有我自己的思考，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是“顺”着如边沁这样的大师“竿子”“爬”的。如果回答是：“可以、可能”的话，那么在关键的时刻，一个舞步、一条立法和一小段历史，可以包容人们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内容不就是显现了学术研究之价值吗？

我经历的文革的确是一小段，如果我在经历之后，没有像马尔罗那样地“撑着头”思考，其中“形形色色”的东西，肯定寻找不到。我思考了它，甚至是苦苦地思考了它，那“形形色色”的东西就出来了，并且越来越多。《绝妙的戏》写完后，我没打算再写，可是，那部书稿中形成的思路却没有终结，总是在我脑子里盘旋，于是，就写作了《运动之10年》。

严酷的事实是：造反的文革，解放人的文革虽然死了，但是，中国传统里有火凤凰浴火重生的故事，会给人以重大启发。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发生了震撼世界的“4·5运动”！在这一次运动中，人民喊出了“打倒秦始皇”、“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伟大口号，人民直接地、公开地挑战毛泽东权威，从而给宗教化时期人民蒙昧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就在这一次伟大的运动中，毛泽东的生命已经进入垂死阶段，于意识清晰时，他在镇压人民运动的文件上划了个圈，于是，文革中那个仅剩下一点点的解放者形象，被死前的这一个圈给完全破坏了。只用了10年时间，一个最初帮助人民解放的毛、“神圣的毛”完全走到了自己的“方面”，成为临死“镇压”人民运动的人了（10年前，他最著名的口号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与此相应的是，人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出毛”时期，它不再披毛的“外衣”了，和毛脱离关系，寻找“自我肯定”和“自我定位”。

在这部书稿中，我形成了一个和许多人完全不同的判断，即人民运动的历史一劳永逸地走出了“被运动”时期，它的发生、发展以及表现都有一种默默的成熟状态，会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里，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我研究“4·5运动”时，寻找不到“领袖人物”，也寻找不到一个“策划”它的党或者组织，即使这样，一个声势强大得已经震动了世界的伟大运动不是“自我谋划”出来了吗？如果说在1966年的人民运动中，你还可以寻找出所谓的“毛泽东阴谋”，那么，在1976年的这一场清明节运动你是寻找不到它的，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1966年运动的继续，但是，在“继续”过程中，毛的因素被净化掉了。研究“4·5运动”的人，若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很遗憾了。

可见，我为运动“10年”所作的这一个总结，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竟然暗合了我今天所说的“涌现式”运动和分布式民主。也就是说，人民运动在没有领袖、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在时刻寻找着“自我涌现”的机会，并且显现出了和共产党历次运动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为我而后提出的“六六道路”作了铺垫。

《略论毛泽东主义之历史命运》。
写于1976年11月，约5万字。

在1966年中国大事变中，毛泽东成为超级意义携带者，这一点是他和同时代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所有领导人不同，他显得格外出特。正因为如此，他所携带的超级意义便对他形成了过度的压迫，以至于在他死亡之后，此意义压迫的他痛苦不堪，连一纸遗嘱都没有留下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发生了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其实应该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头，此时他死了，帮里就少了一个）“被粉碎”了。于是，主导宫廷政变的华国锋就成为超级意义的担当者了。事情已经很清楚，毛泽东携带的超级意义除他之外，没有人能够担当。因此，没隔多久，政变后的高层用了个“毛泽东的错误”就把个“超级意义”给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命运也就终结在这个当儿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以“绝对权威”（杨成武语“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排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常领导和正常布局，强力使一场正常的、一贯的、按部就班的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是1966年事变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种“革命”到底是什么？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人更清楚。他在用“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一顶特大“帽子”压垮了党内所有反对他的人和有可能反对他的人之后，便主张“大民主”。

其实，“大民主”这个词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他从1957年中国异议言论中拿来的，塞进了他自己的“群众路线”内容。依据“群众路线”他“相信”“人民群众”的运动是和共产党运动一致的，他不相信这中间会出现什么差池，他绝对没有估计到、也没有料到人民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会形成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可见，毛泽东在1966年，其所以成为超级意义的携带者原来是他的一种运气，我们中国人常说“别把运气当本事”的话，值得深思。就此而言，我说宫廷政变后，华国锋担当不了超级意义，一是他没有运气，二是没有本事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1981年6月，华国锋倒台之时，中共中央的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了毛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晚年作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以及“英明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共产党的垃圾箱。我留意到，一纸“决议”公布后，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任何风浪，人们在风平浪静中，消费《决议》的内容——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研究吗？我个人对此的看法是：毛泽东死前，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到《会议》出笼时，“革命”已经奄奄一息的了，此一部手稿正是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撇开理论，仅就事实看，毛泽东在1966年8月“炮打”了的那个共产党原“司令部”，是一个由“老革命家”组成的团体，团体中，某些“老革命家”，以为自己劳苦功高，而漠视毛，或者与毛面和心不合，是自然的事情。1969年4月，他重新建立了这个党，把所有不听话的都排挤出局了（数据显示，八界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中有295人被“揪了出来”，占中央委员的65%），而进入到新的中央委员会几乎是100%的听话者，按说，是一个“团结”的班子了，可是，没隔多久，林彪“反党集团”的突然出现，证明了这个新班子被以前的旧班子更坏、更差劲。

毛要的“革命”，是要教事物（包括班子）向好的方向发展，结果呢？出乎毛的想象，事情越来越糟，以至于他在死亡前夕，留下了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谶语。按照毛的本意，“革命”是要“消灭”和“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可是，华国锋、叶剑英发动的宫廷政变使得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完全地步入了“封建主义”轨道（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它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越走越远）。可见，毛的“革命”在偏离了民主目标后，那么，它就是一种最坏的东西，事情不明摆着吗？

就理论意义说，毛泽东也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理由如下：

我在后来的文革研究中，一再指出：否定文革的人，不是邓小平（邓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文革把其他人排挤出局后，他才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小个子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别的不说，就单说邓小平问题吧。

文革运动中，邓小平作为中国“二号走资派”已经被彻底打倒了，甚至连住中南海的权利都没有了，被发配到江西省一个工厂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可在1974年秋，毛让他复出，而复出后的邓，很快就成为“否定”毛的最有力的推手了。不光如此，在邓小平复出之前，许多在文革被“揪出”的“走资派”，都官复原职了。可见，在毛的“革命理论”中诸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走资派”、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等概念，根本没有准确的定义，是一种非常随意的东西，这和人类理论系统所形成的概念需要有严格定义的情形是格格不入的。

1966年8月，毛下命令撤出“工作组”，剝夺了工作组对文革的领导权，规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或者“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十六条》）。可是，经历过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类“权力机构”刚刚出生，就被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人民自治组织给“打垮”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毛看见了这个事实，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纠正，而听任自治组织夺取对运动的控制权和领导权，一直到1969年4月1日为止。可见，文革中，人民行为之意义，是被毛泽东“窃取”的。因此，说毛“领导”了文革，这话听起来没有一点疑问，但是，如果深刨一句：毛怎样“领导”文革？排除了已有的政治机构和现行组织体系，他凭的什么？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如果，你认为，毛站在天安门城楼，手一挥就搞定了，你一定是喝了毛泽东、四人帮的迷魂汤，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我的看法和许多研究文革的人不同，我认为1966年人民政治解放行为本身就寓于着“非毛”、“出毛”的因素，只是因为人民在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意义建立一本收藏夹时，毛“收藏”了它，使他个人变为超级意义的携带者。

毛泽东死后，它的文革“收藏夹”被邓小平等人给撕烂了，那种超级意义就悬空了。

但是，历史没有在这里止步，它在前进，人民在它的前进中，日臻成熟。人民自己收藏自己意义的行为，给1966年面目不清楚的民主一种新画像和新安顿，也许是天意中的事情吧！

（未完待续）

2016-4-7

tuffy05

我的文革研究手稿汇编（下）
纪念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六六学说简介》。5万字，写于1989年5月。

1966年事变是一个偌大的事件，研究它的人必须在开始研究时对之做出取舍。譬如，一个画家，身背画夹进入到秦岭山区去写生，他不可能把整个秦岭山都写进去，他必然要选择景点。对他来讲，群峰环绕、沟壑纵横的秦岭，每一处都是绝妙景点。因此，他在反复对比权衡之后，当选择最适合他心仪的景点进行写生。所谓的“六六学说”也是一样，它选择了1966年事件的行为主体——人民——作为研究对象。

六六学说有以下几个要点：

（1）两个运动说：1966年中国社会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个性质迥异的运动：一个是1966年5月6日——1977年8月12日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1966年5月29日——1969年4月1日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简称“六六运动”,海外叫“人民文革”）。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两个运动彼消此长，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既绚丽多彩、又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以至于迷乱了许多人眼睛，使人们很难辨认它的真面目。

（2）合法运动说：六六运动是一个合法的运动，可以说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一贯政治运动呼唤出来的，毛泽东明确表态“热烈支持”，所以，它有一段共产党运动的前奏曲，只是当“亿万人民”产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立足于一个自治组织时，运动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如此，“亿万人民”在运动中广泛地运用各种自由权利的行为也夯实了人民的基础。于是，一个在表面上看，好像是无法无天的运动，却预示着“法律的来临，权利的复活，正义的反抗！”

（3）两个毛泽东说。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一分为二哲学”最有权威的“专家”，承料想在1966年，他自己被“一分为二”了：一个是专制社会中原有的毛泽东；另一个是人民运动中间新近产生的、属于人民的，同时也是由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毛泽东。两个毛泽东，即“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就“一分为二”看，在人民运动的层面上出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就“合二而一”看，人民运动失败后，运动中的毛和原来的毛合为一体，也不足为怪。

（4）关于不标准民主和非经典式自由的辨识。1966年的民主和自由是六六学说研究重点之一。它不是教科书上的民主，自由也不是经典论述中的自由。它本身就不纯粹，是和专制社会里的许多因素经过复杂交合而后形成的东西，是一种拖泥带水的事物，因此，对它的辨识和描述，显得尤为重要，更何况，它的生成形式是“涌现”的，分布式的，而对这样一种生成方法，我们当时的人民没有相应知识可以解读和理解之。

（5）六六运动奠定了而后中国民主化道路。从此之后，所有欲绕过它另寻民主、自由途径的人，皆属徒劳（除非共产党主动放弃一党专政）。

《我们的经验与教训》，15万字，写于1989年底。

此书稿是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思潮而写作的，也是在“89风波”之后，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反思。
在书稿中，我说明现代中国人的民主诉求都是在“专制社会主义”条件发生的，同西方人争取民主的大环境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中国人想运用现成的西方民主理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1989年的运动和1966年的运动此两者之间，有充分密切的联系，可是，在人们的看法中，此二者被作为彼此孤立的事件，好像毫不相干。

以1966年的运动为例子，我提出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受认问题，特别强调，生在毛泽东时代并不可耻，走不出毛泽东时代才为可耻。书稿言道：在当前中国，一个毛泽东时代，已经分为两段：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前、后两个毛泽东时代就表面看，大不相同，其实，它是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表现样式而已，犹如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在同一个毛泽东时代发现一个从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和一种经济上给人“松绑”的现象，就可以寻找出内在的联系。就此，人民的历史要被整合起来，就可以避免和摆脱共产党人历史那种“自我否定”模式了。

若不是这样，我们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用一种“否定”的模式去理解和解读上述人民社会的两种现象，便会造成价值的破坏和流失。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立足于一种价值否定的系列之中的话，那么，他们只能用否定前价值的方式后来发展后面的价值，就如同我在书稿中嘲笑的“狗熊搬包谷——搬一个，扔一个”的情形一样。

对于生活中的这一代人来说，如何把1966年的政治价值和1978年之后的经济价值协调起来，便是人们的当务之急。就教训而言，我们在1966年的政治解放行为中，没有因毛而最终地获得解放（尽管毛一度支持人民解放），同在1978年后“经济改革”中不可能“托”邓小平（尽管他允许“发家致富”）之“福”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大人物身上，本身是极其错误的。争取权利，追求幸福的事情全靠我们自己，大人物们是帮不上忙的。在权利意识不倡明的时候，我们认识不到上述一点，往往会把自己行为的结果记在专制派大人物们的帐上。在今天，当权利意识日渐倡明时，人民行为之价值都应该记在人民自己的账本上！

毛泽东时代不同于列宁的时代，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更不同于法西斯、纳粹时代，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特点的时代。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主导时代潮流的人用“毛泽东剪刀”，“剪掉”了随时有可能“冒尖”的知识分子之“头”，同时，又用“拔苗助长”的方式企图“拔高”人民之“头”。于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后遗症之一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过“卸载”自己“知识”的事情，失去了批判这个时代的优势能力，所以，他们很难有效地批评、批判这个时代。同样的事情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情形有所变化，蒙昧时代之于人民群众而言，以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激活了普通人的感触、感受，使之在一个有利于生长的现代环境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齐头并进的现象。因之，即使拔苗助长的方式造成了大面积民众智慧之干涸，但是，没有干涸的部分却保持着批判、批评那个时代的“本钱”。

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要“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共产党“否定主义历史”模式的内在要求，不“否定”，便无法“前进”。也就是说邓小平不否定毛泽东，他就没有办法获得“政治正确性”和“政治合法性”，所以，邓小平的否定和毛泽东在1966年时，否定共产党自己“17年”历史，认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一样，都有一种被自己的历史否定主义被迫的无奈，可是，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臣服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呢？

《1966年的故事》，写于1993年，15万字。

20世纪伊始，中国人搞民主，先后使用过三个文本，敷衍出了三个不同的故事：

1911年的辛亥革命；
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
1966年的人民运动。

第一个故事的主讲人是中国国民党，讲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即标准又正经。第二个故事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讲的，虽然很不标准，也不很正经，但是，却很能够感动人，并且在故事的展开中，把人们引入到想入非非的境地（“共产主义”）；第三个故事的主讲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红卫兵、造反派，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民主的，只是他们在讲述时采用了不民主的语式而已。迄今为止，这三个故事被孤零零的分割开来，好像缺乏内在的联系。

前两个故事是政党的，主要内容是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后一个故事是人民的故事，是人民在从政治上卸载了“暴力革命、武装斗争”之后演义出来的诉诸于“笔杆子”（当时，社会的流行用语是“拿起笔，作刀枪”）的民主革命。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和政治状况，民众识字率，大众传媒普及的程度，以及民众生活的风俗习惯，道德教养等因素有关的话，那么，在前面的两个故事中，“民主”之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只有在后一个故事中，民主才变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了，普通人书写大字报，发表个人意见，批判、批评当权派，成立自治组织，自由的集会，自由的游行等等事情，都最好不过地体现了运动的民主性质。运动中，人民做“民主”的事，却说着“专制”的话！所以，研究运动的人，如果只听其言，而不观其行的话，那么，你对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事情，就会不屑一顾。

在第一个故事的创作阶段上，中国人民尚处于政治上的“襁褓时期”，因之，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革命，虽然造就了民主的大气候，但是，普通人此间切身要求的是面包和秩序，民主一时间还被包裹在“理想”之中不能现身。延安时代的共产党首脑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制作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民主”（见武振荣《论第二民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传播有关“穷人”民主的“福音”，并且许诺在未来的共产党国家中，“穷人当家做主”。

第三个故事是由上述两个故事引发的，是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人民，在潜意识里突然浮现出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感觉却是如此之真切：自我基本权利非但没有被“兑现”，反而遭到严峻的剝夺，于是，一种强烈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冲动，激发了“盲目”反抗；可正是在这种“盲目”的反抗行为中，才实现了“权利的回归”。

单就现象看，1966年的故事是孤立的，于前两个故事好像没有多少联系，其实呢？它是中国——民主——这一条红线串在一起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此一种联系是隐蔽的，不可见的。所以，我对1966年人民故事“刨根问底”式研究之后，才寻找出了它。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第三个故事并没有“否定”前两个故事，而是对之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并且在质疑的同时，建立起了人民自己的故事架构。

“我是一颗树”——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说：“我的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我本来应该是某个故事的一部分，然而，我却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从那里飘落”。对于1966年的中国人民来说，情形大致一样。故事本身是“我的”（亿万个“我”），可是，“我”却认为它是毛的“故事的一部分”，于是，邓小平“复辟”风一吹，“我”就“飘落”了。

在1966年的人民故事中，没有出现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个人的发迹史，所有的人都没有因为运动而一步登天（运动后期，的确有某些造反派领袖一步登天的例子，但是，好景不长地都给栽倒了），所以，它的人民甚至被可以说是“天然”的，如果说民主过程和民主行为中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的话，那么，民主在这里不是体现在口头上（尽管口头上有“大民主”的话），而是在人民的实践中。

1966年，在人民运动涌现的当日，运动参与者们没有分派的故意，但是，实践中的人却被毫不例外地淹没在“派性分化”和“派性冲突”的“浪潮”之中了。于是，如铁一般僵硬的专制土壤，被“多党制”的“犁头”深深地耕了一遍，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此缺乏认识，可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若是要寻找中国多党制的源头时，它就现身了。

在运动中，人民写大字报，炮打当权派，成立自治组织等等，都不是目的，都是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大目的——而运用的“工具”，谁能够想到正是“工具”“解放”了人民自己，而“工具”事实上变成为“目的”了，“工具的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价值本身了。

反对1966年人民运动的人，往往会出示“人民是盲目行动者”的理由，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的解释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行为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可是行为本身却在实践当中切切实实、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人权解放。就此去理解“伟大并不靠智力的优越”之布克哈特名言，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在那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人们并没有思索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安心于眼前的现实，一心要飞到一个比现实更高的、更理想的事物上去。

六六运动者，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心比天高”，一种更高的向往，像勾魂的鬼一样，把他们从安身立命的普通事物上，引了出来，步入了“理想的深渊”。民主——若不被当成普通的制度，组织在普通的秩序之中，并且是普通人的行为成为实践主体，那么，它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质言之，1966年，民主——被普通人占有，被普通人消费，原本是一出不需要加以解释的民主故事，可是，这样的故事，在被说成是另外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时，麻烦就出现了。也许只是因为要克服此种麻烦，我才对此一故事作了重新阐释。
在纪念文革50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凭着记忆，写出的手稿内容发表出来，没有考虑是否成熟，虽然显得有点唐突，可是，也算是尽了心。

（第一辑）完

2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