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溯：教育部文革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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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文革杂忆

阳溯


◇　我所经历的文革是这样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初夏的某天，我照平常一样从马神庙１号骑车到高教部上班，刚进
大院就看见一堆人，围着看贴在办公大楼后墙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揪出彭真黑帮
蒋南翔，署名赵秀山、肖克杰，这张大字报揭开了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赵、
肖是什么人？一个是办公厅副主任，一个是机关党委副书记，可谓都是司令部里的
人。他们造反打头阵是什么原因？教育部第二张有名的大字报是卢正义贴的，卢是
某司的副司长，平时病休的时候多，为什么这时候跳出来？人们心里在想。接着就
是披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房子墙上贴满了，就在院子里搭满了大字报棚架。我们
保蒋批赵、肖的就是保守派，原教育部（教育部和高教部曾经是分开的——编注）
那边保何伟的也是保守派，一煞时形成了四大组织两大派，互相进行大字报战，这
保守派的帽子谁也不原意戴，都说自己是革命派，走马灯似地今天打倒刘少奇，明
天打倒陶铸，我们这一派叫北京公社，与北大聂元梓联络，属于天派，与以北师大
谭厚兰为首的地派，互相天地派不停地斗，现在看来，都受中央文革的操纵和利用
。文革一开始司以上领导干部除赵、肖之类的造反派以外，大都被打成黑帮、走资
派，轻则扫院子，重则戴高帽批斗，有一次看见高沂副部长罚跪在台阶上，因为他
是国民党警察出身。处以下的干部都是群众，可笑的是大街上经常可见这样的大标
语：“打倒＊＊科的最大走资派”“打倒＊＊仓库的走资派”，可见“发动”群众
之深入及广泛。

◇　天派地派教育部夺权，一场我唯一经历的“武斗”

    １９６６年７月间，由于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了造反派夺权风
，各部门都有两派，都要夺权抢大印，势力小的就借助外力，引兵入关，教育部的
延安和革联就招来北师大的学生，一律带着红卫兵袖章，进占大院，把住大门不让
进出，我们这一派那天夜里二十几个人挤在肖琳、荣健住的小屋内，大约１１点多
钟，我和刘俊江（刘文革后调中组部，任国外干部司的司长，权力很大，派驻外大
使都要经过他）从小窗户爬出去，一直步行到北大找聂元梓的二把手，北大派学生
也进驻大院，发生了一场冲突，不过没有打伤什么人，只是把食堂给砸了，搞得几
天开不了伙。其他的“武斗”大都是部内两派，推推搡搡而已。

    北京两派武斗最出名的要算七机部的９１５和９１６了，外地的武斗听说要厉
害得多，不仅是棍棒等冷兵器，还真动了枪炮，这些都有部队介入，“文化”革命
演变成了“武化”革命。

◇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吗？

    也可以说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仅举一、二例：有一位副
司长一开始紧跟赵、肖贴大字报造蒋南翔的反，待一反攻，第二天就跑到蒋那里跪
下来，痛哭流涕地说“南翔同志，我错了”，这种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的人，心里
装满了“私”字，一切为的是“官”字。下面一个例子，那是我的老乡宗祖云，很
有才华的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是蒋南翔的秘书，赵、肖的大字报一贴出来
，他就站出来揭发蒋，他站在一个高台阶上，大声地滔滔不绝地在讲，那时候我不
认识他，站在人群中听，有人在旁边说：蒋南翔的秘书。大家以为他有重要的材料
揭出来，其实是些公开的讲话及来往批文等东西。往后他就成了造反派延安公社的
骨干，后来他又反水。我与他相遇是在文革的后期，我们一同被遣散到青海西宁，
同住在招待所里半年多，他分到省教育局，我分到青海工农学院，待到７４年以后
各找门路纷纷回京，他对我说：我们没有脸面去找老同志了。他对文革初期表现的
后悔，我怀有充份的同情。

◇　卢正义失踪之谜

    前面提到的教育部贴第二张造反大字报的人卢正义，江苏南通人，当时任中学
司副司长，在文革初期很活跃，我看到一个灰白头发的矮个小老头儿，约摸五十来
岁，在院子里与人辩论，是教育部文革造反派的风云人物，待到红卫兵公布六十多
人的叛徒名单，全国兴起抓叛徒的高潮，我们这一派就枪打出头鸟，从干部档案中
了解到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到各地调查他的材料，其中主要是在江苏反省院的
档案中，查到一份卢的自白书，把它公之于众要揪斗他，卢在部内藏身不得，就由
本派两名青年保护逃往外地，就像侦探小说一样，这一派就派人跟踪追逐，这样在
外藏匿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我们跟踪的人在南京轮船码头看到他的身影，知道他
上了开往武汉的轮船，无法追上他。就在这艘船上，第二天一早护送他的人发现卢
不见了，从此卢正义失踪。据护送他的两位青年回忆说，当晚卢的情绪尚好，无要
自杀迹象，那么人到那里去了？至今是个不解之谜。据一份材料讲，卢被捕以前，
从上海逃出来是在张春桥家里过的夜，卢与张有较密切的关系，张春桥是否有类似
的历史问题，怕牵连出来而采取灭口的办法，这仅是文革以后的一种猜测而已。

◇　凤阳县监狱

    高高的围墙，小小的窗户，屋里阴暗而潮湿，坐落在安徽凤阳县城东口的这个
院落，原为凤阳县监狱，现在它是教育部五七干校的总部和转运站。凤阳就是花鼓
戏里唱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解放前凤阳是以要饭
出名，一到冬天全家锁起门出外，到江浙一带要饭，成为一种风气，不管家里有得
吃没得吃。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些江北来的要饭佬。

    林彪六号通令以后，各中央机关和大学纷纷下放干部到干校学军、学工和学农
，并进行斗、批、改。教育部军管在县内各处山林、荒丘设立了九个连队，分别安
置了部司局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一千几百人。

    因我夫人单位二机部的干校在湖北，我们决定一起到凤阳干校，于６９年１１
月先把两个女儿小蕾、小茵带回宜兴老家，由奶奶看管，然后趁火车到临淮关，再
坐汽车到了凤阳，在那个监狱里住了十来天，才下连队。那时凤阳县城是一条街，
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十多分钟，大概朱元璋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吧？！记得
我们寻访到了朱皇帝出家的皇觉寺，三面墙只剩了半面残壁，很小的正殿已没有香
火，代替的是农民住家的炊烟。在县城的西北边朱元璋本想建一座皇宫，没有建成
而停工，如今只剩半截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城墙，这墙是特制的大砖用糯米汁和石灰
砌起来的，不管它有多坚实，讲求实际利益的农民会去拆皇帝老子的墙来盖自己的
房。方圆数里的城墙内一堆堆乱砖上，长着随风摇曳的杂草，凭吊着一代草莽英雄。

◇　三连大石岗

    凤阳地处江淮之间，多丘陵，土地贫瘠，那时农民劳动一天只得一、二角钱。
我们连队的驻地叫大石岗，它确实是个荒芜的乱石岗。离得最近的村子叫许港，最
近的市镇叫二十里铺，我们起初住在临时搭的大竹棚内，既是宿舍又是饭堂，开会
大批判的会场。一百多口人共两个棚，一个住男一个住女，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冬天的风从芦苇缝中钻进来，冷嗖嗖地。头几个月伙食不好，主食发了霉的白薯
干煮米饭很难吃。

    我们连队由外事司、学生司、外语司、办公厅等人员组成，钱其琛夫妇就在这
个连，我夫人和他在同一班，我和钱夫人同在炊事班，在这个连队的还有刘恺风副
部长和高沂副部长。第一个冬天的任务，就是到大青山采石盖房子，结果房子硬是
给这帮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盖起来了。春节左近我们居然住进了新房，
和我住隔壁的是刘恺风和他的小脚老伴，那时他们就近七十了，刘为连队烧开水，
经常听到他的喊声“打开水了”，他老伴杨老太为大伙缝补衣服。为了照顾我动过
胃切除手术，把我分配在炊事班，管小卖部当出纳和帮忙洗菜、揉馒头，因此我学
会了两个手一起揉两个馒头。每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跑来回十几里地到小镇上收
发信件和取报纸，有时还到蚌埠去为食堂采购，高沂是赶大车的，往往我坐车，他
在地上牵着骡子走，这时人和人不分级别高低强弱，都是平等的，烧开水赶大车的
部长和做饭送报纸的办事员，都是五七干校学员。尽管走在乡间的小道上，下雨天
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快要没过深筒雨鞋，下雪天冰冻路滑，生活像这乡间小道一
样艰难，可是心里却还平静和淡泊，因为没有名利地位、升官发财等思想的干扰。
我往往路过二十里铺中学时想，文革结束后能在这里当一名中学物理教员，就心满
意足了。

◇　向贫下中农学习

    连队里的斗、批、改，都是由那个王军管领导着，因为教育部已宣布撤消，“
批”什么没有对象，“改”什么没有目标，“斗”主要是斗五一六分子，即清查和
审查五一六嫌疑人，自揪出中央文革王、关、戚，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以后，五
一六就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军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两派的及幕后指使人都在清查和交
代问题之列，我们这一派明明是保守派，抓这一派的头头及幕后指使人，比之对立
的造反派更凶，导致我们北京公社头头孙适中在隔离审查期间，上吊自杀身亡。孙
适中原担任过徐州市委秘书长，可在教育部是个科员，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
分在教育部文科司，我们都称他“大头科员”，前面说过在中央部委司局级以下都
是革命群众，他站出来成了一派的群众头头，真是被军管冤屈死的。就我所知，除
他而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柳在早期跳楼而亡。教育部在文革中死亡和失踪（前面提到
的卢正义）共三人。

    连队里的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开了三十多亩荒地，挖了一个塘。劳动之余在小
油灯下看马列，有时也念念外语。每周一个晚上到附近村里贫下中农家走访，作为
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主要形式。我们常去的村就是许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全是茅
草屋，村里唯一一家地主，住的也是茅屋。有一座小学也是茅屋，里边的课桌是泥
巴堆起的，我小女儿就在这个昏暗的教室内上了一年级，每天上学除书包外都要背
个小木凳，因为那教室里除土桌子及墙上一块抹黑的黑板外，别无他物。看了这些
，我们作为教育部的干部，心里都愧疚难安。这倒是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修正主义处理品

    １９７１年秋，有一天把党员紧急招集到总部，开了两天学习班，传达和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众怒所谴，林彪成了替罪羊，广大党员舒了一口气
，心想文化大革命总该结束了吧！接着批陈伯达、批林彪，离群众离本部门的事很
远，两派都没有什么矛盾。接着进行了整党，叫“吐故纳新”，每个党员都要写一
份检查，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认识不够的要继续检查，直到通过为止，叫做
“爬坡”，爬过这道坡，恢复党籍。钱其琛和我夫人一个支部，钱夫人和我一个党
小组，钱经过三次检查才通过，主要是因为在检查中暴露了这样的思想，他说自己
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遗老、遗少，这就招来造反派没完没了的批判，爬了好几次坡
，我夫人等为他说了几句开脱的话，说“老钱是自己暴露的思想，只是一种真实心
情而已，自己说出来就说明有认识，不要再揪住不放”。钱夫人周寒琼当时也很消
沉，谈心时说“老杨你们有专业，将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而我们就可能在大石岗
一辈子了”，我也对她说了些宽慰的话。

    过不多久这帮被军管视为修正主义处理品的“遗老、遗少”重新起用，处理品
中不光是垃圾，还真有日后闪光的珠宝在内。

    １９７１年底，钱其琛等十多人首批调外交部，先是驻苏参赞、驻几内亚大使
，后新闻司司长、副部长、部长至副总理，钱头脑清晰，思维逻辑性强，说起话来
扒着手指头，顺口而来有条有理。这十多人中大都后来当参赞、司长和大使，在外
交战线起了很大作用。１９７２年春节过后，我们一批既不再需受审查又不审查别
人的干部，被重新分配到边疆十个省，我和我夫人被分配到了青海，分配之前方案
不与本人见面，一宣布就走人，真像处理品一样。尽管有几许委曲，尽管吃了些苦
，尽管面对荒山野坡而非人间美景，但是对干校那种简朴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
真情和平等，留有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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