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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这种导向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升级的上海“一月夺权”事件。
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月8日，他在谈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时提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1月5日登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加上反映毛泽东上述评价的内容。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以来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上海“一月夺权”之初，毛泽东曾认为，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原则，新的政权采用巴黎公社的形式。2月5日，在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北京的造反派在此前后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北京人民公社”等名目的组织。
（以上引自《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下册第781～783页）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适应“一月夺权”的形势而产生的。由聂元梓和一些单位联合发起的。1967年1月27日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倡议书列出发起的单位（见前面的博文）。实际上这些单位存在貌合神离的情况。例如和师大井冈山，已在高教部的夺权中和北大发生矛盾，此时只是没有撕破脸皮。清华大学蒯大富，虽然参加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但是他和北航，在这之前另搞了一个《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许多单位只是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报个名。名义上《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有200多个单位。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总部在广播大楼。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负责人是美籍人士李敦白。一次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开会，我和宋一秀（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参加。会议在广播事业局的一个大厅内举行。人员有100来人。会前，广播事业局的人向我们介绍了“小喇叭”，是位女同志，人已近中年，个子不高。真的想不出，那样清脆、稚嫩的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出自她的口，谈话时发现她的声音还是带有孩子气。
开会的主题是什么已记不得了。只是感到会场很乱，有几个年轻人发言指责北大和聂元梓。我和宋一秀先是听着，没有立即反驳。后来宋一秀发言，首先亮明自己的北大代表宋一秀的身份，指出批评者的不实之词，讲明大局。宋一秀发言后，几个年轻发言者没有再说话。但会议的其他发言还有互相指责的地方。最后李敦白发言。他讲话的大意是马列主义的大旗在中国，毛泽东的伟大，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是多么幸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样的历史使命要我们团结，互相的争吵指责是与大方向不符合的。他的中文说得很好，讲话的煽动力也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什么决议。我感觉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就像争吵的俱乐部。
北京还有一个夺权联合体《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它是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为主体成立的。北航在《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方臣。它实际上夺了市政府的权。在网络上有此事的记载（引自万一巨二的博客：疯狂的年代，历史的一页之三；大联合谈判团）：
…… 在67年1月中旬,北京的夺权全面展开了
先是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十几所高校联合了工人造反组织及中学红卫兵总部一起计三十几个单位进驻市府大楼（引者注：1月18日），其间也遭遇到二股保守组织的阻挠，但相持没多久。 进驻后宣布成立《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并组建了夺委会核心小组。发表夺权宣言。接管各办。
周总理在当天晚上就指出：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与此前后,即1月下旬,北大也联合了一些组织在广播大楼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鉴于要搞夺权大联合,夺委会立即组织了《大联合谈判团》。由北航红旗方臣担任团长，团组成员有： 清华井岗山的李磊落，中学红代会的向军,北工大一位,工人有京西煤矿的李时聪,还有一些人，计十余人。
该谈判团的宗旨就是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自成立后,彻夜工作。分析形势,制定策略,准备文件,确定主题。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谈判团由市府大楼乘车沿长安街直奔广播大楼而去。
岗哨层层,审查严格。两军对垒，谈判艰苦。
对方有核心人物：北大聂元梓，广播大楼造反派李敦白，及其它院校计二十余人。
唇枪舌剑,滔滔不绝,伶牙俐齿,宏图大略。述说大联合的必要,述说分裂的危险！
这类谈判至少进行了三个回合。结果是北京造反公社分解，聂元梓同意去夺委会工作并先派浇矢委前往。 但由于未实行干部三结合,中央对夺委会未予承认，但也没有否认。
而是做为一个过渡的临时政权保留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核心组几大员如蒯大富,韩爱晶等都回原单位了。谈判团就一跃取代了夺委会核心组工作。方臣同志自此开始主持夺委会工作。……此后夺委会在北航红旗方臣同志的领导主持下,听取中央精神,结会干部智慧，在促进革命大联合,制止武斗,革命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首都局势做出了历史贡献。
（引文完）
文中提到的周总理谈夺北京市委的权（1967.1.20动态报报道）1.18日，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今天30多个单位夺了新市委的权，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今后的任务首先吸收一些主要的工厂，吸收更多的职工帮助加强力量。综合性大学要负起主要责任，如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要负起主要责任，而不是派配个人，参加几次会议的问题。首先是监督他们的工作。不行的就撤他们的职。参加的就要加强，没参加的就要参加，既然前进就不允许半途而废。
北大动态报1967.2.3报道： 2月1日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与夺权委员会在电视大楼协商，蒯大富参加，聂元梓同志迟到。达成五点协议：（1）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成立组织，，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各参加单位不许武斗，有分歧协商解决。（2）互相之间不要攻击，不要再街上暴露内部矛盾，有离间相互关系者必须改正；（3）各单位必须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克服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等。对混进来的“捍卫团”变种和保皇组织格除勿论。对打进来的坏分子和革命组织中的腐化变质分子格罢勿论；（4）热情欢迎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加入筹委会；（5）筹委会必须坚决执行上述几条。
3月3日北大动态报报道： 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发表联合声明：……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否则夺权就是一句空话。……《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它是革命派大联合的过渡组织。它适应北京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而产生，为实现全市的大联合作出自己的努力。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我们自己在所属的单位积极进行按系统、按部门的联合，目前这项工作已基本告成，因此我们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将结束活动。
从上可以看出：
（1）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响应中央号召，为联合夺权成立的一个临时组织；没有夺权的实际行动。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在3月1日宣布结束活动，存在一个月多一点；
（2） 在“一月夺权”时，以北航为主体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夺了市政府的权，一度行使职能；夺权的行动得到周总理的称赞。
（3）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与夺委会进行了联合问题的谈判，实现了联合。聂元梓派人参加了夺委会的工作。双方拟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
转自 胡宗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ds9v.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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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30 01:2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