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所思所忆七十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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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所忆七十年》序
丁东

李辅先生长我十二岁，我认识他将近四十年了。1972年，我从一个插队知青被抽到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当干部，当时21岁。那年李辅33岁，已经是调研室副主任，副厅级干部，是我的单位领导。当时知道他在文革初期是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由此而当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约一年时间，后下乡挂职锻炼。一年后李辅出任襄汾县委书记，我也转到襄汾工作队，两个月后我得了肝炎，回家养病，从此和李辅再无工作上的联系。但和他一直保持交往，成为朋友。他一生三起四落，我目睹了其中的两起三落，感到他一生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建议他撰写回忆录。

之所以认为李辅的经历不平凡，因为他兼有造反派和清官两重身份。文革中因造反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不算太少，但有机会出任一方首长，并在任上有出色政绩的并不多。文革中的干部政策虽然是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但青年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多任副职，难有大的作为。而李辅却两度担任县级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襄份县委书记近四年，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平遥县委书记近三年。这六年左右的时间，给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的机会。他一方面努力贯彻彼时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内心一直怀着廉洁公正、造福百姓的社会理想，加上他出众的行政才能，所以很快打开局面，成为深受当地群众拥戴的清官。二三十年过去了，他的故事至今在当地口口相传。尤其二十年来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就更被当地群众所怀念。

李辅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方清官？又为什么被强行赶下政治舞台？这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学问题，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学问题。

从主观方面看，李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毛泽东关于干部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谋利益，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等号召，他是真诚信奉，身体力行的；对大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也是真心佩服的。但他又不是一个愚忠型的干部，他同情百姓疾苦，力求从实际出发变通政策，施政用人，所以，他一旦获得到主政一方的机会，很快就能改善当地政情，让百姓受益。平民百姓通过前后左右对比，自然对他表示由衷地拥戴。

从客观方面看，李辅两任担任县委书记，也是特殊年代和山西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一直实行以党治国、党管干部的体制。虽然党的层面有党代会，国家层面有人代会，但由谁出任哪一级领导干部，实际上都是党的领导人内部安排的结果。讲究资历，论资排辈，逐渐成为安排干部的基本秩序。如果说，在建政之初，参加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代人还比较年轻，那么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就不算年轻了。但是，文革改变了这种秩序。毛泽东决心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重洗牌局。在一个公民多年不能实践结社自由的国度里，结社自由的大门猛然敞开，一些思想敏锐，政治潜能活跃的年青人，一下子成为群众组织的领袖。28岁的李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了山西政坛新星。毛泽东要在组织上巩固文革成果，就要在各级政权机构里提拔一批文革中涌现的青年干部。这使一些年青人获得了原有秩序里得不到的从政机会。李辅34岁出任襄汾县委书记，已经是以副厅级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这在当时还不是最年轻的，因为有人三十几岁已经被提拔到中央领导层。文革中，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意图有过多次调整，事态的变化常常超出他的预想范围，身处领导层的高级干部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一批又一批响应号召冲锋陷阵的小将，因为不能适应高层战略部署的变化，被高速旋转的政治离心机甩出去，成为牺牲品，屡见不鲜。相比之下，能够在政坛立足者，还要有特殊原因。李辅的性格中不只有敢于斗争的一面，还有善于协调的一面，后者正是不少造反派领袖所缺乏的。所以直到毛泽东逝世，他还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算是那个年代的幸运者。四人帮倒台以后，山西的清查运动搞成了一派对一派的整肃。省委书记王謙背靠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把和前省委书记谢振华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派干部，当作四人帮帮派体系整肃，受迫害者数以万计，李辅在劫难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从权力顶峰开始跌落，陈永贵随之失势，中央派霍士廉、罗贵波取代了王谦。李辅翻身，得以重新启用，担任平遥县委书记，成为平反冤假错案，推行新农业政策的得力践行者。毛泽东有害怕后人否定文革的心病，邓小平、陈云也十分担心后人为文革翻案。于是，他们力主把所有文革中提拔的青年干部赶下台，并以“三种人”之名，把一批当过群众组织头头的人开除出党，有的甚至判处徒刑。李辅被撤职，并以“三种人”之名开除出党，与其说是山西省委制造的冤案，不如说是这种政治大背景下的必然。

所谓“三种人”，官方的说法是指“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打砸抢行为比较容易分辨，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却有很大的弹性。共产党就是造反起家夺取政权的政党。毛泽东治党治军历来是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后来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在这里，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却成为剥夺一批人从政权利的理由。对于这些被定为“三种人”者，不认识他们的，容易接受主流舆论的妖魔化宣传，把他们想得很坏，但和具体的“三种人”有较多接触和交往的，往往发现他们是一部分很有能力的中国公民。毛泽东执政期间，政治运动过几年就来一次，每次都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每一次都有积极分子。“三种人”其实也是一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所不同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这次政治运动被彻底否定了。

从1966年春天到冬天，毛泽东有关文革的动员令发出过多次，有的是以毛泽东本人的言论和文字发出的，有的是以党的文件发出的，有的是以党报党刊的社论、评论发出的。大而言之，中共中央516《通知》到6月1日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算一次；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通过“十六条”，算第二次；10月《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算第三次；1966年12月26日和中央文革的谈话，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1967年初对上海一月革命的支持算第四次。毛泽东每一次动员，都吸引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响应。每一次动员也都得到了一部分中央领导成员的支持与拥护。就像剥笋一样，原来的中央领导成员，一批又一批先后沦为运动对象。但在运动的烈火烧到自己身上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力图紧跟毛泽东，参与整肃前一批运动对象，并不心慈手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例外。当时，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学生和其他社会成员，在最高领袖一次又一次动员令面前，谁有定力不为所动？文革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年青人，与其说是追随林彪、四人帮起家，不如说是响应毛泽东起家。至于哪一次动员令成为他们行动的契机，则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有的是一经号召便投入运动，有的是受到迫害后揭竿而起，到了后来，那些文革前各级党组织精心培养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都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邓小平主政以后，从彻底否定文革，到清理三种人，文革中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基本上都被剔除，只有文革初期风光一时的部分高干子弟受到特别保护，不影响他们的仕途升迁。这都是老人政治的产物。有关回忆文章表明，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对清理三种人并不积极。他们头脑中有更多的现代政治理念，更愿意依法治国，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更多的群众拥护的干部参与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他们在中共中央名为总书记，实为“大秘书长”，不但在清理三种人问题上作不了主，连他们自己的去留也作不了主。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与造反？更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社会问题。八十年代的流行舆论，试图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解释：造反派都是政治野心家。这样的解释，其实没有说服力。文革之所以延续这么长时间，波及面这么深广，固然是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结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十七年积累的社会矛盾发酵的产物。自从1949年共产党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一直采取自我授权的专政体制。各级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选民的赋与，而是来自上级党组织赐与。久而久之，共产党官员队伍势必演变成淩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官僚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是想打倒“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同时他承认中国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承认和旧社会差不多。他提出自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用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防止社会公仆变为主人，在当时占领了道德制高点，颇具精神感召力。这是吸引相当一批有社会理想和正义冲动的志士投身文革，参与造反的重要原因。李辅出身底层的农民家庭，偶然的机遇使他进入省委政研室和省四清办公室，亲身感受到高官与百姓生活的悬殊。这也成为他在文革初给省长王谦的夫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心理动力。在这一点上，他与1957年积极参与鸣放而被打成右派的某些知识分子，其实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右派是当年就遭到报复，他是十几年后才品尝苦果。

十年文革，中国没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径，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仍然没有找到化解官民矛盾的途径。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演化为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社会格局，官民矛盾比毛泽东时代更加普遍、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回忆录最后一章谈到晚年几次出境旅游的见闻，并非闲笔。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由广大公民实施监督，用宪政的方式保障官权民授，官仆民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梦想，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行之有效的现实。在那些国家，官员面对公众，不能不谦卑，不敢不廉政。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而是因为受到制度的严格约束。中国人关于清官和廉政的梦想，在彼国彼地早已成为常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格局中，公民有志于从政做官，是正当的职业选择。有没有机会做官，则取决你的政治才能，取决于你能否被广大选民认可。中国要想告别贪腐横行，两极分化，民怨蜂起，道德沦丧的困境，除了接受普世价值，融入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走向民主宪政，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本书的价值除了政治史方面，还有社会史方面。以吃饭问题为例，从民国年间县城小吃的繁荣，到建国初饿着肚子帮母亲人工碾米磨面的艰难；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到文革中石家庄学习班伙食费花不出去；从文革前县委书记到省里开会吃西餐出洋相，到改革开放初期当县委书记面对公款招待的两难，全书有关吃的鲜活细节多达几十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卷浓缩了的中国当代饮食史。其中有的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的是人们比较陌生的，是史家不曾记载的，这就更显可贵。 本书在微观细节方面的长处，也反衬出宏观反思方面的弱点。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困惑，还在求索，还没有形成定见。作者决定以叙事为主，先把一生的经历和见闻诉诸笔墨。这种选择是明智的。我相信，这本书将引起文革研究者和当代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历史的长卷增添独特的一页。


《所思所忆七十年》 李辅 著
　溪流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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