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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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与展望
                            ——基于资料、视角与写法的思考*

常利兵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摘要〕近年来，当代社会史研究渐趋兴盛，既有讨论社会史视角对当代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也有对当代史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提出反思，从而将社会史的引入作为当代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的新途径。利用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对其进行讨论和交流，有助于推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未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而且要在资料、视角和写法等方面确立自身的学术话语系统。
〔关键词〕当代社会史；走向田野与社会；历史书写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Based on archives, perspective and writing reflections
Chang Libing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is becoming prosperous. Discuss both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issues that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but also the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raised in the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u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ocial history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system to establish and research new ways of deepening. The micro empirical research has also made new progress by the use of new archives, new perspectives, new methods, with its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to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merging discipline. In the future, chinese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not only should to learn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social history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ut also in archives, perspectives and writing, and other aspects, to establish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itself.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心在古代史和近代史，对现当代史着力不够。自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史复兴至今，这一研究状况尚未有太大改观，大多数有关当代史的论著主要集中在政治史架构下的党史、革命史和国史领域。正是出于对此历史研究现状的反思和总结，不断有学者呼吁将社会史研究引向当代史。总体来看，研究者既有从宏观角度强调社会史路径对当代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也有从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层面对当代史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反思，从而将社会史的引入作为当代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的新途径。与此同时，近年来有关当代史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新成绩，尤其是凸显新资料、新问题、新视角、新方法的社会史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及时对其展开讨论和交流，有助于推进当代社会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和完善。为此，笔者试图从资料、视角和写法等三方面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及其未来的可能走向作一些探讨与思考。


一、新资料：走向田野与社会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贵在资料的占有，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有了丰富翔实系统的史料，才可能开展相应研究。凡是真正有学术影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恐怕还是研究者对史料的掌握与解读。检点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的发展轨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不仅大大丰富了社会史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史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观念。这在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当中均有很好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研究理念影响下，有关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长期开展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社会里尘封已久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谈论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建设问题，首先应提及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自20世纪60年代初，该中心就开始注重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现已成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国内外学者查阅相关文献档案的学术重镇，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它收藏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出版和印刷的各类报刊、书籍、县志、村志及国情、省情、县情等方面的年鉴统计文献资料，还有各种完整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文件、政策等。另外，还搜集了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要成果八万多册，其中相当多的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著作都是作者们在充分利用该中心收藏的丰富档案文献资料基础上完成的。其资料特色是：比较系统完整、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为主、数据库电子化建设完备、文献档案以官方为主。可以说，这一资料中心为促进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国际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促进文献资料收藏的全面性，原中心负责人熊景明女士近年来又大力开展“民间历史记录档案库”的建设工作，主要以收藏反映中国大陆民生的个人回忆录为主，并进行编目整理，永久存放，同时在网站上开放使用。这种依靠历史亲历者的手笔书写的各种回忆录，既有助于让留存在民间的大量个人历史记忆得到珍藏，让民众参与到对历史的验证和解释当中来，还为今后的历史研究准备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就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而言，山西大学行龙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在目前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堪称一场“资料革命”。他指出：“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不懈的以集体的力量积极开展所谓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方兴未艾。据初步统计，已搜集到了遍及山西几十个县市范围的二百余个村庄的档案资料，总数量数千万件以上。这批数量巨大、弥足珍贵的基层档案资料，已得到了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赞誉。有学者称，这些农村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将有助于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进而使之不断走向深入；也有学者称，这批基层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功德无量，对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具体实践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这批原始档案资料是有史以来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生产变革的第一次系统的全方位的文字记录，这就决定了它们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等”，“我们理应将集体化时代的基层档案资料建设作为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给予足够重视，有了这样一个厚实的资料基础，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才可能日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一资料建设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集体调查”、“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治史理念，并且在占有村庄资料基础上产生了包括专题论文、研究著作和课题项目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如行龙等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利用部分档案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勾勒出山西农村社会在集体化时代的真实变革图景；他们选取了20余村庄的档案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申请到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三批），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影印出版100册当代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汇编；等等。这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而言，应是一项十分必要而又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南开大学张思教授也开始关注现当代华北乡村文献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目前，张思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晋冀鲁豫等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尤以山东淄博地区沈家村的资料为突出。从他们开展相关资料调查收藏和研究状况来看，可以发现其主要关注点在于呈现华北乡村社会在整个20世纪的具体变迁图景，运用“国家—社会”的解释架构对所搜集的村庄档案文书和口述内容进行总体性研究，并出版了《中国农村变革：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资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论著。张思教授的工作思路是建立在他对“满铁调查资料”所涉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村庄的跟踪调查研究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当代华北农村社会。这在《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一书中有着清晰体现。该书以河北昌黎县侯家营村的调查为基础，力图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一步阐明下列问题：在20世纪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华北农村中的乡土权威与秩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在20世纪后半叶是否又有着不同阶段的自然演变过程。为此，他试图从村落的视角和农民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解读乡村自身史料（文献及口述等），并将个案研究放在所处的大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进而寻找乡村社会演变的动因。
另外，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带领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在当代民间史料建设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目前，该中心已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9种11册，这个资料集刊系列主要收录的是1949年后流散于社会的各种民间文献，包括日记、笔记、记录、信函、小报、表格、账册、课本等。与已经出版的许多中国当代史资料不同，这套丛书意在反映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关系、个人境遇等内容，以为研究者提供记录社会基层历史变迁的原始资料。杨奎松等人开展中国当代民间史料建设工作的涵盖面比较广泛，既涉及农村又关乎城市，既有厂矿也有学校，既有乡村干部又有社员群众等。与史料集刊相对应，他们还主办了《中国当代史研究》连续出版物，集中探讨1949年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专题历史，涵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等范围，跨学科综合性色彩浓厚，至今已出版三辑。从中可以看出，杨奎松教授开展的中国当代史资料建设和专题研究具有一种通史性质，不仅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上层历史的研究，也对地方社会的民众生活给予很大程度的关注。他们试图将中国当代史的方方面面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中，但是认为现在开展对民间史料的全面建设工作似乎显得更为迫切、重要一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使得“原本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大量遗失、毁坏、销毁，如今竟成为急需抢救的‘国宝’。但十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迄今为止仍处于一种分散游击、割据自守的状况。由于收藏者多将自己搜集到的史料藏诸深山、秘不示人，从而使得原本就显得十分稀少的民间史料愈现其缺”。很显然，这些有关当代史的资料建设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当代社会史的深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所做的工作也值得关注。他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浙江省海宁市联民村自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在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掌握了该村全面系统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一书以及部分专题论文。张乐天的联民村研究采用社会人类学路径，集中展现了村庄在当代中国社会大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所发生的具体细微变化，尤其是村民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在村庄资料建设上，张乐天教授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合作开发了联民村资料数据库网站，名为“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是一个融文字记录、音频影像、口述访谈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数据库。这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资料收藏的数字化建设在国内还不多见，值得借鉴。此外，2011年10月，复旦大学还成立了专门以收集民间社会生活资料和从事学术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张乐天认为，该中心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的收集，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并通过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形成复旦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的研究学派。此种社会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对于当代社会史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从上述有关新资料建设的代表性成果来看，各有所长，各有侧重，都有助于推动当代社会史这一新兴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这些大量基层档案资料之所以称为“新”，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出自民间社会，是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原始记录，这就决定了在性质上与以往公开出版的宏观性官方档案文献有本质区别，后者往往呈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文件、指示等上层内容；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不同于官方层面的民间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必然带来研究者在史料解读和问题意识上的更新，在原有的以政治史架构囊括一切的宏观叙事模式之外，更多的是运用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微观个案研究。所以，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学科性质作出说明，更重要的在于从基层档案资料建设上切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它的学术地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者应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社会，从“历史现场”去发现资料、发现问题、发现历史，这对于离我们最近的当代社会史而言更具有可行性，更有助于发挥它对现实社会的资鉴功能。

二、新视角：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如果说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堪称一场“史料革命”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研究者在治史观念上的更新。这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最为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由整体性讨论转向对特定区域历史演进的关注，试图从区域切入，探讨地方与中央、民众与精英、局部与整体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区域社会史由此成为众多史学研究者建构历史事实与历史认知的重要场域，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也由此成为社会史中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葛兆光曾就此指出：“90年代以后，研究者的注意力变了，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从研究对象来说，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从研究空间来说，从重点研究中央、国家、都市，转向兼顾研究区域、边地、交叉部位。这好像连锁反应一样，再接下去，就引起了第三层变化，就是研究资料的变化……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学术界都出现了对社会生活史、一般思想史、大众文化史等等的关注。这才真正地改变了过去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的历史，你总是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中心，当然就只能围绕‘帝王将相’写历史，可是你把地理环境、社会生活、大众观念当作历史的中心，当然领域、视野和资料都变化了。”可见，对这一思想史研究新取向的概括，反映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特征，值得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学习和参照。
众所周知，当代史的历史书写基本上依附在中共党史和国史的架构下，所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在致力于民族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轨迹和自身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这样的历史叙事显然只是当代史演进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主要是一部政党政治史。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艺术、技术、观念、心态、民众乃至生态、环境、疾病、卫生等方方面面，都有待当代史研究者去发现和探讨。也只有真正将这些社会层面的历史内容还原出来，加以分析总结，才能更加促进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和实践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所以，田居俭认为，“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纵深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大有文章可做，有大文章可做”。行龙也指出：“‘自下而上’地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民的角度、从‘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就是要从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在研究上层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下层农村社会的实态，农民的日常生活。”另外，李文和姚力也撰文对如何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和总体架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着实凸显了诸多富有创造性的当代史研究架构。但他们将当代社会史作为国史的一个分支的论点，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其逻辑前提是当代史即国史、国史即当代史，因此当代社会史理应属于国史的范畴。在笔者看来，当代史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一个比国史更具包容性的学科范畴，将当代社会史划属于当代史可能更合适一些，如果将其定位在国史下的一个分支，很容易导致对原有国史研究路径的依赖，从而无形中化约了社会史自身的学科性质。因为社会史研究的最大特质即在于它首先从基层社会出发，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出发，自下而上地探讨整个中国历史的复杂演进及其在特定地域的具体表象。当然，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并非完全不关注来自国家、精英等上层历史的作用，他们所努力做的正是要从地方去理解中央和地方、精英和大众、国家和社会彼此间相互关系的生成过程，进而去丰富和拓展本应鲜活多样的历史画面。
在具体实践上，张静如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可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以“当代社会史”命名的专门论著。编者总体上按照1949年至2008年间的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外交、人口婚姻家庭、阶级阶层、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社会问题和社会保障等章节谋篇布局，试图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面貌。张静如指出：“全书各卷收入的史料很丰富，并且各条史料都有权威性的根据，如《中国统计年鉴》等，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当然，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没有抓住各历史时期的核心透彻说明其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给人感觉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演化态势是孤立的。”实际上，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缺点，可能是因为作者在资料上仍没有根本性突破，主要还是利用现已出版的各类官方档案史料、报刊言论等，很少利用反映普通群众生活实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同时在驾驭史料的叙事框架上主要受到党史国史路径的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史是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分期横向的专题式的写法，而国史则是按照历史阶段分期纵向的接联式的写法。一般说是这样，也有写国史书的在大的历史顺序安排中加写一个或两个带有专题性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不采取当代社会史全部按专题来安排。当代社会史包含着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演化和变迁，并无重点和次点之分，基本上是平衡的。国史则不同，它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体构筑三者相互交织的历史发展进程，少量的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点缀于进程之中。”毋庸讳言，这样的观念很容易淡化社会史的精髓。且不论按照历史阶段分期的横向与纵向写法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当代史的演变进程，当代社会史的精彩之处恰好在于它层次有别、跌宕起伏，有着比国史更为复杂多样的历史实践。
正是基于上述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首先要在资料发掘和利用上有不同于以往官方档案文献的根本性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要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内化到当代史的建构中，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与国史可以相映成趣的鲜活的以人民大众的生活生产实践为叙事对象的当代社会史。总体而言，社会史的跨学科倾向十分突出，对人类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使得它与文化史、思想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交融在一起，彰显了中国史研究中的“新史学”特色。欣喜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当代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如土改研究向来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就土改本身讨论，几乎都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而未能将其嵌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它与农民社会的复杂关系。郭于华和孙立平二人以土改中的“诉苦”为研究对象，立足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背景，将“诉苦”与“忆苦思甜”作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一种机制，来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以及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与特点，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揭示土改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过程。他们认为，在中共主导的革命过程中，特别是1949年后，“诉苦”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提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不仅成为日后阶级斗争运动的现实基础，而且是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塑造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基础。这种“民族形成”的过程，深深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见，将“诉苦”作为农民国家观念塑造的重要机制，超越了以往研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动员民众的方式，凸显了自上而下的行为背后还存在自下而上的生成过程。方慧容的西村土改个案研究，采用叙事—文本的路径，建构了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概念——“无事件境”，即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她籍此探讨了土改时期的的调查研究、“诉苦”及笑话和喜剧性记忆的三大心态及其作为在土改运动中创造的国家向村庄渗透权力的方式。作者认为，调查研究和“诉苦”的发明都源于以跨地方事件发生重划个人生活节奏，以实现对农村社区的重新分化整合的努力。前者同“划成分”相连，后者同塑造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关联。但是，恰恰是这两种治理技术深入农村社区时遭遇到了类似于“无事件境”的障碍，于是“无事件境”记忆同“事实真相”之间产生了矛盾。更有趣的是，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在对村民持有的“无事件境”记忆中去发现“历史真相”时，却以另外的方式重塑了村民对土改历史的再感知。这一个案研究凸显了农民是如何去思考他们周遭世界的，村民们在想些什么，又是如何解释自身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和注入情感。
此外，在中苏关系史方面，除了有学者利用前苏联解密档案资料开展的重大事件研究外，台湾学者余敏玲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开展的微观个案研究别开生面。她展示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宣传和落实是如何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造成巨大影响的，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视角。在《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一文中，作者以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为焦点，探讨了他以革命英雄典型的身份，在新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共革命不只是政权的获得，更是一场彻底改造旧中国的社会革新运动。所以，新的国家建立后，在全面根除旧的资产阶级文化、上层精英文化的同时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大众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一种新的人生观便成为当务之急。而小说中展现的苏联内战时期保尔与敌人殊死斗争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对党的忠贞等英雄形象与特质，正好为新中国提供了典范，成为培育新一代的榜样。因此，相关部门开始大量译介该书，并通过电影、话剧、教科书、成立保尔班等各种管道宣扬保尔精神，期望将新中国的青少年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不仅官方强调的保尔精神会时常变化，而且民间的解读也多有别于官方解读，其中最大歧异则在于对保尔与他初恋情人的爱情方面的关注。作者认为，两者解读的异同反映出文化生产者（国家）与文化消费者（社会大众）是一种协商关系，不是截然二分，并非国家在控制一切，民间只有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多元力量参与的过程。简言之，余敏玲的研究思路就是要突破原有的那种大而化之的单一的历史叙述，将中共“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问题意识放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去探讨那些往往被忽略掉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化，以及与国家精英生成了怎样的复杂关系，这在她的其他系列研究中都有很突出的表现。
还有学者就典型劳模和村庄的塑造做了新探讨。行龙对新中国著名劳模李顺达的个体生命史研究富有创见，他将李顺达这个“时代产儿”置于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指出塑造劳模是当时革命动员的需要，但又是以村庄的现实环境及其利益诉求为条件的，从而修正了视国家意志下的农民是完全被动的看法。同样是对典型塑造的研究，刘一皋对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的分析则在文本、话语与权力的架构下，对不同时期产生出众多以不同类型题材描绘“穷棒子社”的故事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并非以此还原历史真相，而是将“穷棒子社”故事看成对共和国史的一种体认，从故事叙述的缺失、变化和内在逻辑冲突，探究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及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尤其关注权力因素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认为“一个简单的村庄故事，被叙述的如此复杂，主要原因在于企图使村庄史完全依附于国家历史的写作方法，难免会出现众多漏洞和自相矛盾。在赋予故事以国家意识形态意义过程中的选择和建构，村庄、家庭、个人丰富多彩的故事，被随意截取、剪裁。变成了散碎的、缺乏内在联系的、被不断修改的故事，目的只是在说明某种理论、决策、行动的正确性、合理性，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多样化特征”。
除上述成果外，还有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如张济顺关于上海里弄居委会的改造问题研究，冯筱才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小商小贩群体研究，以及高小贤、金红分别对社会性别与劳动问题的妇女史研究等。综合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们在资料上有创新，除官方档案外，对基层档案资料极为重视，并将历史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二是它们在研究视角上，超越了已有的单一化历史叙事，很好地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质，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视角贯通在研究对象中。所以，如果只是从上往下看，可能更多时候看到的只是国家的“触角”所能延伸到的范围，而这个范围并不一定就是地方社会，这里的历史主体还是上层精英的。而自下而上看就是要扭转历史叙事的主体，从最基层社会的民众生活变革开始，去考察分析他们的生活因何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变化的动力来自何方，呈现的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互动过程，同时兼顾自上而下的历史展演在多大程度上抵达了社会层面，又是如何作用于地方民众的。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才是我们建构当代社会史知识体系和学术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新视野。

三、新写法：以历史学为本位

近30年来，社会史学界可谓异彩纷呈，无论在档案资料还是在理论视野和方法等方面，都大大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学术空间，丰富了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这些成绩对于新兴的当代社会史学科来说是必须加以认真借鉴的宝贵学术财富。但是，针对当前社会史研究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和纠正。在此，笔者试图以一种“新写法”的话题引申开来，就当代社会史的写法问题作一些讨论和思考。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的说法，也即是“历史学家的技艺”是如何可能的。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解的学问，资料和视角固然重要，但要精心组织史料、呈现研究者的历史观、揭示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必不可少地会涉及历史的写法问题。
在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上要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尤其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概念、话语的使用上。尽管时而有学者撰文提出警醒，但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似乎引入一些抽象化、概括化、哲学化的概念仍屡见不鲜，似乎只有如此这般，其研究水平顿时会有质的飞跃。可结果往往是食洋不化、玩弄概念、断章取义，在史实建构和概念解释上不能充分融会贯通，致使“两张皮”现象严重。强调这一点，并非完全采取“排外主义”立场，而是要养成历史书写的学术自觉，不盲从、不浮躁、不花哨，一切都应该以探究历史真相为出发点。现在是一个中西学术互动交流的繁盛时期，要想对西方学界的研究动态置之不理、置若罔闻，那也是很难做到的。杨奎松曾就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引介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有过深刻阐述，对于解决在历史书写中如何借用相关概念的问题不无借鉴意义。他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的一些概念，就是源自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相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
不难看出，强调中国历史研究脱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在使用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对过往的历史求真求解，而不是丧失历史学本位立场，标新立异，轻率武断地套用西化概念来随意裁剪、拼凑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甚至认为如此概念化才是追求所谓的创新，才更具有学术性、理论性。殊不知，长此以往，反而会深深陷入西方学术话语的怪圈而难以自拔，自己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到头来只是步别人之后尘，成为验证某一理论或流派的注脚。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历史研究“新史学”的杨念群也曾多次指出，目前社会史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结构化、概念化、西方化，从而导致历史学研究作品丧失了传统史学原有的那种引人入胜的叙事内核，特别在书写体裁上，读起来干瘪、拗口，没有故事性，不伦不类，生搬硬套，已没有了真正史学该有的文脉气息。他认为，中国历史学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一场“学术规范化讨论”影响至深，结果使得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进一步合法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同流派的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被大量引进，并得到众多史学者的广泛使用，以致形成学术“概念化”的浪潮。曾热闹一时的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两个概念的讨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模仿之作迭起，“但如果放在对中国历史的深层理解的程度这个标准中予以衡量，却总显得僵硬拘谨，不够贴切”。于是不断有学人对西方概念的移用究竟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提出质疑，而且盲目搬用外来的时髦概念，“易跌入极度‘概念化’的陷阱”。所以，他积极提倡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将“隐喻史”贯彻到历史研究当中，认为这对于更新历史书写的技艺是必要之举，即“在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时，更要注意避免西方理论的无限制钳制，主张在培养学术嗅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问题意识’，并逃脱过于专门化的训练给历史感觉带来的伤害，进而试图恢复中国史学优秀的叙事传统”。
除了要警惕历史书写中“概念化”陷阱之外，就当代社会史来讲，还必须真正建构起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才可能在当代史领域生产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需提到一点的是，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西方学界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至今，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已积累了很多具有学术影响的论著。目前仅有很少的一部分翻译介绍到国内来，这就使得中国史学者面临一项学术使命，就是如何去评判西方学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当代史，在解释历史和理论建构上能否形成有效的对话与交流，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又存在哪些缺陷与不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不只是要占有丰富的原始资料，采用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切实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当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和解释架构也非常必要，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叙述的著史写作，实际上就是处理客观性史料和主观性叙述的关系。史家的立场应该只是对事实本身负责，秉笔直书，不偏不倚；述史语言要客观平实，简洁清雅，中正公允，避免使用预设价值立场的语言概念。”另外，在当代史的治史技术层面，客观上还需要有一个“语言转换”问题，即从“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转向“学术性的历史话语系统”，“建立学术话语系统，是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科体系的一项基础条件，对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尤为重要。历史话语系统是客观化中性化的语言工具，没有应用对象的限制。意识形态话语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政治语言，有着主义的立场。所以，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建立科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代史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完整地建立起一套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实现的，但是凡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有必要时时将此铭记于心。这样，在面对基层档案资料时，自下而上地去看历史过程，发现问题、剖析史料、追寻意义，以建构出更贴近真相的历史图景。
简单而言，历史学实际上就是一门讲故事的学问，由此决定了叙事性是它的显著特征。似乎一提到讲故事，人们便以为这会降低历史研究的学术性和理论关怀，将历史事件平庸化，恰恰相反，能够将不同时期零散庞杂、纷繁多样的史料精心“编织”出一幅幅前后连贯、内外兼顾的历史画面，需要每一位史学家怀有高超的书写“技艺”才能完成。如果我们将历史学家的“技艺”看作是书写历史中“技术”和“艺术”两者交织融合为一体的话，那么，上文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正暴露了当今社会史学界过于注重“技术”性层面的概念化、结构化，而对历史建构中的“艺术”性层面却关注甚少。难怪时常会听到有学人抱怨说，现在很多的历史作品读起来简直是云里雾里，越来越不像历史了。笔者私见，历史研究中的“艺术”性凸显在它的修辞学意义上，即便是新史学强调的分析性叙事，也依然不能遮掩住它朴实可读、娓娓道来的本质。这也是本文尝试以新写法的角度来切入对当代社会史研究及其历史书写的一些思考和讨论用意所在。早在1979年，英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就撰文呼吁“历史叙述的复兴”，以摆脱长期以来由“经济决定论”、“生态—人口学”、“计量经济学”等所谓“科学化的历史”观的制约。而西方史学界新文化史潮流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当与此一导向直接相关。但是在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并不多见。因此，笔者主张以历史学为本位的新写法，就是要从历史书写的形式上确立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的牢固地位，进而在当代史领域赢得主动权和话语权。田居俭曾就如何“磨练一副博采众长的好文笔”的史学基本功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要善于从他们的经典型表述中发现和掌握他们‘炼意’和‘炼句’的功夫”，“工文”应当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必修课，“因为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都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述。精湛的文笔能给史学著作插上腾飞的翅膀，平庸的文笔则会拖累史学著作翅膀的飞动。史学工作者要永远铭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四、结语

就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来看，面临着三种处境：一是在古代史、近代史领域中已经积累了丰富厚实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在理论、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均有值得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二是在基层档案资料发掘和利用上，已有学者开展了大量搜集、整理和研究，尽管在地区上还存在不平衡现象，但为推动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打下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三是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与概念体系的影响和冲击。如果说前两者对当代社会史学科而言是一种优势的话，那么，这一点则需要研究者保持足够的学术自觉性，谨慎地对待西化概念，要始终坚持以历史学为本位，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相信，真正地从民间档案资料出发，从中去发现当代史演进的多样画面，并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视角相结合，在本土化的叙事架构中，中国当代社会史一定可以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姿的生命。

（本文作者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太原  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