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永华 山西农村“四清”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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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永华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山西也和其他省、市、自治区一样,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称“四清”运动)。整个运动从起步到试点,从全面展开到重点深入,最终汇入“文化大革命”。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步(1962年10月—1963年4月)

　　山西省委于1962年10月5日召开长达一个月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又于11月14—22日召开了第一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华北局有关农村工作的指示。全委(扩大)会议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必须进一步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使所有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认识到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中,都存在着阶级斗争”①。这种观点,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在山西的体现。按照省委的要求,省、地(市)、县三级分别派出工作组,到202个大队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试点工作。在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基础上,省、地、县、公社干部25000人(包括参加改造落后队工作的干部5000人),组成7800多个工作组,每组一个点,实行蹲点带面的办法,对全省所有的生产队进行了社教和整顿②。

　　这一时期的农村社教运动,大体上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第一阶段(1962年10月—1962年12月) ,学习和讨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农业决定”、“六十条”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第二阶段(1962年12月—1963年2月),开展清工分、清财务、清物资的三清运动;第三阶段(1962年2月—1963年3月),整风整社阶段。

　　省委采取批转各试点经验报告的形式,指导整个运动。在运动初期,批转了晋东南地委工作组关于隰县南唐户生产大队单干倾向的调查报告[(62)299号],认为“南唐户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可以作为教育干部和群众的材料。还批转了临汾尧庙公社杜村大队紧紧依靠贫下中农,用回忆“互助合作十年史”的方法,进行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经验;在三清阶段,省委批转了晋东南地委关于三清运动的两次报告指导工作,并报华北局、中央,指出“在人民公社中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这一工作(指三清),对于改善干群关系、杜绝贪污浪费、巩固集体经济,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到4月份,山西农村的社教基本上结束。总的来看,八届十中全会后,山西省委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上,并没有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起步阶段的出发点是抵制单干风、单干倾向,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方法主要是正面讲解和回忆对比相结合,比较集体经济和单干的优劣,侧重于思想教育;对象主要是全体社员(也包括基层干部);从时间上看,在一个冬春内就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完成。

　　二、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1963年5月—1963年9月)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前十条》,“四清”的重点开始转向农村基层干部。6月份,省委传达杭州会议和华北局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后,对农村社教做了重新部署,省、地、县委在党委书记带领下,组织了3435名干部,在19个公社、166个生产大队开展“四清”试点工作,其中省委的试点有3个大队,地市委的试点单位有3个公社、4个大队,其余为县试点。

　　这次试点的布局,为了取得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产大队开展“四清”的经验,各地都注意到了选取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在和平土改地区的大队有65个,占39·1%;在老区和半老区有101个,占60·9%;一类大队有45个,占26·9%;二类大队有68个,占41·4%;三类大队有53个,占31·7%③。各试点一般都是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深人群众,宣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组织阶级队伍,了解情况;第二步,发动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同时,发动群众揭发四不清问题;第三步,落实情况,组织退赔。落实情况的具体做法中运用了“五反”中“三定三允许”的经验(即定事实,定性质,定时间;允许翻案,允许交代,允许代人申辩);第四步,揭发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第五步,整顿经营管理,建立阶级档案,开展增产增收活动。

　　这一阶段的“四清”和起步阶段相比,指导思想已有了变化,尤其是《前十条》传达后,省委重新布置农村“四清”,已经从思想教育上升到政治运动,以1963年6月19日山西省委上报主席、中央、华北局的《关于山西农村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报告》和4月6日拟报的《山西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草稿)》相比,措辞有了很大的变化。在6月19日的报告中写道:“这个运动,自始至终是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为纲,也就是以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指示为纲,通过具体的、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进行的。实质上,这是又一次在思想战线上、政治路线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运动的全部过程,抓住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中心环节。”这些都是4月6日的草稿中没有的。

　　三、运动的全面展开(1963年10月—1964年8月)

　　1963年10月10日,山西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讨论了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华北局会议精神,对农村“四清”运动作了部署,“四清”运动开始在全省铺开。全省28789个大队,计划今冬(1963年)明春搞11327个,占39·4%,明年夏秋之间搞1701个,占6%,明冬后春搞12461个,占42·3%,其余至1965年冬1966年春搞完④。

　　省委决定,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的步骤,一般可分为六步:第一步,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讲解中央决定,结合回忆对比,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了解情况;第二步,组织干部“洗澡”、放包袱,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解决四不清的问题;第三步,实行“三定三允许”,落实情况,进行退赔;第四步,整顿组织(包括党支部、团支部和民兵的整顿),整顿和巩固贫下中农协会,提高阶级队伍的战斗力;第五步,揭露和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评定四类分子,促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建立阶级档案;第六步,整顿经营管理,进行总结教育,发动生产高潮。在敌人掌握领导权的单位,也可把第五步放到第一步进行。省委决定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必须坚持“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在他们彻底检查了错误、彻底进行了退赔、取得群众满意的基础上,要把其中95%以上的团结起来。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除按政策规定给以适当处分外,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捕”的政策。

　　按照“四清”试点的经验,先开展公社“四清”,到10月底,全省1862个公社有1847个进行了“四清”(包括试点),占公社总数的99·2%。与此同时,11月,全省又在902个大队进行第二批试点。公社一级的做法是公社一级的干部到县委“洗澡”,约20天左右,然后和工作队一起到公社组织“四清”委员会召开各种代表会开展“四清”。

　　省委3月18日至4月1日召开地、市委书记会,传达贯彻华北局书记处呼和浩特会议内容,会议中期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关于“不要急,不要降低标准,要搞好搞透”的指示,决定公社“四清”未完和未开始的,今年秋收前全部结束。生产大队到1966年底,分5批进行。现在正在进行的大队加上试点大队,共为3838个,占总数的13%,秋收前不再铺开新点,要集中力量,在今年7月前搞好搞透。今冬明春铺开第二批,搞8000个大队,是“四清”运动的第一次大会战;明年夏秋铺开第三批,搞3000个大队;明冬后春铺开第四批,又是一次大会战,搞10000个大队;后年夏秋铺开第五批,对所余的4000个大队进行扫尾,年底前全部结束。

　　总的来说,此阶段省委随着中央、华北局的指示,不断调整部署,一步步走上阶级斗争为纲轨道。在运动中,以“政治———经济———政治”方式,将忻县季庄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白文章贪污案典型材料同时上报华北局、中央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下发各县,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省委批示:应当看到,现在还有不少人(领导干部中有,工农群众中有,知识分子就更多些)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阶级复辟的危险。这种糊涂思想必须纠正。纠正的办法,最好是让他们投入到“四清”运动的斗争中去,让他们多看一些像季庄大队一类的典型材料。

　　四、集中精力打歼灭战(1964年9月—1965年7月)

　　1964年5月到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并印发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夺权的报告。会后,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多次讲话,提出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此后,山西农村的“四清”运动开始更加向“左”发展。

　　(一)省、地、县三级反右倾

　　1964年9月1日—8日,省委召开“五反”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大区书记会议及华北局北戴河“五反”会议精神。省委认为,“一年多来的运动,由于我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对阶级敌人对我们干部的影响估计不足,总的看来前一段的农村社教要求过急,战线过长,兵力不够集中,所以运动搞得不够深,不够透。”⑤会议确定山西农村“四清”运动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练兵练将为原则,今冬明春抽调5万人左右集中兵力在洪洞、定襄、祁县等8个重点县打歼灭战。省委常委会还决定,省、地、县三级党委、人委应指定代理人负责日常工作,其他领导集中精力搞“四清”运动。

　　9月10日到10月10日,山西省各地、市委先后召开了包括有省委派去的负责干部、地(市)、县“四清”工作队队长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共计2500多人,提出了反对右倾的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在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中大量存在着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行动。会议开始,由各地(市)委书记传达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央召开的中央局书记会议的精神,然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以王光美所写的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为标尺,大家经过重新估计,原来各地认为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0%,现在却反了过来,打了败仗的占80%。由此大家承认了过去一年来是基本上打了败仗。

　　1964年9月22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亲临太原,主持了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李雪峰提出“打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白旗?做革命派,改良派,还是反对派?敢不敢和具有修正主义错误的老战友、老部下决裂?敢不敢和自己的错误思想决裂?”在紧急会议上,陶鲁笳、卫恒作了自我批评。紧急会议结束后,各地委书记连夜赶回,传达了李雪峰的指示、紧急会议的精神及陶鲁笳和卫恒的自我批评,各地委书记也作了自我批评。这样,各地的会议紧张起来。国庆节也没有休息,有的一天开16小时的会。各地会议采取会内揭发和会外调查相结合的办法,派出200多人,到开展“四清”运动的大队调查,接触了13000多贫下中农,收集了26000多条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同志纷纷检查自己和揭发别人的右倾思想和错误,全省114名县委书记中(包括14名前任书记),揭发出是反对派的有23人,是改良派的40人,另有蜕化变质分子1人,反党分子1人,共计65人,占57%,全省100个县级机关(包括城市农业区)中,揭发出问题较大的县有47个,其中完全烂掉的2个,严重右倾的19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5个,相当右倾的21个。同时,还揭发出“四不清”干部的根子在地、市委机关的有40人,在省级机关的18人⑥。

　　10月17日,省委常委会上陶鲁笳做了检查,认为过去“四清”中有怕“左”不怕右思想,对他在北戴河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一系列抵触情绪的观点做了检查。10月24日,省委将一个月以来反右倾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并报刘少奇)、华北局⑦。

　　省、地、县三级反右倾后,造成各地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主要表现为: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看法缺乏一分为二,对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较好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基本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烂”了的大队和“烂”了的干部,估计得多了,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打人、体罚等现象和逃跑自杀等事件屡有发生,仅洪洞县就死了四五十人。同时,在运动中有些地方把依靠贫下中农和依靠干部对立起来,工作队下乡只找贫下中农不理睬干部,不到干部家里吃饭,不和干部接近,普遍地产生了基层干部怕“四清”,县社干部怕“挖根”,工作队干部怕反右倾的心理状态。

　　(二)集中兵力开展重点县“四清”

　　各地会议后,省、地、县迅速抽调“四清”工作队员,10月15日—25日在洪洞、定襄、临汾、长子、祁县、昔阳、清徐、阳高8个县进行集训,参加训练的共4万6千人。10月19日,省委成立“四清”重点县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政治部,领导重点县“四清”工作。

　　这一阶段,是整个山西“四清”运动的重头戏,全省各级、各行业干部(包括大学生、借调干部)4万多人集中到8个县,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搞阶级斗争,大抓“双千号”、“麻袋、票票”,造成阶级斗争的泛化、扩大化,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省委书记、省长亲自蹲点、抓典型,其他地方的工作队效仿并推广,造成一种紧张空气。1964年9月到10月,各地、市委召开的反右倾会,层层施压,不断加温,“造就”出一大批“烂”了的县委、公社、大队领导班子,为中央的决策做了活注解。反右倾的情况,山西省委汇总后上报中央,中央批复“很好”。显然,山西的调子合了中央的口味,“左”味日浓。到1965年7月上旬,8个重点县的“四清”运动先后结束。8个县共有大队2139个,人口1653·213万人。祁县、阳高、清徐100%进行了“四清”,其余县70%左右。8个重点县参加运动的县、社、队三级干部,共127658人(其中包括1961年以来下台干部27270人)。

　　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干部“洗手洗澡”,揭发出大量的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达到立案标准的15263人,平均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9%;其中属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案件1504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7%;经济方面的案件1353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0·6%;属于严重违法乱纪方面的案件223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0·13%;经济方面的案件,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在万元以上的9人,5000至10000元的38人,贪污粮食在万斤以上的1人,5000—10000斤的10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值10417595元(包括实物折价),已退赔的占70%以上。

　　五、“四清”向“文革”的并轨(1965年8月—1966年8月)

　　1965年8月份,山西“四清”运动进入第二批“四清”时期。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卫恒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适应第二批农村“四清”的需要,省委成立了“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四清办公室”,并撤销原设的“中共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

　　8月份,对计划参加第二批“四清”的工作队进行了集训。省委专门拟定了“关于农村四清工作队的集训要点”、“关于农村工作队进村工作要点”,要求认真学好《二十三条》,把社教运动的性质、重点,讨论透、认识清。要明确,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取得反帝、反修防修的胜利。不搞这场革命,不抓阶级斗争,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9月中旬,第二批“四清”工作队集训完后纷纷入村。按照省委的要求,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阶段,开始以《二十三条》为武器,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揭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洗澡”放包袱。11月5日,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前段工作经验,布置“四清”阶段的工作。

　　从11月到12月底,各工作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帮助干部“洗手洗澡”,组织重点斗争,搞了三定退赔,初步建立领导核心,清理阶级成份,开展对敌斗争。12月25日,省委召开了第二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提出并讨论了当时“四清”中存在的10个方面的问题。会议指出:“对敌斗争的主要矛头,应当集中指向幕前、幕后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尤其注意不要漏掉开展运动以来隐避到幕后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城市郊区还应组织必要的城乡联合斗争”。会议还认为:“从这段运动中揭露的问题来看,对于县、社两级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情况决不可低估,对于过去的县级五反和社级‘四清’的成果决不可高估”。正因为省委有这样的估计,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又强调“一定要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县社‘四清’”。

　　第二批“四清”于1966年7月基本结束。第二批“四清”有对敌斗争政治清理任务的大队4494个,共挖出四类分子8677人,其中暗藏下来混入我干部队伍中的有1255人(担任支部书记、大队长的212人);查出现行反革命组织241个(包括反动会道门144个),其中基本查清有组织纲领、有计划并选有主席、书记、皇帝、元帅等的有48个,其主要成员是青年知识分子。查清历史血债案1672起,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77起;查出陷害贫下中农的冤案782起。政治清理中有的大队扩大了斗争面,有的队发生了武斗。

　　1966年8月8日中央下达《十六条》后,山西的局势急剧变化,省委受到冲击,省委于8月部署精简工作队员2/3回原单位参加“文革”,留1/3扫尾,“四清”运动逐渐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运动。

结语

　　山西农村“四清”运动始终是省委统一部署、指挥的,因此,从整个运动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省委指导思想的变化。作为中央与基层的中间环节,山西省委力图领会中央精神,又要统帅本省工、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革命与生产中找平衡,总的发展趋向是:在中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影响下,山西省委的指导思想也一天天“左”起来。

　　在运动的起步阶段,省委按照中央的口径,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左”的味道,但是具体分析形势、落实工作时,“是没有领会主席的意图”,“没有抓住要点”的。中共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是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会议没有制定关于在全省开展社教的文件,会议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卫恒省长《关于发展农村生产的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农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是在“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标题下阐述的,是作为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个措施、一个手段提出的。“三清运动”也是在“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标题下提出的,是解决经营管理混乱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促进完善生产经营和管理。另一个文件《关于组织工作队加强农业战线的通知》,是专门指导占全省农村15%的落后生产队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会上的讲话中,也只是提到“万分之四的包产到户不等于没有单干倾向”,“‘黑暗风’、‘翻案风’也有,但思想多于行动”。“对三股风要有清醒的估计,不能说一切情况都和全国相同”,言下之意山西的三股风并不厉害。在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教育只字未提,大量的内容是讲抓生产。陶鲁笳在1964年曾说:1961年春季李雪峰书记就批评我们“五个月革命”急于搞生产,尖锐的要看到阶级斗争形势。阶级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还要吃阶级斗争的饭,不能吃电气化、密植的饭,当时认识不通。可见山西省委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仍是调整经济,恢复生产。

　　在试点阶段,省委的指导思想有了变化。拿1963年6月19日山西省委上报毛泽东、中央、华北局的《关于山西农村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报告》与同年4月6日《山西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草稿)》相比,(前十条正是在两者中间发布的)措辞有了极大的变化。从落实层面看,山西在试点阶段抓出了季庄大队“白朝庭”的典型,对于促进省委进一步转向阶级斗争思路起了催化作用。陶鲁笳在1963年11月第一批省直干部“四清”工作队员的培训动员会上讲:“四清”的意义在挖根,封、资、修的根。我省有地、富分子25万人,1/3有破坏行动,就是八九万人;富裕中农有270万,占20—30%,约60万人搞单干;贫下中农有10%左右约五六十万人跟着人家跑,加起来130万,和我们斗争。此时的“挖根”是向下挖,而想不到的是中央又在不久的将来调转了方向,根子出在了上头。

　　这里要说一下1964年10月的反右倾。这是山西“四清”运动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一切工作都被否定,“一年多基本打了败仗”,从省到县一路反右倾反下来,阶级斗争便“触目惊心”了,博得了中央的赞称“很好”。遍地敌情的信息也许更加强了中央进一步“搞好四清”的决心。纳入阶级斗争轨道后的山西省委似乎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自信,那种“实事求是”的气度,而只能对中央精神亦步亦趋。反右倾过后《二十三条》又认为“过了一点”,是中央新标尺下的新结果,省委的指导思想已经调到了与中央同一频率。

　　1965年8月,省委在集训第二批“四清”工作队员时下发的《集训要点》指出: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取得反帝、反修的胜利保证。不搞这场斗争,就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这里我们已经嗅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味道,看到了从“四清”运动滑向“文革”的脉络。

　　注释:

　　①山西省委一届十五次全会卫恒省长:《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

　　②省委文件(63)80号。

　　③省委文件(63)178号:《省委关于四清试点情况第一次简报》。

　　④《省委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的安排要点》。

　　⑤《本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精神对农村社教的部署》。

　　⑥《关于各地、市委召开扩大的干部会反右倾的报告》。

　　⑦省委文件(64)242号。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总第197期);本文作者　山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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