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中刘少奇步步紧跟反而促使毛下发动文革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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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04-08 08:00 作者:大海之聲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重新争夺“路线斗争”主战场的重大战略步骤，是把党内主要工作从经济恢复位移到“阶级斗争”的重大转折。而搞起政治运动来毛泽东已经是轻车熟路，“阶级斗争”理论又是他一贯的专长。在这个位移和转折中，他满以为党内高层那些和他分庭抗礼的力量会一时转不过弯来，从而给他留下致命的把柄。没想到刘少奇等人这一回却见风使舵，对他的战略部署步步跟进，甚至搞得比他还左右，刘少奇满以为这样可以减少毛泽东已产生的对他的猜忌，没想到此举却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触动了毛泽东一块更大的心病。上文已分析了毛泽东建国以来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内容特征。但是，毛泽东政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过程。这个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同，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在书斋里通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产生的。毛泽东则不同，他的政治理论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从他对党内外政治斗争的直觉和敏感中产生的，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场合，是作为重型武器向他的政敌开火的。在这里，理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已不重要，甚至已完全沦为政治策略或权术运用的工具。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正是党内权力斗争和政治策略的需要。其时，“西楼会议”精神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实之中，一个由党内“一线”领导主持、在全国经济领域进行全面的国民经济调整、清算“三面红旗”“左倾”错误的局面开始形成。国民经济的调整毛泽东是阻止不了的，他深知，如果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这样的“一线”人物顺利地抓几年经济调整工作，那么国民经济很快就会出现转机，出现一个良好的新局面。这样当然好，但刘少奇等人以纠正他的“路线错误”为基础形成的新的思想路线，将在党内占据主体和领导地位，由这条路线的实践和执行所形成的庞大的党员干部队伍将不再会听命于他的指挥，那时或根本不要到那时他就将大权旁落，或作为被架空的偶像被人顶礼膜拜，或落得个王明博古的下场。因此，毛泽东一步也不敢怠慢，他必须在刘少奇等人主持的党内经济工作还没有最终占据主体地位、党内新的“路线”和“领袖群体”还没有成形时抢先行动。请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夕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迫不及待了：“北戴河开始按原定计划的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就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但到8月5日，毛泽东参加华东组和华中组的会议上开始提出新的问题。6日，他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随后又在中心组上多次插话，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于是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并逐步开始批判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阶级斗争问题就成为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压倒一切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23页）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继续革命等一系列理论，上文已经作过交待。这个日趋完整的理论体系终于在全国经济调整工作的关键时刻“霸占”了党内中心工作的主体位置，并被当作党的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被八届十中全会奠定下来，这一着棋对毛泽东在党重建领袖权威至关重要。但是，一条新的思想政治路线要在党内确立，必须具化为可操作性的行动和实践，必须在党的全盘工作中形成实际运转、并占主体地位的“实体”。也就是说，实施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路线，必须有具体的目标、靶子，必须有具体的“阶级阵线和阶级敌人，同时必须与之真枪实弹地“交火”，才能形成一个实践这条路线的主战场，也才能动员全党投入到运动中去。否则，这条路线只是空中楼阁，很快就会被党内的实际工作轻轻推开。

　　那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痛斥的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能不能作为“阶级斗争”或“反修防修”的具体目标和靶子，或反“三风”能不能形成党内外一场新的政治运动的主战场呢？不能。主要原因是这个靶子还有点模糊，有点虚无飘渺，无法具体确定，且“反”的条件不具备、不成熟。何谓“黑暗风”？不就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中对形势和困难估计得有点悲观吗？不就是“西楼会议”上陈云关于两个五年（五年恢复，五年发展）的规划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太吻合吗？事实上全国的困难极其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老百姓连命都快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些，把经济调整和恢复的时间计划得长一点，有什么不对？你能以此就把刘少奇、陈云以及赞成他们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党员干部都当成修正主义者、当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成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去打倒？何谓“单干风”？不就是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所支持的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队，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吗？这个主意得到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少数人的首肯或默许，但你能以此就发动一场反对邓子恢和支持他的一些人的政治运动？何谓“翻案风”？不就是彭德怀的两封要求平反的信吗？彭德怀已经是被打入冷宫的人，他能翻得起什么大浪？七千人大会上是有人对反彭德怀的右倾不满，但刘少奇的报告不仍然给他加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吗？党内谁也没有公开站出来为彭德怀喊冤，要求为他平反。另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领导”并没有公然反对毛泽东业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三面红旗，并且至少在表面上还在支持他，拥护他；二是国内形势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解决困难，这个大局只可扰乱不能颠覆，否则又要出滔天大祸。

　　既然按照毛泽东的理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很严峻，但具体的“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的目标又不很明晰，那么，就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先来一个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吧。这个运动是毛泽东几年前就想搞而一直没搞成，现在搞正好可以用此占领他刚从经济工作领域退出来的阵地。

　　然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效果。一是这个运动开始的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如城市的“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十年前就搞过类似的运动；而农村的“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无非是整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类似的运动如“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1960年就开始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二是经济调整工作仍是摆脱困境的当务之急，解决吃饭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至少大部分省委负责人是这样看问题的。因此，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并没有立即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只有湖南、河北的省委负责人向他汇报了社教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当然很着急，如果社教运动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无法吸引全党的注意力，党的主体工作就无法实现必要的“位移”，以紧紧围绕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形成的思想路线进行。于是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5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点火和落实工作。在对彭真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文件草稿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毛泽东再一次申明了运动的核心内容：“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510页）要点是有了，阶级斗争的具体靶子仍有语焉不详之嫌。直到前十条（《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时，其中虽有“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但如此严重的“敌情”仍无法锁定清晰具体的目标，只是用一些夸张的、耸人听闻的字眼进行含糊的判断，如“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在农村划定成份后，“地富”分子早已被打进十八层地狱，且每次政治运动来临他们都无一幸免地成首选的靶子，农村的这个另类群落不知被政治运动的篦子篦了多少回，连说话走路都要处处小心，天知道他们是如何“篡夺”了一些社队的领导权？如果说基层党员干部中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成了他们的代理人，那最多也只能在百分之五这内，因为运动已提出了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群众和干部），既然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代理人不到百分之九十五，那么运动还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

　　然而，“靶子”和“目标”是在运动中一步一步明晰的。几乎就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在他一直都不满意的文化界、学术界、文艺界锁定新一轮进攻的目标。而整起思想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流毒”，毛泽东向来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从对《刘志丹》的批判到对《海瑞罢官》的发难，上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其时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只是毛泽东的佯攻，主要战场还在四清运动之中。到了1964年下半年，随着“两个三分之一”的基本估计的出笼，毛泽东寻找的“阶级敌人”终于明朗化了。一个三分之一是“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估计有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代为佐证。王任重说：“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有的同志说，恐怕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而张平化则举出实例，他向中央汇报自己的蹲点情况时说：“良湖大队和省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其他69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取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三分之一。”另一个三分之一是工矿企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在经营管理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一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有关报告的批示中则进一步指明，不仅是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化，而是企业的领导大权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既然农村基层组织、地方政权、工矿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领导权被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篡夺了，那么当然要夺回领导权，打倒夺权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如此，四清运动当然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这么多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全国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农村基层组织、地方政权、工矿企业的领导权，需要多少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集团去篡夺，而蜕化变质的党员干部最多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五，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恐怕根本接触不到“领导权”，怎么就凭空出现这么多篡夺了政权的敌人呢？

　　毛泽东把四清运动乃至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步一步锁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具体目标上，并且认为“当权派”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党内产生，这种理论是刘少奇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很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耸人听闻的政治概念后面的具体指向。所谓“当权派”的要害不在于贪污收贿、腐化堕落，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于实行另外一条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且这样的“当权派”党内各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有，那么“当权派们”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联系到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三风”的痛斥，这个问题就逐步明了，相当严重了。到运动后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新的解释。毛泽东认为苏联在47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并且认为“我国亦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城乡资产阶级新贵族并不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留下的残余，而是新产生出来的。既然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土壤，那么在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顺理成章了。但这种新产生出来的城乡资产阶级究竟是哪一个具体的阶层或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群落，这里仍然语焉不详。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蹲点报告的批语中，对这个问题作具体阐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以上引文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38页）在这个定义中，至少明确了两点，一、这个官僚主义阶级，产生于中共政权内部的干部队伍中；二、即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者已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吸工人农民血”的方式已远不是传统资产阶级的方式，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经济实体，所谓“吸血”只能通过贪污收贿等方式进行。显然，这两个定义仍不能使毛泽东满意，因为它仍没有把他思想路线的核心部分概括进去。直到1965年年初中央开会通过二十三条时，才把确定的革命对象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显然，这个定义的涵盖面要广多了。就是说，党内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由于掌握着各级领导权，所以他们最大的危险在于改变所属“领地”的社会主义性质，率领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一定在于这些人本身是否贪污收贿，是否直接吸工人农民的血。



　　应该说，刘少奇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发动“四清运动”开始是相当配合和“紧跟”的。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已经看出了毛泽东对自己的不满，也想到了在全国经济调整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将无形之中证明毛泽东三面红旗的错误，从而“功高震主”，引起毛泽东的猜疑和不安。为防止重蹈彭德怀的覆辙，刘少奇对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积极拥护的，对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的部署执行的也是十分卖力的。为了迎合毛泽东，他甚至宁左勿右，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毛泽东还激进。如后十条刚出台不久，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就发生了变化，认为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严重，整个运动开始向左转，刘少奇自然紧紧跟上。如1964年春节，刘少奇在同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夫人王光美的谈话中，就说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同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特别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后十条的修改、并担任“四清、五反”指挥部的“总指挥”以后，刘少奇表现得特别“左”。请看他四清运动的大权在握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9月1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难验总结〉的批示》，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而王光美一手搞出来的桃园经验的主要核心是“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等等。10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信中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地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对已经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内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在基层干部躺倒不干、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掌握地富反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的情况下，经工作队批准可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或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其中，至少有两个重大估计和举措属于刘少奇个人的“创造”。其一，认为后十条中对农村基层干部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不妥当，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因此，对他们开始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以后才能依靠。其二，运动时集中优势兵力，秘密扎根串连，打歼灭战。即在各个试点县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一个县一个县地搞，搞深搞透。而这两个刘少奇个人的独创，不仅没有达到讨好毛泽东的目的，反而为毛泽东提供了指责其“形左实右”的借口。在对四清运动的历史记载中，很多史学家认为毛刘实质性的分歧，是从制定《二十三条》前后开始的，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方式上持有不同见解。在运动性质上，刘少奇坚持认为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认为运动的性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这些当权派。在运动方式上毛泽东反对“人海战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反对撇开农村基层干部，指出“要依靠群众多数，清少数。有则清，无者不清，没有虱子不要硬找。要把那些几十块、一百块、百几块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刘分歧的实质真的是在对运动性质和运动方式上的不同看法吗？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和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不过，这里面恐怕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这里我们不妨来猜测一下。其一，毛泽东之所以撇开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而另起炉灶，以他渐趋成熟的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理论在全党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主要起因恐怕就是刘少奇主持的全国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占据了全党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刘少奇的调整思路是否会取代他的“三面红旗”，刘少奇由此树立起来的政治威望是否会取代他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以致刘少奇在党内不断提升的地位是否会取代他毛泽东目前在党内的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十分忧虑和担心的问题。四清运动开始后，刘少奇一反常态，不仅没有以强调经济调整工作的重要性而抵制四清，或者没有以几年来“左”的教训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反而竭力迎合毛泽东，积极配合毛泽东搞四清运动，甚至搞得比毛泽东还左，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也十分不安。直到刘少奇当了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并俨然以“总指挥”的身份真的“主持”起四清运动时，毛泽东终于“恍然大悟”：如果“四清运动”的领导权落到了刘少奇手里，让这样一个党内的二号人物喧宾夺主，那么运动的功劳和成果不仅可能不再属于他毛泽东，甚至运动的理论和思想路线都成了别人的。他毛泽东空忙一场不说，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不仅给别人做了嫁衣裳，而且到头来仍落得个大权旁落、拱手让位的下场。其二，对于四清运动中的具体靶子，虽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样，在运动初期都不是太清楚，但借四清运动来整那些“三风”的幕后人，一直是毛泽东的初衷。因此，在运动中如何识别目标，如何把目标和他想要整的人在理论上、实践上挂起钩来，如何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一直是毛泽东处心积虑思考的问题；而刘少奇则恰恰相反，他积极配合毛泽东搞四清，就是想要规避毛泽东对“三风”的耿耿于怀和清算之心，于是在运动中如何寻找“代人受过”靶子，如何用新的靶子转移毛泽东的注意力，便是刘少奇处心积虑思考的问题。结果，毛泽东把目标锁定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把运动和“三风”的“幕后操纵者”挂起钩来；而刘少奇则坚持把目标锁定在党的中基层干部中的“四不清”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甚至党内外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把运动性质定为四清与四不清、敌我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样显然规避了“三风”问题和路线问题。其三，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采取的方式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打击面过广，毛泽东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后才意识到这是刘少奇在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在把水搅浑。不管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如何，毛泽东都会认为这是在帮他的倒忙，甚至是别有用心地帮倒忙。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些史料来验证一下上面的猜测。

　　在1964年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情绪地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刘少奇回答说，我搞不来那么多。”（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02页）显然，到了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担任四清运动的总指挥以后，毛泽东就感到已经大权旁落，刘少奇已控制了中央的局面。尤其是党内核心的重要骨干力量聚集在刘少奇周围，十分卖力地围着刘少奇的指挥棒转，如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使毛泽东格外感到忧愤不平，寝食难安。他深知，一旦刘少奇成功地笼络“群臣”，自成一体，成尾大不掉之势，他的“让位”，只是在弹指之间的事了。毛泽东这种情绪在《二十三条》的出台过程中，显得尤为强烈。

　　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领导干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机会，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开一个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针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文件。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先讲了要研究的几个问题，16日后分组讨论。其间，在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问题上发性了公开的冲突。刘少奇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但在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17条）中对运动的性质仍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本来，会议制定了文件，文件也批准下发了，会议也就结束了。但一个小小的插曲，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极为敏感的神经，致使事态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工作汇报，给毛泽东报告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毛泽东就很有些不快。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他马上命令召回与会者，继续开会。他在12月28日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满脸愠色地拿着他带来的《党章》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590至591页）至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对运动性质的看法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并上纲上线，称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并把他亲笔批准的《十七条》推倒重来，由陈伯达执笔，对会议纪要（即十七条）进行重新修改，制定了《二十三条》取代十七条，并立即停发《十七条》。自然，在《二十三条》中，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运动性质的意见和采取的运动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毛泽东这一系列剧烈的行动实质上是一场小规模的夺权斗争，但当时他是否真的大权旁落，刘少奇是否真的阴谋取而代之，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是毛泽东的多疑和敏感造成的错觉。总的看来，刘少奇是厚道的，他绝不是那种觊觎“帝位”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同时，他对中国特有的政治斗争规则还欠了解。在四清运动中他之所以弄巧成拙，至少有两大失误。其一，他满以为只要迎合毛泽东的做法就能重新取得他的信任，却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是他的位高权重，是对他身居“一线”领导地位的猜疑和担忧。因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越是积极，越是显出自己的独创性，越是以“一线”自居主持大局，毛泽东的猜疑就越重，误解就越深。如果刘少奇在运动中主动退出“一线”，事事处处把毛泽东推向运动的“一线”，而自已始终甘居“二线”，恐怕就会是另一个结局。其二，仅迎合毛泽东的做法，而不迎合毛泽东关于运动的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这是刘少奇另一个严重失误。尤其是和毛泽东公开顶撞，甚至唱起对台戏，这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正是这两个重大失误，使刘少奇想通过四清运动重新取得毛泽东信任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反而使毛泽东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刘少奇有一条和他对立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作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和全党工作的“一线领导”，刘少奇笼络“群臣”向他“夺位”的态势已成定局。

　　《二十三条》制定以后，尽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全力落实贯彻《二十三条》精神，战战兢兢、亦步亦趋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但这已经无法挽回毛泽东对他们的不信任了。同时，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经失去了兴趣，因为四清运动虽然在按照他设定的轨道上运行着，但实际操作仍被刘少奇等人把持着，就是说，这个运动进行得再好，也无法消除他的心腹大患了。毛泽东此时的心腹大患是谁？是刘少奇，是刘少奇聚集的中央核心层的精英和骨干，是这整个一帮人在党内形成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既然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已经“顺理成章”，那么把刘少年奇锁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如何扳倒刘少奇，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更大的政治运动才能搞定。于是，在毛泽东的精心构想中，文化大革命的雏形已出现。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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