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音太：“内人党”冤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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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白音太【刊 名】炎黄春秋【出版日期】2009 【期 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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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白音太【刊 名】共产党员【出版日期】2009 【期 号】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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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党”冤案前后

白音太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说“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挖“内人党”，作为一个集团冤案，以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怀疑为将要叛国投修，无限夸大了敌情，走到了“左”的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引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人们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发表了“挖黑线”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是掌权的一套很强的班子。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叛徒、特务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成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内人党”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叛变投蒋，加入国民党。鉴于大局逆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内人党”总部迁到了乌兰巴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入满蒙地区，建立“满洲国”。在日伪强固统治下，“内人党”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转入地下，蓄积力量，以待时机。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况下，“内人党”民族主义者曾进行过“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于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开展自治运动。1947年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内人党”中的先进分子，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内蒙古有没有民族分裂分子？零星个别分子是有的。然而将个案当作集团案，则是这场灾难的祸根。1963年2月6日在集宁市邮局发现一封黑信，信中说：“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代表会议，做出了内外蒙合并的决议。”此案在当时已经结案为个别分子玩弄的政治把戏，不存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可能。滕海清等人却拿它作为“内人党”存在的依据，在全区展开了挖“新内人党”运动。
　　最后是拿民族成分推论。“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全面围剿莫须有的“新内人党”

　　1968年2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1968年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八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几率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很多人动摇了，不敢再挖下去了。就在这紧要关键时刻跳出来一个人发表了一通极端言论，他是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郭以青。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犹豫，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文件断定，原先的“老内人党”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便转入地下，乌兰夫是总头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
　　这个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产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区之后，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是党领导运动的实权机构，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第三把手是地方干部，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他看到运动出现严重逼供信死伤残，下边报上来的只有数字没有证据，害怕了。提出“不能再挖了”、“挖肃运动立即刹车”的意见。然而，一把手滕海清将其踢开，重整旗鼓继续深挖下去。他说：“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画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挖的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
　　滕海清踢开右倾绊脚石，挖“内人党”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并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同时还统一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造成乌云压城之势。《通告》如同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期运用的令反动会道门自首登记一样，勒令“内人党”党徒们去指定地点登记。没有人去登记就把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子里去刑讯武斗车轮战。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人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苏尼特右旗挖出了“内人党”的变种组织“统一党”、“沙窝子党”八千多人。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十四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六十七岁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抓去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了大队登记站受到惊吓给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牢记再去登记。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二百人打出一百八十个“内人党”，死了十个人。
　　1968年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十二个支部，六十八名骨干，二百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2、3月，这四五个月是个腥风血雨极为惨烈的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时期。
　　1968年12月24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文章说：“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片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北方的十二月，正是寒冬腊月，滕海清将“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追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
　　
“内人党”要挖到羊群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设有主任，还有几个秘书。它在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这个“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这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他们是说到做到。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滕办”的秘书们还胆敢在1968年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为基础》的社论。文章说：“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在严酷的逼供信形势下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些情况。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挖“内人党”运动的收场

　　1969年2月，在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机，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报告中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向反党叛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务集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果。从已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集团不仅是一个以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本特务等有密切勾结的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骨干成员，早已窃取了我党、政、军许多大权，是乌兰夫投修叛国的暗班子，是乌兰夫叛国的铁证。把这个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挖出来，清除了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
　　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请赏的同时还举办了一场“内人党罪证展览”，令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群众参观。而这些触目惊心的“内人党罪证”，全是编造出来的伪证。滕海清荒谬地把内蒙古的共产党都打成了“内人党”，将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当成了“内人党”的活动，把共产党用过的东西当作“内人党”的“罪证”展出了。例如把我党政军用过的工作电台当成了“内人党”的电台，将国家备战的物资储备，当作“内人党”叛国投修的准备。
　　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形势下，挺不过而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认之后还必须交代上线是谁，是什么人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哪些人，这就较难了。给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别人也拉进来，那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为了保命顾不了许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为过不去的一道关是交代证据。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证据的过程中死去的。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泡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领导人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节，内蒙古千里草原，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广大受难者及其亲属，是在呻吟痛苦中度过这个年节的。此时滕海清的“挖肃”运动达到巅峰，最后向“内人党”冲刺打歼灭战。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30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阳军区找陈锡联司令员，通过他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打算用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然后结束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指出滕海清没有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

平反落实政策的艰难与反复

　　1969年5月22日，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以（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内蒙古干部群众将这个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体字标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文件传达下去之后，很快内蒙古全区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犯错误容易，纠正错误却很难。滕海清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纠正错误，他却思想不通闷坐不动。影响到下边跟他犯错误的人也是思想转不过弯来，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误伤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往出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
　　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黄永胜等人有话说了。
　　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部队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广大误伤受害者的群众冲破军管的压制，强烈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内蒙古局势又出现动乱。这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拒绝彻底平反。
　　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结束。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这场挖“新内人党”错案，历经十年，到此得以最后解决，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于2009年5月22日为“挖肃”运动四十周年而写）

　　（作者系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