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文革时代北大血与火的记忆

tuffy05

文革时代北大血与火的记忆

余杰

    文革时期肆虐北大的暴力与死亡事件，是北大历史中一个永远的伤疤。如今，
人们已经不愿或仍然不敢去触及它。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有关北
大历史的各种叙述中，这段历史都被有意地抹煞掉了。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几乎
对昔日北大在文革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篡改历史的政
治集团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为什么要掩盖历史呢？因为许多身负罪孽的人正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沾
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名流，重新掌握了叙述
历史的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人都与之有
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了。如果处处都是有罪的人，
那么罪孽也就无法得以彰显出来。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美丽的湖光塔影之间，当年曾经充满血雨腥风，
人不人、鬼不鬼？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知道自己的学生宿舍，曾经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红卫兵
们刀剑相加的战场？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那些自己无比尊重的、学富五车的老先生，当年
犯下过若干严重的罪行？

    没有多少人愿意着力呈现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人愿意就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
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
，每个人都在激情澎湃地控诉“四人帮”，而那些曾经施加暴力的人却像一股青烟
般消失了。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很少有人提及文革时期的北大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有的
年轻博士在课堂上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时髦理论来阐释文革样板戏。更年轻的一代
学子更关心超级女声和博客，新东方和公务员考试，他们对逝去的历史没有多少兴
趣。他们把文革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看成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他
们甚至不相信昔日有学长倒在血泊之中。但是，我们能因此责怪他们吗？

    对历史的规避、篡改，是又一次犯罪。这一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
并无丝毫的逊色之处。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
以发生、何以恰恰在这所学校里发生？

    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
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北大
人的鲜血曾为自由和民主而流淌。然而，同一所大学，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以后，却
成为暴力活动与血腥杀戮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敌视民主的“先锋队”。

    在一个社会里，大学理应是思想最为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不和谐性”。自从大学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对社会现实进行强烈反抗的品
质。仅就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而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大学都
有一段时期在动荡不安之中度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趋于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大学中，也曾先后爆发诸多大规模学生运动。在欧美名牌大学的学生运动中
，也屡有流血事件发生。但是，恐怕全世界都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流过这么多的血。北大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似乎大半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流
淌了无数血，北大燃烧了无数的火焰。而且，北大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
流淌血的海洋；北大还把火焰向全国蔓延，直到燃烧成火的王国。

    毫无疑问，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及大学
中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耻辱。如果不承认这一耻辱并开始洗刷这一耻辱，它将永远
与我们同在。

◇　血迹、伤痕与忏悔

    在我看来，文革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它不是偶然发生的
，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直到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贴出，人们这才恐惧地发
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
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
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
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那些血迹，那些灰烬，是无法长久掩盖下去的。在文
革结束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对文革中的北大的历史展开观察和研究，理应成为文革
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
一片混乱之中。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
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
越大，人越来越多。”据聂元梓回忆，这张大字报是经由康生夫妇首肯之后才张贴
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因此，当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
书记李雪峰本业赶来北大，并对聂进行批评的时候，聂竟然敢于公然顶撞之。如果
没有高层撑腰，这种情形在等级森严的党的体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七人大字报，显示毛公开支持
大字报的论点。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令大字报起草人也感到“振聋发聩”。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六·一八”事件。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
些人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立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
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
氓行为。

    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会议上挨批斗，
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这些官僚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
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被关进了“牛棚”。

    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北大的局面，并对造反者实施类似于“反右”的
整肃。但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十
分重视北大的一举一动，毛与北大之间具有不解之缘。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
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感到愤懑，此后多次在谈话中发
泄此心情。同时，毛泽东也深昧这所学校的弱点，现在他该出击了——既要摧毁这
所当年曾经蔑视过他的、作为“精神贵族”的大学，也要利用在学界具有崇高地位
的北大来打击他本人要想打击的党政势力，这是一箭双雕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党委和行政组织全
部瘫痪，学生们发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他们的分歧发
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
，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
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羡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
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加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
依然进行，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
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
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
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数字如今仍然秘而不宣。

    血迹之中，有的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的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
这两种血迹都被回避和遮盖了，尤其是后者。这是一个缺乏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
也就孕育出一所所缺乏忏悔意识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北大人牢牢记得北大的
辉煌，但即便在北大内部，也很难见到对自己昔日的罪过进行忏悔的文字。在有关
文革时期的北大的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变得轻如鸿毛，人们往往喜欢描述自己被
迫害的经历，而难于对自己所犯的错与罪反省。相对于战后德国各大学对纳粹时期
的各种罪行的甄别、清理，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被揭开。

    在北大资格最老的教授、语言学家季羡林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
忏悔依然缺席。这本书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如何受红卫兵的折磨和迫害的
故事，本人则完完全全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季羡林早
期曾积极参与文革的诸多活动，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多次对其他学者和
作家毫不留情地“揭批”。这些细节统统都在回忆中消失了。就是这样一本经过自
我保护的“记忆筛选”的著作，在九十年代中期，居然获得了读书界的极高评价。
这一戏剧性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能力停留在一个多么
低下的水准上。

    另一位参加过“梁效”（谐音“两校”，即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的文革
写作班子）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则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名字，他显然想以
“书生不懂政治”来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辩解。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我仅
仅是一介书生，因此我受政客的欺骗是难免的。周一良还在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的《
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回顾自己的一生包括文革时期的作为。此时，八十
六岁高龄的周一良已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这些回忆既
有谨慎的自我辩护，也有艰难的心灵反思：“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
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
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
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
毛孩子’吗？”

    在这里，周一良将自己与老一辈学者陈寅恪相比较，认为自己以及同代知识分
子们，所缺少的正是陈氏身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是的，“毕竟是…
…”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方法。周一良的儿子后来写了一篇长篇回忆文章
，对父亲一代人的人生歧路作了更为透彻的反思。独立的思想是怎样丧失的？自由
是如何被剥夺的？大学是如何沉沦的？而杀戮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上演的？

◇　一张不完全的死亡名单

    文革期间的大量的档案材料仍然处于被封存的状态，我甚至怀疑最关键的部分
已经被有关人等授意销毁了。但是，即便从那些最常见的资料入手，我们也可以寻
找到部分血迹、揭开部分伤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出版了一本《北京大学记事》
，这是一本相对详尽的北大百年的编年史。这本书对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
相当成功的躲避和遮掩，但从这段不完整的历史叙述中，仍能发现北大文革时代的
斑斑血迹。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
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就有以下这些
：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篯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絪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
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
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乃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
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
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
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
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
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
大公社武斗指挥部四十四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
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
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以上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
竟有多少，今天已成为“不解之谜”，没有一个北大人和历史学家能够回答上来。
在上面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有著名教授、各级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师生家属
……可以说，除了部分红五类和造反派之外，其他人随时都可能成为遭受灭顶之灾
的“敌人”。这些无辜的冤魂，至今仍然游荡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是正面叙述的
历史上的“失踪者”。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与北大的若干死亡事件拉开了关系，她辩解说，当时
几乎不知道那么多的北大师生被残害或自杀。她还将北大的死亡事件推到了自己失
势之后执掌北大权柄的工、军宣队身上：“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军宣队进校以后，
他们是在北京市革委会及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是在队校内形势完全可以控制的
情况下，而且是在他们亲自组织批斗的情况下，造成了多起自杀事件，翦伯赞夫妇
就是在这时自杀的。我去参加‘九大’前，周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等同
志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逼
死了二十四个人了。我跟总理讲北大当时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
。”聂俨然成了反暴力的先驱。如此叙述，历史遂变成了“罗生门”的故事。

    聂在这里提出了某段时期内北大的死亡数字为二十四人，更多的情况则语焉不
详。显然，每一个死难者都需要被记忆，北大每一页可怕的历史都需要被彰显。北
大学长、文革历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指出：“死亡于同一时
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
‘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
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
对象而被杀害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
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挑选杀戮的对象，其标准除了其
后天的思想、言论、文字之外，其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也是重要因素。大部分北大
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因此而遭到虐待甚至杀害。在此意义上，他们死于一场精心策划
的、在国家权力机器的默许和鼓励之下的“谋杀”。这种谋杀完全可以同纳粹集中
营的屠杀相提并论。

    大部分杀人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文革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
文革结束之后，被绳之以法的只是少数人。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
士了，他们大都逍遥法外。八十年代的当政者曾经试图调动党政部门的力量，列出
一分文革期间施暴者的名单，但最终未能成功。后来，若干施暴者，如文革早期的
联动分子，再次升迁获得高位。他们成为文革真相得以公布的巨大障碍。

    如果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反西，在文革这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中，某人是否真
正出手打过人，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自称“红卫兵”
这个词的发明者的张承志，后来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就死死咬住自己并没有亲自
动手打过人，因此拒绝向任何人忏悔，并且张扬当年理想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
只是一种具体的形式，比这种具体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
中，“我”的精神世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在思
想上、在精神上却参与了“打人”的活动，比如对打人的行为表示认同或默许，比
如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例如康生就没有亲
自打过人，但他比某一在武斗前线杀人的凶手更加可怕。这些人同样是“打手”—
—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在文革中，许多人充当了这种“隐形打手”的角色
，运动刚一结束，他们便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新时代里夺取新资源。

◇　北大的“武斗”

    上面是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再来看看北大残酷的批斗及武斗的
情况。北大的武斗虽然不是全国各单位中最厉害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不仅比不上
后来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也比不上清华的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对于
全国来说却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一旦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亦陷入武斗的泥沼，那么
其他地方的武斗自然就会蜂拥而起。北大的批斗和武斗，有如下这些大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六月初以来，各系各单位揪
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
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截至今日，被乱打的干部、教师、学生一百七十八
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四十五人，有错误缺点的一百二十人，五类分子（即“地
富反坏右”）七人，好人六人。（该报告对“坏人”、“好人”的分类值得深思。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
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结合；大、中、小斗争
会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全校已成立各类红卫兵组织、
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红卫兵在校内外“横扫四旧”，
这期间，校内被抄家者有五百三十六户。临湖轩被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被改
名为“反修园”，俄语系也一度被改名为“反修系”。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
反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
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并表示“要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校文革召开“彻底批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
会。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冯友兰、朱
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
说要：“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对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
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土必
夺，寸土必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和外校十八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
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
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聂元梓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
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学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
生为副队长。该兵团携“康生办公室”介绍信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
提审在押犯人，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了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
案，其中有所谓的“百人专案”。该战斗队逐步达到一百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
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
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头子高云鹏在汉中六五三分校参与汉中地
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于是，发生了炸毁汉中运
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二十九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北大“调查组”在东北四平参加了抢武器库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打伤、打死五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北大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三十六楼，双方发生第
二次大武斗。这次武斗造成两百多人受伤。此后，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又下
令攻占了二十五、二十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等
楼群，形成了对占据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六等楼群的井冈山的包围。为加强武斗
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
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政香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
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断水、断粮、断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成立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
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昌忠、韩琴
英、徐运朴等十余名师生，进行演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
    一九六八年四月，校文革将一百三十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
太平庄关押、劳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谁反对江青就叫
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
监改大院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两百一十八名。监改大院设有监管人
员二十多名，由国政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管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
阴风惨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专案组负责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
多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邓朴方被逼跳
楼，高位截瘫，终身残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二十八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
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
了三场司机。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校文革在四十四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
生物小楼、五斋等处及井冈山兵团在二十八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
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两大派系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
，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许多群众伤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军队进驻北大后，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
工具。据校文革《情况简报》统计，有扎枪、长矛九百三十支，安全帽五百一十八
顶，护身甲三百三十六件，铁棍两百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晨，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七百四十
九支，铁棍七十一根，护身甲两百零八件，柳条帽四百三十二顶，弹弓八个，小口
径子弹三十七枚。至此，北大的武斗才告一个段落。

    综合而言，北大的武斗大部分局限于校内不同派别之间，少数有校外其他单位
和团体介入。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作战的状态，尚未动用大量重型枪炮。

◇　对聂元梓的个案研究

    研究文革时期的北大历史，聂元梓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聂在文革初期便有“
老佛爷”之称。“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慈禧太后堪称说
一不二的铁碗人物，其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无人能及。聂元梓有此
雅号，可见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了。

    聂元梓根本不是北大“嫡系”出身，她是一名“三八式”（即一九三八年入党
）的老党员，早年在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工作，一九四五年出任哈尔滨郑家屯区委书
记、市委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一九六零年调入北大，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党总支
书记、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等职务。

    聂元梓并未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也从未涉足学术和教育领域，但她拥有延安
干部的“老资格”，在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受过短期培训，因此有关方面认为这样
的老干部应当“充实”到北大去。聂最初在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职权却远在主
任陈岱孙之上，聂在回忆录中说：“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人士
是表面尊重，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就多一些，一方面准
备兼一些课，一方面做行政工作。”寥寥数语，说出了六十年代初北大的真相：昔
日一流的学者们因为“政治忠诚度”的问题，已经纷纷靠边站了。北大的学术传统
也正在被斩断，蒙昧主义和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潮开始在北大占据主流。

    文革肇始，聂元梓由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由一个系的负责人（且受到党委书
记陆平压制）而一跃成为北大的最高掌权者。聂在北大实际掌权的时间不足两年，
却给北大带来巨大的伤害，其罪行罄竹难书。聂在回忆录中竭尽全力降低自己的罪
恶：“我投身文革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清除党内的修
正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没有什么权力欲望……我因为觉醒得早，因此遭
受的打击迫害多，江青、陈伯达都曾经严厉地斥责我，谢富治等就更不用说了。从
工、军宣队进校到粉碎‘四人帮’，我长期地处于监禁和管制之中，吃了多少苦头
！”她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之后被正式逮捕判刑是“冤案”。但是，那些在文革初
期死于造反派暴力之下的北大师生，是否会因此而原谅她呢？

    周一良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详细描写了自己得罪聂元梓的下场。周一
良颇有政治热情，文革初期便积极参与校内的派系斗争，他选择参加了“井冈山”
组织，而“井冈山”与聂元梓所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组
织。周一良还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
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周一良家抄家
，将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周一良有一条腿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
索，抄家过程中周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

    周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周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
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
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
，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

    当最高统治者利用学生造反派打倒彭真、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派”之后，聂元
梓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多钟
，毛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关于聂元梓和北大的文革现状，毛在谈话中海
阔天空地说：“事情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
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一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
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毛又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
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毛还说
：“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还得
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叫林彪同志给你几千几万，可以
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一席讲话已然决定了红卫兵领袖们被抛弃的命运。

    当工、军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熏天的权势。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
会上被迫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
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
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
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
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
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
家承认反对毛主席。”然而，这一切后来在聂的回忆录找不到蛛丝马迹。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
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被定位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
”。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
“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
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
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
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
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
：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
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
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
继续审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也成了一
枚棋子：她曾经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
，这正应了“作茧自缚”这个成语。

    聂元梓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这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自由。聂
的回忆录重点讲述个人的革命历史，以及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虐待。聂认为自己被判
重刑，是因为邓小平痛惜儿子邓朴方在北大被逼跳楼终生残疾，亦是因为当时复出
负责司法工作的彭真的泄愤。聂还为自己出狱后的生活叫屈，并向胡温上书，但不
可能获得任何回应。

    聂在回忆录中仍然宣称自己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文革在她心目中只是
一个小小的错误和挫折。对于北大来说，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学
”传统的一次痉挛式的发作。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北大，以学问和教育为最高人生追
求的“老北大”教职员工的边缘化，以政治运动及阶级斗争为喜好的“新北大”的
政工干部的得势，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仇恨知识、敌视文化和泛政治化的氛围笼
罩整个北大，最后北大被毛泽东选择作为文革的摇篮，乃是首当其冲。而聂元梓正
是此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　洪子诚的反思：我们都是“打手”

    谁是真正的无辜者呢，或者我们都是“打手”？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中文
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点往事》的回忆
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人的回忆文章中读到的，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
面当年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是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
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

    洪子诚那时是一名年轻教师。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
，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他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
。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
，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
、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
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
，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
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
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
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
，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

    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此过
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扮
演过“批判者”的角色。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
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

    那时，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
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
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
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
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

    临近毕业的时候，洪子诚去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
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个人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
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瑶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
。洪子诚教授感叹说：“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
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
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
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
的反省。”

    反右已经为文革打下了基础。北大学风的毒化早已在慢慢蔓延。洪子诚意识到
，自己当年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文革时期学生对自己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
联系。在历史长河中，自己并不完全是无辜者和受害者：“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
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
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
’的位置上。”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其模式总是一批自以
为纯洁的人去侮辱另一批被视为“不洁”的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角色
转变，瞬间便可以完成。此时此刻的“被批判者”，有没有责任为昔日自己作为“
批判者”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呢？

    断裂在北大已经发生了。作为五四传人、作为西南联大的学子，王瑶为后辈学
人树立了崇高、几乎不可复制的榜样，以之为起点，洪子诚追问道：“在王先生的
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
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
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八十年代，朱光潜、宗白华、吴组湘、王力、王瑶这一代大师完成了天鹅的绝
唱。那是在文革的废墟之上的惊鸿一瞥。他们力图恢复蔡元培时代北大的精神本源
，却未能如愿。文革对北大的伤害太大了，大得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迄今为止，这
种伤害仍然像艾滋病病毒一样无法从北大的血液中得以根除。换言之，它亦成为北
大传统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国，这就是我曾经求学的北大。如何去伪存真，如何驱恶
存善，如何在这文革暴发四十周年的日子里为文革“立此存照”，这是一个严峻的
问题。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
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
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
：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
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
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
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这是含着血泪的祝福。在毛泽东心中，北大仅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棋子；但在
文革十年的历史中，北大确实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负面角色。文革时代的政治风云给
当代北大的走向打下了深刻烙印，也成为北大历史传统中最具争议却最“鲜活”的
一部分。作为一名曾经的北大人，我认为：反思文革，应当从反思文革期间的北大
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横断面。

    昔日，鲁迅在总结北大校格的时候曾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
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
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
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今天，北大不仅需
要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更需要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那就是文革沉重的遗
产。只有直面北大传统中的不健康因素、直面北大历史深处的血痕，北大才能走上
一条真正的“现代大学”之路。

    在文革开始四十周年的时刻，在北大迈进新纪元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
的抗战。这样的“抗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改定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