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 读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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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集体化”的当代价值——读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

沙垚  破土独家撰稿人

来源：破土原创首发　 2015-06-16 12:19 　

【破土摘要】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并不遥远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在“三农问题”普遍的今天，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卢晖临等一批学者来到农村，开始反思，“人民公社”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呈现出三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生产队主导农村劳动生产方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平均主义之风盛行，劳动生产率底下；1970年代末以来，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制度带来了农村粮食产量的连年丰收，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恢复与发展。

第二阶段，至1990年代以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陷入新的困境，“三农问题”逐渐显现，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找生存之道。表面上看，“打工潮”这一现象增加了农民收入，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能量；事实上，农民转移到城市，带来了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没有根本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加剧了农村的衰败；另一方面，“城市贫民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第三阶段，从何处寻找“三农问题”的出路？世纪之交，一批学者开始提倡“合作化”，经政府鼓励各类新“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成立，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学者们意识到，并且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和发掘“集体化”遗产，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呼之欲出。

卢晖临便是这批学者之一，《通向集体之路》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语境之下诞生的作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94年，作者就开始进入他的田野点，对集体化时代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进行民族志工作，可以说，是走在学术的前沿。

整整二十年之后，2014年卢晖临在与李长江、潘毅合作的《周家庄：人民公社遗产的新启示》一文中，他希望农村研究，能够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逻辑，从而一方面更公允的评判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对未来的集体经济的想象。”这一想象，或者说路径的探寻，可以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可能的尝试。”

第一，避免中国农村单纯地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从而导致农村的“空巢”与“破败”；

第二，避免中国农村走上美国大农场式的发展路径，因为中国农村不仅是一个经济体，更是一个“乡土中国”的社会。

农民主动性的生成机制

那么，二十年前，卢晖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什么？

他在《通向集体之路》的总结中提出，“集体制度虽然由国家推动和组织，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但是农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被裹挟到集体化的大潮中，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沿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推波助澜，甚至在可能的范围内调整和改变了潮流的走向。”简言之，农民在集体化制度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的主动性。

作者认为是“自发势力、农民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这三者复杂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形态。”但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者三者是如何“复杂”“交互”的。

回到文本，再结合我在田野调查中的发现，可以概括出一种“交互”机制，或者说农民主动性的生成机制。

第一，组织。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是农民不断被组织的过程，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组织化，同时也是“一套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通过各种渠道（工作队、学习班、批斗会）自上而下地灌输给农民”的意识形态的组织化。

第二，动员。作者认为“集体主义”在农村社会的动员力，不仅是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而且激发了“潜藏在乡村社会内部的力量”——平均主义和自发势力——成为集体主义在农村“落脚”的基础。换言之，这一动员方式使农村外在的政权的意识形态与内在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社会的力量有机结构在一起。

第三，参与。农村的集体化，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参与其中，从而避免了梁漱溟所说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

第四，建构。集体化制度的建立，是一套既有的农村“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遭受攻击并最终崩塌，而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但作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一“建构”过程并没有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终止，直到今天，这种“建构”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延续着。

讨论：“重新表述”

“重新表述”指访谈时被访对象由于种种原因常常“重新表述”过去的“事实”，作者认为“重新表述”是应当被“杜绝”，但在方法上却无法避免，因此只能“尽量将其空间缩小”。

但是，在访谈时，我们是否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客观事实”吗？例如，一个农民在1970年代、1980年代以及2010年代分别讲述发生在1960年代的一件事，可能他讲述的方式、讲述的内容和他对事件的评价很不一样，但无论是何种讲述，都具有研究价值，因为讲述本身就包含着不一样的时代烙印，包含着作为人的情感与记忆。他们为什么要“重新表述”，他们是如何表述的，过去和现在是如何通过他们的表述连接在一起的？因此，重新看待和重视“重新表达”，将会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获得新的发现。

正如行龙教授在《回望集体化》一书中所言“不可淡化：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集体化是中国人民历时半个世纪的实践，将之置于20世纪的历史脉络中，连贯的分析和研究，其经验、教训和遗产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发掘。



卢晖临，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5年出版新著《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书以作者在安徽南部自然村——汪家村前后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讲述了一个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的故事。

http://groundbreaking.cn/yanyi/laogong/17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