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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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王广宇

    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起来造工作组的反，声称要夺工作组的
权，被当时的工作组关了禁闭，打成了“反革命”。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文革小组
得知此事后，派王力、关锋去清华大学的禁闭室单独同蒯大富谈话，了解蒯大富反
工作组的观点和被关押情况。王力、关锋回来后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他们认为，
蒯大富只不过反对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不准革命的错误做法，蒯大富不是“反革
命”，而是一个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王、关还说他家庭出身也很好，是小手工业者
家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
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
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
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注：据原首都三司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回忆，首
都三司是由１６个发起组织的代表１６人组成负责人会议，并无蒯大富在内。见《
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发表于五柳村网站）蒯司令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风云人物
。

    笔者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同这些红卫兵领袖都有过接触，
相比之下同蒯大富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太傲气。

    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
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
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
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蒯大富在会上说话没准
头，表现出颐指气使，左得可怕。从他的发言看，他真是一个“造反派”，他唯我
独革，不讲政策，不顾集体。会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他的印象是造反精神有
余，领袖的气度欠缺，办事不可靠。

    蒯大富既然己成为造反派领袖、虽然他有些缺点，中央文革依然是支持他，并
把他们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当成依靠对象。中央文革派了一个记者组常驻
清华大学，及时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

    我平时同蒯大富接触不多，都是因为有紧要工作找过他两次，每次我找他，他
都带搭不理，向他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他都不在乎。以当时中央文革的地位
和权势，北京高校的红卫兵领袖，都把中央文革当成靠山、后台。因此，凡中央文
革小组下达的“指示”，这些红卫兵头头都遵照执行，就连“老佛爷”聂元梓，对
中央文革的“指示”也是惟命是从，唯独这位蒯大富司令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可
以不加理睬。可见此人造反精神之强。我举两个小例子：

    １９６７年５月，部分军事院校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报社。占领了解放军报社
的办公楼，使解放军报社无法正常工作。林彪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总政副主任（
一天也没有到职）、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去解放军报处理红卫兵冲击军报事件
。关锋带着林彪给红卫兵的指示信，说服红卫兵退出军报，并同冲击军报的各军事
院校红卫兵头头谈判，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几个坚定分子，
拒绝退出军报，赖在军报的编辑部办公室不走。关锋同一起去处理此事的北京军区
司令员郑维山商量，决定对这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军事院校学员实行军法制裁，当
场抓了几个学生（关了一两天就放了）。因冲击军报被抓的红卫兵头头所属组织当
然要设法营救，他们有可能到北京著名高校串连，声援被抓学生。关锋想到这个问
题后，马上决定，迅速向北京五大领袖传达军校红卫兵冲击军报的真相，以及为什
么抓了几个拒不执行军令的学生，告诉五大领袖不要听信冲击军报的红卫兵组织的
片面宣传，不要支持他们的错误行动。

    关锋派我去找这些高校红卫兵头头，直接向他们传达这些意见。北师大的谭厚
兰由关锋安排别人去传达，其余四位，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由我去传
达。我从头一天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一直随同关锋在高度紧张中处理冲击
解放军报事件，没吃、没喝、没睡，马不停蹄地又跑四个大学，在北大、北航、地
质学院，分别向聂元梓、孙蓬一、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传达解放军报事件和对他们
的要求。这些头头都积极支持中央文革的意见，保证不支持冲击解放军报的红卫兵
组织。

    到清华大学已经是次日上午九点左右，因蒯大富住无定所，一般人很难找到他
。我费了很大劲，才算在一个宿舍楼找到了这位“司令”。蒯大富正在一间学生宿
舍的上铺睡大觉，同学们把他喊醒，说有人找他有重要事，他翻了个身看到我，动
也不动，爱搭不理地问：“什么事？”我说：“有一件重要事同你单独谈谈，请你
起来我们找个安静地方谈，宿舍人太多。”蒯大富仍不动窝：“就在这说吧！我还
困着呢。”我说：“这个环境没法谈话。”他还是不起床，然后他说：“你去找其
他勤务员说去吧，我要睡觉。”我作为中央文革的办事员，以往开会常和蒯大富见
面，他认识我。蒯大富对我的这种傲慢态度，在著名的红卫兵的头头中我还从来没
有碰到过。我碰了蒯大富的硬钉子，只好找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另一位勤
务员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意见。

    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
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
子，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排除异已，
打击报复其他不同意见的勤务员，造成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不团结，甚至分裂。对这
个情况，１９６７年夏天一位同我比较熟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勤务员，在人民大会
堂开会休息时，向我倾诉了她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内部的团结的深切忧虑
。她说：“我们这些同学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起起来造反的，我们共
过患难，现在掌了权，蒯大富容不得不同意见，他太霸道了，许多勤务员对他敢怒
不敢言。这样下去，清华井冈山早晚要造成分裂的。”说着，这位勤务员流下眼泪
。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事件”发生后，７月２５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百万
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著名高等学校红卫兵头头都上了天
安门城楼，五大领袖自不必说。当王力拄着双拐，包扎着断腿，一瘸一拐地走上城
楼后，各造反派头头蜂拥上去将王力团团围住，问这问那，表示慰问。在天安门城
楼的休息厅，王力坐在沙发上，红卫兵头头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简直是水泄不
通。趁着大会开始前，向王力提出了许多有关“武汉事件”的问题，包括“武汉事
件”的经过，百万雄师，发动“武汉事件”的背景，各军区的情况，提出了许多当
时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人多嘴杂，王力回答也没头没脑，不知所云。直到宣布大
会开始，红卫兵才散去。

    大约过了几天，可能是１９６７年８月中旬，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杜越凯到
钓鱼台探望王力，杜越凯顺便问王力一件事，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办的小报登出
了王力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不知是否有此事。王力解释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
怎么能讲话，那些红卫兵把我围起来，东一句西一句地提问题，我随便应答，哪里
有什么讲话。”据说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登出的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内容涉及
军队的元帅、将军；“七二○事件”后台，要打倒谁之类的内容，王力也没看到这
个小报。王力得知此事后，把我叫去，叫我马上给蒯大富打电话，叫他收回那份登
有王力讲话的小报和传单，并发表声明宣布这个传单的内容是虚构的、错误的，以
挽回小报散布的谣言所造成的影响。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找蒯大
富接电话，有人说他不在，也可能他故意不接电话。我只好把王力批评蒯大富，要
求把制造的王力讲话收回的意见传达给另一位勤务员，让他尽快转达给蒯大富，让
他马上发表声明，并收回那份杜撰的“王力讲话”的小报。可能那位勤务员已经转
告给蒯大富，但未见蒯大富有任何动静，他既不收回小报，也不发表声明检讨，依
然我行我素。

    过了几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碰到了蒯大富，便问他：“王力在天安门城
楼讲话的事，那位勤务员给你说了吗？”他漫不经心地说：“知道了。”我问他：
“发表声明了吗？”他转身就走了。

    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
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
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从另一方面说，蒯大富又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头头，他抵制关锋、王力的“指示
”，可以解释成他早就预见王力、关锋必然垮台，才不买他们的账，究竟是为什么
，只有蒯大富自己心里明白。

原载《记忆》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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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李自茂


    自称为“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王广宇在《记忆》第十一期发文，回忆了他与
蒯大富的交往。（见本刊Zk0902c)

    笔者并不看重他对蒯的印象与看法，看重的是他的“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先
生在文革期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读者由他在文内的字里行间便可见一斑。文革中
，中央文革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王广宇作为办事组的成员乃至组长，那地位比中
央委员还高（可谓见官高半级）。以他的“出身”，写出“回忆”，一时势必“洛
阳纸贵”。

    载于“记忆”的文章，自当属“史实”类，日后将被收入“史记”。但笔者看
后如堕五里雾中，不辨东西。清华大学那段历史被王先生搅得面目全非。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试撮其要者，述评如下。

（一）“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
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
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
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

    披露出的这段话中，蒯之“三司司令”一职，在文中已被他人解除，此不赘述
。

    当年在清华的人清楚的记得，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和８月２２日，周恩来两次
携中央文革及一干领导到清华开万人大会，批评工作组，为蒯大富等“蒯派”人物
平反。王说是“中央文革决定”云云，与我的记忆就有了偏差。若王辨解说那时周
恩来等同中央文革，倒也没大错。问题是蒯大富并未因此而“名声鹊起”，更未“
一夜之间”就“变成响当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王铁成等在清华的状
态是：“不是反革命，至少也不是好人”。这个事实在许多清华人的回忆中都可找
到，如万润南的“遗事”内。蒯大富也未“趁势”就“拉起了队伍”，而是由８月
５日算起的５０天后，即９月２４日才在两个山头之外“拉起”井冈山红卫兵。至
于“兵团”一说，更要迟至１２月底。

    这些在清华文革大事记里明白无误标明了的事实，王先生竟信笔涂鸦，我不明
白是他“失察”还是其它？他的井冈山有“勤务员”一说，更令我等不明就里，以
为他在谈北航，因为清华井冈山向无勤务员一说，而只有总部委员。

（二）“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
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
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
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

    与前一段相似，王先生按“一夜之间”、“趁势拉起”的笔法，在６６年８月
就见到了四个月后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不但开了小会，（请读者注意，
是小会，就是说坐得很亲近，不会搞错的！）王不但参加，还“作记录”。我相信
王先生的“记录”还在，请他拿出晒晒，并把它送交历史（党史）博物馆，以飨后
人。

（三）“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
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
的影子。”

    笔者固陋，文革中仅出校们两趟，除６６年１０月在东北转了几个大城市外，
就是在６７年夏跑到绵阳军分区“拥军”了，确未看见井冈山兵团如何“在全国各
地横行”的姿态。但，王先生说，“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
井冈山的影子”，就属臆断了。

    我要求王先生必须就此话提出确凿的证据，并把那证据放到《记忆》内，否则
就写出道歉文字来。绝不可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信马由缰，“攻其一点，不及
其余”，“打击一大片”而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

    有中学文化水准的人就能看明白，“几乎”的数学比例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有”则是无例外。我请问王先生，你在全国知名的武斗事件，如石河子、上海
打上柴联司、重庆、青海、广西、武汉７·２０等事件中看到的“影子”之本主是
哪个？就是在清华园内，抛开“百日武斗”，其它“打砸抢抄抓”事件中又有哪些
井岗山的影子？凭空臆断是不行的。

    王先生身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理应指出在那些事件中中央文革的“影子”
，也真实的把自己“影子”在哪里告诉我们和后人，而不要去“望风捕影”。

（四）“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
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
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的牛气！”

      窃以为王先生这里的认识有偏差，对回忆史实来说，蒯司令何等牛气并不重
要，辨别王力讲话的真假更重要、也更有意义。我相信王先生当年乃至今日都有此
能力。说到牛气或牛Ｂ，应当说王先生比蒯更牛Ｂ，唯其如此，王才对蒯的牛Ｂ耿
耿于怀，四十年不忘。

    凭心而论，王先生的回忆也有枝有叶，不像有些回忆录全部胡编乱造，或乔装
打扮，或文过饰非，或瞒天过海，或东拼西凑。我之评述王的文章，仅因王先生的
名气大，我更看重而已。王先生的文章还是由海外传回来的，可见其影响之广。

    期待王先生写出令我们这一代满意的不掺情感的真实的回忆文字来，那对研究
文革、对后人、对中国，都功莫大焉。